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非虛構文學的現代性內涵
——以《人民文學》“非虛構”欄目為考察對象

楊 赟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新世紀特別是第二個十年以來，以《人民文學》2010年提出“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為標志，一股非虛構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潮流開始形成。這股潮流不僅存在于職業作家和學者之中，更廣泛地在業余作家乃至普通大眾之中掀起波瀾。非虛構文學的“爆火”，一方面在于其相異于虛構文學的獨特品質而深受當下讀者喜愛，即其在真實性原則之下有機融合了文學性和想象性，并“關注現實場景中的‘個人性’和‘情感性’，最終形成一種更加寬闊的、融會貫通的認知體系和文學審美特征”[1]，更契合當下讀者的閱讀期待。另一方面，非虛構文學的興盛更是“時代與文體的‘互文’”，在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代中國，“激變著的并且多有新質的社會生活，激活了寫作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并且為寫作提供無比豐富、復雜的對象和質料。時代激發和生成了文學，而文學以能動的方式反映了、刻錄著時代生活?！盵2]因此，現代人的生活體驗在非虛構文學中得以呈現，復雜的個人命運也在非虛構文學中得到作者、讀者與寫作對象之間跨越時空的互證，有關歷史、現代化等問題的現代性反思也成為非虛構文學的重要組成。綜觀之，新世紀以來非虛構文學的興起與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境遇密切相關，其既是當代中國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成為建構、理解當代中國現代性的重要方式。

一、時代褶皺中的現代性體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了全面的現代性建構進程。作為現代性建構核心組成的現代化，其“不僅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而且是‘所有社會一致追求的目標’”[3]31。但由于中國的現代化并非是內源性的規律性演進，前現代的殘余仍在現代中大量存在，后現代又撲面而來，促使中國的現代化體現出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重合糾纏的特征。這種特殊的現代化境況造就了處于現代性建構進程中的中國人民復雜多元的現代性體驗。德國思想家舍勒曾提出：“生活世界的現代性問題不能僅從社會的經濟結構來把握，還必須通過人的體驗結構來把握?！盵3]16因此重新去發現中國人民在現代化境遇中的獨特體驗，是完善中國現代性圖景的必要之由。非虛構文學的出現，恰好成為了書寫現代性體驗的重要方式。它“以‘吾土吾民’的情懷，以各種非虛構的體裁和方式，深度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表現中國人在此時代豐富多樣的經驗”[4]?！啊翘摌嫛钠谕欠亲骷?、普通人拿起筆來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傳記?！盵5]由此，非虛構文學將成為當下記錄復雜而真實的現代性體驗的文本，我們也得以由之窺見更多元的中國式現代性面貌。

2010 年，《人民文學》增設“非虛構”專欄，到2022年第12期，共刊登非虛構文學作品53篇。這些作品大致可分為“現實非虛構”“歷史非虛構”“文化非虛構”三類。其中“現實非虛構”就有32篇，它們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及個人體驗，共同繪制了一幅真實而生動的當代中國人生存畫卷。在這里筆者以梁鴻的“梁莊”系列、李娟的“羊道”系列和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為例，探究其中蘊含的現代性體驗問題。這三部作品自《人民文學》刊載以來，迅速在讀者中風靡，各自又出了單行本，并引起各類讀者的廣泛討論。它們以真實記錄的個體現實境遇的不同，表達了各異卻同樣強烈的現代性體驗。

李娟的“羊道”系列與“梁莊”形成了對比，作為“這個世界上最后一支純正的游牧民族”的新疆北部哈薩克牧民，他們的生活基本保持著本真性的文化傳統，現代在他們身上尚處于萌芽階段。李娟以清新淡雅的文字既寫出了新疆原生態優美的自然環境，又將哈薩克牧民吃苦耐勞、友愛互助的淳樸民風表現得淋漓盡致，字里行間充盈著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休戚與共的和諧氛圍，激發著現代人關于“天人合一”的深切向往。這些哈薩克牧民處于現代的最邊緣，現代對他們來說仍是一種想象，在已經習慣現代生活的城市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為何城市人卻又如此神往他們的生活？現代給予了我們豐裕的物質生活，卻在精神上造成了愈加深重的困頓和焦慮，遙遠的新疆便成了“樊籠中”的城市人精神的詩意遠方和浪漫的桃花源。但對于那些牧民來說，他們的體驗卻與遠離游牧生活的城市人截然不同，“當我們不斷地在這種‘前現代’生活方式中施加詩意想象或寄寓浪漫情懷的時候，真正處身其間的人，他們所想的，卻是逃離”[7]?？梢姴煌藢ν环N生活的現代性體驗可能完全是悖反的，抽離具體情境的想象只會簡化當前人們現代性體驗的復雜性。

