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歷程、邏輯與理念

張劍宇

(東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 211189)

創造美好生活是古今中外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美好生活”逐漸打破宏觀政治敘事與微觀個體生活的視域分離,從日常話語、新聞話語表達上升為黨的執政理念,并成為新時代深受關注的政治話語和社會話題。國內已有研究對“美好生活”的關注遵循著兩條截然不同的研究脈絡:一是將“美好生活”作為研究對象,探討“美好生活”的邏輯意蘊[1]、內涵圖景[2]、指標測度[3]、建構現狀[4]、發展路徑[5]等話題;二是將“美好生活”作為分析范式,以此分析“美好生活”視角下的社會民生[6]、生態建設[7]、社會治理[8]、文化建設[9]、經濟發展[10]等社會問題。不論沿襲何種脈絡,“美好生活”都常被置于靜態、固定的共時性研究視域中,對其內涵演化和意蘊發展的認識則存在一定程度的遮蔽。事實上,人民美好生活是一個動態調整、遞進演化、不斷發展的問題,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差異化的深層意蘊和表征樣態。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也是一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歷史?！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11]2。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并視“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12]。由此可見,尋找“美好生活”研究的歷時性、關聯性分析視角顯得尤為必要。面對人民美好生活的內涵意蘊和實踐探索如何遞進演化、中國共產黨何以領導及如何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等現實問題,通過將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和人民美好生活變遷史相聯系,本文旨在系統總結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探索歷程、內在邏輯及實踐理念,這對于回應如何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等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探索歷程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盵13]1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社會背景、時代特征、人民認知水平等有所差異,黨在特定階段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目標、理念、方法均不盡相同,取得的階段性成就也有所區別,人民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樣態。按照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若干重要節點劃分,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百年歷程基本遵循“獨立生活—溫飽生活—小康生活—富裕生活”的遞進邏輯,四個歷史階段一脈相承、緊密銜接。

(一)1921—1949年:努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創造獨立生活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讓中國步入深淵,中國人民的人身依附關系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尚未得到徹底擺脫。據1918年國際救災委員會估計,我國東部大約有50%、西部大約有80%的人生活在遠低于最低生存水平的貧困之中[14]。為此,中國共產主義者于1920年便在《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向世人昭告其經濟理想、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充分表明其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堅定理想和決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明確將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黨自覺肩負起領導人民創造獨立生活的歷史使命?！蔼毩⑸睢币蟮摹蔼毩ⅰ笔巧婕罢?、經濟、文化、民生等多方面的“獨立”,包括國家重獲獨立政治主權、獲得經濟獨立發展、重塑獨立民族文化、贏得獨立外交權利,人民擺脫人身依附關系、得到主宰自我命運的權利和機會、獲得自由支配的生產資料、取得獨立生活發展條件等。

