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嵌入與關系網絡：互市場域中的邊商行動
——基于黑龍江省黑河市的實地研究

劉雪菊，王海菲

（1.北華航天工業學院 文理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2.廊坊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邊境”是被賦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意義的國家領土的邊緣地帶，是一個包含了人們各種實踐（行為）［1］的互動場域。在民族國家框架下，邊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線，邊境是國家的防御之地。在全球化時代，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以來，中國在政策上實行的“貿易興邊”使跨越邊界的流動日益頻繁，邊境成為“連接”國家之間的重要通道。西北、西南、東北等邊境地區與周邊國家互市貿易的“連接”，對中國邊疆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邊民生產生活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基于邊境承載的“防御”和“連接”的社會功能，關于邊境研究的相關議題主要集中在邊境安全與邊疆治理、邊境貿易與跨境合作、邊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實踐三個方面。

首先，邊境安全與邊疆治理。邊境既是對外開放的前沿區域，也是遭遇外來影響的前沿區域，各種威脅特別是非法移民、走私販毒、跨國流動等因素在邊境地區交織并且產生影響。邊境治理是以邊界線為標志的區域化空間治理［2］，既需要“跨境”治理與“地方”治理［3］合力發揮作用，也需要確立主體分層的精細治理［4］，調動邊民意識［5］，創造邊境國家經濟文化交流的跨國互動機制［6］，從而實現固邊與睦邊、邊境地區合作與雙贏的目標。

其次，邊境貿易與跨境合作既是推動沿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也是沿邊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邊境治理制度創新的重要機遇。學界對地緣經濟［7］和邊境經濟合作區發展［8］的研究相對成熟，對個體微觀層面的邊民互市貿易關注不足。

再次，邊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實踐包含對邊境民族、跨國務工、跨國婚姻、邊民互市等議題的關注，這些跨界實踐塑造了具有復雜關系網絡、相互依賴的邊境社會的生活圖景。

上述研究既體現了人類學和民族學中邊境研究關注主題的多元化，也體現了邊境研究從物理的國界劃分到邊界的社會文化建構［9］的研究轉向。邊境研究日益深入到邊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特別是西北、西南邊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實踐。

朱凌飛和馬巍從邊界的“中斷”和通道的“連接”視角出發，對中國磨憨和老撾磨丁人群的經濟和文化互動進行深描［10］；趙萱和劉璽鴻基于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的田野資料，呈現了“無交流的交通”的日?？缃缌鲃樱?1］；唐雪瓊、楊茜好、錢俊希對云南河口縣X村草根群體的調查，展現了帶有實用主義色彩的中國和越南邊境人群跨界流動的日?？臻g實踐［12］，以上研究都是邊境人群日常生活實踐的生動案例。邊境人群跨界互動的實現，無不受到民間交往、邊民互市、通婚的傳統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中國和越南、中國和緬甸、中國和哈薩克斯坦邊境地區的互市和互惠現狀，多是靜態經驗描述，缺少理論視角的分析和動態分析。

與學者在西北、西南邊境研究中取得的豐碩成果相比，東北邊境人群日常生活實踐相關的研究成果影響力較弱?；ナ匈Q易區作為經濟載體［13］，是中國和俄羅斯邊民互動的社會空間，這一空間的邊民跨境流動受歷史、人口、資源、制度、流動網絡的影響［14］。邊民基于政治機會認知和經商成本評估［15］而不斷調整行動策略，形成了“倒商”“坐商”“網商”的經商模式［16］。已有研究指出，邊境人群的社會互動在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經濟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意義重大，但是中國和俄羅斯邊境人群社會互動的具體情景及其貢獻在學界的研究中比較模糊。

基于邊境研究對社會文化建構的關注，本文從中國和俄羅斯邊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對互市場域中的邊民經商活動進行深度考察和研究，以進一步剖析邊民互動的內在邏輯，彌補學界對中國和俄羅斯邊境人群日常生活實踐關注不足的缺憾。

