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平等主義視角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審視

陳明益,黃若云

(武漢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以CRISPR-Cas9為代表的基因編輯技術能夠利用CRISPR相關的Cas蛋白和單鏈向導RNA,對指定的DNA序列進行插入、移除或改變?！半S著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它開始被成功地應用于人類胚胎。由于它允許對人體內所有細胞(包括體細胞和生殖細胞)的DNA進行精確編輯,并且原則上還可以對一個基因組進行若干次修飾,這就意味著它擁有治療復雜疾病或改變人類特性的可能性”。[1]目前,除了原核生物和病毒以外,真核生物中類似CRISPR的系統也已被發現,這一研究成果表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精確度有望得到進一步提高,而它運用于醫療領域并發揮其價值的前景因此更為清晰。[2]盡管現在還不完全了解決定基因組變異外顯率的因素以及發病機制等相關條件,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未來的廣泛應用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理論和實踐上的可行性引起的倫理爭議需要得到正視和解決,特別是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反對者們通常認為該技術的應用將會破壞倫理秩序,造成諸多倫理問題。本文將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出發,試圖指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并不會破壞倫理秩序,相反,它可以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價值并有助于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

一、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爭議

一般來說,一種新技術的誕生都或多或少可能對現有的倫理原則和倫理規范帶來挑戰。雖然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但是反對者認為這種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將會挑戰目前廣為接受的生命倫理原則,也即由美國倫理學家比徹姆(Tom Beauchamp)和丘卓斯(James Chhildress)所提出的自主、不傷害、善行、公正等原則。[3]首先,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會違背自主原則?？蛇z傳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使人類能夠以一種非自然的方式來決定自身的發展,在“上帝有意”和“自然無意”創造生命的方式中增加人為的因素,實現人的自我完善。福山(Francis Fukuyama)把這種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描繪為“人類”和“后人類”的巨大分水嶺:“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后人類歷史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盵4]因此,反對意見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將觸及到人的本性。[5]100這種對人性的威脅主要體現在它可能違背自主原則,影響后代的知情同意權。[5]103更進一步說,它將會破壞后代的自尊基礎從而模糊其道德責任,[6]446而從人類整體出發,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還會影響到人類未來的基因庫。[5]104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意味著將由其他人(特別是父母)代表未出生的個體做出選擇,以技術手段來影響個體的人生走向。然而,承認未來的個體具有尊嚴且需要使其基因完整性不受侵犯,不少學者由此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剝奪了個體的自主選擇權,人的主體性地位將會隨著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而瓦解,這與康德的“人是目的”這一哲學論斷背道而馳。[7]此外,在自主原則背后其實隱含著道德責任基礎的問題。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遺傳學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對倫理學和道德觀重新進行審視。他認為,基因工程的發展的確給倫理原則的確立帶來挑戰,我們在思考基因工程時感到恐懼,是因為我們可能由于自身道德責任不明確而陷入一種“道德自由落體”狀態。[6]446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使未來個體可能無法區分父母和科學家所采用的技術手段與自身應當負責的行為之間的界限,換言之,個體可能由于無法識別自己的道德責任范圍而面臨道德危機。由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需要一套可行的標準來衡量結果,這最終還可能會造成一種美學上單一的標準。一旦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廣泛應用成為現實,這種單一標準將會削弱整個人類未來的基因庫的豐富性,威脅人類后代的利益。

其次,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違背不傷害原則和善行原則。反對者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將會違背不傷害原則。[8]不傷害原則要求不對個人或集體造成傷害,對于可能的傷害風險的憂慮也就是對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安全性的質疑。反對者認為,利用號稱目前最有前途的生殖系基因編輯技術CRISPR來進行生殖細胞編輯的實驗結果并不盡如人意,該技術的使用存在脫靶效應和遺傳嵌合體的重大危險,而且大量實驗表明,盡管通過CRISPR相關核酸酶對靶向延伸的DNA進行編輯是可能的,但脫靶效應的發生率高得令人無法接受,這可能會造成個體身體上的傷害。[9]圍繞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是否符合善行原則的探討也相當激烈。善行原則除包括不傷害原則這一要求以外,還包括對于風險與收益的權衡的要求。善行原則需要綜合考慮風險與收益,使得個體的利益最大化。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方面,除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自身的安全性問題值得探討外,考慮到目前體外受精和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得以可能的技術背景,一些學者認為,比起植入前遺傳學診斷這樣的“選擇”方式,采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對于個體實際上代表著更大的風險,有悖于善行原則。[10]

