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評價與展望*

安曉明

2013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包括中國廣大內陸地區的開放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逐步深入，我國內陸地區的開放條件和開放環境均得到了明顯改善。特別是其中的西安、蘭州、西寧、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等“一帶一路”沿線我國重要內陸節點城市①，順應國家全方位開放的大趨勢，積極響應并實時調整、優化、升級其節點城市功能，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站在“一帶一路”十周年的新起點，總結過往發展成就和經驗，反思發展中的問題和不足，特別是摸清當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響應程度與核心節點城市之間的差距以及未來方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來看，對于“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的定量評價主要集中在“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節點城市的促進效益（張輝等，2023；趙紅軍等，2022；王亦虹等，2021）、節點城市及相關產業競爭力（高友才等，2016；李楠，2022）、城市開放度或國際化水平（仲俊濤等，2016；焦琬婷等，2020）、創新功能（唐澤圣，2020）、城市發展狀況（劉凌等，2023；趙文琦等，2022）、節點城市間的經濟聯系（高新才等，2015）等方面，對“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進行系統評價的還比較欠缺。本文從“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機制入手，構建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模型對各內陸節點城市的功能響應情況進行評價分析，通過總結當前的響應特點，對其中存在的功能短板進行深入分析，以期為未來的響應提升提供思路參考。

一、“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的影響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與推進改變了我國內陸地區處于開放末梢的不利局面，極大地便利了我國內陸節點城市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交往。而這也要求“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內陸節點城市在城市功能上做出積極響應。由此形成“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的影響機制：“一帶一路”倡議—開放條件變化—加強與外部的經濟社會聯系—城市功能響應。

1.“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內陸節點城市開放條件改變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發達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沿海以及有通航能力的沿江地區，因為這些地區交通運輸成本低廉，對外開放具有天然優勢。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中國的開放主要依靠沿海城市和沿邊城市。內陸城市基本上需要通過沿海、沿邊城市才能實現與海外的經貿聯系。由圖1可以看出，內陸城市之間（圖中的內陸城市1和2）相互交流合作，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沿邊城市之間相互聯系溝通?？傮w上來說，沿海及沿邊城市處于開放前沿，內陸城市處于開放洼地或末梢?！耙粠б宦贰背h的提出，賦予了內陸城市特別是內陸節點城市對外開放的政策和紅利，內陸節點城市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直接開展海外聯系，無須再通過沿海及沿邊城市，特別是利用航空運輸、中歐班列、跨境電商、海鐵聯運等平臺載體和方式實現與海外的直接聯系。由此，內陸節點城市與沿海、沿邊城市一樣成了開放的前沿。

圖1 “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的影響機制圖

當然，內陸節點城市仍然可以繼續保持與沿海城市、沿邊城市的合作，連通海外。從圖1 可以看出，原來的串聯式開放，變成了并聯式開放和串聯式開放并行。甚至于，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內陸節點城市從西往東，串聯起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我國的沿邊城市與沿海城市連通起來，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

2.開放條件改善促進外部經濟社會聯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在開放發展的道路上一直走在前列，其開放程度遠遠高于我國內陸地區。由于遠離海洋和邊境，很長一段時間內，身處祖國腹地的廣大內陸地區都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洼地。內陸城市與海外的經貿聯系、人文交流、國際合作都相對欠缺?！耙粠б宦贰背h的提出，打通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東西雙向通道，使得內陸地區也能成為開放前沿。再加上世界開始進入航空經濟和數字經濟時代，也改變了原有海權時代內陸地區處于開放不利條件的局面。國際航空樞紐所在的人口稠密的內陸地區和那些可以與“一帶一路”建立各種有效鏈接的城市，極有可能成為區域發展的熱點地區，重塑區域發展的整體格局。因此，開放條件的大大改善，不僅有利于各內陸節點城市加強與外部的經濟社會聯系，進而與“一帶一路”建立有效鏈接，客觀上也要求內陸節點城市加強與外部的經濟社會聯系，在促進內陸節點城市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為我國對外開放和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

