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戴維·赫爾曼敘事學著作譯介
——兼談赫爾曼敘事學著作書名、文題名與相關術語的翻譯

宋 杰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杭州 310058）

戴維·赫爾曼（David Herman，1962—） 長期從事跨學科的敘事學研究，是后經典敘事學的提倡者，同時也是認知敘事學這一后經典敘事學重要分支的開創者，在國際敘事學界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赫爾曼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已推出不少與敘事學相關的專著、論文集、辭書、論文、書評等學術成果，其人、其敘事學著作及其敘事理論在國內外均受到了較大的關注，國內外學者都積極地推介了他的敘事學著作，這主要指的是以書評的形式評介了其敘事學著作①。當然，國內相關學者對其敘事學著作的譯介也不容忽視，因為通過他們的翻譯，可以進一步擴大赫爾曼敘事學著作在國內的受眾群體，從而增強赫爾曼敘事理論在國內的影響力。因此，筆者將于下文梳理國內赫爾曼敘事學著作的譯介情況，涉及他的專著、論文集與論文，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國內赫爾曼敘事學著作書名、文題名與赫爾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關術語的翻譯情況。

一、赫爾曼敘事學著作譯介

迄今為止，赫爾曼的部分敘事學著作受到了國內學者的譯介，包括他的專著、論文集與論文②。

（一） 赫爾曼敘事學專著譯介

赫爾曼獨立撰寫了5 本專著——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1]、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2002）[2]、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3]、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2013）[4]和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2018）[5]，但國內暫未有其中任何一本專著的譯本問世③。而赫爾曼與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彼得·J.拉比諾維茨（Peter J. Rabinowitz）、布萊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羅賓·沃霍爾（Robyn Warhol）合作撰寫的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2012）[6]一書已被譚君強等人翻譯，譯本《敘事理論：核心概念與批評性辨析》[7]于2016年7 月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由于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一書的作者分別是后經典敘事學4 個最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赫爾曼是認知敘事學的集大成者、費倫與拉比諾維茨代表了修辭性敘事學、理查森是非自然敘事學領域內最負盛名的專家、沃霍爾則是從事女性主義敘事學研究時不容忽視的學者，該譯本的問世讓國內學界不僅對赫爾曼的認知敘事理論有了進一步了解，同時也讓費倫與拉比諾維茨的修辭性敘事理論、理查森的非自然敘事理論以及沃霍爾的女性主義敘事理論更進一步地走入了國內學者的視野中。

（二） 赫爾曼敘事學論文集與論文譯介④

赫爾曼主編的論文集共有7 本，其中，由他獨立主編的有6 本——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8]、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3）[9]、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2007）[10]、The Emergence of Mind：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English（2011）[11]、Creatural Fictions：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and Twenty-First-Century Literature（2016）[12]和Animal Comics：Multispecies Storyworlds in Graphic Narratives（2018）[13]，還有1 本是與布萊恩·麥克黑爾（Brian McHale）、費倫合作主編的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2010）[14]。在這7 本論文集中，被翻譯的論文集只有1 本，那就是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

赫爾曼發表的論文數量眾多，其中，被翻譯的論文有7 篇，包括5 篇發表在論文集中、以書章形式呈現的論文，1 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以及1 篇發表在會議論文集中的論文⑤。這5 篇發表在論文集中、以書章形式呈現的論文是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中的緒論“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15]和第八章“Toward a Socionarratology： New Ways of Analyzing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16]、瑪麗-勞爾·瑞安（Marie-Laure Ryan） 主編的Narrative across Media：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2004）[17]一書中的第一章“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18]、費倫與拉比諾維茨主編的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2005）[19]一書中的第一章“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 （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20]以及赫爾曼主編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一書中的第十七章“Cognition， Emotion， and Consciousness”[21]，那兩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和會議論文集中的論文分別是“Stories，Media，and the Mind：Narrative Worldmaking through Word and Image”（2010）[22]和“Spatial Cognition in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1999）[23]。

2002 年恰逢北京大學出版社建立100 周年，于是，該社決定推出大型叢書《未名譯庫》（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以作紀念，由北京大學申丹教授領銜主編的《未名譯庫：新敘事理論譯叢》也應運而生。其中，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就被申丹等人選為翻譯的對象，該書由馬海良獨立翻譯，譯本《新敘事學》[24]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通過馬海良的譯本，國內學界開始逐漸關注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的發展，譯本中兩篇赫爾曼的論文——《引言新敘事學》[25]和《社會敘事學：分析自然語言敘事的新方法》[26]，也得以讓國內學界關注到了該書主編赫爾曼本人及其敘事理論。