二、理論視角與田野概況

法國著名思想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都柏林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教授邁克爾·格倫菲爾（Michael Grenfell）所編的《布迪厄：關鍵概念》（PierreBourdieu：KeyConcepts）一書中指出，在理解人們之間錯綜復雜的往來或者解釋某種社會現象時，不要僅僅關注人們說了什么或者事情本身，而要對這些互動、事件發生的社會空間進行考察［17］。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空間之中，在某種位置上利用某種資源展開實踐活動，資源在實踐中的具體形式就是各種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行動者的資本量存在差異，場域中具有特定資本的行動者通常有能力運用他們的資本優勢獲得更多的積累，改變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把其他行動者拋在身后。因此，行動者擁有的資源，影響著行動者在場域中的行動選擇和所處位置。

互市是一個邊商與邊商、邊商與消費者雙向互動的場域，是邊境地區邊民在政府批準的開放點或者指定的集市上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這個場域也是人與物跨界流動的社會空間。作為場域中的互動主體，邊商和消費者分別根據各自不同的資本和慣習而采取不同的行動，通過在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博弈來維持或者改善他們在邊民互市場域中的位置。本研究建構了這樣一個研究框架：邊商文化嵌入和關系網絡的生存策略，是邊商在互市場域中基于不同的資本和慣習而采取的行動；邊商通過與場域中其他主體的不斷互動和博弈，實現商品交換和經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俄羅斯顧客在實現購物消費的同時，推動了俄語在中國邊境城市的傳播，呈現了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

本研究的對象是黑龍江省黑河市大黑河島上的中國邊商。大黑河島位于黑龍江主航道中方一側，是中國和蘇聯邊民的互市貿易點、中國和俄羅斯邊民互市貿易區、黑河口岸所在地。大黑河島上建有國際商貿城，是俄羅斯消費者到黑河市購物的主要場所。邊商是指在邊境城市經商的人，文中特指向俄羅斯消費者銷售中國商品的生意人，他們的生意大都是伴隨中國和蘇聯/俄羅斯邊境貿易的恢復和中國沿邊開放政策的實施，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2016年以來，筆者多次赴大黑河島進行深度訪談和觀察。生意人YB 經商二十多年，對大黑河島和邊民互市情況都比較了解，筆者通過與YB的長時間非正式訪談，逐步確定了幾位了解情況并且自身經商的關鍵人物和典型人物。與此同時，筆者經常在國際商貿城觀察邊商的市場經營情況，尋找恰當時機，對經商人員和消費者進行非正式訪談，以發現和發展正式訪談對象，每次正式訪談時間一般在1小時左右。筆者和受訪者一起參與市場經營，隨時與受訪者互動交流。筆者通過實地調查，收集了訪談資料、觀察筆記、地方文獻等田野資料。

三、歷史上的邊民互市與現代版的交易空間

歷史上的黑河有“安巴薩哈連”（滿語）之稱，“安巴”是“大”的意思，“薩哈連”是“黑”的意思，所以黑河又被稱為“大黑河屯”。天然的地理優勢使黑河與俄羅斯邊境城市的民間貿易由來已久。1858年以前，中俄雙方的軍人和村民常常在黑龍江上游兩岸設有卡、所的地方進行貿易活動。俄國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并且強行占領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后，開始興建遠東地區城市。黑河對岸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Blagoveshchensk）于1858年進行城市建設。建設中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人口數量激增，璦琿城里的商鋪陸續在黑河設立分號，同布拉戈維申斯克市民眾進行商品交易，商品的互通有無帶動了黑河的商業興旺。1917年前后，俄國國內戰爭、阿穆爾州（Amurskaya Oblast）采金業興起，阿穆爾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The Russian Far East）其他城市的糧食、肉食、蔬菜、日用品等貨物奇缺，俄方只能依賴黑河口岸大量進口中國的糧食、肉類、蔬菜、茶葉、燒酒、衣料等以保證當地居民的生活供給，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因此成為黑河生活消費品的商品市場。