3.外部經濟社會聯系加強需要城市功能響應

由于開放條件改變，內陸節點城市加強與外部的經濟社會聯系成為必要和可能，這就要求內陸城市特別是其中的節點城市也應隨之在城市功能上做出調整和改變。這種響應的動力來源包括外在推動力和內在驅動力。一方面，是“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外在推動力。開放條件的改善，自然而然地推動著城市功能發生改變。從我國古代城市功能變遷的規律可以看出，城市開放條件的變化影響著城市功能的變化，城市功能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封閉走向開放是城市功能發展演進的必然趨勢。當幾個內陸節點城市開始走向開放前沿并取得成效時，自然也就推動著其他的內陸節點城市調整和優化升級自身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是內陸節點城市自身融入“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內在驅動力。為了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內陸節點城市開始主動調整優化自身的城市功能，以符合開放發展的需要。

二、“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原則和要求

根據城市功能歷史變遷規律，在“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要主動去響應和調整優化自身的城市功能。這種功能響應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和要求。

1.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的基本原則

一是對接“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2018 年8 月27 日，習近平主席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并提出了幾個具體要求。包括加強與各國和國際組織之間的規則、標準對接，深化融資、貿易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鞏固擴大“一帶一路”朋友圈；推進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建設、大通道建設，著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完善“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網絡體系；推動外貿創新發展、深化絲路電商合作、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繼續發揮各類“一帶一路”金融機構的服務功能，健全多元化投資體系；深入開展教育、文化、科學、旅游等人文合作，著力推動健康、綠色、數字、創新絲綢之路建設。從對接“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來看，我國內陸節點城市深度融入“一帶一路”，就要在城市功能方面加強對外功能，如積極擴大對外交往，加強經濟開放功能，擴大雙向貿易和投資，加強通道建設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積極與“一帶一路”國家開展人文交流合作等。

二是符合節點城市在城市網絡中的定位。從城市網絡定位來看，內陸節點城市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節點，依托中國廣大的內陸腹地，輻射全國，連通海內外。作為“一帶一路”城市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內陸節點城市無疑應當扮演比以往更為重要的角色。城市功能應更加注重對外交往與聯系方面，比如更積極地對外交流合作，更開放的經貿往來，更便捷的交通體系和物流體系，更具吸引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城市形象等。

三是兼顧城市自組織發展需求。按照城市自組織發展理論，城市系統各要素不斷地按照各種規則各盡其責又相互協調，自動形成有序的城市構型，并且不斷地向更高級的城市構型發展。因此，內陸節點城市在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需要不斷壯大自身實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提升要素集聚及輻射周邊區域的能力等。

2.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的具體要求

根據城市功能響應的原則，內陸節點城市要在以下節點城市功能方面予以積極響應和優化調整。

一是拓展經濟開放功能。經濟開放功能是一個城市對外交流合作的基本功能?！锻苿庸步ńz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提到，內陸節點城市要建設成為我國內陸地區的經濟開放高地。從節點城市網絡體系來看，內陸節點城市是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高地，經濟開放不僅是城市網絡中加強節點聯系的需要，也引領和帶動著周邊區域甚至是整個內陸地區的經濟開放。

二是提升通道樞紐功能。節點本身就包含有通道和樞紐的內涵。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基本上都是重要的綜合交通和物流樞紐，已經具備較好的通道樞紐功能發展基礎，但是相對于“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要求而言，原有的通道樞紐功能仍然需要提升和加強。

三是強化要素聚集功能。要素聚集功能是節點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節點城市定義包含了各種要素在城市中的匯集。和東部沿海節點城市相比，內陸節點城市吸納集聚資源要素的區域范圍還比較小，特別是對高端資源要素的吸納集聚能力偏弱。

四是擴大對外交往功能。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的重要一環，對于促進經貿往來等具有積極作用。內陸節點城市要促進民心相通就要著力提升對外交往功能，積極推動教育、醫療、人文等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國際影響力。

五是優化綜合服務功能。綜合服務功能是一個城市承載力、影響力和吸引力的綜合體現。城市發展環境往往是城市居民和外來人員最能直接感受到的，也是吸引高端資源要素的重要影響因素。各內陸節點城市要優化提升綜合服務功能，實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愿景目標。

三、“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的綜合評價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沿線內陸節點城市在城市功能響應方面做出了諸多努力，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本文構建功能響應指數模型對此進行綜合評價分析。

