文化社會學視域下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核心意涵及其本土化探析

李佳豫，熊 歡

(1.華南師范大學 體育科學學院，廣州 510006；2.上海體育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438)

在以西方力量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文化全球化的研究越來越傾向于采取更本土化和雜交化的視角[1]。從域外傳入的高爾夫球運動在其進入和融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中,不僅曾被當作吸引外資、改善營商環境的手段,還曾是國土資源整治和反腐敗的重點領域。針對該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消極影響,國家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清理整治,在此之后,這項運動依然存在于中國社會并在政策引導下發揮著其社會及產業價值。于是我們不得不思考,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是如何扎根中國的?能否通過對其中國本土化歷程的剖析,提出其更好適切中國社會的策略?本文嘗試通過對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核心意涵及其中國本土化歷程的研究做出回應。

文章通過文獻研究,關注特定類型的社會結構和其變化模式的特殊性[2],采用發生學視角闡述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的核心意涵,并結合高爾夫球運動文化變遷模式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剖析在中國社會變遷中高爾夫球運動文化脫域與再嵌入的本土化歷程。

1 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的核心意涵

《辭源》對文化的解釋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制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特指社會意識形態。與之類似,普洛格[3]將文化作為一個包含所有人類創造物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一種適應系統或機制,認為文化涉及人類賴以生存的3種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心理的關系?；诖?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可被視為人類通過參與高爾夫球運動形成的與自然、他人以及自身心理關系的適應系統,具體來說,這種適應系統可以被視為人與自然、社會交往與人格發展的綜合系統。

回溯至14世紀,高爾夫球運動的田園文化是從人與自然關系中衍生出來的。在西方工業文明之前,蘇格蘭是歐洲最貧窮落后的國家,其土質堅硬貧瘠,更兼有占總面積約2/3只宜粗放經營的高地[4]。在此背景之下,牧羊人探索出了一種消磨時間的活動,即用牧鞭輪流抽打各自選中的石子,最先將石子打入兔子洞者獲勝。在適應自然、謀求生存的過程中,蘇格蘭人創造了高爾夫球運動的田園文化雛形。從本質來看,高爾夫球運動將欣賞自然風光與身體鍛煉、消磨時間相結合,滿足人們與自然環境親密接觸的需要。為此,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形成了一些保護球場生態環境的規則及約定俗成的規定,如不在球場打球區吸煙、扔煙蒂,定期更換發球臺位置,刮傷或損壞草皮后補草補沙等,引導參與者在打球過程中愛護球場,讓高爾夫球場良好的生態環境能夠得以保持或實現自我修復[5]。由此,高爾夫球運動所蘊含的田園文化進一步豐富、深化。

至16世紀,高爾夫球運動逐漸受到蘇格蘭上流社會的推崇。由于中世紀受到貴族群體的青睞,這種源自牧羊人的身體活動,逐漸成為貴族田園社交的媒介。逐漸地,原本以田園社交為目的的松散的田園聚會形式,開始向球友之間溝通交流的平臺形式過渡,并在人們自愿加入模式的推動下,成為球友自發組織、非營利的社會形態發展。但是,這些組織形成的倫理道德是物化的、依附于資本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高爾夫球俱樂部,與在商業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其他類型的俱樂部一樣,是由相似社會階層的人創造的一種排他性的社交場所。由此,以娛樂性、資本依附性及排他性為基本特征的高爾夫球運動所蘊含的俱樂部文化逐步形成。

