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格言詩國外翻譯研究的歷時考察(1833—2022)*

⊙ 趙春龍 李正栓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 102249；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藏族格言詩是藏族重要的詩歌樣式之一。作為海外藏學、蒙古學、漢學等海外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藏族格言詩歷來被國外學者所關注。

藏族格言詩始于13世紀上半葉薩迦·貢嘎堅贊(1182—1251年)以藏族民間文學為基礎，借鑒印度文學樣式而創作的《薩迦格言》。后世藏族學者以《薩迦格言》為藍本，創作出《格丹格言》《水樹格言》《風喻格言》《國王修身論》《土喻格言》《火喻格言》《鐵喻格言》《寶喻格言》等膾炙人口的詩作，不斷豐富藏族格言詩的思想主題和詩歌樣式。藏族格言詩備受推崇，歷來多有學者通過哲理解說、添加故事等形式對《薩迦格言》《格丹格言》等詩作進行注疏，形成內容豐厚的評著，與藏族格言詩共同在藏語文化圈廣泛傳播。藏、蒙密切的文化交流和歷史淵源使得藏族格言詩最早在蒙古語文化圈譯介?！端_迦格言》在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被譯為蒙古文之后，先后產生索南戈拉譯本、咱雅班智達索南嘉措譯本、莫日跟格根羅桑丹必堅贊譯本、察哈爾格西·羅桑楚臣譯本等多個蒙古文譯本。此外，《格丹格言》等藏族格言詩及其評著在蒙古語文化圈也流傳較廣。

藏族格言詩外譯肇始于“西方藏學之父”Csoma于1833年英譯《薩迦格言》。之后，藏族格言詩在東方學、海外藏學、海外蒙古學、海外漢學的相互促進下得到持續關注，大量外文譯本和相關譯論相繼產出。國內外學者關注藏族格言詩的譯介研究，多為籠統性介紹；或聚焦于某一詩作在某一地域的翻譯史書寫[1-2]。國外的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內容豐富，包括翻譯實踐、譯史書寫、譯介研究、譯本研究、翻譯考釋等多個層面的內容，單純從某一層面進行考察難以全面把握國外翻譯研究的整體路徑。本文以外文譯本的產生，以及翻譯研究視角和主題變遷為考察點，從東方學、海外藏學、海外蒙古學、海外漢學等宏觀視角歷時考察國外的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的階段性特征，全面把握其整體研究路徑，進而為洞察民族典籍國外翻譯研究現狀提供借鑒。

一、肇始期(1833—1899年)：東方學視角下的西藏認知翻譯

東方學是歐洲以東方國家和地區為對象進行認知和研究的學問，18世紀以后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勃興而得到長足發展。藏學作為東方學的重要研究領域，自18世紀開始受到俄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的密切關注。在西方藏學研究開展早期，翻譯成為歐洲東方學視角下認知西藏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途徑。藏族格言詩詩學品質獨特，思想主題多元，成為認知西藏和藏語的最佳文學體裁之一，得到早期西方藏學家的關注和譯介。

(一)外文譯本(文)概覽

“《薩迦格言》成為最早引起西方藏學家關注的西藏本土作品之一”[3]。繼Csoma英譯本產生之后，《薩迦格言》的俄文、法文以及德文節譯本(文)相繼產生(見表1)。分析早期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文)發現：早期的藏族格言詩外譯呈現出詩作譯介單一、以選譯為主、出版形式零散、受關注度較高的特點。從詩作翻譯來看，《薩迦格言》最早被譯介且為選譯，其他藏族格言詩作未被譯介；從出版形式來看，形式多樣且較為零散，以期刊、譯著、詞典附錄、專著附錄等形式進行刊載；從數量上來看，產生了4種外文6個譯本(文)。

表1 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統計(1833—1899年)

(二)翻譯研究視角和主題

19世紀，藏族格言詩作為西方藏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翻譯成為西方藏學家在東方學視角之下開展藏族語言、文學研究進而認知西藏的途徑之一，相關翻譯研究論述多見于譯本前言部分。