這一時期,“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11]1-2,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基礎和物質基礎得以奠定,獨立生活基本實現。第一,三座大山被推翻,國家重獲獨立主權,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基礎得以形成,中國人民的人身依附關系得以擺脫。不論是反對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還是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新道路的土地革命戰爭,又或是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戰爭,抑或是推翻國民黨統治、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戰爭,目的都在于獲得各方面的獨立,進而為人民的獨立生活奠定政治基石,中國人民因此得到了主宰自我命運的權利和獨立自由發展的機會。毛澤東明確指出,歷經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的新中國是一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15]。第二,視解決土地問題為創造美好生活的生產資料前提,將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作為革命斗爭的中心內容,為人民基本生存奠定物質基礎,中國人民得以獲得獨立支配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要求“減租減息、限田限租”(1)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對解決土地問題的探索可以用“減租減息、限田限租”進行總括。1921年浙江蕭山農民運動、1922年海陸豐農民運動都以成立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斗爭為主要行動。1924年,黨在“減租減息”基礎上提出向政府“限田”“限租”的主張。盡管1925年《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提出“耕地農有”,但其宣傳性質顯著,該階段的土地政策仍以“減租減息、限田限租”為主。參見文獻[16]。,土地革命時期從主張“土地國有”到主張“耕地農有”(2)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政策歷經“土地國有”向“耕地農有”的轉變。1927年至1931年,黨主要主張“土地國有”。但是“土地國有”并不能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期待,也不足以調動農民參與革命實踐和生產勞動的熱情。為此,黨在1931年后轉而主張“耕地農有”。歷經土地革命在認識和實踐層面的徘徊與探索,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最終得以確立。參見文獻[17]。,抗戰時期強調“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3)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中討論當時土地政策時指出,“現在的政策,一方面,應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另一方面,要規定農民交租交息”。由此可見,“地主減租減息”和“農民交租交息”是抗日戰爭時期土地政策的兩個主要方面。參見文獻[18]。,解放戰爭時期明確“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4)1947年7月至9月,全國土地會議在西柏坡召開,會議制定了一個徹底的反封建土地革命綱領——《中國土地法大綱》?！吨袊恋胤ù缶V》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所采取的土地政策。參見文獻[19]。,利用不同的土地政策,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艱苦實踐中最終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國貧雇農的土地占有量得到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改善有了堅實的生產資料基礎。

(二)1949—1978年: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創造溫飽生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于重獲獨立自由的人民來說,滿足基本生存需求和解決溫飽問題仍是彼時最迫切的難題,因為“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20]527。為此,黨領導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11]2。1949—1956年的過渡時期,黨先后領導人民進行了全國范圍、徹底的土地改革,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遺留任務。最終,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得以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得到確立,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得到進一步強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按可比價格計算,1957年全國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4.5%。[21]

不過,由于缺乏對社會主義的充分認識和足夠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1957年“一五”計劃超額完成后,中國人民創造溫飽生活的歷程遇到了一些坎坷。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人也始終牽掛人民的溫飽問題,關注中國人民的“飯碗”。1959年,毛澤東告誡各級黨內同志,“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22];1975年,鄧小平特別強調“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23]。這一時期,人民自身也從未停止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案夭挥门?電燈不用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是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和共產主義社會最初的“想象”?；仡櫨唧w實踐,人民群眾為實現溫飽而大膽探索,產生了諸多對后來改革開放具有深遠影響的創舉。例如,1956年浙江永嘉燎原社為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率先試行“三包到隊、責任到戶、定額到丘、統一經營”的責任制,對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模式的探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當地農民生活也因此有所改善。[24]1949—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99.5元增長至343.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44元增長至133.6元,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25]盡管該時期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家庭恩格爾系數仍然維持在50%以上[25],人民溫飽并未完全解決,但其總體目標依然可以說是奮力創造溫飽生活。

(三)1978—2012年:努力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創造小康生活

1978—2012年,黨領導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11]2,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解決溫飽到總體小康再到奔赴全面小康的飛躍,人民生活質量快速且顯著改善,社會保障事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局部到全面、從低層次到制度化的轉變。30余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至24 56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至7917元;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分別比1978年增長52.6倍和49.9倍,達到16 674元和5908元;2012年,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已基本建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高達98.3%。[26]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于“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和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

黨領導人民創造小康生活的歷程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根據戰略目標和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差異,大體可將這一時期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徹底解決溫飽階段(1979—1991年)。黨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民生任務是依靠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徹底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同時也是在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人開啟了“小康生活”的理論想象和建構。從1979年底提出“小康之家”概念[27],到1987年將“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確定為“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28],再到1990年將“小康水平”明確界定為“豐衣足食”[29],黨對“小康生活”的理解和認識愈發全面。第二,實現總體小康階段(1992—2000年)。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黨領導人民實現了民生領域的巨大飛躍。按當年標準測算,2000年全國小康生活水平實現程度已達到95.6%[25],總體上達到了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中被首次提出并成為黨的重要民生目標。第三,邁向全面小康階段(2000—2012年)。這一階段,“小康生活”的內涵早已超越單純的“衣食住行”,收入水平不再是衡量小康與否的唯一標準。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相繼闡釋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方面、寬領域、全方位、高水平的小康。為此,黨和國家不斷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為“全面小康”創造了愈加優越的外部條件。

