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潛彰幽君獨秀,蜚聲卓越在書林”
——江澄波《吳門販書叢談》及其口述史讀后隨札

徐 雁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1981 年,由蘇州市政府公共文化財政撥款,開工建造蘇州古舊書店暨蘇州文物商店營業大樓,四年后在人民路樂橋北首竣工（門牌編號為人民路1222 號）。 該建筑體為五開間四層,外觀立面為古色古香的仿古樣式,其中歸屬古舊書店的使用面積約有1200 平方米。 九十年代初,我有幸隨南京知名作家、藏書家薛冰先生同到蘇州活動,首次識荊,見到江澄波先生這位蘇州古舊書業的“老法師”,就是在該店對外宣示“閑人莫入”的三樓。

1990 年12 月6 日至10 日,時為蘇州市古舊書店副研究館員的江澄波先生,在南京舉辦的“江蘇出版史（民國時期）學術討論會”上,為編好旨在總結民國時期有關江蘇出版的史志叢書,獻議了既要重視各地縣志,還應注重鄉鎮志、山志、水利志,以及包括圖書館編印的藏書目錄,以及該時期各種法規、章程、條例,還有郡邑叢書、鄉賢詩文集、家譜等10條具體編寫意見[1]。 江先生有關中國古書舊籍的博識和見解,給參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顯示了一位古舊書業者的歷史文獻學問內涵。

二三十年時光的流逝,已至耄耋、鮐背之年的江澄波,陸續問世了《吳門販書叢談》（李軍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 年版）及《書船長載江南月:文學山房江澄波口述史》（韋力、張穎整理,古吳軒出版社2022 年版）兩書,從而極大地彌補了20 世紀中國古舊書業經營史的一大段重要空白。

2023 年元旦日,虛歲九十八的江先生,在《書船長載江南月:文學山房江澄波口述史》扉頁照片下,為我簽名并蓋章題贈了該書,令人遙念吳門,頓生無限感懷。 不禁想起2005 年4 月3 日、2007 年8 月22 日,先后兩次走訪位于鈕家巷9 號的文育山房,并獲得江先生簽題《古刻名鈔經眼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的情景。

當年,退休后的江先生在子女們幫助下,租借了建新巷一個鋪面,自營了一家名為“文育山房”的舊書店。 待我乘赴蘇公事之機,蹤跡而訪時,卻已遷移到臨頓路小太平巷5 號了。 遂至鋪中拜謁,并選購包括《古刻名抄經眼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在內的蘇州文史舊書多冊。 結賬時,求請江先生在《古刻名抄經眼錄》扉頁上簽題,江先生非常樂意地接過書,趴在書桌上題寫后,還取出一枚朱文姓名圖章鈐印其后。 如今從書櫥里檢出重展,可知是2005 年的早春,4 月3 日的下午。

再度走訪,已是2007 年8 月22 日的下午,店址已在臨頓路鈕家巷9 號了。 江先生依然記得兩年前我的那回造訪,于是在愜意閑聊之余,他堅持取下一冊《古刻名抄經眼錄》要給我“收藏,收藏”,我當即聲明上回在店里已請您簽名題寫過一冊了,他的回應是“不多了,不多了”,可真是令人感動,或寓有“寶劍”“香粉”贈予之意。

還真是對江老先生的驚人記憶力驚佩之至! 五年后的歲末,我忽然接到來自鈕家巷9 號的一個牛皮紙大信封。 拆閱之后,方知是《平江文史》第5 輯上,刊登了他老人家寫的《過云樓藏書歸公親歷記》,回憶了1992 年時,他老人家在蘇州古舊書店工作時,接受江蘇省老領導柳林（1917-2001）囑托,經手將顧文彬（1811-1889）、顧鶴逸（1865-1930）所遺過云樓三分之二藏書,售給南京圖書館的具體過程。

原來顧文彬（1811-1889）所藏,傳至其承子鶴逸（名麟士,自署西津漁父、鶴廬等）后,廣事搜求名人手札,抄、校本古書,及宋、元以來佳槧善本。 據江先生回憶,其收購渠道,“絕大多數是經過護龍街上欣賞閣主人徐松甫之處收得的。 在我涉足書林初期,曾聽先父講過,當時明刊白棉紙書的市價,大約每冊銀元三枚而已。 同時還有一個絕好機會,那就是正值辛亥革命成功,軍政府撤散蘇州府,省會移往南京。 在蘇候補官員紛紛回籍,閶門外又發生兵變,因而富有之家大都遷往上海租界,造成人口減少,經濟蕭條,舊書店更是進多出少。 這就給顧家創造了收書的有利條件”;所藏“雖然經過了抗日戰爭,一直保存得很好。 直到‘文革’抄家后,才運往市博物館……后經落實政策,全部發還顧家。 據說當時分作四份,由公碩四個兒子各自保藏”。

1 從掃葉山房“老書店”到文學山房“古書店”