最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違背公正原則。對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會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擔憂可能是最強烈的。反對者認為,基因編輯會加劇既存的社會不公,這些不公主要表現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使用將擴大貧富差距、引發基因歧視以及潛在的“優生學”傾向所引發的生育權問題。[11]80可以想象的是,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作為一項能夠對個體的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資源,在其誕生之初,可能會由于昂貴的花費而僅僅被富人用來改善自己的基因,而富人的后代能夠利用基因所帶來的優勢在社會競爭中再次處于優勢地位,這將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會引發新的歧視,即基因歧視。與舊有的種族、背景等歧視相比,基因歧視會造成更根本性的災難后果?！爱斃没蚓庉嫾夹g來‘設計’人類時,摻雜著人工技術的‘不自然人’與‘自然人’共存于社會的現象,將生發出‘不自然的倫理’與‘自然倫理’共存的特殊場景。此時,可能會出現新的社會階層矛盾:經人類特別設計的所謂‘優質基因’與自然生育下的‘基因平民’之間將存在巨大的遺傳勢差?！盵12]10相對于因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而享有優質基因的個體而言,自然生育的個體成為所謂的基因平民,在社會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這是對社會正義的違背?；蚓庉嫕撛诘摹皟炆鷮W”傾向也會嚴重威脅社會正義?！皟炆鷮W的目的是通過篩選和培養優良遺傳因素,讓遺傳基因好的人多生育后代,禁止或限制有遺傳缺陷或疾病的人繁殖后代,從而提高后代的生存質量?！盵13]反對者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所暗含的對基因優劣的評判和修改實則是對優生學的默認和追隨,這種潛在的優生學傾向可能會導致生育權這一獨立的人格權利被剝奪,形成對社會正義的破壞。[14]

正是由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上述倫理風險的存在,許多學者對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持激烈的批評態度,甚至從根本上反對它的使用。本文接下來將從運氣平等主義理論出發來重新審視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所引發的倫理風險。

二、運氣平等主義及其立場

從政治哲學視域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影響社會分配的自然稟賦的提高即將成為現實。自然稟賦一直是經濟社會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它在社會分配中的重要地位最初并沒有被政治學家們注意到,當時分配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社會不平等上。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注意到自然的不平等的不應得性,他對社會分配方案的探討使平等和公正等價值再次受到重視。而以德沃金為代表的運氣平等主義者則在羅爾斯的正義論基礎上提出運氣與選擇的二分,試圖為人的道德責任構建一個合理的基礎并設計出更為公平的社會分配方案。

在社會分配的多種方案中,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曾經在許多西方國家廣泛流行。機會平等方案的支持者認為,個體不應該僅僅因為自己的種族、性別或社會背景等因素而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15]73-74機會平等主義者認為,如果社會不平等是來源于個人的努力并且是個體的行動和選擇的結果,那么個體對社會益品的不平等占有是公平的。[15]74-75機會平等主義者對于平等的追求值得肯定,但是他們明顯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除了社會的不平等之外,還存在一種不應得的不平等自然稟賦的不平等。[15]75因此,羅爾斯致力于實現實質上的平等而不是流于表面的機會平等。他用來反對流行的機會平等觀的有力依據是:這個流行觀點為不應得的那些自然稟賦留有太大的余地,以至于允許它們過多地影響我們的命運。[15]91羅爾斯將實現理想生活所要求的內容稱為基本益品,基本益品可以分為社會益品和自然益品。前者包含收入與財富、機會與權力、權利與自由,后者包括健康、智力、活力、想象力以及其他自然天賦。[15]84羅爾斯認識到選擇與境況的區分,提出三條原則,即自由原則、公平機會原則與差別原則。他認為,應該這樣安排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這兩種不平等能夠最大限度地增進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此外,這兩種不平等所依系的職務和地位應當基于機會的公平,平等向所有人開放。[15]71根據羅爾斯的觀點,雖然人們不應該僅僅由于在自然天賦方面不應得的不平等就遭受不利,但是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即允許這種不平等反而能有利于每一個人。此時這種不平等就是可接受的。[15]76羅爾斯方案的問題在于其探索仍然局限在社會益品方面,他所說的“最不利者”的標準就是社會益品,還是沒有解決自然的不平等的補償問題。[15]97羅爾斯不允許社會益品的不平等,但也默許自然益品的不平等,實際上自然益品的不平等會導致機會平等難以實現。

