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漢公共話語“戰爭隱喻”認知建構新解

李 偉

英漢公共話語“戰爭隱喻”認知建構新解

李 偉

（安慶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安慶 246133）

戰爭隱喻普遍存在于人們構建的公共話語中，是一種有效的話語工具?；诟拍铍[喻理論框架，通過英漢語料對比闡明了公共話語構建戰爭隱喻的認知共性，用戰爭概念投射重大、緊迫性事件以及競爭、對抗性事件，表明戰爭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從語言的交互主觀性本質出發，在認知和交際兩個層面闡釋了戰爭隱喻的認知語用建構機制，研究發現交際主體雙方借助有關戰爭概念共通的認知體驗和共享的交際語境，從而達成對客體的認知協同，其目的在于用戰爭思維來調控、評價目標話語主體的言行。

戰爭隱喻；公共話語；概念隱喻；交互主觀性

“公共話語”一般意義上指一個特定文明中影響個人與群體的公共文化和公共關注的傳播問題，涵蓋人類社會活動中的政治、經濟、體育、醫療、文化生活等有關公共利益和公共參與的諸多領域。[1]1為詮釋人類紛繁蕪雜的社會生活，英漢兩種語言構建的公共話語呈現一種普遍性的語言現象——隱喻。在當代學術視界中，有關隱喻的研究業已形成基本共識：隱喻不僅是語言層面上的一種修辭手段，更是人類一種基本的認知方式和思維工具。話語主體從一個主導的隱喻系統或框架中采選詞項，此系統或框架為話語建構者提供特定的語言資源，塑造了人們交流的方式和內容。戰爭隱喻是公共話語構建中的一種習見現象，充溢于人類社會生活中的諸多領域。戰爭概念中的眾多術語投射到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醫療救治、體育競賽、情感生活等其它概念域，公共話語借用戰爭的經驗視角闡述人們對客觀世界和現代社會的認識，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本敘事方式。因而，闡釋公共話語中戰爭隱喻建構的認知機制及其動因較具語言研究價值。

一、認知隱喻觀與戰爭隱喻

隱喻在傳統意義上一直是文學、修辭學和語言學等研究領域內的觀照對象，通常被描繪成修飾文本而不影響其意義的裝飾品，為平淡無奇的語言增添一絲美感。亞里士多德最初在《詩學》中對“隱喻”這個術語的定義是：“給某物起一個屬于別的東西的名字；或者以類比為基礎，隱喻是基于我們在異化中看到相似性的能力而構成的?！盵2]1457因而，傳統修辭學理論將隱喻視為具有相似性的兩種事物之間的替代行為，把隱喻歸于修辭學的研究范疇。

20世紀后半葉，認知語言學研究范式改變了對隱喻原有的“狹隘認知”。在Lakoff和Johnson開創性的著述《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他們挑戰了傳統的隱喻研究方法，提出了一個系統性的新穎框架——概念隱喻理論，這就是認知語言學的經典隱喻觀。概念隱喻理論的核心觀點在于將隱喻看作是人類的一種認知現象，是人類借助語言而表現出來的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隱喻在本質上就是“人們利用某一類事物去理解和經歷另一類事物”[3]5。這一理論從根本上轉變了隱喻從語言修辭藝術到人類認知工具的地位，成為人類概念形成和現實概念化的重要工具。正如Pinker所言：“我們人類尤為擅長構建隱喻，這無疑使我們能夠征服認知能力，并利用它們發展抽象思維?！盵4]因此，隱喻被認為是人類理性思維中的固有屬性，它不僅僅是一種語言修辭格，更是一種思維方式。K?vecses進一步闡明：“隱喻是人類概念結構中一種單向性的跨域映射現象，是從相對具體的始源域向更為抽象的目標域的認知投射過程?！盵5]25隱喻通過既有的知識結構來塑造和架構我們對現有世界新的感知和理解。眾多日常概念是將熟知的、具體的范疇概念投射于抽象的范疇概念而形成的隱喻性表征，這種類比推理思維顯現出人類跨領域知識的智能轉移。隱喻的概念映射體現了人類認識發展的基本途徑：“從具體到抽象”，可以幫助我們利用已知的具象事物來感知和識解未知的抽象事物，或者重新解構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事件。