“文學山房”的出世,與晚清發生的太平天國農民軍運動所造成的一場社會大動亂密切相關。 史載,同治二年（1863）十月,淪陷了三年多的蘇州城被清軍克復。 次年七月十九日,太平天國農民軍自命的都城“天京”被湘軍攻克之后,侍王李世賢（1834-1865）部在湖州府一帶繼續發動戰事,軍民傷亡慘重。

既為人身的安全,更由于生計所迫,江椿山遂離開家鄉所在的吳興織里鎮（今屬浙江湖州）,跑到已在兩年前開始恢復市面的蘇州謀生,并于光緒初年,進了初創于閶門內西中市的掃葉山房老書店做了伙計。 因收入菲薄,且隨時有被掌柜辭退之虞,故而曠至四十開外,才在山塘八字橋西街租了一屋,娶得劉家之女為妻。 光緒七年（1881）,生下一子,起名為如禮,字杏溪,后以字行。

江杏溪（1881-1949）十三歲時,被其父送到位于嘉興縣城孩兒橋堍的殷氏大同書局“學生意”。所學內容,有古舊書修補以及門面買賣業務,進而鑒定版本、搜購古書舊籍等。 光緒二十一年（1895）,為奔父喪返回蘇州。 隨后為奉養寡母,借貸300 元,在護龍街（現稱“人民路”）嘉余坊口,用蘆花席圍出一間棚戶,靠買賣舊書維持生計。 在娶妻胡氏之后,日子過得甚是艱難。

當年,蘇州城在經歷太平天國農民軍與清軍的兵燹戰火之后,傳統的閶門內外商市已傷筋動骨,振興乏力。 從光緒初年起始,商貿中心不斷向城內以護龍街為主干的臨頓路、觀前街一帶移轉。 程瞻廬（1879-1943）在《蘇州識小錄》中記述道,當時吳人口語里,已有“吃煞觀前街,著煞護龍街”之說,可知當年“觀前街食鋪林立,護龍街衣肆櫛比”之盛景。

屈爔（1880-1963）在《文學山房叢書》（亦名《江氏聚珍版叢書》）初集序言中說:“吳門書肆之盛,至嘉、道時而極……自經太平兵燹,不數十年,蕩焉無存。 今游吳市,惟見觀前、護龍街寥寥數家,而插架之書,可觀者尤尠。 就中惟來青閣楊壽祺可為后起之秀,而其鄰文學山房江君杏溪,亦饒有思想之一人?！币虼?當年借貸三百金,擇址嘉余坊口做舊書生意的江杏溪,有他獨到的商業謀略和市場眼光。

于是,從20 世紀初經銷國學類古舊書起步,到囤購清廷覆亡后離蘇官員們處理的行篋藏書,在江杏溪苦心經營下,抓住清末民初的種種機緣,文學山房買賣古書的生意逐漸做大了起來。 而原本“衣肆櫛比”的護龍街,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已成為名著大江南北,可與北平琉璃廠、隆福寺一帶媲美的“古舊書一條街”了。

江氏文學山房,參與并見證了蘇州古舊書業的沉浮興衰。 據來青閣主人、古舊書業專家楊壽祺（1894-1971）回憶,在1914 年7 月28 日“歐戰”爆發后的四年多時間里,蘇州古舊書業的市場經營非常困難。 但在1918 年冬戰事結束后,到1937 年夏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發生之前,“支持蘇州舊書業的僅江杏溪之文學山房一家而已,余皆旋起旋歇,難以悉數”。

1926 年6 月30 日申時,江家誕生一子,他就是長大后善繼其祖其父書業生意的江澄波。 江澄波先生晚年對人感慨道:“從我出生到現在,我和書店的緣分,已有近百年了?！盵2]

2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古舊書生意興隆時期的文學山房

汪葆楫（1908-2005）回憶說,1927 年春,他拜在蘇州宿儒孫宗弼先生（1868-1934）門下為弟子。 孫先生上午到校講課,下午就在家為他們講授經、史及近代古文。 講學之余,孫先生有時會帶弟子同往護龍街逛舊書店,“此處為蘇州舊書的集中所在,可以任意入里翻閱書籍,而店主又都與先生相識。 這樣,我們得涉獵群書,便對目錄、板本有些初步認識”[3]。這其中的店主,就有文學山房主人江杏溪等。

是時,江杏溪得其妻弟胡繼榮的助理,其子靜瀾也已熟悉販書之術,生意蒸蒸日上。 1931 年前后,便擇址市口更好的護龍街大井巷北首,建造起了前店后居的新樓屋。 店堂寬敞,古書盈架,隨賓客選閱;后有樓座,是收藏古書及版片的庫房,以及江家老小的起居生活場所。 作為當日“東南舊籍販賣的名鋪”,其生意“已以萬金進出,非曩時借銀三百,僅盼糊口時相比了”[4]。

