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制度對就業市場的影響研究

張逸城 李 躍 韓一溥

（河北經貿大學 石家莊市 050061）

一、引言

工資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關鍵要素，不僅體現了勞動市場的運行機制，也反映了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的多樣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工資制度，特別是最低工資制度，成為評估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旨在保護勞動者免受剝削性工資做法的侵害，同時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實際上,自19 世紀末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率先設立最低工資制度以來,該制度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一種制度安排。最低工資制度通過國家立法的方式,確保工人獲得最低的勞動報酬，滿足其本人及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對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勞動力市場規制的手段,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對勞動者福利、企業行為決策、健康和教育等方面都將產生重要影響。[1]

勞動力市場的高度制度化是其與其他市場部門區別的顯著特征。這種制度化體現在工會的存在、勞動法條例的規定、工資指數化機制的應用以及最低工資法的執行等方面。工會組織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協商和談判過程促進公平工資和福利，確保工人獲得合理補償。勞動法為勞動市場提供了法律框架，規范雇主的行為，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工資指數化機制則調整工資水平以反映通貨膨脹和價格變化的影響，從而維持工資的實際購買力。最低工資法則確保了基線工資標準的設立，防止低薪勞動力的剝削。

然而，最低工資制度的影響復雜且因地制宜。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我國勞動市場的特殊性，加上各地區之間最低工資標準的差異，使得研究這一議題更加具有挑戰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最低工資制度在全球和我國不同地區的經濟后果，以期為最低工資制度的設定和調整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通過全面分析最低工資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本研究希望為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價值的見解。

二、最低工資制度的復雜影響：理論與實證分析

（一）最低工資的社會經濟意義：深入探討與理論框架

最低工資制度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其影響遠超出簡單的經濟補償范疇。從宏觀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最低工資制度是一種重要的市場干預機制，旨在調整勞動市場的供需平衡，防止低薪勞動力的市場失靈現象。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最低工資被視為影響總需求的因素之一，可以通過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來刺激消費和增加總需求。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涉及到勞動市場的工資決策，直接影響工人的邊際生產力。根據勞動供給曲線理論，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勞動供給，但同時也可能減少企業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影響就業水平。此外，根據效率工資理論，最低工資的提高可以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忠誠度，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短期來看，由于生產技術、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規的限制，最低工資上調首先可能引起的不是就業變化，而是工資變化，即工資水平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工資會被提高到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從而產生截斷效應。其次，廠商為了維持工資的行為激勵效應，會刻意在低技能勞動力和高技能勞動力之間維持一定的工資差距。因此，最低工資在提高低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同時，還可能會推動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增長，從而產生溢出效應。最后，提升后的最低工資可能超過了部分非勞動參與人員的保留工資，從而吸引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增加個體勞動供給。

中期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技術和管理制度的調整成為可能。因此，廠商可能會通過改變不同類型勞動力雇傭數量和工作時間的組合以最大化利潤。這一調整可能直接影響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和工作時間并間接影響他們的勞動收入。其次，對低技能勞動力數量的調整還可能會影響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最后，由于家庭是不同類型勞動力的組合，為了保持家庭消費不發生較大變化，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變化可能會迫使同一家庭中高技能勞動力改變勞動供給，從而引起家庭聯合勞動供給的變化并進而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

長期來看，如果個體在生命周期的較早階段就暴露在最低工資的影響下，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在職培訓和人力資本積累，并進而對個體的工資獲取能力和工資不平等產生影響。[2]

綜上所述，最低工資制度的社會經濟意義不僅體現在其直接的經濟影響上，還涉及更廣泛的社會福利和市場運作層面。其在勞動市場上的作用需要從多個經濟學理論和社會福利的角度進行綜合分析和評估。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最低工資制度的復雜性和雙刃劍效應對于制定有效且平衡的勞動市場政策至關重要。