作為國內研究瑞安跨媒介敘事理論最深入的學者，張新軍帶領多位學者一起翻譯了Narrative across Media：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一書，譯本《跨媒介敘事》[27]⑥于2019 年6 月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赫爾曼的“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一文是該書第一部分“Face-to-Face Narration”的首篇論文，這足見赫爾曼在西方敘事學界的重要地位，這篇論文也體現了赫爾曼在敘事學研究上的跨媒介傾向和在建構跨媒介敘事學上的諸多獨到見解。該文由左曉丹翻譯，譯文《走向跨媒介敘事學》[28]讓國內學界了解到赫爾曼不僅在認知敘事學領域頗有建樹，他同樣在敘事學研究的跨媒介層面上孜孜不倦地探索著，證明了赫爾曼絕非僅僅是一名認知敘事學研究者，更是一名致力于跨學科和跨媒介的敘事學研究的敘事學家。

繼《未名譯庫：新敘事理論譯叢》首推5 本敘事理論的譯作后⑦，由費倫與拉比諾維茨主編的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一書受到了申丹等人的關注，他們合力翻譯了該書，譯本《當代敘事理論指南》[29]于2007 年9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赫爾曼的“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 （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一文與緊隨其后的莫妮卡·弗盧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 的論文“Histories of Narrative （II）： From Structuralism to the Present”[30]相對應，二者緊密相連，共同揭示了敘事理論發展的全貌。正是如此，馬海良在翻譯這兩篇論文時，直接將其文題分別譯為《敘事理論的歷史（上）：早期發展的譜系》[31]與《敘事理論的歷史（下）：從結構主義到現在》[32]，“上”與“下”凸顯了二者在邏輯上的承接性。

雖然赫爾曼主編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一書未得到國內學者的翻譯，但赫爾曼發表在該書上的“Cognition，Emotion，and Consciousness”一文受到了唐偉勝與陶煒婷的關注，二人合譯了這篇論文，并將譯文《認知、情感與意識：敘事人物意識的后經典研究方法》[33-35]同時發表在了《江西社會科學》和《世界文學評論》這兩個學術期刊以及《敘事》（中國版） 這個學術輯刊上，非常有效地向國內學界推廣了赫爾曼的這篇論文。其中，發表在《世界文學評論》上的譯文略有刪減。

“Stories，Media，and the Mind：Narrative Worldmaking through Word and Image”這篇英文論文發表于中國的學術期刊《外國文學研究》上，筆者翻譯了該文，譯文《故事、媒介與心智——通過文字與圖像完成的敘事世界建構》[36]已發表于學術輯刊《認知詩學》上。

赫爾曼的“Spatial Cognition in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一文雖然收錄于會議論文集，可能不利于相關學者檢索或關注到，但楊莉在接觸到該文后，對其進行了翻譯，并將翻譯后的《自然語言敘事中的空間認知》[37]一文發表在了《江西社會科學》上。

二、不同的考量、不同的譯法——赫爾曼敘事學著作書名、文題名與相關術語的翻譯

通過上文對赫爾曼敘事學著作譯介情況的回顧，可以發現，赫爾曼的敘事學著作在國內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相關學者積極開展對其敘事學著作的譯介，讓其敘事學著作在國內的受眾群體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增強了赫爾曼敘事理論在國內的影響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國內學者在翻譯赫爾曼敘事學著作時，對其書名、文題名及相關術語的翻譯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譯法或標準，甚至針對同一本書書名的譯法，都引起了不小的爭論。因此，筆者將梳理國內相關學者針對赫爾曼敘事學著作書名、文題名與赫爾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關術語的翻譯，以呈現不同學者，甚至是同一學者對某個具體的翻譯對象所采取的獨到的譯法。

（一） 赫爾曼敘事學專著書名的翻譯

首先是1995 年的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一書，針對該書書名的譯法最為統一，即《普遍語法與敘事形式》，筆者與尚必武就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這么翻譯（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以赫爾曼獨撰的5 本專著為例》[38]⑧一文第290、第291、第293 和第301 頁，《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戴維·赫爾曼訪談錄》[39]一文第97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40]一書第271 頁），這可能也是因為書名本身就沒有出現任何會引起不同見解的英文單詞。

2002 年的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書書名也沒有會引起過多爭執的英文單詞，只是在翻譯的措辭上略有不同。例如，筆者一直將其譯為《故事邏輯：敘事的問題與可能性》（參見《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41]一文第97 頁，《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評戴維·赫爾曼的<超人類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命>》[42]一文第150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和第293 頁）。尚必武則以不同的譯法翻譯過該書書名，包括《故事邏輯：敘事的問題與可能》（參見《后經典語境下西方敘事理論的發展趨勢與特征：評<劍橋敘事指南>》[43]一文第115 和第117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頁），《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問題》（參見《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文第97 頁） 和《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局限》（參見《后經典語境下重構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論赫爾曼<敘事的基本要件>》[44]一文第88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105 頁）⑨。

