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動員與抗戰救亡
——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公演活動

賈萌萌, 郭常英

(1.河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2.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46)

公演,指演出團體經過反復排練,面向廣大觀眾,公開進行的演出活動,包括戲劇、話劇、電影、音樂、歌舞等活動在公開的場合進行的演出。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抗日救亡成為時代主題,全國性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由于抗日戰爭的特殊背景,陪都重慶的公演活動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其演出活動主要以戲劇公演、話劇公演、電影義映、募捐游藝會、慈善音樂會等形式呈現,在社會動員、抗戰宣傳、慈善救助等方面發揮作用。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簡稱南方局)成立,負責領導國統區抗日救亡活動,利用公演活動進行社會動員、抗戰宣傳、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目前,學界有關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公演活動專題研究較少,僅在重慶抗戰史、南方局領導的抗戰文化運動、南方局的文藝策略及相關話劇活動等成果中有所涉及(1)熊維娜:《抗戰時期南方局的文化統戰工作及其意義探析》,《黨史文苑》2017年第7期;張勇:《南方局與重慶文化抗戰》,《史志學刊》2016年第4期;段麗:《市民社會的接近與背離——中萬、中電、中青三劇團研究》,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潘鈴:《淺析重慶抗戰文化中“霧季公演”下的:霧與戲劇》,《文學界》(理論版)2012年第6期;周津菁:《政治權力與話劇運動——論戰時重慶“霧季公演”》,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張明平:《中共南方局的文藝策略》,重慶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周勇主編:《重慶通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唐正芒:《論南方局領導的大后方抗戰文化運動》,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石曼:《周恩來與重慶霧季公演》,《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南方局領導的重慶公演在全面抗戰時期發揮著特殊作用,有關問題值得深入探討。筆者爬梳史料,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考析。

一、南方局的建立及其領導的文化抗戰

抗戰時期,黨中央對文化抗戰工作非常重視,對大后方的文化抗戰工作也極為關注。南方局是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進行斗爭的領導機構,駐地在重慶,其前身是成立于武漢的長江局。在黨中央指導下,南方局針對國統區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文化統戰政策,以加強對重慶文化抗戰的領導。

