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公平的尺度效應與中國環境公平的尺度建構

樊宏法

隨著生態環境問題的凸顯和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一場具有世界影響的環境公平運動方興未艾。盡管人們對于環境公平的本體依據、主要內涵和涵蓋范圍等，往往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執著，從而使得有關環境公平的理論和實踐，往往與正義范疇一樣，“具有一張普洛透斯式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1]，但是人們始終堅信環境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應該具備的內在品格。

結合環境公平運動的歷史進程與現實狀況，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在各種不同的甚至大相徑庭的環境公平理念與主張之間，實際上都內在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前提性預設，即得到了“應得的”就是公平的、正義的。至于這個應得的“依據”是什么、應得的“主體”是人類還是非人類、“哪些人”應得、應得“什么”、應得的“比例”和“條件”怎樣等等，則不同的理論往往會給出不同的回答。這些理論與實踐上的差異和紛爭，在一定意義上都可以歸結為環境公平的尺度依賴效應以及尺度的選擇、建構與協同問題。

一、尺度效應與尺度政治

“尺度”一詞是一個多學科共用、內涵豐富、具有強大黏合作用的概念。從古希臘雅典時期的智者派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所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到蘇格拉底提出的“思維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黑格爾提出的“上帝是萬物的尺度”，再到馬克思關于人具有“內在尺度”與“外在尺度”的論述，“尺度”一詞被廣泛地應用于不同的學科、語境和場合，通常具有“標準”“依據”“立場”“分寸”“權衡”“節制”“持中”等多種不同的含義。在地理學研究中，尺度概念主要是指地理意義上的空間標尺；在生態學研究中，尺度概念主要是指生態學組織層次在自然等級系統中的位置和功能；在材料學研究中，尺度概念主要是指物質的層次結構；在社會學研究中，可能傾向于將尺度與行政區劃聯系起來；在制度學研究中，則可能主要關注尺度跨界轉移和跨級轉移的環境條件與可行性問題。

(一)尺度的內涵

對于“尺度”概念的內涵，德國著名學者黑格爾曾經做出清晰而明確的哲學闡釋。他指出，“尺度”是事物“質”的界定與“量”的限度的統一，“尺度是有質的定量”，“是具有特定存在或質的定量”，“因而也同時是完成了的存在”[2]234?！俺叨取敝械摹百|”，是指與事物存在直接同一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某物之所以是某物，就是由于其質，如果失掉了其質，就會停止其為某物?！俺叨取敝械摹傲俊?，是事物的規模、程度、速度、場所等可以用數量關系表示的規定性，所有的“量”都是外延的量與內涵的量的統一，既沒有單純的外延的量，也沒有單純的內涵的量；事物數量的增減或構成要素排列次序的變動，在一定范圍或限度之內并不會引起事物的質的變化，而一旦超越了特定的范圍或限度，就會導致事物的質的變化，從而改變或取消了尺度。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在尺度中達到其完成的規定性的，尺度關乎事物的存在，“舉凡一切人世間的事物——財富、榮譽、權力，甚至快樂痛苦等——皆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這尺度就會招致沉淪和毀滅”[2]235。

(二)尺度的類型

對于尺度的理解和把握，一般來說主要有這樣的幾種方式，即本體論的方式、認識論的方式、價值論的方式。本體論的理解方式主要是將尺度作為事物存在的內在規定性，強調尺度本身的客觀性，這種意義上的尺度有時又被稱為“客體尺度”或“本征尺度”。認識論的理解方式主要是指在思維行程中將事物的客體尺度或本征尺度予以蒸發和抽象，在思維中形成一種概念或邏輯尺度，并且以真實反映事物的本征尺度或客觀存在為終極目標和最高境界。地理學中的“本征尺度”和“測繪尺度”之間的關系，較為典型地闡釋了尺度的本體論與認識論把握方式之間的關聯與差異。而尺度的價值論理解方式，有時又被稱為“價值尺度”，主要是突出或強調主體的內在需求和價值偏好，以及價值尺度的主體性與多樣性，尺度的生產、選擇與應用以改造客觀世界、滿足主體需要為終極目標和最高境界。這三種關于尺度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在現實中往往是經過多次抽象且復雜的組合而結合在一起的，從而使得尺度的生產、選擇、轉換與應用，都表現出鮮明的社會關系性和社會建構性特征。

