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統與禮法秩序

伍卓航

摘 要｜在萬歷朝“國本之爭”中，神宗試圖將個人意志凌駕于禮法之上，遭到了文官集團的堅決反對，雙方僵持數十年，最終以神宗的妥協讓步落下帷幕。通過這次爭斗，文官集團將禮法的話語權與解釋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關乎皇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從而進一步掌控了朝局。文官集團堅決爭斗的背后，反映的是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訴求與限制皇權的強烈愿望，而他們的最終勝利，也意味著道統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政統。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道統本身其實存在著自我崩解的內在張力，異變出文官所具有的陰陽兩面的“怪象”，與之伴生的，是萬歷“兩個身體”的裂變。

關鍵詞｜國本之爭；儒家道統；禮法秩序；文官集團

公元1586年，是為萬歷十四年。這一年，是張居正抱憾離去，留下一個“后繼無人”的改革大業后的第四年；這一年，本無大事發生，但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卻不容忽視，這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末端小節，實質上正是明帝國走向分崩離析的癥結，也是在日后將要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1］

萬歷十四年正月初五日，鄭貴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這對于一個已受數千年宗法制度影響的國家來說，本無關宏旨，無非是又多了一個給國家財政帶來沉重負擔、給民眾盤剝層層加碼的王爺。不過，這是立足于當下的視角來回看歷史，倘若置身于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么過早地下定論，難免有失公允，至少在神宗朱翊鈞看來恰是如此：他不甘心讓朱常洵日后只能做一個王爺，這一點從神宗的態度上就可見一斑：“皇帝見愛妃喜得貴子，比皇長子誕生還要高興，準備大加慶賀，特地傳諭戶部：‘朕生子喜慶，宮中有賞賚，內庫缺乏，著戶部取太倉銀十五萬兩進來！”［1］而驅使著這一切的原始沖動也十分簡單：因為愛情。

萬歷六年，萬歷皇帝十六歲，在母親李太后的主持以及司禮監太監馮保和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張羅下，進行大婚，立了一位王姓姑娘為皇后［2］?；屎笸跏媳远酥?，專心侍奉慈圣皇太后（李太后），頗得其歡心。但由于皇后多年沒有身孕，直到萬歷九年十二月才生下皇長女。因無子嗣，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文書房太監向內閣傳達皇太后懿旨：“命專選淑女，以備侍御”。內閣首輔張居正心領神會，向皇帝建言，不如參照嘉靖九年選九嬪事例，上請皇太后恩準。［3］就在冊選九嬪的時候，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邊的宮女王氏。一天，皇帝住慈寧宮探望母后，索水洗手，宮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皇帝見了甚為歡悅，于是就有了所謂“私幸”［4］。后來，宮女王氏有了身孕，但他并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私幸了宮女。文書房的宦官記載了這件事情（《內起居注》），直到太后發現王宮女懷孕，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在太后的干預下，皇帝在萬歷十年六月冊封懷孕的宮女王氏為恭妃，冊封兩個月之后，恭妃王氏果然生下了一個男嬰，就是皇長子朱常洛。［5］

后來的事實證明，萬歷對這名宮女根本就沒有感情，更談不上喜歡。也許那時的萬歷還不懂什么是愛情，直到一個人的出現：鄭貴妃。僅憑姿色，她是不會成為萬歷一生的摯愛。她與萬歷情投意合，是可以一起閱讀作品、討論人生、有著諸多共同語言無話不說的紅顏知己，這種精神上的一致，使這個年輕女人成了皇帝身邊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梢哉f，她是在最適當的時機來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白。她看透了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實質上卻既柔且弱，也沒有人給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親，也常常有意無意地把他看成一具執行任務的機械，而忽視了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既會沖動又會感傷的“人”?；谶@種了解，別的妃嬪對皇帝百依百順，但是心靈深處卻保持著距離和警惕，惟獨她毫無顧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時又傾聽皇帝的訴苦，鼓勵皇帝增加信心?？梢哉f，只有她是唯一一個把皇帝當作“人”來看的女人。［6］

