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安鄧應韜生平小考
——兼論方志序跋佚文兩則

胡 芬

(南昌師范學院江右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江西南昌 330032)

鄧應韜(1596—?),號倬庵,高安庫溪人,天啟年間選貢,累官至鎮遠知府。鄧應韜在為官勤廉慈愛,深得士民歡心,明末大儒、內閣首輔黃道周撰《題鄧公德政祠記》稱贊鄧應韜的為官之德,清流縣百姓為他建祠立祀,歲歲祭祀不絕;歸家為民時,鄧應韜關心家鄉百姓,為減免袁州的賦稅四處奔跑,最后成功讓袁州的百姓少納一半的賦稅。不僅如此,鄧應韜還熱衷于修志,他的方志理論體現了江右學者尊崇皇權的方志思想和重視實用的修志理論。目前學界還未注意到鄧應韜的相關成就,因此有必要進行梳理和闡發。

一、鄧應韜生平事跡簡考

目前學界罕有文獻提及鄧應韜,即使在歷代《高安縣志》《袁州府志》中,也沒有鄧應韜的個人傳記?，F依據各地的方志資料和歷史文獻,整理歸納出鄧應韜的生平事跡,以觀察鄧應韜的為官和為人。

關于鄧應韜的出生年份,據黃道周《題鄧公德政祠記》所言:“余同官楊伯祥氏,為公同社同年友,恒述公龍鸞其文、金玉其品,故其為宰,以平心為實政有如此者?！盵1](P932)楊伯祥即楊廷麟,字伯祥,江西清江縣人。楊廷麟是天啟元年的恩貢,崇禎四年(1631)的進士,隆武帝時累官至兵部尚書,后募兵抗清,兵敗后投水殉國。楊廷麟出生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鄧應韜作為楊廷麟同年友,可知亦當在該年出生。

崇禎十二年(1639),鄧應韜43歲,主持修纂崇禎《清流縣志》,并于是年修纂完畢刊刻發行,鄧應韜還為該志撰寫了序文。該志早已散佚,僅有鄧應韜的《清流縣志序》保存于后世的縣志中。

崇禎十三年(1640),鄧應韜44歲,擔任寧國府同知,任期至崇禎十四年(1641)。嘉慶《寧國府志》卷三“同知”條云:“十三年庚辰,鄧應韜,高安人,進士,調淮安。十五年壬午,沈金監,德清人,舉人?！盵3](P280)此處進士當是訛誤,應該為選貢。

崇禎十三年(1640),鄧應韜兼任寧國府下屬涇縣的知縣。嘉慶《涇縣志》曰:“崇正十三年,署縣事鄧應韜重修洗心亭。會去,知縣季秋實成之?！盵4](P328)

崇禎十四年(1641),鄧應韜45歲,調任淮安府同知,分理邳宿河務?？滴酢囤葜尽肪砹盎窗哺睏l曰:“鄧應韜,江西人,選貢,崇禎十四年任,升□□府知府?！盵5](P177)

約在崇禎十五年(1642)左右,鄧應韜46歲,升任貴州鎮遠府知府,乾隆《鎮遠府志》卷十七“知府”條云:“鄧應韜,瑞州人,貢生?！盵6](P220)明亡后,鄧應韜解官歸家。

順治十二年(1655),鄧應韜59歲,他和高安鄉紳上疏巡撫,稱高安一帶的賦稅過高,民不堪命,請求朝廷減少賦稅。明亡后,鄧應韜棄官歸家,閑居度日。后見到家鄉百姓被沉重的賦稅壓得喘不過氣,鄧應韜以鄉紳的身份上疏巡撫,“邑鄉紳士民鄧應韜、徐日曦……等呈為疲邑,浮糧逾倍,賠累極苦”[7](P261)。后經過巡按御史蔡士英的考察,元末高安一帶“田一畝令民納米三鄉斗,斗止三升,其后納款造報,誤以鄉斗作官斗”,一官斗為十升,是鄉斗的三倍之多,這就意味著高安百姓需要繳納以往三倍的賦稅,這個訛誤一直延續了整個明朝。雖然明朝對高安一帶的賦稅多有減免,然百姓每畝地依然要繳納賦稅一斗六升。蔡士英“援舊志田賦一帙”,考察出了官斗與鄉斗之訛,指出高安的真實賦稅實際為一畝地繳納九升。蔡士英的考證有理有據,清政府認可了這個建議,批示高安百姓的賦稅為每畝九升。從此,高安一地的百姓才從繁重的賦稅之中解脫出來,“于是四邑數十萬生靈,始出于水火之中,而安其耕鑿之天”[8](P4)。

