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態心理學對生態批評研究的深化與拓展

秦 春

(鹽城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 人文教育學院,江蘇 鹽城 224000)

生態批評作為文學的一種批評形式,是因生態危機的時代背景而發生、發展的。在生態批評實踐中,其空間也不斷得到拓展,從最初借鑒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方法揭示文學中人與自然已然與應然的關系,到近年來人們更多注重從文化、倫理、哲學甚至性別、種族、地域等方面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以此警示人們在觀念層面重新審視自身行為,反思人與自然相處中的過失并進行校偏、歸正,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愿景,然而,在此過程中卻缺失人的心理向度。戈爾(Al.Gore)就認為生態危機是人的“內在危機的外在表現”[1]。這里所說的內在危機,亦即是人的心理危機。隨著生態心理學的興起,特別是到1990年代以來,生態心理學發展到新的階段,即生態危機的生態心理學階段,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生態危機的心理原因。作為具有跨文化、跨學科特性的生態批評,必將受到生態心理學的啟示,以此推進生態批評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與拓展。

一、反思與建構：面向生態危機的生態心理學

生態心理學的誕生,緣于人們對心理學科的反思,體現了心理學科內在發展的邏輯和對現實關切的鮮明指向。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心理學家通常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實驗室的實證研究、分析研究,而忽視現實情境和自然環境的參與。隨著心理學的發展,這種心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越來越受到人們質疑,而現代生態學的興起正切合心理學學科改造的需要,為心理學的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诖?1940年代以來,心理學家就開始有意識地將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心理學的研究,從而推進心理學研究的生態轉向。格式塔心理學家勒溫(Kurt Lewin)在1944年《心理生態學》(psychologicalecology)一文中提出“心理生態學”概念,可看做生態心理學的最初萌發。生態心理學另一先驅布倫斯維克(E.Brunswik)也認為,心理學是研究有機體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科學,并提出“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后來,很多心理學家受到他們生態心理學思想的啟發,不斷確立和完善生態心理學的研究范式。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到1990年代,他們開始從心理學角度探索生態危機的原因,由此生態心理學發展到新的階段,也稱為生態危機的生態心理學。[2]

溫特(D.D.Winter)是這一時期極具代表性的生態心理學家之一。她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出現了偏差,她指出：“我們正在接近地球所能承受的生物極限,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我們現有的世界觀所倡導的一系列觀念正刺激我們濫用自然?！盵3]29溫特對生態危機的揭示直擊西方文化根源。西方文化深受二元論哲學影響,確證了人在自然面前無所不能、無所不及,對自然進行無度索取、大肆掠奪和自身貪婪消費也就理所當然,其結果必然導致生態系統失衡,引發生態危機。因此,她倡導的生態心理學是“在物理的、政治的與精神的聯系中研究人類的經驗與行為,其目的是為了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3]283。她認為,生態心理學要加強人類文化觀念的改造,要注重自然環境、社會發展與人類的精神文化之間的聯系,以此研究人類的心理及行為,促進人與自然協同、和諧發展,推動人類社會有序、持續進步。

溫特從文化改造角度試圖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危機問題,另一位美國生態心理學家霍華德(G.S.Howard)則從人性的角度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并以此提出解決人類所面臨危機的路徑。他認為,氣候日益變暖、物種不斷滅絕、環境持續惡化、資源逐漸枯竭等生態災難,根源是人口不斷膨脹、物質消費超出地球承載限度而致,其背后折射的是人性危機,是貪婪、無度的人性驅使人類為了自身的欲望和私利過度掠奪自然、開發利用自然造成的。為此,生態危機的解除也就在于人性的重建。他指出：“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反思我們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并進行具有建設性改變的探索,這些行為的改變將會促進我們與地球之間形成更具和諧的人性?！盵4]1他認為,只有改變人類貪婪、自私的人性,人與自然的和諧才得以形成,生態環境問題才得以解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提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五條原則,即：保護、循環、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與修復、人口控制。[4]40這五條原則的基本出發點都在于扼制人性中貪婪的欲望,在滿足人類生存需求限度內節約能源、減少消費、控制人口、循環再生,推進環境保護,最終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羧A德對生態危機根源的揭示歸因于人性,生態危機的解決也就在于人性的改造,他試圖從人與自然在對立中形成的以犧牲自然為代價而滿足自身欲望的人性,轉變為人與自然和諧、互利、協同相處的人性,形成尊重自然、注重節約、加強生態保護與修復等觀念和行為,最終促進人與自然的有序發展。