(四)2012年至今:努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創造富裕生活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30]?！懊篮蒙睢弊源顺蔀檎W兩界廣泛關注的話題,其內涵不斷發展、日臻完善。這一時期初,多數人民已經脫貧,生活業已達到小康水平,富裕生活成為新階段的新追求;少數人民雖在2012年身處貧困,在為“全面小康生活”繼續奮斗,但截至2020年底,我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31],小康社會已經全面建成,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歷史性解決,脫貧人口也開始追尋富裕生活。因此,在中華民族踏上“強起來”的征程之時,人民追尋的美好生活基本可以用全面實現小康生活基礎上的富裕生活來概括。

2012年至今,黨領導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11]2,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變為現實。2012—202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4 565元增至49 28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7917元增長至20 133元;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也分別從16 674元和5908元增至30 391元和16 632元;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至30.5%。[32-33]這一階段,人民的富裕生活具有雙重指向:第一,追求個體層面多維度、高水平的個人富裕。人民所追尋的富裕生活不再局限于物質文化領域,對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其他領域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表達了更多憧憬。富裕生活的實現水平和生活質量明顯高于小康生活,是小康生活在更多層次、更高水平上的延續。第二,追求社會層面廣覆蓋、有差異的共同富裕。從覆蓋領域看,共同富裕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全方位的富裕;從覆蓋人口看,“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13]66,這是一種全民富裕的狀態;從覆蓋區域看,共同富裕強調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城鄉融合發展戰略,逐步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當然,“共同富?！币苍试S在人民內部、城鄉與區域之間以及實現時間次序等方面存在合理適度的差距。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內在邏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內在邏輯不同于西方民生發展道路,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點和巨大優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相統一的結果,這也解釋了黨為何能領導人民百折不撓、接續奮斗,進而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歷史邏輯:傳統文化延續以及歷史與人民的必然選擇奠定實踐根基

一方面,中國人民追尋美好生活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和文化基礎,追尋美好生活是古代人民的共同心愿,圍繞美好生活展開思索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主要旨趣?！对娊洝纷钤玳_始了對“小康”生活的期盼,渴望“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老子推崇“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狀態;儒家經典《禮記》憧憬了一種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各盡其力、人得其所的“大同”社會;墨子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倡導“兼愛天下”的理想生活;農家倡導“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和諧局面。盡管古代人民追尋的美好生活和古代思想家對美好生活的構想頗具理想化色彩,但其依然對近現代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實踐產生了影響。例如,“小康”后來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十分重要的政治概念和階段目標,諸子百家、古代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和想象在黨的領導下已經或逐步變為現實。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到多方壓迫和痛苦折磨的中國人民從未如此強烈地渴望獨立生活。危難之際,各個階級的仁人志士開啟了他們的抱負行動和救國實踐,但由于缺乏堅強可靠的領導力量和正確先進的思想引領,舊式革命行動均以失敗告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讓中國革命從此擁有堅強可靠的領導力量。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實現了近代中國人民“站起來”的獨立生活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又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經歷坎坷曲折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在賡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成功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時代,人民正向著美好生活目標邁進。正是黨的領導,讓人民有了實現美好生活的底氣和自信。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歷史都證明了一點:在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歷史進程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也是美好生活從遙遠到接近、從抽象到具體、從夢想到現實的組織保證。