據與江家熟稔的沈延國（1914-1985）晚年所撰《蘇州文學山房記》,蘇州“藏書之家,聞名中外。 學子勤讀,于是販書之業,因之以興。 解放前,吳中護龍街（即今人民路）自察院場至樂橋一段,大小舊書鋪,林立其中。 在大井巷北,三開間店面,有徐世昌（水竹村人）及曹福元所書‘文學山房’匾額的舊書鋪,為書林巨擘”;又云熟諳古書版本、目錄的江杏溪“善訪古籍,苦心經營,名聞東南……如木瀆馮桂芬、無錫朱達夫,以及管禮耕、葉昌熾、丁士涵、沈秉成、王同愈、單鎮諸家珍藏,皆囊括于店中,海內孤本,也時搜集,于是南、北名家,時聚山房。 若涵芬樓的張元濟、孫毓修,合眾圖書館的葉景葵,北則傅增湘、朱希祖、顧頡剛、謝國楨等,時來訪書。 名作家鄭振鐸、阿英等,也是不速之客。 至若吳門學者名流,李根源、張一麟、陳石遺、鄧邦述、金天翮、吳梅、沈祖綿、顧麟士、趙詒琛、王德壽、王謇、汪東、潘圣一、沈維鈞,以及潘承厚、承弼兄弟,時集文學山房,可謂群賢畢至,不但選擇各需書籍,又成為探討學術的場所。 加以主人杏溪善交文士,凡三四學者來店,輒邀至朱大官酒家小酌,雖是富仁坊口一家弄堂小店,但菜肴精美可口,價又極廉。 促膝談心,各抒心得。 無松鶴樓之喧鬧,聚陋室而暢談,妙論泉涌,誠別有一天地呢”[5]。

由于文學山房之類古舊書鋪的高端內涵,一般讀書后生往往會望而卻步。 因為“來的都是客”,店面的伙計被要求對所有賓客,都要熱情招呼和滿意接待。 從小在蘇州城里長大的尢玉淇（1918-2013）晚年感慨道,文學山房、來青閣及琴川書店等,都是“出售考究版本、古本、孤本等高層次的舊書店,與我這后生小子可謂是無緣的。 我最喜歡躑躅的,還是牛角浜這些小書鋪……”[6]

但阿英（1900-1977）這樣的資深讀書人和淘書客,就大不一樣了。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他時常在凌晨乘坐從上?；疖嚤闭景l出的快車,以便一早到達蘇州。 他的訪書屐痕,通常就是從位于城北的文學山房起始的。

逛過文學山房,會賬之后,阿英便出店向南,依次把松石齋、存古齋、來青閣、適存廬、覺民書店、藝蕓閣、寶古齋、靈芬閣、集成、勤益、琳瑯閣、振古齋、欣賞齋等古書鋪巡閱一過。 這一段在護龍街兩側的“訪書之路”,以察院場為起端,過觀前街口,一路南行,忽而在路東,忽而在路西,一直淘書到飲馬橋為止,大抵有三里地左右,需要用去一上午的時間[7]。

1935 年8 月,江杏溪撰有《文學山房書目》卷首“告白”:“敝房創設,迄今倏已四十載于茲矣。 專營收賣古今家藏舊籍,印行國學參考用書,頗蒙士林嘉許,而于目錄向未編印。 邇來文化日興,圖書館林立,屢蒙各界紛紛函索,終無以應奉,甚覺歉然。 是故今將所存編就一帙,定價低廉,以供惠顧諸公選購。 維就中既鮮秘冊,尤乏善本,難副雅望,深為遺憾耳。 案:古籍名著日見漫鮮,讀者既難得門徑,搜求亦屬不易。 吾業既有傳播文化之義,不無保存國粹之心,故敝房隨時專人搜訪于卑鄉舊家,希免古籍埋沒。 俟有所得,當續鈔輯,重訂寄呈。 再者,尊藏如有重復,以及不適應用而愿割愛者,或請見示,當以重金報命焉?！盵8]

我在所著《中國舊書業百年》（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里,曾據該期書目卷首文字予以引述。 由常熟鐵琴銅劍樓傳人、藏書家瞿啟甲先生（1873-1940）題簽,分為經、史、子、集、叢刻及補遺（書目上公布其店所用電話號碼是:741）。 接著又編印了第二期、第三期書目,分別由著名學者葉恭綽（1881-1968）、吳梅（1884-1939）題簽。 而此前,主要是采用抄寫收購到的古書書名目錄,一一郵寄給北平、天津等地的圖書館,或本、外地熟悉的藏書家,供其選購。

1930 年、1931 年夏,日本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也（1902-1980）兩次訪書到蘇州。 他發現,蘇州各家舊書鋪,以文學山房門面稍大一些,但店里售賣的“古書不多”。 江老板用買來的木活字排印《文學山房叢書》之舉,令他印象深刻[9]。