現在可以回答前述的問題，為何皇三子的降生會讓萬歷如此高興。在中國古代社會，“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鄭貴妃與皇三子朱常洵，正是這一相輔相成的緊密共同體?；书L子朱常洛無疑是不幸的，連同她的母親。他的降生，不過是其父臨時起意、任性所為的偶然。但朱翊鈞畢竟是皇帝，歷史的選擇不容許個人的任性凌駕于其之上，他終將要搭上整個帝國的命運，來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買單。當然，彼時的萬歷并不會看得那么長遠，對于他來說，他愛的是鄭貴妃，此刻的他，似乎并沒有留意到這并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背后即將要牽扯出的政治角力早已暗流涌動。他只知道日后立朱常洛為太子以及立王氏為后，實乃迫不得已。沒有情投意合，只有接踵而至的繁文縟節，一個又一個的束縛與牢籠。他貴為天子，足以號令天下，此刻卻深感無能為力。壓在他心頭的，是母親的訓斥，是祖訓的箴言。也許在他看來，這只是延續了數千年的宗法桎梏，也許他并沒有想那么多，只是單純憑著年輕時的叛逆與血性，要掙脫無形的枷鎖。于是，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沖破桎梏，挑戰秩序，斗爭到底。這一爭，就是數十年。

一、“國本之爭”與萬歷朝局

在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的繼承人選直接關系到朝廷的安危、政權的存亡，是國家穩定、延續的根本，故繼承人被稱為“國本”［1］。明太祖朱元璋在逐鹿天下的過程中，就已經意識到，元朝迅速滅亡的原因之一是皇位繼承混亂，元朝仍然保留著草原部落首領推選繼承人的傳統，這不可避免地帶來紛爭與流血，朱元璋恢復了嫡長子繼承制［2］。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冊封嫡長子朱標為皇太子，并宣布“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保?］“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4］，確立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繼嗣原則。其通俗的理解即是：皇后的第一個兒子，稱為嫡長子，是法定的第一繼承人，如嫡長子早年去世，有嫡孫的則立嫡孫，無嫡孫的，再由嫡次子順位繼承，如皇后沒有兒子，則冊立庶出的皇長子為太子［5］。為了解決皇帝無子時帝位的繼承問題，朱元璋在其親制的《皇明祖訓》中又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6］《皇明祖訓》作為朱氏皇族訓諭，在歷任皇帝在位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遵循，尤其是明前期諸帝，大多重視祖訓條規，皇帝常依祖訓處理事務［7］。

如前所述，明神宗無嫡子，宮人王氏生庶長子朱常洛，寵妃鄭氏生庶三子朱常洵，神宗因偏愛鄭貴妃，并不愿遵從祖制立皇長子為太子，反而傾向于皇三子。士大夫群體力主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并接連上疏發動攻勢：首先由內閣首輔申時行向皇上提議，盡快冊立太子，“竊惟國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惟國家大計，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禮官，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8］。申時行畢竟不是張居正，皇帝對他的建議置之不理，寥寥數語搪塞了事，采取拖延戰術，借口朱常洛年幼，“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9］。與此同時，皇帝正打著他的小算盤：他決定先把鄭貴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進封為皇貴妃，此議一出，舉朝嘩然。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上疏勸阻，后被貶。輿論不但沒有被壓服，反而更加洶涌。其后，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沈璟、吏科給事中楊廷相、刑部山西司主事孫如法相繼上疏。最后，由于皇帝一再嚴厲封殺批評意見，官員們只得緘默不響［10］。但這并不意味著士大夫群體就此作罷，其后，關于請求進封恭妃為皇貴妃以及早定國本的奏疏接連不斷，諍諫從未停止。在“國本”之爭初起時，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都對“國本”一事的走勢，有過相當積極的估量。然而神宗屢屢拒諫，士大夫群體望之甚切，卻十余年求之不得。直到萬歷二十五年三月初一，禮部奏請為皇長子舉行冠婚禮，二十六年五月，萬歷傳諭內閣：待新宮落成，舉行皇長子冠婚禮［11］。人們引頸盼望，一年又一年，仍不見動靜，多次被耍弄，忍無可忍，二十八年新年剛過，便連珠炮似的向皇帝發動攻勢。最終，迫于輿論壓力，才于萬歷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舉行冊立皇太子儀式［12］，至此，“國本之爭”才算勉強告一段落。［13］

二、國本之爭背后：道統與政統的較量

（一）儒家道統的演變與發展

國本之爭終于告一段落，但問題的思考還遠沒有結束。士大夫群體為何要堅持立庶長子而不做任何妥協呢其實，從理論層面而言，神宗的這一傾向并無不妥，至少從明文規定的法律上來看，找不到任何漏洞，但這卻是被當時由道德倫理所建構的禮法秩序所無法容忍的。神宗的“反常行為”令朝堂上的士大夫深感不安，同時也為他們團結一致限制皇權提供了契機，這是階級利益與道統影響下的共同選擇：作為儒家道統的衛道者，他們堅決不允許皇帝肆意將個人意志凌駕于禮法之上。