在生態心理學研究中,與溫特、霍華德揭示生態危機根源不同的是西奧多·羅扎克(T.Roszak)。他認為,生態危機源于人的精神危機,是人的精神危機的外在表現形式,而人的精神危機是人的心理與生態環境之間隔離和疏遠導致的。因此,在他看來,“生態心理學”就是為了彌合人的心理與自然之間的裂隙,要“跨越心理學和生態學之間長期的、歷史性的文化隔離”[5]14。那么如何消除生態危機、彌合人與自然之間的疏離呢?他認為人與自然的疏離,是因為人類生態無意識(ecologicalunconscious)受到壓抑所致,解決方法就要喚醒生態無意識,重構生態自我(ecologicalego)?！吧鷳B無意識”“生態自我”,也就構成了羅扎克生態心理學思想的兩個核心概念。羅扎克的“生態無意識”,是借用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而來,他說：“集體潛意識在其最深層的層面上,蘊含著我們被壓抑的生態智慧,這種生態智慧是我們自身對自然表露出來的穩定的類似于心靈的自我意識反映?！盵5]302在他看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揭示了人類與自然之間在精神上、情感上的天然聯系,是我們人類心靈的母體。他還進一步論及生態無意識,指出：“在一定程度上,生態無意識表征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是宇宙進化的活的記錄,可追溯到遙遠的時間史的初始狀態?！盵5]305因此,生態無意識則是指在人類長期進化過程中,在與自然交互相處中,沉積在人的心理最深層的與自然相聯系的部分。為此,生態危機的解決就要喚醒人與自然間的天然情感聯結,重構自我,即生態自我,并依此促進人的精神完滿及心理健康發展。他的“生態自我”概念,是指作為個體存在的自我不斷向自然延伸、自然又參與到作為個體存在的自我建構,從而形成人類個體與自然世界融為一體的自我,即生態自我。

綜上可知,生態心理學研究引入了生態學的基本原理與方法,其研究視域突破了原有心理學的藩籬,而將人的心理、行為置入人與自然關系之中,以此探求生態危機的根源,并為生態危機的解除尋找出路。而生態心理學在探求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方案時,與生態批評的內涵揭示及建構具有內在的耦合性,又為生態批評的深化與拓展提供支持。

二、可能與拓展：生態心理學介入文學生態批評的探索

生態心理學源于學科反思而誕生,又隨著生態危機的日益嚴峻不斷推進。學者們立足于心理學,從社會、文化、精神層面等更廣闊的領域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救路徑。然而,生態心理學的發展,特別是因生態危機而興起的生態心理學,又為文學生態批評走向深入與空間拓展提供了可能,也為文學的生態批評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一)生態心理學介入文學生態批評的可能

面對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從自身研究視野進行反思,以此解除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困境,生態心理學家則深入人的心理世界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在研究過程中,他們注重將人的心理及行為歸置到文化觀念、價值取向以及人性欲望、社會持續發展等視角下進行考查,甚至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根底之中,去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除路徑。然而,文學的生態批評在其旨歸上與生態心理學具有內在同一性,同樣立足生態學的原理、方法,聚焦人與自然關系,從文化領域、精神世界、哲學層面等對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進行揭示,因此,生態心理學介入生態批評也就成為可能。

在生態心理學研究中,溫特從文化改造角度出發,將人的心理、行為歸結到物理環境、精神層面以及政治文化背景下進行深入研究,以期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他認為,現存的西方文化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一系列環境問題的產生就是在人們不可持續的文化觀念驅使下對環境的不當行為所致,而人的行為又與心理密切相關,因此,心理學家要參與到環境問題的解決中去,承擔起重構可持續性的文化責任,推進環境問題的解決?；羧A德則從人性層面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他認為,由于人口膨脹、消費過度導致全球性的環境危機,但其根本原因是貪婪、盲目、自私的人性所致。因此,他主張要進行人性改造,在人與自然承載力之間達成平衡與適度,從而形成人的行為體現生態合理性的人性觀。而羅扎克則借鑒榮格集體潛意識概念,提出了生態無意識(ecologicalunconscious)的概念,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生態無意識觀念受到壓抑,只有解除現代文明造成的對生態無意識的壓制,喚醒潛藏在人類心底的生態無意識,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天然情感聯結,形成人與自然友好相處。

