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高質量融合發展研究

趙春艷，呂星

（1.銅陵學院會計學院，安徽 銅陵 244000；2.韓國又松大學國際經營管理學院，大田 廣域 34515；3.無為市十里墩鎮人民政府農業經濟經營管理站，安徽 蕪湖 238300）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實施數字強國、網絡強國及國家大數據戰略，印發相關政策文件全力支持引導數字經濟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業績顯赫，總體規模連續數年位居世界第二［1］。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揮數字經濟賦能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做大做強我國數字經濟。2021 年安徽省數字經濟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已超過50%，未來數字經濟成為驅動安徽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2022年安徽省政府在國家《“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引下，進一步制定了《加快發展數字經濟行動方案2022—2024》，方案中明確提出在2024年爭取在產業數字化轉型、產業數字化水平及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有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綠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底色，工業綠色轉型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和工業綠色轉型戰略的提出，在我國理論界掀起熱潮，不少學者分別對兩大戰略的發展背景、發展前景、影響因素、發展水平及作用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在數字經濟方面，布赫特（Bukht）及張鵬［2,3］從數字經濟起源出發，界定了數字經濟的內涵、外延及本質，指出數據資源是數字經濟的重要要素，信息通信技術發展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特征。潘為華等［4］通過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采用達古姆（Dagum）基尼系數分析我國不同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及空間變化規律，并用地理探測器考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時空差異來源。余運江等［5］以2010—2019 年286 個城市為樣本，考察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發展規律、驅動因素與集聚方式，文章認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凸顯出“四級”（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格局，信息化基礎和人力資本成為數字經濟驅動的重要因素。另一些研究側重于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機制［6,7］。大部分研究結果說明數字經濟能直接或間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城市創新、產業結構升級等［8,9］，劉富華［10］從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融合視角指出數字經濟對中國工業高質量發展呈現“U”型效應，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數字經濟對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抑制向促進轉變，調節機制分析表明，數字技術創新效率、數字經濟與科技協同發展對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U”型關系起到正向調節作用。阿布·澤丹（Abouzeedan）等［11］提出數字經濟具有提高信息交流效率的作用，促進多主體信息交流與交換從而獲取更有效的創新戰略。譚（Tan）等［12］從數字處理技術角度，論證了數字技術有助于提升企業創新績效。

工業綠色轉型方面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水平測度、影響因素、驅動機制及實現路徑等方面。對于水平測度，大部分研究者構建了工業綠色轉型評價體系，采用改進熵值法進行測算［13］，對于轉型效率，學者們提出采用共同動態邊界（DEADFF）模型和馬姆奎斯特－龍伯格（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綠色生產率以及超效率－非期望產出（SBM）模型等［14.15］進行測算，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工業綠色轉型的影響因素及驅動機制上，如環境規制、清潔技術、低碳技術、數字金融等之間的關系［16,17］，近年來，行業綠色轉型研究、區域綠色轉型研究也成為大家研究的熱點［18,19］。目前在雙碳背景下，工業綠色轉型與低碳發展的結合研究呈上升趨勢，有學者研究了雙碳目標下工業綠色轉型的內在機理和實現路徑，論證了工業綠色轉型與“雙碳”背景的邏輯統一與實現路徑［20］。也有學者指出制造業企業內生綠色創新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借助政府環境規制、市場綠色需求、綠色金融機構、媒體輿論監督等外部組織力量來引導、助推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充分發揮“政－市－媒－金”對核心主體企業的綠色創新驅動力［21］。

把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納入同一研究框架，目前大多學者主要從影響機制或者驅動機制方面進行，如張三峰和魏下海［22］具體以中國制造業企業調查數據為樣本，考察了信息與通信技術對企業能源消耗的影響，結果顯示企業在生產運營中應用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程度和能源強度之間存在顯著且穩健的負向關系，為數字技術促進企業節能減排提供了微觀證據。蘭格（Lange）等［23］從數字技術與傳統經濟的融合，證實了數字技術提升了人力資本及能源利用效果，極大地節約了能源消耗，促進了工業綠色轉型。