戰爭相伴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始終，故而對人類的語言、文化及其思維影響深遠?！皯馉帯备拍畛蔀槿藗內粘Ｔ捳Z行為中一種有效的敘事工具，被用來框定架構復雜抽象的經驗事件，在中西方文化中已然形成較為固化的戰爭隱喻。戰爭隱喻將非戰爭行為或事件類比為真實世界中的戰爭，建構起“戰爭域”與其它不同概念域之間的跨域映射。Lakoff和Johnson早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運用語言例證引出“論辯即戰爭”的概念隱喻，各種細節化的戰爭詞匯用來架構“論辯”事件，比如“捍衛”自己的觀點、“攻擊”他人的立場、辯論中的“策略”、贏得或失去“陣地”等[3]4。戰爭概念成為人類生活與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構建日常話語表達的“利器”。

戰爭隱喻在話語構建中的普遍存在使其成為話語分析研究的一個熱點議題，呈現出跨學科、多視角的特征。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戰爭隱喻的研究主要存有兩種基本路徑取向：其一是從跨學科視角深入探究戰爭隱喻現象的整體性研究，充分剖析戰爭隱喻話語構建的合理性和理據性。袁影[6]36-39、蘇立昌[7]論證了不同領域話語中戰爭隱喻的普遍性，并闡述了社會文化因素對戰爭隱喻語義概念構建的影響。賈玉娟[8]在概念隱喻理論框架內分析了戰爭隱喻廣泛性的多重理據。Flusberg[9]1-18等學者從人的認知圖式和情感基調兩個方面闡述了戰爭隱喻強大的話語構建力。Bhaumik[10]從實用主義和道德哲學層面論述了戰爭隱喻敘述話語在社會建構中的內在理據性與潛在推動力。另一路徑則是通過特定文本分析或者自建語料庫研究，揭示戰爭隱喻在具體話語情境中獨有的語篇建構功能。董曉波[11]基于語料庫研究法，分析了體育報道中戰爭隱喻的運用和分布，并闡述了戰爭隱喻的修辭效果及語用價值。謝世堅[12]以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為研究文本，揭示了戰爭隱喻如何建構“美與愛”的詩歌主題。程艷琴[13]、Flusberg[14]等通過實證研究，闡明了環保話語中構建戰爭隱喻有利于引導公眾知覺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和危機性，激發其環保意愿。陳陽[15]、Castro Seixas[16]等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背景，探究了戰爭隱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話語構建和危機傳播。

本文將借助英漢兩種語言的語料資源，從隱喻的認知視角出發，描述英漢公共話語中戰爭隱喻構建的認知共性表征。在此基礎之上，闡發戰爭隱喻在公共話語建構中的交互主觀性認知狀態，考察并分析戰爭隱喻建構的認知機制和語用理據。

二、英漢戰爭隱喻建構的共性表征

Lakoff在闡述概念隱喻的實現機制時提出，隱喻可以讓我們通過另一個經驗域來理解某一個經驗域，并逐步明確了隱喻的映射理論，即隱喻的實現是從始源域向目標域的映射[17]275-283。通常而言，具象的始源域概念與抽象的目標域概念之間存有豐富的映射，用何種具體源概念來隱喻抽象的目標概念是映射選擇的結果。選擇性是隱喻映射的本質特征，目標域的理解依賴于始源域特征的映射，但這種映射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具有選擇性[18]41。例如，“雷鋒”有眾多的概念特征：男性、湖南人、解放軍戰士、共產主義戰士、具有大公無私、舍己為公的奉獻精神等。顯而易見，“他們就是新時代的雷鋒”這個隱喻句表達的是“他們具有無私奉獻、敢于擔當的雷鋒精神”。

戰爭隱喻的建構是映射選擇的結果，在映射時目標域有一個隱喻聚焦的認知過程。隱喻聚焦指當始源域映射到目標域時，目標域中只有一部分特征進入焦點而成為映射的對象[18]42?！皯馉帯笔且环N具有目的性的原型行為事件，其核心概念特征突顯“敵我”雙方相互抗衡的力量和生死存亡的結局。英漢公共話語構建的戰爭隱喻，將“戰爭”始源域的核心概念特征映射到其他目標概念域中，用戰爭術語賦予其他范疇強烈的對抗性、緊迫性和修辭認知張力，從而突顯目標域的認知焦點和概念表征。

（一）映射重大或緊迫性事件

戰爭往往關乎人類的生死存亡，其重大性、緊迫性不言而喻。因而，英漢公共話語構建戰爭隱喻常意在聚焦人們社會生活中的重大議題或緊要事件。

現代社會中存在諸多可能威脅人類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和矛盾，如貧困、毒品、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等，是國家和政府部門開展社會治理的重要工作任務。由此所構建的政治生活話語，將眾多戰爭域中的“斗爭”“戰役”“輸贏”等概念系統性地投射到重大問題的政府治理行為之上，形成了戰爭隱喻。例如：

（1）a. 2020年也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沖鋒號已經吹響。（1）

b. 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c. Winning the war: poverty from the great society to the great recession.