所謂道統，是指一種儒家一以貫之的，以天道與圣王之道為核心內容，圍繞明道傳道載道的文化使命而建構、發展與演變的思想傳授系統，至明朝已臻于完善?！暗澜y”的表述則首先由朱熹提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冉砸源硕臃虻澜y之傳”（《中庸章句·序》）。道統的精神內核，可以追溯至孔孟時期?？鬃铀^之“道”，并非道家“道法自然”之虛無縹緲，而是立足人倫之“人道”、國家治理之大道，具有強烈的現實政治關懷。

與之一脈相承的，是由道統所孕育的士大夫精神，核心標準就是建立在儒家倫理基礎上的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精神。同時表現為一種擔當精神，家國情懷，國士無雙，士以天下為己任，其理想就是先秦儒家倡導的“修齊治平”，實現“出將入相”“內圣外王”。這些飽讀詩書的理想主義者們，從讀書識字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接觸并徹底信仰他們在書中所學到的圣人之道，一切成功的標準都是單一的、既定的，但現實終究和四書五經所構建的社會是不同的，況且他們也不能成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掌權者。在現實的政治操作中，皇帝的種種行為往往會偏離這個理想，因此，這種士大夫精神所表現出來的“道統”對于“政統”——現實的政制——的偏離就有一種糾正的力量，并試圖通過自身的努力，逐漸馴服政統，并最終實現道統與政統合一的終極目標。這種士大夫精神，或者說是壓在每個人身上無形的道德的負擔，把他們推到了衛道者的風口浪尖。

（二）道統的馴政機理：禮法秩序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政統以君王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權力的合法性；而道統則以讀書人為承載，擔當道德標準和精神價值。如果說政統代表的是政權，那么，道統所代表的則是話語權。韓愈認為：士人所代表的道統要比君王所代表的政統更尊貴，因為道統是儒家的“內圣之學”，政統則為“外王之學”，是先有“內圣”，方能“外王”。社會的發展也應該循著理想的道德和天理來運行，因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是不可改變的，而政權則是可以世代更替的。話雖如此，實際情況總不盡然，士大夫階層并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僅僅是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白怨乓詠?，道統與政統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張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皇權，官僚和士人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3］。只要是在一個世界上，道統和政統在實際上是無法各行其是的。道統不爭政統，政統卻可以壓迫甚至消滅道統。那么，道統有沒有可能馴服政統呢？事實上，透過國本之爭，看待萬歷朝的眾多政治現象，似乎就蘊藏著這種可能性。歷代文官集團都幾乎很少從純粹的政治制度的層面來對皇權加以限制，而是運用自身獨特的政治智慧，將限制皇權的愿望訴諸禮法規范層面。

禮法秩序何以“以小馭大”，能夠在皇權不斷集中強化的明朝對君主產生一定的震懾作用？層層剝離之后，似乎能初見端倪：皇權表面上不受限制，但皇權的合法性需要通過對皇權正當性的論證得以實現，這不僅是事實層面上的問題，而且需要在規范性層面上得到論證，也即皇權的所有者需要設法為自己獲得和維持皇權尋求到足夠的規范性支撐。在中國歷史的語境中，正如儒家道統中關于“王霸”和“德力”的討論所揭示的那樣，這種支撐在一開始也許可以通過掌控暴力機器而獲得，但帝國的長期平穩運行則要訴諸“受命于天”、自然的血緣關系、良好的道德品格、對禮法的遵守等許多相互關聯與相互影響的具體原則，我們可以將之稱為禮。

禮法秩序為穩固的政治秩序所必需。對于明朝而言，明初的統治者或許可以通過自身的征戰直接掌控暴力機器，自下而上地推翻舊有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從而自然而然的實現皇權的正當化。但隨著皇位的不斷更迭，“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轉變，國家迫切需要通過設立文官來解決社會治理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這些文官身為道統的實際踐行者，通過不斷建構與強化禮法秩序，來維持政治的規范性。當一個朝代步入中期，發展到了相對成熟穩定的時候，禮法秩序遂即逐漸定格為皇權正當性的來源?；实圩鳛榧扔兄刃虻木S護者，不僅要展現出自然血緣關系的連續性（嫡長子繼承制）來論證得位的正當性，而且，其本身作為禮法秩序下的選擇，就更要遵從這一規則從而不斷強化自身合法性的論證，以加強對朝堂的控制力?；蕶嗾斝缘恼撟C方式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在于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禮法框架下的道德規范，并且要成為標桿與表率。這些道德術語似乎成為了某種政治規范，而規范的解釋權系于士大夫之手，這樣由士大夫所形成的文官集團，就可以間接發揮作用，對皇權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禮法秩序其實構成了中國古代皇室宗法體系里非常重要的一個參照點。每當出現禮法秩序失序的時候，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自然就會產生沖突，文官集團就 可以對此大做文章了。當然皇帝也會利用禮法秩序去攻擊文官集團，或者文官集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相互攻擊時也會圍繞禮法秩序的解釋而產生“君子”和“小人”之分。特別是宋代以后，重要的儒學思想家與官員高度重合，使得文官集團認為自己可以掌握禮法秩序上的解釋權，并以此參與到與皇帝的互動博弈之中?；实坌枰墓偌瘓F在禮法秩序上的支持，同時也忌憚文官集團在禮法秩序上的反對［1］。

