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權益保護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張立鵬

（江蘇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1）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 ”[1]544在探索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道路上， 馬克思恩格斯明確人的全面發展與無產階級生態權益保護休戚相關， 強調無產階級生態權益保護是實現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的關鍵要義。誠然，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保護沒有明確的語義界定， 但其思辨的火花在馬克思恩格斯撰寫的經典著作中留下了濃彩重墨。厘清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權益保護思想的緣起和主要內涵， 對于確保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得到保護和實現， 徹底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撐， 并為新時代篤行發展和生態正義統一、堅定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闡明了路向。

一、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權益保護思想的緣起

馬克思恩格斯的奮斗學說是一部探尋無產階級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運用斗爭的方式獲取發展的政治權益、經濟權益、社會權益、文化權益和生態權益，注重通過整體性權益的獲取推進人的全面發展[2]。馬克思恩格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應然關系作為立論場域， 孕育出生態權益保護思想的萌芽。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造成的生態危機和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缺失，廣大無產階級呈現出“異化性”“片面性”“單向度”發展樣態， 促使馬克思恩格斯產生對無產階級生態權益保護的追問。 馬克思恩格斯痛斥并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勞動”,主張摒棄“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強調通過社會制度變革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生態權益問題， 從而生成無產階級生態權益保護的成熟思想。

（一）人作為自然之物，顯現追求生態權益保護的天然屬性

馬克思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宏觀敘事出發，明確指出人不僅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 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 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3]38-39“我們連同我們的肉、 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560。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明確人不僅是自然無機體的一部分， 依賴自然界而得以生存。 同時， 人的血肉之軀和精神活動與自然無機體休戚相關， 人的發展離不開自然界的良好生態系統和個體生態權益得以保障的前提條件。

人是自然存在物，但人更是自然界塔尖的“智者”。 人們對大自然不再呈現出單向度的敬畏，而是通過“物種提升”將自身與其他物種的區分，展現出對自然界合理開發和利用的哲學思考。 在馬克思恩格斯視域中，人類在物質能量交互過程中，既可以擴大自身的生存空間， 又在自由自覺中呈現出對生態權益保護的價值訴求。 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闡釋在人與自然交互過程中，人類作為自然界塔尖的生物，為了使自身需要得到滿足和發展， 需要將自身之外的自然界納入改造的對象， 按照自身發展的尺度進行勞動生產，孕育出生態權益保護的思想萌芽。

（二）人是社會存在物，彰顯尋求生態權益保護的自發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域中， 人作為宇宙間最復雜的物種，既以自然方式存在于世界，又以社會方式呈現在世界。人既是自然無機體的一部分，更是現實社會中具體的、現實的人，具有鮮明的社會性。 如果說通過“物種的提升”把人與自然界的其它動物區分出來， 從而使人與其他動物的生命活動區分開來；“社會的提升” 則使人在社會性生產活動中提升自己的主體地位， 呈現出追求生態權益保護的能動性， 使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明確人是社會存在物，人是“類”的存在物。

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類”意識超越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類”概念的抽象范疇，“類”意識鮮明指向現實社會中的人。 “類”意識明確人的生命活動的能動性，不斷確證人類對現實世界的創造性。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 人類在通過對象化改造世界的過程中， 將自然界表現為自己的作品，“創造是一個很難從人民意識中排除的觀念”[4]195。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筆下“對象化世界的改造”既不是對自然界野蠻的征服和掠奪， 也不是對自然界愚昧的臣服，而是追求“自在性”和“能動性”的統一融合。 人作為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智者”，在對象化的社會實踐活動中，自發“承認自然奧秘的無限性和人自身的有限性”[5]45-46，培育出生態智慧和生態權益保護的自發思想。

（三）無產階級生態權益喪失的追問，自覺形成生態權益保護思想

自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以降，以“資本邏輯”為導向的生產方式， 造成了社會的撕裂和嚴重的階級對抗。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 社會財富呈現“極富”和“極貧”的兩極，資產階級處于“極富”一極而廣大無產階級則處于“極貧”一極。 首先，“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使勞動產生“異化”，扭曲了勞動者同其息息相關的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 廣大工人生產的勞動產品不再屬于工人自身， 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工人生產的產品越多，他們喪失的就越多，形成了“人類文明的陰溝”。 其次，以“資本邏輯”為向度的物質資料生產實踐，遵從以價值增殖的實現為目標， 對人與自然之間合理的物質變換過程產生反向作用， 進而產生嚴重的生態危機和造成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喪失。

