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2年中共河南省委“撤干”始末

郭曉平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河南 鄭州 450000)

1941年初,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緊急部署,河南省委向延安以及豫鄂、豫皖蘇邊區等地撤退干部,史稱“撤干”。被撤退者包括省委成員以及省委直接聯系的部分黨員干部,豫西、豫中、豫西南、豫南等地方組織區委以上干部,以及部分可能暴露的黨員。至1942年底,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工作基本結束。撤至延安的干部隨后參加整風學習,后期經歷了錯誤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由于史料的缺乏,學界并未對此進行專門考察,僅見河南及相關市(地)縣(區)黨史基本著作概述屬區“撤干”情況。①因此,“撤干”的緣起與國內政治、軍事形勢,“撤干”的部署與黨的白區工作方針,“撤干”的過程、結果以及后續影響等,相關史實語焉不詳。河南“撤干”緣于黨的白區歷史上的一次突發事件,但與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國共關系、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黨的白區工作方針以及對白區歷史的評價,都有著直接關系與重要影響。本人曾參與對“撤干”時期河南省委主要領導王志杰等以及政治傳達員苗樹棠等的調訪工作?，F以歷史文獻和親歷者的回憶為依據,對“撤干”始末進行梳理。

一、“撤干”起因

1938年,豫北、豫東以及豫南部分地區相繼淪陷,河南省委所屬地方組織分布于豫西、豫中、豫西南和豫南。1940年4月前后,河南省委書記劉子久、組織部部長危拱之、統戰部部長王志杰,豫中地委書記張維楨、靈寶地委書記苗樹棠、洛寧地委書記邵文杰等作為河南選派的代表,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子久離任期間,省委宣傳部部長郭曉棠代理省委書記。由于七大延期召開,劉子久、張維楨返回河南,危拱之在中央組織部地方工作科協助工作,王志杰、苗樹棠、邵文杰分別在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2月,王志杰、苗樹棠、邵文杰和省委交通員杜征遠到中央組織部接受向河南省委傳達與撤退干部的任務。對于在中組部接受任務的情形,王志杰與苗樹棠、邵文杰、杜征遠的回憶有一定出入。

王志杰：1941年2月初,中央組織部地方科通知我和危拱之等,陳云部長邀我們研究有關河南黨的緊急情況。陳云在辦公室拿出一份電報,說：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對我黨和進步勢力進攻。這份電報是剛剛破譯的,從內容上看,河南黨組織及一些主要負責同志似已暴露,必須采取果斷措施。陳云傳達了中央的決定：為防止河南地下黨遭到大的破壞,立即組織撤退黨的負責干部。[1]164

苗樹棠：1941年2月20日晚,突然通知我立即到中央組織部,同去的還有王志杰等同志。在中組部地方科,我們看到破譯國民黨的電報,注著當天日期,表明緊迫性和嚴重性。從電報上看,是埋藏在河南黨內的國民黨奸細向其上級報告我豫西黨組織內部詳細情況,可以看出是潛藏在省委一級的內奸。奇怪的是,只有省委郭曉棠和洛辦秘書實有其人,豫西各縣黨組織負責人沒有一個和實際對得上號。21日,陳云和我們談了話。下午我接到調令,晚上就搬到中組部住,同時還有王志杰、邵文杰、杜征遠。第二天,中組織傳達了中央關于處理河南問題的緊急決定。[2]36-37

邵文杰：1941年2月初我在馬列學院學習時,一個夜間我和王志杰、苗樹棠忽然被叫醒,說是陳云要我們馬上到中組部去,并且把行李都帶上;杜征遠也被從中央黨校叫來了。第二天天一亮,陳云把我們叫到他的窯洞里,先傳看了破譯的電報。電報很長,內容是河南的國民黨特務向西安特務機關報告河南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情況。里面提到的人名,有些是共產黨員,有些是編造的。陳云說,為了避免河南地下黨被破壞,中央決定撤退河南地下黨干部。[3]177

杜征遠：1940年12月,組織上派我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數十天后,陳云找我談話,叫我停止學習,出來擔任交通工作。交代的任務是下去傳達指示,豫西地下黨發現有內奸,撤退河南省委。[4]