在探討最低工資的社會經濟意義時，必須考慮到它在不同經濟理論中的地位及其對實際市場的影響。對最低工資制度的早期討論中，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提出的觀點認為：“如果最低工資法有任何影響，那么它們的影響顯然是增加了貧窮。國家可以通過立法制定一個最低工資，但要求雇主按照最低工資雇傭所有以前在最低工資率以下被雇傭的人是很難的，因為這顯然不符合雇主的利益?！盵3]?？ǖ屡c克魯格在《最低工資與就業》中的研究提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一是最低工資法不僅提高了當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還提高了原本工資高于最低工資的工人的收入；二是大多數低工資人群的就業情況也沒有受到影響。他們調查了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400 多家快餐店，嘗試評估1992年4 月1 日新澤西州最低工資從每小時4.25 美元提高到5.05 美元的效果，以了解最低工資提高后新澤西州的就業增長是否放緩，然而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是這樣的。[4]在某些情況下，最低工資的提高并沒有導致就業機會的減少，反而可能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甚至對原本工資高于最低工資的工人的收入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在理解最低工資的社會經濟意義時，需要結合這些理論觀點和實證研究。最低工資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環境和市場條件下可能產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弗里德曼的觀點可能在高度競爭的勞動市場中更為適用，而卡德與克魯格的結論可能在勞動力市場相對不完全競爭的環境中更有說服力。

因此，制定最低工資政策時，政策制定者需要全面考慮最低工資制度在不同經濟體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帶來的不同影響。通過結合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最低工資對勞動市場的復雜影響，從而制定出更加有效和平衡的最低工資政策。

（二）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多維影響：理論和實證的綜合分析

最低工資政策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是多維和復雜的，涵蓋了宏觀和微觀經濟層面的多個方面。在理論上，最低工資的影響可以從勞動需求的角度進行分析。根據經典的勞動需求理論，勞動市場遵循供需法則，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導致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因為雇主可能會因為成本增加而減少招聘或裁減員工，尤其是在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能工作領域。

從供給側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增加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特別是對于那些邊緣勞動力，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鼓勵他們進入或重返勞動市場。這種增加的勞動力供給，理論上，可以提高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但同時也可能導致勞動市場的過度擁擠。

在實證研究方面，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并非一致。例如，一些研究顯示，在某些情況下，最低工資的提高并未顯著減少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不充分的環境中。這可能是因為在這些市場中，雇主擁有更多的定價權力，因此提高最低工資可能不會直接導致顯著的就業減少。然而，其他研究則顯示，在高度競爭的勞動市場中，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會對低技能工作的就業機會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在Reconciling the Evidence of Card and Krueger (1994) and Neumark and Wascher (2000)中，Olli Ropponen 提出了一個基于餐廳位置和需求側效應的新解釋，即最低工資的增加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從而增加了對餐廳服務的需求，導致就業增加。這一解釋假設小型餐廳主要位于低收入社區，而大型餐廳位于收入較高的地區。[5]這篇研究用靈活的估計量分析顯示，最低工資對大餐飲店就業有負面效應,因為其高收入客戶不受最低工資影響,所以就業規模不變。但對小餐飲業,排除壟斷競爭因素后,最低工資對低收入就業有正面效應。

此外，最低工資的影響也受到市場特定因素的影響，如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在勞動力需求彈性較低的市場中，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不會顯著減少就業機會，因為雇主對工資的變化不那么敏感。相反，在需求彈性較高的市場中，最低工資的增加可能會導致顯著的就業減少。

因此，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是一個需要深入分析和綜合考慮的問題。政策制定者在考慮調整最低工資時，需要權衡其對勞動力供需、勞動市場競爭狀況以及勞動力需求彈性的影響，以確保最佳的經濟和社會效果。通過綜合理論和實證研究的見解，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最低工資在不同經濟環境下的多維影響，從而為制定有效的勞動市場政策提供支持。

（三）最低工資政策的經濟后果

最低工資政策的調整通常會對經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首先，就業影響是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導致企業為了減少成本而裁員或減少招聘，從而可能會導致就業水平的下降。然而，這種影響并非絕對，因為在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僵硬性時，適當提高最低工資并不一定會增加失業率。

