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波動特征

牛 浩,袁為鵬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2488;2.上海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40)

稻米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同時也是市場上一種重要的商品,米價波動對物價變動乃至百姓生活、經濟穩定具有重要影響。通過對特定時段、特定地區米價波動的分析,可較好反映該時段內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情況。①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離任。張之洞主政湖北期間,在工業、商業、交通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設,深刻影響了湖北的近代化進程。學界關于張之洞與湖北經濟建設的研究成果豐富,但現有成果中鮮有專門針對該時期與湖北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性物價的研究。得益于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資料的完整和連續,為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因此本文擬就此問題探析。

一、1889至1907年湖北米價數據選取依據

(一)數據來源

據王玉茹等學者研究,清代糧價奏報制度最早出現在康熙時期,至清末,這一制度仍在發揮一定作用。[1]在糧價奏報制度下形成的糧價清單和糧價細冊成為研究清代糧價的重要原始資料。這些史料被重新整理后,絕大部分收錄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和臺灣“中央研究院”王業鍵院士主持建成的“清代糧價資料庫”網絡數據庫中(以下簡稱為《糧價表》和“糧價庫”),[2]具體比較見表1。

表1 《糧價表》和“糧價庫”比較

本文研究基礎為1889至1907年湖北米價數據,《糧價表》中的米價數據不僅較為齊全,而且由于“糧價庫”中的西歷數據是根據農歷天數對農歷形式的原始數據加權平均而成,有學者研究發現,這種計算方式存在一定誤差,易影響到研究結果的準確性。[3]因此,本文采用《糧價表》中的米價數據。再者,清代道光至宣統年間,各省報送價格的糧食品種已相對固定,[4]根據品質的不同,湖北的米主要被分為上米、中米、下米三類,米質的差異也直接體現在米價上,因本文僅探究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波動,不涉及各類米價間的具體比較,故選取品質居中的中米為這一時期湖北米類的代表,相較下米和上米,中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湖北稻米品質的平均水平。②最后,由于《糧價表》中的中米價格以農歷歷法記錄,故某些年份會出現閏月,本文研究時段內共出現7個閏月,為保持歷年月份數量的統一,需對閏月米價進行處理。筆者采用陳春聲的方法,將閏月米價與該月原米價平均,以平均值作為該月米價參考值,這樣處理的誤差較小,對統計結果的影響也較小。[5]

(二)中米最高價和最低價的可靠性分析

《糧價表》記錄的湖北歷年中米價格有最高價和最低價之分,1889至1907年間,湖北各府經常出現連續數月中米最高價和最低價不變的情況,對此需從兩方面分析。

首先,正如余開亮指出,《糧價表》記錄的是府級糧價數據,最低價和最高價指的是該府在整個行政范圍內所有縣級行政區糧食價格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并非時間序列上價格波動的波峰值和波谷值。[6]這意味著可能會出現一府米價在連續數月內的最低價或最高價不變的情況,但并不表明各個縣的米價沒有波動。再者,如果一府米價在連續較多月份內均沒有變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已不符合米價波動的經濟規律,表明這段時期內米價的可靠程度較低。

王業鍵認為,記錄值連續相等在三個月(含)以下的糧價值較為可靠,其設計出兩個統計量Wc和Cw。Wc指糧價連續不變三個月(含)以下的月數在不含遺漏值總月數中占的比率。Cw指重復性群組總次數在不含遺漏值總月數中占的比率。Wc值一般比Cw值高,根據實際經驗,正常情況下,Wc值達到七成或Cw值有五成,配合較低的遺漏率,可認為糧價數據較可靠。[7]這一檢驗清代糧價數據可靠性的方法已得到學界較多學者的認同。本文同樣采用該方法對1889至1907年湖北中米價格進行可靠性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府州中米價格的可靠程度比較見表2。

表2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府州中米價格可靠程度比較

結果顯示:在中米最低價上,Wc值最高為漢陽府(58.33%),襄陽府次之(32.46%),9個府州的Wc值低于30%,最低為荊門直隸州(6.14%);Cw值最高為漢陽府(42.98%),10個府州的Cw值位于30%以下,最低為荊門直隸州(11.4%)。在中米最高價上,Wc值最高為襄陽府(64.04%),4個府州的Wc值位于50%以上,6個府的Wc值處于30%—50%,荊門直隸州的值最低(10.53%);Cw值最高為襄陽府(53.95%),有7個府的Cw值處于30%—50%,3個府的Cw值低于30%,同樣是荊門直隸州的值最低(14.91%)。