盡管羅爾斯注意到人們不應該為偶然性負責,但是他的方案并沒有很好地解決自然稟賦上的差距所帶來的不平等問題。德沃金試圖在羅爾斯方案的基礎上削弱自然稟賦不平等所造成的影響,實現一種實質性的機會平等。德沃金認為,由于自然資質的獲得具有偶然性,機會平等主義的觀點與其說是不可靠的,還不如說是“不誠實”的。[15]75德沃金被視作運氣平等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資源平等理論是一種建立在運氣和選擇二分的基礎上的分配方案。運氣平等主義的目標是抵消運氣,更準確地說,消除運氣對人們的不利影響。如果人們之間的不平等源于運氣的差別,那么這種不平等就是不正義的,應該得到糾正,也即那些因運氣而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們應該得到補償。[16]德沃金的“資源”可以被理解為“只包括其財產,或者其財產加上其體格、技能、性格和抱負等人格特征,或除此之外還有他的合法機會和其他的一些機會?！盵6]286對于這些資源的分配,其中一些(比如每個人的自然稟賦)是由運氣決定的,而另外一些因素(例如志向)則能夠由我們決定,德沃金認為,如果結果產生于個體的選擇,那么該結果便具有應得性,而如果該結果并非出于個體的選擇,而是純粹運氣的產物,那么便具有不應得性。因此,德沃金給出的分配原則是“鈍于稟賦,敏于志向”:一方面,我們必須允許任何特定時刻的資源分配反映人們的志向,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允許資源分配在任何時候反映天賦。[6]90

對比羅爾斯和德沃金的思想,可以發現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均代表著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趨勢。羅爾斯和德沃金分別從偶然性和自然稟賦出發,揭示了社會中自然不平等的不應得性。羅爾斯論證了他的正義觀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的公平機會原則與德沃金所提倡的“鈍于稟賦,敏于志向”有著相似之處,目的都是為個體的自我實現掃清障礙。羅爾斯和德沃金的方案均屬于以削弱不平等影響為前提、以自我實現為目的的積極嘗試。一方面,偶然性對于個體命運的影響引起了羅爾斯的重視,德沃金同樣強調了“鈍于稟賦”在社會分配中的必要性。二者均以削弱自然的不平等為出發點進行考量。羅爾斯提出自由原則、公平的機會原則和差別原則來糾正社會中的不平等,但正如前文所述,羅爾斯的正義論是允許每個人按自己的自然天賦來占有社會益品,盡管他要求這種占有需要有利于最不利者,但依然會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而德沃金的方案做出稟賦與志向的區分,強調人不該為自己的壞運氣負責,自然的稟賦并不能由人自身決定,所以人不應該對此結果負責。羅爾斯和德沃金都意識到自然天賦與社會境況都是純粹的運氣,但是社會分配卻不應該以純粹的運氣為依據。另一方面,不管是羅爾斯提出的公平機會原則還是德沃金提出的“敏于志向”,它們都以個體的自我實現為目的。羅爾斯所提出的公平機會原則是基于人類善的考量,要求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保證了一種自我實現感?！白晕覍崿F感”是每個人最為珍視也是最重要的一種人類善,它不能也不應該被剝奪?！傲_爾斯的解釋實際上源于亞里士多德原則:人喜歡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復雜的活動中運用、提升并發展自己的能力,從而獲得自我實現感?！盵17]德沃金的倫理個人主義原則同樣強調了這一點。他的倫理個人主義原則中的第一條即強調“人類任何生命一旦開始,它的成功而不是失敗——這一生命的潛能得到實現而不被浪費——便有著客觀的重要性,并且每一人類生命都有著同等的客觀重要性?！盵6]449德沃金之所以強調自然不平等的不應得性,正是為了給個體的自我實現掃清障礙,這代表一種積極的倫理預設,那就是人能夠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因此能夠自我實現。德沃金這樣提及他所追求的人格和非人格資源平等的目的:“人們需要資源不僅僅是為了擁有它們,而且是為了用它們來做點事情?！盵6]304最后,盡管羅爾斯和德沃金具有某些共同的倫理考量,但是他們的方案也存在不同之處,德沃金的方案將自然的不平等考慮在內,以運氣和選擇的二分囊括社會層面和自然層面可能影響人的發展的因素,降低自然稟賦的不平等所帶來的影響,這是一種從平等主義者角度出發的更為全面的考量。