(二)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和人的需要理論提供了行動指南

一方面,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回答了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馬克思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20]196,“歷史的活動和思想就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20]286,這是對人民群眾主體作用的充分肯定。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和人民主體思想不斷發展,構成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重要理論淵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開創了黨的群眾路線,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34]1031,將“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34]1094規定為黨的宗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將“人民”概念具體化,將社會主義本質與人民富裕相聯系,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的共同富裕理念;以江澤民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指出“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也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35],突出強調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之重要性;以胡錦濤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視人民群眾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享有者,將“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求“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6];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深化人民立場,強化人民主體地位,并將個體幸福、人民美好生活等納入黨的初心使命、奮斗目標范疇,創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正是堅定的人民立場,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和人民主體思想,為黨領導人民、依靠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提供了行動指南。

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理論闡釋了人之需要的層次性、遞進性、發展性,為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論啟迪。馬克思將人的需要視為內在聯系、系統復雜的有機體系,并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認為人的諸多需要在實踐中形成,在勞動中得以滿足。人的需要豐富多樣、極其復雜,“人以其需要的無限性和廣泛性區別于其他一切動物”[37]。馬克思大體將人的需要劃為三個層次:一是生存需要,這是人的生活得以維持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繁衍后代等;二是享受需要,即滿足生存需要基礎上在實踐中產生的追求舒適與幸福生活的需要,如休閑娛樂、文旅消費等;三是發展需要,這在人的需要體系中處于最高層次,是旨在提高和完善自我、增強自由個性的需要,自由人不被異化、真正意義的科學研究、社會交往、創新創造等便屬于這一范疇。馬克思人的需要理論在黨領導人民有層次、有差別地創造美好生活的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三)實踐邏輯:人民實際生活需要和國情社情民情基礎決定了奮斗方向

一方面,創造美好生活是人民的實際需要。人的需要是一個從低到高、從基本到高級的復雜系統,所有為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戰略和行動都是與這個復雜的人的需要系統相適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人民由于缺乏獨立生存發展的條件,創造獨立生活便成為彼時的人民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落后的社會生產和匱乏的物質條件,使簡單的溫飽問題都難以得到解決,溫飽就成為人民的現實需要;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生產力水平和各種社會條件開始改善,溫飽問題逐步解決,人民有了創造小康生活的現實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進,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顯著提高,富裕生活成為人民的新需要和新期盼。人之為人必然要創造美好生活以滿足自我和家庭的多元需要,這是黨扎實推進社會民生建設、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重要現實依據。

另一方面,國情、社情、民情實際決定追尋和創造美好生活的差異性和遞進性?！安町愋浴本兔篮蒙畋旧矶?意指不同時期“美好生活”有不同內涵和指向,不同區域、不同個體追尋和創造的美好生活也不盡相同?！斑f進性”就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過程而言,意指這一過程具有由低到高、層層遞進的特征。盡管黨領導人民創造的美好生活距離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自由全面生活尚有差距,但百年來的實踐顯然是朝著這一目標漸次推進的過程:百年來,“美好生活”目標的內涵不斷深化,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逐步提高?！安町愋浴焙汀斑f進性”特征的產生與不同階段的國情、社情、民情差異具有直接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社情、人民生活進入全面小康階段的民情,共同決定了黨領導人民在新階段追求的美好生活是多維度、高水平的個人富裕和廣覆蓋、有差異的共同富裕。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實踐理念

在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進程中,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堪稱奇跡般的速度提高,生活質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這是探索歷程中黨領導人民在實踐目標、實踐主體、實踐步調、實踐方略、實踐手段等維度堅持若干基本理念,不斷推進革命、建設、改革的結果?？梢哉f,黨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歷程中遵循的實踐理念,是中國民生取得今日發展成就、中國人民享受今日小康生活的理念支撐,也注定為黨領導人民在新時代新征程不斷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經驗啟發。