康熙十一年(1672),鄧應韜76歲,康熙《高安縣志》修纂完畢,鄧應韜為家鄉的志書撰寫跋文,記錄了高安修志的文化盛事?？滴酢陡甙部h志》由知縣張文旦主修,張文旦,字旦復,號理庵,順治十六年進士,河南儀封人?？滴趿耆胃甙仓h,在任期間頗有政績,“愛民恤士,政簡刑清”[7](P445),后入于《高安縣志》的“名宦志”。張文旦剛到任,便想查閱《高安縣志》,以了解高安縣的實際情況,然而他翻遍了衙門和倉庫,也未發現有縣志的影子。于是他矢志于修纂一部高安縣志,以為后世的為政者提供助益。張文旦在高安城南的文昌宮設立方志局,延攬高安的博學通達之士負責志書的纂輯工作,從康熙六年到康熙十一年,歷時五年,終于修纂出了康熙《高安縣志》。此后鄧應韜的事跡不詳,當是沒過幾年就去世了。

Naqsh來自波斯語，指中世紀阿拉伯寫本中的插圖，亦指肖像畫，例如菲爾多西的《王書》(亦稱《列王紀》)十四世紀伊爾汗時期至十七世紀薩法維王朝時期《王書》插圖本的圖像；本文討論的主要是?ūrah，指形狀或圖像。中世紀伊斯蘭語言中沒有特定的地圖術語，但不能理解為伊斯蘭文明中地圖的認知不重要。早期阿拉伯地理學家花拉子米借用托勒密的理念，使用 ūrat al-ard(圖像)這個通稱建立了一種世界地圖的類型。依據米切爾的圖像學理論，形象(Image)構成了形象譜系的頂層，本文研究的圖像可歸屬于形象家族樹的第一個分支-圖形的(Graphic)。

二、鄧應韜方志序跋佚文兩則

鄧應韜沒有文集存世,然《清流縣志》和《高安縣志》中保存了鄧應韜所寫的《清流縣志序》《高安縣志跋》兩篇方志序跋。這兩篇序跋詳細記載了明末清初的修志活動,以及鄧應韜對于方志的理解和認識,現將其整理點校,以進一步觀察鄧應韜的學術思想。

(一)清流縣志序

清流,古百里國也,厥惟明秀,肇辟蠶叢,歷宋入明,節義文章之士代興崛起。載稽邑乘,創于嘉靖乙巳陳公西川之手,越萬歷癸巳,阮公緝吾重為葺之,日久殘缺,披圖愾然。歲丁丑,唐使君玄谷征予修郡書,時草冊以佐采擇,而邑書之殘缺如故。夫邑書宜詳于郡,而反遜缺略,其何以光昭文獻、稱司牧任也。邇來軍國多事,當事日議搜括、議捐助,處仰屋之秋,而商操觚剞劂,似非急計,然衷有不能已者。越已卯春,余與學博陳君又玄、涂君心孔謀所以修之,不揣綿力,捐貲以梓,亦惟征文考獻與募兵籌餉相緯,在昔漢丞相何入關,先收秦圖書,而知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唐李衛公經略西川,建籌邊樓,而以南道山川圖之左圖之右。古人誠有淵慮,誰謂彈丸形勝、川原夷險、戶口增耗以及人文盛衰無關國運也哉!故嘗徘徊東華,南極而瞻天尺五;亦嘗聽桓笛,瞷春渡,而愴念玉關,悚心衣袽。嘗聞曉鐘對夜月,而心依長樂興知庚樓;亦嘗踏殘雪,撫中流,而勤思訴功,絗懷祖楫。夫將引茲邑之風景土物,與俱發憤,以為閩西鎖鑰矣乎?