在2009 年的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書書名的譯法上，相關學者也僅是對“elements”一詞對應的漢語選擇上略有不同。例如，筆者一直將該書書名譯為《敘事的基本要素》（參見《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一文第98 頁，《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50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第295和第296 頁）。尚必武則傾向于使用《敘事的基本要件》這樣的譯法（參見《后經典語境下西方敘事理論的發展趨勢與特征》一文第114 和第115 頁，《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 一文第97 頁，《后經典語境下重構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 一文第85、第86、第88、第89 和第91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95、第99、第100、第105、第106、第108、第111 和第271 頁）。劉漢君在專門研究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將其譯為《敘事的基本元素》（參見《戴維·赫爾曼的認知敘事學研究》[45]一文第4 頁）。

2013 年的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一書涉及“mind”一詞，通常來說，該詞可被譯為“心理”“心智”“心靈”“思維”“大腦”等，雖然該詞頻繁出現于認知敘事學領域內，但不同的認知敘事學家（這里主要指國外的認知敘事學家） 在使用該詞時的側重點不一，也就導致國內學者在翻譯時采取了不同的譯法。以該書書名的翻譯為例，國內就主要出現了《敘事與心理科學》《故事講述與心智科學》和《故事講述與心靈科學》這3 種譯法。具體而言，筆者與陳禮珍都曾將該書書名譯為《敘事與心理科學》（參見《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一文第98 頁，《當代西方認知敘事學研究的最新走向與遠景展望》[46]一文第53 頁）。筆者后經過思考，又將書名改譯為了《故事講述與心智科學》（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50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第296 和第297 頁），原因有二：一方面，雖然將“storytelling”一詞意譯為“敘事”無可非議，但將它直譯為“故事講述”不僅體現了比“敘事”一詞更忠實于原詞的譯法和更寬闊的視域，也保持了“與”字前后字數的統一，更符合書名的規范；另一方面，“心智科學”比“心理科學”涉及的范圍更廣泛，前者包括了后者，而且“心理科學”本就有英文“psychological science”對應。除筆者外，尚必武也將該書書名譯為《故事講述與心智科學》（參見《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頁）。至于《故事講述與心靈科學》這種譯法，它來自劉漢君的碩士學位論文（參見《戴維·赫爾曼的認知敘事學研究》一文第12 頁）。

再以2018 年的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書為例，國內出現了針對該書書名的不同譯法，包括《超人類敘事學：敘事與動物生命》《超人類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命》和《超越人類的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活》這3 種。筆者與陳禮珍都曾采用《超人類敘事學：敘事與動物生命》這樣的措辭來作為該書書名的譯法（參見《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一文第98 頁，《當代西方認知敘事學研究的最新走向與遠景展望》一文第53 頁）。但筆者在之后撰文評介該書時，經過思考，于文中將該書書名改譯為了《超人類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命》（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 一文第143頁），并于另文《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依然使用了這種譯法（參見該文第290 和第298 頁）。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論述到該書在國外學界引起的反響時，說明了選擇《超人類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命》這種譯法的原因（參見該文第298 頁）。與筆者、陳禮珍二人不同，尚必武將該書書名譯為《超越人類的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活》（參見《非人類敘事：概念、類型與功能》[47]一文第130 頁）。

最后是2012 年的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一書，正如上文所述，該書已由譚君強等人翻譯，他們將書名譯為《敘事理論：核心概念與批評性辨析》，筆者也借鑒和沿用了這一譯法（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當然，也有其他學者采用了不同的譯法，例如，尚必武將其譯為《敘事理論：核心概念與批評對話》（參見《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頁），趙玉榮將其譯為《敘述理論：核心概念與重要爭議》（參見《后經典敘事學研究的新視野——自然敘事與非自然敘事研究的爭鳴與對話》[48]一文第65 頁）。

（二） 赫爾曼敘事學論文集書名的翻譯

首先，以赫爾曼1999 年主編的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為例，關于該書書名的翻譯曾在學界引起不小的爭論。馬海良將該書書名譯為《新敘事學》，譯本《新敘事學》于2002 年5 月問世。張繼軍在2007 年第2 期的《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上發表了題為《“新敘事學”還是“復數的敘事學”？——從<新敘事學>譯名說起》[49]一文，指出馬海良對該書主標題的譯法欠妥，且漏譯了該書的副標題。有鑒于此，張繼軍認為應采用“復數的敘事學”或“敘事學文集”這樣的譯法來作為譯本書名的主標題，同時，他也補充了該書副標題的譯法，即“敘事分析的新視角”（參見《“新敘事學”還是“復數的敘事學”？》一文第104 頁）。這么看來，張繼軍似乎主張將該書書名譯為《復數的敘事學：敘事分析的新視角》 或《敘事學文集：敘事分析的新視角》，但他并未在文中直接指出譯名。