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歐洲社會便已存在貴族階層的社會認知。這一群體對社會的影響不僅是政治與經濟層面的,也是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的,即使工業革命后,中產階級建立起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但是他們在文化上卻帶有明顯的向上模仿的色彩。按照Freud提出的人格發展歷程[6],在這種模仿中更多的人從本我(Id)主導過渡到自我(Ego)主導,而后接近由超我(Supergo)主導的狀態。具體來看,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曾簽發一項“完全停止并取締高爾夫”的法令,其原因是蘇格蘭與英格蘭百年戰爭時期,蘇格蘭士兵沉迷高爾夫球運動,妨礙了本應進行的箭術訓練[7]。在此背景之下,個體無法保持遵循快樂原則的“本我”,受法令的限制,進化而成“自我”。直到1502年,隨著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簽訂和平協議,社會趨于穩定。隨后詹姆士五世在繼承英格蘭王位后,正式成為了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在他的推介下,高爾夫球運動成為更多王室貴族的選擇。對運動的渴望是支配人類行為的基本欲望之一,屬于“本我”的范疇。由于彼時歐洲貴族階層獨特的社會地位,他們的貴族精神和行為準則也成了全社會學習與效仿的文化參照系[8],在歐洲貴族的消遣中形成的文明社會特征,包括自我約束、禮貌、順從和體面的行為[9]。高爾夫球運動禮儀所要求的“安全、禁聲、優先權”等,也都是在強調要為他人著想、體現個人風度,在此過程中使參與者從自我的長期存在中,實現超我的狀態,高爾夫球運動所蘊含的根深蒂固的貴族文化便由這極為深入的人格結構而來。

2 脫域時期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的本土化歷程

上述對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核心意涵的剖析,能夠為厘清該運動扎根中國社會的歷程提供具體的切入口。源自西方的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在植入中國社會“土壤”時,需要完成脫域(dis-embedding)與再嵌入(re-embedding)的過程,即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以某種方式從一個環境中被抽離并被置于另一個環境的過程。正如Giddens所言,由脫域喚起的圖像能夠更好地抓住時間和空間的轉換、組合,這種組合對社會變遷和現代性的內涵都是極為重要的[10]。由此,本文將通過對高爾夫球運動文化脫域與再嵌入樣態的呈現,完成對其認知模式“破與立”的審視。

鴉片戰爭以來,在傳教士、外國經商者等的推介下,經漢口、廈門等多個通商口岸擴散,高爾夫球運動文化進入了在“有意識與無意識相結合的狀態”下扎根中國的脫域時期。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的脫域與再嵌入是相互交織的,并無十分明確的時空界限,但為清晰呈現,故將脫域與再嵌入的過程進行了剝離并闡述如下。其中,高爾夫球運動文化脫域歷程主要出現在19世紀下半葉。

彼時,高爾夫球運動的田園文化發生異化,俱樂部文化日趨成熟,貴族文化日漸式微。首先,回顧過去幾個世紀的發展歷程,能夠發現高爾夫球場給英國的生態環境資源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由此,強調與自然休戚與共的高爾夫球運動田園文化開始發生異化。生態環境沖突、土地資源壓力和地價上漲,使得高爾夫球運動在英國的發展越來越艱難。以此為背景,開發商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開設新球場是有利可圖的,因為這些國家相對容易進入,而且地價和勞動力便宜,建設和維護成本較低。其次,高爾夫球俱樂部章程中已明確規定會員必須每年繳納會費,并且在接受球童服務后需要為球童提供小費。此外,高爾夫球俱樂部人數往往受到人為的限制,比如男女會員比例的限制[11]?？梢?脫域時期的高爾夫球俱樂部文化已經通過書面的形式進行了普遍意義上的規范。最后,高爾夫球運動的貴族文化日漸式微。1832年英國進行了議會改革,政權從貴族轉移到了中產階級工業資本家[12],伴隨著這一變遷的是貴族文化對社會影響的日漸式微。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的貴族文化同樣開始告別過去“強勢文化”的身份,但過去形成的高爾夫球運動“貴族式”的禮儀、行為準則在日積月累的深化中保留了下來。

總的來說,脫域時期的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影響下,已然與其初期的文化核心意涵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脫域時期的俱樂部文化日益規范、貴族文化則日漸式微,田園文化則業已顯現出其今后在眾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異化的端倪,其異化的背后是內嵌在西方資本主義生態文明中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原罪”,具體表現在推行生態殖民主義,使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惡化、資源匱乏,以此換取自身的物質豐裕和愉悅生活[13]。

