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回歸理性：新時代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塑機制研究

王春順，喬鳳杰

(清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4)

1 問題的提出

體育生活方式是社會生活方式的分支,是人類主體通過體育實踐參與形成的一種生活方式。目前我國人民群眾對健康和體育運動的需求,隨著社會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質效的提升而日益增長。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國民體質健康問題愈發突顯,逐漸引發國家與社會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反思與追問。目前,我國大約超三成的大學生體質健康存在問題,而缺少體育鍛煉與未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是關鍵根源[1-2]。2021年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國大學生身體素質與健康狀況呈現下降趨勢,而長期以來的大學生體質下滑趨勢并未得到有效遏制[3]。從國家政策看,近年來頒布的《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和《“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要求“引導學生養成健康生活方式,形成積極向上的健全人格”,“把體育工作及其效果作為高校辦學評價的重要指標”,“豐富群眾體育生活,推動體育生活化”以及“開發覆蓋全生命周期的生活性體育服務”等,無疑為群眾體育生活與學生健康促進提供了制度保障。從社會結構看,大學生是未來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問題關乎國民健康促進和國家民族振興。若要全面認識、精準揭示及有效促進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必須對大學生體育生活實踐及其歸因有客觀了解,對其深層邏輯進行深入剖析。鑒于此,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①從社會實踐視角看大學生為何形成體育生活方式?②在社會實踐中大學生如何形成體育生活方式?③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塑機制是什么?

2 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2.1 生成體育生活方式的實踐場域

場域理論認為,基于位置之間客觀關系的網絡和構型就是“場域”,若將行動者所處的位置與其自身的位置感相聯系,便最終形成實踐的場域形式[4]。從社會實踐的視角觀察可發現,學校、家庭和社會是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生成的主要實踐場域。首先,學校是個體接受體育教育與進行體育參與的主陣地。小學階段的學校體育教師、場地器材以及活動環境等[5],中學階段的學生體育鍛煉時間、場地、方法、項目等[6],大學階段的學生體育自我效能、體育價值觀、社會人際支持、媒介支持、氣候條件、體育場館設施及便利性等要素,都將影響個體體育生活方式的形成[7]。其次,家庭為個體體育生活提供時空和秩序保障。在家庭環境對體育生活方式這一習得性行為的影響過程中,家庭資本發揮中介作用,家庭體育支持、示范行為以及促社會化行動等因素也發揮著影響[8]。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個體的體育生活方式存在較大差異,主要呈現在個體閑暇時間、體育活動時間及次數、體育伙伴、體育消費特點等方面[9]。從國外家庭體育經驗看,給予家庭體育專項經費資助、發布全生命周期與全年齡階段家庭體育活動指南、提升家庭成員大健康觀等,都能促進家庭體育參與[10]。最后,社會促進個體體育參與活力和動力延續。消解社會性別角色差異能夠弱化性別角色規范對個體體育生活方式選擇的消極影響[11],加強社會傳媒法制機制建設、轉變傳媒角色定位、挖掘體育傳媒衍生價值等舉措,也能預防身體參與層、生活意識層及制度建設層對個體體育生活方式的傳播異化[12]。顯然,當以上場域可被控制,協同建構過程就會推動生活方式嬗變,而社會實踐將促進個體體育參與活動和行為動力的延續,通過實踐場域創設體育需求的實踐資本。

2.2 發展體育生活方式的實踐資本

依據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組織或個體要實現發展,必須依賴外界環境和資源,對依存的資源進行整合以解決現實問題。毫無疑問,構建社會實踐主體的體育生活方式,需要依賴和整合隱性或顯性的體育資源,進而形成體育參與的實踐資本。一是體育實踐的身體資本。通常大眾體育生活方式的主要問題是身體參與層面欠缺體育鍛煉[13],而解決大眾體育參與的關鍵就是解決“人”這個行為主體問題[14]。養成良好的體育生活方式能夠促進個體的全面發展[15]。二是體育實踐的制度資本。構建基于體育生活方式的學校體育課程標準,能夠促進學生的體育生活方式形成,漸進完善學校體育課程的標準評價體系[16];而官方政策文件指導下的體育實踐主體被賦予了行為實踐的權利,為其體育生活方式的快速發展與健康有序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資本[17]。三是體育實踐的客觀資本。如增加家庭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家庭形成體育生活方式[8],而培育民間體育合作組織來提高民眾的體育組織化程度,也是應對民眾體育生活方式變遷的有效手段[18]。