三、基于運氣平等主義的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倫理風險分析

在德沃金所處的時代,雖然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還未出現,但基因工程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德沃金從自主、安全、公正三方面考察了遺傳學中的常見問題,從運氣和選擇的二分出發,以基因工程減少不平等和增加理想生活狀態的可能性來為基因工程作出積極辯護。德沃金的這些論斷以及他最根本的運氣平等主義立場對于今天我們正確認識可遺傳基因編輯倫理風險引發的爭論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首先,運氣平等主義理論可以消解與自主原則相悖所引發的倫理風險。如果仔細考察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反對意見,我們可以肯定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實際上并不必然削弱后代的自主權,因而也并沒有破壞后代的尊嚴基礎,更不會因此而削弱后代基因庫的豐富性而造成美學困境。第一,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出現以前,人們便懂得控制后代的屬性。不過,“遺傳學提供了按照詳細藍圖一個一個地創造特殊人類,或通過胚胎創造出具有選定的遺傳屬性的人類以改變人類的可能性”。[6]438反對意見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使用將會剝奪未來個體的知情同意權和自主選擇權。[5]103假設將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和其他生育方式進行對比,例如考察現在的“遺傳如摸彩”的狀況,我們會發現,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以外的其他生育方式也并沒有能夠實現未來個體的知情同意權和自主選擇權。個體沒有機會選擇出生與否以及自己的自然稟賦,任何個體都是在給定的自然稟賦的條件下去實現自我的。那么尊重父母的自主選擇權是否意味著傷害后代的自主選擇權呢?這時就需要考察父母的自主選擇權的邊界。如果父母的自主選擇權是有標準的,僅僅以減少未來個體與他人在自然稟賦上的差距以及為其創造追求理想生活狀態為目標,那么這明顯應該是合理的。第二,人類尊嚴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的哲學論斷,即人不是作為一種手段,而是作為他自己的目的。人類尊嚴要求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而不是從工具性和物化的角度去評判。那么,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是否意味著把人當作手段而非目的呢?似乎并非如此。我們正是出于人類尊嚴的考量才將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視為一種可以考慮的治療手段。正如德沃金所主張的,在“孩子的生活有可能挫折重重,即正常生活中各種一般性的抱負——這包括免于痛苦的自由、充足的體力、智力和感情生活的能力以及籌劃并落實計劃的能力——的實現程度極低時”,沒有讓孩子出生原則上表現出了對生命的尊重。[6]432我們并不是說某種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只是在個體生命出生前為他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做好基礎的準備工作。第三,反對意見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可能以單一的標準對人類基因進行修飾,最終造成人類基因的單一化,影響人類基因庫的安全性。[6]439德沃金對此提出反駁。在他看來,歷史表明相同的基因并沒有造成相同的表現型生物群。我們應當認識到,后天的環境影響對于個體發展也是相當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假如我們用基因工程的生殖取代遺傳‘摸彩游戲’,多樣性可能會逐漸趨向一致性。然而,我們沒有理由質疑這種一致性是不受歡迎的,因為有些人注定生活艱困或壽命短暫這一事實是沒有價值的?！盵6]441如果基因編輯技術的反對者認為多樣性本身就是一種價值,他們更愿意看到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這其實是忽視弱者利益的一種缺乏人文關懷的價值取向。