3 再嵌入時期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的本土化歷程

回顧過去,由于鴉片戰爭的戰敗,賠款割地、開口通商、日漸腐朽的官僚統治等都給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帶來了致命打擊。在此背景下,高爾夫球運動在英國人的推動下開始進入中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鑒于高爾夫球運動的資本主義屬性,國家全面實施禁止政策,這項運動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84年,高爾夫球運動在中國才重振旗鼓,并于1995年后開始了井噴式發展,不過從2003年《關于進一步采取措施落實嚴格保護耕地制度的通知》開始,一系列規范性的土地和稅收政策陸續發布,并經過2017年以來的全國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工作,中國球場數量縮減了約35%[14]。即便如此,高爾夫球運動的價值依然不容忽視,其發展依然得到部分省市的扶持?？梢?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在我國經歷了被動發展(1870-1948年)、停滯(1949-1983年)、重振旗鼓(1984-1994年)、井噴式發展(1995-2002年)、批判式接納(2003年-)的曲折反復的再嵌入歷程。

3.1 被動發展及停滯階段(1870-1983年)

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界,中國進入近代社會[15]。依照《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中國相繼開放了廈門、漢口等近20個通商口岸,外國傳教士、使館人員、貿易公司的常駐雇員將多種現代體育帶入中國。在他們于通商口岸建立的度假村里,出現了足球場、板球場和高爾夫球場,不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機會進入其中。目前,關于高爾夫球運動出現在中國的文字記錄可以追溯至1898年發表的《高爾夫球運動在中國》的文章,文中提到漢口高爾夫球場由英國人費里爾于1870年建造,并于1878年正式注冊[16]。隨后,外國僑民相繼在廈門、上海、武漢、營口、天津、劉公島和威海設立了高爾夫球會和球場[17]。

從1949年至改革開放初期,雖然這一時期的中國高爾夫球運動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流毒而明令禁止,處于發展停滯階段,但新中國從戰爭的廢墟中日漸強大為高爾夫球運動未來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特別是“一五”時期,隨著經濟建設的恢復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18]。1980年,黨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取得重大突破。

近代,絕大多數國人被隔離在球場之外,彼時的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并沒有被廣泛認知的基礎,并囿于這一時期史料的缺乏與分散,目前對于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本土化樣態,僅能通過當時外國人留下的極為有限的圖文資料進行推測。加之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全面取締,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也隨之在中國大陸消散,留給國人的僅是一種模糊印象。

3.2 重振旗鼓及井噴式發展階段(1984-2002年)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加之1995年8小時工時制度的實施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給人們提供了充足的時間,各種健身、體育、娛樂場所的涌現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娛樂休閑環境。在此背景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提出通過建設高爾夫球場吸引外商投資。1984年由霍英東、鄭裕彤等創建了中國大陸首個高爾夫球場[19],次年三鄉農村學校的18名學生組成了中國首支高爾夫球隊。也在這一年,中國高爾夫球協會成立,河北省體校選拔了10名運動員前往日本接受高爾夫球運動的專業訓練[20]。由此,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迎來了改革開放后重振旗鼓的階段。

1990年,首座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建造的高爾夫俱樂部--北京鄉村高爾夫俱樂部開業。1993年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出臺《中國高爾夫球運動實行職業化制度的具體方案(草案)》,當年7月中國高爾夫球的職業化制度得到國家正式認可,10月首次職業高爾夫選手資格選拔賽舉行。同年,國內首個高爾夫開發設計建造管理公司成立并舉辦了高爾夫博覽會。1995年中國大陸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高爾夫球場達28座,接待打球者15.6萬人次[21],北京高爾夫運動學校也在當年成立。1998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將高爾夫球桿作為國禮贈送給來華訪問的克林頓。此外,隨著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中國關稅水平大幅度降低[22]。這一階段,多方投資商先后在中國投入了40多億美元用于高爾夫球場建設[23],中國高爾夫球場數量出現了井噴式增長。

3.3 批判式接納階段(2003年-)

隨著高爾夫球運動在國內的快速發展,一些問題也暴露出來,資本運作邏輯下的行業“失范”現象叢生,例如國土資源的違規占用、公款消費等腐敗問題。為規范高爾夫球運動在我國的發展,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投資、關稅等管控政策對其進行統一調控。隨后經2017年前后國家針對高爾夫球場的規范化清理整治[24],相關部門還對土地資源占用、環境破壞及腐敗等現象予以介入并阻斷,整治工作成效顯著。