（2）a. 全民參與禁絕毒品，堅決打贏禁毒人民戰爭。

b. Indonesia’s President is again urging an increase in efforts to fight illegal drugs in the country.

c. The Thai government launched a war on drugs on Wednesday.

（3）a.人民網評：堅決打贏反恐怖斗爭這場硬仗。

b. How not to lose the war on terror in Africa.

（4）a. 在全省范圍發起污染防治攻堅“八大戰役”，加快補齊我省生態環境短板，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b. Deep challenges for China’s war on water pollution.

戰爭隱喻作為一種敘事框架極具話語張力。上述例證用簡單的戰爭概念生動有力地描繪了對貧困、毒品、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等極端問題的斗爭，在某種程度上表明這些問題對人類生存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巨大威脅，也暗示了解決相關問題的難度和代價極其巨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社會生活中威脅人類健康、社會安全和造成重大社會經濟負擔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其主要特點表現為突發性、威脅性和緊迫性。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并逐步演變為肆虐全球的世界性公共衛生危機。在重大危機面前，整個世界猶如陷入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激發了人們的戰爭思維。英漢話語中普遍建構起“戰爭”與“疫情防控”兩者間跨域映射的“戰疫”隱喻模式。例如：

（5）a. 做人民健康的忠誠衛士，堅決打贏疫情防控戰爭。

b. 一所所醫院筑成堡壘，一個個普通人化身為戰士，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構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線。

c. We are at war with a virus–and not winning it. This war needs a war-time plan to fight it.

d. I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thank the everyday heroes who are making our vast effort against the virus possible.

e. To win we need to attack the virus with aggressive and targeted tactics, testing every suspected case…

上述引例中細節化的戰爭語言形象地刻畫了人們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威脅所激起的抗爭精神。在英漢話語的“戰疫”隱喻模式中，戰爭域所包含的敵我雙方、戰爭類型、戰略戰術等概念元素系統性地映射到疫情防控的行動實踐，如醫生和護士是戰斗在醫院戰場上的“英雄”“衛士”“戰士”；抗擊病毒需要采取“攻擊性和針對性的戰術”等。近幾十年來，“流感戰爭”“癌癥戰爭”“非典戰爭”之類的特殊戰爭形成了耳熟能詳的“醫療即戰爭”的話語隱喻。戰爭意象突顯了隱喻映射的本體特征，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或重大疫情的醫療救助時，戰爭隱喻常被用作一種有效的社會動員方式。

（二）映射競爭或對抗性事件

戰爭概念通常蘊含了敵對雙方力量的抗衡，突顯了一種對立關系。社會生活中的多數領域都存在對立關系，相關領域由此建構的戰爭隱喻話語彰顯了本體內在的對抗性，戰爭始源域常被投射性地用于表征競爭或對抗性的事件。

經濟行為是一項涉及多種復雜因素和多方利益體的活動，充斥著激烈的競爭和對立的利益關系。中英經濟語篇建構中，常用戰爭用語描述經濟活動的相關過程和行為，“價格戰、貿易戰、貨幣戰、匯率戰”等概念表述已成為人們經濟活動中的慣用話語。例如：

（6）a. ARM招股書吐槽貿易戰：中國市場太重要，貿易戰帶來大麻煩。

b.金融專家：中國的碳減排戰略不會犧牲經濟增長，對部分產業和地區是轉型機遇。

c.全國建材家居賣場2020年銷售額超七千億，存量房為競爭主戰場。

d.百度VS字節跳動：商業競爭最大的失敗，不是戰敗，而是被替代！

e.The banks are at war for each other’s business accounts.

f. Rail is one of China’s most strategic assets.

g.Immigration reform is another battlefield with major economic implications.

h.The merger between the two food companies was a win-win situation all around.