無獨有偶，尚必武也對馬海良所譯的《新敘事學》一書書名的譯法有過討論，他在2010 年第1期的《當代外語研究》上發表了題為《新敘事學，復數的敘事學，還是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也從<新敘事學>的譯名說起》[50]一文，指出張繼軍對馬海良譯法的質疑和批判存在不合理之處，且張繼軍的譯法也未能體現出該書所收錄文章的“后經典性”。正是如此，尚必武建議將該書書名的主標題譯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同時，他也補充了該書副標題的譯法，即“敘事分析新視野”。因此，尚必武主張將該書書名譯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參見《新敘事學，復數的敘事學，還是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一文第59 頁）。在尚必武之后推出的一些著作中，當他提及該書時，也繼續使用了這種譯法（參見《后經典語境下西方敘事理論的發展趨勢與特征》一文第117 頁，《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文第97、第98 和第99頁，《敘事轉向：內涵與意義》[51]一文第364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3 頁）。其實，尚必武也使用過“作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來作為該書書名主標題的譯名，并將書名譯為《作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參見《走向第二發展階段的后經典敘事學——評<后經典敘事學：方法與分析>》[52]一文第240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和第272 頁⑩）。

其實，無論是哪一種譯法，都是馬海良、張繼軍與尚必武三人在深思熟慮后的選擇，本身并無對錯之分，不同的譯法體現了三人對原著獨到的解讀，畢竟真正想要研究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或是對后經典敘事學感興趣的學者，都應回歸到原著本身，而不是通過譯本來了解一二。筆者認為，這種關于譯名引起的學術對話與爭鳴，對學術研究的發展是極其有益的。另外需要補充的是，馬海良的譯本確實存在一處缺憾，那就是漏譯了原著中的3 章，這3 篇論文是原著的第二章——露絲·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 與什洛米斯·里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 的“Is There a Life after Death? Theorizing Authors and ReadingJazz”[53]、第七章——凱瑟琳·揚（Katharine Young） 的“Narratives of Indeterminacy：Breaking the Medical Body into Its Discourses；Breaking the Discursive Body out of Postmodernism”[54]和第十章——蓋里·索爾·莫森（Gary Saul Morson） 的“Essential Narrative： Tempics and the Return of Process”[55]。當然，尚必武的《新敘事學，復數的敘事學，還是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 一文也指出了這個遺憾，并在文中概述了這3 篇論文的主要內容。

關于該書書名的翻譯，筆者一直將其譯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的新視角》（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49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 一文第290頁）。曾燕冰則將其譯為《復數的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參見《新時期敘事學研究的成就與展望：評尚必武新著<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56]一文第153 頁）。

在赫爾曼主編的其余6 本論文集書名的翻譯上，并未引起像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一樣的爭議。例如，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和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這3 本論文集的書名分別被不同學者均譯為《敘事理論與認知科學》《劍橋敘事指南》和《敘事理論教學》，譯名的措辭完全相同。首先是針對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一書書名的翻譯，筆者、唐偉勝與尚必武三人都將其譯為《敘事理論與認知科學》（參見《西方認知敘事學研究的主要議題》[57]一文第131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敘事研究中的認知取向——<敘事理論與認知科學>評介》[58]一文第35頁，《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文第97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頁）。其次是針對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一書書名的翻譯，筆者與尚必武都采用了《劍橋敘事指南》這種譯法（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后經典語境下西方敘事理論的發展趨勢與特征》 一文第111、第112、第114、第116 和第117 頁，《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文第97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頁）。最后是針對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一書書名的翻譯，筆者與尚必武都以《敘事理論教學》作為該書書名對應的中文譯名（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理論的普及與經驗的分享：評<敘事理論教學>》[59]一文第159 至第162 頁，《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文第97 和第105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和第282 頁）。

在另外3 本論文集書名的翻譯上，The Emergence of Mind：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English一書的書名受到了筆者與尚必武的翻譯，筆者將其譯為《心智呈現：英語敘事話語中的意識再現》（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尚必武則將其譯為《心靈的涌現：英文敘事話語的意識再現》（參見《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1 頁）。在Creatural Fictions：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Century Literature一書書名的翻譯上，筆者與陳禮珍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提到該書時，都翻譯了該書書名，筆者將其譯為過《生物小說：20 世紀與21 世紀文學中人類與動物的關系》（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51 頁） 和《生物小說：20 與21 世紀文學中人類與動物的關系》（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陳禮珍則將其譯為《生物小說：二十與二十一世紀文學中的人與動物關系》（參見《當代西方認知敘事學研究的最新走向與遠景展望》一文第53 頁）。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其實在《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的初稿和修改稿中，甚至是與該文責任編輯進行最后一次校對時，都將該書書名譯為《生物小說：20 與21 世紀文學中人類與動物的關系》，不過等到該文刊出時，筆者發現文中該書書名的譯法被更改為了《生物小說：20 世紀與21 世紀文學中人類與動物的關系》，這應該是編輯部在“三?！杯h節的過程中，將筆者所譯書名中的“20 與21 世紀”更改為了“20 世紀與21 世紀”，但這兩種譯法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至于Animal Comics：Multispecies Storyworlds in Graphic Narratives一書書名的翻譯，筆者將其譯為《動物連環畫：圖畫敘事中的多物種故事世界》（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51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0 頁），暫未見他人對該書書名的翻譯。