國本之爭問題的實質就是禮法秩序的爭議。神宗試圖突破無嫡立長的傳統禮法秩序，從文官集團手中奪回禮法的解釋權。文官集團的不斷爭斗，既是為了維持既有秩序的穩定，也是為了防止皇權的進一步擴張。換言之，皇權只能染指世俗領域，對于禮法領域而言，則不允許出現皇權干預甚至突破的可能（這種說法僅僅是從萬歷朝國本之爭中得出的結論，不宜擴大，因為禮法總是充斥著模糊的中間地帶，后人如何解釋前人的文本，以及何人掌控著解釋的權力，恰為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文官集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提供了對抗與角力的場所。事實上，嘉靖朝的“大禮議”事件，皇權就成功染指并干預了禮法，嘉靖皇帝通過自身的“優異表現”、技術手段把禮法的解釋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結果就是對朝堂的進一步控制與皇權的進一步擴張）。

三、道統催生的異變？——文官的陰陽兩面

道統孕育下的士大夫精神，構成了禮法秩序得以建構的內在基礎。從對皇權的限制角度來看，這是道統對政統的勝利，是一種良性的發展。但道統本身其實存在著自我崩解的內在張力，異變出文官所具有的陰陽兩面的“怪象”。何謂文官的陰陽兩面，文官為何會有陰陽兩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按照黃仁宇先生在書中的說法，“他（申時行）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成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如此看來所謂陽面，無外乎人倫道德，忠義兩全，而這正是儒家道統所傳承與倡導的，道統塑造了文官的陽；而所謂陰，就是陽的對立面，代表著人性的陰暗面，自私貪婪與腐敗。陽就是把道德的一面竭力表現出來，陰則是隱藏自己的丑惡。而人本就是這樣一個兼具陰陽兩面的復合體。倘若是一般的、抽象的“人”，這個話題似乎在討論人性，那么，為什么要單獨討論文官這一群體？他們的陰陽兩面與抽象的人的陰陽兩面相比有何特殊性？

其特殊之處在于，文官與一般的人不同，尤其是明朝的文官，道統的發展至明朝已蔚為大觀，明朝又十分強調道德和禮儀的作用，這與洪武皇帝有關，他想要的是一個道德的王朝，要的是大明政治的清廉，官僚的自覺，所以酷刑和頗低的俸祿就成為大明的慣例變得理所當然。同時，科舉制也相當成熟，這些文官們都是熟讀四書五經、從小受道德熏陶在圣人之道的耳濡目染下成長起來的，可以說，他們的陽面被無限放大了。他們也許不曾發現原來自己也有陰面，盡管經歷宦海沉浮，他們甚至不愿承認自己的陰面。一方面，對于大部分人來說，承認陰面等于離經叛道，意味著自己還不夠心正意誠，解決的辦法不在于正視私欲，而是要在每天的內省中正心誠意，修身養性，早日立德。另一方面，國家的紐帶、政治的穩定離不開這些原則與信念，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偌大的帝國，其行事、斷案，沒有成憲可援引，其所依賴的是道德?！拔覀兊乃痉ㄖ贫葮O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這種路徑依賴已經不允許出現輕易的變革，任何離經叛道的異端都是對這個龐大帝國的無形威脅。