上述語例構建了“經濟活動是戰爭”的隱喻映射系統，諸多戰爭詞匯描述了特定經濟行為，如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競爭是“戰爭”，經濟市場是“戰場”，經濟政策是“戰爭策略”，經濟活動的成效可以是“雙贏”或者“戰敗”等。通過具有完整內在概念結構的“戰爭域”來識解、解構抽象的目標域——“經濟活動”，在始源域和目標域的異質結構系統中建立了認知對等關系，突顯了經濟活動的競爭性與對抗性。

在眾多話語領域中，體育領域里“體育即戰爭”的概念隱喻語用頻率極高。戰爭語言是體育媒體語篇建構不可或缺的話語資源，有些甚至已成為約定俗成的體育媒體術語。例如：

（7）a. 世界杯戰報：“三獅軍團”首戰大捷，“橙衣軍團”艱難取勝。

b.2022卡塔爾世界杯：老將落幕之戰已打響。

c.中國苦戰巴西終獲勝，生死之戰又見女排精神。

d.上海女排敗走麥城，江蘇女排挺進決賽。

e.Nigeria focused on defending against Argentine playmakers Lionel Messi and Riquelme, ensuring that Argentina had no chance to launch an attack on goal in the opening minutes of the first half.

f. Argentina won the tennis World Team Cup for the fourth time by beating the United States 2-1 on clay in Dusseldorf on Saturday.

g. Diego Maradona confronts German fans after Argentian’s defeat.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起人顧拜旦曾在《體育評論》的發刊詞中寫道：“體育的本質是和平年代的戰爭?！鄙鲜觯?）中各引例運用戰爭概念構建、描述和理解體育比賽，突顯了競技運動緊張刺激、熱血沸騰、激烈對抗、令人窒息等一系列的概念特征，更易使觀眾或讀者感受到體育競賽中緊張激烈的氛圍，增強了語言修辭表達的渲染效果。

綜上所述，認知隱喻觀揭示了始源域和目標域之間基于認知相似性的概念映射關系。映射是手段和方式，其最終目的是為滿足描述的準確性與生動性的需要，使目標域從始源域中繼承其突顯的典型特征，實現屬性承繼。英漢公共話語中，施喻者根據表達需要構建戰爭隱喻，通過概念映射機制，使不同目標域系統性地承繼了“戰爭”始源域典型的概念屬性特征。因而，英漢話語在重大緊迫性事件或競爭對抗性事件敘事過程中，顯現出戰爭隱喻修辭的認知共性。

三、英漢戰爭隱喻建構的交互主觀性

戰爭隱喻是英漢公共話語構建的“利器”，施喻者和受喻者如何建構和理解戰爭隱喻同樣是一個顯在的語用問題。自概念隱喻理論興起以來，隱喻認知通常被看作是個人思維的本質屬性，從而淡化甚至忽略了隱喻在話語構建中的社會和修辭功能。Gibbs[19]在研究中指出隱喻可能是人們思考方式的一部分，但這一事實與人類的社會行為及其表達功能有更深的關系，而不是僅僅與個體的認知和神經過程有關。隱喻認知更是一種人際行為，承擔著表意功能。概念隱喻理論闡述了戰爭隱喻構建的認知方式和跨域映射機制，但戰爭隱喻在話語建構中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本文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語言系統中表達式的交互主觀性本質。

人類語言符號的形式和功能之間存在著一種約定俗成性，這就預設了語言系統中語言結構的交互主觀性本質。根據Verhagen提出的交互主觀性理論，人類語言不僅是信息交換的工具，其基本的、首要的功能是聯結、區分和調控人們彼此所持觀點內容，即自然語言中的表達式在于實現發話人與受話人對某一客觀概念體的深度認知協同[20]4。發話人參與言語交際歸根結底是要影響別人的思想、態度或引起即刻的行為反應。共享同一“特定文化模型”（topos）中的發話人和受話人，通過認知協作，能夠建立起對語言結構的共同語義理解，實現人類自我理解與理解他人的認知處理[21]。換句話說，發話人會以話語雙方的共享知識為交際前提，為受話人“量身定做”交際話語，而受話人則從話語的最佳關聯性出發，推理說話人的話語交際意義。