綜上所述,“撤干”是中央在河南省委及所屬地方組織面臨危急情勢采取的緊急措施。親歷者所述時間分別為1941年2月初、2月20日。據《陳云年譜》記載,1941年1月17日,陳云“同李富春致電伍云甫、李華即轉張維楨、郭曉棠,告以國民黨特務已知劉子久、郭曉棠和洛陽、鄭州地委負責人情況,請他們查明叛徒并注意干部與組織的安全”。1月21日,陳云“致電劉子久,告其我后方干部一般均應由公開工作轉入秘密工作,同時須在適當時機內把這批干部撤退,更應當撤退已暴露的干部”。1月25日,陳云“同李富春致電彭雪楓轉劉子久,說：河南黨內藏有內奸,此人已獲河南省委信任,擔負重要工作,去過八路軍洛陽辦事處,知道洛辦情形,此人已供出省委、地委、縣委主要領導人的姓名、職務等,請迅速查明此人是誰,電復應對方案”。2月23日,陳云“同王稼祥、李富春致電彭雪楓轉劉子久,就預防中共豫西組織遭內奸破壞的工作作出指示”。2月26日,陳云“致電楊清,指示中共陜西省委幫助中共河南省委撤退已暴露的干部”[5]357-362。由此可見,國民黨特務機關偵悉河南省委所屬地下組織部分情況,中共中央早在1月中旬已經獲知,并且至少在1月下旬致電河南省委負責人,要求查出叛徒,撤退干部。為加緊落實撤退干部的工作,中組部部署在延安的部分河南干部立即返回河南,聯系省委,組織撤退,因此回憶中2月初的記述更切合實際。

河南省委領導成員及所屬地委的主要負責人在“撤干”之前并無被捕事件發生。1938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銷河南省委及豫西特委,建立豫西省委;1939年9月,撤銷豫西省委,重建河南省委。1940年初,擅自離職躲避在西安的原密縣縣委書記武憲周,被國民黨中統西北督導區負責人、偃師同鄉張炎茂策反,秘密從事特務活動。武憲周1938年曾任河南省委所屬豫西特委秘書長、組織部部長,此時已與河南省委和豫西地方黨組織中斷聯系。張炎茂要求武憲周“繼續打入共產黨內部,盜取消息”,“找劉子久,恢復黨的關系”。武憲周回河南后,沒有獲得劉子久和省委線索,省委也未因其叛變遭受損失。1940年12月,國民黨地方當局在偃師逮捕武憲周,得悉其中統秘密身份后釋放。張炎茂認為武憲周身份暴露,將其調入陜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公開從事特務活動。1958年5月,武憲周交代這段歷史時說,“到這時我才向張炎茂承認了,我當過豫西特委組織部長”,暴露了豫西特委領導成員情況,以及所知道的縣委書記名字。[6]45由此可見,武憲周雖于1940年初秘密叛變,但直至1940年底叛變身份被公開時,才供出原豫西特委及所屬縣委情況。以武憲周之前在共產黨內的任職,和他從秘密到公開的叛變過程,可以解惑兩個疑問：一是中央考慮河南省委“撤干”的時間始于1941年1月,緣于所屬豫西組織此時面臨暴露危險;二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獲得的情報不準確,緣于武憲周與省委及地方組織中斷聯系已逾一年。1983年王志杰回憶說,中央截獲國民黨的情報中,干部名單多是豫西的,估計省委內部可能有問題?！拔艺J為這份情報很可能就是武憲周叛變時向敵人提供的”。[7]276這個判斷與武憲周的交代相吻合。

二、“撤干”部署

同樣作為親歷者的回憶,王志杰、苗樹棠、邵文杰、杜征遠在中共中央提出“撤干”時間、地點和相關人物方面雖有出入,但在中央指示精神和陳云所做部署方面,核心內容和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王志杰：陳云決定這么幾條措施：(一)豫西、豫西南、豫中黨的區委以上干部全部撤退。(二)開辟一條新的秘密交通線,不準經過洛陽、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三)負責干部撤退之后,黨組織停止活動,個人利用社會關系找職業,長期隱蔽,以待時機,也可以轉到外省隱蔽。(四)做上層統戰工作的、紅的、已暴露有被捕危險的也撤退。(五)豫西、豫中的干部撤退到延安,豫西南、豫南的干部撤退到豫東或鄂中②新四軍中去。(六)由延安派出政治交通員,只準作口頭傳達,不許帶組織介紹信。河南撤退干部的工作,中央決定由陳云親自領導、親自布置;具體由我和危拱之負責執行。[7]277-278