嗣是逖稽往哲,觀古茂宰,有經始署厘,與蠲貼鹽錢,置洞寨以備寇者;亦有折令為守,勸農興學,而廟食到今,耕桑不墜者,則寧保障無繭絲之心油然生矣。觀古名吏,有力戰湘陰而裹革,詣壘諭賊而觧散者,則即日中無忘,陰雨之懷肅然起矣。觀古文學,有博通經史,不營仕進,與夫由水自怡,跡遠公庭者,則寧刺繡文,無倚市門之志翕然興矣。觀古閭巷俠烈,有子父沖鋒,以身捍敵,與夫挑捷滔伏,割股撫孤者,則寧流芳無遺穢之風概毅然植矣。凡此種種懿行,代不勝書,一皆忠臣孝子之譜,綱常名教之隄。以至近代,如裴恭靖公清節雅操,作名臣冠。迄今讀其《青蒲》《諫草》,尚凜凜有生氣。則又二百余年地靈所聚,而樹奕世之儀型者。夫道不足以存往,法不足以憲后,不可謂志。方今兵餉坐絀,文教未揆,武衛弗奮。當局者謂事事度越古人,實事事不如古人。存此志而芳規覆轍,犁然眉列;文事武備,有常儀的。烏得睨邑乘,為緣飾太平之具,而無關救時之急也。

昔韓宣子讀《易》《象》《春秋》而知周禮在魯。是役也,潤色則孝廉裴君飛際、伍君旭庵。董其成而草創,則太學裴鼎卿、文學鄒瑞麟、廖白水共有其功。一皆刳心宵旦,蠲懷德怨。視彼任情失正,征賄鬻筆,吹霜煦露,寒暑毫端者,若莛楹焉。倘有采四方之志,成一家言,以佐車書一統之盛者。請籍手以獻,即謂清猶秉禮教之遺,可矣。

崇禎十二年仲春知縣高安鄧應韜題。[2](P25)

按:該文輯自康熙《清流縣志》卷首的“舊序”?？滴酢肚辶骺h志》共十卷、首一卷,現有康熙四十一年刻本,藏于國家圖書館。該志卷首有汀州知府王廷掄、汀州府同知范大成、清流縣令王士俊的序,該志“自初夏始事,至冬末告厥,成志凡一十卷,有綱有目,有敘有論,條分縷析,溯源窮委,庶幾稱完書云”[2](P3)。

崇禎《清流縣志》早已散佚,現僅存鄧應韜的這篇序文。據鄧應韜的序文可知,崇禎《清流縣志》的修纂緣起是崇禎十年(1637),唐玄谷令鄧應韜參與修纂《汀州府志》,鄧應韜在修纂時發現《清流縣志》殘破不堪,于是在崇禎十二年(1639)和陳又玄、涂心孔三人發起《清流縣志》的修纂。該志負責具體修纂工作的是裴鼎卿、鄒瑞麟、廖白水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該志修纂的時間很短,約只有一個季度就成書并刊刻發行。

(二)高安縣志跋

按吾邑額賦,載在宋元舊志,畫然甚晰,入明而誤于老魅之訛言,釀為累葉之厲階。民初猶強力赑屃,洎乎萬啟之際,困斃莫支,嘩然望救。讀民疏則始于王乾,繼于彭清,匹夫更番而走闕下,不惜碎首為桑梓請命。讀官疏則近而撫按,遠而監兌,同聲悲惻而騰封事,不憚瀆奏,為疲癃分憂。然調劑多方,總屬權宜,暫可治標,究難拔本。幸遇世祖皇帝登極之十年,大計天下,吏清問民瘼,允藩臬言,立行查奏,在事群公,因獲相與,矢心公慎,對揚天子之休命而賦。乃貞嗟乎!同一民隱,同一國恤也,自下吁上,則堂遠而閽隔;自上憫下,雖天高而聽卑。王者之澤施于民,易易浩浩也固如此,而要皆吾邑人,前當蠱極,有先甲之呼,方能俾莊安二公所耳暩目睹者,沖喉靖獻,故革言三就而有孚也。迄于今,彈指一十八年,家尸戶祝,固無射于人斯?然吾儕猶及見知,使后之人無征,或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不將見帝力于何有乎,而可乎?于是聚邑之人僉謀其不朽者,惟志之為,兢兢焉。