其次,從運氣平等主義出發可以消解與不傷害原則和善行原則相悖所引發的倫理風險。事實上,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將會是一種減少傷害的可行方式以及增加個體收益的可能選擇。其一,從不傷害原則來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仍在發展,或許在將來它也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必然和其他醫療技術手段一樣會有幾率讓胚胎受到傷害,但是這并不是我們拒斥它的理由。而如果我們在明知個體可能患有嚴重遺傳疾病的情況下,沒有使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避免該疾病出現,而是任由其自然發展,那么我們實際上放棄了使他人的生活變得更好的可能,這其實是在默許傷害的發生,逃避道德責任。其二,從善行原則來看,其要求不僅包括不傷害原則,也包括風險與收益的權衡?？梢钥隙ǖ氖?隨著后續研究的推進,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將會更加安全和有效。德沃金認為,同其他醫療技術手段相比,基因工程的技術進步和精致化會大大減少帶有缺陷和畸形或必然會在生長過程中出現缺陷和畸形的嬰兒的數量。[6]440相比起其他醫療技術,它可能會是一種能夠一次性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醫療手段,成為更符合善行原則的選擇。

最后,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出發可以消解與公正原則相悖所引發的倫理風險?？蛇z傳基因編輯技術并不必然造成分配不公,也并不會加劇社會歧視,而且可遺傳基因編輯的運用并不意味著人類滑向優生學。第一,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并不必然造成分配不公。反對意見認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在投入使用后,將會首先滿足富人的需要,使得富人的后代可以改善自己的基因,相比較而言,窮人可能無法獲得這項技術的好處,會面臨更激烈的競爭。[6]439對此,德沃金的態度是“我們不想降低平均水平來追求普遍平等,甚至對特殊治療的極少需求也會激勵研究工作”。[6]437-438也就是說,德沃金注重資源的充分利用,遵循帕累托改進原則,也即在沒有使任何其他人變壞的情況下,應當使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得更好。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前期,可能會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已經很嚴酷的不公正加劇,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們應當用降低水平的方式來促進平等。平等有其內在價值,但是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追求一種絕對的平等。如果過分追求一種普遍的平等,實際上是在造就一種違背我們直覺的不平等。而如何處理由此可能帶來的資源分配不公正的問題,德沃金認為可以用再分配的方法來矯正這種不公正,而非剝奪一些人的好處而又不能使另一些人受益。[6]441第二,可遺傳基因編輯并不必然加劇社會歧視。反對者認為,基因歧視將會成為在可遺傳基因編輯得到應用的社會中的一種最為不公的歧視。然而,“這種不公平已經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沒有能力的人正在遭受社會和感情上的傷害,基因上的不平等正在表現為智力等方面的歧視,我們不能說目前存在的歧視的嚴重程度較低。[6]434不僅如此,遺傳學檢查現在已經成為可能,可以說基因歧視已經存在,可遺傳基因編輯只是提供了修改的機會,并不能因此說它會加劇社會歧視。事實上,后天的環境和先天的基因的影響對于個體的表現同樣重要,如果因為基因歧視將會成為一種最根本的歧視,而對可遺傳基因編輯采取“談虎色變”的態度并拒斥一切基因編輯技術的使用,這才是那種我們應當拒斥的基因決定論。第三,可遺傳基因編輯并不必然滑向優生學。德沃金探討了人們對于某種生物表現型的支配的擔憂,并且分析了其可能性。他認為,這種對于優生學的憂慮是不現實的。應該注意不要過度簡化遺傳學和這里涉及的其他技術,因為不太可能有特定的能力由單個基因表達。[6]442目前的科學進展也顯示,復雜的一系列基因會影響多種性狀,從而影響我們的能力?？蛇z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一定是有界限的,不加批判地接受種系改良將破壞公正、非工具化和對后代無害原則,可以通過強有力的管控避免這些情況的發生。[14]總而言之,從運氣平等主義的觀點看,盡管人們懷疑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將會違背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善行原則和公正原則,但是這些懷疑的基礎是不牢靠的。

四、對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審視

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能夠削弱個體之間自然稟賦的不平等,為我們實現平等價值創造條件。從這種意義上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部分倫理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消解。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提出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的科技治理原則。[18]31結合這些原則,我們可以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重新審視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后果。