苗樹棠：中央決定采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來。中央的緊急決定,我記得最重要的幾條：(一)豫西地區區委以上干部撤退到陜北,豫南地區縣委以上干部撤退到豫東或鄂中新四軍去。(二)各縣黨的組織停止活動,每縣指定一人進行聯絡;留下的黨員謀取公開職業掩護起來。(三)此事不經過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中組部要求,不帶黨的組織關系,憑個人過去工作關系及威信取得當地黨組織的信任。 王志杰傳達陳云的話：皖南事變后,國內形勢很緊張。如果國共合作破裂,大打起來,你就在河南謀個職業,例如做個小買賣。等解放河南時,黨一定設法找到你。這次任務帶有很大的危險性,你要準備為黨的事業犧牲自己的生命。[2]37-39

邵文杰：陳云說撤退的原則是：區委書記以上干部盡可能撤退到延安來;區以下黨員盡量想辦法隱蔽,如實在不能隱蔽的也可以撤退到延安。領導機構撤退后,繼續隱蔽下來的黨員暫時不要向上找黨,將來形勢變好時黨找他們。陳云作了具體指示,并指定王志杰具體領導撤退工作。[3]177-178

杜征遠：王志杰、危拱之做了布置：不能經過洛陽辦事處,要直接找人;豫西黨與豫南、豫西南黨不能發生任何橫的關系。撤退的去處有三條,一是上延安,二是去豫東彭雪楓部隊,三是去鄂中李先念部隊。對于留下不走的同志,要做好隱蔽。陳云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作到“白皮紅心”。[4]

此外,在河南主持工作的省委書記張維楨③、負責豫西工作的省委宣傳部部長郭曉棠,也回憶了聽取傳達中央關于撤退干部的指示。

張維楨：1941年4月,中央派交通員杜征遠從延安來到舞陽梁八臺找到我,說河南黨內出了大內奸,這個人是豫西的,到過豫中。為了安全,中央決定撤退河南區委以上干部,由我負責撤退豫中和豫西南的干部,豫西的由中央直接派人去撤。[8]

郭曉棠：苗樹棠傳達了中央撤退的指示和重要情報。中央關于“精干隱蔽”的政策我們正在貫徹執行,還沒有發現嚴重的暴露情形,所以對撤退工作沒有下決心,想請示中央后再作最后決定。請示電文大意是：關于河南黨組織機構和各級負責人名單,我們看了,組織機構和人員都不符合事實,斷言是一個假情報,是否可以通融,靈活辦理。中央很快回電,大意是：堅決執行命令,不要猶豫。[9]

陳云代表中央所做的部署,概括起來為以下方面：(一)河南省委及所屬地方黨組織區委以上干部全部撤退;(二)撤退方向為延安和相近的敵后根據地;(三)撤退線路不得通過黨在國統區公開辦事機構;(四)撤退工作必須迅速、無條件執行;(五)未能撤退的干部利用社會關系隱蔽,組織停止活動。

1941年3月至5月間,陳云會同李富春致電王志杰,通報豫中、豫南部分組織被破壞情況,繼續對河南黨組織的應對措施和撤退干部工作提出要求,“告之豫西南干部可撤來陜北”[5]366-370。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吨甘尽分赋觯簢顸h統治區的各地方黨必須立即決心調動已經暴露的干部和黨員,把他們送往新四軍區域和延安,或其他能夠立足的安全地區。即使暫時犧牲若干地方工作,亦必須這樣做。但據最近桂林轉來郭潛關于江西及湘鄂贛的報告以及劉子久等來此談話情形看,好些地方黨部并未認真執行這一指示,以致干部和工作仍處在暴露或半暴露的狀況。這種情形有使南方、東南及華中各地黨遭受極大破獲的危險。中央要求南方局、東南局、中原局再次嚴重地討論這一問題,嚴格督促所屬各地黨部堅決、敏捷、鎮靜地執行中央對這一問題的歷次指示。[10]這是中共中央對撤退干部工作的明確要求,也顯示出中原地區撤退工作的緊迫性,從而成為河南省委“撤干”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三、“撤干”過程

按照陳云和中組部提出的原則,河南省委在延安的領導成員首先制定傳達部署“撤干”工作系統方案,確定政治交通員的人選。1939年重建的河南省委主要由原豫西省委和鄂豫邊省委成員組成,籌劃“撤干”組織工作的王志杰、危拱之分別曾任豫西省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鄂豫邊省委組織部部長,即選定原在豫西任職的苗樹棠前往豫西,并聯系郭曉棠;河南省委交通員杜征遠前往原屬豫鄂邊省委的豫中、豫西南地區,并聯系張維楨。