2.3 延續體育生活方式的實踐慣習

“慣習”是一種可持續、可轉換的行為傾向系統,往往受到實踐主體內在的經驗、文化以及情感影響。從布迪厄對慣習理論的闡釋看,社會實踐場域和資本是形成體育參與行為傾向的前提條件,體育實踐慣習是實踐主體長期體育實踐積累的實踐經驗,逐漸內化成自身的實踐意識,實現指揮調動主體的實踐行為[19]。因而,體育實踐場域與資本的外在社會化影響,以及體育實踐主體參與體育行為持續性的內在行為傾向,共同構成其養成體育生活方式的結構性形塑力量。在此情境中,實踐主體自身持續遷移的體育行為傾向系統,將誘發個體在身心層面形成強有力的生活方式生成機制。一是體育實踐時間。體育實踐慣習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其中時間成本占據重要位置[20],個體靜態活動時間過長嚴重影響體育生活方式的可持續性。二是體育實踐空間。社會轉型時期休閑體育與民眾之間存在天然的親和力,不斷拓展個體的體育生活空間,是順應社會及構建健康生活方式的自我表現[21]。隨著民眾對城市體育文化和健身手段的日益接受,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場所逐漸從私有空間向公共空間過渡[22]。

2.4 理論框架

基于上述討論與分析,筆者發現社會行為主體的實踐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開展的,體育生活方式也總是在一定的體育實踐條件下形成的。法國社會學家提出的超越“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社會實踐理論,對于形塑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具有較強的適用性與指導性。因此,本研究以社會實踐和理性選擇理論為立證基礎,借鑒布迪厄場域、慣習、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追溯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歷程,搭建“實踐場域-實踐資本-實踐慣習”的理論框架,探究并揭示大學生作為體育實踐主體在學校、家庭、社會以及自我空間的生活方式形塑的機制進路。布迪厄在對社會空間的概念建構中,不僅融入了時間觀念,還提出三維空間的結構模式,即社會實踐者所擁有的資本數量、資本結構及二者在時間上的演化過程[23],而社會實踐的時間性向度,使其超越結構主義范式的傳統桎梏[24]。本文系統剖析了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生成、發展、延續的背后原因,并借助外部資源鏈條與內部機制文化的協同作用,探尋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及形塑機制。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方法

首先,依據羅伯特·K.殷的觀點[25],若面臨以下情況時,適宜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一是研究者似乎無法對研究對象實施控制;二是研究重點是針對當前出現的現實問題;三是著手解決“怎么樣”和“為什么”的關鍵問題。本文對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塑機制的研究符合上述情況,故采用案例研究法。其次,鑒于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塑機制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使用案例研究有助于深描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運動回歸理性的全過程,識別形塑體育生活方式的因果關系[26],揭示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核心要素、理論邏輯與實現機制。同時,若形塑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涉及多主體協同發力,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理性運動的復雜演變中探索其內在機理。

3.2 案例選擇

本文遵循案例研究方法對個案選擇的目的性和典型性原則,一則要求案例本身對于研究問題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二則要求選擇的案例有益于發展或構建理論。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社會實踐視角下的運動回歸理性,這就要求選擇的案例須符合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自主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的多重背景,也能夠充分呈現形塑機制的全過程。