20世紀初，黑河出現了中俄民間的自由市場——八雜市，它是當時居民進行商品交換的場所［18］。1919年以后，黑河出現了采金熱，流動人口數量增加，八雜市更加繁榮，單一的銷售服務發展為綜合性服務，由設店“坐商”擴展為多種形式經營，對俄國人的吸引力更大。中俄邊民互市的主要貿易形式是兩國邊民各自攜帶商品進行物物交換，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和蘇聯毗鄰地區兩國的貨幣通行之后，交換手段變得比較靈活，有以物換物的形式，也有以貨幣換物的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中國和蘇聯邊境貿易由國家掌握，邊民個體失去了參與邊境貿易的機會。1987年，中國黑河重新與蘇聯建立商貿活動的聯系，中國和蘇聯民間貿易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黑河不僅在素有“北方沙頭角”之稱的大黑河島開通了邊民互市貿易（1991年）、設立了邊民互市貿易區（1997年），而且興建了當時中國和俄羅斯邊境線上最大的互市貿易載體——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為兩國所涉邊境城市的邊民互市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既是中國和俄羅斯邊民互市的重要載體，也是邊商重要的生存空間。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建成伊始，內設324個批發配貨營業廳，1000個攤位，主要為國內外廠家、批發商和從事邊民互市貿易的人員開展中俄邊民互市貿易、沿江貿易，以及為各類商展、批發、零售等提供場所和綜合服務項目。隨著發展的需要，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的內部結構也不斷變化：除了設有標準展位，還曾經設有休閑廳、多功能廳、冷飲廳、餐廳、娛樂廳等休閑娛樂設施，以及金融、工商、稅務、通信等服務部門，為國內外邊民互市貿易的參與者提供多樣化服務。2014年以來，受盧布貶值和跨境電商發展的影響，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的互市情景并不樂觀，多個攤位無人承租，失去了往日的輝煌。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的外觀與內部結構設計和國內眾多批發商場類似，銷售的商品都是尋常的床上用品、廚房用具、鞋襪服裝、兒童玩具、汽車輪胎等輕工業制品，價格相對低廉，沒有展現中國文化符號。俄羅斯消費者以購買日常必需品為目的進入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希望購買便宜且實用的商品。2016年，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開設俄品多超市，主營俄羅斯商品，也銷售世界各國的優質商品，以滿足旅游旺季時的中國游客對異域商品的需求，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經歷了從滿足他者需求的單一功能到滿足他者與自我需求的多功能轉變。

四、資本積累與文化嵌入

語言既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思想文化的載體。中國和俄羅斯語言文化上的差異和十余年的政治隔絕，使中國和蘇聯邊民互市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時，亟待解決兩國邊民難以順暢交流的現實問題。在最初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兩國邊民的交流主要依靠比劃手勢，計算器是輔助邊商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持續的市場經營過程中，中國邊商逐漸向俄羅斯消費者學會了如何用俄語打招呼、表達數字和常見的日常生活用品。與邊商學習新語言不同的是，消費者始終使用俄語，不用學習漢語就能購買需要的商品。這是互市場域中邊商和消費者差異化的資源占有和文化嵌入非均衡性的表現。

實現邊民互市的一個前提是邊界兩側的國家存在資源或者產業結構上的互補。從大宗商品交易情況看，中國購買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天然氣、電，成為俄羅斯能源最大進口國；從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情況看，俄羅斯遠東地區相對落后的輕工業水平使一般民眾對中國輕工業制成品有強烈需求。這種大宗商品交易和日常生活用品消費之間，或者說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的差別，構成了中國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互補的重要根源。在微觀經濟領域，俄羅斯遠東地區民眾對中國輕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使邊民互市貿易中的俄羅斯消費者始終是掌握經濟資本的買方，決定了中國邊商必須學習俄羅斯消費者使用的俄語，以便自己的生意在邊民互市場域的競爭中得到持續性發展并且獲得不錯的經濟資本積累。