實踐中的尺度類型一般可以這樣劃分：一是定類尺度或類別尺度，主要是根據事物性質的不同，或者說是在質與量統一的尺度中，側重于其中質的差異來進行分類，比如人的尺度與物的尺度、時間尺度與空間尺度、主體尺度與客體尺度、內在尺度與外在尺度的分類等等。二是定量尺度，就是在質與量統一的尺度中側重于其中量的差異，或者說是在同類的尺度中通過凸顯量的增減或要素結構的變化來進行分類，比如同是時間尺度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區分，同是空間尺度的國際、國內與區域之別，同是人的尺度的人類、民族、階級、群體與個體之別，等等。三是將定類尺度與定量尺度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尺度組合，如在定類的人類尺度下，結合時間和空間變量研究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等。

(三)尺度依賴效應

在由各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在一起的廣袤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這無限網絡中的一個節點，都有其特定的結構與層次、屬性與功能。所謂尺度的依賴效應，是指任何尺度作為一種“完成了的存在”，都是質與量的相互統一，其質的界定和量的限度都有其臨界性，超越了這種臨界性也就意味著尺度本身的變化，從而使得任何特定尺度的有效性與適用性都有其確定的范圍和界限，事物的性質和過程也總是隨著尺度跨類或跨級的轉換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和意義。尺度的跨類轉換是指從一種尺度轉換為另一種不同種類的尺度，如從時間尺度轉換為空間尺度，從人的尺度轉換為物的尺度，從大氣污染測量到水污染、土壤污染、噪聲污染測量等。尺度的跨級轉換是指在同一類別的尺度中，通過尺度的上移或下降、擴大或縮小，來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性質和規律，如空間尺度中的緯度與經度、國內與國外的變化等。在不同尺度的觀照或分析之下，相同的現象或同樣的問題就會得到不同的描述和闡釋，其要素之間的因果聯系和作用機理，也會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特征和面貌?；谀撤N特定尺度而獲得的真理性認識，并不具有無條件的可移植性。如在自然科學中，牛頓經典力學只適用于宏觀低速運動的物質世界，而不適用于宏觀高速以及微觀高速運動的物質世界，就是一個典型的尺度選擇與尺度運用問題。廣泛應用于地理學、生態學、水文學以及氣象學等學科的遙感技術，一直以獲得客觀、精確的遙感信息為理想目標。但是，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遙感技術的尺度(空間分辨率與空間覆蓋范圍)選擇成為信息獲取的重要影響因子。從不同遙感尺度中所提取的數據信息，往往具有不同的精確度，反映著不同的地表特征和分布結構；忽視數據信息對于遙感尺度的依賴性，可能會導致所獲信息與實際情況之間的難以對應[3]。

在復雜的社會系統中，任何現實、具體的人總是處在特定的社會空間和社會關系當中，存在著地理、國家、民族、階級、經濟、文化、意識形態、權利能力、信息能力、博弈能力、價值理念、利益訴求和政治立場等方面的現實差異，深刻地影響到人們對于事物性質和意義的理解與闡釋，也影響到人們關于尺度的表達、采納、應用和轉換。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接受或選擇了某種尺度，不僅意味著對于事物性質和特征的認同和接受，往往也意味著贊同或支持某種價值觀念或政治立場；而尺度的跨類或跨級運用，不僅意味著人們對于事物的認知和理解發生了變化，同時也往往意味著某種利益訴求或權力主張的改變。一般來說，將尺度上升為較為宏觀的大尺度時，往往也會主張更高的治理層級、更大的治理范圍和更多的管控權力，甚至與治外法權、長臂管轄等目的相關聯；而將尺度下降為較為微觀的小尺度時，往往會強調國家的、民族的或地域的等各種特色，同維護本國利益、主張區域自主、拒斥外部干涉等相聯系。尺度策略的復雜組合與靈活運用，能夠提升或降低相關問題的層次與級別，從而使得尺度的生產、供應、轉換和采納的平臺，必然成為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權力相互博弈與斗爭的場所，尺度學在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一種尺度政治學。