上述數字經濟及工業綠色轉型發展水平測度、影響因素及驅動機制等得到了諸多學者的高度關注，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礎。從上述文獻梳理也不難發現，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的融合發展研究鮮有學者關注，二者的耦合協調度如何？影響二者耦合協調度的原因有哪些？本文從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論述二者耦合協調理論機制，選取安徽省數據作為樣本，對安徽省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發展水平及耦合協調度進行驗證，并對二者系統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進行識別。

1 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發展機制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在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這種發展模式推動了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高效、節能、環保和高附加值等特征，有助于實現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生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梢?，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與數字經濟發展、工業綠色轉型不謀而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數字中國以加快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其中關于高質量發展的論述明確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梢?，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是高質量發展的必要途徑。

數字經濟系統和工業綠色轉型系統在各環節、多層次上可進行可持續性的互動。筆者對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發展機制進行了如圖1所示的設計。

分析圖1 可知，首先，在宏觀層面，數字經濟的高效便捷及輻射效應可以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引導社會技術創新、豐富資源要素并優化市場資源配置，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為工業綠色轉型提供基礎投入支持。在中觀層面，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可以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優化社會分工、提升服務模式質量。同時，數字技術憑借其高滲透性、強協同性及廣適用性等優勢比傳統模式更能驅動產業組織模式變革和傳統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產業融合和新產業成長，為工業綠色轉型提供核心技術支持。微觀層面，企業可以運用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進行商業模式、生產模式及盈利模式等創新。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運用不僅節約了企業交易成本，提升了經營管理效率，而且有利于企業多元化經營，拓寬企業生產范圍，促進企業規模發展，為工業綠色轉型提供了資金、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工業綠色轉型意味著“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附加值”，工業綠色轉型要求走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傳統產業必須進行高端化轉型，這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和契機。其次，工業綠色轉型最重要的就是綠色技術研發，清潔技術、低碳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不僅可以降低消耗、節約資源也直接促進科學技術研發的蓬勃發展，與數字經濟先進技術發展要求一脈相承。最后，工業綠色轉型成果不僅包含生態環境和人類生活質量的改善，也是社會經濟財富的共享，工業綠色轉型可以推動共享提質，而這對數字經濟發展無疑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保障?？梢姅底纸洕l展與工業綠色轉型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2 研究方法與指標體系構建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

本文采用改進型熵值法對各指標賦權重，步驟如下：

第一，指標標準化處理：設有r年份，m個區域，n個指標，xijk表示第i年j地區第k個指指標。為使各指標間具有可比性，對各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公式為：

其中xmax、xmin分別表示該項指標樣本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對指標做比重變換：

第三，計算第k項指標的熵值：

第四，計算第k項指標的差異系數gk，第k項指標值差異越大，對評價方案作用越大，熵值也就越小，公式為:

第五，計算第k項指標的權重：

2.1.2 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

構建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水平評價模型，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1）中：Us表示s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用以衡量該系統綜合發展水平的高低，usk表示第k項指標對s系統的功效貢獻系數，ωsk表示s系統第k項指標的權重。

2.1.3 耦合度及耦合協調評價模型

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有明顯的耦合關系，將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視為“數字經濟系統”和“工業綠色轉型系統”的耦合關系，計算公式為：

其中：C表示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水平耦合度，C∈[ ]0,1 ，C值越大，表明兩系統之間耦合性越好；U1表示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U2表示工業綠色轉型綜合發展指數。

耦合協調度模型既能度量系統之間協調關系，也能識別系統間的耦合是否屬良性，文中耦合協調度反映“數字經濟系統”與“工業綠色轉型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10］。計算公式為：

式（3）中：D表示耦合協調度，D∈[0 ,1] ，D值越大，表明兩系統之間耦合協調度越高；T表示綜合協調指數，能反映兩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對耦合協調度的整體貢獻；a、b為待定系數，分別表示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對兩系統耦合的貢獻率，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同等重要，二者相輔相成，故取a=b=0.5。

2.2 指標體系構建

2.2.1 指標體系選取

本文借鑒王磊等［24］、郭釧等［25］做法，選取數字產業發展、數字融合應用、數字創新發展水平表征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參考孫海波［16］做法，選取質量增長、技術創新、資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環境治理表征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評價體系