就中國邊商而言，獲得經濟資本的前提是文化資本的積累，即學習并且順暢使用俄語。僅僅向顧客學習俄語，對中國邊商的經濟和文化資本積累遠遠不夠，畢竟邊商每次和顧客交流的時間是短暫的，而且一部分顧客的俄語表達帶有地方口音。伴隨中國和俄羅斯邊民互市貿易的蓬勃發展，俄語培訓班在黑河如雨后春筍般地興起，生意異?；鸨?，報名學習俄語的中國邊商絡繹不絕。他們白天做生意，晚上在俄語培訓班學習，通過培訓班的專業訓練來拓展自身對俄羅斯文化的理解，學習商貿方面的專業詞匯。除了在培訓班學習俄語，也有中國邊商通過俄語小冊子自學俄語。小冊子里用漢字或者漢語拼音標注俄語讀音，人們只要把漢字或者漢語拼音讀出來就基本掌握了俄語的讀音（但是發音不十分標準）。邊商將這種蹩腳的俄語稱為“市場俄語”，是一種僅在邊民互市場域中使用而無法拓展到其他日常生活空間的語言表達。

最初在攤位經商時，我不會俄語。別人告訴我用俄語怎么說數字，我就在墻上貼一張紙，用漢語把數字的俄語讀音寫出來，然后反復練習。我報過兩個俄語速成班，都是晚上上課，學了不到三個月。培訓老師從俄語字母講起，然后是數字、日常用語、專業詞匯。學俄語關鍵是口語，我會說賣貨方面常用的俄語，但是用俄語日常聊天的能力較弱。遇到不會的情況，我請旁邊商戶的人幫忙翻譯。（YB，女，百貨店老板）

我來大黑河島經營時，雇了會說俄語的服務員。我的俄語說得特別蹩腳，不好意思開口。我沒報過俄語速成班，自己看俄語學習的書。我有個記錄本，忘記一些詞怎么說的時候可以看記錄本。后來生意不太好，我沒有繼續雇服務員，自己說俄語次數多了，就能掌握常用詞。（LJ，女，服裝店老板）

文化資本的積累離不開個人必要勞動時間的投入，還要注意克制勞動者在其他生活方面的需求，以便集中精力使文化資本具體化，從而獲得文化知識、文化技能、文化修養。中國邊商通過長時間的俄語學習和在互市場域中的日常實踐，不斷提升自身的俄語水平和說俄語的膽量，獲得了經商必備的文化資本。一般來說，人們談論文化資本時主要強調它是人在思想意識中的知識儲備和能力蘊含；皮埃爾·布迪厄強調文化資本的實存性，即文化資本存于人們的身體之中，能夠通過身體的活動表現出來［19］。皮埃爾·布迪厄在《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CultureCapitalandSocialAlchemy）一書中指出：“這種具體化的文化資本，是轉化成為個人的組成部分的外部財富，是轉換成習性的外部財富，它（不像錢、財產權、甚至貴族頭銜）無法通過禮物或饋贈，購買或交換來即時性地傳遞?！保?0］

邊民在互市場域中的活動，將俄語表達出來，具體化的文化資本很難被剝奪，而且會在個體的不斷實踐中得以延續和積累，甚至能夠在其他場域得到傳播。這種文化資本的表達提高了邊商在互市場域中的競爭力，促成了邊商與俄羅斯消費者的交易，實現了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達成了邊商市場經營的目標。

2014年年底，烏克蘭危機引發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實行嚴厲的經濟制裁，盧布匯率急劇下跌，從2014年年初1 元人民幣約兌5.5 盧布到當年年底的1 元人民幣約兌8.5 盧布。俄羅斯消費者感覺中國商品價格上漲，導致前往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的俄羅斯消費者數量明顯減少，中國邊商生意慘淡，文化嵌入很難繼續在邊民互市場域中發揮競爭優勢。

