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儒典滿譯的國家性解析*

⊙ 周忠良 任東升

(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清廷入關之后，面臨著來自漢民族的政治文化信任危機。為鞏固政權，維護統治，在文化上實行“崇儒重道”政策，以正統的儒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清前期順、康、雍、乾四帝積極、系統地學習儒家思想，并通過纂修、翻譯儒家經典，闡釋經旨，發明經義，建立起自身的中華道統形象，從而構建統治中國的政治權威性、合法性、正統性。清前期四朝，官方主持刊刻的儒家典籍滿文譯本計有53種[1]，這反映出翻譯在清廷構建適應統治需要的儒家知識體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儒家經典的翻譯，均由皇帝敕命發起，服務于清廷的國家治理目標，因此具有典型的國家翻譯實踐特征。本文對清前期儒典滿譯相關情況進行梳理，解析其政治文化意蘊，并透視其“國家性”，以期為清代國家翻譯史研究提供參考。

一、清前期的儒典滿譯

滿族統治者重視漢文化的學習。早在天聰三年(1629年)，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就敕設文館，命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等翻譯漢書，包括《三國志》《明會典》《孟子》等。建立全國性政權后，為維護統治，清廷推行“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尚經術，開文教，將翻譯漢籍置于國家戰略高度。自順治，歷康熙、雍正至乾隆四朝150余年間，編纂、滿譯儒家經典不輟。所譯內容均為儒學核心典籍，簡況如表1所示：

表1① 清前期滿譯儒典簡況

由上可知，清廷翻譯的儒典品類多、內容廣、歷時長，具體情況分析如下②：

(一)詩類。第一個《詩經》滿文譯本于順治十一年(1654年)刊刻發行，由秘書院學士鄂貌圖奉敕翻譯，凡20卷20冊，卷首有順治帝《御制詩經序》。該譯本以朱熹《詩集傳》為源文，內容分為正文和集注兩部分。正文詩歌全譯，集注部分摘譯。字體分大、中、小三種。大字為詩，中字以《詩集傳》為主，小字為歷代各家注疏?？滴跷迨哪?1715年)，內府刊印戶部尚書王鴻緒、都察院左都御史揆敘等奉敕纂修的《欽定詩經傳說匯纂》③。是書也以《詩集注》為宗，匯選各家之說集成，凡21卷，卷首2卷，詩序2卷。雍正十一年(1733年)，武英殿奉敕重刊順治帝敕譯的《詩經》，譯本影響力獲得極大提升。乾隆帝也重視《詩經》，于二十年(1755年)敕令刊刻由大學士傅恒、來保和工部尚書孫嘉淦等奉敕編撰的《御纂詩義折中》，并御制序言。是書以孫嘉淦《詩經補注》為本，凡20卷。三十三年(1768年)，《御制翻譯詩經》奉敕出版，凡8卷4冊，滿漢合璧。

(二)孝經類?！缎⒔洝芳蟹从橙寮覀惱硭枷?。順治帝以“以孝治天下”自期，于十三年(1656年)命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蔣赫德纂注《御定孝經注》一卷。同年，由他赤哈哈番阿什坦奉敕翻譯的滿文版《孝經》刊刻面世。又任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纂《孝經衍義》。是書終順治一朝未能告成。續纂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由禮部侍郎葉方藹等負責編修，于二十一年(1682年)成稿，二十九年(1690年)刊刻，書名改為《御定孝經衍義》，康熙帝親寫序言。是書凡100卷，卷首2卷，參照《大學衍義》體例，集采歷代學者相關論說述衍《孝經》大義。四十七年(1708年)，翻書房總裁和素校譯的滿漢合璧版《孝經》1冊刊刻發行。雍正五年(1727年)，《御纂孝經集注》1冊編成，是書模仿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體例闡發《孝經》旨義。同年，附“雍正皇帝敕譯”字樣的滿漢合璧版《御制翻譯孝經》1冊由內府刊刻出版。朱熹編寫的以孝道為主旨的《小學》和明代陳選解注的《小學合解》也刊刻面世。前者6卷4冊，滿漢合璧，后者為滿文單語本，6卷8冊。二者均于雍正年間由尚書顧八代翻譯。另外，乾隆年間《御制翻譯孝經》由武英殿重刻一次。