還有一些生態心理學家從社會可持續發展以及人的心理健康角度研究生態心理學。奧斯卡普·斯圖爾特(O.Stuart)曾于2000年5月在《美國心理學家》雜志上組織系列文章,專門論述生態危機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他認為,人類社會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正處于危險之中,其原因則是人類自身行為造成的,而心理學家在促進人類不當行為的改變方面需要承擔應有責任。同時生態心理學家還非常關注人的心理健康問題,揭示出生態環境對人的心理治療價值。羅扎克就認為,面對生態危機,治愈地球與治愈人的心理是一個統一有機的過程,心理危機引發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又加劇心理危機,根源在于兩者之間的隔離與割裂,因此,生態心理學對人的心理療法與其他心理學的一般療法不同,“生態心理學則希望治愈人與自然環境的基本疏離感”[5]320,以期喚醒生態無意識中人的心理與環境之間的互惠互利感,促進人與環境的和諧關系,從而治愈人的心理問題。其中,他們非常重視荒野(wildness)的心理治療價值,認為荒野能夠紓解人的心理壓力,促進人的發展,還能治療人的精神損傷,滿足人的精神需要,以及實現人的精神自我滿足等治愈作用。[6]另外,他們還于1989年創辦了專門將心理學和心理健康放在生態環境中加以考查和研究的刊物——《生態心理學》,以此認識人類精神健康、文化特征和地球生態之間的關系,試圖重塑現代心理學內涵,展現心理學研究不能離開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密切聯系。只有建立起這樣聯系,才能促進人類精神和社會更好發展,作為個體的人和某個物種更是這樣。

總之,在生態危機視域下的生態心理學研究已經不局限于心理學學科的內部研究,而是不斷拓展其外延,以極具張力的外向視角研究生態心理學。而文學生態批評,本身研究邊界就極為廣泛,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揭示上,既體現特定的文化特征,也指向人類未來發展;既立足人類的生存困境,也敞開自身的精神場域;既潛入人性欲望的深淵,也彰顯生存的道德倫理,體現了生態心理學與生態批評在研究指向上的交互性。因此,生態心理學的基本思想、理論介入文學的生態批評不僅可能,而且將不斷拓展生態批評的空間。

(二)生態心理學促進生態批評研究的深化與拓展

我國較早關注文學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之一魯樞元先生曾指出,人們在揭示生態危機根源的時候,忽視了“人的內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態危機向人的精神空間的侵蝕與蔓延”[7]?？梢?文學的生態批評亦不能缺失心理學參與,生態心理學的興起為生態批評的研究向人的心理延伸提供了路徑。

首先,拓展生態批評研究的認知邊界。人類認識活動在于不斷揭示世界的本來面目,對生態危機的認識也經歷這樣一個過程。人們從文化觀念、生產方式、人口因素以及現代科技進步等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無疑增強了人們對生態危機的認識,也使引發生態危機的根源不斷澄明。生態心理學,尤其關于生態危機的生態心理學,因其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揭示深入人的心理和行為中去,從而為我們對生態危機的認識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也促使我們對生態危機的認識更近一步。生態批評和生態心理學在面對生態危機時具有共同使命,都是為了揭示生態危機根源,為人類生存探尋出路。因此,在生態批評研究中借鑒生態心理學的理論、思想、概念,進行互學互鑒,能夠進一步深化我們對生態危機的認識,拓展生態批評的邊界,特別是生態心理學揭示的人性觀、可持續發展觀、文化觀等,啟示我們要深入人的心理空間檢視自身,以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

其次,確立生態批評研究的“內向”視角。生態批評不僅是文學的批評,還是生態文化的批評。然而,文化的多元性,必然體現生態批評研究的多元性,表現出生態批評的跨學科性質。在生態批評中立足“生態性”,很多學者從政治學、經濟學、文學、倫理學、性別學、語言學甚至地理學等方法路徑開展研究,構建了生態詩學的跨學科性質的研究范式。然而,不同學者雖從不同角度研究生態批評,但皆著力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視域,換言之,批評家們大多立于人自身并依此為出發點向外拓展、延伸,無疑豐富了生態批評的研究路徑,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研究僅僅局限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淺層次的、“外向”揭示,因其缺失“向內”的深層發現而失之偏頗。因此,在生態批評實踐中還應不斷深入人的心理世界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路徑,這就意味著,生態批評不能缺失人的心理向度。生態心理學正為生態批評的深入推進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路徑——內向視角,啟示我們要深入到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中加以揭示,以此拓展生態批評研究空間。