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的鐵蹄無情地踐踏人與自然之間合理的物質變換鏈條， 成為破壞人與自然和諧關系、造成生態災難的罪魁禍首。在巨大的生態災難面前，廣大無產階級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地位的弱勢，他們合理的生態權益也被資產階級強勢地剝奪和侵占，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恩格斯針對廣大無產階級惡劣的工作環境， 進行了鞭策和揭露，“在低矮的房子里進行工作， 吸進的煤煙和灰塵多于氧氣……單干的織工從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織機旁，在炎熱的火爐旁烤著自己的脊髓”[6]498。 廣大工人階級在污濁的空氣中，破敗不堪的工作環境下，依靠微薄的食物維持動物式的生活水平， 連基本的生態權益都被有產者無情地剝奪。 馬克思恩格斯對此狀況無情地痛斥：“現在對工人來說已不再存在了。 光、空氣等等，甚至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習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骯臟，人的這種墮落、腐化，文明的陰溝，成了他的生活要素。 ”[4]225馬克思恩格斯深刻認識到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淪喪和被剝奪，關鍵的誘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只有對整個社會制度進行整體性變革， 才能真正維護廣大無產階級合理的生態權益， 從而自覺形成生態權益保護的成熟思想。

二、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權益保護思想的核心要義

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造成了人與自然環境的尖銳對抗， 是廣大無產階級基本的生態權益徹底淪喪的“本因”。 為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得到保護和實現，必須揚棄“異化勞動”和摒棄“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消解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制，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解，達成人的全面發展。

（一）批判異化勞動，探尋生態權益保護的現實進路

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就異化主體而言，既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理念， 也不是費爾巴哈抽象的人，更不是盧梭一般的社會，而是社會生活中具體的人和現實的人。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之前，已經開始運用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武器，力圖揭示“異化”勞動和私有制的本質聯系，進而找到人類解放和社會解放的現實進路。然而，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異化勞動，扭曲了勞動“主體”同其休戚相關的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由原來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轉變為“奴役”自己的“異己力量”，形成了人類文明史的“陰溝”和“污垢”。 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異化勞動，表現出四重“異化”的樣態。首先，表現為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產生分離，進而呈現出“勞動產品”化為奴役、摧殘勞動者的“異己力量”。 其次，表現為勞動者與勞動活動本身相異化。 勞動本應為愉悅的生命活動，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淪為”痛苦的、毫無創造性的活動。 勞動“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4]159。再次，表現為勞動同人的類本質的背離。 人作為類存在物，有意識的、自由自在的生產勞動是其本質屬性， 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異化勞動使人的勞動淪落為動物般生產， 造成人與自然的對立，人喪失了類存在的本質特征。最后，表現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 異化勞動“斬斷”了人們之間溫情的“面紗”，將人們之間的關系表征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資產階級與廣大工人之間呈現出剝削與被剝削、控制與被控制、壓迫與被壓迫的異化關系。

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 勞動是連接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橋梁”和紐帶。 在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 人類以自身的生命活動合理地控制和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進程， 和諧處理好兩者之間血肉相連、 相向共進的關系。 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異化勞動”沒有將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無機的身體”，反而將自然僅看成“有用之物”，資本家為了攫取剩余價值最大化，對自然界惡意地、毫無節制地“掠奪”，使自然淪為資本增殖的工具。人與自然的應然關系呈現出“反向之路”，自然失去原有的“豐富性”和“多彩性”；同時， 異化勞動下工人的勞動喪失原有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工人的勞動成為資本“盤剝”自然的“幫兇”。 異化勞動不但“玷污”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而且也“撕裂”了人們的精神生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被金錢、商品所“籠罩”，人的發展單向度地表征為“物欲”的占有。 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拜物教的盛行，自然難于承受“資本”過度的“索取”，必將衍生出嚴重的生態危機和難以預估的生態災難。馬克思從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向度，深入批判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勞動。誠然，異化勞動在一定時期內推動了資本主義財富的積累， 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帶來“文明化的趨勢”。 但作為人類社會特定階段的歷史性范疇， 異化勞動既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撕裂”，也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野蠻”關系。 日積月累，人與自然的關系越發緊張，相互對峙。為此，馬克思深刻揭示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是催生異化勞動， 進而引發生態危機的總根源。人類社會要消除生態危機，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應然關系，必須摒棄“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徹底消解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保證廣大工人階級生態權益得到保護。

（二）摒棄“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明確生態權益保護之道

馬克思恩格斯從政治經濟學視角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了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緊張，衍生出嚴重的生態危機， 并引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生態權益分享的“分化”和“異化”。誠然，馬克思稱贊資本主義的生產克服了地域的羈絆和自然的“制約”，促進了生產力的突飛猛進。 但“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使自然界淪為“喪失自我”的力量，“墮落”為資本增值的“價值工具”。資本逐利和擴張的本性，催生和加速了“資本邏輯”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也加劇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城鄉之間的斷裂， 帶來都市空氣污染、 水資源重金屬超標、農村土壤肥力衰退等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甚至剝奪了無產階級的生態權益。