為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南方工作的領導,便利國共兩黨的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由周恩來、秦邦憲、項英、董必武在武漢組織中共中央長江局,統一領導南部中國各省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陳紹禹)、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駐武漢,負責與國民黨的聯系和談判”(2)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編:《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頁。。不久,兩個機構合而為一,對外稱代表團,對內稱長江局,主要以代表團的名義開展工作?！伴L江局除代表中共中央領導轄區內的黨組織、軍隊工作、工人運動、群眾工作等之外,重心放在統一戰線工作”(3)胡大牛主編:《中共中央南方局統戰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頁。。長江局成立時工作機構設有參謀處、秘書處、民運部、組織部、宣傳部、黨報委員會,不久又設立了“工委”、“青委”、“婦委”等。1938年3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名譽主席團由蔡元培、周恩來、羅曼·羅蘭等13人組成,主席團由邵力子、馮玉祥、郭沫若等10余人組成,推舉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漢等45人為理事(4)文天行編:《國統區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61-62頁。。該會“以聯合全國文藝作家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完成中華民族自由解放,建設中華民族革命的文藝,并保障作家權益為宗旨”(5)《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補報組織章程及會員名冊工作計劃等備案呈及社會部批答》(1938年9-10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9-190頁。。4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廳長由郭沫若擔任,主任秘書由陽翰笙擔任,“第三廳的工作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6)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編:《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576頁。,“不僅容納了中共中央長江局直屬的骨干人員,還團結了包括范壽康、徐壽軒、胡愈之以及洪深等左翼愛國人士在其中”(7)馬建強、公坤:《武漢抗戰時期“政治部第三廳”組建中國共兩黨的政治博弈》,《安徽史學》2023年第3期。,是中共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化機構。由于“第三廳”團結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思想界、文藝界、學術界著名人士和社會賢達,“當時社會上盛稱第三廳為‘名流內閣’”(8)陽翰笙:《風雨五十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78頁。,以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為核心力量,借此團結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擴大抗戰宣傳。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后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改名為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在重慶成立,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負責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下設有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和青委、婦委、文委等,分別主管各方面的工作”(9)張穎:《回憶南方局文委——文化組》,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3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190頁。。在南方局文委的組織領導下,我黨在國統區開展文化統戰工作和抗日文化運動。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會議確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文化方面,同年陸續頒布《抗戰時期文化團體指導工作綱要》、《戰時新聞檢查法》、《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等相關政策法令(10)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著:《重慶大事記》,重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重慶分社,1989年,第173、177、181頁。,使抗戰文化運動一度陷入低潮。1940年8月,國民黨再次逼迫第三廳全體人員加入國民黨,此前兩次分別發生在1938年11月和1939年9月。對此,周恩來向新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表示,愿意將第三廳文化人接到延安去,后經張治中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召見郭沫若、杜國庠、馮乃超、田漢、陽翰笙說,決定在政治部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宗旨是對文化工作進行研究(11)陽翰笙:《風雨五十年》,第263頁。。1940年10月1月,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工會”)成立,主任由郭沫若擔任,副主任則由陽翰笙擔任,就其成員來看,有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以及國民黨方面的文化人士?！拔墓薄霸谀戏骄趾凸舻念I導下,繼承和發揚了三廳時期的戰斗作用”(12)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年,第118頁。,可以看做“第三廳”的繼續,但是包括了比“第三廳”更廣泛的各界代表?！拔墓陛^之前“第三廳”的工作方式有所變化,“第三廳”側重抗戰宣傳、群眾運動,而“文工會”受到國民黨種種限制,只被允許從事研究工作。但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文工會”的文化統一戰線工作范圍有所擴大。在南方局正確領導下,“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文化基地,群眾則美稱它是‘第二紅巖’、‘第二(八路軍)辦事處’”(13)陽翰笙:《回憶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斗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21輯,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第71頁。,團結了社會各界愛國進步人士,開展了利于抗戰的工作。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大量高校及科研機構、新聞出版機構、文化社團、文化界人士等很快聚集重慶,一時間重慶成為全面抗戰時期的文化中心。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積極開展文化統戰工作,團結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化統戰工作和抗日文化運動得到不斷發展。在中共中央關于文化運動方針的指示下,南方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領導重慶文化抗戰工作,出色完成了文化為抗戰服務的任務。南方局通過公開合法的文化陣地開展文化抗戰工作。報刊是傳播媒介,在當時也是一種有效的傳播中共聲音的渠道。南方局利用公開出版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在國統區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宣傳黨的理論、方針、政策,反映國統區人民群眾的呼聲,發揮了政治導向作用。國統區的社會民眾在報刊的宣傳和引導下,逐漸意識到團結抗戰的重要性,愛國熱情高漲,踴躍參與抗日救亡運動。前文講到的“第三廳”、“文工會”在重慶有合法地位,南方局充分利用其地位,廣泛團結社會各界進步人士,一致抗日,爭取民主,使之成為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戰斗堡壘。