首先,根據運氣平等主義,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能夠成為增進人類福祉的更為經濟有效的手段。德沃金認為,基因工程與以前各種技術一樣,都屬于改進自然技能和抵抗自然災害的手段。作為減少或增加體重手段的基因編輯技術可以與奮發鍛煉手段一樣實現相同目的,基因編輯技術也和發明青霉素一樣屬于治療疾病的手段。[6]444目前,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還處于基礎階段,但是其作為醫療手段的價值是可預見的。由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自身的特殊性,其應用結果必然不局限于當下和個體,因此我們對其進行評判應當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出發,綜合考慮當下與未來、個體與人類共同體,正視其增進人類福祉的可能潛力。就未來的個體而言,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在提升個體的自然稟賦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以最基本的自然稟賦健康為例,在解決與多基因有關的疾病這一問題上,可遺傳基因編輯相比其他手段更為有效,基因編輯能夠有效減少癡呆癥、心臟病、糖尿病等常見疾病的發生,如果確定致病變異,就不可通過在多個基因位點進行基因編輯來大幅降低這些疾病的發病率。[19]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可行的情況下,不能否認它是幫助我們解決個體自然稟賦問題的一個重要選項。比起在出生后接受治療,譬如手術或者服用藥物,它提供了一種更為經濟的解決方式。就未來的共同體而言,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使用還能夠有效增進后代福祉。例如,許多國家的近視率已超過50%,這使得人們越來越依賴技術來實現這一基本的生物學功能。雖然矯正近視很容易,但在這一過程中,基因突變正在影響生物學功能的基因中積累。另外,需要降壓藥、輔助生殖技術以及具有耳聾遺傳傾向的人的比例都在增加。幾乎所有后代都可能依賴技術來實現這些基本功能以及許多其他功能。這對個人來說是不利的,他們越來越依賴技術來實現基本功能,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購買一系列治療用品,社會也將背負不斷上升的醫療費用。如果人們依賴各種復雜的技術,而這些技術的供應有中斷的可能,這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蛇z傳基因編輯技術可以修飾基因組中可能出現的致病突變,使我們的后代獲得相應的遺傳健康。[20]521由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既可以提高個體的自然稟賦,也可以使后代享有遺傳健康,因此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符合增進人類福祉原則,其潛能應當得到肯定。

其次,根據運氣平等主義,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能夠為實現個體尊嚴提供更為可能的基礎。德沃金以倫理個人主義原則來強調我們對于未來個體的道德責任,這種倫理個人主義原則既包括對于個體自身的期望,也包括對于他人的要求?！暗谝粭l原則規定,任何人類生命一旦開始,它的成功而不是失敗——這一生命的潛能得到實現而不被浪費——便有著客觀的重要性,并且每一個人類生命都有著同等的客觀重要性。我說‘客觀’重要性,是為了強調一個人類生命的成功不僅對擁有這一生命的那個人或與他關系密切的人是重要的。我們都有理由關心任何人類生命的命運,即使他是陌生人,我們希望他有成功的生活?！盵6]449第二條原則承認這一客觀重要性,但是認為一個人——擁有這一生命的人——對其生命承擔著特殊責任,根據這種特殊責任,他或她有權做出關于何為成功生活的基本決定。[6]449以德沃金的倫理個人主義原則為指引,我們可能會找到一種更可能的尊嚴實現形式,做到尊重生命權利。尊重生命權利與人的尊嚴密不可分。[15]如果尊重生命權利,希望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我們應當保證個體能過上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幫助其實現自我。個體的自我實現機會不應該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根據倫理個人主義原則,如果本可以運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來避免傷害而沒有采用,那么這實際上是對人類生命權利的忽視。德沃金對于流產的看法可以作為參考,他將能給智力和感情發展造成嚴重疾病的情況包括在流產可允許的范圍之內。從個體的角度考慮,如果個體沒有免于痛苦的自由、充足的體力和智力、感情生活的能力和籌劃并落實計劃的能力,這會對個體的生活造成不利影響,阻礙其自我實現。德沃金特別強調,出于身高或者性別這種偏好而進行流產的行為是對于生命的不尊重。[6]432-433但是,如果個體的自然稟賦影響到其正常抱負的實現,那么應當為每個人提供這種必要的保險以幫助個體自我實現?？蛇z傳基因編輯技術能夠保證未來個體受到不公平的“遺傳摸彩”的影響大大減少。這并不是在侵犯未來個體的自主選擇權,實際上,健康權和受益于科學進步的權利可以被解釋為法律責任的基礎。一旦確定生殖系基因編輯是有益的和安全的,就應該提供平等的機會。[21]因此,對于每個個體來說,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提供了一項安全有效的方式來保證自身的自然稟賦,從而為個體的自我實現創造前提和條件,使得個體的潛能不至于被浪費。換言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實際上為個體的有尊嚴生活提供了更為可能的基礎,實現在尊重個體選擇前提下的平等關切。因此,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符合尊重生命權利的原則,具有促進尊嚴實現的潛能,應當得到肯定。