1.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模型構建

根據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原則，以及前文提出的我國內陸節點城市需要拓展和提升的城市功能，本部分構建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模型。由于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是一個綜合指數，其中又包括多種城市功能響應的考量，需要綜合考慮各類城市功能，最終采用綜合加權法構建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模型，如式（1）所示。其原理就是首先對各個內陸節點城市的城市功能子系統進行分解，確定各子系統相關的評價指標，再對各指標通過科學合理的方式進行賦權，最后綜合加權。通過這個方法，可以對選取城市的城市功能響應總指數及各個城市功能子系統進行測算和評價，橫向對比各節點城市的城市功能契合度，從而發現各節點城市在各功能子系統方面的優勢與短板。

其中，UFR表示內陸節點城市的城市功能響應度，用來衡量內陸節點城市功能的響應水平，它是節點城市經濟開放、通道樞紐、要素聚集、對外交往、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的綜合體現，n在此處為5，W表示指標的權重，R表示節點城市功能子系統的響應狀況。因此，內陸節點城市的城市功能響應度UFR就是R1、R2、R3、R4、R5的綜合加權求和。UFR模型是關于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子系統R、空間S、時間T的復合函數，表達式如下：

式中，UFR即Urban Function Response，f表示一組復雜的函數關系，R1、R2、R3、R4、R5都是表示內陸節點城市功能子系統的響應程度矩陣，如R1表示節點城市經濟開放功能響應程度。S、T分別表示空間和時間變量，C表示環境承載力。R的表達式如下：

該式中，L表示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的具體可量化指標。

2.評價方法與過程

根據前文對于內陸節點城市功能的分析，結合功能響應的具體要求，根據系統全面與重點突出相結合、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相結合、動態導向性與穩定性相結合的指標選取原則，對每個子系統所對應的指標進行篩選，最終確定21個指標。同時選取層次分析法（AHP 法），結合專家咨詢法，確定各指標體系的權重（見表1）。

表1 節點城市功能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根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提到的要重點建設10個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選取西安、蘭州、西寧、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10個城市進行研究。同時，為了更客觀地分析內陸節點城市的優勢與不足，另外增加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5個城市進行輔助分析。這5個城市是我國最發達的幾個城市，也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核心節點城市，“10+5”的組合在我國城市網絡體系中具有代表性。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各城市2021 年政府統計公報或官方網站。值得說明的是，自2020 年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國際人員流動受限，我國各城市旅客出入境人數和接待境外游客人數銳減?；谶@樣一個特殊事件產生的非常規性影響，本文選取這兩個指標2019 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由于評價體系涉及21個指標，且各指標量綱不統一，在進行綜合加權評價之前，運用式（5）對各指標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3.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的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模型，計算得出15個節點城市的功能響應指數，以及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根據評價結果可以看出，“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指數呈現出以下特征。

第一，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整體不高。從橫向對比來看，西安、蘭州、西寧、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這10個內陸節點城市的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整體上不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見圖2）。其中，成都、重慶、武漢這3個城市的城市功能響應指數略強于天津，但是和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相比差距較大。

圖2 “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節點城市功能響應指數圖

第二，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總體響應程度在城市和區域間存在明顯的分化。從城市來看，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成都和重慶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最強，其次為武漢、西安、鄭州。西寧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城市功能響應程度墊底，多數指標位列最后。從區域來看，西南地區成渝兩地的城市功能響應指數整體較強，西北地區三市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整體較弱，中部地區五市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中等，比較符合當前區域發展實際。

第三，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各子系統的響應程度在城市和區域間存在明顯的分化。由圖3 可知，在經濟開放功能方面，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重慶的響應程度最高，甚至超過了天津和廣州，其次為西安、成都、武漢。重慶響應程度最高的原因主要在于重慶的幾個評價指標較高。重慶的綜合保稅區個數（6個）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排名第一，實際利用外資投資額（106.65 億美元）和外貿進出口總額（8000.59億元）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均排名第二，實際利用外資額僅次于武漢（125.7 億美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僅次于成都（8222 億元）。西寧的經濟開放功能響應程度最低，蘭州也不理想。從區域來看，西北地區、西南地區和中部地區都有經濟開放功能響應程度較好的城市?？傮w上，西南地區強于中部地區和西北地區。

圖3 “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節點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圖