屈爔（1880-1963）在《文學山房叢書》初集序言中說,江君杏溪饒有經營思想,他還涉足古書出版:“揣摩時好,凡叢書中金石、書畫、書目等類,不易得單行本者,率取以排印,藉廣流傳?！背跫叻N為辛文房《唐才子傳》、姚際恒《古今偽書考》、顧廣圻《思適齋集》、汪士鍾《藝蕓書舍宋元本書目》、蔣光煦《別下齋書畫錄》、潘曾瑩《墨緣小錄》及莫友芝《持靜齋藏書紀要》,問世后,東、西洋各國有關圖書館及藏書家紛紛購買。 后又續印了三集,計有28 種。

江氏還購取晚清吳縣（今屬江蘇蘇州）藏書家蔣鳳藻（1845-1908）《心矩齋叢書》及謝家福（1847-1896）《望炊樓叢書》,及影宋本《唐中興閑氣集》書板重印發售,以木戳朱印“蘇省文學山房經印善本書籍”作標記。 此雖投資求利之舉,但在客觀上為古書續新命,自有其保存文獻、傳播國粹之功。 由此可見,文學山房亦為上世紀上葉蘇州出版單位之一也。

1932 年9 月,江南知名評彈藝術家、光裕社社長楊月槎（1875-1954）及其弟楊星槎（1885-1960）,在蘇州合作創設了一個“百靈（無線）電臺”（位于護龍街中大井巷南720-721 號）,并主編了一份評彈月刊《百靈開篇集》。 其中刊有署名“三省主人”者在1934 年所撰彈詞,由泱泱中華源遠流長的國學入題,專門推介“文學山房”道:“雖罹暴秦焚坑劫,幸得那舞勺兒童背誦成。 （而今是）全國景從‘新生活’。 （那知道）復里咸將舊學尊。 維系人心為第一。 挽回世道是根存。 （鄙人是）信步護龍閑逛走,（陡見那）文學山房映眼睛。 入內遍觀圖書府,琳瑯滿目美無倫。 八索九丘般般有,三文五典件件精。搜羅閎富包含盡,問津之人必欲困。 杏溪江君善商賈,赴天津,轉北平,不惜重金廣搜尋,藏書奚止萬余種。 （四十載,費掉了）多少精神與腦經。 況且是,定價低廉,儔無比。 好古諸君,請惠臨。 若有舊藏,珍貴品,愿從割愛尤歡迎……”

此后還有一則廣告云:“文學山房創設迄今已四十載于茲矣。 專營收買國學參考舊籍,插架所存不下萬種左右,均定價低廉。 好古諸君,敬請惠臨參觀。 再,江君承平、津等處各圖書館委托,征求各種舊籍,貴藏家如有舊儲而愿割愛者尤歡迎,務請賜洽護龍街塔倪巷南首文學山房（護龍街707 號）,當以重金報命也?！?/p>

在楊氏兄弟編印的推廣讀物《百靈電臺》上,還刊登有文學山房的另一則廣告,可見其時舊書店購求故紙的重點所在:“文學山房代各省圖書館征求家藏新、舊書籍。 無論石印、木板,躉批、零星,均可收進。 如有各省通志,府、廳、州、縣志,鄉志,鎮志,寺志,廟志,村志,山志,水利書等,如愿意出讓者,尤所歡迎,當以重金報命也。 地址:蘇州護龍街七百零二號?！?/p>

正當文學山房生意日益興旺的時候,遭遇了日寇在1937 年7 月7 日開始發起的全面侵華戰爭。當年11 月18 日,繼日寇飛機對蘇州城的大轟炸之后,日軍侵占了蘇州城,并大肆燒殺淫擄。

在1939 年春至1945 年冬之間,吳江人金孟遠（1893-1950）撰寫完成了一組《淪陷哀樂府》,留下了蘇州城淪陷于日寇之后,素有“人間天堂”之稱的蘇州,頓變為“世上地獄”的各種災難面相。 其中一題為《大洗劫》,略云:“鄉間避難空城廂,金吾不禁鎖不落。 不逞之徒乘隙入,搜括盡量無遺留,如入寶山予取求……敵將偏能拾唾遺,骨董書畫盡收拾,賞鑒欣欣意自得。 一批二批三批來,家室空洞留塵埃?！庇钟小杜f貨攤》云:“商店閉門攤販滿,形形色色人爭看。 就中舊貨攤更多,書畫骨董與古玩。 古色古香耀生光,爛銅爛鐵擺零亂。 琳瑯滿目何從來?非義之物當街攤（半由竊盜而來）……君不見,舊貨攤上物,半是故家三世藏?！?/p>