(一)實踐目標維度:堅持解決基本需求與滿足全面需要相統一

從實踐目標的深層意涵來看,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過程就是其生活需要不斷滿足的過程。鑒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層次性、遞進性、廣泛性、全面性,黨的領導和人民行動均體現了解決基本需求與滿足全面需要相統一的特征。一是人民行動遵循解決基本需求與滿足全面需要相統一的邏輯。對于個體而言,各個階段的生活需要均呈現出從低到高、從簡單到復雜、從單一到全面的特征。人民在發揮主體力量創造自身及其家庭美好生活時一般會遵循解決基本需求基礎上追尋全面需要的邏輯,且存在“先求基本、后求全面”的順序。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物質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則屬于全面需要。個體追尋美好生活的行動很好地兼顧了物質文化生活這一基本需求的解決和其他全面需要的滿足。二是黨的領導堅持解決基本需求與滿足全面需要相統一的理念。改革開放之前,在爭取民族獨立以滿足人民獨立生活需要、創造物質條件以滿足人民溫飽生活需要之余,黨和國家亦開始創設條件滿足人民其他方面的需要。例如,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以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改革開放后黨的行動亦不例外。國家既努力提高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民基本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又不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求之外的全面需要;既努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守護人民基本生活底線,又不斷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以滿足人民公共服務需要。

(二)實踐主體維度: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與以人民為中心相統一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在民生層面的展開,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歷程充分體現了“堅持黨的領導”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內在統一,解決了創造美好生活的實踐主體之問。一是堅持黨對民生工作的全面領導和方向把控。人民需要的多方面現實指向,使得系統性的民生工程必然涉及諸多方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將工作重心置于土地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致力于改善人民物質生活條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逐步重視滿足人民在文化、社會、生態等其他方面的需求,新時代愈加突出民生工程的全面性和系統性、覆蓋面和普惠度,這些舉措的推進均離不開黨的方向抉擇和集中統一領導。二是將黨的初心和使命落腳于人民美好生活。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這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了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最終指向在于人,終極目的在于實現人的美好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堅定的人民立場、人民民主道路、對人民生活的極端關切,始終是確保中國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生活的關鍵。三是充分發揮人民自身作為美好生活實現主體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13]182。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歷來充分尊重和注意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依靠人民力量改善自身生活,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江浙地區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等都是典型例證。

(三)實踐步調維度:堅持規劃長遠目標與推進階段任務相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3]13。道路的前進性和曲折性,必然決定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在實踐步調上堅持規劃長遠目標與推進階段任務相統一。一是放眼長遠,既錨定共產主義理想生活的實現,又關注中長期人民更加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將人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和終極理想。為此,中國共產黨人精準規劃并接續推進人民美好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長遠目標。換言之,共產主義是黨和人民的終極理想,獨立生活、溫飽生活、小康生活、富裕生活等不過是指向這一崇高理想的長遠目標。實踐來看,長遠目標的穩定不變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實質性提升的必要保證。二是立足當前,視具體國情、社情、民情而異,明確階段性、差異化的推進任務。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長遠目標實現必須依賴于階段任務的接續推進。以小康生活的全面實現為例,從鄧小平1979年首提“小康”概念,到建黨百年之際全面實現,歷時超過40年?！叭嫘】怠毕群蟊粍潪椤叭鏈仫枴薄翱傮w小康”“全面小康”等若干推進階段,與不同歷史階段特定國情、社情、民情相匹配,每一階段的目標指向、主要任務、具體舉措等均有所區別。

(四)實踐方略維度:堅持促進經濟發展與保障改善民生相統一

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雖屬于民生領域的任務,但黨善于跳出民生謀發展,重視處理經濟發展與民生發展的關系,將促進經濟發展與保障改善民生相統一的理念貫穿始終。一是將保障與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促進經濟發展為民生改善奠定經濟社會基礎。黨和國家始終把“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13]173,經濟發展最終都是為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提高所服務的。獨立生活以民族獨立為基礎,溫飽生活以生產力得到提高、滿足人民溫飽需要為基礎,小康生活以物質、文化、市場、社會福利、勞動環境等得到改善為基礎,富裕生活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全面發展為基礎。二是將保障與改善民生視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和動力源,通過保障與改善民生有效刺激經濟、社會的發展。保障與改善民生是對人民各類生活需要的滿足,民生改善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進而提振其社會信心以促進經濟發展。三是同步推進經濟發展步伐和民生保障改善工程,在經濟發展和民生發展的有序互動和良性循環中改善人民生活。近年來,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消費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社會穩定運行的“壓艙石”,國內大循環將成為新形勢下新發展格局的主體[38]。在經濟發展和民生發展的有序互動和良性循環中,人民生活得到持續改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不斷滿足。