(三)易類?！兑捉洝肺痪恿浿?，受到清廷重視。順治十五年(1658年)，《易經通注》由大學士傅以漸，經筵日講官、左庶子曹本榮奉敕修成。是書凡9卷，參酌王弼以來相關儒學者論述闡發《易經》意旨?？滴跏拍?1680年)，清帝諭令經筵日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孫在豐等編撰經筵日講過程中形成的《日講易經解義》。二十二年(1683年)，滿文單行本修成付梓，凡18卷18冊，康熙帝御制序言。五十四年(1715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敕編纂的《御纂周易折中》刊印成書，凡22卷，卷首1卷，以朱熹《周易本義》為宗，參酌歷代學者注疏傳義折中而成。乾隆帝推崇《折中》，于二十年(1755年)敕命大學士傅恒、吏部尚書來保及原吏部尚書孫嘉淦編撰《御纂周易述義》10卷闡發《折中》義旨，并御制序言。三十年(1765年)，刊刻《御制翻譯周易》，凡4卷4冊，滿漢合璧。

(四)書類。清廷刊刻《尚書》經解3部。第一部《日講書經解義》形成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由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編修葉方藹奉敕譯撰。是書薈采漢宋以來各家之說融匯一編，康熙帝作序，編譯一體，滿、漢文單行本各13卷13冊。五十四年(1715年)，《欽定書經傳說匯纂》由大學士王頊齡等奉敕纂修，凡21卷，書序1卷，卷首2卷，于雍正八年(1730年)內府刊刻。第三部經解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武英殿刊刻的《御制翻譯書經集傳》，凡6卷4冊，滿漢合璧。

(五)春秋類。清廷先后纂成3部?？滴醵迥?1686年)，庫勒納與李光地等奉敕編纂《日講春秋解義》，是書以北宋胡安國《春秋傳》為宗，凡64卷，總說1卷。雍正七年(1729年)，和碩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等奉敕重修該書。乾隆二年(1737年)，《日講春秋講義》譯本由武英殿刊刻。是書凡64卷32冊，為滿文單行本，有御制序文。從編纂、重修、翻譯到刊刻，歷康、雍、乾三朝51年終成。以此為基礎，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帝敕命改譯版《御制翻譯春秋》刊刻，凡64卷48冊，滿漢合璧。另有《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大學士王掞等奉敕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纂成，凡38卷，卷首2卷。以此為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成15卷《御纂春秋直解》。

(六)禮類?？滴醯墼访髮W士鄂爾泰、朱軾等以經筵日講舊稿編纂《日講禮記解義》，凡64卷，但終未形成定本。乾隆即位以后，鑒于儒家經典獨“三禮”經解未成書，敕開“三禮館”修纂《三禮義疏》，十三年(1748年)告成，即方苞領纂的《欽定周官義疏》(48卷)、周學健領纂的《欽定儀禮義疏》(48卷)、李紱領纂的《欽定禮記義疏》(82卷)，乾隆帝親撰《御制三禮義疏序》置于卷首。同時，命纂修官將《日講禮記解義》從翻書房中取出與《三禮義疏》“參校異同”，“歸于一是”[2]3，“命儒臣將其續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2]13-14。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該書的滿文本最終未能刊出。四十八年(1783年)，重新厘定的《御制翻譯禮記》刊刻面世，凡30卷12冊，滿漢合璧。

(七)四書類。順治帝于十一年(1654年)命內三院以滿文校譯《大學衍義》④，譯稿未竟之時，日講儒臣需臨時把漢文本翻譯成滿文之后進講?？滴醯奂次恢?，命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傅達禮等續譯《大學衍義》，于十一年(1672年)滿文本告成刊刻，凡43卷36冊。同年，另有《大學衍義》滿漢合璧版付梓，凡43卷51冊?？滴醯弁瞥绯讨炖韺W，經筵日講首重四書。研究表明，康熙帝經筵日講延續46年，共60場，其中55場包含《四書》內容[3]。十六年(1677年)，喇薩里、陳廷敬等奉敕編纂、翻譯《日講四書解義》，凡26卷26冊，滿文單行版是在漢文版基礎上譯寫而成。是書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本，推闡《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旨義。乾隆帝認為，儒典可教化人心，修身養性，因此翻譯、重譯實有必要?！澳擞H指授翻譯諸臣，參考尋繹，單詞只字，昭晰周到，無毫發遺憾而后已”⑤，力求翻譯準確。終乾隆一朝，四書五經、《孝經》得以重譯刊印。乾隆六年(1741年)，《御制翻譯四書》由鄂爾泰等奉敕譯成，是書凡6冊，為滿文單行本。以此為基礎，滿漢合璧版《御制翻譯四書》于二十年(1755年)譯成交付武英殿刊刻。