Csoma，俄國蒙古語言學家A. B. Попов和德國語言學家、藏學家Schiefner，法國藏學家Foucaux等人陸續關注《薩迦格言》的語言價值。如，《薩迦格言》作為 Csoma編寫《藏英字典》(EssayTowardsaDictionary，TibetanandEnglish)和《藏語語法》(AGrammaroftheTibetanLanguageinEnglish)的重要語料而被翻譯成英文；“A. B. Попов在《卡爾梅克語法》一書中引用了托忒蒙古文《薩迦格言》的字句，并附有俄文翻譯”[4]；Schiefner德譯《薩迦格言》旨在從語言研究視角解讀奧托·馮·波特林克(Otto von B?htlingk)的專著《印度箴言：梵文和德文》(IndischeSpruche：SanskritUndDeuts)；法國藏學家Foucaux關注《薩迦格言》的文學屬性，在譯本前言探尋了其與印度梵文詩歌的譯介關系，并將之與印度梵文詩歌和西方寓言進行了比較研究[5]。

二、發展期(1900—1964年)：蒙古學視角下的蒙古文翻譯考釋

19世紀末，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腹地擴張，西方探險家相繼在我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古發掘和文化掠奪。隨著大量藏蒙文獻被發掘，藏學、蒙古學考古成為歐洲東方學研究的新領域。20世紀初，《薩迦格言》回鶻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譯本被發掘或發現。1900—1964年間，圍繞《薩迦格言》蒙古文譯本考釋，在蒙古學視角下推進蒙古文語言研究成為這一時期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的主題，藏族格言詩翻譯和研究得到進一步發展。

(一)外文譯本(文)概覽

這一時期，藏族格言詩的外文譯本(文)產出不活躍且譯介詩作單一(見表2)?！端_迦格言》Csoma英譯本自出版之后，受到法國、德國等藏學家的關注，產生較大的影響，孟加拉亞洲學會于1912年在加爾各答重新出版該譯本。蘇格蘭學者Campbell將《薩迦格言》全部譯為德文，1925年出版了首個外文全譯本。20世紀上半葉，隨著日本蒙古學和藏學研究的興起，《薩迦格言》日譯文零星出現于相關蒙古文譯著之中，日本學者橋本光寶日譯蒙古族僧人固實噶居巴·洛桑澤培的《蒙古佛教史》，1942年以《西藏の喇嘛教》出版，其中含有《薩迦格言》19首詩。此外，捷克學者Poucha和Praha首次將《薩迦格言》部分詩節譯為捷克文。

表2 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文)統計(1900—1964年)

(二)翻譯研究視角與主題

藏、蒙密切的歷史、語言、文化淵源使藏族典籍及蒙古文譯本成為研究蒙古語言文化的重要文獻。13世紀末期以來，相繼產生的《薩迦格言》蒙古文譯本以回鶻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刊印，基本反映出蒙古文的演化過程，具有重要的語言研究價值?！八髂细昀g本以八思巴蒙古文和回鶻蒙古文刊印或手抄，流傳時間長，版本數量多，影響廣泛”[6]，被匈裔美籍蒙古學家、藏學家捷爾吉·卡拉(Gr?rgy Kara)稱為“中世紀蒙古標準語重要文獻之一”和“極具價值的中世紀蒙古文作品”[7]1。這一時期，芬蘭語言學家Ramstedt和Aalto、俄裔美籍阿爾泰學家Poppe、匈牙利蒙古學家Ligeti、日本蒙古學家Masayoshi Nomura、美國蒙藏語文學家Bosson等人對《薩迦格言》蒙古文譯本進行考古，并主要圍繞《薩迦格言》的索南戈拉譯本版本進行翻譯、考釋以推進蒙古語言研究(見表3)。