南方局注重與知識分子交朋友,采取政治上指引、道義上聲援、學術上鼓勵的方法,以此為依托,開展文化抗戰工作。如1941年,左翼文藝家洪深由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壓力,偕同妻女自殺,幸得郭沫若偕同醫生搶救及時,得以脫險,南方局知道后,派人前去慰問,并給予經濟上的資助(14)楊圣清、譚宗級:《抗戰時期黨在國統區統戰工作的一些情況》,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8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225頁。。南方局從精神、物質上關心知識分子,增進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密切黨與文化界人士的聯系,將他們團結在黨的周圍。南方局還鼓勵知識分子進行文化交流與文藝創作,爭取和團結知識分子,如郭沫若的劇作《屈原》,從創作到演出,周恩來都給予支持,召開座談會與知識分子討論該劇的現實意義,使知識分子看清事實真相,抵制國民黨頑固派。南方局利用紀念活動宣傳進步文藝、借文化人紅白日之名鼓勵廣大民眾與黑暗統治進行斗爭。由于國民黨對進步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壓制打擊,南方局便采取了新的方式,如“郭沫若氏之五十壽辰,馮玉祥之六十壽辰,張沖之追悼會等等,以此方式進行一些文化活動”(15)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3頁。。這種既是文化斗爭,同時也是政治斗爭,可以“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16)陽翰笙:《風雨五十年》,第285頁。。另外,南方局以進步文化沖破政治高壓,加強對文化抗戰的領導。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此后,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實行高壓政策,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同時加強了對文化界抗日文藝活動的限制?！拔幕绲目谷栈顒邮艿胶艽笙拗?最主要的活動只能是演劇?！?17)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部編:《周恩來人生紀實(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357頁。在周恩來領導下,以當局尚未十分注意的戲劇演出為突破口,組織了“霧季公演”。重慶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期間多霧,“山城被云霧籠罩著,成了一道天然防空網”(18)張瑞芳口述、金以楓執筆:《歲月有情——張瑞芳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30頁。,由于濃霧籠罩,成為天然屏障,敵機不敢貿然進行轟炸,這就為公演活動的舉行提供了便利條件。公演以娛樂為外在表現形式,表演內容豐富多樣,向觀眾傳遞思想、觀念,調動大家的情緒,起到精神鼓舞的作用,在文化動員、抗戰宣傳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二、南方局領導下的重慶公演活動

南方局成立后,廣泛開展國統區統一戰線工作是其主要任務之一,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運用多種方式開展文化統戰工作,公演是重要活動之一。由于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組織公開活動,所以南方局的活動是秘密的。在開展公演活動時,南方局主要是利用合法文化機構進行,公演活動進行多種多樣,話劇、電影、音樂等活動較多。

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成立的“第三廳”、“文工會”名義上為國民黨的文化機構,實則由中共長江局、南方局直接領導。長江局時期,“第三廳”剛成立不久,長江局便以“第三廳”的名義舉行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以提高廣大社會民眾的抗戰意識、鼓勵殺敵情緒,這是同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一次較量。在宣傳周中,設定有“歌詠日”、“戲劇日”、“電影日”,通過公演的方式進行宣傳,喚醒民眾抗戰意識。另外,還發起“七七”獻金活動,宣傳募捐,激發民眾愛國熱忱和抗戰決心,為此,“第三廳特地派了地下黨員羅髫漁率領簡泰梁、張肩重、程步高、陳澤民等一批人建立了‘全國慰勞總會’”(19)陽翰笙:《風雨五十年》,第198頁。,同時還成立“全國寒衣委員會”,直接由“第三廳”領導。在全國慰勞總會的組織領導下,發起征募寒衣勞軍、鞋襪勞軍、出錢勞軍、文化勞軍等各種運動,為此,社會各界、各階層、各團體積極響應,公演活動廣泛開展。

南方局只能秘密活動,在利用“第三廳”、“文工會”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同時,還通過在其他合法文化機構中安插秘密黨員的措施,加強對文化陣地的領導及開展文化統戰工作。南方局利用合法文化機構開展的系列抗戰活動,包括公演活動,借以動員民眾、宣傳抗戰。如1937年9月3日于上海成立的孩子劇團,該劇團不畏艱難險阻,深入各地城鎮鄉村開展救亡宣傳,為宣傳抗日作出了巨大貢獻,后來隸屬于第三廳。1939年1月,孩子劇團來到戰時陪都重慶開展抗日工作,在抗戰時期活躍在國統區,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宣傳隊(20)張鶯:《周總理和孩子劇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79年,第123頁。。孩子劇團一到重慶,即開始積極準備“一·二八”七周年紀念日,“一·二八”淞滬抗戰在民族斗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孩子劇團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戰時服務隊宣傳隊“定廿五、廿六、廿七日,假座大梁子一園公演三日”(21)《孩子劇團明日公演》,《中央日報》(重慶版)1939年1月24日,第4版。,演出內容豐富,該劇團的節目有歌舞以及話劇《幫助咱們的游擊隊》、《不愿做亡國奴的孩子們》等,戰時服務隊宣傳隊也有節目,如《三江好》、《東北一角》、《電線桿子》等(22)《孩子劇團明日公演》。。南方局通過其領導下的孩子劇團舉辦公演活動進行社會動員與抗戰宣傳,為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服務。1941年夏,陽翰笙在周恩來的同意下著手組織中華劇藝社(以下簡稱“中藝”),“請來聽黨的話,政治色彩不太濃、業務懂行、又有組織活動才能的應云衛擔任社長”(23)石曼編:《重慶抗戰劇壇紀事》,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第2頁。,“劇團除設有少數基本演職員外,大部分演出人員來自官方的‘中萬’、‘中電’、‘中青’等劇團”(24)石曼:《周恩來與重慶“霧季公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43輯,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頁。。當時的開辦經費非常少,只有三千元,“是經周恩來批準,而由陽翰笙同志從‘文化工作委員會’的經費中秘密撥出來的”(25)張逸生、金淑之:《回憶中華劇藝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128頁。。該劇藝社名義上是民營劇團,實際是“皖南事變”后在南方局指導下創辦的進步團體。這一時期,“中藝”上演了許多優秀進步劇目,但因當局不容,處境日益艱險。在南方局幫助下,“中藝”于1943年7月撤退至成都繼續活動。另一中國藝術劇社(以下簡稱“中術”),在我黨的支持下于1942年12月在重慶成立,“主要由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從香港、上海撤回后方的戲劇、電影工作者組成”(26)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第490頁。,有金山、宋之的、藍馬、王蘋、趙銘彝、于伶等人,該劇社名義上為民間職業劇團,實際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些劇團成立后,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組織下,積極開展公演活動,先后公演《大地回春》、《天國春秋》、《愁城記》、《屈原》等劇目。