綜上，清前期儒典滿譯呈現以下特點：1.翻譯活動由皇帝發起，采用“(奉)敕譯”模式，反映國家意志或帝王思想，具有最高級的政治、文化、象征資本。2.翻譯持續時間長、規模大、體系全，涉及詩、書、禮等7類儒家經典，涵括廣泛；所譯文本均為儒家核心文本，翻譯內容自成一體，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滿文版儒家知識體系。3.重譯重印多，如《孝經》的翻譯重譯貫穿順、康、雍、乾四朝，有多個版本。4.語言方面，順、康兩朝譯本以滿文單行本為主，乾隆朝以滿漢合璧為主，反映了國家語言生態變遷。5.從內容上看，所譯文本既有儒家原典，如《詩經》《孝經》；也有對儒典的注疏、集注、解義，經解類譯本是清帝經筵日講的產物。6.譯本具有極強的互文性，表現為不少儒典滿文本與漢文本平行刊刻，相互呼應，如“解義”系列均屬此類；原典譯本與解義譯本相互觀照，如《孝經》與《孝經集注》譯本；譯本與其他官修典籍相輔相成，如滿文版《日講春秋解義》《御制翻譯春秋》與漢文版《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御纂春秋直解》存在緊密的知識互文關系。

二、儒典滿譯的國家性

國家翻譯實踐是以國家名義發起的翻譯活動，應國家需求而生，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皣覍⒎g作為一種治理術加以實施，將國家自身加以翻譯，或者通過翻譯獲取國家知識，建構國家話語，以實現國家內部的有序治理”[4]，國家性是國家翻譯實踐的本質特征。清前期的儒典滿譯事業在諸多方面表現出國家性。

(一)翻譯主體的國家性

翻譯的國家性首先表現為翻譯主體的國家性。在國家翻譯實踐中，翻譯主體序列具有三階性：高位主體是贊助、發起、規制翻譯活動的國家，中位主體是以國家名義組織、管理、實施翻譯活動的機構，低位主體是直接實施翻譯行為的譯者[5]。

在封建時期，“朕即國家”，皇權是國家最高權力，代表著國家意志，是國家性的典型表現。順、康、雍、乾四朝發起的儒典滿譯項目均以“(奉)敕譯”模式開展。奉敕譯成的文本往往帶有皇權標識，表現為在譯本書名之前冠上“欽定”“御制”“御定”等字樣，如，乾隆朝的儒典滿譯本均冠有“御制”字樣，內附“乾隆皇帝敕譯”，并附皇帝序言。編纂、翻譯過程也往往在皇帝的密切關注下進行，反映皇帝政治意圖、治國理念和價值觀念。

在中位主體方面，清廷設置專門機構負責翻譯、刊印工作。入關前，皇太極在盛京設置文館專譯漢文書籍。順治時期，翻譯事務由內三院或翰林院負責，翻譯的漢典有《遼史》《金史》《元史》《孝經》《詩經》等?？滴醯壑匾暆h書滿譯工作，特在軍機處下設內翻書房作為御用翻譯機構，專門承擔皇帝諭旨、御論、講章、詩文、冊祝文字及起居注等檔冊書籍的滿、漢文翻譯，并負責擬定滿文音義標準，審定滿語詞匯等事務。內翻書房奉敕翻譯了大量漢典，“凡《資治通鑒》《性理精義》《古文淵鑒》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6]?？滴醯劢涹廴罩v“解義”系列如《日講書經解義》等的翻譯均在內翻書房進行。翻譯完成之后，送交內務府，由下設的圖書編纂、刊刻機構武英殿刻印發行。

在低位主體方面，清廷為儒典滿譯配置了精英化翻譯團隊。編譯官均為精通儒學，滿、漢文俱佳的知識精英，也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近臣高官。如《日講四書解義》修纂者陳廷敬，歷任左都御史、工部尚書、戶部尚書，拜文淵閣大學士，長期擔任康熙帝的經筵講官，奉敕主持編撰大量國家典籍史志，包括《世祖章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三朝圣訓》《大清一統志》《康熙字典》等?！度罩v書經解義》編譯者庫勒納是起居注官、侍講學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擔任《明史》編修總裁、《三朝國史》副總裁?！队品g四書》編譯者鄂爾泰歷任軍機大臣、侍衛內大臣、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加銜太子太傅，充國史館、三禮館總裁?！顿Y治通鑒綱目》譯者和素任皇子師傅、翻書房總裁，是順治朝《孝經》譯者阿什坦次子，家學淵源深厚。