第三,構筑生態批評研究的心理場域。文學活動不僅揭示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更是人類的一種心理活動、精神活動,就如勃蘭兌斯所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盵8]因此,文學批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文學的心理批評。同樣,生態批評雖揭示的是人與自然關系交互中的生態問題,但也不能缺失心理向度,特別是隨著生態心理學的發展和成熟,也必將不斷推進生態批評走向深入,將生態批評延展至生態心理場域,促進人們從心理視角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實踐上不斷生成由一般意義上的生態批評向人的心理延伸的生態批評,深入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揭示和闡釋人與自然的關系,既矯正人與自然的錯置,也促進人與自然關系的歸正。

三、啟示與路向：生態心理學介入生態批評的實踐思考

生態心理學的興起與發展,啟示我們在生態批評實踐中要確立新的路向,要切入人的心理世界、靈魂深處,以人與自然關系重構為起點,喚醒人與自然與生俱來的情感聯結,激起人們親近自然的本性,從而生成人與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態自我,在人與自然互相觀照、相互生成中,不斷促進人類精神的健康,實現人類詩意棲居的生存圖景,推進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一)喚醒人與自然與生俱來的情感聯結

在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人與自然原本緊密相連、和諧共生,人棲息自然之中,自然為人提供居所,特別在前工業文明時代,人的生產生活本質上是順應自然的,按照自然運行秩序進行生產、生活,“自然在耕田人的眼里幾乎可以說是效仿的榜樣,是闡述人生的模式”,“自然也成了具有秩序、和諧和美好的領域。自然一詞也隨之帶有美好和高尚的感情色彩”[9]。然而,自近代以來,由于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和社會科技進步,人不再按照自然模樣生產、生活,也不再從自然那里獲得自身存在和安全,從而顛覆了原本人順應自然的存在論,演變成自然為人所有的生存論,實現了人對自然的袪魅,一躍成為自然的主人,自然成為異于人的客體和對象,人與自然統一共生的關系演變成人與自然對立的關系,“疏離感”由此形成。而在生態心理學家看來,這種疏離感在于現代社會對人的生態無意識抑制。為此,在生態心理學構建中,注重恢復受抑制的生態無意識,喚醒人與自然之間的交互意識和情感聯結,以彌合它們的割裂與疏離,重新找回人類的自然本性,在親近自然的體驗中安頓心靈、守護家園。

在生態批評實踐中,我們要借鑒生態心理學的思想,喚醒潛沉在心靈深處的生態無意識,重新聯結人與自然的情感,亦如羅爾斯頓闡述的那樣：“我們在自然面前會表達出一種本源的、天然的情感,如凝望星空時的顫抖,或在和風吹拂的春天心跳加快?！盵10]其實,人類寄居其中的自然每時每刻都在浸潤著、聯結著、引發著人類的情感,喚醒人類的生態無意識。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文學的永恒主題,則是喚醒生態潛意識的重要途徑。我們走進文學世界,也就在人與自然關系場域中得以敞開,重歸人類心靈家園,其中隨著自然盛衰榮枯而喚起的無論是驚嘆、愉悅、陶醉,抑或是恐懼、傷感、卑微,都昭示著人與自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沉積在心里深處的情感重現,也就是生態無意識的重現,生發人與自然之間與生俱來的相互依存或敬畏遵從的本性。

(二)建立人與自然交互合一的生態自我

在生態心理學研究中,無論霍華德從完善人性出發修復人與自然的隔離,還是羅扎克注重生態無意識的喚醒,他們倡導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都在于重建生態自我。我們在生態批評中同樣要注重促進人與自然的交融滲透,形成生態自我。生態自我(Ecological self)最早由阿倫·奈斯提出,他認為,生態自我應該被看作我們在自然中形成的自我的最初狀態,社會和人際關系雖然很重要,但我們自身所組成的各種關系更加豐富,這些關系不僅包括他人與人類共同體之間的關系,還包含我們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系。[11]也就是說,生態自我是作為個體存在的最基本、最普遍特征,生態自我的形成過程就是個體的自我認同(identification)過程,由個體自我與他人、他物的認同并不斷拓展自我認同的邊界,直至延伸到整個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消除個體自我與他人、他物以及自然界萬物的邊界感,進而形成對整個生態系統中自然萬物的整體認同。在生態自我觀念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融為一體。