江澄波先生在書中回憶說:“日寇一來,中國大地遭了殃。 就書而言,我們書店就是個例子,好好的書,被踐踏、被偷竊?！薄扒妩c過后,能上架的書都擺不滿架子?！彼浭銎鋷熜质鴺s昌的話說:“我回去的時候,店門大開著……書架上的書全被日本鬼子扔在地上了,書架都空了,地上的書都被馬蹄踏壞了,書上還全是馬糞。 看來,日本人是用我們的書架來拴馬了?！碑敃r“很多書都已毀壞了,店里的字畫不見了,家里也被日本人翻了一遍。 很多東西都丟失了。 祖父、父親看著店里的情況,十分難過”。

在蘇州淪陷于日軍期間,文學山房雖勉強復業,但其生意之慘淡可知。 與古書鋪同樣遭殃的,是那時的藏書家:“（常熟）丁祖蔭家的藏書隨家具流散,寧波天一閣的書竟然出現在地攤上……有許多藏書家四處逃難,如寶山樓潘氏兄弟、過云樓顧氏、鐵琴銅劍樓瞿氏,都到了上海。 趙詒琛先生建在昆山正儀的‘又滿樓’被燒,無數珍本毀于一旦,燼余之書則被搶劫一空。 許多藏書家,如常熟翁氏、丁氏、趙氏等為生活所迫,紛紛散出所藏,也不過略換取一些生活用品而已。 又有一種家中有書的人家,逃難時帶了金銀之類方便攜帶的東西,書籍重,攜帶不便,多留在蘇州宅中,就免不了被偷竊而流散。 就我聽到的、看到的,蘇州還有許多藏書之家人去樓空,典籍流散?！?/p>

為此,江先生重點記述了蘇州名紳、收藏家蔣仲川在祥符寺巷90 號（現為22 號）別墅密室中所藏古董和古書的散毀;古書收藏家許博明（1896-1971）在高師巷31 號（現為10 號）的“懷辛齋”藏書,經戰亂波折,家業盡毀,只好以變賣藏書維生等。

盡管如此,在彼時淘書客的目中,當年被稱作擁有“文化古街”——護龍街的蘇州,盡管全城有十來家舊書店,但“舊書收藏最豐富的,要算來青閣與文學山房,其余如百城、松石齋、存古齋等,就比較稍遜”。 作者還在文章中披露,在日寇侵占的前期,“舊書簡直無人問津,視同廢物,以致有許多有價值的舊書,被犧牲在糖果及牛肉店里包糖果與鹵牛肉了,言之實在非?？上А盵10]

3 劫后復業的文學山房及其被“合營”和“經濟改組”

年青時做過文學山房學徒,1956 年秋調入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圖書館工作的夏淡人先生（1919-2010）回憶說:“蘇州這一古老的歷史文化名城,刻書歷史悠久,藏書蔚為風氣,書店也就特別多。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我目睹的老店就有四、五十家之多,蘇州書多價廉,故國內外的學者、藏書家都喜歡前來買書,來者也總有所得?！?/p>

據其記述,文學山房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情況是:“掛有金字招牌,為徐世昌所書的文學山房,門面兩大開間,插架古籍比較豐富。 主人江杏溪,善于經營古籍線裝書,喜歡躉批收進,躉批出售,專做大筆生意。 自己編印國用木活字排印的《文學山房叢書》,又名《江氏聚珍版叢書》,共四集,二十八種。內容偏重書畫藝術,銷路較廣……寄售書有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語石》《緣督廬日記》《寒山寺志》,沈瓞民著《沈氏玄空學》,也是銷路很好的。 早期與外國、日本書店常有往來”;“國內大主顧有無錫榮德生。 榮雖是商人,卻愛好書籍,尤愛鄉先賢的著述,不惜巨金購買。 江也做陳群生意,每次交易,必有數千元之巨額,營業是不差的。 由于家庭人口多,開支大,因此也無多積蓄。 店中職工有親戚胡某,另有兩個職工,加上兒子、孫子,共五人在店內,專做修補、裝訂工作。 兒子業務,不及乃父,孫子澄波,中學畢業后,留在店內學習。 由于專心業務,版本鑒別,較為精熟,大有強爺勝祖之概。 該店善作偽書,老江經常講多賺些地主、資本家、貪官的錢是不罪過的……”

1947 年8 月至1948 年12 月間,以上海市立圖書館館長的本職,兼任蘇州國立教育學院圖書館學教授的周連寬先生（1905-1998）,曾以“苦竹齋主”為筆名撰寫《吳門訪書》一文。 其中評說道:“文學山房在護龍街,從外表觀之,尚能保持舊書店之本來面目,惟營業亦極清淡,聞近日售書與無錫江南大學,稍獲濟窘之資。 主人江姓,沉默寡言,應對謙謹,惟店伙喜偽作舊刻,私造古今藏書家名章,熏染紙色,改頭換面,蒙混顧客,凡與往還者,咸懷戒懼之心?！盵11]不過,周先生也曾在文學山房購獲初印本宋、明《狀元圖考》,及明嘉靖間郭云鵬補錄并刊刻的《歐陽先生文粹》等。