二、環境公平的尺度選擇與蘊涵差異

不同環境公平尺度的形成，無論是德性主義的、理性主義的、情感主義的，還是功利主義的或權利主義的本體論訴說，都是奠基于對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與作用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人的價值與意義的不同自覺，反映著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同價值訴求和行動路徑主張。

現代環境公平運動主要源自發達國家的權利運動和環境運動，環境公平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美國環境保護署將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內涵界定為：在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執行方面，不分種族、膚色、國籍或收入，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公平對待和進行有意義的參與。這一界定通常也被當作環境公平的內涵來理解，其主要特征是明確將人確定為環境公平的主體，但是又根據當時美國國內環境公平運動的議題焦點和主要訴求，而將環境公平的客體主要界定為參與環境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的機會公平。而如果從更具概括性、一般性的角度來界定的話，馬克思主義關于“完成了的自然主義”與“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相統一的共產主義理論，則非常完整、準確地概括了環境公平的內涵，即環境公平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崇高理想追求“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4]185。正是在這一極具統攝性的內涵界定之中，才會衍生和呈現出環境公平的尺度分化和不同選擇?？傮w來說，環境公平的尺度類型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不同的尺度選擇具有不同的價值意蘊，產生不同的實踐結果。

(一)環境公平的人道主義尺度與自然主義尺度

1.人道主義尺度

環境公平的人道主義尺度，強調以人類作為世界萬物的價值主體或價值中心，主張各種環境權益和環境責任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公平分配。不論分配的到底是物質性的環境資源，還是非物質性的權利與機會、責任與義務，也不論分配的依據如何確定、分配的比例是否恰當，都主張是面向人的、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的分配。至于作為主體的“人”或“人類”，到底是當代的人還是未來的人，是不同國家的人還是不同民族的人，是不同區域的人還是不同階層的人，則都可以歸結為人道主義這一共同尺度下的推衍與移動。

人道主義思想在古今中外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和強大的文化影響。普羅泰戈拉“人是萬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題，開啟了西方人道主義思想的先河，也是現代西方人道主義環境公平價值立場的理論奠基。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盡管堅信“天人合一”的宇宙論，但同時認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而人則是“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5]。北宋著名學者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也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生態理念和生態智慧，但他始終認為交感流行、生生不息是天地萬物的本質和規律，而天地本身則是“無心”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情感和理性思維，才能夠“為天地立心”，才能夠做到“成己成物”“仁民愛物”。這些都體現了我國傳統儒家“天人合一”框架中的人道主義價值路向。

2.自然主義尺度

環境公平的自然主義尺度，概括來說就是以各種形式拒絕將人類作為唯一的價值主體，主張以人之外的動物、生物或生態為價值主體，并以是否滿足了這些主體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作為衡量環境公平的標準和尺度。

中國古代的道家從“絕對”“大全”的意義上來理解和把握“道”的內涵，認為世間萬物包括人在內都是“相對”的、“有待”的，都處于不斷運動和轉化之中，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質的穩定性和差異性。如果從“道”這一極其宏觀的尺度出發，那么就必然是“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萬物自化”“萬物齊一”，并且得出人類應該“絕圣棄智”“自然無為”的實踐主張。佛教“緣起性空”論的解釋系統認為萬事萬物沒有實在的“自性”，而是一幅相互依存、互相攝入的整體共生圖景，認為“有情眾生”與“無情眾生”都是平等的，甚至山河大地之類的非生命存在物也都蘊含著“佛性”，具有同等的存在價值?，F代西方的動物解放論和動物權利論認為，道德關懷的對象和環境公平的主體不能狹隘地局限于人類，而應該拓展至動物這一層面。生物平等論認為，人與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構成了一個相互依賴的生命共同體，所有的生命都擁有天賦的同等的內在價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而“善的本質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6]，人類應該滿懷同情地對待生存于自己之外的所有生命，以保持生命共同體的穩定、有序和健康。生態平等論則將道德關懷拓展至包括其他無生命存在物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將維護生態系統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視為最高的善。深層生態學的代表納什十分推崇東方古老的道家思想與現代西方深層生態學觀念之間的遙相契合，認為“在這兩種思想體系中，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生物學鴻溝和道德鴻溝都蕩然無存”[7]。