五、關系網絡構建與社會資本運用

關系網絡是商人群體重要的社會資本，這一點在對海外華商和對國內商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證實。關系網絡在商人市場經營的不同發展階段或者不同地域空間中，發揮的作用有所不同。邊境貿易恢復之后，大量中國人赴俄羅斯淘金，依靠的是親屬、老鄉、同學、朋友等熟人的引領和幫助［21］；對于在黑龍江撫遠市的對俄貿易群體來說，以家族主義為核心的關系網絡是這一群體進入邊貿行業的基礎，但是這種關系網絡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逐漸成為這一群體經商發展的阻礙［22］；“巴黎溫州人”親戚關系的能力沒有北京“浙江村”溫州人那么強［23］，居于不同地域空間的溫州人表現出不同的構建關系網絡的行動。市場經營中的關系網絡既有靠血緣關系建立起來的自然聯系，也有在地緣和業緣基礎上的社會建構。作為社會資本的關系網絡想要得到長久存續，特定策略的維系不可避免，所以關系網絡或者社會資本既是邊商策略性行動的結果，又是互市場域中邊商的競爭手段。

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者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只有當邊商調動或者利用關系網絡時，它才能發揮資本在實踐中的作用，否則它就會成為等待某個合適的時機被調動和利用的潛在的社會資本。中國和俄羅斯邊商關系網絡的構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商與同在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經營的商戶，主要是銷售非同類商品的商戶成為朋友，通過互幫互助（例如兌換貨幣、幫助照看店鋪、幫助翻譯溝通等方式）保持鄰里之間的良好互動；二是邊商與俄羅斯消費者成為朋友，邊商通過價格優惠和額外贈送禮物的方式獲得消費者的認可。每一位處在社會資本的這種網絡資源中的邊商和消費者都可以從中受益，受益的程度因每個人實踐能力的大小而有區別，持久性的收益是邊商和消費者進一步維護和拓展他們占有的網絡資源或者社會資本的前提。

在邊商與非同行鄰居的關系中，二者的受益程度基本相當。就兌換貨幣而言，無論是人民幣兌換盧布還是盧布兌換人民幣，都根據當日匯率等價交換。就幫助照看店鋪而言，當某店主突然有事需要短暫離店時，鄰居主要幫忙照看店鋪，避免丟失物品，通常不會幫助賣貨：一方面是因為很多店主只會用俄語售賣自己店里的商品，通常無法用俄語完整表述其他店鋪的商品；另一方面是因為店主通常不了解其他店鋪商品的進貨價格和銷售價格，擔心讓原店主遭遇經濟損失。就幫助翻譯溝通而言，邊商之間掌握的俄語詞匯數量和熟練程度有差異，幫助翻譯溝通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因此，邊商與非同行的鄰居之間的社會互動是簡單的、容易完成的、不涉及競爭和利益沖突的，他們之間的關系網絡持久、穩固，能夠得到利益雙方的共同維護。

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本的占有和攝取出現不平等或者不公平情況時，容易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產生矛盾，甚至威脅關系網絡的存續。在市場經營過程中，特別是顧客數量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避免產生沖突、將顧客變成朋友從而牢牢鎖住消費者的購物需求，是邊商需要思考的問題?；ナ袌鲇蛑?，中國邊商通常采取價格優惠和額外贈送禮物的方式期待與俄羅斯消費者成為朋友，維持經濟互動的長久存續。生意人YB向筆者談到她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經常到店里買東西，偶爾將俄羅斯巧克力、餅干、紫皮糖等零食送給店主；店主通常以比較優惠的價格將商品出售給朋友，朋友臨走時店主還會抓一把中國糖果送給對方，期待這位朋友下次光臨。當顧客發現其他商家同類商品的價格更優惠，或者其他店主用更流利、更生動的語言吸引顧客時，這種看似穩固的朋友關系就會被打破，甚至威脅已有關系網絡的存續。

