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花兒』曲令芻議

滕曉天

馬劍龍先生寫了一篇關于寧夏“花兒”曲令的文字，要我看看并提出意見。說實話，我對寧夏“花兒”知之甚少，恐難免謬誤，但架不住老朋友的誠懇，只好謬談。馬劍龍先生的文字不長，卻涉及了一個新的課題，而且頗有見解，我愿意沿著他的思路談點淺見，以求教于大家。

“花兒”文化的根子在農業文化，普羅大眾是它的忠實粉絲，尤其是廣大農村和眾多的農人，是這種文化不離不棄的耕耘者和傳播者。在長期的農耕中，創造了集歌詞、曲令和研究三位一體的整體性民歌，千百年來，沿著古絲綢之路流播在大西北，流傳在亞洲中部地區，至今一“花”獨放，絢麗奪目。青海、甘肅的河湟地區是河湟“花兒”的誕生地和流傳地。應該看到，河湟“花兒”在西北三大流派“花兒”中，是歷史悠久、傳播廣泛、曲令眾多、歌詞深邃，影響力最大的一個流派。河湟“花兒”在流傳到寧夏后，憑借著當地的地域和民族優勢，逐漸形成了具有寧夏特色的六盤山“花兒”，閃耀著獨特的光芒。

馬劍龍先生看到，“寧夏以外廣大‘花兒’色彩區的‘花兒’都是有‘令’的，獨寧夏‘花兒’無‘令’，算得上是獨樹一幟了。假如寧夏‘花兒’（包括山‘花兒’和河湟‘花兒’）也用上了‘令’，則天下一統！從‘令’在‘花兒’中的積極作用看，寧夏‘花兒’無‘令’只能是歷史事實和傳統，算不上特點和優勢。一分為二地說，寧夏山‘花兒’無‘令’是成立的，它是寧夏原生的具有某種‘花兒’特征的區域性山歌，沒有誰對它做過‘令’的規定。而寧夏河湟‘花兒’無‘令’是不成立的，因為河湟‘花兒’源于有‘令’的甘、青河湟地區，主要源于被寧夏人習慣稱作‘河州’的甘肅臨夏地區，它應當是和它的令名一同流入寧夏的，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與寧夏數百年前就已經開始的移民歷史不相符，這關系到河湟‘花兒’在寧夏地區傳承傳唱的最初形式?！?/p>

寧夏“花兒”歌手王德勤演唱《高高山上紅日頭》

寧夏“花兒”歌手馬學軍演唱《花兒與士兵》

我以為，馬劍龍先生提到了一個很值得關注的話題，流傳到寧夏的河湟“花兒”無“令”的狀況的確值得研究。根據聯合國2009 年的公布，河湟“花兒”、洮岷“花兒”和六盤山“花兒”是西北“花兒”的三大流派，寧夏人民在傳播、傳承“花兒”文化方面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使境內的“花兒”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這是功不可沒的。寧夏“花兒”之所以被譽為六盤山“花兒”，是由其自身的藝術特色所決定的，值得學界認識和研究。流傳到寧夏的河湟“花兒”缺少像甘青一樣的曲令，也是歷史所造成的。第一，傳播時，民間口傳心授而多記得固有的音樂形態而遺忘了曲令名稱，這是能理解的。第二，有些曲令很富有原流傳地的內涵和特色，傳至新地時，對原地的原有叫法可能不習慣，也與新地的叫法和習慣等不完全符合而被新地群眾所遺忘。第三，原地的曲令中，有一些曲令名是地名的，還有人名的，在流傳中，可能不被新地的群眾所熟悉和認知。第四，原地的曲令名稱不斷創新或增加，但新地缺乏這種傳統或習慣，只知傳唱而不善規范曲令名。第五，一些原曲令是多民族風格的，如青海漢、藏、回、蒙古、土、撒拉、東鄉、保安、裕固等9 個民族同唱“花兒”，但新地沒有那種多元文化的環境，故沒有被傳承。第六，原地的“花兒”文化氛圍濃郁，有利于曲令創新，但新地已沒了原地的文化底蘊，尤其是缺乏創新曲令后隨之命名的文化習慣。第七，受“信天游”或當地回族宴席曲的影響，它們本身就缺乏叫曲令的習慣，因而也就少了曲令名稱。第八，流傳到寧夏的大部分曲令，是以前的傳統曲令，而河湟“花兒”大量的新曲令，雖同名但音樂區別很大，這些大多是改革開放以后產生的，沒能及時流布。綜上所述，這些多重因素，直接影響和造成了寧夏河湟“花兒”少有曲令名稱的現象。

“花兒”是一種民間文化，它在千百年來的傳播中，走形變樣，形式各異，甚至另有派生，都是難免的。像新疆的河湟“花兒”，也摻雜了當地多民族的文化因子，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這些都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正因為有了自己的藝術特色，才能扎根民間，得到真正傳承，才能多樣化地綻放，呈現出萬紫千紅的別樣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