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以處于現代中心的大學生為觀察對象，打開了中國龐大的青年群體被遮蔽的精神困頓和生存焦慮的現代性體驗。作為廣州某二本學院的文學教師，黃燈以深重的人文情懷關注著她的學生。她深知當代大學生的命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密切相聯，他們是現代生活最為直接的感受者。就業、買房、愛情、家庭等的現代化進程，在他們身上產生著新的矛盾和危機，他們的命運理應在現代化宏圖下走向更美好的未來，但大部分人卻仍舊面臨前現代般困苦的當下和茫然的未來。教育似乎改變不了他們的命運，但教育給予他們的理想，卻又使他們不甘于接受所謂“天注定”的命運。黃燈筆下的這些二本學生“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8]序言2。一個群體隱匿的生命境況被打開，由此我們也才看到了當代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一個被忽略的問題才呈現在我們面前——“在現代性進程中，年輕人，尤其是底層年輕人，事實上成為這一進程的直接后果，成為市場化、工具化的直接承載者后，這種后果和當下教育目標及現代化進程，到底呈現出怎樣隱秘的關系？”[8]序言7

還有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鄭小瓊《女工記》、丁燕《到東莞》等非虛構作品以現代化進程最基本的動力源——工人——為焦點，以真切的體驗、深刻的共情記錄了這些工人們不為人知的現代之殤。

進入現代以來，人們雖共享著同一個“現代”的時間觀念，但并沒有共享同一種現代內涵，由此雖然同是處于現代之中的人，卻在精神體驗上產生了顯著的“代際”差異?，F代中被看見的永遠是那些成為“景觀”的人或事，大部分人的生活和情感都被折疊在新舊時空的褶皺之中。非虛構文學聚焦于被忽略的“褶皺”，關注現代個體的生存體驗，不同于“底層寫作”“打工文學”等虛構文學文體的總體性概括，它所反映的總是現代具體而微觀的現實，并借由眾多現代性的細小碎片而拼湊起當代中國現代性更為完整的圖景。

二、時空錯位的命運互證

在現代性“家族相似性”的概念里，富有信心和樂觀主義的“進步”論無疑是其最為顯著的特征?！艾F代”本身作為一個時間觀念，在與“古代”的對比中顯示了自身的優越，暗含著當下優于過去、未來優于現在的理念，“這種現代性是轉瞬即逝的——今天的先進到了明天便過時了”[9]，充滿著進步主義和發展主義的欲望，因而處于現代之中的個體無不對現代生活充滿極大熱情。伴隨著物質現代性的持續推進，人們對生活進步的感知愈加深刻，現代科技不斷擴展著人的感知范圍，每一天都在發生著令人難以想象的變化，人的命運似乎也就在現代流動不居的變化和新奇中與過去迥異。然而，在看似日新月異的變化中，在時空紛亂的交錯中，人與人之間的命運竟存在某種既定的相似性。在當下繁榮的非虛構文學中，人們憑借著一個個真實的故事，既獲得某些與自身相異的生活體驗，又總是驚異于“自我”與“他者”之間命運的相似。如波德萊爾所言：“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盵10]非虛構文學所記錄的現代人的命運，便是作為那“另一半”的“永恒和不變”而對現代性進行補充。同時在這種“永恒和不變”中，非虛構文學作為“精神中國”的重要組成，也在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性理想不斷前進。