（一）戰爭隱喻主觀交互的基礎

“大體上說，話語交際的本質在于，第一個認知主體（發話人）邀請第二個認知主體（受話人）共同以某種方式認知客體事物，并在此基礎上更新共享知識?！盵20]7交際視閾中的隱喻話語構建涵蓋產出（production）和接收（reception）兩個方面，預設了隱喻產出者和接收者的雙重認知主體性：即施喻者試圖邀請受喻者依據隱喻設定的框架進行推理，采用與施喻者相同的始源域視角來識解目標域，從而達成對某一客觀概念體的認知協同。戰爭隱喻在英漢公共話語建構中具有語用和認知共性，表明戰爭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作為交際主體的施喻者和受喻者將戰爭概念視為其思維和行為的錨點，通過認知協作來實現戰爭隱喻的產出和理解。施喻者和受喻者實現認知狀態的相互管理，促成戰爭隱喻交互主觀性語義構建，其依靠的基礎是交際主體有關戰爭概念的共享知識。

首先，共通的認知體驗。作為第二代認知科學的發軔之作，Lakoff和Johnson在其論著《肉身中的哲學——具身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中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哲學理論——體驗哲學，其主要觀點認為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建立在自身對現實世界的經驗上，范疇、概念和意義的形成都源于人的身體體驗[22]16-23。人類在與外在世界的具身互動中形成了紛繁復雜的經驗范疇，而隱喻則是人類組織經驗的工具，為認識事物提供新視角。戰爭隱喻是人們基于戰爭的具身體驗來感知和認識周圍其它事物，這也契合了中國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處世哲學。戰爭是人類歷史上不曾規避的一種常見現象，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人類各民族、各文化中都不乏戰爭經歷?；趹馉幮袨榈墓餐涷灪蛢r值觀念所抽象的意義系統構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認知，成為整個語言社區習慣性認知思維，為語言社區個體成員提供了構建和解釋戰爭隱喻“合法性”的前提條件。人們在現實生活的“耳濡目染”中擁有更加具象的戰爭體驗，極易催生對抗、傷亡、毀滅等概念，而戰爭話術也會激發人們在視覺、聽覺、觸覺和心理上的聯想，產生強烈的認知和情感共振。施喻者和受喻者基于戰爭共通的認知體驗，實現了交際主體的認知對稱，是戰爭隱喻建構的認知基礎。

其次，共享的交際語境。言語交際是一個明示—推理的認知過程[23]63。依據關聯原則，發話人將自己的話語意圖以最佳的、簡明的符號形式提示給受話人，受話人則根據發話人提供的明示信息激活最佳相關的語境要素，尋求最佳關聯從而推理出發話人的交際意圖。戰爭在人類社會中具有特定的文化規約意義，構成了戰爭隱喻施喻者和受喻者共有的交際語境，為話語主體提供了戰爭隱喻明示—推理語義交互的最佳關聯。戰爭貫穿人類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影響了人們的民族文化、思維意識和語言表達。正如弗素在《大戰與現代記憶》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人們用戰爭系統化的對立方式來認識客體世界和表達主體觀點[24]。此外，時至今日人類社會仍具有戰爭屬性。當今國際社會，國家之間因政治沖突、經濟競爭、文化對立、資源搶奪等多重因素頻發區域性戰事。人類社會的戰爭屬性是戰爭域普遍性的現實基礎。戰爭概念的范疇屬性和文化凸顯使其成為映射政治、經濟、體育、科學研究等其他眾多概念域的適切始源域[9]1-18?；趹馉幐拍畹奈幕m切性（cultural aptness），將戰爭概念攜有的對抗性、緊迫性、系統性等原型特征賦予其他概念域，戰爭隱喻的話語主體更易建構起戰爭始源域與其他目標域之間的結構關聯和范疇類比，從而有效地實現戰爭隱喻主體間明示—推理的語義建構。

（二）戰爭隱喻主觀交互的目的

奧斯汀的語言哲學觀豐富了人們對語言本質的認識，首創性地提出了“如何以言行事”的言語行為理論，將人們的話語同人的行為有機結合起來，從而使得作為行為的語言能夠參與到建構世界的實踐中。隱喻話語的交互主觀性在于構建隱喻雙重主體的認知協同，從語言交際層面上看，其目的是使受喻者以施喻者設定的始源域框架或視角進行推理，從而影響受喻者的思想或態度，進而最終影響其行為。因而，就其本質而言，隱喻是一種具有明顯“意向含意”的有標記的表達方式，是言語行為的一種特殊類型[25]。