陽面的無限放大，與之相對應的，也是陰面的愈發強烈，這無關道德，根源在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高度繁榮，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的變化，社會文化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早期啟蒙思潮出現萌芽，典型代表如李贄，對孔孟的傳統儒學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明中后期市民階層的擴大，文化價值取向的世俗化與多元化，使得文官不得不面對自己的私欲問題。如果是明朝初年，久經戰亂，社會生產力已經遭到極大的破壞，社會凋敝的情形下，大力弘揚陽面，抑制陰面，還不至于失衡。而到了萬歷朝，這種割裂已經難以彌合。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迷惘中丟失了自我，不再將經書的內容奉為圭臬，不再把道德準則真正付諸于實踐。他們著眼于自身利益與集團利益，當皇權威脅到這些利益時，他們便“大義凜然”地手持經書，毅然決然站立在君主的對立面。仁義道德是他們的武器，把皇帝逼得無處遁形，只得消極罷工。他們不需要勵精圖治充滿個性的皇帝，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牌子”，上面寫著至高無上。規范早已定好，皇帝只需要照葫蘆畫瓢，通過道統構建起的秩序與穩定不允許被打破。

四、裂變：萬歷的“兩個身體”

被譽為德國歷史法學派最后一位重要人物的恩內斯特·康托洛維茨在《國王的兩個身體》一書中對中世紀英國王權制度有過深入的研究?！皣醯膬蓚€身體”是指國王這個職位同時兼具事實性與規范性兩個維度。通俗來講，歐洲中世紀的國王，同時兼具自然之體與政治之體。在英國，國王的兩個身體被引入到了憲法體制中，得到了法學家的論證（《王權至尊法案》）?？低新寰S茨在書中論述了“國王政治身體不死”的觀點，和此后的英國革命中國王被推上斷頭臺作類比，國王的自然身體雖然死了，但是作為“人民的頭號管制者，國王是不斷存續的名號”。如果我們把這一觀點延伸至幾乎同時期世界的東方，依然可以架接起二者之間的微妙聯系，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萬歷朝中皇權與文官集團的關系。

至明中后期，皇帝已經成為了一種制度，代表著萬歷的政治身體：在文官集團眼中，萬歷只是一個“牌位”，一個帝國存在且平穩運行的象征。萬歷本人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愛恨情仇，也曾向往過無拘無束與自由。他想修宮殿，工部不同意，他想走出紫禁城不到百十里，禮部都會將其視作一個嚴重問題，除了兩年之內四次謁陵以后再視察過定陵一次，他沒有走出過紫禁城一步，他換了首輔，好像也并沒有什么改變，他下圣旨，內閣給他駁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剩下的只是他和這些文官們無休無止的爭吵。由于（道德）制度的存在，他的一言一行都被限制在規范中，一套由儒家的圣王之道所主導的規范中，他的任何“異端”，都有可能在這套既成的禮法制度中沖出一個缺口，進而導致整個秩序的失衡。文官絕不會允許，無論是出于純粹的治國平天下的最高理想，還是出于實際利益的考量。萬歷任由自然身體的生長，最終只會將其置身于整個文官集團的對立面。由于萬歷個人能力和性格的缺陷，既沒有其祖父嘉靖的權術智謀、難以深諳制衡之道，也沒有武宗放蕩不羈、無所顧忌的率性，這場與文官集團的較量，他找不到出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要與文官爭斗，于是只能被迫選擇做一個失敗者，黯然離場。他的最后一搏，大概是想告訴文官集團：我輸了，但你也沒贏，于是以消極怠工、躺平擺爛的方式表達著自己最后的觀點，最終，他的自然身體已經被文官的陽面慢慢消耗殆盡，不復存在了，他成了一個活著的祖宗［1］。他的童年是在嚴厲的張師父的教導和曾經差點廢黜他的母親的管束下度過的，不能耽于逸樂，做事安分守己，成功的做好了一個皇帝的“牌位”角色，讓自己的政治身體茁壯成長。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的背離與裂變，為萬歷本人染上了悲情色彩，也加速了明帝國被埋葬的步伐。

五、結語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又該如何定義二者之間

的關系，一直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自宋以后，平民百姓中的精英分子通過科舉考試制度不僅進入了帝國統治的基層毛細血管之中，而且也進入了帝國統治的心臟，逐步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官集團［2］。道統為文官集團提供了強大的向心力，使其能凝聚成一股足以對抗皇權的勢力。在皇權與文官集團勢力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文官自認為和被認為掌握著對禮法秩序的解釋權，并希望以此來制衡或約束皇權。國本之爭中所折射出的政治角力，背后也埋藏著晚明的巨大危機，對勘“國王的兩個身體”，許多問題都變得清晰明朗。一邊，文官用自己的陽面促成了萬歷政治身體的蓬勃發展，而這僅僅是樹大中空；另一邊，文官又用自己愈發膨脹的陰面腐蝕著龐大的帝國，也難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