在現代時空里，個人命運的嬗變是在與社會發展的沖突與融合中形成的，人類命運伴隨著現代化、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而愈加形成一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命運的相似性同時具有共時性與歷時性，并沒有如現代性想象的那般與“古代”完全隔離。在梁鴻的“梁莊”系列中，無論是留在梁莊中的人，還是那些走出梁莊遍布全中國的務工者，他們的命運與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深化密切相連，他們成為進城的“第一代”，也成為出村的“第一代”。他們的鄉村經歷是他們在城市生活的底色，因此他們既無法完全融入城市，也無法完全脫離鄉村。在回鄉與離鄉的拉扯之中，他們的命運呈現出一種“撕裂”的狀態，現代城市無法成為他們新的故鄉，而真正的故鄉也難以滿足他們的現代需求。梁鴻曾表示，物質的現代化與精神的現代化并不是同步發展的，且此種現代化始終駐留于宏觀層面，而非生命個體的現代化。梁莊人的命運并沒有隨著現代社會的繁榮而變好，卻又似乎仍舊重復著鄉村千百年的命運循環。梁鴻無奈道：“如果說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梁莊始終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一代代人生命的更替，命運有時像一種輪回，而農民始終在中國社會結構里處于相對底層的位置?！盵11]

而在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中，不同代際的學生所呈現出的命運也如此相似，直到當下，這些大學生的命運似乎仍在重演，仍在與時過境遷的讀者們互證。如黃燈所言：“我不否認，學生的命運，農村孩子的命運，其實也是我的命運。他們的現實，不過預演我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生存……”[7]序言6對于當下的大學生來說，黃燈所記錄的那些大學生的命運并非已經“終結的歷史”，而是實在的現實。高房價、就業難、戀愛、家庭、分化等一系列問題并沒有隨著時代發展而易于解決，甚至矛盾仍在加劇。當下大學生思想狀態體現出的低欲望、躺平、內卷、擺爛等都已成為那些曾經的大學生命運的加劇重演。個體的命運在時代下顯得渺小而無足輕重，時代只會裹挾著人的肉體向著前方一路高歌，但把個體的命運遠遠地甩在了身后。正如書中序言所說：“個體層面學生與命運的抗爭，和整體層面學生無法與命運的抗爭，兩者構成了驚心的對比?！盵7]序言7

在這些“不變”的命運互證之中，一種關于當代人文化和價值上的危機也在不斷顯現，文學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危機，如何去實現當代人文價值和精神的重建，這是當下的作者難以回避的問題。非虛構文學的興盛，是對時代呼喚的一種回應，它走出了舊有的以現實主義為主導的歷史宏大敘事的藩籬，承接了20 世紀80 年代“社會問題報告文學”對被忽略的復雜社會現實的關切，以真實、繁雜的個體經驗成為當代“精神中國”建構的重要組成。陳曉明認為：“精神中國也并非是捉摸不透的、極度高尚神圣的靈魂世界或思想體系，文學中的‘精神中國’只能理解為當代文學具有的思想文化內涵的豐富性、精神價值的崇高性和情感心靈世界的生動性?！盵12]《人民文學》將非虛構文學分為現實非虛構、歷史非虛構和文化非虛構三類?，F實非虛構是非虛構文學的主要類型，其以真實生活為藍本，以如實記錄為標準，以切膚體驗為特色，體現出了鮮明的在場性、親歷性、情感性的文本表征。除前文涉及的作品，其他如董夏青青《膽小人日記》、劉亮程《飛機配件門市部》、王族《長眉駝》、吳雨初《藏北二十年》、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王手《溫州小店生意經》、李天田《相親記》、于堅《印度記》等都屬于此類型。歷史非虛構是以歷史事件為題材，核心要求是對歷史事件的還原，對歷史現場的再現，并以現代人的眼光審視歷史，進而反思現實生活。如南帆《馬江半小時》、蔣勁梅《“鴨子”使命》、阿來《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李彥《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黑明《我們的抗日》、高建國《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等作品共同建構了別具現代色彩的歷史感與歷史態度。2015 年《人民文學》第6 期卷首語提出了“文化非虛構”這一新的非虛構文學類別：“《翡翠紀》是一個有些特別的非虛構文本……這是在現實非虛構、歷史非虛構作品外，對上述特征有所融合，并在‘文化非虛構’方位上有所推進的一部力作?！笨梢娺@一類型是現實與歷史交織的產物，除《翡翠紀》對玉文化的表達之外，祝勇的《寶座》以故宮太和殿的龍椅為主角，不僅講述了有關它的歷史，同時也將有關的故事、逸聞、人物娓娓道來；徐皓峰的《武人琴音》則以高超的中國功夫展現了中華文化中的勇武俠義精神，既有對傳統人格的承續，又有對其在當下缺失的追問。此類作品以文化為核心，蘊含著當代人對于優秀傳統文化的追尋與迷思。