為滿足社會民眾的需求及更好地開展文化抗戰工作,南方局領導下的公演活動形式有話劇、電影、音樂等,多樣化的娛樂演出能夠吸引觀眾興趣,使更多民眾參與活動,有利于公演活動形成聲勢,也更有利于抗戰動員與宣傳。話劇演出通過舞臺對話展現劇情、表達主旨,也容易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霸谖乃囆问街?話劇比較易于結合現實斗爭,能直接和群眾交流,而且觀眾又多是年輕人,影響比較大?！?27)石曼:《霧都劇壇風云錄——話劇四大名旦及其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第16-17頁。因此,南方局非常注重通過話劇宣傳抗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皖南事變后,在周恩來和南方局帶領下,以話劇為突破口,沖破國民黨在文化上的嚴禁和封鎖,在1941—1945年舉行了四屆“霧季公演”?！爸兴嚒焙汀爸行g”兩個劇團是“霧季公演”活動的主力軍,下列表格有這兩個劇團的演出情況,從中可了解話劇公演情況。

(表1) “霧季公演”中“中藝”、“中術”演出情況一覽表(28)重慶戲劇家協會《重慶劇訊》主編:《重慶抗戰劇壇》,1985年,第130-137頁。

從表1可知,南方局領導下的“中藝”參加了兩屆“霧季公演”,“中術”參加了三屆“霧季公演”,話劇《忠王李秀成》、《屈原》等是取材歷史、立足現實的歷史劇;《家》、《一年間》等是現實主義的現代劇;《鍍金》、《求婚》等是外國名劇。南方局領導的中華劇藝社和中國藝術劇社,在公演活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還影響團結了一些國民黨控制下的劇團逐步走向進步”(29)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第176頁。。時人評價,“觀眾不曾冷落了演劇。只要是正確的反映現實(歷史)的演出,只要是嚴肅認真的演出,永遠的被觀眾歡迎著”(30)思:《霧季開端的重慶舞臺》,《戲劇時代》1944年第1卷第2期。。這一時期的公演活動主要是話劇演出,“因為膠片不能進口,電影拍不成了,戲曲看的人不多而又不能反映抗戰,音樂與繪畫更是沒有什么人注意了”(31)趙銘彝:《抗戰時期重慶戲劇活動瑣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149-150頁。,同時也是在于其能夠根據現實情況排演新劇。這一時期的話劇創作較多,如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郭沫若的《屈原》、歐陽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歷史劇。歷史劇題材的選擇方面,“是客觀環境的具體反映,劇作者針對了客觀環境的要求而提出歷史人物做為典范,殷鑒或對照”(32)劉念渠:《戰時中國的演劇》,《戲劇時代》1944年第1卷第3期。。此時,歷史劇創作主要基于皖南事變,取材歷史,反映現實,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鼓動民眾團結抗戰的精神。另外,宋之的的《霧重慶》、老舍的《殘霧》、曹禺的《家》等現代劇,更貼近社會生活,展示抗戰狀態下社會民眾的生活狀況,如話劇《家》,是曹禺根據巴金小說《家》改編的話劇新作,“選的是覺新、瑞玨、梅表姐三個人在婚姻上的不幸和痛苦,從中批判封建社會婚姻的不自由”(33)石曼:《霧都劇壇風云錄——話劇四大名旦及其他》,第103頁。,既反映社會現實,也對封建制度進行控訴?！爸兴嚒鲍@得了《家》的首次上演權之后,于1943年4月8日起在銀社演出。這一時期的話劇與中國抗日戰爭的背景緊密結合,既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反映與社會現實、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也注意藝術表現,使其更具備舞臺性、直觀性,更具有感染力,滿足了觀眾對于娛樂生活的需求。