2.2.2 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取性，本文選取2012—2021年安徽省16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涉及數據主要來源于2013—2022 年《安徽省統計年鑒》及各市統計年鑒，個別數據缺失的采用平均增長率補齊。

3 結果分析

3.1 綜合發展指數評價

綜合發展指數評價有助于廓清各市數字經濟系統和區域工業綠色轉型系統的發展狀況及相對發展水平。

2012—2021年安徽省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如表2所示。

表2 2012—2021年安徽省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

由表2可知，從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來看，2012－2019 年間，安徽省各市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都呈上升趨勢，增速比較明顯，說明2019 年前各地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較快。2019－2021年3年間大部分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呈平緩趨勢，甚至略有下降現象，說明近3 年數字經濟發展比較平穩。從空間上看，合肥、阜陽、蕪湖3市發展較快，但是三者差距比較大，合肥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均值為0.699 0，但是第二名的阜陽只有0.384 6，發展水平最低的是黃山市，指數均值為0.115 4，說明安徽省各地級市數字經濟發展與合肥市的差異較大。除了合肥和阜陽，其他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均值在0.115 4～0.289 4 之間，說明安徽省絕大部分城市數字經濟總體發展水平都比較低。

2012—2021年安徽省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如表3所示。

表3 2012—2021年安徽省工業綠色轉型水平

由表3可知，從工業綠色轉型綜合指數來看，2012－2021年間，安徽省總體發展趨勢是上升的，各市發展總體情況也是向好的，個別年份有小幅下降或回落，但從近3年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城市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增速較快，跨度明顯，剛好和數字經濟發展情況相反。從地區上看，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均值最高的是合肥市，均值為0.439 1，其次是蕪湖和黃山，均值為0.324 0和0.302 0。從數量上看，前三名的差距沒有數字經濟發展地區差距那么大，但是也可以看出仍有大部分城市工業綠色轉型處于低水平階段，均值在0.1 左右，說明各城市之間的工業綠色轉型水平仍存在較大差異。安徽省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呈現出“皖南高之，皖中其次，皖北最低”的地區特征。

據公式（1）可算出安徽省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U1和工業綠色轉型指數U2，利用U1與U2比值確定協調發展類型。通過借鑒相關研究［26］，計算并確定安徽省各市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發展類型，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2012－2021年安徽省各市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發展類型

由表4 可知，當U1/U2>1.2 時，數字經濟發展好于工業綠色轉型，區域類型可判別為數字經濟發展超前型（簡稱數字超前型）；當0.8

綜合安徽省16 個地級市2012、2014、2016、2018和2021年5個時間節點的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綜合指數來看，比較明顯的趨勢是：二者同步的類型逐步增多，2012 年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同步的城市只有1 個，2014、2016、2018 年及2021年同步類型的數量分別為4、6、6、8個。2018之前可以看到不同步的城市大多數屬于數字超前類型，且數字超前屬于絕對優勢，說明安徽省各城市在近10年間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實施效果顯著，各地發展勢頭較好，到2021年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不同步類型中，數字超前的城市有3個，綠色超前的城市有5個，說明近年來安徽省各市工業綠色轉型步伐加快，各市圍繞綠色發展走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成效較好。從空間上看，同步類型大多集中在皖北皖中地區，說明皖北皖中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基本處于協同發展階段。

3.2 耦合協調度評價

為了進一步研究安徽省數字經濟系統和工業綠色轉型系統之間互相協作、彼此促進的效率，借鑒相關研究［26］，根據二系統的特點，將協調度劃分為如表5所示的10個等級。

表5 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度的等級劃分標準

根據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3），計算出2012－2021 年安徽省16 個地級市數字經濟系統和工業綠色轉型系統耦合協調度。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2012—2021年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度