《人民文學》以現實、歷史和文化區分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共同體現了當下非虛構文學創作題材的多元可能性，且在思想層面表達了對現代性的不同追求。這些思想不再是“捉摸不透的、極度高尚神圣的”，而是熔鑄在個體經驗之中，以對個體的關注和對人性的關懷而具有鮮明的個人觀點和情感，由此呈現出當代社會“思想文化內涵的豐富性、精神價值的崇高性和情感心靈世界的生動性”，實現了當代文學對社會現實的有力回應，為當代人的價值建立和意義重構提供了途徑，從精神上刻畫著當代中國的現代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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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認為：“‘非虛構’寫作存在的一個重要意義——展現社會群像生命姿態的多樣性，并引起社會的關注與理解。而且，通過這樣的‘非虛構’作品我們會發現，現實生活依然有不可忽略的沉重與感傷。社會的弱勢群體永遠期待有人為他們發聲?！盵13]命運永遠是難以言說的“神秘”，但卻實際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物質現代化無法更改命運的本質面貌，在物質的前進之中仍舊殘存著太多精神的落后與悲哀，文學不能對此選擇忽視。非虛構文學體現出的坦誠是人道主義傳統的延續，并以生活經驗的共享和命運聯結而成共同體，提升了現代人面對風險的承受和應對能力。非虛構文學的出現彌補了虛構文學對于“精神中國”建構的單一性，普通個體的命運不再被忽略，在時空錯位的交相呼應之中，一個完整、有機的“精神中國”輪廓才變得愈加清晰。

三、現實與歷史的現代性反思

在試圖駕馭現代性這頭“猛獸”（吉登斯語）的過程中，人們切實感受和目睹到了這頭“猛獸”對傳統和現代社會橫沖猛撞而造成的眾多不可逆轉的破壞，以及由其巨大的破壞性而帶來的現代風險和存在性焦慮。故而現代性的發展同時伴隨著對于現代性的反思，作為一項“未完成的工程”（哈貝馬斯語），現代性需要在反思之中才能走向自我的完善。吉登斯在論證現代性形成的動力因素時指出，“時空分離”和“脫域機制”的形成是現代性確立的制度性標志，而“現代性的反思性”則構成內在的“對社會關系進行反思性定序與再定序?！盵14]當下興盛的非虛構文學同時包含了對現代性的現實反思和歷史反思，它從社會的直接現實出發，既對現代性的現實境況展開反思，同時又在對歷史的重新書寫中，建構了一種過去性與現存性相結合的歷史意識。

現實反思上，首先是“三農”問題。新世紀伊始，陳桂棣和春桃深入安徽農村三年，體察農村生活點滴，目睹農村問題百態，以嚴謹認真的態度將這些問題記錄在《中國農民調查》中，真實地反映了安徽農村、農民、農業的“三農”問題。由此“三農”問題成為當代有責任的作家所關注的問題，梁鴻的“梁莊”系列則是非虛構文學反映“三農”問題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梁鴻返歸梁莊后，她認識到“中國現代化轉型以來，鄉土中國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與心理結構方面的變化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存在，難以用簡單的是非對錯來衡量”[6]前言4。故而她選擇從一個個鮮活的鄉村個體出發，從他們的人生變遷中透視著鄉村所經受的裂變的痛苦和精神的困頓，從現代化景觀（例如歐式洋房、水泥路等）在鄉村的確立，揭露著蠻橫的現代化對鄉村本真面貌的扭曲，蘊含著作者對于鄉村生態環境被不斷破壞的憂慮。作為“有機社會”（利維斯語）的鄉村在現代的失落，也代表著其蘊含的傳統道德價值、獨特的文化結構和作為中國底色的悠久鄉土歷史在現代逐漸消逝。