(二)翻譯過程的國家性

有清一代，國家推行“崇儒重道”文化政策，正統的儒家思想體系，特別是程朱理學，一直被奉為官方意識形態。因此，儒典滿譯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國家文化工程。有鑒于此，皇權一直深度介入翻譯過程。在翻譯產品形成過程中，皇帝作為贊助人、參與者、規制者，一直處于“在場”狀態。

皇帝作為翻譯項目發起人，根據國家政治文化需要贊助翻譯活動。順治元年(1644年)，戶科給事中郝杰奏請日講儒臣以滿文翻譯《大學衍義》進講，助益皇帝“懋修君德”“示天下所宗”[7]，以裨益新政。十三年(1656年)，順治帝敕命內三院翻譯《大學衍義》以學習修齊治平之道?？滴醯巯到y學習和接受了儒家思想，認為“帝王道法，載在六經”[8]。在長期經筵日講中，以帝王身份闡發儒家經典義理，并敕命編纂翻譯儒典“解義”系列書籍，以推行儒學，引導國家意識形態的構建。雍正帝認為，孝乃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為先務者也”[9]269，《孝經》是圣人“彰明彝訓，覺悟生民”[9]269之書。因此御纂《孝經集注》并敕命譯為滿文，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乾隆時期，對滿語進行了一次系統整理，刊印《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增訂清文鑒》，敕命鄂爾泰等以“新清語”重新厘定四書五經譯文，規范滿文使用，提升翻譯的準確性。

除此之外，皇帝親自參與翻譯過程。如，順治帝十分重視儒典滿譯工作，多次“幸內院，披閱翻譯五經”[10]9，并親自改訂譯文，“閱翻譯五經中有訛字，御筆更正，命譯書官照更正繕寫”[10]9?？滴醯坳P注翻譯中的用詞準確性問題，指出翻譯中“言語欠當”“差失大意”“關系不小”[11]658-659，因此諭令《大學衍義》譯官傅達禮編纂滿漢字典以服務后續翻譯工作，“將滿語照漢文字匯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某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于后學”[11]658-659。乾隆帝精通滿、漢、蒙古、藏、回等多種語言，極其重視漢典滿譯工作。組織翻譯力量歷時三十余年對康熙朝所譯的四書五經進行重新厘定，其中《詩經》譯本的厘定耗時八年。在這一過程中，改譯重譯文本往往須進呈御覽審定方可定稿刊印?，F存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四書五經重譯稿本，有多處滿語譯文修改痕跡。修改處貼有紅、黃色浮簽標注修改意見，行文中有多處皇帝朱筆審訂痕跡[12]。國家翻譯實踐的對象是國家文本，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意涵。因此，翻譯過程必然受到國家規制?；蕶嘧鳛閲易罡邫嗔?，在國家翻譯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13]。

總之，在儒典滿譯過程中，皇權的“在場”體現于翻譯的所有環節，包括制定翻譯規劃，確定翻譯內容，遴選翻譯團隊，配置翻譯資源，參與文本翻譯，規制翻譯過程，評價翻譯質量，控制譯本流向等。翻譯產品形成之后，皇帝通過多種方式賦予其皇權標識，如標注“奉敕譯”字樣，或親制序言，賦予譯本政治文化權威性，使之成為具有國家性的知識載體。

(三)翻譯功能的國家性

助益國家治理。清廷入關前，皇太極命達海將《國語》《四書》《三國志》譯為滿文賜頒滿洲貴族，希望通過譯本學習漢族國家治理策略，“以為臨政規范”[14]。順治八年(1651年)，秘書院檢討徐必遠奏請翻譯《大學衍義》進講，認為《大學衍義》“于天命、人情、身心、家國，咸撮要領”[15]1。因此請皇帝“敕諭儒臣譯呈睿覽”[15]1，以“廣格心之益，而觀道化之成”[15]1。九年(1652年)，順治帝視學國子監，在彝倫堂聽講《易經》《書經》時，表示要以圣人之道治理國家，“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⑥。十二年(1655年)，諭示禮部廣推儒學經典以維護治統穩定，“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雹呖滴醯壅J為“治天下之法，見于虞、夏、商、周之書”[16]，因此有必要學習二帝三王的國家治理之法以實現天下至治。雍正帝認為“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17]396，該書具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17]396。儒家學說主張“入世”，具有強烈的經世性。儒家知識體系以國家治理、天下至治為終極理想和價值依歸。翻譯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機制和國家實現治理目標的有效途徑。清代統治者推崇儒家思想，編纂、翻譯儒家經典，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的致治功能，維護清廷統治。