一方面,本文利用研究者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在C市多所高等院校進行實地調研,采用“滾雪球”方式與預調研對象進行聯系并取得同意后,選取已形成體育生活方式的19名大學生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這些典型案例背后呈現了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不同實踐歸因,暗含體育生活方式的社會形塑機制,基于案例的深入分析并結合理論工具,剖析形塑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理論邏輯與實踐機制。另一方面,綜合參考國內學者有關體育人口、體育行為及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界定標準[27-29],將在過去2年及以上時間中具有較為穩定持續的體育行為的研究對象納入考察行列。對選取的案例對象均輔以參與式觀察研究,同時全部案例均涵蓋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橫向生活環境和縱向生命歷程,對案例收集的質性材料展開逐層分析和系統凝練,力求揭示新時代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形成及其形塑機制。

4 案例分析與機制發現

4.1 學校體育實踐的教育形塑機制

學校的公共體育空間在學生體育實踐中占據重要地位,特別是在我國的教育教學體系之內,體育與健康課程在大中小幼各學段的強制實施,以及學校相對完善的體育教育文化、場地設施與資源保障,都直接或間接強化了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體育實踐行為。高等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層級,大學生是具備一定社會適應能力和自我認知水平的實踐主體,能較好理解體育運動促進健康的作用、價值與意義,也能接受大學的體育與健康課程學習,以及參與課后體育活動。

(1)便利的參與條件為大學生體育實踐提供物質保障。供應充足的運動場地設施是學校的職責與義務,為滿足學校正常體育教學、訓練以及賽事活動的開展,學校會以師生數量為基數遵循一定的指標要求配置運動場地設施?！敖】抵袊彼{圖的規劃目標也指出,到2030年學校體育場地設施與器材配置達標率達到100%。滿足體育教學需求之外,高校配置的體育場地設施與器材設施還為大學生課余體育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讓大學生隨時隨地參與體育鍛煉成為可能。此外,各高校提供的智能體育場館預約系統、學生體質健康測試預約系統以及體育類人工智能輔助設備,并結合KEEP、悅跑圈等App平臺,能夠更便捷地為大學生參與體育鍛煉提供幫助與指導。

(2)完善的制度設計為大學生體育實踐營造文化氛圍。以H大學為例,其實施體育學分制及輔修第二專業制度,在大學公共體育課程結構和設置方面,全面考慮課程目標設置、學習過程、考核過程,在公共體育課程的選課、排課、預約學習與測試等方面,為學生提供了多項自主選擇權。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了考核過程的方便快捷。同時,學校重視課外體育活動與賽事組織,基本實現每學期課外體育鍛煉全覆蓋,不僅幫助大學生完成學校規定的學分修讀任務,還幫助他們順利“解鎖”多項新的運動技能(訪談資料:HMQ)。在H大學的課外體育活動中,除常規的春秋季學生運動會外,還開展籃足排“三大球”聯賽和乒羽網“三小球”聯賽,以及校園馬拉松、啦啦操大賽、趣味運動會、拔河比賽、跳繩比賽、學生體測技能大賽等賽事活動。在新冠疫情期間,該校依托線上平臺組織了“宅家微運動”“校園21天健康跑”等活動,通過帶動大學生群體參與體育鍛煉,在增強體魄過程中打贏防疫“攻堅戰”。H大學還借助體態評估與功能篩查實驗室、運動與健康實驗中心等機構,以及校園馬拉松跑團等社團,協同開展系列校園體育文化節活動,全面營造校園體育鍛煉的文化氛圍,為大學生體育參與提供了有利環境。

4.2 家庭體育實踐的資本形塑機制

家庭場域與大學生體育生活之間也有著密切聯系,是影響大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重要因素。經過長期觀察發現,大學生體育鍛煉、體育消費、運動競賽等體育參與行為及其生活方式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受家庭體育實踐資本的影響。