綜上,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中米價格數據的可靠性需分類探討。比較發現,這一時期湖北中米最低價的可靠性極差,而湖北中米最高價雖離王業鍵所述的評價標準仍有一定差距,但整體要顯著好于中米最低價。需說明的是,雖王業鍵、余開亮等學者曾指出對糧價數據最低價和最高價取平均值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和一致性,也有利于糾正糧價數據的偏差,但由于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府州中米最低價可靠性過低,如果片面采用取平均值的方法,不僅不利于糾正數據偏差,反而易使數據偏差增大。綜上,本文直接使用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府州中米最高價數據進行分析。此外,荊門直隸州無論是中米最低價還是最高價,數據質量均為最差,為避免對分析結果帶來的負面影響,本文隨后的分析將剔除荊門直隸州的米價數據。

二、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波動總體趨勢上升

通過上述討論,本文最終選取《糧價表》中1889至1907年湖北武昌、漢陽、安陸、襄陽、鄖陽、德安、黃州、荊州、宜昌、施南十府的中米最高價數據。圖1反映了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年度波動趨勢。

圖1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年度波動

由圖1可知,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波動總體呈上升趨勢,這一時期米價最低值出現在1893年,為2.275兩/石,最高值出現在1907年,為4.057兩/石。整個時段內共有三次較明顯的波動,分別出現在1895至1899年,1900至1903年及1905至1907年,其中1895至1899年的米價波動最為劇烈,1898年的米價比1895年的米價上升了54.3%,1899年的米價比1898年的米價下降了12.8%。

稻米作為一種糧食作物,價格波動受季節變化、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明顯,為進一步分析,本文通過時間序列方法,將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季節因素、趨勢因素、周期因素、不規則因素進行分解。采用的具體方法為X12季節調整法和HP濾波法,[8]通過EViews10軟件,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的月度米價序列被分解為季節波動序列、趨勢波動序列、循環波動序列和不規則波動序列。圖2繪制了這一時期湖北米價的趨勢波動和循環波動序列。

圖2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趨勢波動和循環波動序列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波動總體上升的趨勢在圖2的米價趨勢波動序列中表現更加明顯,其中1895至1898年湖北米價上漲速度最快,年均上漲約0.33兩/石,1905至1907年米價上漲速度次之,年均上漲約0.23兩/石。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上漲主要與這一時期湖北稻米供求關系的緊張有關。需求方面,首先,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人口總數呈增長趨勢。1889至1907年間,湖北人口年均增長約為5.1‰,且人口密度不斷增大,[9]表明這一時期湖北面臨較大的人口壓力;加之湖北城鄉人口結構改變,特別是非農業人口在漢口等中心市鎮的大量聚集,城市人口數量大幅增長。這些因素導致湖北稻米需求量迅速增加,米價由此走高。

再者,湖北作為中國主要稻米產地之一,清政府及外省對湖北稻米的需求同樣巨大。雖然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早已漕糧改折,湖北漕糧實際采買數量已較清前中期減少,但政府出于賑濟、戰爭等需要,往往臨時需從湖北采辦稻米,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奉天、山東遭災,湖北共采辦稻米8萬石運至受災省份賑恤平糶。[10]再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陜西軍糧告急,清政府下令從南方各省購米50萬石,分期北運,聽候撥濟。張之洞上奏稱由于鄂省米貴運艱,請求從鄂省購米10萬石,其余由下游產米各省合力采辦。[11]臨時性的稻米采辦及外省商販的大量購買同樣促使湖北稻米需求量增長,導致米價上升,張之洞就曾上奏稱,“本年(光緒二十五年)上游等省歲僅中稔,各路商戶咸赴下游一帶購運糧石甚多,以致米價昂貴?，F在每米一石,非較往年價銀酌加三錢不敷采買?！盵12]

供給方面,湖北耕地面積自咸豐以后呈現出減少態勢,[13]況且用于生產稻米的水田約只占耕地面積的60%,[14]且受耕地肥力退化、旱澇災害頻發等多種因素影響,湖北各主要產米區的稻米產量均較低。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夏季和秋季的稻米收成僅有正常年份的5至6成左右,某些年份甚至只有4成,可見收成之差。[15]不僅省內稻米供給不足,湖南作為湖北稻米的主要省外供給地,同樣由于旱澇等自然災害影響,致使稻米產量下降,米價上升,饑荒嚴重。[16]在此情形下,湖南各地紛紛下令禁止外省稻米采買,湖北稻米供給也因之愈發緊張,“近來因湘省遏糴,(湖北)米價愈貴”,[17]由此加劇了湖北米價的上漲。

在湖北稻米供需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張之洞只得嘗試從四川等省及國外購運稻米,“江北米價貴,派員購運川米二十萬石”;“鄰省湖南、江西久已閉糴,四川止允運出五萬石。武漢商民百余萬,不勝憂懼……勸運日本商人及香港華商,采運南洋西貢、暹羅等處米三十萬石來鄂平糶”[18],但這只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湖北稻米供需問題,米價因此也持續上漲。

