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鄂豫皖地區土地革命成因的社會學分析

郭 凱

(鄭州工程技術學院 經濟貿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陸續在多個地區建立了蘇維埃革命根據地。這些蘇維埃根據地的建立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強大的革命力量由外入內建立起外生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另一類是地方積蓄革命力量引發革命起義,建立起內生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這些蘇維埃根據地都有著“富而不庶”“偏而不遠”的共同特征,但社會結構特征卻千差萬別,因此很難用一種理論解釋土地革命的成因。本文以鄂豫皖蘇區的土地革命爆發為例,運用社會學中的社會運動理論,分析這一問題。

一、引言

對于鄂豫皖蘇區的研究,學術界著重從鄂豫皖蘇區的黨建、執政經驗和歷史過程方面進行探究,從中尋求土地革命爆發的成因和經驗。學術界對土地革命爆發的共性因素闡述的較多,而對各個革命根據地個性因素研究較少,但廣大農村社會巨大的差異性導致土地革命爆發成因的諸多不同,這些差異是不同地區土地革命成敗的關鍵。隨著社會史和新革命史研究的興起,從新的角度和綜合多學科方法研究革命成為新的熱點,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土地革命背后的社會因素,思考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比如土地革命時期的贛南、閩西固然環境封閉、經濟落后,但維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區困難,在封閉的環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樂、安于現狀的心態,而地權更是屬于分散地區,從經典的思路中很難找到其成為革命中心的緣由。[1]不少學者認為鄂豫皖地區的革命爆發是土地兼并過度,但這樣的蘇維埃革命成因分析略顯簡單,難以闡明革命成因的復雜性。也有學者認為鄂豫皖地區革命是早期共產黨人利用“社會資本”在鄂豫皖地區人為制造出來的。[2]但這過度強調了主觀性,忽略了地區多種差異。也有學者認為,在大別山地區,鄂豫皖蘇區的建立并不代表著這一地區就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矛盾,復雜的環境使得中共不可能僅僅以土地革命的口號就能動員農民為其所用。[3]海外學者對鄂豫皖地區革命爆發的原因多歸結于集體記憶、歷史意識及其他日常文化實踐。[4]這些結論多傾向于某一因素主導鄂豫皖土地革命的爆發。實際上蘇維埃革命的爆發是諸多因素在復雜機制運作下共同作用的結果,單一因素解讀難以闡述蘇維埃革命的復雜性。本文借鑒社會學中的“值數累加理論”,從另一個視角分析鄂豫皖地區土地革命爆發成因,探究共性背后的個性。

美國社會學家斯梅爾塞1962年提出了“值數累加理論”,他認為集體行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產生,都是由六個因素共同決定的。一是結構性有利條件;二是結構性緊張;三是概化信念的形成和傳播;四是誘發因素;五是對參與者的行動動員。這五個因素是推動社會運動進行的因素,屬于促進因素。而第六是社會控制的運作,而社會控制的運作可以發生在五個促進因素的任何環節,屬于阻礙因素。斯梅爾塞進一步強調,前五個因素存在著遞進關系,并且對集體行為發生的促進作用也是遞進排列,只有在前一個因素具備的前提下后一個因素才可能發生。在斯梅爾塞看來,只有五個因素同時具備,并在與第六因素社會控制的角力中勝出之后,集體行為才可能發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六個因素都是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和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5]這一理論著重在于分析社會結構和事關集體運動的因素,將諸因素分為促進和阻礙因素,以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的互動角力為運作機制,闡述社會運動的發生邏輯。革命本質上也是社會運動,也遵循社會運動的某些規律。因此用“值數累加理論”闡釋鄂豫皖地區的蘇維埃革命,或許對我們審視蘇維埃革命和蘇維埃根據地社會有另一番景象。

二、鄂豫皖地區土地革命爆發因素分析

斯梅爾塞將前五個促進因素以遞增的數列排序,他認為這些因素的作用是促進作用,并且以此遞進推動社會運動發展。但“值數累加理論”是基于分析規模形式不一的各種類型的社會運動,而革命是由多種形式、規模大小不一的社會運動組成,五個因素顯然不可能機械地按順序發生作用,而是與社會控制因素相互交織角力共同起作用。