(1)隱性家庭體育資本影響大學生實踐需求。家庭里濃厚的體育鍛煉氛圍,不論是父母等家庭成員的體育參與行為,還是具有親屬關系的人員的體育參與慣習,都將對大學生個體的體育實踐形成教育示范和引領作用[30],而有著家庭體育實踐基礎的大學生進入學校后,除了延續家庭體育生活習慣外,還會自主選擇適宜自己的體育行為方式。親屬關系的影響,往往會激發大學生的體育實踐需求,在日常接觸及參與過程中逐漸形成對體育鍛煉的喜愛(訪談資料:ZCX)。比較典型的是家族習武之風的傳承與弘揚,通常武術世家的大學生也會將習練武術作為日常生活方式(訪談資料:YY)。此外,家庭體育價值觀念是家庭參與體育生活實踐的內隱性驅動力,并通過親緣關系傳遞給家庭成員進而影響其體育參與行為。

(2)顯性家庭體育資源影響大學生實踐行為。從資源依賴角度看,體育資源供給是決定體育實踐的關鍵因素,有效降低家庭體育實踐對外部體育資源的依賴程度,滿足家庭體育實踐的資源需求能夠穩定推動家庭體育實踐。通過家庭體育消費支出供給家庭體育實踐需要的體育類服務或產品等資源,能夠實現對家庭成員參與體育鍛煉的資本保障,促進家庭成員體育生活方式的有效形成。比如,在每年家庭支出中有固定的家庭成員體育消費支出,用于購買運動服裝、鞋包、健身器械等硬性資源,或者購買體育賽事門票、健身課程、運動技能培訓班等軟性資源,都將不同程度地促進家庭成員體育實踐行為(訪談資料:LLW)。

4.3 社會體育實踐的關系形塑機制

馬克思曾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在人與人具體‘交往過程中實現的’?！贝髮W生的社會體育實踐是其交往消費和資源鏈接的重要載體。在經濟發達與物質豐富的現代社會,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價值主流,大學生的社會關系或人際關系狀況關涉其生活質量?？梢哉f,社會場域鑄造大學生健康生活的體育實踐資本,社會體育實踐影響著大學生社會生活的體育觀念、行動準則以及情感世界等方方面面。

(1)基于社會體育實踐的人際關系更加穩固。大學生參與社會體育實踐,其目標并非僅僅停留在體育實踐自身的功效層面,維系良好的社會關系或人際關系,也是大學生社會體育實踐的重要目的之一。這種較強的目的性無疑強化了大學生體育實踐的社會行為,促進了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形成和穩固。如區域周期性的馬拉松賽事為大學生社會體育實踐提供了交流舞臺,大學生通過賽前、賽中、賽后的系列活動有助于形成穩固的人際關系網絡(訪談資料:LY)。大學生借助各種體育資源網、運動服務媒介、賽事活動平臺等渠道,在參與社會體育實踐中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網絡,在提升大學生體育參與興趣的同時,還豐富了日常社交手段;在形成對于社會體育實踐及其功能價值的具身認知的同時,還能有效降低個體中斷體育實踐的風險。

(2)基于社會體育實踐的社會關系更加緊密。社會場域中的體育實踐往往是社會群體共同完成的,而社會群體性的體育活動參與,不僅能增進社會人際交往、打破自我封閉,還能改變體育實踐者的個性特征和行為方式。通過社會體育活動形成的合作與競爭品質,會遷移至社會生活、日常學習與工作之中,從而賦予個體的社會體育實踐更廣泛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功能。從關系學角度看,實踐者在參與社會體育實踐過程中,通過建構合理的實踐預期、保持謙虛低調的實踐態度,建立起同伴間的信任關系,同時展現自身體育實踐能力與綜合素養。大學生參與社會體育實踐活動,不僅有助于個體體育生活方式的進階穩固,還通過組織媒介拓展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如C市大學生體育協會通過每年舉辦各項體育賽事活動,推動該市大學生體育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借助同臺競技切磋技藝的交流平臺,市內各高校的大學生群體間建立了良好的競合關系。