“撤干”工作通過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個階段為政治交通員由延安到河南,聯系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宣傳部部長郭曉棠、組織部部長張旺午,并通過以往的組織關系傳達部署“撤干”。這個階段的分工：在陜西旬邑、耀縣交界處的照金鎮設立交通聯絡站,迎送撤至陜甘寧邊區的干部,由王志杰負責;政治交通員進入河南聯系黨的組織,由苗樹棠、杜征遠等執行;在延安的中組部機關接收審查撤退回來的干部,由危拱之負責。1941年2月下旬,王志杰與政治交通員在中央社會部護送下前往照金。王志杰、邵文杰在照金建立交通聯絡站;苗樹棠、杜征遠穿過國民黨軍隊封鎖進入河南,分別向豫西、豫西南進發。

苗樹棠進入豫西、豫中后,向靈陜縣委書記苗化銘等傳達中央“撤干”指示。省委宣傳部部長郭曉棠通過洛辦電臺向中央詢問。苗化銘于4月撤到照金后,作為“撤干”工作聯絡員返回豫西、豫中,督促加快“撤干”進程。苗化銘帶回中央新的指示“是非常堅決而嚴厲的,簡直就是命令”。主要內容為：(一)仍按原決定撤退干部,堅決執行,不得再猶豫;(二)從接到傳達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同洛辦發生關系。苗樹棠、苗化銘立即部署洛陽以西地委迅速撤退。郭曉棠接到中央復電,也加緊部署洛陽以東地委的撤退工作?！皬倪@時起,才真正開始全面進行撤退工作”,時間是5月底或6月初。部署工作初步完成的時間為6月下旬,因為苗樹棠所看到報紙上“登載了蘇德戰爭爆發的消息”。[2]56-59苗樹棠、郭曉棠與洛寧、靈寶地委部分干部,以布販裝扮輾轉到達照金,7月抵達延安。

4月,杜征遠到達鎮平縣,與豫西南地委取得聯系,傳達中央“撤干”指示和中組部的部署,而后到豫中舞陽面見省委書記張維楨。張維楨按照中央指示做出三項決定：“第一,豫中的干部向延安撤,豫西南的干部擬向鄂中新四軍五師撤;第二,各級黨的組織一律暫?；顒?第三,凡一時撤退不了而又有暴露危險的干部,耍立即動員他們離開家,離開職業,投親靠友,另找職業分散隱蔽起來,便于隱蔽的盡可能就地隱蔽,以等待時機?！盵8]5月,張維楨及部分區委以上干部與杜征遠撤至延安。

第二個階段為中組部與河南省委向河南派出政治交通員、傳達員,加大力度撤退區以上干部和有可能暴露的黨員。1941年6月,中央在延安任命河南省委新的組成人員,張維楨仍任書記,張旺午調豫鄂邊區。為全面貫徹中央“撤干”指示,盡最大可能保存力量,省委接連向河南派遣交通員、傳達員,督促和協助各地加緊“撤干”工作。至1942年春,杜征遠數次被派往豫西南、豫中地區,聯系省委原組織部部長張旺午和豫中地委所屬黨員,傳達省委指示,部署向延安、豫鄂邊區撤退。張旺午和汝南地委及所屬各縣,在新四軍五師和地方武裝配合下,陸續撤至豫鄂邊區;少數未能到達豫鄂邊區的干部改撤陜北。形勢相對穩定、斗爭環境較好以及交通受阻的部分縣、區,黨員干部采取投親靠友或異地隱蔽的方式。

1942年2月,中央調整河南省委領導機構,王志杰任省委書記,危拱之任組織部部長,郭曉棠任宣傳部部長,苗化銘任秘書長。5月,省委機關駐陜西旬邑縣馬欄鎮,繼續派干部做好“撤干”工作。省委在派出政治交通員返回河南的同時,挑選5名政治傳達員,派往豫西、豫中地區傳達和組織“撤干”工作。政治傳達員出發前,省委進行三個方面的培訓：“一、進行整風學習,做好思想準備”;“二、學習中央關于河南工作的方針,做好政治準備”;“三、熟悉所到地區的材料,做好組織準備?！盵7]412-413省委同時向豫西南派出政治傳達員,聯系部署豫西南地委所屬各縣“撤干”工作。1942年7月起,政治傳達員陸續進入河南。政治傳達員對豫西、豫中地方黨組織進行系統考察,向負責人傳達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針對地方黨組織存在的問題,主要是麻痹思想、糊涂認識和少數干部的消極立場,政治傳達員進行耐心細致的工作,取得較好效果。部分政治傳達員在護送干部撤退到陜北后,再返河南,繼續執行傳達、部署與督促“撤干”任務。至1942年12月,撤退干部的工作基本完成;豫西、豫西南地區部分干部延至1943年春到達延安。