三、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波動季節變化顯著

米價受季節因素影響明顯,其波動具有一定季節性特征。圖3為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季節波動序列圖。

圖3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季節波動序列

根據圖3,任意選取連續兩年,米價大致在第一年秋季10月開始上升,上升趨勢延續至第二年夏季6或7月,之后米價開始下降,并在10月前后重新回升。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最高值出現在每年夏季6月左右,最低值則出現在每年秋季10月左右。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呈現出的顯著季節波動與湖北地區的稻米耕作制度密切相關。湖北稻米一般分為早稻和晚稻,“早秧于割麥后即插,六月半獲之,插晚秧于獲早谷后,仲秋時獲之”,[19]即早稻一般在6月收獲,晚稻在9月左右收獲。有的地方也分為早稻、中稻、遲稻,“早稻六月熟,遲稻七月熟,晚稻八九月熟”,[20]可見如有遲稻,一般在7月收獲。因此,每年6月到9月為湖北稻米的收獲期,在這段時間內,湖北稻米供應較為充足,米價在6月或7月達到最高后開始下降。此外,這一時期也正值湖北其他糧食作物的收獲期,市場上糧食供應充足,也促使了米價的下降。需要說明的是,稻米收獲至市場銷售存在時間間隔,反映在糧食市場上即稻米收獲對米價的影響具有一定滯后性,因此湖北稻米在6月左右收獲與米價最高值出現在6月前后并不矛盾。大致10月后,隨著稻米供應的減少,米價在降至最低后逐漸上升,直到次年6月米價升至最高后隨著收獲期的到來再逐漸下降。

四、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波動存在異常振蕩

米價的異常波動與時間無關,是政治動蕩、自然災害等偶然或突發因素,以及無法預料或確切解釋的其他隨機性因素影響的結果。圖4為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異常波動序列。

圖4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異常波動序列

根據圖4,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較劇烈的異常波動共有三次,分別是在1889至1893年、1896至1902年、1905至1907年。其中,1905至1907年的米價異常波動最為劇烈。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這種異常波動與這一時期湖北頻發的自然災害關系密切。

據統計,清代湖北主要發生1924起自然災害,其中澇災1258起,旱災576起。[21]可見以澇災為主的旱澇災害在湖北自然災害中占比最大。張之洞督鄂時期,華中地區處于偏澇期,[22]湖北各地進入自然災害的高發時期。旱澇災害對米價波動主要為短期影響,[23]因此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地的旱澇災害會在短期內造成米價的劇烈波動,圖5反映出這一時期湖北旱澇災害與米價波動的關系。

圖5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旱澇災害與米價波動關系

根據圖5,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旱澇災害發生頻率越高,米價波動越劇烈。旱澇災害最嚴重的時段與米價異常波動最劇烈的時段基本重合,這些年份的米價也基本呈現出上升趨勢。1889年夏秋間,湖北發生大規模澇災,張之洞與時任湖北巡撫奎斌稱該年澇災為“十余年來未有之災。省城對岸之漢陽府漢口鎮等處,災黎扶老攜幼遠來就食者,已有五萬余口?！盵24]1895至1897年,湖北連續三年遭受旱澇災害,其波及范圍、影響程度均較往年為甚。張之洞曾提到:“詎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起,迄今三載,江漢汛漲既較盛于曩歲,而霪雨連綿,山水蛟起又不時爆發,泛濫橫流,高低同罹淪胥,即有未被浸淹之處,或值亢旱,或遭雨漬,收成亦多失望?；牡壇B見,水旱頻仍,災情之重,災區之廣,實為數十年來所未有?！盵25]而1900至1902年,湖北多地在夏季又遭受大規模的澇災,并在秋季發生旱災。[26]

上述分析表明,旱澇災害是影響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短期異常波動的重要因素,米價異常波動程度的大小與旱澇災害發生的頻率和規模有密切關系。但需說明的是,如前所述,米價異常波動是各種偶然或隨機因素影響的結果,旱澇災害的頻繁發生并非是導致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短期異常波動的唯一原因,其他原因仍需進一步探究。

五、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波動區域差異明顯

上述討論集中于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年度波動,并未比較這一時期湖北省內各區域的米價波動情況。圖6反映了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府的米價差異。

圖6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各府的年均米價

根據圖6,張之洞督鄂時期襄陽府年均米價最高,施南府年均米價次之,其他各府間米價差異較小,武昌府年均米價最低,與襄陽府差額達40.4%。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平均米價為3.08兩/石,可見,主要是襄陽和施南二府拉高了這一時期的湖北米價。