由表6 可知，從時間特征上來看，安徽省2012－2021年間地級市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程度有所上升，在2012年絕大多數城市二者處于失調階段，只有合肥躋身于初級協調階段，到2021年大部分城市已經進入到勉強協調階段，占比高達69%，說明近年來安徽省數字經濟及工業綠色轉型表現出較好的良性互動，合肥及蕪湖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表現出較高的協同性。城市之間耦合協調度上升的速度有差異，增速比較明顯的是合肥、蕪湖、阜陽，增速較慢的是淮南、宣城等地。從空間特征上來看，安徽省各市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度差異有擴大趨勢，2012 年耦合協調度最高的是合肥市（值為0.611 1），耦合協調度最低的是池州市（值為0.258 4），二者相差0.352 7。到2021年度，耦合協調度最高的仍是合肥市（值為0.861 1），耦合協調度最低的仍為池州市（值為0.409 4），二者差距擴大到0.451 7。

總體來看，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度雖然呈現出較好發展趨勢，但是耦合協調發展水平仍然不高，勉強失調和瀕臨失調仍然是目前各城市二系統的主旋律，說明安徽省各城市的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融合發展道路任務比較艱巨。

4 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4.1 影響因素指標選取

基于上述時序特征分析，進一步探討除了各自發展水平之外的耦合協調度的主要影響因素。根據相關研究［13］，選取以下影響因素：第一，地方政府競爭（gcom）。傳統的唯“國內生產總值（GDP）”政績考核體制及財稅考核壓力會影響政府的創新偏好，在較大的年度政績考核及財稅考核壓力下，政府可能會偏好周期較短、績效較快的項目，對于周期較長、績效稍慢的創新項目政府的支持力度及興趣可能會減弱，進而影響到數字經濟及工業綠色轉型創新發展。文中采用各市的GDP 增長率與安徽省當年的GDP 增長率之差來表征，二者之差為負預示地方政府壓力較大并賦值為1。第二，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ind）。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指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以及遵循產業結構演化規律，使產業結構整體素質和效率向更高層次不斷演進的過程，以滿足社會不斷增長需求的合理化和高級化，促使各產業發展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進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和工業綠色轉型，文中采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與全部產業增加值比值進行表征。第三，地方財政支持（fis）。政府財政支持通過補貼、稅費減免優惠或者財政專項撥款等方式引導資源合理配置，解決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資金困難，最終助推二者融合發展，用扣除科教文衛后的支出占GDP比重表示。第四，教育水平（el）。居民受教育程度與數字技術發展和綠色產品生產與消費接受理念息息相關，用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表征教育水平。第五，環境規制強度（er），環境規制存在一定的創新激勵效應，嚴格的環境規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倒逼企業技術創新，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和工業綠色轉型，用地方政府頒布的地方性環境法規、規章制度及環境標準之和表征環境規制強度。

4.2 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分析，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式（4）中，Coord表示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指數，β表示估計系數，gcom、ind、fis、el、er分別表示地方政府競爭、產業結構、地方財政支持、教育水平及環境規制強度，εi,t表示為隨機擾動項。

4.3 結果分析

運用模型進行面板回歸前，采用豪斯曼（Hausman）檢驗法確定使用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結果顯示P 值為0.000，表明強烈拒絕原假設（H0：隨機效應），故采取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安徽省2012－2021數字技術及工業綠色轉型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回歸結果

由表7 可知，OLS 模型除外，地方政府競爭指標對于數字經濟及工業綠色轉型系統耦合協調度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說明地方政府競爭壓力過大對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融合發展不利?？赡艿脑蚴且訥DP 考核為主要指標的晉升激勵，地方政府一旦面臨較大政績壓力可能會偏向成果快的經濟效益項目，具有正外部性的創新活動反而失去該有的機遇和動機，從而抑制了區域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融合發展。產業結構高級化對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耦合發展水平影響顯著為正，表明高技術產業越發展，對安徽省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融合發展越有利。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有效調整升級了產業結構，產業結構高端化和合理化對地區工業綠色轉型及數字經濟都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地方財政支持對工業綠色與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說明地方財政支出越多越有利于轉化成工業綠色轉型與數字經濟融合發展的實踐成果。教育水平對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耦合協調發展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表明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數字經濟和工業綠色轉型融合發展，因為人力資本的質量素質是科技創新的必要支撐。同時，環境規制強度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安徽省環境規制強度越強，越有利于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融合發展。環境規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對于數字技術發展及工業綠色轉型都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5 結論和建議