自然主義的環境公平立場基于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客觀事實和科學認知，對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理念展開了猛烈批判，主張將道德關懷和倫理準則拓展至人以外的動物、生物乃至整個自然生態系統。這對于推動人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喚醒和培育人們的生態意識和公平意識，提升和完善人類的道德水準和道德境界，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實踐中也能夠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影響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公平運動。但是，自然主義環境公平尺度具有難以克服的內在局限性。

一是抽象、孤立地理解自然，割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爸灰腥舜嬖?，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盵4]516我們眼前的自然并不是開天辟地以來就一直如此、未曾改變的，而是人類通過現代自然科學、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在實踐活動中予以變革了的自然界?！耙驗橹挥性谏鐣?，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盵4]187那種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無關的自然界，對人來說是無；而那種求救于“笨拙的農村田園詩歌”式的懷舊，則是一種比基督教還要反動的“自然宗教”[8]。印度學者古哈在《激進的美國環境保護主義和荒野保護——來自第三世界的評論》中，曾對西方深層生態學理論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美國式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對狗、樹和荒野的關愛超過了對人類的關愛，這種環境倫理和公平尺度代表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表明了富人的傲慢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自私，如果無條件地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并加以應用和推廣，會威脅到甚至取消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二是抹殺了人與生命共同體中其他要素之間的本質差異。人是自然性與社會性、受動性與能動性相統一的類存在物，與動物不同的是，“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4]163。正是由于人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4]162，人才可能通過審視和反思人與自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調整和變革自己的行為方式，也才會有各種生態文明的理念和實踐。而且“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9]。反觀現實生活，在一些自然主義或深層生態學理論居于主導地位的區域，由于保護生物多樣性而大量繁衍和泛濫生長的動植物，實際上已經開始威脅到當地人的生活和生存。三是借助于泛靈論思想進行心理批判，忽視了社會制度的批判和變革。自然主義總是將生態環境問題的成因簡單地歸結為人類關愛意識的缺乏和道德自覺的不足，沒有認識到“人對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系，正像人對人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自然的關系”[4]184，不愿或不敢進行制度批判和制度變革，而是通過萬物有靈的話語方式進行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批判。自然主義不僅沒有找準生態環境問題的真正成因，還彌漫著濃郁的反科學技術和反經濟增長的情緒。

(二)環境公平的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

時間和空間是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也是人類認識和把握世界的基本尺度。但是與自然界物質運動呈現出的時空特性有所不同，社會意義上的時空是以自然時空為基礎的實踐性建構過程，社會時空中充滿著文化、制度、權力等方面的差異和沖突，蘊含著人類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實踐感悟，對人們關于環境公平時空尺度的認知、體驗和把握產生不同的影響。

1.環境公平的時間尺度：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

以整體的人類作為主體，從時間維度來考察環境公平問題，就會呈現出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兩種尺度之分。代內環境公平主要指當代人在利用環境資源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需要的過程中，也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體現利益共享、機會平等、責任共擔、合理補償的原則，公正平等地享有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履行保護環境的義務。代際環境公平是指要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流變角度，去考察人類代際環境公平問題，主張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滿足當代需求、實現當代利益的同時，還要為未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留下應有的資源和機會，以一種有利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道德責任，保證當代人與后代人在環境資源開發和利用權上的公正分配。

在環境公平的時間尺度序列中，同時又存在著代內與代際、歷史與現實何者優先的分歧與爭論。主張代內環境公平優先者認為，代內環境公平是代際環境公平的前提和基礎，更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尤其是在生態殖民現象、環境不公問題十分突出的當代世界，如果代內的環境公平問題都不能解決，就很難設想能夠解決好代際環境公平問題；片面強調代際環境公平的優先性，往往會制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并在事實上迎合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環境想象和公平尺度，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生態殖民主義。主張代際環境公平優先者則認為，只有將代際環境公平置于優先位置，確立起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理念和制度，才能倒逼或迫使人類通過約束當代人類的行為解決代內環境公平問題，并且認為這是人類擺脫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