(一)鄂豫皖地區社會經濟危機重重

結構性有利條件主要是指鄂豫皖地區地處偏遠山區,土地資源相對稀缺,容易產生大量的貧農雇農等貧窮人口。20世紀初期的鄂豫皖地區正是處于經濟危機加劇、鄉村社會日益窮困的境地。清末的中國農業經濟就已經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氣候、世界性經濟危機、國際戰亂等因素都深刻地影響著農業經濟。受農業經濟危機的影響,中部地區農村社會土地不斷集中,社會階層日益分化。如豫東南的信陽縣,從1921年到1926年,自耕農由占農戶的39%下降到32%,佃農則由40%增加到52%。光山縣“大半自耕農不得不另外租種別人的田地變為半自耕農,最不幸的甚至于積債累身,逼到賣掉自己所有的田地,還清債以外,剩余的只夠租種地主田產的押金,而變成完全的雇農”[6]。到1935年,潢川縣佃農雇農占總數的75.8%;羅山佃農雇農戶數占總數的37.45%;光山佃農雇農戶數占總數的55.2%;經扶(新縣)占佃農雇農戶數占總數58.1%。[7]154-155這表明20世紀初期的豫南,大多數農民長期處于無地和少地境況。湖北情況也較為類似,從1931—1936年間,全國自耕農比例在45%—47%之間浮動,而湖北則是28%—33%之間,自耕農比例湖北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全國范圍內佃農的比例在29%—31%之間,而湖北則是38%—42%之間,佃農比例湖北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湖北半自耕農的比例則稍高于全國平均比例3到7個百分點。[8]但農民中自耕農的比例多少并不意味著有革命意愿和渴求土地的群眾的多與寡,只是表明農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比如在江西,革命組織發展很好的萬安縣是自耕農占多數;在鄂西、江陵、石首、監利、沔陽等縣革命勢力發展很快,這幾縣也都是自耕農占絕大多數,在這幾縣的割據區域,分不清地主與佃農,以致土地問題無從解決。[9]這一問題的出現并不能說明自耕農較佃農有更強的革命意識,而是在當時“實際上一家種很少的自田而必須外出當雇工的自耕農,比起一家租種很多農田而大批地雇工來耕種的佃農,還要貧窮得多”[10]。但無論如何,自耕農的減少表明當地土地兼并的增多和農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這種生活水平的下降,將農民不斷陷入絕對貧困之中,雇農已經很難翻身立足。如1935年豫南潢川、商城、息縣三地的土地價格約為上等水田最高價為40—30元,普通30元,最低10元;旱田最高15元,普通10元。而糧食中高產的稻谷產量也只有一石到四五斗之間。[7]475-477再以1935年豫南地區雇工的工資為例,1935年農業工資長工(年)工資最高為潢川25元,羅山25元,光山25元,息縣40元,經扶(新縣)12元;經扶縣(新縣)列河南最后一名。[7]158以此數據類推,一個豫南雇工若想買一畝中等水田,要耗時3年多的時間,那么按照人均5畝地為最低的生活標準計算,一個雇工要想從無到有置辦好家業,需要15年以上的積蓄,所以只是依靠雇工工資不大可能實現。顯然,在南京民國政府所謂的最好十年時間(1927—1937)中,鄂豫皖地區的農民生活依舊困苦,依舊是貧窮的代際傳遞,赤貧人口不斷增多。

(二)租佃關系緊張,貧富差距加大

結構性緊張因素主要是指在鄂豫皖地區由于農業生產力的不同,容易產生巨大的貧富差異和相對剝削感。實際上鄂豫皖地區的農業土地兼并過度并不足以完全引起革命。1950年初在對湘、贛、鄂、粵、豫五省農村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江西和河南一起被列為土地較為分散的地區。[11]地權的集中程度只能代表一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農民是否能繼續生存下去還要取決于土地的生產力,取決于地主與佃農的租佃關系。[7]476據1931—1934年統計,湖北主要的農作物大多數在播種面積、總產量、畝產量上均位于全國前列,據時人估計這一時期湖北省的土地生產力已經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2]土地生產力高和土地收入的增加,使得湖北省的佃農比例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土地兼并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約三分之二的農民都要依靠租佃生活,租佃關系的穩固與否直接決定著農民的生與死。租佃關系中地主階層的經濟狀況和剝削程度決定著農民與地主兩個階層的關系緊張與否,而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主要取決于地主是否主要依靠土地營生。鄂豫皖山區大多數地主依靠地租為生時,租佃關系就容易緊張。比如鄂北地區的農戶,盡管可以從農業生產中有所得,甚至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因地租比重高,仍難改變寅吃卯糧的苦難生活。大冶農家負債是普遍現象,負債農家占到了全縣的2/3,其幸不負債者,也非將生活費用降低至極少的程度不可。[13]在黃安成莊村,20家農戶有12家負債,平均每戶負債43.75元。而當時一家4口人每年的最低消費需要137.75元,至于教育、醫藥、婚喪、房屋修繕等費用還不計算在內。[14]鄂豫皖交界的鄂北地區盡管農業生產有所發展,土地生產效率有所增加,但地租比例高,土地兼并的趨勢未有改變,農民生活依然困苦,多數農戶苦苦掙扎在破產的邊緣。豫南農村也是如此,對于農民最致命的是“因受土劣之剝削,軍隊之騷擾,土匪之搶劫,益以頻年荒旱,已達十室十空之景象,其真正痛苦,即在于此”。商城縣農民“豐年可享農村之樂。唯近年,雨遭兇荒,農村破產,一般農民,多不能聊生”[15]。農民生活貧窮的原因除去地租之外,高額的賦稅也導致農民收入入不敷出。南京民國政府從1927年開始田賦制度改革,但始終難以遂愿,湖北省的限制田賦附加,因各縣積習太深難見成效,終至1936年,全省各縣附加總數仍平均超過正稅的3倍。暴漲的地方賦稅和難以控制的支出,加之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在天災人禍的情形下地主階層就變為貪婪的唯利是圖者,租佃關系異常緊張導致農民難以生存,租佃關系就成為結構性緊張因素。