生意不忙的時候，我會到樓梯口附近轉轉，看看上樓的顧客走進哪家店，我大概能知道他們要買什么商品。有兩個女顧客每年都來我店里買睡衣和襪子。我昨天看到她們，每個人都提著一個包，里面裝了很多東西。經過我店門口時，我跟她們打招呼，問她們都買了哪些商品、價格是多少。我店里也有她們已經從別處購買的商品，她們說其他店鋪的價格比較便宜。面對這種情況，我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我如果也把商品價格定得那么低，利潤就太少了。（MXH，女，服裝店老板）

中國邊商如何維持自己在市場中的位置，涉及如何運用多種資源或者策略展開同行之間的競爭。實際上，中國邊商與非同行的鄰居、中國邊商與同行之間的關系，對俄羅斯消費者來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俄羅斯消費者如何通過擁有的經濟資本從中國邊商那里購買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邊商與消費者的關系并非基于血緣、親情、同鄉、業緣等鄉土資源而形成，只是基于銷售和購買的需要建立的經濟互動，這就決定了二者關系的脆弱性。

六、結論與討論

人們在場域中的互動，充滿了斗爭和博弈。在中國和俄羅斯邊民互市場域中，中國邊商通過積累俄語這一文化資本實現了自身與消費者的良好溝通，改變了自身在互市場域中的位置；邊商通過與非同行鄰居和消費者的關系網絡構建，在社會資本的積累中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邊民互市場域能夠明顯體現文化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繼而共同推動邊商群體經濟資本擴張的情況，經濟資本又是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形成和發展的根源。本研究從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視角出發，考察中國和俄羅斯邊境地區邊民的經商行動和生存策略，為構筑中國和俄羅斯民心相通之路和開創興邊富民之路提供了區別于其他地區的現實經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現實意義。

中國和俄羅斯邊境地區的邊民互市從門庭若市到門可羅雀，場域中邊商和消費者的資源和慣習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邊商銷售的中國商品不再稀缺，因此與俄羅斯消費者交朋友變得十分重要；俄羅斯消費者選擇商品的空間不再狹小，隨著跨境電商的發展，網絡購物逐漸成為一種購物渠道。中國邊商從不懂俄語到可以用俄語進行簡單交流并且銷售商品，文化資本雖然增多，但是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間；關系網絡雖然存在，但是無法解決經濟互動中關系網絡脆弱性的問題。俄羅斯消費者的心理從購買便宜的商品變為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都需要邊商深度嵌入俄羅斯文化之中，運用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探索文化資本新的發展空間。

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俄羅斯文化特別是語言嵌入到邊民互市場域，中國文化并未得到很好的展現，每日往來的俄羅斯消費者無法透過商品看到中國文化，出現了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現象。俄羅斯消費者認為，大黑河島國際商貿城是一座日常生活用品大超市，與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美國籍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筆下“低端全球化”［24］概念描述的場景有些相似?；ナ袌鲇蛑械纳唐泛苌倬哂形幕瘜傩?，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不具有實質性意義，邊民互市貿易中的文化嵌入因而是非均衡的，與“邊民互動有助于跨界雙方交流文化、傳播文化”的傳統觀念存在差異，提醒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促進邊民之間的文化理解和文化互嵌。

西北和西南邊界線兩側的民眾在民族、文化、語言等方面多有相通之處，通過創造性地利用跨界的族緣、姻緣、親緣關系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邊界的阻隔；東北邊境地區兩國邊民之間社會互動的基礎相對薄弱，造成中國和俄羅斯邊民互市場域中關系網絡的脆弱性。東北邊境與西北、西南邊境的社會情況差異導致東北邊境地區相鄰兩國邊民的社會互動方式以商貿活動為主。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從宏觀視角考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社會交往，考察兩國邊民跨界流動的微觀日常生活也是理解國家之間關系的重要途徑。正如加強“五通”建設、創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模式一樣，邊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也需要多途徑展開、多元素融合。多種模式微觀考察邊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實踐，是興邊富民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