表3 索南戈拉蒙古文譯本版本概覽

Ramstedt率先刊發芬蘭國父馬內漢將軍(C.G. Mannerheim)發現的芬蘭赫爾辛基殘片，并嘗試翻譯該殘片并推測其作者身份[8]。Ramstedt的學生兼合作者Aalto補充、考證了赫爾辛基殘片，通過將之與布達佩斯手抄本進行對比，確定其為《薩迦格言》八思巴蒙古文譯本內容[9]。隨后，Aalto先后對柏林殘片進行轉寫、翻譯和注解，指出柏林殘片與赫爾辛基殘片為同一版本[10]。Ligeti出版了其于我國內蒙古地區發現的布達佩斯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手抄本的影印本，在序言中對其文本語言價值肯定道：“《薩迦格言》布達佩斯寫本中保留了中古蒙古語的正字法、詞法與詞匯之一切特征”[11]。Poppe對Ligeti出版的布達佩斯影印本進行述評和推介，并于1957年對赫爾辛基殘片進行轉寫、翻譯和注解[12]。日本蒙古學家Masayoshi Nomura解讀、考釋了八思巴蒙古文殘片[13]。美國蒙藏語文學家Bosson對索南戈拉蒙古文譯本殘片和手抄本進行全面梳理，重點對柏林殘片進行了補充、翻譯、考釋和注解[14]。同時，也有一些關注《薩迦格言》翻譯史書寫的國外學者，如日本學者田中克彥簡要考察了《薩迦格言》的蒙譯史及其在蒙古文學史上的地位[15]。

另，《薩迦格言》索南戈拉蒙古文譯本殘片或手抄本常見于這一時期西方蒙古學家、藏學家和漢學家的著述之中，這對《薩迦格言》在西方學界的譯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美國漢學家Carter在其專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刊布了索南戈拉譯本柏林殘片[16]；德國蒙古學家Haenisch編著的《柏林所藏吐魯番出土蒙古文文獻(卷二)》收錄介紹了柏林殘片[17]。

三、成熟期(1965—1999年)：藏蒙學視角下的多維翻譯研究

翻譯學科興起和研究視角轉向推動了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的產生和翻譯研究的發展，而國際藏學會議的召開直接催生了《薩迦格言》多種外文譯本。這一時期，西方學界一改20世紀上半葉單純從蒙古學角度研究《薩迦格言》的趨向，開始側重從藏學視角出發關注藏族格言詩的翻譯研究，由此形成蒙古學和藏學雙重視角下的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同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Nida、Fedorov、Jacobson等西方語言學家推動形成的翻譯研究語言學轉向促使西方藏蒙學家開始注重從翻譯研究本身開展藏族格言詩研究。1965年Bosson的博士學位論文《格言寶藏：薩迦班智達〈善說寶藏〉藏蒙對照》(ATreasuryofAphoristicJewels：TheSubhasitaratnanidhiofSaSkyaPanditainTibetanandMongolian)成為標志，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進入成熟期。

(一)外文譯本(文)概覽

Bosson分別把《薩迦格言》藏文版和蒙古文版譯成兩個英譯本，“旨在獲知蒙古文譯者所使用的傳統翻譯技巧和方法”[18]VII。該論文以專著形式于1969年和1997年兩次出版。19世紀70年代，國際藏學會議和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相繼召開為藏學研究提供了國際學術交流平臺，產生了《薩迦格言》多種外文譯本。這一時期，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產生活躍，但仍以《薩迦格言》為主(見表4)?！端_迦格言》共產生了6種外文9個譯本(文)，且其中的英文、俄文、捷克文、匈牙利文以及日文譯本均含有全譯本。印第安納大學Hartley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首次英譯了《國王修身論》45首詩。此外，Ligeti整理的布達佩斯本影印本在匈牙利再版。多種語言譯本的產生和再版為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礎。

表4 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文)統計(1965—1999年)

(二)翻譯研究視角與主題

這一時期，西方藏學家、蒙古學家的關注形成了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的藏學、蒙古學雙重視角。在藏學、蒙古學視角下，國外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主要圍繞詩作譯介、文學研究、譯本研究幾個方面展開。