根據湖北各府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主要產米區,本文將湖北從地理上劃分為鄂東、鄂中和鄂西三個區域,圖7從地理區域上比較了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波動情況。

圖7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鄂東、鄂中、鄂西三地米價波動情況

根據圖7,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鄂東、鄂中、鄂西三地米價同樣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具體來看,鄂中和鄂東米價較低,米價波動互有交織,且波動趨勢較為接近。鄂西米價則處于高位波動,波動幅度最為劇烈,與鄂東和鄂中米價波動差異明顯。

張之洞督鄂時期包括襄陽、施南等府在內的鄂西米價為何始終居高不下?首先,這與湖北主要稻米產區的位置有關。清代官員朱倫瀚曾對湖北稻米產區描述道:“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鄖陽多處萬山之中,荊州尚須由武漢撥濟兵米,德安、襄陽、安陸其地多種豆麥,稻田亦少,武昌所屬半在山中,惟漢(陽)、黃(州)兩郡尚屬產米?！盵27]從地理區域上看,湖北稻米主要產自以江漢平原為主的湖北中東部地區,鄂西山地較多,普遍存在水田少而旱地多的情況,耕作條件不如鄂東,因此較為適宜小麥、苞谷等耐旱作物的種植,如襄陽“居楚北上游,地勢頗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麥較下游諸郡獨勝”。[28]受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鄂西稻米原本供應即較少,因此米價較高。

再者,湖北各區域市場整合程度的不同也會對各地米價產生影響。張之洞督鄂時期,鄂中和鄂東的市場環境和交通條件均優于鄂西,漢口、沙市等區域性商業中心也集中于此,且漢口為長江流域重要的糧食集散地和區域中心,因此鄂中和鄂東兩地的市場整合程度更高,市場機制對米價的調節效果在兩地更加明顯,故相較鄂西,鄂中和鄂東的米價波動幅度較小,且米價波動體現出一定同步性。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全國米價總體也呈現出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晚清時期,全國米價的上漲尤為顯著,張之洞督鄂時期的湖北米價波動趨勢與同期的全國米價總體波動趨勢相吻合,這除與稻米供需緊張、自然災害與戰爭頻繁等因素有關外,幣值的變動也是導致這一時期包括湖北在內的全國米價上漲的重要原因。19世紀末,全國各地普遍出現銀賤錢貴的現象,由于官方以銀為貨幣單位記錄米價,銀價的下跌導致米價上升,[29]加之晚清全國各地通貨膨脹不斷加重,且在1905年后更甚,[30]這同樣對米價施加了較大的上漲壓力。此外,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的米價波動趨勢與同期上海、蘇州、直隸等其他地區的米價波動趨勢也相吻合,如與蘇州米價相比,兩地米價波動時間和波動趨勢均較一致,不同的是湖北米價的波動幅度較之蘇州米價更為劇烈。米價波動差異對衡量各地市場環境與市場發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如米價波動趨勢的同步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長江中下游糧食市場以及全國糧食市場間整合程度的提高,而米價波動幅度的不同則反映出不同地區交通條件及市場發展程度等的差異。

六、結論

張之洞督鄂時期的湖北米價波動主要有總體趨勢上升、季節變化顯著、存在異常振蕩、區域差異明顯的特征。張之洞主政湖北期間,其關注的重點在湖北的交通、工業等領域,交通網絡的完善和大量工業企業的建成投產為湖北近代化建設打下堅實基礎。在農業上,張之洞雖從國外引進良種和機器,并興辦農業學堂,引進農業人才,發展農業教育,但所取得的成效和影響遠不及工業領域。米價作為農業社會中的重要物價,張之洞督鄂時期的湖北米價總體不斷走高,且伴隨著異常振蕩,這從側面反映出該時期湖北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上升,民生狀況并未隨著湖北工業化的進步明顯好轉,經濟和社會環境中存在較大的不穩定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湖北工業化的發展。

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的波動與湖北的農業耕作制度、稻米供需情況、自然災害危害程度及市場發展水平差異等因素關系密切,本文對此做了初步分析。此外,這一時期湖北銀錢比價的變化及通貨膨脹的加深也會深刻影響米價等基礎性物價的變動。關于張之洞督鄂時期湖北米價波動的具體原因及產生的影響,仍待深入探討。

注釋：

①有關清代米價波動的研究成果介紹,參見馬國英:《清代糧價研究進展與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0年第4期。

②中米常被學者在研究中作為某地或某區域米類的代表,可參見羅暢,楊建庭,馬建華:《清乾隆朝中期(1754——1777)長江流域糧價波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2期;羅暢,楊建庭,馬建華:《清乾隆朝晚期(1778——1795)長江流域糧價波動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18年第12期;趙偉洪:《乾隆時期長江中游米谷市場的空間格局》,《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