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則由中國人諱談的“死”出發，探討為何中國百分之八十的自殺發生在農村的現實問題。作品以社會調查的方式反映了當下農民所遭遇的精神和情感上的“不能承受之輕”。他們自殺的原因在外人看來微不足道，但“自殺就像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15]。城鄉對立、貧富分化、疾病、孤獨在鄉村中都遭到了無限放大，“自殺”成為了他們唯一的“自我救贖”。貧窮和落后在現代成為了鄉村的原罪，正如賈平凹在《定西筆記》中所感嘆的那樣：“我所認同的這種狀態代表了落后和貧窮，只能改變它，甚至消亡它，才是中國農村走向富強的出路啊?！盵16]但如何“改變”和“消亡”，仍是一個難解之題。

其次是發生在城市的社會問題?？巳鹕骸飕斨赋觯骸艾F代社會是工業社會。要把一個社會現代化，首先要把它工業化?！盵17]伴隨著工業發展而產生的大量務工人員，他們在工廠中遭遇的各種困境集中暴露了現代城市的社會問題，非虛構文學以對工人生存困境的記錄來反思城市弊病。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聚焦于務工人員所遭遇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工作待遇，以及勞動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的問題。務工人員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在身份丟失與話語失落的雙重困境之中，只能以中國底層人民自古以來令人辛酸的頑強拼搏精神來默默承受、消化著城市的不公與偏見。鄭小瓊和丁燕也以切身的女工經歷為基礎，以充滿鮮活情感的文字“記錄了城市化進程中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尊嚴失格之間的矛盾，在血和淚的控訴中還原其生命個體在打工過程中所遭受的苦難”[18]。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則從另一個當代社會的陰暗面——傳銷——而對當代中國社會病癥進行了診治。作者以大無畏的精神“臥底”到傳銷組織中，深入剖析傳銷的策略及其背后的邏輯謬誤，最終為當代中國開出了藥方——常識，用以醫治現代城市“過于豐盈的肢體和不斷萎縮的內心”[19]。

再次是對當代教育制度的反思。黃燈作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她對于教育的審視并非高高在上地闊談教育理論，而是從學生個體的現實境遇之中去思索教育究竟為他們帶去了什么？教育在當下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由此反觀當下教育制度存在的弊病以及其未來改變的可能性。在她的《我的二本學生》中，龐大的二本學生群體代表著中國絕大數普通年輕人的現實狀況，他們將人生的美好希望寄托于教育，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走上這一條獨木橋。在漸趨大眾化、市場化的高等教育中，他們不再是“天之驕子”，卻反而因為自身的受教育經歷而難以接受慘淡的未來。不被市場認可的他們充滿著對時代的疑慮，正如黃燈的一位學生寫的作文題目“我悲哀地看待這個時代”所體現的情感態度那樣，教育并沒有帶給他們充足的自信心和樂觀精神，反倒是一個人的家庭資本成為決定當下大學生命運的重要因素，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教育投資回報率縮減，家庭實力顯露為更可靠也貫穿始終的決定參數”[20]。黃燈的寫作，顯示了我國的教育制度在現代性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困境，何去何從或許已在這些大學生中有了答案，或許也還留待我們繼續探索。