其次，最低工資政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水平，減少貧困現象，這對于推動社會公平和減少貧富差距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也會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可能會影響企業的利潤率和市場競爭力。盡管如此，提高最低工資也可能激勵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采用新技術。

最后，提高最低工資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從而刺激內需和經濟增長，這對于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提高最低工資通常會對總體工資水平產生溢出效應，因為它鼓勵其他工人群體爭取更高的工資。研究結果顯示，提高最低工資對男性和女性的工資都有明顯的溢出效應，男性的工資溢出效應可能達到最低工資的1.50 倍，而女性的工資溢出效應可能達到1.25 倍。[6]

（四）工會在勞動市場中的功能

工會在勞動市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集體協商，工會能夠與雇主協商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工會還參與企業的民主管理，通過組織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促進企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此外，工會為職工提供法律支持，幫助他們解決勞動爭議，維護其合法權益。工會還負責組織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的技能和素質，促進職業發展。在處理勞動爭議和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工會的作用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

三、提高最低工資對影子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及經濟分析

（一）影子經濟的增長風險與提高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解析

提高最低工資可能在影子經濟中引起波瀾，特別是在中小企業的運營中。由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些企業可能選擇非正式雇傭，以規避更高的成本和法律約束。這種做法加劇了非正規經濟的擴張，導致工人失去法律和社會保障。然而，提高最低工資也能激勵原本不活躍的勞動力重新進入市場，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和較高收入，從而增強整體勞動力供應。

提高最低工資對影子經濟的影響是一個多元化的經濟現象，受到經濟結構、勞動市場條件和國家政策的綜合影響。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提高最低工資可能促使公司減員以應對成本上升，而在非競爭市場中，提高最低工資可能不會顯著影響就業。例如，如果某個市場上只有一家雇主，那么該雇主可能會制定低于市場工資水平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最低工資政策可能提高工人收入而不降低就業，因為較高的工資可以吸引更多的工人，從而增加就業機會。[7]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最低工資政策時必須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以在最低工資提高對就業、企業和整體經濟的潛在影響之間取得平衡。他們應該評估提高最低工資可能對影子經濟造成的潛在后果，確保高工資的好處不會被非正規就業的增加所抵消。此外，政策制定者應根據每個國家的特定勞動力市場動態和經濟狀況來調整政策，同時考慮到促進體面工作、減少不平等和促進可持續經濟增長的總體目標。通過綜合考慮這些多方面因素，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出明智的決策，以應對最低工資調整帶來的復雜性。

對發達市場經濟體的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資可能對勞動力需求和就業產生不利影響。具體而言，最低工資增加10%可能導致就業率下降1%至3%。[8]一些學者還強調了最低工資上漲對低工資工人就業率的實質性影響。他們通過計算確定了低工資工人就業率的彈性系數在0.4 到0.5 之間，這意味著最低工資的變化會相應地影響他們的就業率。

（二）就業影響的區域和行業差異：全面考慮整體經濟情況

研究表明，就業影響在不同地區和行業間存在顯著差異。一些研究可能忽視了那些難以承受不斷上漲工資成本的企業，尤其是依賴低薪勞動力的小型企業。全面分析需要包括不同類型的企業和勞動力市場的動態。此外，提高最低工資還牽涉到雇主如何應對成本上升的多種策略，進一步導致研究結果的差異。

（三）評估最低工資政策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盡管在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市場中，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動態的影響方面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研究人員通常能夠得出明確的結論。這些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中，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往往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它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歷了最低工資的顯著提高。在這些國家，最低工資的增加主要對小企業產生了負面影響，包括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如農業。勞動力成本在這些企業的總成本中占比較高。

然而，盡管最低工資的增加可能對某些行業和企業造成負面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顯示，它并未導致整體就業率下降。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快速發展，并且勞動力成本在生產成本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小。例如，印度尼西亞的勞動力成本僅占生產成本的一小部分。如耐克公司在該國的工廠中，勞動力成本僅占總成本的4%。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的研究結論存在分歧，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顯示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存在負面影響。然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因素復雜，無法一概而論。在評估最低工資政策影響時，需考量多方面因素，并進行針對性研究。這突顯了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深入研究重要性，同時表明提高最低工資的影響因國而異，與各國經濟社會特征相關。最低工資代表工人所需最低收入，但其水平設置需因地制宜。