在大刀闊斧的清理整治、切除中國高爾夫球運動場域中的種種“毒瘤”之后,這項運動得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其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向影響,國家、地方政府及相關組織也積極轉變思路,為釋放高爾夫球運動的社會及產業價值提供政策引導。具體表現在近年海南省、深圳市、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相關文件中,明確提出大力發展高爾夫旅游,將高爾夫球運動作為一類扶持項目,予以辦賽資助等。通過對近年來高爾夫球運動相關政策的梳理(表1),從側面呈現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社會背景。

表1 近年來高爾夫球運動相關政策文件匯總表

3.4 高爾夫球運動中國本土化變遷的內在理路

“內在理路”的概念由著名學者余英時提出,借以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有其自主性。具體來說,“內在理路”的提出主要是為了呈現思想本身也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領域,有它內在的問題。學者們可以從它的發展過程中找到從上一個階段轉變到下一個階段的線索,即理路[25]?？v觀高爾夫球運動中國本土化變遷歷程,其曾被當作吸引外資改善營商環境的手段、國土資源整治及反腐敗的“戰場”,如今成為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及建設體育強國的路徑之一。上述變遷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內在理路,即資源稟賦、制度供給的綜合作用。具體來說,資源稟賦涵蓋外部與內部資源兩大類,前者指涉自然資源與人文歷史等,后者則主要指與基礎設施相關的資源,如道路交通、信息平臺等。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特區的創辦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新思路。彼時,我國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26]。以此為背景,我國迎來了高爾夫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然而,高爾夫球場的違規占地、非正當消費等現象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消極影響。鑒于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管控政策,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是“社會之游戲規則”,也是對維持人們關系的制約,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執行機制。高爾夫球運動中國本土化變遷正是在如上3項“游戲規則”的規制下開始剝離各種消極因素。事實上,若沒有國家的強力規范、整治,高爾夫球運動可能在各種腐敗的裹挾下走向消亡,抑或重新走上新中國成立之初被徹底取締的老路。2019年以來,國家明確提出推動高爾夫球運動項目健康發展,并帶動了一系列引導性政策出臺。應該說,在國家大力整頓之后,高爾夫球運動逐步呈現出作為運動項目的本來面貌。

總的來說,高爾夫球運動中國本土化實踐是以資源稟賦為基礎,政策引導與資本運作的博弈。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亟需找到招商引資、優化營商環境的投資項目,高爾夫球場便成為選項之一。然而,當負面問題與高爾夫球運動聯結起來時,政府的管控及引導起到了關鍵作用。經過國家的整頓治理,這項運動得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其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向影響,進而深化其中國本土化之路。

4 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特征與展望

目前,中國高爾夫球運動依然保留著十分鮮明且有生搬硬套之嫌的西方田園文化、俱樂部文化及貴族文化的特征,中國社會也因此承受著這些文化“水土不服”、異化的消極影響。高爾夫球運動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種種不良影響,已遠遠超出全球高爾夫球運動管理組織R&A和中國高爾夫球協會等社會組織的管轄范圍,只有在中國政府強有力的行政干預下才得到逐漸緩解。與此同時,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自主探索也在賽事組織、人才培養以及大眾普及方面展現出勃勃生機。

4.1 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特征

4.1.1 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的異化

從文化的“美人之美”視角來看,不僅要對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的內涵進行剖析,還要對其本土化演進過程中的影響因素進行審視。部分域外文化引入的“轉譯”過程缺乏本土的培植,也短于與本土現實情境與需求的耦合,在實踐中易出現“水土不服”的異化現象。具體來說,從田園文化異化的表現來看,雖然建設在廢舊礦坑、鹽堿地等區域的高爾夫球場為涵養水源、維持動植物多樣性提供了助力,但也不乏一些不合規球場的建設破壞了原有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為維護球場長期使用農藥、化肥造成環境污染,以及巨大的水資源消耗量。這顯然背離了最初高爾夫球運動田園文化與自然休戚與共的基本內涵。從俱樂部文化的異化來看,中國高爾夫球運動的參與者以高收入精英階層為主[27],展現的“資本依附性”“排他性”等特征易引發不良的社會情緒(social emotion)。同時,不可否認中國社會也與很多其他國家一樣,在高爾夫球運動中存在以非正當手段積累財富和消費的現象,例如賭球和公款消費等[28]。從貴族文化的異化來看,部分高爾夫球場以高額會費定位“貴族階層”,甚至為公款消費量身定制豪華會所[29],這里所說的“貴族階層”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貴族血脈傳承,而是以資本積累為基礎的財富象征。