即便在代內環境公平優先這一共同的立場上，依然存在著歷史責任與現實利益之間的分歧與博弈。發達國家往往立足于當下階段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提出具有普遍性、同一性的環境公平方案，要求所有國家無差別地承擔責任和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往往凸顯發達國家在環境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方面的歷史責任，強調國情的特殊性以及當下發展的優先性，主張有差別的責任和義務，并要求發達國家加大環境技術援助和環保資金支持。

2.環境公平的空間尺度：國際環境公平與區域環境公平

國際環境公平是指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應當得到平等的對待和進行富有意義的參與，公平地享有環境資源權益和承擔環境義務。區域環境公平主要是指同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不同區域之間，要公平地享有環境資源權益、承擔環境義務。

國家或國家集團目前仍然是各種國際事務中最為核心的活動主體，存在著確定的國土空間界線，以及極具剛性的、排他性的主權邊界。在這些不同的社會空間中既有地理環境與自然稟賦、人口數量與質量、發展模式與技術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也存在著制度與文化、傳統與習俗的差異，到處都充滿著宗教的、道德的、利益的、權力的社會關系，是一種“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空間”[10]。與此類似的是，即便同一主權國家內部的不同空間區域，也絕非同一的、均質性的，同樣存在著權力、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或沖突。

盡管當代生態環境問題已經跨越了傳統國家和區域之間的自然空間和行政邊界，日益呈現出“時空壓縮”的特征，迫切需要人們攜起手來應對共同的挑戰，但是由于不同空間中的環境主體采納了不同的環境公平尺度，進行著復雜的尺度談判和激烈的尺度博弈，權力邊界的軟化還不足以形成共同的理念和一致性的行動方案。哈丁的“救生艇倫理”較為典型地代表了美國的環境公平尺度選擇。此理論指出，由于地球環境資源的有限性，發達國家沒有必要和能力以食物、貨幣和技術等形式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饑餓、貧困和環境問題，也沒有必要允許窮國人口向富國移民，因為那樣做不僅會降低富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而且還會增加窮國對于富國的依賴性。這種“救生艇倫理”探索的是怎樣讓美國國民更好地生存下去，根本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民眾以及未來人類的生存權利，并且還標榜“徹底的不正義即是正義”，所以這種理論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反人類的”理論[11]。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更是公開鼓吹“美國優先”論，公然懷疑氣候變化的確鑿證據和科學共識，不愿承擔較大的減排責任，不肯采取積極有效的共同行動，甚至還在2019年宣布美國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

與此同時，西方還有一些激進的環保主義或環境民粹主義者，以不同類型的深層生態學理論為支撐，將保護荒野、解放動物、氣候正義、反抗生物滅絕等作為最大的政治正確和社會正義，漠視社會整體利益和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組織各種“公民不服從”的街頭抗議運動，試圖以激進甚至暴力的手段改變現狀。而一些政黨為了撈取選票和政治利益，也趁機介入加以炒作。這一切導致環境公平的尺度議題高度政治化，往往會迫使一些國家的政府不得不以各種權宜之計回應他們的激進訴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環境公平尺度逐漸極化的趨勢，已經開始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

(三)環境公平的主體尺度與客體尺度

“主體”與“客體”這一對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往往具有不同的含義與指稱。與人道主義是以“人”為價值主體相一致，環境公平的“主體尺度”即“人的尺度”或“內在尺度”，主要是指現實的、差異性的人，總是依據自己的情感、興趣、欲望、愛好、需要等，來采納或選擇某種特定的環境公平尺度。環境公平的“客體尺度”即“物的尺度”或“外在尺度”，主要是指以人以外的環境、資源、權益或責任等(既包括實體性的空氣、土壤、食物、礦產資源，也包括非實體性的環境權利、義務和機會等)，來作為評價環境公平狀況的尺度。