鄂豫皖地區也并非全部落后于其他地區,在這個狹小地區內還存在著相對發達的地區,而這種相對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共存的現象,造成了鄂豫皖地區社會的“斷裂”狀態。比如麻城和黃安都是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一方面,比如湖北麻城距離武漢較近,20世紀30年代后期,麻城宋埠已經有800余家商業企業。清代黃安的商人曾經遍及上海、武漢、沙市、襄樊、重慶等地,被當地稱為“黃幫”。甚至出現黃安縣南部地區的一個佃農的收入水平與北部地區的一位私塾老師收入水平大抵相當的情況。在一個小區域有如此之大的貧富斷層,會讓普通民眾產生因貧富差距過大的被剝削感。歷史學家黃仁宇回憶這一段歷史時就敏銳指出：“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么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盵16]也就是說,如果貧富之間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的話,這樣的貧富差距就是革命爆發的動力之一。在同一地區出現巨大的社會貧富差異,給社會造成強烈的相對剝削感,極容易產生革命思想的火花和暴動的民眾。

(三)共產主義信念的有效傳播

概化信念在于為集體行動提供意義,引導人們對當前形勢的評估、解釋和反應。盡管鄂豫皖地區生存條件惡化,階級矛盾尖銳,階級壓迫雖可以引發農民的反抗行動,卻并不能激發民眾形成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運動。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形成時強調,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重要性,強調非經濟因素在形成階級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階級在客觀因素的作用下被塑造后又能主觀地形成。[17]單純的經濟因素在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中只是起到了輔助作用,同樣在鄂豫皖地區的革命中,生存的物質條件也只是革命爆發的諸多元素之一,真正讓民眾走上革命道路還是共產主義以“概化信念”的傳播,以更為簡潔明了的形式內容被民眾所理解。1927年國共分裂之后,共產黨人繼續原有的政治主張,進一步提出要在各地廣泛建立土地政權,在革命暴動的初期宣傳口號多為“打倒欺騙和屠殺民眾的國民黨政府!沒收豪紳地主土地歸農民!建立土地政府!”[18]從這些宣傳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共產黨人仍把20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社會的矛盾集中在土地和地主之上,從肉體上消滅他們是一勞永逸解決壓迫的根本辦法,而改善農民生活的辦法就是平分土地和不繳納賦稅,但這種一言概之的論斷并不完全符合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情況,普通民眾對此的理解仍舊停留在土地革命就是“殺富濟貧”的層面之上。顯然民眾并不能理解共產主義信念與自己身邊生活究竟有何不同,“概化信念”只能被民眾簡單化理解,而將農村的矛盾聚集在豪紳和土地兩個方面并不是共產黨宣傳的本意,但卻是最能喚起普通民眾參與革命的“概化信念”。而在實際革命中,仍需將其具體化,“紅軍標語打土豪劣紳這樣寫的時候很少,因為太空洞而不具體,我們必須先調查當地某幾個人是群眾最恨的,調查以后則寫標語時就要成為打倒土豪劣紳某某等,這個口號無論如何不浮泛,引起群眾深的認識”[19]。共產主義信念和革命道理難以通過說理的形式被廣泛接受,反而具體到人、具體到某一事件才是概化信念真正可以傳播開來并被民眾所認可接受的方式,并且要采用更為簡單的傳播方式。在鄂豫皖地區歌謠更為方便快捷。比如與“建立土地政府,殺盡一切反動派,殺盡土豪劣紳”等標語口號來比,因為識字者少,而農民最喜歡唱歌,歌謠的宣傳效力更大?，F在赤色區域所有農民都唱盡革命歌,婦女小孩沒有一個不記得一兩首來唱。[20]盡管是這種帶有“仇視”和“價值導向型信念”的概化信念,還是極大地促進了革命的爆發,“那時的革命運動是半自發性的,……群眾對黨不太認識,有人說共產黨是穿紅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黨完全起領導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領導作用?？偠灾?半自發性,不完全是黨領導的”[21]。這種概化信念并不準確清晰,卻因明確的目的性使得普通民眾將自己融入到概化信念所描繪的愿景中去,并從中獲得“愿望實現”的概化信念的承諾。