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到以“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成為掠奪自然資源的“水龍頭”并將廣大鄉村淪為廢棄物的“排污池”，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保護，必須“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4]689。為此，馬克思富有前瞻性地倡導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循環利用以及將化工廢料變廢為寶加以再利用， 散發出濃郁的生態循環經濟思想?！巴ㄟ^生產排泄物的再利用”和“廢料的減少而造成的節約”以及“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轉化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轉化為藥品”[7]117， 從而實現對自然資源的節約和對化工廢料的再利用，造福于人類，避免生態災難的爆發。 馬克思恩格斯勸導人們秉承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模式，生產過程中力求低排放、低能耗和高利用， 最大程度地實現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工業廢棄物的再利用， 在人類與自然界物質能量交換過程中遵循“同向共生”，彰顯出馬克思恩格斯維護全體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情懷。

但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無限增值的本性， 資本擴張的無限一極對自然環境資源肆無忌憚地攫取， 必將同自然環境資源的自我承載和自我修復有限一極產生矛盾，進而引發激烈的生態危機和生態災難。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生態危機和生態災難，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解，必須摒棄“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人們應通過合理的物質交換實踐活動，積極倡導綠色發展方式和低碳生活的健康方式，絕不忽視自然生態環境的現實狀況和承載底線，不違背自然客觀規律去改造自然生態環境的應然狀態，成為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異己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就勸誡過：“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 只會帶來災難”[8]251，“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 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 ”[3]559-560因此，我們只有摒棄和超越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樹立“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9]244的綠色發展理念，筑牢生態環境倫理意識，每時每刻成為自然界的守護者和生態環境的保護者， 才能確保廣大無產階級全面發展所依托的生態權益得以達成。

（三）消解資本主義制度，達成無產階級生態權益保護向度

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意識到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缺失，表象為人與自然關系緊張，而問題關鍵之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人與自然和解層面， 提出從社會制度層面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解，從而確保廣大無產階級的生態權益得到保護和整個無產階級的全面發展得以實現。 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保護和自身的全面發展，必須聚焦問題的關鍵癥結，把生態環境問題納入整個社會制度問題解決的總體框架之中，才能找到問題解決的關鍵之匙。 只有徹底消解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合理解決好生態危機， 保障無產階級的生態權益進而過上美好生活。 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10]45我們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消除異化勞動和“異化的自然界”，達成自然的人道主義與人道的自然主義的融通合一，真正實現人的本質復歸，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質，“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 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3]561

當然， 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保護和無產階級的解放不是抽象的理論和空洞的說教， 而是強調在現實世界中運用現實的手段來實現。 無產階級必須囊括一切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物質手段，如經濟斗爭、政治斗爭、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領導權斗爭以及生態權益的斗爭， 才能在社會制度層面上達成和保障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訴求。 對于廣大無產階級生態權益的訴求， 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將問題禁錮于自己所處的時代，將生態危機問題界定為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而是旗幟鮮明地將問題指向人類社會發展的所有階段，只要社會生產存在“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不和諧，就必然存在著產生生態矛盾的源頭。

然而，工業主義文明帶來的生態問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表征和結果。 廣大無產階級的生態權益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得不到解決，問題的“本因”在于有產者只關注“資本邏輯”的生產方式帶來的經濟利益，絕不會考慮自身肆意妄為的生產帶來的生態危機， 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重大政治問題。同時，廣大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經濟生產中處于弱勢地位， 進而在生態權益的分享上處于弱勢，喪失生態權益的話語權。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 我們科學合理地安排“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略，實行最嚴格的生態保護制度，注重經濟社會發展同自然生態環境和諧共生， 通過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之間的調整，在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征程中，生態環境問題和廣大民眾的生態權益保障問題得到完美解決。

三、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權益保護思想的當代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異化勞動、“資本邏輯”生產方式和私有制的批判，對于我們整體性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權益保護思想， 在新時代篤行發展和生態正義統一、 堅定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和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 具有重大的時代價值和科學蘊涵。

（一）篤行發展和生態正義統一取向

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現代化進程， 架構于資本主義內在的制度邏輯和“資本驅動” 的生產方式， 其發展導向聚焦于資本對剩余價值無限增長的榨取， 必然引發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緊張、沖突，乃至異化，發展的向度呈現出“見物不見人”的偏離樣態。要徹底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解，我們必須同現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進行最徹底的決裂。顯而易見，馬克思恩格斯所闡釋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 絕非是簡單的生態危機問題， 其背后蘊涵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政治制度問題，折射出資本主義社會深刻的制度性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倫理正義危機。 只有對以“資本邏輯”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異化的消費方式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整體性的“揚棄”和徹底的革命，才能達成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解。