在通道樞紐功能方面，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成都的響應程度最高，主要在于成都的客運周轉量和機場年旅客吞吐量這兩項指標在所有內陸節點城市中表現最為亮眼。武漢位列第三。武漢的客運周轉量和貨物周轉量均處于較高水平，是名副其實的樞紐型城市。鄭州雖然是一個樞紐型城市，高鐵、高速公路、航空都比較發達，機場貨物吞吐量70.5 萬噸，在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最高，但是客運周轉量和貨物周轉量還有待提升。從區域來看，西南地區的節點城市通道樞紐功能響應程度強于中部五市和西北三市。

在要素聚集功能方面，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武漢的響應程度最高。主要在于2021 年武漢人均GDP 達到135251元，位列10 個城市之首，上市公司數量也較多，達到91 家，僅次于成都（101家），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33775.87億元，僅次于重慶（45908.04 億元）。2021 年成都的常住人口為2119.2 萬人，僅次于重慶（3212.43 萬人）。由于重慶是直轄市，因此成都是我國同等級內陸節點城市中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此外，成都的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47968億元）和上市公司數量（101家），在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排名第一。這都表明成都是一個非常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不僅吸引了大量的人口，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資和優質企業。西寧的響應程度最低，其四個體現要素聚集功能響應程度的指標均排名末位。從區域指標來看，中部地區的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5 個內陸節點城市的人均GDP 均高于西北三市和西南兩市。

在對外交往功能方面，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重慶的響應程度最高，其次為成都，西寧再次墊底。重慶、成都締結的國際友好城市數量分別為52個和38個，使領館數量分別為12個和21個，在出入境旅客人數和接待入境國際旅游人數方面表現也比較亮眼。重慶和成都接待入境國際旅游人數分別為411.34萬人次和381.43萬人次，甚至超過了北京（376.9 萬人次）和天津（188.31 萬人次）。使領館數量方面，蘭州、西寧、鄭州、南昌、合肥都為0，長沙也僅有一個老撾使領館，差距非常明顯。從區域來看，西南兩市的對外交往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優于西北三市和中部五市。

在綜合服務功能方面，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成都的響應程度最高，其次為重慶、武漢。西寧的響應程度仍然是最低的，蘭州和西寧比較接近。成都的響應程度甚至超過了上海、深圳和天津，重慶和武漢的響應程度也超過了深圳和天津。成都的軌道交通運營里程是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最多的，達到554.23 千米，甚至高于深圳（431 千米）和天津（249.05千米）。成都的三甲醫院數量達到54家，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遙遙領先，甚至在全國城市中也僅次于北京（68 個），成都的華西醫院更是在全國享有盛名。成都人均公園綠地面積14.9平方米，非常契合公園城市的定位。這些都表明成都的城市綜合服務水平較高。從區域上來說，西南兩市的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優于西北三市和中部五市。

第四，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各子系統的響應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從各城市功能來看，西安、蘭州、西寧、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這10個內陸節點城市整體的綜合服務功能較強，能基本滿足本地的發展需求。在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中，各內陸節點城市的對外交往功能最弱。

四、“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的短板與反思

整體上來看，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在功能響應方面取得了較好成績，但這種響應仍然是低水平的，各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水平都有待提升，其中最為薄弱的是對外交往功能。具體到各個城市，除了對外交往功能，也都存在各自不同的功能短板。其原因除了普遍的發展起點低、對外開放基礎較差等共性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個性原因，例如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密切相關。為更好地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的功能短板進行分析，文章將10個內陸節點城市分為西北、西南、中部三個區域進行具體分析。

1.西北地區

西安、蘭州、西寧三市作為“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西北地區的典型內陸節點城市，其功能響應狀況比較類似。三市的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強于其他城市功能，城市的對外交往功能響應程度普遍最差。三市相比而言，西安的各個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都明顯優于蘭州和西寧（見圖4）。

圖4 “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西北地區節點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