（四）河北省最低工資的調整和對脆弱群體的影響

河北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文件于2004年3 月1 日起實行的最低工資標準，至2023年期間，每三到四年進行修訂，并與工資指數同步調整。在這段時間內，不僅對最低工資進行了多次修訂，還對國家雇員的工資、養老金和津貼進行了指數化調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最低工資經常進行修訂，但它仍然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旨在維持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開支，因此對最脆弱群體的影響有限。

此外，我國的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同時，最低工資水平與最低生活費用之間也存在著顯著差距。近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一直在穩步上升，并通過與當地的經濟情況和物價指數掛鉤進行計算和修訂。

這說明在討論最低工資政策的效果時，需要考慮到地區的不同情況和差異。對于一些地區來說，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對改善勞動力市場狀況產生積極影響，而對于其他地區來說，可能需要綜合考慮其他因素，以確保最低工資政策的可行性和效果。因此，制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政策時，需要深入研究不同地區的經濟和行政管理等因素，以確保平衡工人的權益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在發達國家，通常會按照平均工資的一定百分比來設定最低工資水平。在進行國際比較時，最重要的是關注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關系，也就是所謂的Kaitz 指數。Kaitz 指數是衡量最低工資對勞動力市場和整體經濟的影響程度的一個標準。以河北省的數據作為示例，可以通過分析Kaitz 指數的動態變化來評估最低工資對該省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表1 數據為河北省統計局統計年鑒2013、2016、2019、2023 第一季度-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及指數數據采用河北省統計局公布的2013、2016、2019、2023 四個年度的最低法定工資數據，表內數據均采用最低法定工資第一檔，工資中位數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居民收入中位值進行計算。

表1 ：河北省Kaitz 指數的動態

作為比較參考，發達國家的Kaitz 指數通常介于50%至70%之間，而拉丁美洲國家記錄的Kaitz 指數最低為19%至35%。與許多國家相比，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Kaitz 指數已經基本處于發達國家水平?？梢钥闯?，2013-2016年間，中國的最低工資增長伴隨著Kaitz 指數的下降，這意味著平均工資的增長明顯超過了最低工資的增長。而在2019-2023年間，Kaitz 指數出現小幅度的增長，這表明平均工資的增長并未明顯超過最低工資的增長。

因此，河北省經濟中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條件相對有利。河北省的經濟一直處于高速發展狀態，這可能是由于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占比逐步提高。河北省的登記失業率一般處在3%左右，控制在預期范圍之內。這是由于勞動力需求對價格（工資）的彈性較低，而勞動力供應對價格（工資）的彈性較高。因此，雇主能夠以較低的價格雇用所需數量的工人。

此外，河北省近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第一產業占比并未發生較大變化，第二、第三產業的占比發生了一些變化，第二產業的占比自2019年提升2%，第三產業降低2%，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和產業結構升級所致。根據河北省統計局的統計公報顯示，全省的工資收入當中第二產業的表現尤為突出，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超過了十萬元的層次，而交通運輸、郵政、采礦行業的工資收入增長速度較高。

為了克服現有差距，河北省需要努力消除最低工資和最低消費籃子成本之間的差距。我們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對河北省的積極影響將超過潛在的負面影響。河北省的第一檔最低工資在2023年達到了2200 元，能夠滿足基本生活要求，如果最低工資能夠繼續提高那么可以提高用工的效率。河北省的基本生活物資價格和物價較為平穩，不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的恩格爾系數自2011年以來均處于30%以下的最富裕區間，因此最低工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基本生活保障，提高生活水準?？傮w而言，在河北省內，現有的最低工資和恩格爾系數之間的差距不大，不容易形成不良因素。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將對河北省的勞動市場帶來積極的效果，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還沒有達到理論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根據河北省的情況進行推算并拓展范圍，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觀點，一些人主張抑制或謹慎提高最低工資。然而，我們認為這些建議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可能更為適用，因為這些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相對較高。