再次,根據運氣平等主義,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能夠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條件?！皬母旧蟻碚f,基因編輯技術的運用關涉社會利益和負擔的分配,是一個社會正義問題?！盵11]80就社會正義而言,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并不必然造成不正義的后果,事實上,德沃金正是從正義的角度進行考量才為基因工程的發展做出辯護。對于不應得的自然稟賦的修改可以使個人在“不應得的不平等”方面得到補償,使得社會資源的分配更為公正。目前對于自然稟賦上的不平等,我們能夠通過飲食、教育、特殊服務和其他社會干預措施來糾正,然而同這些干預措施相比,也許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才是真正能促進平等的有效手段。[20]521以智力為例,由于自然稟賦是一種生物彩票,生活中沒有公平的智力,有些人天賦異稟,而有些人甚至不具有可以使他正常生活的智力,而在現實生活中,在智力分配上運氣不佳的人通常難以獲得正常的社會資源。運氣平等主義者認為,基于這種自然稟賦的不平等的社會資源的占有是不正義的?？梢灶A見的是,如果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得以應用,那么自然稟賦上的不平等將被削弱,社會資源的分配將會更為公正。如果能夠把握好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使用界限,那么可遺傳基因編輯實際上能夠促成一種更公正的資源分配方案。人們可能擔心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只對富人開放,為已經存在的社會優勢增加生物學優勢。對于這種不公平的潛在可能性,必須采取措施確?？蛇z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收益和成本得到平均或公平的分享。正如納菲爾德委員會所承認的那樣,這不是禁止該技術或未能開發該技術的理由,而是確保負責任地開發該技術的理由。[20]521如果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得到允許,那么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會在事實上降低自然稟賦不平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我們更接近機會平等的愿景,這樣的社會從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更為公正的。因此,從運氣平等主義視角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其促進社會正義的潛能應當得到肯定。