英漢公共話語構建戰爭隱喻，施喻者以戰爭為認知視點，框定并重構目標域的認識對象，旨在用戰爭思維來調控、評價受喻者的言行，使之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話語實踐。再如，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情媒體報道中的戰爭隱喻以“戰”喻“疫”，突顯了“戰疫”與戰爭的認知相似性。漢語媒體語料中大量出現“戰士、抗擊、戰場、攻堅戰、持久戰、人民戰爭”等戰爭術語，將有關戰爭的體認經驗映射到疫情防控工作的實踐中，更易使話語受眾感知防疫工作的緊迫性、艱難性和復雜性，具有重要的認知意義。

但與之相比，戰爭隱喻在疫情防控實踐中更加顯著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其被賦予了能動性、建構性的社會意義。在突發事件報道中新聞媒體肩負重要責任，要做到及時溝通信息、引導輿論、整合力量、廣泛動員等[26]。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整個國家如臨大敵，漢語媒體報道話語以“戰”喻“疫”，突顯了本民族特有的抗戰文化心理：對入侵者切齒痛恨的心理，對戰斗的不懼心理和對解放軍的崇敬心理[6]36-39?；谠捳Z主體共享的戰爭概念，媒體構建戰爭隱喻有利于喚起話語受眾的情感認同，激發出潛藏于國民內心深處的集體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筑起全盤統一的抗擊疫情的心理防線和思想認識。戰爭隱喻通過情感激發和認知協同，有效規勸和引導了話語受眾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積極行為，極大地提升了整個民族抗擊疫情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是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一種有效話語勸諫行為。由此可見，戰爭隱喻的話語實踐具有一種能動的執行力，為自上而下全民“戰疫”的戰略部署提供了話語武器，有力地塑造了黨和廣大人民群眾齊心協力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的形象，充分彰顯了戰爭隱喻在疫情防控實踐中的社會建構意義。

結語

隱喻是閃耀人類極致智慧的思維律動，成為了人們詮釋紛繁蕪雜社會生活的重要話語工具。本文將英漢公共話語中廣泛運用的戰爭隱喻作為研究對象，以概念隱喻理論和交互主觀性理論為依據，通過語料對比闡述了英漢公共話語在政治、經濟、醫療、環境、體育等眾多領域內構建戰爭隱喻的認知共性，并從雙重認知主體性的維度視角探究了戰爭隱喻建構的話語基礎和語用意圖。研究表明，英漢公共話語中的戰爭隱喻，通過隱喻聚焦的認知過程，將“戰爭”始源域的核心概念特征映射到其他目標概念域中，用以聚焦重大、緊迫性事件以及競爭、對抗性事件，顯現出英漢兩種語言共性的認知表征。另外，本研究從語言的交互主觀性本質出發，在隱喻個體發生的認知映射論基礎上，重點闡述了戰爭隱喻在語言交際層面超個體的人際交流和互動的主觀性過程。從施喻者和受喻者雙重主體性的認知語用視角切入，發現戰爭隱喻在公共話語建構中，交際主體雙方借助有關戰爭概念共通的認知體驗和共享的交際語境，從而達成對客體基本一致的共同認知、情感、態度等，實現認知協同，其目的在于用戰爭思維來調控、評價目標話語主體的言行。因而，隱喻的交互主觀性從認知和交際兩個層面有效地闡釋了戰爭隱喻的認知語用建構機制。

（1）文中所引例證均摘錄于互聯網，為節省篇幅，故未一一標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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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n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War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

LI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War metaphor, acting as an effective discourse tool, has been pervasively employed in constructing public discours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gnitive commonalities of constructing war metaphor in public discours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rpus. The use of war concepts to map onto significant and urgent events, as well as competitive and adversarial events, indicates that war is one of the basic ways for human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Starting from the intersubjective nature of languag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war metaphor at both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ve levels. It is found that both parties in communication achieve cognitive coordination towards the object through the shared cognitive experience and communicative context related to war concepts, with the aim of using war thinking to regulate and evaluate the words and actions of the target discourse subject.

war metaphor; public discours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ntersubjectivity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3.06.08

H030

A

2096-9333（2023）06-0051-07

2023-08-20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項目“英漢網絡語詞形式——功能錯位的構式語用研究”（SK2021A0375）；安慶師范大學校級人文社科重點項目“鄉村振興語境下皖西南農村語言景觀建設研究”（SK202207ZD）。

李偉(1988- )，男，安徽蕪湖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認知語言學，句法—語義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