1941年重慶《中國電影》刊發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位曾參加過一戰的德國軍事家評價戰爭與電影的關系:“這一次戰爭的勝利者,與其說是由于軍事的勝利,不如說是由于宣傳的勝利,與其說是宣傳的勝利,不如說是電影的勝利?！?34)史東山:《一九四○年中國電影的回顧與前瞻》,《中國電影》1941年第1卷第3期。這一評論充分肯定了電影在戰爭期間的宣傳、鼓動作用以及對于戰爭勝利具有的重要意義。中國電影制片廠廠長鄭用之也曾說過:“電影是一種生物,是一種教育,是一種食糧,是一種武器……現代鋼鐵的武器所不能做的事,我們要用電影去做到它!”(35)鄭用之:《抗建電影制作綱領》,《中國電影》1941年第1卷第1期。中國電影制片廠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遷至重慶之后,領導權由“第三廳”掌握,而“第三廳”又由南方局負責,所以南方局及進步電影工作者實際掌握著電影制作的主動權。中國電影制片廠在南方局、進步電影工作者影響下,拍攝了一些宣傳抗戰、表現民族團結的電影,如《塞上風云》、《中華兒女》等。1940年1月,應云衛率領中國電影制片廠《塞上風云》攝制組赴內蒙草原進行拍攝工作,出行路線由地下黨幫忙選擇,來回兩次均途徑革命圣地延安。通過此行應云衛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陽翰笙曾說:“對云衛來說,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加堅定了他對共產黨領導抗戰的信心?！?36)應大白:《應云衛》,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第54頁。1942年2月15日,《塞上風云》在重慶公映,該片“以‘揭破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施于內蒙之陰謀,表現漢蒙兩民族團結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并示漢族對于異族所取友愛平等之精神,以使國際人士,尤其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了解中華民族處理民族之問題正確態度’為主題”(37)史東山:《一九四○年中國電影的回顧與前瞻》。。當時電影是“最為突出、神奇又過癮的視覺娛樂”,電影故事、放映場所都能帶給人們新奇的感受(38)郭常英:《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語境中文獻傳播若干思考》,《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也會受到時代風云的感染和鼓舞。電影公映是抗戰文化的重要部分,向民眾傳遞著抗戰意識,激發人民群眾的抗戰力量。