因此,當我讀到1989 年第6 期《蘇州雜志》上刊登的《人間要好書》一文,其中提到蘇州大學歷史系有位陸姓教授,曾“在江澄波老先生的書店里購得了宋本二冊,明本六七冊,大致每本才折合人民幣一元五角”的往事,不禁莞爾。

在黃裳先生（1919-2012）印象里,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前期的蘇州,“從察院場朝南,幾乎整條街都是書鋪,連馬路邊上的地攤上都是書。出了火車站,趕到觀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書鋪。 這一逛就是半天,往往連吃飯也忘記了”。雖說好版本的古書并不易得,但黃裳對蘇州古舊書市一直情有獨鐘。 他不止一次地寫道:“蘇州對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那些舊書鋪、書攤?！盵12]“訪書在蘇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廠、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狀元境……味道完全不同?！薄疤K州的可愛,一是那里的舊書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別致的書,偶然也能得到幾種;其次是那里的飲食好,可以吃到價廉物美的小吃?！?/p>

到1949 年前后,蘇州古舊書市場的生意蕭條至極,幾乎難以為繼。 江澄波受顧廷龍（1904-1998）、潘景鄭先生（1907-2003）合編的《明代版刻圖錄初編》啟發,又得顧頡剛（1893-1980）的支持和指導,遂把店庫中積存的一二百種明刻殘本,一一拆開重裝,合訂成為《文學山房明刻集錦初編》四大冊,計成40 余部,很快發售一空。 1953 年4 月,顧先生在序言中說:“蘇州文學山房夙為書林翹楚,江君靜瀾及其文郎澄波,積累代所學,數列朝縹緗如家珍,每有所見,隨時尋求,不使古籍有幾微之屈抑。 近年故家所藏,大量論斤散出。 江君所獲之本,屢有殘篇。積以歲月,得明刻百六十種……洵為目錄學別開生面之新編。 得是書者,合板本圖錄而觀之,有明一代刻書源流,如指諸掌矣?！?/p>

夏淡人先生回憶說,《文學山房明刻集錦初編》一問世,很快售完,于是生意又振興了起來,“到一九五八年‘公私合營’時,該店資金已超萬元,為蘇州最大書店”;“在舊社會里,這么多的書店,大部分人是迫于生活而開設的,做做玩玩的人是極少數。像文學山房算得上是蘇州的大書店了,但每年到了農歷年底,總是急等錢用,要多方籌措。 其他小店、書攤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13]。

1954 年2 月23 日,由江蘇省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蓋章頒準的書刊發行業營業許可證上的登記信息可知,其企業名稱是“文學山房書店”,注冊地點是人民路326 號（原為護龍街707 號）,營業項目及范圍是“發行書刊,門市零售”,經營性質是“私營”,責任人是江靜瀾。

兩年后的1 月,蘇州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于是前鋪后家的江氏文學山房,被實質上“充了公”,他們只能租屋別居到了城東的西大園。 但在當年至1957 年這段時間,“公私合營文學山房”仍作為江家自營店鋪,自負盈虧。 在搬家前,江靜瀾、江澄波父子決定把所購晚清慈善家謝家福（1847-1896）輯刻的《望炊樓叢書》,清末學者葉昌熾（1849-1917）的著述書版等,捐獻給了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58 年,“公私合營文學山房”等私營書店,被市政府文化管理部門“清產核資”,進行“經濟改組”后,文學山房與大成書店、覺民書社、文廬書店、征漢閣書店五家合并。 各家古舊書存貨經統一清點后歸公,政府再“根據各家的資產情況,每年發放定息給原店主,到‘文革’時終止”。 接著,大眾書店及書攤等13 家又合并為“公私合營蘇州市古舊書店”（電話號碼:1573）,分設文學山房、東方、大眾、來青閣四個門市部。

文學山房門市部得以在原址繼續專營以線裝為主的古書,其購書發票則蓋長方形的“蘇州市古舊書店文學山房門市部發票專用章”（用藍色印油）。由江靜瀾負責,有江澄波等七位員工。 “大眾書店門市部”專營民國以來舊平裝書,“來青閣門市部”專營廢舊書,“東方書店門市部”專營舊期刊（1961年4 月,被政府有關部門以“調整”的名義撤銷,設立了一個在觀前街177 號營業的“新舊書門市部”）。

1962 年9 月6 日、7 日兩天,編號為“14 號”的超強臺風全面襲擊蘇州。 年久失修的文學山房,受狂風暴雨影響,門市部大量庫存古書因此受潮,損失嚴重。 遂在市政府領導的指示下,調撥到位于怡園對面的人民路342 號的兩層小樓（吉由巷北）,歸古舊書店使用。 四年后的夏天,因“文革”運動沖擊,不僅古舊書收售工作被迫停止,而且古舊書店所存戲曲、小說、彈詞、寶卷、佛經、家譜等,以及1937 年夏日寇全面侵華前出版發行的新聞畫報、電影畫報等,均被裝運兩船,送到位于橫塘的紅光造紙廠化漿制造“油毛氈”。