或者曰:“《傳》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德者,而但纂輯是圖,得無類泥蛙拱立,以謝雨歟?”余曰:“不然。周自后稷,明農開國,施于文王,卑服田功,以四方惟正之供,丕顯厥謨。姫公制禮,祀稷于郊以配天,祀文于明堂以配帝?！端嘉摹分娫?“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薄段覍ⅰ分娫?“日靖四方,伊嘏文王?！鄙w嘗播諸金石,登諸朝廟,而下逮公卿有田祿者、士庶服疆畝者飫,茨梁坻京之奉,擁崇墉比之儲,亦托詠于大田,興歌于良耜,致美于多稌,其言不一而止,脫非恃有雅頌諸什,其何以見當日小民之并樂其樂而利其利耶?然則周人之詩,即周人之志也,吾邑之為志也,猶周人之為志也。而且應詔陳言者必書,明下情之所由達;題覆克協者必書,明上德之所由宣;交相磨勘必書,明國是之所由定,以至先代之內史友外史、友薦紳編氓,得以并書,明刳木取泉者之所由來,非如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志止矣,其他建置沿革風土人物等紀,郡志猶存,無俟更端焉矣。[9](P53)

按:該文輯自康熙《高安縣志》卷首《序》?？滴酢陡甙部h志》共十卷、首一卷,卷首有國子監祭酒張貞生、瑞州知府劉登科、瑞州同知金懷玉、瑞州通判龔其裕、高安知縣張文旦、鳳陽司馬熊坊的后序以及鄧應韜的跋。該志現有康熙十一年刻本,藏于復旦圖書館、江西圖書館等地。該志的修纂,借鑒了明代正德年間鄺瑤和崇禎年間陶履中所修的府志,并“簡者詳之,龐者清之,矩蔑本乎高曾而損益用乎繩尺”[9](P61)。因該志竣工于康熙十一年(1672),可知鄧應韜此文應作于此年。

三、鄧應韜的方志理論

鄧應韜的方志序跋展現了他對方志的認識和理解,他的方志理論繼承了傳統的“存史、資政、育人”方志觀,在此基礎上更形成了獨特的個人特色。他認為方志需要展現王朝的神圣與威嚴,書寫皇權的浩大與恩威,這種獨特的尊崇皇權意識在江西方志學家中很是明顯。

鄧應韜以為方志的一大功能就是保存歷史文獻,傳承地方文化。他在《高安縣志跋》中指出:“然吾儕猶及見知,使后之人無征,或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不將見帝力于何有乎,而可乎?”[9](P53)我國悠久的歷史,產生了浩如煙海的文獻,然而很多文獻因為作者的名氣較小,作品的影響較低,它們得不到良好的保存,往往消失于歷史長河之中。后世之人要想知道這些文獻的面貌,不但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結果也是事倍功半?！墩撜Z》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盵10](P63)孔子認為文獻是了解歷史的基礎,沒有了文獻就沒有了歷史。繼承了這種認識的鄧應韜,有著濃厚的文獻保護意識,在他的思想世界,修纂地方志,就是在保護地方文獻,延續地方文脈。

同時,鄧應韜又以為方志不僅僅是地方文獻資料的合集,它更應該發揮出資助政治、引導民眾的作用。鄧應韜眼中的方志,是能夠鑒往知來,能夠成為后世師法的典籍,“夫道不足以存往,法不足以憲后,不可謂志”[2](P25)。方志的先賢故事,是后世學習的榜樣和效仿的對象,它能夠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能夠使薄夫敦鄙夫寬,是地方移風易俗的好幫手;方志中的山川地理,是牧守令長了解地方的好工具,能夠幫助地方官員快速打開治理地方的局面,故鄧應韜以為方志攸關國家的興衰,“古人誠有淵慮,誰謂彈丸形勝、川原夷險、戶口增耗以及人文盛衰無關國運也哉”[2](P25);方志中的賦稅陂塘,是官員了解地方民生的關鍵,尤其是順治年間鄧應韜等人上疏朝廷,請求減少高安一帶的賦稅,依據的材料就是方志,“按吾邑額賦,載在宋元舊志,畫然甚晰”[9](P53),朝廷最終允諾減少賦稅,亦是因為朝廷認可方志的記載,方志也因此成為了發展地方民生的好助手。