4.4 個體身體實踐的價值形塑機制

通過學校教育、家庭資本、社會關系三重機制的協同形塑過程,大學生的參與體育實踐回歸對自我的身體實踐。從身體社會學角度看,身體不僅是個體行為或意圖呈現的生物性載體,更是聯結個體與社會的實踐主體。歐文·戈夫曼曾系統闡述過身體是個體參與社會實踐的邏輯,社會生活中人們對于共同在場的關注將引起對身體的注意,社會性實踐主體的身體呈現狀態往往代表著個體日常生活的“面子”和“里子”,自我呈現的身體狀態將促使人們產生符合社會規范與審美價值的共通性行為[31]?？梢哉f,大學生體育實踐形成的身體慣習是一種發展性的理性認知行為,也是個體對自我身體的行為規訓與表達。

(1)體育實踐塑造身體慣習認知。布迪厄的慣習理論超越了個人與整體主義的二元對立,并將“慣習”大略定義為基于社會實踐的一種性情傾向行為系統,這種性情傾向建立于不同的實踐場域、資本、文化及價值審美基礎之上,個體行為系統也是被社會生活中運轉的“實踐感”所控制的。社會實踐主體的慣習差異導致社會人群參與實踐的不同類型,差異化過程也塑造了社會實踐主體的不同慣習?；谏衔奶峒暗牟嫉隙蛉谌霑r間觀念而構建的三維社會空間結構模式可知,大學生在社會實踐空間中形成的身體慣習,本質是大學生體育實踐的一種發展性認知,亦是體育實踐塑造其身體慣習認知。如新冠疫情期間高校對大學生組織的“晨跑打卡送早餐”活動,不僅讓學生擺脫了“起床困難”問題,還養成了早起鍛煉身體的良好習慣和健康生活方式(訪談資料:WH)。

(2)體育實踐促進自我身體構建。社會民眾參與體育實踐的初衷,往往是出于個體自身成長、自我發展及適應社會等現實需要。同樣,大學生體育實踐是一種時間化的社會性行為,即大學生通過調動過去自我身體的實踐經歷,從事現在的自我身體規訓的實踐行為,以達成對自我身體構建的實踐預期,實現對當下自我體育實踐的行為超越與身體呈現。拉美特利曾在《人是機器》一書中指出,社會個體可以通過自我的身體規訓,將自己的身體訓練成適應社會規則和紀律限定的固定范式[32]。循以體育實踐場域和身體實踐空間的互動關系,社會實踐主體中身體的規訓與表達成為了對自我身體構建的選擇性結果[33]。因此,大學生體育實踐中呈現出兩種較為普遍的自我身體構建策略:一是就近選擇(時間與距離)滿足自我身體構建的體育實踐場域,二是就高選擇(成本與收益)滿足身體構建的體育實踐場域。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體育逐漸成為人們對自我身體塑造和社會層級迭代的實踐工具,現實中大學生積極參與體育實踐,往往想以此打造自己迎合社會審美的身體、形體及健體等符號表達,不斷趨向實現自我理想的身體形態和健康狀態,由此獲得身體規訓的實質價值以及人際交往的形象資本(訪談資料:JL)。

圖1 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多元形塑機制

5 結論與展望

新時代大學生參與體育實踐是其體育生活方式形成的初始邏輯,而運動回歸理性才是形塑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最終機制。本文基于運動促進健康的社會共識,對已形成體育生活方式的大學生典型性案例進行深度訪談與深入剖析,揭示了學校、社會與家庭三者在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構建與緊密聯結,解釋學校教育、家庭資本、社會關系協同培育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的內在機制,以及多重機制協同塑造大學生對自我身體實踐的價值共識,進而為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塑提供更堅實的文化資本[34]。故而,本文為理解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形成過程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豐富和增強現有體育生活方式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闡述效力,對促進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參考價值。但仍需關注的是,伴隨著大學生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壓力增加和“躺平主義”思潮的影響,當代大學生逐漸脫離現實世界的束縛而走向更易滿足的虛擬世界,在此背景下,推動青年大學生對參與體育實踐進行理性認知與對自我身體進行形象構建等方面都面臨巨大挑戰,如何延續并形塑大學生的體育生活方式,無疑是需要進一步持續拓展的研究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