遲至1972 年10 月,蘇州古舊書店才在中止業務活動六年之后（江澄波等業務骨干,在此期間則被“下放”到蘇北阜寧縣從事體力勞動）,得以在原址恢復部分營業。 1978 年秋的一天,黃裳先生因《文匯報》的公事到蘇州,住在大井巷的旅社里,早起后在怡園內散步漫觀一回,便老馬識途,憑著十余年前的印象,踱到人民路斜對面的蘇州古舊書店店堂里閑覽,卻被當年剛從“下放”地——阜寧縣復職回來的江澄波先生等老友發現,就熱情地邀他進了內間,泡茶敘舊。

雖說是劫后重逢,但彼此所談“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因為在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中,“線裝書是被視為典型的‘四舊’的,那從事收集、流傳線裝書的人又該是什么呢? ……他們的命運就不必說了”,果然,“這兩位老朋友,是最近才從江蘇北部的農村里調回來,歸了隊的?！彪S后,黃裳被讓到樓上書庫里去看書。 結果令他非常失望,原來經過“十年浩劫”,“書的質量是遠遠不能和過去相比了,現在擺在架子上的,過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東西,甚至還不及”。

1981 年夏,黃裳應友人之約,到蘇州大井巷小住了兩天。 他照老習慣,又走到蘇州古舊書店,去到陳列著一些古書的三樓辦公室坐一坐,喝杯茶,并請江澄波他們從庫房里取幾種版本好點的古書出來看看。 結果這一回取出來的古書,讓他非常失望,原因自然是因為民間的線裝書貨源,比十來年前“少得多”,另一方面,還因為受到店里人手、收購議價及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制約,因此,也就放棄主動到民間去訪求古舊書的業務了。

大抵因為有著比較的閱歷見聞和與古舊書業者的交往敘談,黃裳先生早就覺察到中國內地的古舊書業已到黃昏境地,是日暮途窮了。 于是他從史家和學者視角建言道,古舊書買賣與新書發行的內容、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而長期“劃歸新華書店系統經管”的古舊書行業,并不是一般性的營利行當,“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來加以衡量”。 他說:

多年來遇到過不少經營舊書業的人,他們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見識廣博、記憶力很強,裝了滿肚子的關于舊書流轉的故事和知識。 我總是勸他們抽空回憶,記一點下來。 不過效果很小,他們不是推說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當作笑話來聽。 有許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麒、楊壽祺、孫實君、孫助廉……,他們如果肯作這個工作, 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孫殿起的《販書偶記》這樣的著作的。 至少寫出像李南澗的《琉璃廠書肆記》、徐康的《前塵夢影錄》那樣的作品是毫不困難的。 可是一本也沒有,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

閑談中,我出了一個題目,蘇州一隅幾十年中某些藏書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們藏書的主要內容、流散始末……現在記錄一下還不是很困難的。這一類地方性的文獻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國每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都應該來作這個工作。

搶救、收集古舊書籍文獻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由于歷史原因,過去這工作是通過舊書行業的渠道進行的……在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里,有那么一些從事古舊文獻搜集、整理、流通的專業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絕不能說是“浪費”。 照我的粗略估計,在北京、上海、天津、蘇州、杭州……,現在還在崗位上有一定鑒定水平的古舊書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滿幾十個人。 這真是一種岌岌可危的局面。 接班人的情況好像也不樂觀。

這一席話,被當年的江澄波先生聽進去了。 他在1997 年6 月10 日于蘇州古舊書店所寫的《古刻名抄經眼錄》前言中說:“幼得先人教誨,粗識版本?？箲饎倮院?又得潘師景鄭先生指教,業務漸進。歷來所見善本,何慮千百,但未盡記錄,且時日既久,逐漸淡忘。 八十年代初,黃裳先生來蘇訪書時,曾談及‘蘇州有眾多的藏書家,他們藏書的主要內容,流散始末……這一類地方性文獻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 由此我得到啟發和鼓勵,并引起我在涉足書林中的一些回憶。 在數十年中從葉氏緣督廬、管氏操齋、趙氏舊山樓、沈氏師米齋、丁氏淑照堂、王氏彬彬庵、顧氏小石山房、單氏桂蔭居、顧氏過云樓等諸藏家所得書中的片斷摘記,進行整理。 現就余所知,對每書之題識、藏印加以注釋,以作知人論世之助?！盵14]

2012 年9 月,當“文育山房”易名為祖上的“文學山房”后,江先生說:“今后我還將一如既往做好古籍的挖掘、搶救、保護工作,為讀者找書,為書找讀者,使得明、清以來姑蘇名城的傳統古舊書業發揚光大?！痹诋斈昵锼鶎憽杜c黃裳先生一個甲子的“舊書緣”》一文里,江先生再次憶及此事,感恩滿懷地寫道,黃裳先生“不僅是一位愛淘古書的老讀者,承他不棄,在業務上也給了我諸多幫助,因此也可以說是我的老師”,“我對他的關愛是感激并且終生不忘的”。