此外,鄧應韜對方志分級問題也有所探討。他以為我國的省志、府志、縣志的級別不同,詳略的內容也就不同,縣志的內容記載要詳于府志,府志的內容記載要詳于省志,“夫邑書宜詳于郡,而反遜缺略,其何以光昭文獻、稱司牧任也”[2](P25),只有各級志書井然有序,才能構成一個邏輯自洽的系統。同時鄧應韜以為如果郡志將屬縣的內容記載得很詳細,那么縣邑就不需要去修纂方志,“以邑為郡首善,郡既志,而無容更為志也然……以昔之志,有郡存焉,足傳古王之緒,可不修”[9](P53)。鄧應韜的方志分級觀點體現的是我國的修志傳統,我國修志有兩個傳統,一個是自上而下地修纂方志,即是說縣志的修纂是根據拆分府志而來,如清代經學大師陳喬樅在修纂好《袁州府志》后,見到下屬的各縣沒有方志,于是從《袁州府志》中輯出《萍鄉縣志》《宜春縣志》《分宜縣志》;一個是自下而上地修纂方志,即是說上級官府下令屬邑修纂方志,而后郡府綜合屬邑的縣志而纂成府志,如曾國荃為了修纂《山西通志》,就下令各地府縣修纂方志,此后方才將省志修纂成書?！逗雨柨h志序》就細致說明了這兩種情況,“有各郡之志焉,司牧銜簡專城,取閻邑之事而編輯之,以其實質諸中丞合而登諸史館,所謂郡志是也。由郡志而條分縷析,錯雜成文,則有縣志,若是乎縣志之詳于郡志也,明矣”[11],鄧應韜以為屬縣的志書要詳于郡府的志書,因為有些郡府的志書是綜合下屬各縣的志書而來;同時鄧應韜以為郡府若有記載,屬縣無需修纂,則是因為有些屬縣的志書是通過拆分郡府的志書而來。

在鄧應韜的方志理論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他對于皇權的尊崇。在鄧應韜看來,方志的一大目的就是為了展現皇權的威嚴與氣象,“而今之志,郡無得而悉焉,務昭新王之澤,不可以不修,曷言乎澤也”[9](P53)。鄧應韜以為新朝當要有新氣象,地方官府展現對新朝的尊敬,展現對皇權的服從,莫過于修志了。在修纂《清流縣志》時,鄧應韜指出方志的目的就是為了記載皇權的榮耀與光明,“脫非恃有雅頌諸什,其何以見當日小民之并樂其樂而利其利耶”[2](P25),周朝能夠成為后世敬仰的黃金時代,就是因為有《雅》《頌》諸篇的記載,而當今的朝廷要想被后世崇拜,那就要靠方志的記載了,“然則周人之詩,即周人之志也,吾邑之為志也,猶周人之為志也”[2](P25)?？梢哉f,以方志來記錄皇權的神圣和榮耀,展現皇權的威嚴與聲勢,是鄧應韜方志理論最具特色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尊崇皇權可謂是明清江西方志學家共有的特色了。道光時期李熙齡所纂的方志,就將尊崇皇權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方志每一卷的卷首,李熙齡通常會為該卷內容撰寫解題,解釋該卷的撰寫緣由,而在這種解釋中,可以很容易看到李熙齡對清廷皇權的尊崇。如在《澄江府志》的《賦役志》中,李熙齡就說自己纂寫該卷是希望地方官員能夠發揮朝廷的仁慈厚愛之心,“今逢盛世,吾民已登衽席,官此地撫此民,當實心體恤仰佐圣天子愛養元元之意”[12](P183);在《濱州志》的《風俗志》中,李熙齡稱:“齊俗古稱強盛,近沐圣化二百余年,習尚樸素,物產富饒,蓋其漸摩者久矣?！盵13](P79)在李熙齡的認識中,清王朝文化富饒,能夠將各地的不良風俗引導向善,他深深地為清廷的繁榮富強自豪,他不厭其煩地敘述清朝的偉大,“今國家德化洋溢,漙海內外咸奉正朔”[12](P53)“我圣朝化洽萬方,治隆無外,雍正間由州改府,地利聿彰,而聲教東漸實”[14](P100)。

道光時期的南昌方志學家胡元煐,亦是在《涇陽縣志》卷首設置《圣制紀》《恩澤紀》,其中《圣制紀》記載的是清代皇帝祭祀陜西諸帝王的祀文,胡元煐自豪地解釋該卷的編纂理由:“崇陵貞陵在唐畿縣,惟我圣朝祀典,聿煥巍巍,天章棢鼓,比燦寵此涇千,云日俱爛,臣元煐謹述?！盵15](P11)可以說,明清時期的江西學者不但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方志的修纂,而且他們普遍會借方志來夸耀王朝的強盛,也借方志來展現自己對于朝廷的尊崇,以此讓尊崇皇權成為了江右方志學家的一大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