四、“撤干”評析

豫西突發事件只是“撤干”實施的發端。在國民黨統治區撤退干部,是此時黨的組織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進入相持階段白區工作的重要內容,河南“撤干”也是中原、華中抗戰形勢下的重要部署。

抗戰爆發以來,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大量發展黨員”“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④的組織建設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河南作為相持階段正面戰場的最前沿,迅猛開展的救亡運動和準備游擊戰爭,為黨的地方組織發展形成有利條件。黨的組織在抗日活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黨員干部過“紅”的情況也開始出現。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之前,河南省委及所屬組織領導機關“都是半公開的”,“秘密工作教育不夠,許多新同志無意中暴露自己”[11]。1940年5月,中央要求在國統區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方針,“充分地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突發事變”[12]。中央強調對有被捕危險的公開或半公開的干部進行撤離、調換或隱蔽。7月,中央決定劉子久、張維貞回河南開展“審查干部、隱蔽精干”工作。河南省委對所屬地、縣負責干部進行審查,調換工作地區,建立秘密機關,實行長期隱蔽。這項工作的原則和目的,與“撤干”是一致的。所以在“撤干”之前,河南省委已在貫徹中央白區工作方針,實施隱蔽精干、長期埋伏,并且作為最緊迫的任務。

1942年初,陳云召集河南省委領導成員開會,研究制定了《關于今后河南省委工作方針的決定》?！稕Q定》經中共中央批準實施,主要精神是貫徹白區工作方針,反對急性病,做長期打算。陳云強調要堅持“少而精”“小而高”“廣而深”,勤學、勤業、廣交朋友的原則。[7]280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陳云的要求,省委明確規定組織撤退后留在原地的黨員停止組織活動和組織聯系,言行要符合隱蔽的要求。河南省委在馬欄鎮參加整風運動,開展調查研究,繼續做好撤退干部的工作。省委派出的政治傳達員分別在豫西、豫中、豫西南傳達省委的工作方針,在繼續督促撤退干部的同時,指導未能撤退的干部做好長期隱蔽的工作。

河南“撤干”與中央對中原、華中抗戰形勢的預判直接相關?！坝捎诤幽鲜∥幍奈恢?南、東、北三面在敵人的包圍之中,因此隨時都有敵人到來的可能”[7]40。1941年2月6日,中央書記處致電豫皖蘇、豫鄂邊區領導人并轉河南省委和洛辦：敵向河南大舉進攻,洛陽、南陽可能失守,敵可貫通平漢路。在此情況下,地方黨應立即進行下列工作：動員民眾搜集國民黨軍潰散的槍支,組織抗日游擊隊。凡敵可能占領的地方,如洛陽及隴海路等地,黨除留極少數黨員開展敵占后的秘密工作外,大批干部及黨員均應撤退到農村中去組織武裝。[13]305-3065月17日,陳云、李富春致電陜西、河南省委：敵人現集中七個師團兵力于晉南,有先肅清豫北及中條山一帶之中央軍,然后進攻洛陽、西安之勢,但其演變如何,約半個月后,方可看清楚。因此,撤退豫西干部的辦法,應看形勢演變進行：敵人來時即不撤退,全部到敵后發動民眾撿國民黨軍丟下的槍支,組織武裝,配合彭雪楓、李先念部創立根據地;如敵人進而又退時,即全部撤退到豫東、鄂中等根據地內。為預防敵人進而又退,所以敵人來時,不應全部組織公開,應保存一部分,絕對秘密,準備于敵人退后能堅持該地工作。[13]319中央的這個預判和思路,也直接指導著河南“撤干”的部署和方向。