音樂是流動的聲音,也是重要的藝術形式。南方局文委推動成立的新音樂社,是直接接受中共領導的重要群眾團體,“其具體工作是出版刊物,組織群眾歌詠活動,開辦音樂教育機構(業余的)與進行統戰工作”(39)高秋:《新音樂社述略》,《音樂研究》1982年第2期。。該社在當時經常組織多樣的音樂活動。1940年12月15日,在國際反侵略分會、中國邊疆建設協會、國民外交協會、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蘇文化協會等八團體舉行聯合晚會上,該社的業余歌詠團演出《黃河大合唱》時,“原作者光未然親自出場朗誦詩詞,全場報以掌聲”(40)《渝市昨舉行文化界晚會》,《益世報》(重慶版)1940年12月16日,第3版。,觀眾對《黃河大合唱》非常歡迎?！饵S河大合唱》由《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水謠》、《河邊對口曲》、《黃河怨》、《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八首歌曲組成,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郭沫若盛贊它“是抗戰中所產生的最成功的一個新型歌曲”(41)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第333頁。?！饵S河大合唱》表現出中華民族強大的氣概,反映了中國人民抗戰的決心和信心,受到社會民眾的喜愛。這次演出,周恩來親臨會場,且登臺看望、祝賀演員。此次公演取得很高榮譽,非常成功,傳達了團結抗戰的思想,鼓舞了民眾情緒。通過公演使觀眾感受到音樂藝術的美好,在滿足觀眾需求的同時,也將娛樂與抗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此后,《黃河大合唱》在重慶多次進行公演。如,同年孩子劇團演唱《黃河大合唱》,指揮是劇團的小指揮家嚴良堃(42)孩子劇團史料編輯委員會:《孩子劇團: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21年,第148頁。。音樂演出可以通過氣氛的烘托,充分調動民眾情緒,傳遞抗戰救亡聲音,激發愛國熱情。因此,音樂演出也是南方局領導下公演活動的一種主要類型。

三、南方局領導下重慶公演的功績及意義

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后,負責領導國統區地下黨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動,為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十分重視國統區的文化工作,團結重慶廣大優秀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于黨的周圍,發動群眾投入到抗戰洪流。南方局通過公開合法文化機構開展文化活動,組織公演活動是一重要的方式,也有力地推動社會動員、抗戰宣傳,揭露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加強抗戰社會動員、救亡宣傳

當時從事抗戰戲劇的愛國知識分子認為,“抗戰需要群眾動員參加,但僅用政治的力量,以及其他宣傳的方法,是不夠普遍和迅速地達到使群眾自然動員參加抗戰之目的;戲劇是富于煽動與影響力的,所以只有采取了戲劇這宣傳的工具,才能促成它的效率”(43)趙清閣:《抗戰戲劇概論》,重慶:中山文化教育館,1939年,第5頁。。正因有了這樣深刻的認識,公演活動在救亡宣傳中非常重要。在抗戰過程中,南方局以公演為契機,發揮其輿論動員與精神鼓勵的作用,開展抗戰工作,使社會各界、各階層紛紛投入到支援抗日戰爭的洪流中,團結一致,爭取抗戰勝利。戰時,南方局通過開展公演活動進行社會動員、抗戰宣傳,但其活動進行并非一帆風順。特別是1942年2月16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了《劇本出版及演出審查監督辦法》,其中規定:“所有戲劇劇本之出版或演出審查,在重慶市,統歸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辦理;各地方由地方圖書雜志審查處辦理”,“未經依法向主管機關立案之劇團,一律不準公演,更不得假借任何名義演出”(44)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四川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第644頁。。面對政治和經濟上的困難,以周恩來為核心的南方局籌謀對策,需要開展公演時,便找一個募捐名義,將部分前排座票包給募捐團體,由其加價推銷,募捐團體將這部分票款作為捐款。南方局采取這種募捐名義的戰術,上演了眾多革命家的劇本,從不同角度給觀眾以影響,除了通過劇目演出內容加強抗戰宣傳,募捐公演的名義更能引起民眾興趣,喚起民眾的責任意識和慈善意識,既有利于社會動員,也間接為抗戰籌募到了一定的資金。