詩作譯介主要是對《薩迦格言》及其譯本的介紹和評述。Bosson的專著在國外藏學界和蒙古學界產生較大學術影響，英國蒙藏史詩專家Bawden等國外藏蒙學家對其進行介紹和評述，積極肯定了Bosson的重要學術貢獻[19]。印度藏學家Ghosh、捷克藏學家Kolma?、德國印度學家和藏學家Hahn等學者通過論文、國際會議、教材等形式積極向本國或國際藏學界推介《薩迦格言》。如，Ghosh撰文全面介紹《薩迦格言》，簡要梳理了其翻譯史[20]；Kolma?在1976年召開的國際藏學會議上宣讀論文《薩迦班智達的格言詩》，分析了《薩迦格言》內容，并指出其所蘊含的智慧思想[21]；Hahn將《薩迦格言》前三章編入德文版《藏語經典教材》之中[22]。此外，《格丹格言》開始進入西方學者的視野。美國著名藏學家Van der Kuijp向國際藏學界全面介紹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格丹格言》，并考證了其與《薩迦格言》的關系[23]。

國外學者開始注重以翻譯為途徑研究《薩迦格言》與藏族文學、蒙古文學以及印度文學之間的關系。如，捷克斯洛伐克學者Bethlenfalvy基于烏蘭巴托蒙古文手抄本，比較研究了《薩迦格言》評著中三個故事的藏文、蒙古文和梵文文本以探究三種語言文本之間的文學關系[24]。德國藏學家Jackson系統梳理了包括《薩迦格言》在內的貢嘎堅贊的8部作品及其評著[25]。法國印度學家、藏學家Ludwik關注《薩迦格言》與印度文學之間的關系，基于《薩迦格言》和印度格言詩的翻譯史考察，多次撰文分析二者之間的文學關系[26]。

在譯本研究方面，Bosson以純粹的語言學方式研究《薩迦格言》文本語言轉換，犧牲詩作的文體和流暢，采用直譯的方式“盡可能使英譯文貼近原文……希望展示其從藏文到蒙古文這一翻譯過程中所使用的傳統翻譯技巧和方法”[18]VII。

以翻譯為途徑的藏族格言詩文本考釋、宗教研究，以及社會歷史學研究得到西方藏學、蒙古學界的關注。國外蒙古學家繼續從蒙古學視角關注《薩迦格言》的翻譯考釋研究，如Ligeti系統考釋了柏林殘片[27]。美國藏傳佛教Tulku關注《薩迦格言》的宗教價值，通過翻譯其部分詩節研究貢嘎堅贊的佛學思想[28]。Hartley以翻譯為基礎，從聯盟與權力的宗派無偏向視角解讀《國王修身論》對19世紀晚期德格土司社會歷史研究的構建作用，“引起西方學界對米龐嘉措政治格言詩《國王修身論》的關注”[29]。

四、深化期(2000年以來)：藏蒙學視角下的深入翻譯研究

2000年以來，隨著藏學、蒙古學和翻譯學研究的深化，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呈現出深化發展的趨勢，主要表現為詩作翻譯數量增加、譯本內容豐富、翻譯研究深化等特點。

(一)外文譯本概覽

“進入21世紀，對藏族格言詩的翻譯出版或重印正處在一個繁盛時期”[30](見表5)。在詩作翻譯數量上，《薩迦格言》《國王修身論》之外的《水樹格言》《格丹格言》《土喻格言》《風喻格言》等藏族格言詩得到翻譯，且《薩迦格言》產生了4種外文6個譯本(文)；在譯本內容上，藏族格言詩譯本多為全譯，注重格言詩評著的翻譯，且譯本文本體例豐富。此外，《薩迦格言》早期外文譯本得到再版，Foucaux法譯本于2010年和2014年在美國和法國重版；Bosson英譯本于2017年在英國再版。

表5 21世紀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文)統計(截至2022年)