（三） 赫爾曼敘事學論文文題名的翻譯

在赫爾曼敘事學論文文題名的翻譯上，并沒有引起像專著或論文集書名一樣的爭議或太多不同的譯法。以上文提到的6 篇赫爾曼的論文為例（筆者翻譯的1 篇除外），在譯法上最難達成共識的莫過于“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一文的文題名。例如，馬海良將其譯為《引言新敘事學》（參見譯本《新敘事學》“引言新敘事學”部分第1 頁），當然，這也是馬海良遵循翻譯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主標題時的譯法。若換作張繼軍，他很有可能將該文的文題名譯為《引言：復數的敘事學》。至于尚必武，他或許傾向于將其譯為《引言：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或《引言：作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由于筆者曾一直將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的書名譯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的新視角》，因此，筆者仍然會以《引言：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來作為該文文題的譯名。

在“Toward a Socionarratology： New Ways of Analyzing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一文文題名的翻譯上，馬海良將其譯為《社會敘事學：分析自然語言敘事的新方法》（參見譯本《新敘事學》第147 頁），筆者則傾向于將其譯為《走向社會敘事學：分析自然語言敘事的新方法》，以補充“toward”一詞的漢語表述。

還有跟筆者的譯法有別的是“Cognition，Emotion，and Consciousness”一文的文題名，唐偉勝與陶煒婷將其譯為《認知、情感與意識：敘事人物意識的后經典研究方法》[參見發表于《江西社會科學》上的譯文《認知、情感與意識：敘事人物意識的后經典研究方法》第23 頁，《世界文學評論》上的譯文《認知、情感與意識：敘事人物意識的后經典研究方法》第291 頁，《敘事》（中國版） 上的譯文《認知、情感與意識：敘事人物意識的后經典研究方法》第92 頁]，額外在漢語文題名上補充了副標題“敘事人物意識的后經典研究方法”，以凸顯該文的研究對象為敘事文本中虛構人物的意識，而筆者則會直接選用3 個漢語詞語與原文文題的3個英文單詞一一對應，將其譯為《認知、情感與意識》。

另有一篇會跟筆者的譯法稍有不同的論文是“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 （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該文由馬海良翻譯，或許是考慮到該文與緊隨其后的“Histories of Narrative（II）： From Structuralism to the Present”一文相對應，馬海良索性就將這兩篇論文的文題名分別譯為《敘事理論的歷史（上）：早期發展的譜系》 （參見譯本《當代敘事理論指南》“序幕”部分第3 頁） 與《敘事理論的歷史（下）：從結構主義到現在》（參見譯本《當代敘事理論指南》“序幕”部分第22 頁），“上”與“下”體現了這兩篇論文之間互為依存、不容分割的關系，但筆者會以直譯的方式將赫爾曼一文的文題名譯為《敘事理論的歷史（一）：早期發展的譜系》。

至于剩下的兩篇論文——“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和“Spatial Cognition in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左曉丹將前者的文題名譯為《走向跨媒介敘事學》（參見譯本《跨媒介敘事》第40頁），楊莉將后者的文題名譯為《自然語言敘事中的空間認知》（參見譯文《自然語言敘事中的空間認知》第37 頁），筆者也會以與二人完全一樣的譯法來處理這兩篇論文文題名的翻譯。

當然，除了這6 篇論文外，有關赫爾曼其他論文的文題名，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的譯法。例如，赫爾曼于1997 年在期刊《美國現代語言協會會刊》（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上發表了“ Scripts， Sequences， and Stories： 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60]一文，不同學者主要是針對“scripts”一詞的譯法產生了不同的見解，他們對副標題的譯法也略有差異。對此，筆者將該詞譯為“腳本”，將該文文題名譯為《腳本、序列與故事：后經典敘事學的構成要素》（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48 頁），但后因自身漢語表述和書面寫作上的習慣，筆者以頓號代替了“與”字，即將該文文題名譯為《腳本、序列、故事：后經典敘事學的構成要素》（參見《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1 頁）。也有學者將“scripts”一詞譯為“認知草案”，尚必武與曾燕冰就是如此，尚必武將該文文題名譯為《認知草案、序列和故事：后經典敘事學的要素》（參見《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文第98 頁，《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272 頁），曾燕冰的譯法與尚必武的僅有一處細微的差異，即以頓號代替了“和”字，將其譯為《認知草案、序列、故事：后經典敘事學的要素》（參見《新時期敘事學研究的成就與展望》一文第153 頁）。劉漢君與筆者一樣，選用“腳本”一詞作為“scripts”對應的漢語，但將該文文題名譯為《腳本、序列和故事：一種后經典敘事學的若干元素》（參見《戴維·赫爾曼的認知敘事學研究》一文第6 和第7 至第8 頁，其中，后一處的《腳本、序列和故事：一種后經典敘事學的若干元素》橫跨該文的第7 和第8 頁）。