當時作為黨機關報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文化運動要能夠有力的服務于政治……進行藝術的創作,努力使藝術走向大眾,反映現實,更廣泛地深入地進行抗戰教育和普及教育?！?45)《文化界努力的方向》,《新華日報》1940年4月26日,第1版。因此,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話劇演出這一文藝形式,如郭沫若所說:“戲劇除它本身的藝術價值之外,在平時是絕好的社會教育,在戰時是絕好的宣傳工具,可無庸再說?！?46)郭沫若:《戲劇運動的展開》,《新蜀報》1941年10月11日,第4頁。1942年10月,在南方局的領導組織下,中華劇藝社在國泰大戲院進行公演,演出內容為《法西斯細菌戰》,劇本“通過善良、純真、相信醫學之超然性的科學家俞實夫的轉變,揭示了法西斯與科學勢不兩立的關系……動員人們一致起來撲滅法西斯戰爭”(47)柏彬:《中國話劇史稿》,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第265頁。?！皯蛑袑τ诜ㄎ魉菇y治的斥責,引起觀眾強烈反映”,周恩來曾經三次觀看演出,并對該劇的編劇夏衍說自己很喜歡這出戲。據統計,《法西斯細菌戰》這出戲共演出了18場,觀眾達25200人(48)石曼:《重慶抗戰劇壇紀事》,第104頁。。從演出場次以及觀眾人數可以看出,該出戲對觀眾有較強的吸引力,受到群眾的廣泛歡迎。藝術表演能夠通過特定演出形式激發觀眾情緒變化,引起情感共鳴,所以是很好的宣傳方式。南方局領導下的公演活動向社會民眾宣傳抗戰主張,進行抗戰動員,有助于促進民族認同,激發民族精神。

(二)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南方局遵循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口號,貫徹“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方針,堅持抗戰到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黨中央方針的指導下,南方局團結贊成抗日民主的文化界人士,開展公演活動,把文化界廣大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通過領導、組織文藝界人士開展公演活動,團結廣大文藝界人士。如中華劇藝社的成立(前有所述,不再贅述),該劇社在南方局領導下,為黨的文化事業貢獻力量。此外,周恩來廣泛、頻繁會見文化界人士,給他們指明政治方向,鼓勵他們從事學術研究并關心他們的生活。由于受到了正確領導和關愛,戲劇工作者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者甚眾,像劇作家宋之的、話劇演員周峰等,紛紛申請入黨。南方局通過鼓勵、支持劇團、劇社公演的方式,團結了一大批文化界愛國人士。

通過公演揭露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劇目,宣傳黨堅持抗戰、團結抗戰的主張。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皖南事變,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后,南方局通過支持相關劇團進行公演的方式,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中華劇藝社的公演活動起著很好的宣傳作用,號召團結抗戰,起到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中華劇藝社在重慶兩年的時間里,以公演形式表演系列話劇,如《大地回春》、《忠王李秀成》、《天國春秋》、《法西斯細菌戰》等名劇。如1941年11月27日,中華劇藝社在國泰大戲院公演六幕歷史悲劇《天國春秋》時,“其中洪宣嬌驚呼:‘大敵當前,我們不該自相殘殺’,尤其契合人民內心的呼聲”(49)石曼編:《重慶抗戰劇壇紀事》,第79頁。。確實,該劇作為借古喻今的歷史劇目,不僅指責了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皖南事變破壞團結抗戰,強調分裂即是滅亡,并且呼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正如后人評價他們,“以精湛的演技,感動了觀眾,在獲得藝術享受的同時,引發了對現實的思考”(50)應大白:《應云衛》,第69頁。。在此之后,中華劇藝社經常公演歷史劇,抨擊現實,呼吁團結抗戰。南方局將《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膽》、《天國春秋》等歷史劇搬上“霧季公演”的舞臺,“從政局動蕩的戰國、明清易代之際挖掘那些反映志士仁人愛國、團結、為追求光明和進步不屈不撓的歷史素材,以激發和鼓舞廣大民眾齊心御辱的斗志,以及反抗黑暗統治和敢于向最高權威要求自由、民主、獨立的反叛精神”(51)儲雙月:《中國歷史電影藝術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第54頁。。在皖南事變發生后,這些歷史劇多次通過公演的方式被搬上演出舞臺,用以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宣傳團結抗戰,鼓舞抗戰斗志,以順應時代需求,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力抗戰。