4 結語

除《古刻名抄經眼錄》外,江澄波先生的最新專著是《吳門販書叢談》。 該書凡50 余萬字,其編集原則,是無論長短及已刊未刊之文,均予收錄入集,在蘇州博物館研究員李軍博士大力襄助下,按其文主題,分別部署在版本目錄、販書經眼、書林舊聞、書人書話、讀書小識、書札憶往六輯之中。

其中如《怎樣鑒別古籍版本》,是江先生當年為培養古舊書從業人員寫作的講稿,而《宋元時期江蘇地區的刻書概述》《三大官書局刻書概述》《民國時期蘇州地區民間刻書概述》,以及《蘇州古舊書業簡史》等,其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都非常高,充分體現了撰著者在古書版本、目錄及書業史領域的見聞和見解。

本書的可珍視之處,還在于精印在卷首的30 多幀江家人物照片、珍貴版刻書影和名家往來書翰。如“性耽搜討到吳門,歷識君家數代人。 發潛彰幽君獨秀,蜚聲卓越在書林”一絕,是82 歲高齡時的謝國楨先生（1901-1982）所作七絕,其款所題“澄波世仁兄”,傳達出與文學山房三代主人的書緣。

本書附文,有李軍博士所撰《三世云煙翰墨香百年丘壑腹笥藏——江氏文學山房創設百十周年紀念》。 作者通過“掃葉山房與文學山房”“嘉余坊與大井巷”“刷印與擺印”“同行與伙計”“亦師亦友之間”及“公私合營與文學山房”六題的記述,揭示了文學山房的來龍與去脈,尤其是江氏三代人的書業經驗及其人文內涵,是研究該百年老字號舊書鋪的一篇力作。

繼《吳門販書叢談》之后,由古吳軒出版社古籍編輯張穎女士執筆,并由北京著名藏書家韋力先生領銜整理問世的《書船長載江南月:文學山房江澄波口述史》于去年冬日問世。 全書共36 萬字,分為上、中、下三編,計12 章;每章之下,再設若干個小標題,藉以呈現每一章的主題內涵。

本書概要講述了江氏文學山房的發展歷程,重點揭載了江澄波本人入行學藝的過程,尤其是他在80 余年從業生涯中的書林見聞、訪書成果和思考感悟,從中可略窺20 世紀蘇州以至江南公、私古舊書業經營風情之一斑,以及與之攸關的近現代讀書人和藏書家的時代遭際。 不過開卷閱讀本書,須先知曉江先生言談的語境。

這是因為,他出生在江氏這個書賈之家,從記事起耳濡目染的店招是“文學山房收賣古今舊書”;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祖、父口授言傳離不開“古書”;他自己入行從業八十余年來,朝夕摩挲的也大多是“古書”。 因此,他在本書自序中寫道:“書是我的營生所靠,也是我終生所好。 我覺得我自己就像一條載書、送書的書船,我離不開書,就像船離不開水。直到現在,一天不摸舊書,我心里就不踏實?！薄皬臉I八十年來,我經手無數珍本,與多部宋版書結緣。 通過我的搶救、奔走,很多藏于民間的古書被發掘出來,并被送到了合適的人或機構手中,有的甚至成了‘鎮館之寶’,回想起來,我心里是十分高興和自豪的。 書流散聚合,最后有好的歸宿,古書從業者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今天流通的書籍,只要是好書,就能得到大家的重視、愛惜,這就是運好,命好?！?/p>

須知,江氏三代人搜購所獲的珍貴古書及善本,其歸宿主要是當年的學者、藏書家,但更多的是各大圖書館。 自開業以來,文學山房銷售了數不清的珍本給北平圖書館（現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上海合眾圖書館（后并入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蘇州圖書館、蘇州博物館、無錫圖書館,以及東北人民大學、廈門大學、蘇州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的圖書館等等。

早在清末民初,收藏界就流傳有“一葉宋版,一兩黃金”之說。 杭州寶貽齋舊書店主人、資深古舊書專家嚴寶善先生（1923-2002）曾自述其憾道,從業一生,竟無緣經手宋版書之買賣。 然則命大壽高的江澄波先生,在從業80 余年間,卻因緣際會,有幸經售宋版書十部之多。 在本書正文的最后一章,他具體講述了與宋版《東萊呂太史文集》《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容齋隨筆》《樂府詩集》《乖崖張公語錄》《字苑類編》《龍川略志》《磧砂藏》結緣的故事。因此,凡閱讀本書者,不妨倒置自己的閱讀順序,先開卷觀覽本書第十二章第六節,以同染和分潤江老生平經手十部“國寶級古書”之福緣。

（2023 年10 月8 日,于金陵雁齋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