(四)土地革命暴動的突然性

突發性事件的影響往往是集體行為的誘發因素,在“值數累加理論”中起到的作用最為突然。在集體行動中往往起到的是將客觀社會條件轉為主觀因素的關鍵作用,但對于革命這樣大規模連續性的社會運動,突發性事件作用并沒有集體行動中的關鍵轉化作用,但卻有著強烈的象征意義。1927年到1930年代初期,鄂豫皖地區連續發生規模不一的旱災,豫南地區信陽縣“自是十六、十七等年皆旱,十八年大旱,民國二十年四月,晡雨地震。民國二十一年旱荒,秋收十之三”[22]。鄂北和皖西亦是如此,特別是皖西的農民暴動,就是發生旱災最為嚴重的1929年。災荒也極大地激化平時艱難維持的階級矛盾,已經被水淹沒到脖子之處的中國農民,災荒下的暴動便成為農民求生存的唯一選擇。災荒也是蘇維埃革命爆發的主要誘因之一。

對于大范圍的革命而言,盡管偶爾的時機不足以影響革命的爆發,卻能提升革命爆發的突然性。以黃麻起義為例,1927年11月,寧漢軍閥戰爭中,駐守黃安的國民黨軍的一個團被調守黃陂,黃麻一帶暫無正規軍駐守。11月10日,農民武裝在黃安七里坪攆走了一個營的國民黨部隊,不戰而勝地占領了七里坪,并組織了萬人游行示威。士氣高漲的革命力量,又擁有相當數量的軍事武裝,并且有強敵駐守,在這種有利的時機下黃安的共產黨人果斷地發動了黃麻起義,并獲得成功。而在同年的九月的暴動中,盡管共產黨人也組織武裝力量打擊土豪劣紳,占領集鎮,但很快在國民黨一個團兵力的回擊中停頓下來。再以商南起義為例,1928年豫南大旱,商城一帶糧食收成暴減,駐軍、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空前緊張,各類小規模的農民暴動時有發生,在商南起義中由于上級派來的領導人的意外犧牲,商城民團武裝加緊清查可疑分子,起義由原定的中秋節提前到5月發動。又比如1929年11月的六霍起義,起義前夕,共產黨人就認為六安秋收不好,經濟不好而民眾多有抱怨;軍閥忙于征戰,駐地客軍人少;又有快槍百余只,干部40余人,可組織3000人的赤衛隊,可以領導農民由一個群眾示威的形式,轉變為一個地方暴動。[23]但真正引起六霍起義時機則是1929年11月7日晚,六安三區二鄉的農民協會常委兼秘書長何壽的突然被捕,導致農民協會名單和秘密文件的外泄,11月8日晨獨山周圍15個鄉的數千農民包圍獨山鎮敵軍,解救被捕人員并占領獨山鎮,六霍起義全面爆發,此后又在西鎮、霍山、霍邱等地爆發幾十處武裝起義。鄂豫皖地區的多次武裝起義的爆發都有類似點,都有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并且多數都因突發事件而提前發動。鄂豫皖蘇區的革命暴動并非都是合適機會,但共產黨人的意外被捕和敵對勢力的突然進攻往往成為革命暴動的突發因素。誘發因素出現的時機往往決定著單次革命暴動的成敗,也是集體行動中的關鍵性因素。但在革命這一規模宏大的社會運動中,誘發因素并不帶有決定性,在革命這類高級的社會運動中,會連續出現誘發因素,甚至是人為制造誘發因素,因此誘發因素有不確定性,不是每次革命爆發都有關鍵作用。

(五)共產黨人對民眾廣泛的革命動員

“值數累加理論”認為對于集體行為發生作用最大的是對運動參與者的動員。這一因素不僅重要,更是保證由農民發起的暴動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而不是舊式農民起義的關鍵因素。1969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R·霍夫海因茨發表《中國共產運動成功的生態》,便提出：為什么在中國一些地區更適合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并使其在1949年最終取得政權?[24]盡管作者提出部分地區的蘇維埃革命有其獨特性,但他更認為地區的社會生態與是否接受共產思想之間并無必然聯系,革命成功的區域多是黨組織活動卓有成效的地方。