最后,必須客觀地看待運氣平等主義視角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在增進人類福祉與促進個體尊嚴和社會正義方面的潛力,因為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來避免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應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倫理風險。一方面,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面臨合理控制風險的挑戰。除去技術自身安全性問題外,這一挑戰主要表現為技術使用界限的問題。目前關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運用界限的看法很多,被廣泛接受的看法是基因治療與基因增強之間的區分。盡管基因治療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基因增強,但是我們通常認為基因增強能夠造就常人所不具備的超常稟賦,讓個體具有更好的資質。目前學界對于基因增強的態度仍然比較保守,而德沃金對待基因工程幾乎全盤接受,基因增強亦在其辯護的范圍內。[22]德沃金提到,除了為每個人提供保證健康的保險之外,應當允許富人按市場價格購買按這種提供給每個人的保險以外的治療,也就是超出基因治療的基因增強。[6]437-438運氣平等主義對于基因增強的開放態度并非沒有合理性,因為我們沒有先驗的理由認為,除了預防疾病之外,可遺傳基因編輯的其他運用是不合理的。[20]517以身高為例,由于正常遺傳而導致的不正常的身高并不比由于疾病所導致的不正常的身高更應得。以“治療”和“增強”做為可遺傳基因編輯應用范圍的標準,似乎無法完全避免個體因為純粹的基因原因而在社會中處于不利位置的情況。出于平等的考慮,如果對由疾病引起的性狀的基因進行修飾,而對基因上正常但在社會競爭中會使該個體處于不利地位的性狀不予修飾,那么在最后呈現的結果上,我們會看到由于其性狀屬于正常范圍而并非由疾病導致的個體因社會偏好而處于劣勢地位,這很明顯是不公平的。對于后代而言,利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實現基因庫的提升來增強物種從而應對各種潛在風險的思路也是可接受的。也就是說,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應用的范圍上,比起傳統上借鑒自然主義的“疾病”與“健康”概念所界定的“基因治療”與“基因增強”之分[23],運氣平等主義關注到個體的社會性,它堅持的是“機遇”與“選擇”之分,力圖避免個體因運氣而處于不利的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基因增強提供了合理辯護。不過,運氣平等主義也忽略了技術應用超出正常范圍的風險。德沃金探討過基因工程的使用后果,他認為它將會使個體成為父母和遺傳學家決定的結果,從而使機遇和選擇的界限出現混亂,繼而使個體的道德責任劃分出現問題,這也就是德沃金所說的“道德自由落體”的情況。[6]446-447德沃金認為,對于這一可能出現的混亂,我們應該設法去解決。根據科技治理原則中的合理控制風險原則,運氣平等主義者應當把握好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界限,避免因該技術的濫用對個體和社會造成的風險。需要避免父母和遺傳學家的選擇權超過它們所應得的范圍,從而使得接受可遺傳基因編輯的個體所獲得的優勢嚴重影響到生活在社會共同體中的個體之間的競爭、破壞社會正義的情況。如果父母和遺傳學家的選擇僅僅是讓個體能夠達到社會的正常水平,此時個體所得仍舊只是反映他們的選擇而不是運氣,可遺傳基因編輯便能減少自然稟賦不平等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時避免社會不平等的負面作用。另一方面,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還可能面臨保持公開透明的挑戰。德沃金同樣預見到基因工程背后潛藏的利益可能會使基因工程成為各方爭奪的工具,需要社會共同體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進行管控,避免出現社會不公,比如在就業標準方面,共同體可能需要繼續建立由勝任的機構落實公平的就業標準,以此判斷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之別,避免就業歧視。[6]436不論德沃金所提及的各類措施是否現實,他打破了很多反對者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使用過程中的消極政府設想,對于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可能會破壞社會正義的設想通常都建立在消極政府的預設上,[11]80而一個合格的共同體會通過管制和其他手段來進行協調。盡管運氣平等主義的設想較為樂觀,但是總體而言,可遺傳基因編輯將會對各項治理制度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需要建立“審慎的多層次、分類化倫理治理體制機制”[12]109,以應對保持公開透明的挑戰?；诠_透明的原則,科學技術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人類服務,應當對人類保持公開透明,向公眾開放信息獲取渠道并開展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普及教育活動是必要的,這樣有利于在不同參與者之間形成真正的對話,在公眾參與的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決策[18]36。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過程中,需要在思想和制度上加以引導和監管,“以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實現內在管控與外在約束同時作用的雙重規制機制”[12]109,必須審慎對待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通過合理監管來保持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開發與應用過程的公開透明,真正實現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社會進步。如果運氣平等主義能夠成功應對合理控制風險與保持公開透明的挑戰,那么可遺傳基因編輯將能成為實現人的自尊和社會分配正義的“次優”方案。

五、結論

從運氣平等主義的視角來看,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應用的可能后果沒有違反,也就是說人不應該為自己不應得的壞運氣負責的直覺。在可以運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來消除偶然運氣的影響時拒斥其使用,實際上是在默認一種自然不平等的產生,最終難以實現理想狀態中的機會平等。運氣平等主義者的方案也存在諸多不足,不過總體而言,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的運用可以至少達到一種個人選擇產生前的資源平等狀態。因此,以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存在各類倫理風險為理由而反對其研發和應用的論調并不可靠,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事實上能夠增進人類福祉,建立更廣泛的尊嚴基礎和更公正的社會。在自然稟賦不平等的前提下,如果能夠在技術開發與應用過程中合理管控風險并保持公開透明,那么為增進人類福祉以及實現更廣泛的尊嚴和社會正義來使用可遺傳基因編輯技術就不僅僅應被允許,更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