西安作為西北地區的龍頭城市，UFR為0.2362，穩居西北三市第一位。在5 個城市功能子系統中，除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較好外，經濟開放功能也不弱于西南地區的成都，且優于中部地區的幾個城市。但是西安的對外交往功能、通道樞紐功能和要素聚集功能都還比較弱，其中最突出的短板是對外交往功能。主要原因在于，西安雖然是西北地區的龍頭，整體的城市承載能力和綜合配套相對較好，但是基本上吸引來的是西北地區和陜西周邊的人流、資金流和物流，在“一帶一路”城市網絡中的節點層級還沒有真正達到全國性的層次，其國際交往能力較弱，要素聚集能力難以擴展到其他區域，通道樞紐的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蘭州的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中，綜合服務功能相對較好，其次是要素聚集功能，而經濟開放功能、對外交往功能、通道樞紐功能都非常弱?？梢钥闯?，目前蘭州的對內功能較好，對外功能還非常欠缺。主要原因在于，蘭州是內陸型城市，地理位置上遠離我國的開放中心和經濟最發達的幾大城市群，不僅國際性的交往活動少，和國內其他地區的交流合作也不多。

西北三市中，西寧的城市功能響應情況和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情況都是最差的，也是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最差的。西寧的UFR僅為0.0440，排名倒數第一。在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中，西寧除綜合服務功能相對較好外，經濟開放功能、要素聚集功能、對外交往功能均排名倒數第一。西寧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和蘭州十分相似，都是遠離我國的開放中心和經濟發展中心，且西寧更為偏遠。西寧城市功能響應的各項指標排名在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幾乎均為倒數，除空氣質量較好以及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居中以外，其他方面都需要大力提升。

2.西南地區

根據圖5，西南兩市功能響應的狀況比較類似。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強于其他功能，對外交往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勢弱。成都的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較好，甚至優于深圳和上海，這也正體現了成都的宜居宜業環境。但是成都的對外交往功能相對來說比較弱。重慶和成都類似，雖然重慶的綜合服務功能和經濟開放功能相對較好，但對外交往功能、通道樞紐功能還需進一步加強。

圖5 “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西南地區節點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

西南兩市的最大特征是比較均衡。一方面是重慶和成都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不相上下。相比而言，兩個城市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重慶、成都的UFR分別為0.3827、0.3892）以及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程度都比較接近，總體不分上下，這也正是成渝城市群“強雙核”的一大表現。另一方面是重慶和成都兩個城市的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呈橄欖型分布，是一種比較穩定的結構。其中，對內功能如綜合服務功能比較強，對外功能如對外交往功能比較弱，而內外兼具的功能如經濟開放功能、通道樞紐功能、要素聚集功能相對在中間，并且響應指數也比較接近。

出現這種相對均衡狀態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成渝城市群“強雙核”的作用。成渝城市群在我國城市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已經成為公認的我國經濟發展的第四大增長極；二是成渝兩個城市的發展基礎相對比較好，自古以來對內對外交往皆比較頻繁，但是由于以往對外開放政策偏向沿海城市的關系，成渝兩市與國外的交流合作仍然比較弱。隨著“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深入推進，成渝兩市需要進一步強化對外的交流合作。

3.中部地區

根據圖6，在中部五市中，武漢是當之無愧的中部第一城。武漢的城市功能各子系統響應程度均優于其他四市。并且和西北、西南地區一樣，中部五市的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強于其他功能，對外交往功能響應程度明顯弱于其他功能。

圖6 “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我國中部地區節點城市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

武漢作為中部地區的龍頭，UFR為0.3437，穩居中部第一。在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中，武漢的綜合服務功能響應程度最好，其次是要素聚集功能。經濟開放功能和通道樞紐功能響應程度居中，且響應指數比較接近，但是對外交往功能響應程度最弱。其主要原因在于，武漢的產業基礎較好。自清末以來，武漢就是我國的工業重鎮，交通便利，連通東西南北，公路、鐵路、航空，再加上內河航運，其通江達海的歷史由來已久。但由于之前沒有沿海城市的開放政策，武漢在國際人文交流等方面還比較薄弱。

鄭州的UFR為0.2041，居中部第二位，略強于長沙（0.1990）和合肥（0.1822）。在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中，鄭州的對外交往功能最為薄弱，通道樞紐功能和經濟開放功能也不強。鄭州地處中原，歷史悠久，文化厚重，又有登封少林寺這張享譽世界的文化名片，在對外人文交流方面優勢突出。但其對外交往功能還非常弱，原因在于歷史文化資源的潛力尚未有效利用。此外，鄭州作為一個樞紐型城市，處于我國經濟地理的中心，在通道樞紐功能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其通道樞紐功能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究其原因在于鄭州的流量多，留量少，且航空貨運和客運發展失衡，客運量較低，要素聚集功能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鄭州坐擁河南近1億人口的腹地支撐，但是其對人口的吸引力、對資金和企業等市場要素的吸納能力還很不足。鄭州綜合服務功能指數相對較好，但仍有待提升。鄭州市的本?？埔陨显谛Ｉ鷶盗?33.16萬人，雖然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排名第一位，但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并不理想。一方面是較有影響力的高校比較少，全市只有一所211或“雙一流”高校；另一方面是在本?？埔陨显谛Ｉ偭恐?，研究生數量不多且占比較?。ㄒ姳?）。