囿于篇幅，還有針對赫爾曼其他論文文題名翻譯時出現的類似情況，筆者不再一一列出。

（四） 赫爾曼提出的相關術語的翻譯

不只是赫爾曼敘事學著作的書名和文題名，赫爾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關術語的翻譯也值得反復思考。以赫爾曼2009 年推出的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書為例，赫爾曼在書中主要論述了由其本人提出的4 個敘事基本要素——situatedness、event sequencing、 worldmaking/world disruption 和what it′s like 以及研究這4 個敘事基本要素的方法。其中，針對第四個敘事要素“what it′s like”的譯法較難統一，目前主要有“像什么”和“相像物”這兩種譯法，筆者就曾將其直譯為“像什么”（參見《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一文第98頁）、意譯為“相像物”（參見《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50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5 頁），尚必武與劉漢君將其譯為“像什么”（參見《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100 和第107 頁，《后經典語境下重構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一文第86 和第89 頁，《戴維·赫爾曼的認知敘事學研究》一文第29 頁）。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其實在《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的初稿和修改稿中，甚至是與該文責任編輯進行最后一次校對時，都將這4 個敘事要素分別譯為“情境”“事件序列”“世界建構/世界破裂”和“像什么”，不過等到該文刊出時，筆者發現文中4 個敘事要素的譯法被更改為了“情境”“事件序列”“世界建構/破裂”和“相像物”，這應該是編輯部在“三?！杯h節的過程中對其作出的改動。這樣的改動極有可能是因為筆者未在稿件中緊隨這4 個敘事要素之后附上其英文所致，編輯自然會出于文字的簡潔原則將“世界建構/世界破裂”更改為“世界建構/破裂”；而“像什么”由于與其他3 個敘事要素的譯法均以名詞或名詞短語的形式體現不同，顯得格格不入，編輯或出于此原因，以“相像物”這一名詞進行了替換?！笆澜缃?破裂”和“世界建構/世界破裂”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甚至筆者曾在《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一文中，將這一敘事要素譯為過“世界建構/世界分裂”，這均無問題；而以“相像物”來對“像什么”進行替換，筆者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取的，甚至比“像什么”更傳神、更有韻味。因此，筆者在《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中仍沿用“相像物”一詞作為“what it′s like”的譯名。但是，為了更好地體現“what it′s like”的真正內涵，筆者認為需要以“直譯”結合“意譯”的方式來對其進行翻譯，既保留其字面的含義——“相似”（be like） 之意，又揭示其背后的含義——“感覺”（sensation）、“意識”（consciousness）和“體驗”（experience） 之意。鑒于上述原因，筆者認為可以將“what it′s like”譯為“‘像什么’的感覺”。

當然，未達成統一譯法的術語遠不止“what it′s like”一個，還包括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中最經典的“worldmaking”一詞。筆者一直將其譯為“世界建構”（參見《國內外認知敘事學的研究現狀與展望》一文第98 頁，《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一文第143、第150 和第151 頁，《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一文第295 頁），也有學者采用了其他譯法，例如，尚必武將其譯為“建構世界”（參見《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第95、第100、第105、第106 和第107 頁，《后經典語境下重構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一文第85、第86、第88 和第89 頁），王浩與劉漢君都將其譯為“世界創造”（參見譯本《敘事理論：核心概念與批評性辨析》第15、第287 和第301 頁，《戴維·赫爾曼的認知敘事學研究》一文第29 和第40 頁）?。凡此種種，筆者不再一一列出。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上文雖盡可能地展示了國內學界針對赫爾曼敘事學專著書名、論文集書名、論文文題名與赫爾曼提出的相關術語的翻譯情況，但筆者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并未窮盡地閱讀完國內所有涉及赫爾曼敘事學著作的文獻，自然也就無法保證國內是否還有其他學者也翻譯過這些書名、文題名與術語，更無法保證他們是否在翻譯這些書名、文題名與術語時，采用了不同的譯法。同時，由于筆者撰寫本文的時間與發表本文的時間之間存在一定的周期，這也有可能會讓本文在正式發表時，遺漏了筆者撰寫本文與發表本文之間這段時間中，相關學者針對赫爾曼敘事學專著書名、論文集書名、論文文題名與赫爾曼提出的相關術語翻譯出的版本。

其實，筆者在從事赫爾曼敘事理論研究，甚至是認知敘事學研究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之一就是翻譯。一方面，很多理論概念、專業術語、書名、文題名、詞匯等，筆者都很難精確地找到最合適的漢語來進行表述；另一方面，不同學者對同一理論概念、專業術語、書名、文題名、詞匯等，都會基于自己的考量，產生不同的譯法，筆者不愿在自己論文寫作的過程中隨意選擇任何一個學者的譯法來直接放到論文中，但也正是這種各抒己見的譯法，實則體現了赫爾曼學術思想中飽含著深刻的內涵。筆者在綜合比對后，覺得每種譯法均有合理之處，正是這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引起的譯法的多樣性，進一步增強了筆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和標準去翻譯的想法。盡管筆者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堅持嚴謹的原則，翻譯的過程中也經過了反復推敲和斟酌，但由于筆者的水平和精力有限，確實無法保證選用了最貼切的譯法進行表達，甚至害怕造成誤讀。而隨著筆者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筆者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更為成熟，這也是筆者不斷改動部分譯法、同樣的英文在筆者不同的論文中以不同的漢語表述和措辭出現的原因。