1.環境公平的主體尺度

人總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社會人，在他們繼承下來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前提、界限和條件下活動著，表現為個體、群體、階級、民族、社會、國家以及人類等不同的形式。主體尺度或內在尺度的形成，一般來說主要取決于人對自身需要及其先后次序的清醒自覺，以及對客體屬性和功能的科學認知，畢竟“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4]192；但與此同時，主體尺度的形成也會受到那些人們身處其中的、關于人與其世界之間關系的各種非理性機制的影響和制約[12]。不同社會時空中的不同主體，由于處于不同的生存狀態和發展階段，就會產生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的需要；同一個社會時空中的相同主體，隨著生存狀態和發展階段的變化，需求的類型和層次也會隨之而改變。多樣主體的多元化需求必然會產生多樣化的內在尺度，從而對于同一事物或相同現象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價值評價。這也就導致在評判環境公平問題時，必然存在著主體尺度依賴效應，即存在著“以誰的需要為尺度”“以什么類型的主體需要為尺度”，以及“對誰有利”這樣的問題。

2.環境公平的客體尺度

在錯綜復雜的各種環境問題中，哪些問題能夠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從而成為衡量社會環境公平狀況的客體對象或評價尺度？除了人們對于環境問題的發生機理、危害、影響等方面的不同把握狀況以外，社會的產業結構方式、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生存狀態、價值觀念、公平意識、權利能力，以及媒體輿論引導、社會權力結構、階級力量對比等方面的因素，都會決定或影響哪些環境問題能夠成為現實聚焦的環境公平議題。一般來說，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關聯、危害健康、涉及較廣、影響較大的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土壤污染、鄰避沖突等問題，比較容易成為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比較容易走上政治博弈的議題平臺，從而成為衡量環境公平狀況的客體尺度。而諸如資源共享、環境人權、環境參與等議題的真正關注和全面落實，由于其復雜性、緊迫性、操作性等方面的原因，何時何地能夠成為衡量環境公平狀況的客體尺度，既是一個社會性的建構過程，也是走向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階段性標識。

三、中國環境公平的尺度立場及其組合

任何類型的生態文明理論都必然存在著一個價值歸宿的問題，也蘊含著某種相應的環境公平尺度。在相互激蕩與競爭的多元價值觀念和環境公平尺度中，只有經過價值序列重組和尺度鑲嵌配套，最大限度地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的價值共識，才能選擇并建構一套切實可行、匹配協同的環境公平尺度體系。并且，只有將這套環境公平尺度體系轉化為具有剛性的基本制度，以制度來主導整個社會的基本環境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格局，以及由各種環境合作所產生利益的劃分方式，才能在求同化異的動態演進中，最終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

縱觀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圖景，我國政府關于環境公平的理論闡述與尺度特征，比較集中地蘊含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生態文明思想當中，并通過相關政策、制度和實踐正式、權威地予以宣示、推廣和應用?？偟膩碚f，我國環境公平的尺度特征主要呈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的人道主義

人與自然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4]161；人類在開發自然、利用自然的過程中，歸根到底是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的[13]。然而，如前所述，“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客觀規律和經驗事實，并不必然導致相同的生態文明理論和環境公平主張，人們從這個共同的前提出發，依然可以走向不同的生態文明理論，提出不同的環境公平尺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奠基于“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客觀規律和理論基石，堅持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中有關民本、尚同、兼愛、和諧等“天人合一”的理念，以馬克思主義“完成了的自然主義”與“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的統一為終極價值目標和崇高社會理想，整體謀劃中華民族和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在注重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的同時，始終強調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人民中心的價值立場，主張走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明確提出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環境也是為了民生。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突破了關于人類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僵化、迷妄的思維模式，既克服了各種自然中心主義消解人在生命共同體中的特殊性和能動性的“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理論弊病，同時主張天人一體、泛愛萬物，又克服了各種人類沙文主義“蔽于人而不知天”的錯誤實踐。

(二)著力解決當前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永續發展目標下的代內公平優先

“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決定著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又決定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盵4]534環境公平作為聯結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的節點或樞紐，是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重要組成和重要體現，也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區別于資本主義生態文明的內在本質，其終極價值目標的最終實現依賴于具體目標的階段性完成和積累。