(三)推動重慶抗戰文化發展和繁榮

全面抗戰時期,重慶文藝界大家薈萃,作品繁多,文藝論爭激烈,重慶顯然形成了抗戰文化的中心。公演活動是以多種文藝演出的方式,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其屬于社會文化的一部分。當時,南方局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其領導的重慶公演不僅有力地支持抗日戰爭的開展,更是極大地發展了當地抗戰文化。南方局成立后,高舉抗日民主旗幟,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在工作中堅持原則立場,采取多種方式開展統一戰線,團結文化界人士,推動文藝運動發展,開展抗日民主運動。文化界將抗戰文化作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武器,開辟了新的抗日重要戰線,正如“文協”宣言里面說的那樣:“我們的文藝的力量定會隨著我們的槍炮一齊打到敵人身上,定會與前線上的殺聲一同引起全世界的義憤與欽仰……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體驗,最嚴肅的態度,發為和平與人道的呼聲?！?52)《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文藝月刊》1938年第1卷第9期。南方局領導的公演活動為文化界人士提供了貢獻抗戰力量的機會,也推動了重慶抗戰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南方局領導的重慶公演活動尤以話劇演出居多,通過演出活動鍛煉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導演及演出人才,推動了重慶話劇的繁榮,為中國的話劇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當時,重慶地區較為活躍的劇作家主要有夏衍、田漢、葛一虹、于伶、宋之的、吳祖光、陽翰笙、陳白塵、曹禺、茅盾、熊佛西、老舍、洪深等。特別典型的,目前學界研究成果較多的人物有郭沫若、茅盾、曹禺等。郭沫若的劇本創作基本上是在重慶完成的,茅盾在重慶寫成了《清明前后》,曹禺的《家》、《蛻變》、《北京人》等劇本也是在重慶創作完成的(53)石曼:《霧都劇壇風云錄——話劇四大名旦及其他》,第2頁。。從中可知,不少當代著名劇作家的作品多在戰時重慶創作并上演。這一時期的劇本創作,與周恩來的支持、鼓勵分不開,他“凡符合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的、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法西斯統治的作品都給予支持和鼓勵”(54)陽翰笙:《回憶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抗戰紀事(1937—1945)》,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年,第274頁。。討論作品時,周恩來經常反復考慮,更是鼓勵別人提看法,以愛護、幫助原則,帶領大家前進。在當時,夏衍的《法西斯細菌戰》、《愁城記》、《芳草天涯》,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膽》、《虎符》,曹禺的《家》、《北京人》,石凌鶴的《樂園進行曲》、《禿禿大王》,于伶的《長夜行》,宋之的的《霧重慶》,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劇目,在“霧季公演”的舞臺上頻繁演出,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其中多數劇目成為經典傳世之作,有些作品已躋身世界文學之林,長期放射光彩?？梢哉f,這一時期話劇創作有了開拓性的發展,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形成了話劇創作的繁榮期?！办F季公演”劇目的思想內容大多與抗戰緊密結合,為宣傳抗戰、動員民眾,促使一批有思想深度且質量極高的作品問世,有力地促進了文藝作品的創作。南方局領導下的公演活動起到了宣傳抗戰、揭露暴行、鼓舞精神的作用,其作為抗戰文化的一部分,極大地豐富了重慶抗戰文化。

全面抗戰時期,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這一時期,重慶地區的公演活動異?；钴S,重慶的特殊政治地位使其公演活動在全國具有領導和示范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著宣傳抗戰的職責,在籌募抗戰資金、宣傳抗日救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喚起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抗戰號召力產生積極影響,為中國的抗戰事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1939年1月在重慶成立的中共南方局,前身是之前在武漢抗戰時期成立的中共長江局,武漢抗戰時期,我黨在“第三廳”及“文協”等團體中秘密組建黨支部,并安排黨員到文藝團體中擔任要職,引領抗戰文藝運動的發展,同時也推進了黨組織的建設。南方局成立后,主要負責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繼續領導開展抗戰工作,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制定的系列政策,加強了對文化抗戰工作的領導,利用“第三廳”、“文工會”、“中藝”、《新華日報》等公開合法文化機構開展活動,加強與知識分子的聯系,以戲劇為突破口沖破政治、文化高壓等等。此外,南方局的公演活動也是開展國統區統戰工作的方式之一,通過公演引發社會各界、各層民眾對抗戰的關注和參與。南方局領導下的公演在抗戰時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目的與動員民眾支持抗戰息息相關,通過文藝演出進行社會動員、抗戰宣傳,同時也借此揭露國民黨獨裁統治,號召全國團結起來,共同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附注：本文得到河南工業大學高層次人才基金項目“全面抗戰時期重慶公演研究”(2022SBS03)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