河北省的經濟和產業結構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提高河北省的最低工資標準可能會導致工資水平上升，而不會減少就業機會。實際上，河北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甚至可能導致就業增加，失業率受到疫情影響的較小，2023年的最低工資提高后第一季度登記失業率被控制在預期之內。

此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還可能減少壟斷者對就業的控制力。在競爭條件下，壟斷者傾向于雇傭工人并支付低于均衡水平的工資，以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河北省勞動力市場中，存在雇主扮演壟斷者角色向員工支付較低工資的情況。然而，在分析最近幾年的統計數據時，我們可以看到最低工資的增長并沒有伴隨著失業率的增加，相反，失業率實際上有顯著下降的趨勢。

因此，在河北省的勞動力市場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能有助于提高工資水平，同時不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這樣的舉措還可以減少壟斷者對就業的控制，并促進更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然而，具體實施時需要考慮河北省的經濟的特殊情況，并制定相應的政策來平衡各方利益。

表2 數據為河北省統計局統計年鑒數據，2023年數據為2022年統計年鑒數值。

表2 ：河北省的失業率和最低工資

河北省的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勞動力價格彈性系數較低，企業勞動力成本在總支出中占比相對較低等特征。這意味著在這個地區經營的企業更傾向于依賴低成本勞動力而不是昂貴的機械設備，尤其是在農業等勞動密集型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能會對勞動生產率產生多種影響。

首先，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激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在勞動力參與率高的企業中。這可能是因為更高的工資增加了員工的士氣、減少了員工離職率，并激發了對員工培訓和技能發展的投資。然而，對于目前勞動力利用效率低的企業，提高最低工資初始可能會導致勞動效率下降，因為增加了雇主的壓力，但是這會促使他們更有效地利用勞動力。

在制定最低工資政策時，需要考慮不同行業和企業的特點、區域差異，并與利益相關方進行廣泛的溝通和磋商。此外，建立有效的監測和評估機制，以及時了解政策的實際效果并進行必要的調整，是確保政策可行性和平衡性的關鍵。

政策制定者應進行詳細的經濟分析，以了解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和勞動力市場的潛在影響?？紤]到不同地區可能存在的經濟和就業結構差異，政策應根據具體情況制定差異化的最低工資標準。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企業有時間適應和調整，特別是對小型企業和低效勞動力利用的企業來說尤為重要。

政府和企業應加大對教育、培訓和技能發展的投資，以提高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和生產力。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持，如提供減稅、財務支持和培訓計劃，也是必要的，以幫助它們適應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并提高其生產力和競爭力。

總之，在河北省的勞動市場中，提高最低工資可能對勞動生產率產生不同的影響。通過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和實施差異化策略，最低工資政策可以為實現就業和勞動市場的平衡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同時促進經濟和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四、結論：綜合性分析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通過深入分析最低工資制度的多方面影響，提出了一系列結論和政策建議。首先，根據國家或地區的特定特征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對于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更有效的勞動力資源利用具有重要意義。為了確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平衡性，政策制定過程中應進行全面的經濟分析，考慮不同行業和企業的特點、區域差異，并與各利益相關方進行廣泛的溝通和磋商。此外，建立監測和評估機制也是關鍵，以便及時了解政策的實際效果并進行必要的調整。

特別是在河北省的案例中，通過實施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資政策，不僅激勵了勞動者更加努力工作，提高了生產力，還促進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地方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應充分考慮到勞動者的合理報酬，同時鼓勵雇主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

進一步的建議包括重視教育和培訓領域，提供機會讓人們獲得新技能和知識，從而提高整體人力資源質量。這樣的措施不僅提高了人民的福祉和滿意度，也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綜上所述，通過實施綜合的最低工資政策，可以有效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繁榮的社會環境。在制定這些政策時，政府需保持謹慎和平衡，進行細致的經濟分析，并與所有相關方進行充分的溝通和磋商，以確保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