(二)翻譯研究視角與主題

這一時期，國外學者延續上一時期藏學和蒙古學的雙重視角，深入開展藏族格言詩的翻譯研究，主要涉及翻譯考釋、詩作譯介、譯本研究、文學研究幾個主題。

俄羅斯學者較多從蒙古學視角出發關注《薩迦格言》的翻譯考釋。如，俄羅斯蒙古學家Atsanavong考察了《薩迦格言》蒙古文譯本布里亞特木刻本的制圖和拼寫特性，指出該譯本語言與當地蒙古方言之間的諸多差異和產生原因[31]。俄羅斯蒙古學家Muzraeva考察卡爾梅克研究院科學文獻藏-衛拉特語《薩迦格言》文本，并和Sumba首次討論了圖瓦共和國國家博物館所藏《薩迦格言》木刻本特質，對其進行轉寫和俄譯[32]。匈裔美籍蒙古學家、藏學家捷爾吉·卡拉(Gr?rgy Kara)考釋并整理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滿蒙手抄本和木刻本文獻，將《薩迦格言》列入其中，并基于先前對《薩迦格言》藏文文本和蒙古文譯本的大量考釋和研究，參考諸多英文譯本，編寫了“藏文-回鶻蒙古文-現代蒙古文-英文”多語對照的翻譯詞典《索南戈拉〈善說寶藏〉詞典》[7]。該詞典出版之后，產生了重要學術影響，受到國際藏學界的一致好評。

譯本研究成為國外蒙古學家的關注重點。Demchigmaa通過比較《薩迦格言》的藏文文本和蒙古譯文，考察了其蒙古文譯文中所包含的藏文詞匯[33]。日本學者Onoda Shunzo從翻譯過程出發，基于《薩迦格言》由速記到手抄再到定本的轉寫過程，探討了其手抄本與定本之間的關系[34]。

日本學者梶濱亮俊全面向日本學界推介《薩迦格言》，重點關注《薩迦格言》與印度文學之間的關系，撰文探討《薩迦格言》評著中的月光菩薩國王故事，并出版《〈薩迦格言〉與印度文學》專著，全面系統地探究了《薩迦格言》與印度文學二者之間的關系[35]。

此外，這一時期產生的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多為體例完備、內容豐富的豐厚譯本，譯者在譯本前言對詩作作者、創作背景、譯介歷程、翻譯目的和原則多有詳細說明，這些內容同樣構成藏族格言詩翻譯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結語

藏族格言詩的國外翻譯研究在譯本生產和翻譯研究互動中，形成了東方學、蒙古學、藏學等多元宏觀視角下的考古、語言、翻譯、文學、宗教、社會、歷史等主題的交互研究。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的持續產生既是東方學、海外蒙古學、海外藏學研究作用下的結果，也為藏族格言詩國外翻譯研究的開展奠定了翻譯實踐基礎和文本基礎；國外翻譯研究視角和主題既是對藏族格言詩外文譯本生產的深化研究，也為全面把握藏族格言詩國外翻譯研究的整體路徑提供了重要依據。

經過對譯本生產和翻譯研究的全面考察和具體分析發現，藏族格言詩的國外翻譯研究呈現出歷時性演變過程中的階段性特征，藏學、蒙古學、漢學、滿學等中國學整體研究下的交互性特征，考古、語言、翻譯、文學、宗教、社會、歷史等研究中承載的價值性特征，概括之，即時間維度上歷時性和階段性的統一、內容維度上整體性與交互性的統一、價值維度上價值性和功能性的統一。藏族格言詩國外翻譯研究的時間維度、內容維度、價值維度為考察民族典籍的國外翻譯研究提供了借鑒，即民族典籍的國外翻譯研究考察應注意實現時間維度上歷時性和階段性研究的結合，這樣有助于在全面把握宏觀視角流變下透視具體研究主題；實現內容維度上整體性和交互性研究的結合，既是對中華民族各民族間密切文化交流的歷史反映，也是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觀的現實彰顯；明晰價值維度上價值性和功能性的研究取向，有助于了解國外研究趨向，為國內開展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