毗鄰豫鄂邊區的豫南、豫西南是國民黨制造摩擦的重點地區。1939年1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竹溝慘案,豫南、豫西南政治形勢趨向惡化。豫鄂邊區為竹溝組建的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等部開辟,與汝南地委及豫西南地委“撤干”有著“地利”“人和”之便。早在1941年2月前,汝南地委根據竹溝事變后的形勢和敵后斗爭需要,已開始向豫皖蘇(豫東)、豫鄂(鄂中)邊區撤退干部,累計輸送30余人。豫西南地委根據日軍進犯、自治派向國民黨妥協的情勢,有計劃地向鄂中轉移過“紅”的干部。中央部署“撤干”后,汝南地委建立工委,開辟秘密交通線,保證“撤干”工作順利進行。至1941年冬,汝南地委撤退干部任務基本完成,地委及所轄縣委組織撤銷,地委負責人的組織關系由張旺午移交給豫鄂邊區黨委;同時地方黨組織向豫鄂邊新四軍輸送了幾千名新戰士。[14]

1941年至1943年間,中央組織部對撤退到延安的河南干部進行審查,然后安排工作或學習。撤退干部回憶,審查非常嚴格,對所有干部的政治歷史都做了詳細記錄;省委負責人王志杰、郭曉棠等數次向陳云匯報河南工作,并且寫出《撤退工作》的書面報告。[8]86只是相關文獻尚未在檔案中發現,親歷者也只了解所聯系的黨員,因而“撤干”人數散見于不同的記錄中。河南以及相關市(地)部分黨史基本著作依據當事人回憶,對各區劃內“撤干”情況有做初步統計：河南省委管轄區域的干部撤至延安總人數為100余人,主要來自豫西、豫中以及豫西南地區大部;撤至豫鄂邊區的干部主要來自豫南地區,包括安徽臨泉、阜陽過境人員,總人數為300余人。以上合計為400余人,另有少數干部撤至豫皖蘇邊區及向其他地區轉移。⑤

也有部分縣區未能落實“撤干”任務。靈陜縣委除苗化銘最先撤至照金外,其他干部未能通過國民黨封鎖線,轉而實行異地隱蔽;[2]68洛陽地委書記傅希晨(后叛變)受郭曉棠委派,向登封縣委傳達上級指示,但只傳達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的工作原則。除縣委書記外,“登封黨組織始終沒有接到上級關于撤退的具體指示,所以,登封包括縣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在內的區以上干部均未及時撤退”。在1943年2月國民黨制造的摩擦事件中,縣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和3名區委書記被捕。[15]因此,王志杰在1983年的回憶中說,“中央采取快刀斬亂麻、實行堅決撤退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在撤退干部過程中,從個別地區發生的若干破壞事件中,愈加感到中央實行堅決撤退方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英明的”[7]279-280。河南省委堅決、迅速貫徹中央指示精神,撤出大批領導干部和共產黨員,“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進一步取得了鞏固白區黨的工作經驗”[1]166。

河南省委和所領導的各級組織堅持白色恐怖下的斗爭,取得了出色成績。然而由于白區工作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也使撤退干部在整風后期的審干階段遭遇曲折。1943年,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河南地下黨組織被誣陷為“紅旗黨”,省委負責人王志杰、郭曉棠等和撤至延安的部分干部,以及執行“撤干”任務的杜征遠、苗化銘等被打成“叛徒”“特務”“內奸”。中央在審干后期確定“紅旗黨”純屬錯案,河南撤退干部的問題陸續得到解決。1944年豫西淪陷后,中央部署開辟豫西敵后根據地,得到“撤干”階段隱蔽的共產黨員配合與支持?！案鞯氐叵曼h即所謂‘紅旗黨’,紛紛起來支援部隊、參軍,積極參加抗日”,實施“以待時機”的任務。[16]198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中央為甘肅、河南、陜西等省地下黨被誣陷為“紅旗黨”問題平反的通知》,為甘肅、河南、陜西等省地下黨被誣陷為“紅旗黨”問題平反,對這一事件作出全面結論。[17]

注釋：

①參見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河南歷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并洛陽、三門峽、鄭州、許昌、漯河、平頂山、南陽、駐馬店等市及所屬縣(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基本著作。

②1939年11月,中原局撤銷鄂中區黨委,轄區歸屬豫鄂邊區黨委。

③1940年12月,劉子久調任豫皖蘇區黨委書記,張維楨繼任河南省委書記。

④《中共中央關于大力發展黨員的決議》(1938年3月)、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1939年8月)——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⑤數字依據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河南歷史》第1卷和洛陽、三門峽、鄭州、許昌、漯河、平頂山、南陽、駐馬店市及所屬縣(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基本著作整理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