中國革命的勝利首先要歸結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正是有了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的思想武器,才能保證中國革命脫離舊式的農民運動,避免農民運動變成改朝換代的舊式暴動。從1922年春陳潭秋在黃岡成立了鄂豫皖邊區的第一個黨小組,到1927年鄂豫皖地區多數已經建立起黨支部或黨小組。革命思想在鄂豫皖地區傳播后,鼓舞了大量貧苦出身的農民參加革命活動。與其他革命根據地不同的是,鄂豫皖地區的知識分子對革命思想傳播和發動群眾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包S麻地區群眾生活與窮的地方比較并不很苦,革命卻搞起來了,關鍵就在這個地方要發動農民?！粋€重要的條件是革命知識分子多,農民就容易發動?！盵21]早期鄂豫皖地區在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過程中,發動知識分子參加黨組織,成為鄂豫皖黨組織建設的重點。如商城地區發動群眾主要是依靠共產黨員創辦的商城書社,發動群眾的方式主要就是吸收培養鄉村知識分子成為地下黨員?！肮ぷ鲗ο笫侵?、小學教員和中學、師范班的學生,以及進步的知識分子?！盵25]1927年10月皖西六安縣有44名黨員,其中42名為知識分子;霍邱縣有6名黨員,全為知識分子。[26]到1930年左右,皖西的霍邱、霍山、壽縣、六安、英山和合肥的共產黨人共有1500人左右,其中知識分子就占到75%。[23]通過先進的知識分子發動群眾,實行“以點帶面”的革命思想宣傳方式,共產主義思想在鄂豫皖地區迅速傳播開來,隨之鄂豫皖地方黨組織迅速發展起來,底層民眾也大量加入黨組織。1929年5月,黃安縣黨員發展到800余人;麻城縣黨員發展到700余人;黃陂縣黨員發展到180余人;商城縣發展黨員373人;到1929年10月,皖西六霍山縣發展黨員207人。[27]相比其他地區而言,鄂豫皖地區黨革命宣傳和動員中的中小知識分子成為鄂豫皖革命動員宣傳的主力,發揮知識分子在群眾的號召作用,并非常有效地動員了基層民眾參與革命。鄂豫皖地方黨組織的主力逐步從地方精英轉變為底層民眾,革命思想才能在鄂豫皖地區廣泛傳播起來,加之鄂豫皖地方黨組有效動員底層民眾參與革命組織和宣傳活動,使得鄂豫皖地區產生大量的革命火種。

三、結論

作為社會運動阻礙因素的社會控制貫穿社會運動的全過程,鄂豫皖地區的社會控制因素則主要是體現在國民黨對于偏遠地區發展的忽略和對于地方治理的失控。在農村陷入重重危機之下,鄉紳劣化,社會秩序嚴重失控。20世紀初期的鄂豫皖地區社會控制的阻礙因素并沒有起到控制和阻礙社會運動的作用。

復雜的社會及更為復雜的社會運動,決定我們不可能形成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模型,并據此對任何一種集體行為、社會運動或革命給予指導性解釋。[28]20世紀初期的土地革命爆發的成因顯然不是一套理論所能概括解釋的,各地的蘇維埃革命爆發成因各有特點,但仔細分析各地蘇維埃革命成因,多少都有這六個方面的因素。因此用“值數累加理論”對蘇維埃革命做靜態結構性分析,能夠較為清晰地揭示蘇維埃革命爆發的成因。但這一理論的缺點也較為突出,它樂觀地估計六種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認為是遞進增加地發揮作用,這顯然不可能成立。這一理論將六因素分為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因其作用客觀存在而可以被一定程度上地人為預測。主觀因素則為對參與者的行動動員和社會控制,這些條件來自革命參與者人為的作用,是參與社會運動者的主觀作用,則是難以準確估計和控制的,因其作用因主觀存在而難以被人為地估計和影響。換言之,客觀因素可以被認為干擾,但主觀因素則難以估計和影響,主觀與客觀因素的作用機制則更是不可測。主客觀因素的存在與因素作用機制的不可測,則是哲學意義上的弱決定論。

土地革命已經離我們遠去近百年,從“長時段”和“中時段”來看,現在就“告別革命”還為時尚早,多維度認識蘇維埃革命,對每一次革命作出個案研究,才能全面地看待這場改變中國和世界走向的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