在歷史反思上，非虛構文學在建構歷史時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兩種：

其一是作者依據對于歷史的詳細調查而進行深度挖掘和重新表述。馬曉麗于2011 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第二期的《沉默將軍》，以為建立新中國作出卓越貢獻的賀健將軍為主人公，在其以身軀保護徐向前和陳賡性命的感人事跡之外，作者更在其特殊經歷和奇異人生的敘寫中充分展現了賀健將軍敢說敢做、特立獨行的人格魅力。賀健將軍的一生是與共和國建立的歷史合二為一的一生，在回溯他的一生時，讀者感受到的是革命先輩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愛黨、愛國、愛人民的精神隨著作者真切而充滿細節的文字得以在讀者中賡續相傳。與此類似的歷史敘事還有李彥《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黑明《我們的抗日》、高建國《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等，他們都以紅色革命歷史為題材，以真實而鮮活的革命史實重塑著當代讀者的歷史觀，啟迪著讀者在以史為鑒中牢固樹立愛國主義情懷，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敢為人先、無私奉獻、攻堅克難的紅色精神。而南帆的《馬江半小時》和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則選取了與上述文章不同的歷史題材類型，前者以清末的中法馬江海戰為題材，但比起戰爭本身，作者更關注承受著歷史卻又被忽略的人，試圖在對微觀細節的找尋中，重建處于歷史中的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在人與人的關聯之中，建立起了基于個體之上的歷史的整體。由此啟發著我們對于進入歷史和敘述歷史的思考：歷史不僅是宏大的，同時也是微觀的，因為它是由具體的人創造的。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以明清以來四川藏區“瞻對”同中央政府的對抗和走向統一的歷史為題材，將歷史、生活、情感、現實熔鑄為一體，以文學的語言突破史書的單一記載，以深切的人文關懷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探索藏區隱秘歷史的本質，在濃厚的家國情懷之中，阿來透析了藏區不穩定的因素，從而啟迪著我們重新關注藏區的獨特歷史，進而鞏固民族團結，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其二是建立在作者個體經驗上的關于個人和家庭歷史的呈現。如《人民文學》以“非虛構”為名刊發的首篇文章韓石山的《既賤且辱此一生》，作者在文中回顧了自幼至30余歲坎坷的人生經歷，特別是他的求學經歷，反映了一代人“勤且艱苦”的學習面貌。同時他在文革期間所經歷的反右派運動，亦是一代師生的真實寫照。在作者飽含深情的敘述中，一段歷史在我們面前鋪開，那些人物和事件栩栩如生，仿佛我們也隨著作者再次重回那個年代，對于那些傷痛的體會也才更為真切，由此才在過去與現在的對比中，反思當下，憧憬未來。馮俊科《從軍記》則記錄了他在建國后的軍隊生活，和平年代里，他和他的戰友們仍舊堅定著“一定要發揚人民軍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革命加拼命’的精神”[21]。這種以平凡的個體所承載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精神在穿越歷史之后更能感染現時代的人，傳承和弘揚這種精神則自然成為當代人的應有之義。

非虛構文學關注現實是其最突出的品質，它并不滿足現代性營造出來的繁榮與美好的表面景觀，而是要透視更為內里而全面的現代社會，要從現代社會的微觀視點——個人——去反思現代性發展的弊病，由此才可能真正實現對現代性這頭“猛獸”的駕馭。非虛構文學對于歷史的敘述，則是對史著歷史敘事的一種補充，在保證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增添了文學的語言和寫作手法，并多在個人性與公共性的結合中，實現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在對話之中反思歷史，在反思之中觀照當下，歷史本身的生命活力得以激活，歷史所蘊含的價值意義在當下也才得以延續。非虛構文學在對現實和歷史的同時關涉中，顯示了“文學既能夠與鮮活的現實生活經驗相聯系而使語言保持活力，又能夠延續傳統文化精華而恢復人們對過往經驗的再體驗”[22]的優良品質，成為當下關于現代性反思的重要組成。

四、結語

現代社會瞬息萬變的發展，刺激著現代人的意識也隨之急遽變化。每一天都產生著全新的經驗，時代也亟需新的方式來對這些新的經驗予以解釋。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意識確實一直在變，新的經驗總是要尋求新的解釋，這是一個永恒的創造過程?！盵23]非虛構文學正是時代“新的經驗”所呼喚的文學形式，它是由在中國本土生長的現代性所催生的產物，是當代中國文學與現代性相結合的結果。作為一種“行動的文學”[24]，非虛構文學將持續記錄、反映現代性在中國顯現的真實而多樣的面貌，并以自身的人文關懷和反思品質參與到中國式現代性建構的過程中，推動實現現代精神與物質相協調，促進當代中國經驗與文學表述之間的重新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