本文以2012－2021 年安徽省16 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在構建數字經濟發展和工業綠色轉型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上，對安徽省16個地級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及二者融合發展情況進行測度和評價，并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探討了兩者耦合協調水平影響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結論：第一，在研究時間段內，安徽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及二者融合發展水平整體上均實現了穩步提升。其中，合肥市在數字經濟發展和工業綠色轉型方面領先其他城市，其他城市與之相比有較大差距。其他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綠色轉型水平差異較大，各市二者耦合協調度總體水平不高，2021 年絕大部分城市處于勉強協調階段，還有部分城市的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融合水平仍處于失調狀態，表明安徽省各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綠色轉型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二者協調發展任重道遠。第二，從影響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融合發展影響因素來看，地方政府競爭對二者融合發展有明顯負向作用，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政府財政支持、受教育水平及環境規制強度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堅定不移地堅持實施數字經濟發展和工業綠色轉型戰略。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追求高質量發展階段，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經濟必然是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統一，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與高質量發展內涵一脈相承。一方面，安徽各城市需要高度重視并實施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戰略并發揮二者協同發展效應，各城市需要大力發展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發揮好數字技術創新輻射和溢出效應引導工業企業綠色技術改革，同時加強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全方位提高數字技術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各城市要大力踐行工業綠色轉型，加快探索地區產業結構高端化、生產清潔化，發展低碳技術，助推城市形成“低污染、低消耗、高產出、高附加值”的經濟發展方式，同時將數字經濟及綠色轉型成效較好城市的科技、資本及財富等成果引導其相互支持，互相促進。各地政府部門需要做好二者協調發展的政策部署，發揮優勢，彌補短板，引導資源優化配置，促進二者協調融合發展。

從數字經濟發展系統中可以看出，“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各市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高等教育畢業生占比”比較重要。一方面為了加快數字經濟發展，首先需要加快數字產業基礎建設，特別是“5G”網絡、光纜等，促進互聯網基礎平臺快速發展，發揮平臺作用，使居民利用互聯網就業、創業。其次，完善各地數字普惠金融建設，數字普惠金融是數字經濟融合發展的重要指標，各地需要加快完善數字普惠金融基礎建設，提升數字普惠金融品種與服務，激發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潛能，并加快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推動普惠金融數字化轉型。再次，加快數字化人才隊伍建設，數字技術發展關鍵要素是高素質、高水平的專業人才，完善相應人力資本培訓與流動政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從工業綠色轉型系統來看，“工業廢水治理”“單位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工業企業創新人數占比”比較重要，為了促進安徽省工業綠色轉型，需要加強環境治理，更新設備，加快資金投入，加強工業廢水、工業固體廢物治理，完善廢物分類處理技術和綜合利用技術，提高廢物資源利用轉化效果，并要多渠道、寬角度地減少環境污染，尤其是減少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提高原料、材料的利用率，并積極開發無廢或低廢工藝。同時工業綠色轉型仍需加強創新人才的培養與積累，通過完善人才流動機制，設計合理的招聘、培訓、薪酬等方案，為工業綠色轉型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撐。

第三，探索差異化發展路徑，無論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工業綠色轉型水平，抑或二者耦合協調水平，不同城市之間發展步調不完全一致，安徽省需要發揮好合肥、蕪湖、阜陽等地耦合協調效果較好城市的帶動作用和輻射效應，加強區域間合作和交流，幫助失調地區找出困境原因，縮小區域間不協調差距，最終助推安徽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四，從其他影響因素上來看，改革優化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機制，減少唯“GDP”的負面效應，鼓勵政府適當支持周期長、發展勢頭好、經濟效益相對“緩慢”的創新項目，鼓勵政府人員敢于創新，同時加快各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從需求和供給端繼續引導扶持高科技產業發展，增加政府對數字經濟及工業綠色轉型發展的財政支持，提升地區人均受教育水平，發揮高質量人力資本的助推效應，同時加強安徽省環境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完善，發揮好環境規制的“波特效應”，基于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效應，進一步推動安徽省數字經濟與工業綠色轉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