三、結語

通過梳理赫爾曼敘事學著作在國內的譯介情況，可以發現，赫爾曼的敘事學著作在國內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相關學者對其敘事學專著、論文集與論文都進行了翻譯，有效地向國內學界介紹了赫爾曼其人、其敘事學著作及其敘事理論，對國內從事赫爾曼（認知） 敘事理論研究和（認知）敘事學研究的學者大有裨益。但翻譯本質上就是一個譯者針對原著進行“二次創作”或“再加工”的過程，不同的譯者會基于自己對原著的解讀和漢語表述的習慣來進行翻譯，這也就必然導致了針對赫爾曼同一敘事學著作書名、文題名與赫爾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關術語的翻譯存在不同的譯法。對此，筆者認為，不存在哪一種譯法更合理，甚至某一種譯法是錯誤的說法，因為這種多樣化的譯法恰恰體現了赫爾曼敘事學著作所飽含的深刻內涵，讓人無法一時參透其中精妙的學術思想。毋庸置疑的是，這些譯本都凝結了諸多譯者、學者的辛勞與智慧，它們勢必會對國內敘事學的發展產生積極有益的影響。

注釋：

①國內外相關學者都對赫爾曼的敘事學著作進行了評介，在此以赫爾曼獨立撰寫的5 本敘事學專著——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2002）、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2013） 和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2018） 為例，它們在國外均受到了較大的關注，眾多學者都以書評的形式對其進行了評介。其中，關于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一書的書評，可參見Marie-Laure Ryan，“Book Review of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Style，Vol.30，No.3 （1996），pp.514-518； 關于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書的書評，可參見Ansgar Nünning，“Book Review of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MFS：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49，No.4 （2003），pp.882-885；關于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書的書評，可參見Emma Kafalenos，“Essential Elements of Story-Tell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Book Review of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6， No. 3 （2010）， pp. 347-352； 關于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一書的書評，可參見Jan Baetens，“Book Review of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Leonardo，Vol.47，No.5 （2014），pp.524-525；關于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書的書評，可參見Jan Alber，“Book Review of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Style，Vol.53，No.2 （2019），pp.272-276.筆者曾撰文梳理了這5 本專著在國外學界引起的反響，可參見宋杰：《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以赫爾曼獨撰的5 本專著為例》，《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3 期，第290—302 頁。在這5 本專著中，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和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受到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其中，關于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書的書評，可參見尚必武：《后經典語境下重構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論赫爾曼<敘事的基本要件>》，《外語與外語教學》2014 年第1 期，第85—91 頁；關于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書的書評，可參見宋杰：《建構生物敘事學研究范式——評戴維·赫爾曼的<超人類敘事學：故事講述與動物生命>》，《外國文學動態研究》 2021 年第5 期，第143—151 頁；關于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書的書評，亦可參見Fang Xiaoli，“Toward a Bionarratology：A Review on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Social Semiotics，published online： 2022-03-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22.2043724.

②赫爾曼的一些敘事學著作的中文譯本雖然已由相關學者翻譯，但暫未正式出版發行。因此，被本文納入考察范圍，并于下文進行介紹的赫爾曼敘事學著作的中文譯本為截止到本文正式發表之日——2023 年12 月30 日，已正式出版發行的中文譯本，其他暫未正式出版發行的，筆者均以注釋的方式進行補充說明。

③據悉，由國內敘事學研究者尚必武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西方敘事學前沿理論的翻譯與研究”將赫爾曼2013 年推出的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一書選為翻譯對象之一，但截止到本文正式發表之日——2023 年12 月30 日，該譯本還暫未正式出版發行。

④在赫爾曼主編的所有論文集中，只有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 一書得到了國內學者的翻譯，由于這一部分會論述到赫爾曼發表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兩篇論文的譯介情況，在論述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完全交代了這本論文集被譯介的具體信息。因此，筆者將赫爾曼的論文集與論文的譯介情況放在一起進行論述。

⑤據悉，由國內認知詩學研究者熊沐清主編的《認知詩學譯叢》將麗薩·詹塞恩（Lisa Zunshine） 主編的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2010） 一書選為首批翻譯的文學認知研究著作之一，其中，該書第三部分“Cognitive Narratology”的首篇論文，即該書的第七章，就是赫爾曼撰寫的“Narrative Theory after the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一文，但截止到本文正式發表之日——2023 年12 月30 日，該譯本還暫未正式出版發行。筆者于近期從該書譯者處獲知，該書的翻譯和譯本的出版發行因故處于停滯狀態，極有可能不再出版發行該譯本。