(五)實踐手段維度:堅持整體協調推進與重點精準突破相統一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法論之一,“整體協調推進與重點精準突破相統一”構成了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在實踐手段層面堅持的基本理念。一是在整體協調推進基礎上重點精準突破。一方面,重點領域的確定必須立足于整體。例如,在國民幸福指數的系統指標中,可以鎖定人民生活需求和不足,滿足這些需求、彌補這些不足是提升國民幸福指數的重點內容。另一方面,重點精準突破的條件由整體協調推進創設?！白ブ攸c、補短板、強弱項”的任務是建立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定實施一系列國家戰略基礎之上的,離開這一基礎,民生工程的推進注定面臨重點難抓、短板難補、弱項難強的尷尬局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點環節也難以得到保證。二是以重點精準突破帶動整體協調推進。整體推進不等于不分主次、不分重點的“胡子眉毛一把抓”。如最初旨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改善農民生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改革的全面延伸產生了促發和推動作用。精準聚焦和重點關注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精準扶貧,對于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具有推動作用。這些經驗無不印證重點突破對整體推進的積極影響。鑒于不同區域、不同個體人民生活需要不盡相同,生活水平和質量有所差異,精準突破重點既要突破重點區域,又要突破重點人群。因此,精準判斷、精準施策、精準發力是防止其成為人民美好生活整體推進短板甚至漏洞的必要手段。

四、結 語

得益于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的接續奮斗,黨領導人民在創造美好生活的同時取得了超越實踐本身的歷史性成就,產生了理論性、實踐性、世界性的積極意義。第一,豐富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對“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解。百年來,黨和國家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內涵、特征等均形成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對于如何實現美好生活階段目標的方法論也有了更加切合實際的理解,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的深化和發展。第二,將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美好生活想象逐步化為現實。黨領導人民先后實現獨立生活、溫飽生活、小康生活的階段性目標,繼而追尋富裕生活,意味著古代中國人民“天方夜譚式”的美好生活想象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逐步變成指日可待的現實。第三,為實現馬克思主義所展望的理想生活奠定了現實基礎。建立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終極向往。人民享有幸福美好生活,既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內在要求。因此,人民獨立生活、溫飽生活、小康生活以至富裕生活的實現是共產主義理想生活的現實基礎。第四,為世界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提供借鑒經驗和參考啟示。盡管各國國情、社情、民情不盡相同,但中國在短短百年間領導人民實現生活水平和質量躍升的經驗,對后發國家來說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過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質量改善,離不開黨的全面領導,也離不開人民的主體性創造,其間堅持的實踐理念和取得的實踐經驗是黨賡續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寶貴財富;未來,黨和人民注定需要在此基礎上深化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及其特征的認識,堅持和發展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在實踐目標、實踐主體、實踐步調、實踐方略、實踐手段等維度的基本理念,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不斷創造人民有所差異、日益增長、動態遞進、日趨多樣的美好生活。如此背景下,新的實踐背景也為美好生活研究帶來新的研究問題,拓展新的挖掘空間?！叭绾螐南到y論視角審視中國共產黨推進的美好生活建構這一系統性民生工程”,“從政治話語、日常話語發展而來的美好生活有何哲學基礎和哲學意蘊”,“美好生活何以標識及如何標識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文關懷和民生向度”,“不同群體(如農民、青年、大學生、弱勢群體等)的美好生活認知和現狀如何”等兼具學理深化意義和實踐推進價值的問題都有待后續研究的進一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