進入新時代，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 將生態環境保護上升至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長遠利益高度，倡導“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 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11]209， 走出一條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發展新路，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留下永續發展的“綠色銀行”。在篤行經濟發展與生態正義相向同行的具體實踐中， 我們倡導生態法治建設和生態德治建設相向同行、同頻共振。 在生態法治建設中推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完善“社會經濟考核機制和評價機制”、建立健全“生態責任追究制度”， 從而提升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生態德治中，崇尚“和合”的生態意識，對自然資源秉承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美好生活中踐行生態正義

中國共產黨人以高度的政治情懷擁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哲學智慧， 嚴格遵循公平正義的生態資源分配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新一屆黨中央明確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11]210，才能為全體人民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發展和生態正義同一的全新“價值模式”推演至全球，積極倡導不分國家大小、不分民族和種族，以生態環境正義為“航向指引”，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樣本。 進入新時代，我們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秉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理念，堅定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正義原則，在共建“美好地球家園” 畫卷中不斷擘畫發展和生態正義同一的康莊大道。

（二）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西方秉承“資本邏輯”的現代化發展方式，將人置于自然的征服者抑或統治者的身份自居，以主宰和“奴役”自然為目的，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甚至產生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矛盾和沖突方興未艾。在馬克思恩格斯視域中，人類本是自然的從屬物，自然界是人類的無機體，人與自然絕不是截然分離的， 也不是孤立對峙的關系， 而是相互依存、 相互聯系的對象性依賴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論辯，為新時代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發展新路提供了立論依據。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恩格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理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置于全局性和整體性高度， 既注重經濟社會發展又注重生態文明建設， 確保全體民眾的生態權益得以保障和實現。 習近平總書記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升為“生命共同體”的向度，明確人與自然命脈相連、相互依存，以系統性、普遍聯系性思維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落地生根， 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融入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布局之中。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把握好對自然環境資源的利用度， 又切實保障好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求，精準掌控好“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恰切之道，創造性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并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闡釋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現代化，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現代化，更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人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 走出一條人與自然交相輝映的現代化新路。 我們既不走人與自然對抗的老路，也不走“資本邏輯”為導向的“邪路”，而是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路”。當代中國推進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道路，摒棄了西方“資本邏輯”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 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表征為征服與被征服、 掠奪與被掠奪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 開創性走出“保護自然環境就是保護人類， 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人類” 的綠色發展道路。道路的開拓，標識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深化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執政規律和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認知，彰顯出理論創新的磅礴之力。

（三）突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引領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覺和實踐創新的重大命題。誠然，馬克思經典作家對“文明”的內涵和特征，沒有明確的語義界定，但卻明確指出文明是綜合性的社會范疇， 由諸多內在的要素構成完整的體系。 中國共產黨人“凝練”了“文明形態”的核心要素，形成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社會文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等系列概念”[12]，并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當然，從文明的內涵辨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整體性文明，蘊涵著鮮明“中國特色”的文明形態。 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是批判和揚棄了資本主義文明“困境”，從人的發展應然場景出發， 具有鮮明的文明指向和獨特的文明特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迥異”于現代資本文明導致人的發展“偏離”樣態，又是以“人本”邏輯超越資本邏輯的文明形態， 更是以實現人民美美與共的美好生活為評價標尺， 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目標的全新文明形態。

同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從字義解讀這種文明形態是一“新”的文明形態。 其“新”既表現人類文明新形態是文明多樣性的重要一員， 又為人類文明普遍性意義指明了發展路向。 我們開創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敘事圖景中，賦予其深厚的內涵和清晰的輪廓， 起到世界性意義的引領作用。 從越是民族的東西越具有世界性意義視角審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對于人類文明未來發展方向具有引領作用。其一，我們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強調文明的接續發展和賡續創新。 中國式現代化圖景中開拓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以“求變求新”為主線，不斷吸納和借鑒人類其他文明的璀璨成果和優秀基因，強調文明的“姹紫嫣紅”而絕非“獨此一朵”，突破文明“終結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悖論”，不斷開拓人類文明的新樣態。其二，人類文明新形態引領全新的對話方式。資本主義及之前階級對抗的社會，人類文明的發展史都蘊涵著對抗和沖突， 某些人類文明甚至在激烈的對抗沖突中“消失”在浩瀚的歷史塵埃之中。 當全人類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由“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文明形態造成世界各個領域內的沖突此起彼伏。 中國提出的“平等”“借鑒”“對話”的文明新理念，為避免人類沖突的“慘痛”，減少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代價， 提供了一條卓有成效、文明睿智的發展路向。 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鮮明的未來指向性。作為中華文明的當代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能引領人類不同文明的“各美其美”，又堅持天下大同的“美美與共”。 作為超越“資本邏輯”的現代文明形態，其蘊涵著鮮明的共產主義文明要素，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又開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新路， 更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價值指向?？傊?，創造人類文明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 人類文明新形態既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 又吻合文明發展的普遍性意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