⑥張新軍等人并未翻譯該書書名的副標題“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但在張新軍的專著《數字時代的敘事學——瑪麗-勞爾·瑞安敘事理論研究》中，他將該書書名譯為《跨媒介敘事：講故事的語言》，可參見張新軍： 《數字時代的敘事學——瑪麗-勞爾·瑞安敘事理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9年，“導言”第5 頁。

⑦申丹等人在編選《未名譯庫：新敘事理論譯叢》時，將5 本代表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西方不同的后經典或后現代敘事理論的作品選為翻譯的對象，它們分別是：（1） 解構主義敘事理論的代表作——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 的專著Reading Narrative（1998），該書由申丹翻譯，譯本《解讀敘事》于2002 年5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2） 女性主義敘事理論的代表作——蘇珊·S.蘭瑟（Susan S.Lanser） 的專著Fiction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1992），該書由黃必康翻譯，譯本《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3） 修辭性敘事理論的代表作——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 的專著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1996），該書由陳永國翻譯，譯本《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4） 跨學科敘事理論的代表作——戴維·赫爾曼（David Herman） 主編的論文集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該書由馬海良翻譯，譯本《新敘事學》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5） 后現代敘事理論的代表作——馬克·柯里（Mark Currie） 的專著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1999），該書由寧一中翻譯，譯本《后現代敘事理論》于2003 年8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⑧以下簡稱《國外戴維·赫爾曼認知敘事理論研究述評》。同樣地，下文涉及到多次出現的同一篇論文時，出于簡潔的原則，自第二次提及該文文題名開始，僅保留主標題，不再一一說明。

⑨在《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的第105 頁，尚必武采用了《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局限》這一譯法，但在該書的第271 頁，尚必武采用了《故事邏輯：敘事的問題與可能》這一譯法。其實，該書的第271 至第283 頁為尚必武與赫爾曼的訪談錄，該訪談錄于2009 年已發表于學術期刊《外國文學》上，可參見尚必武：《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戴維·赫爾曼訪談錄》，《外國文學》2009 年第5 期，第97—105，128 頁。在該訪談錄中，尚必武將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書書名譯為《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問題》。因此，筆者推測，尚必武將該訪談錄收錄到《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中時，將原訪談錄中的《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問題》更改為了《故事邏輯：敘事的問題與可能》。而該書的第95 至第111 頁實為尚必武針對赫爾曼2009 年推出的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書作出的評介，該書評于2014 年已發表于學術期刊《外語與外語教學》上，可參見尚必武：《后經典語境下重構敘事學研究的基礎工程——論赫爾曼<敘事的基本要件>》，《外語與外語教學》2014 年第1 期，第85—91 頁。在書評中，尚必武將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書書名譯為《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局限》，后將該書評收錄到《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中時，未作改動。這也就導致了《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的第105 和第271 頁分別呈現了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書書名的兩種不同譯法。不過，這個小缺憾不足以掩蓋尚必武通過訪談錄和書評的形式向國內學界推介赫爾曼其人、其敘事學著作及其敘事理論的貢獻。當然，這種譯法上的更改（這里指將發表于《外國文學》上的訪談錄收錄到《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中時，將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書書名的譯法由《故事邏輯：敘事的可能性與問題》 更改為《故事邏輯：敘事的問題與可能》），更是體現了尚必武本人在敘事學研究上的進一步成熟和對學術研究精益求精的態度。

⑩在《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 一書的第271 和第272 頁，尚必武采用了《作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這一譯法，但在該書的第273 頁，尚必武采用了《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這一譯法。其實，該書的第271至第283 頁為尚必武與赫爾曼的訪談錄，該訪談錄于2009 年已發表于學術期刊《外國文學》上，可參見尚必武：《敘事學研究的新發展——戴維·赫爾曼訪談錄》，《外國文學》2009 年第5期，第97—105，128 頁。在該訪談錄中，尚必武將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書書名譯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因此，筆者推測，尚必武將該訪談錄收錄到《當代西方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一書中時，將原訪談錄中的《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更改為了《作為復數的后經典敘事學：敘事分析新視野》，但由于疏忽，漏掉了一處未更改，即該書第273 頁的那一處。不過，這個小缺憾不足以掩蓋尚必武通過訪談錄的形式向國內學界推介赫爾曼其人、其敘事學著作及其敘事理論的貢獻。當然，這種譯法上的更改，更是體現了尚必武本人在敘事學研究上的進一步成熟和對學術研究精益求精的態度。

?在原著中，“worldmaking”這一術語初現于第一部分第一章中赫爾曼撰寫的內容，而譯本《敘事理論：核心概念與批評性辨析》的“譯后記”交代了參與翻譯的6 位譯者分別承擔的翻譯任務，其中，王浩翻譯了原著第一部分第一、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以及第二部分中赫爾曼撰寫的內容。因此，筆者推測該術語由王浩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