我國政府在破解世界各國具有共性的生態環境難題與困境的同時，自覺地將生態文明建設與“黨的宗旨”“社會主義”“環境公平”等價值立場內在地關聯起來，明確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既要滿足當代人的發展需求，也要為子孫后代留下未來發展的資源，以及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優美環境。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意識到，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已經成為社會矛盾的重要方面。他明確指出，“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14]5，“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15]。尤其是良好的生態環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關聯，用之不覺、失之難存，“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4。為此，他要求各級政府承擔主體責任，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在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的同時，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所想、所盼、所急，集中攻克老百姓身邊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深入開展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讓老百姓實實在在感受到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要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寬廣度；要強化多污染物協同控制和區域協同治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氣。

(三)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差異化空間規劃中的一體化共建共享

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首先，要遵循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城鄉發展規律，根據不同空間的自然資源稟賦和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強度和未來發展潛力，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統籌謀劃自然資源、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其次，為解決不同社會空間中規則、權力和制度之間的區隔或沖突問題，生態文明建設又必然需要打破社會空間的行政邊界，加強區域協同與合作，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積極推動經濟生態化與生態經濟化的雙向轉化，促進“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之間的良性互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綠色經濟、高品質生活與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我國地形地貌、氣候類型、生態環境、能源資源儲量，以及人均資源占有和空間分布差異等方面的實際狀況，我國政府一方面不斷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加快推動主體功能區戰略，劃定各類開發與保護的空間管控邊界，落實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以及各類海域保護線，細化主體功能區劃分，強化空間用途管控，并且按照主體功能區的不同定位劃分政策單元、制定差異化政策，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又推動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區域協同發展戰略，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在推動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的同時，凸顯環境公平理念，共享綠色發展成果，加大對欠發達地區、重點生態功能區、重要水系源頭地區、自然保護地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完善區域協同合作與利益調節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還建立了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制度，鼓勵和支持環境保護地區和受益地區、流域上下游、資源輸出地與輸入地之間開展多種形式的橫向生態補償。

(四)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環境治理：發展中大國的綠色擔當

生態環境風險的全球性、多樣性、復雜性和破壞性，使其越發成為高度復雜、敏感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社會進步與繁榮的重大威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建設綠色家園是人類的共同夢想，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任何一國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15]。國際社會需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破除觀念障礙和制度藩籬、打破利益固化格局，共同推進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共同守護人類共有的地球家園，共同建設美麗清潔的世界。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在全球環境治理和國際環境合作方面，首先，中國政府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胸懷天下，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共同建設美麗清潔世界。其次，中國政府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及各自能力原則，主張在確定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和義務時，應當將資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的歷史和現實、總量與均量等因素統一起來，認為發展中國家擁有消除貧困、發展經濟的優先權利，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通過相關環境損失和損害的國際補償機制，向不發達國家提供充足的、可預期的、額外的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以補償或賠償不發達國家曾經遭受和正在遭受的環境損失和損害。中國政府堅定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生態霸權主義和生態殖民主義，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最后，中國政府積極引領國際環境治理秩序的變革方向。中國政府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地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率先發布《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和行動方案，明確了美麗中國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全面履行《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積極參與全球荒漠化環境治理；發起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設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將實施綠色發展行動納入中非“八大行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資金、技術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環境治理能力，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四、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的變化，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生態奇跡和綠色發展奇跡。而隨著美麗中國建設的不斷推進，將要觸及的深層次矛盾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對于環境公平的關注和訴求也會越來越多。這就需要我們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清晰把握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與資本主義生態文明、一般性生態文明話語和實踐與環境公平理論和舉措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完整準確地理解和落實新發展理念，在創新綠色經濟技術手段和環境政策工具時，要對其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共享”“公平”理念進行前置性的價值考量和后置性的效果評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環境公平的實現不是某種單一尺度的宏觀敘事就足以解決的，而是需要深刻理解環境公平與共同富裕之間的內在關聯[16]，正確把握各級地方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界限；我們要在做好宏觀層面的環境公平頂層設計的前提下，及時解決各地各類環境政策和環境制度之間的擁擠和沖突問題[17]，通過各種不同類型和層級的環境公平微觀尺度之間的鑲嵌、匹配與協同，不斷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始終沿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