表2 2021年各市本?？埔陨显谛Ｉ把芯可鷶盗浚▎挝唬喝f人）

長沙的對外交往功能和經濟開放功能都相對薄弱，通道樞紐功能也不強。主要原因在于長沙是內陸型城市，附近又有武漢這個能級比較強的城市。武漢吸收了周邊區域的大量資源，但是輻射帶動能力還沒有很好地擴散到周邊區域。具體到長沙的各個功能子系統響應指數中，主要的功能短板有以下幾個方面。在經濟開放功能方面，長沙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和實際利用外資投資額都很低。綜合保稅區僅有1 個，外貿依存度20.95%，在中部五市中排名第三。在通道樞紐功能方面，長沙的客貨運周轉量較低，機場年旅客吞吐量和貨物吞吐量不足。在要素聚集功能方面，長沙吸納資金的能力還有待加強，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排名第六。在對外交往功能方面，僅有1個老撾使領館，國際友好城市較少，出入境旅客人數和入境國際旅游人數不多。在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方面，長沙的軌道交通運營里程還較短。高等教育資源方面擁有湖南大學、中南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優質高校，但本?？埔陨显谛Ｉ臄盗枯^少，只有81.03萬人，在中部地區中排名第三，次于鄭州和武漢。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僅11.71平方米，在中部五市中排名倒數第一，在10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二。

南昌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整體較低，UFR僅為0.1619，在中部五市中排名倒數第一。從城市功能子系統的響應狀況來看，南昌的情況和長沙差不多，其通道樞紐功能和對外交往功能還很薄弱，經濟開放功能和要素聚集功能也比較薄弱。主要原因在于南昌屬于內陸型城市，原有的開放基礎比較薄弱。并且在長江中游城市群三個極核中（武漢、長沙、南昌），南昌最為弱勢。附近既有武漢這個能級比較強的城市和能級次強的長沙，往南是珠三角城市群或粵港澳大灣區（我國的第一大經濟增長極），往東是長三角城市群（我國的第二大經濟增長極），這幾個區域虹吸了周邊區域的大量資源，但是對江西省的輻射效應還不夠，南昌處于幾大增長極的洼地，因而各方面的功能還比較薄弱。其綜合服務功能也有待提升。南昌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較短，2021年僅運營128.6千米，在中部五市中排名倒數第一。三甲醫院數量只有22 個。本?？埔陨显谛Ｉ鷶盗枯^少，只有72.54萬人，且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嚴重缺乏。全市只有一所211 或“雙一流”大學，在讀研究生數量少且占比僅為5.68%，這點與鄭州非常類似。

合肥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整體較低，UFR僅為0.1822，在中部五市中排名倒數第二。從城市功能子系統的響應狀況來看，合肥的通道樞紐功能最為薄弱，對外交往功能、經濟開放功能也比較薄弱。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相比較而言，合肥的地理位置、交通區位沒有太大優勢；二是因為合肥距離長三角城市群（我國的第二大經濟增長極）非常近，但是目前長三角城市群的虹吸效應大于輻射效應，大量的資源流入長三角地區，合肥難以集聚和吸引周邊區域的人流、物流和資金流。

五、結論與展望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過去10年中，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在“一帶一路”城市功能響應方面既有亮眼的成績，也存在諸多不足。展望未來，機遇和挑戰并存，需要內陸節點城市更加積極主動作為。

1.研究結論

第一，“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的影響機制在于：“一帶一路”倡議→開放條件變化→加強與外部的經濟社會聯系→城市功能響應?？傮w來說，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要遵循三個響應原則：既要對接“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也要符合節點城市在城市網絡中的定位以及滿足城市自組織發展的需求，具體涉及經濟開放、通道樞紐、要素聚集、對外交往、綜合服務等節點城市功能。