4.1.2 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自主探索

如前所述,高爾夫球運動文化在中國社會中的發展,長期以來仍未脫離西方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框架。不過,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探索業已開始,這些探索主要生發于該項目在中國社會愈發豐富的組織形式層面,主要體現在高爾夫球賽事及人才培養方面。從賽事體系的中國本土化來看,從1995年第41屆喜力世界杯高爾夫球賽組委會成立大會在深圳舉行以來[30],多項世界級高爾夫球賽事陸續落地中國大陸。在2020年杭州國際高爾夫球錦標賽上實現了男、女球員同場競技,這一賽制創新引發媒體關注[31]。從人才培養來看,高爾夫球運動從最初以課后班、興趣班的形式面向中國的中小學生,發展到如今已成為一部分公立中小學的校本課程。而且,自2019年以來,中國完成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培訓體系的研發與應用,結束了過去在澳大利亞PGA培訓體系框架下的教練員培養方式,正式告別過去依賴域外教練員培訓的階段[32],可謂高爾夫球運動中國本土化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組織形式的本土化嘗試外,還有一些舉措也是率先在中國嘗試的,如中國青少年運動技能等級測評體系的研發與應用以及大眾普及策略。具體來說,自2018年以來中國正式展開面向青少年的“三階九級”高爾夫球技能等級測評工作,覆蓋青少年逾萬人。從大眾普及方面來看,中國高爾夫球運動從業者利用室內模擬器、綜合練習場、迷你高爾夫等多種形式,采取小三洞、單項技能挑戰賽、城市公園挑戰賽、親子賽、“互聯網+”等多種形式,降低高爾夫球運動的門檻,推動高爾夫球運動普及,覆蓋了更多社會階層。

通過上述這些豐富的組織形式和創新舉措,高爾夫球運動在中國社會中所形成的本土文化也初顯端倪。無論是球場建設中依循“天人合一”所形成的建筑特色,還是秉持“以人為本”原則所構建的高爾夫球運動組織形式,都回應著中華文化的呼喚。然而,過往的實踐雖然展現出了高爾夫球運動項目的中國本土化特色,但仍未形成具有較高社會認知度的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核心意涵,故還不足以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特色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毋寧說是中國文化在高爾夫球運動領域的彰顯。

4.2 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展望

體育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肩負著闡釋中國當代社會實踐的使命,不僅要立足中國、借鑒外國,還應挖掘歷史、把握當代并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動“凝視”,使之與當代流行文化交相輝映。從而,促使學界進一步反思中國體育文化的核心意涵,為增強中國體育文化自覺與自信提供參考,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美與共”貢獻力量。

觀照過去,早期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本土化的動力主要源自在中國境內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及少量中國人之間互動交流的需要。在隨后的“真空期”,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本土化停滯。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高爾夫球運動文化本土化的動力開始源于國家對于推動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但與此同時,高爾夫球運動開始與中國社會的一些負面問題聯結起來,雖然經過清理整頓、規范發展,越來越多的民眾能夠客觀看待高爾夫球運動,但徹底改變其舊有觀念并非一日之功。故而,展望高爾夫球運動文化中國本土化的未來發展,在阻斷上述消極現象的同時,加強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聯結將是可行之舉。例如,通過對中國傳統的“士文化”進行返本開新,將其與高爾夫球運動文化相耦合,使中華文化在新時代、新領域煥發出新生機。進而,在未來時空的長期發酵下,高爾夫球運動也許能夠成為中華文化的使者,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園”中與多元體育文化各美其美、美美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