在生態批評實踐中,要借鑒生態自我思想,促進人與自然萬物同構、同質的全新自我觀念的形成,在心理意向上則要做到生態認同。生態認同(ecological identity)是對人以外其他生命存在的認同,是在認知上接受其他生命體的存在,感受到它們與人的生命一樣具有同等的生命意志,兩者具有互通性、相似性。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不僅對人自身、還要對自然界其他生命體的尊重、關懷與熱愛的心理現實,感受到人與其他生命體之間的同一性,消解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邊界,在自然萬物中觀照自我,在自我中洞悉自然萬物,形成人與自然之間彼此依存、相與為一的生命共同體,如同李白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獨坐敬亭山》)、辛棄疾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賀新郎·甚矣吾衰矣》)那樣,物我兩忘,心靈互通,傾心交流。

(三)構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世界

米勒(G.T.Miller)指出,生態危機是人的心理危機與精神危機的外在表現形式。[12]也就是說,生態危機不是生態本身的危機,而是人的精神危機,是人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進程中把自身的存在、精神的追求歸置到一個不可靠、不確定的絕對理性之中,最終致使人類陷入精神困境。生態心理學從其誕生起,就肩負著彌合人與自然的裂隙、救治人的精神危機的使命。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在原初意義上就是為人類的心靈找尋歸屬。國內學者吳建平在論述費希爾(A.Fisher)對“Ecopsychology(生態心理學)”一詞考查后認為：“生態心理學可理解為使心靈靠近她自然的家和天生的住所,為心靈找到家園的心理學。生態心理學是關于‘心靈和家園’的研究。生態心理學是為了給我們的心靈找到家,這個家便是自然?！盵13]生態心理學將自然作為人類心靈家園的隱喻,其意旨在于促進人類心理健康和精神完善,同時將拯救生態危機與救治人的心靈、精神作為一個統一過程,在環境和心理的關聯互動中揭示生態危機背后深層的心理根源,既探索解除生態危機的心理學途徑,又促進人的心理健全和精神健康的良性生成。

在這個交接點上,生態心理學與文學具有異曲同工之處。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產物的文學,以一種超越現實制約、突破世俗藩籬的品格,既體現人類生存的終極思考,也深入人性的根底進行探究。在文學的精神世界構筑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其底色,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作詩首先把人帶回大地,使人歸屬于大地,從而使人進入棲居之中?！盵14]他所言的“大地”雖具有多重意蘊,但大地的自然屬性是其基本內涵,揭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文學中揮之不去的情結。在文學中,通過呈現人與自然交往互生的歷程,一方面解析了人與自然交往中互相依存的和諧統一關系,另一方面也反思了人類活動中破壞環境、毀壞自然而造成生態危機的不當行為,引導人們在文學體驗中滲入生態體驗,以此喚醒人與自然的天然情感,建立與生俱來的聯系,表達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愿望,從而以一種精神富足感取代內心的物質渴望,在人與自然相與為一的原鄉中安頓靈魂,健全、豐盈人的精神世界。

四、結語

生態心理學雖起源于心理學學科自身發展的反思,但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越來越多的生態心理學家從學科視角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方案,揭示出生態危機是人的危機,是心理、精神危機。為此,生態危機的解除還要深入人的心靈世界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想象之中,形成平衡、協調的心理狀態,生態危機的最終解除才有可能。這既是心理學學科發展的重要理論貢獻,也促進了生態批評研究的深化與拓展。一方面促進生態批評研究的深化,啟示我們在生態批評實踐中要借鑒生態心理學的思想和方法,重新審視生態危機的心理根源,引導人們形成偕同共生的心理機制和生態觀念,克制自身欲望,抗拒物質誘惑,以一種審美的、文化的、想象的方式,喚起隱匿在我們靈魂深處的生態無意識,重歸自然的“心靈母體”中獲得精神主體的豐盈與富足,并取代對物質追求帶來的焦慮、恐慌和不確定感。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生態批評研究的空間,在生態批評實踐中,人們雖從多角度展開了探索和研究,但明顯過于注重生態批評邊界的拓展,而很少深入人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視域中進行揭示,生態心理學的介入必將為生態批評“向內轉”提供一個新的向度。當然,生態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就現有生態批評研究來看,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關注。通過本文的梳理與探索,也期待越來越多的生態批評研究者注重將生態心理學的思想、理論及其觀點引入生態批評,不斷促進生態批評研究的深化與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