構建中華正統。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成為歷朝歷代國家官方意識形態，孔子成為儒家道統象征，崇尚儒學也成為歷代王朝獲得政治合法性的文化根源。明清鼎革之后，清代統治者從道統切入構建治統，使二者合一，型塑其中華正統地位。翻譯儒家典籍是清廷構建道統的重要手段?？滴醯墼凇队迫罩v四書解義序》中稱，“朕惟天生圣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瀆之流峙于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后五經之道備”[18]1。因此，“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18]1。這段話中，康熙帝歷數中華治統脈絡，梳理中華道統演變理路，并強調傳承道統即傳承治統，闡明二者合一即構成中華正統；暗示自己崇尚儒學，闡發、翻譯經典是賡續中華文脈的行為，具有承接儒學知識譜系，延續中華道統的意義?？滴醯劢y合“治”“道”并以之為己任的做法，有助于構建符合清廷統治需要的國家認同，儒典滿譯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

展現價值認同。孝是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缎⒔洝纷鳛槿寮覀惱淼浼?，是封建統治者正人心、明綱常、樹人倫、宣德化的重要憑據，也是少數民族政權展現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認同的重要手段。北魏孝文帝敕令以鮮卑文翻譯《孝經》。金世宗在大定年間敕命，以大小女真字翻譯《孝經》。元代有中書左丞孛羅鐵木兒于大至年間以蒙古文進譯《孝經》。順、康、雍、乾四帝極為推崇《孝經》，親自發起編纂、集注、解義該書多次，翻譯、重譯就多達5次，究其原因在于清朝統治者認同《孝經》倡導的價值觀。順治帝推行“以孝治國”，指出孝乃“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19]255，是“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19]255的根本，是“放之于四海而皆準”[19]255的準則?？滴醯壅J為，孝乃“百行之源，萬善之極”[20]1，推行孝道天經地義，“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20]1。雍正帝表示，《孝經》有“彰明彝訓，覺悟生民”[21]269之用，“下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為立教之原”[21]269，有助于國家培養“惇實之士”“忠順之臣”[21]269，帝王可以從中學習治國理政的至德要道。翻譯受意識形態操控，是國家構建文化身份和意識形態認同的重要策略。清廷大規模翻譯儒家典籍，反映了統治者對中華傳統價值觀的認同，有助于消除漢民族對清廷的政治文化信任危機，從而構建新的國家認同。

三、結語

清廷入關之后，為鞏固統治，確立“崇儒重道”的國家文化政策，順、康、雍、乾四朝發起大規模儒典滿譯工程。儒典滿譯事關國家治理、文化認同、治統道統構建，因此清帝無不極度重視，運用皇權規制翻譯活動，以確保翻譯符合統治者的政治文化目的。清前期的儒典滿譯，構建了一個系統的滿文版儒學知識體系，是清廷道統化的重要成果，有助于其在政治文化上接續中華道統，從而納入中國正統王朝的歷史譜系，獲得統治中國的政治文化合法身份?？梢哉f，儒典滿譯是清前期中國正統敘事的重要方面，不但增強了統治者自身的“中國”認同，也增強了漢族對清廷統治中國合法性的認同，具有雙重認同意涵，這也是儒典滿譯具有“國家性”的關鍵所在。

注 釋：

①葉高樹對清前期儒家經典書籍的翻譯和出版有細致研究，本表在其研究成果基礎上整理而成。詳見：葉高樹《清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②本節借鑒了黃愛平的儒家經典分類方法。參見：黃愛平《清前期官修經解與官方經學探析》 (清史研究，2021(5))。

③本節重在梳理儒典滿譯情況，但同時認為有必要將清廷主持纂修的相關儒典也納入討論，原因是清廷奉行“崇儒重道”政策，纂修與翻譯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不少儒典的翻譯是以纂修的內容為基礎的，也有部分儒典如“日講”系列是纂譯同步進行的，二者在內容上也存在緊密的互文關系，共同參與了清代正統儒家知識體系的構建。清前期儒典纂修詳細情況，可參考葉高樹專著和黃愛平論文。

④《大學衍義》援引《大學》旨義，綜合儒家理論，推衍君主修齊治平之道。因與“四書”關系密切，本文將之納入分析。

⑤引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御制翻譯四書》(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滿漢合璧本，清高宗敕譯)。

⑥引自清世祖實錄卷68，順治九年九月辛卯條。

⑦引自清世祖實錄卷90，順治十二年三月壬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