第二，目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對“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響應程度整體不高，且存在明顯分化。一方面，總體響應程度不高。從橫向對比來看，10個內陸節點城市的功能響應程度整體上不如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其中，重慶、成都、武漢這三個城市略強于天津，但是和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相比差距較大。另一方面，存在明顯的分化。一是在城市和區域間存在明顯的分化。各內陸節點城市雖同為中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和內陸型節點城市，但是由于原有基礎的不同和對機遇把握程度的不同，功能響應差異非常明顯。從城市來看，在10 個內陸節點城市中，成都和重慶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最強，其次為武漢、西安、鄭州，西寧墊底。從區域來看，西南成渝兩市的城市功能響應程度整體較強，西北三市整體偏弱，中部五市中等，比較符合當前區域發展實際。二是各子系統的響應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在五大城市功能子系統中，10 個內陸節點城市整體的綜合服務功能較強，能基本滿足本地的發展需求，對外交往功能最弱。

第三，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在功能響應方面還存在一些短板，各子系統響應水平都有待提升，其中最為薄弱的是對外交往功能，其原因除了普遍的起點低、對外開放基礎較差等共性原因，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個性原因。這主要與我國區域發展格局密切相關。如西南兩市的最大特點是均衡，并在城市功能的5 個子系統響應上呈橄欖型分布。因此，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功能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既是融入全球開放大局的客觀需要，又立足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其在區域發展格局中的方位深刻影響著城市功能響應狀況。要補足城市功能響應的短板，需要站在全球開放大局和我國區域發展格局中加以謀劃。

2.未來展望

與10年前相比，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蓄勢待發以及我國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對“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和我國內陸節點城市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影響。站在“一帶一路”十周年的新起點，我國內陸節點城市更要積極主動作為。

第一，在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融入全球開放大局。當前，大國競爭博弈加劇、全球經貿規則重塑、全球經濟復蘇呈現不穩定不平衡特征，共建“一帶一路”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的國際環境和挑戰。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內陸節點城市，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這“兩個大局”之中，要在“兩個大局”中找準方位，積極作為，在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融入全球開放大局，提升城市自身實力和發展空間。同時，也要積極應對大變局中的各種不確定和不穩定性，如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俄烏沖突、歐洲能源危機等，在“兩個大局”中保持戰略定力，為“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提供穩定力量。

第二，在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重塑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內陸節點城市擁有廣闊的內陸腹地，也蘊含著巨大的內需，且大多具備連南啟北，溝通東西，輻射四方的區位優勢，涉及眾多區域重大戰略，要立足當前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緊抓“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及區域發展戰略疊加機遇，提升節點城市綜合競爭力，打好根基，補足短板，重塑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內陸節點城市要扭住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加快消費全面升級，充分釋放內陸腹地支撐效應；充分發揮各內陸節點城市的區位和產業優勢，積極吸收發達地區、沿海地區的生產要素溢出，推動內陸節點城市成為國內要素集聚新高地，在縮小東西差距、平衡南北發展上發揮關鍵作用；做大做實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鏈接，實施高能級開放平臺行動，提升絲路協同水平，在促進中西部地區開放發展和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道路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推動數字化、綠色化、創新發展中提升節點城市功能。創新、綠色、數字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未來方向。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在全球展開，我國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跨越式發展的戰略支撐，各地紛紛前瞻布局并培育發展具有顛覆性、變革性的未來產業，不斷強化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我國內陸節點城市要加強基礎性、前沿性、顛覆性科學研究，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提升城市綜合創新能力。全球經濟的綠色低碳轉型發展，將對全球經濟的發展模式、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供需結構和區域結構產生巨大影響，需要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在產業的綠色發展、城鄉區域協調、城市生態環境等方面做出積極響應。特別是“雙碳”目標下，我國內陸節點城市既要保持經濟發展速度，又要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早日實現碳中和碳達峰。數字化正在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的重要內容。我國內陸節點城市在數字化方面已經有一定基礎，未來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并大力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

注釋

①2015年3月28日，“一帶一路”的行動綱領《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發布，明確指出要重點建設兩類節點城市。其中一類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和主力軍，包括上海等沿海城市；另一類是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包括西安、蘭州、西寧、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等10 個中西部地區的內陸城市，本文所指的我國“一帶一路”重要內陸節點城市以此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