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底蘊

周 向 軍, 龐 付 玲

(山東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成果較為豐富。主要表現為:一是圍繞具體論題展開研究,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不同角度闡釋、探討這一科學思想各個組成部分所蘊含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范寶舟[1]、韓慶祥[2]、孫要良[3]等從不同角度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行論述,指出“以人民為中心”是對“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在新時代的繼承和發展。黃其洪等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是對“類哲學理論、世界普遍交往理論、世界歷史理論和共同體理論”的創新與發展[4]。二是圍繞整體論題展開研究,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繼承發展并具有一脈相承性。何中華等認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蘊含著豐富哲學基礎,從“世界歷史”、生態文明建設思想、人民史觀、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4個方面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了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5]。辛向陽指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所包含的堅持人類社會發展存在客觀規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深刻體現著這一科學理論體系蘊含的歷史唯物主義高遠的理論智慧[6]。雖然上述兩個方面都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展開研究,但兩者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如何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進行繼承與創新等方面缺乏較為全面性、系統性的論述,本文試圖在這方面做出我們力所能及的探討?？偟膩碚f,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底蘊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而以下7方面是應當重點認識和把握的。

一、人民主體論: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

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探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首要問題就是回答什么是“現實的人”以及有何歷史地位與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時,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7]519?！艾F實的人”不僅是具有生命特征的肉體組織,還是具有獨立意識且能夠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個體。隨后,他們以“現實的人”為邏輯起點,明確了“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7]531,強調了歷史的創造是以現實的個人滿足自身生存需要而進行物質生產實踐為前提的,并指出“現實的人”在創造自己歷史時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的,而是要“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8]592。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逐漸發展壯大,每一代人都是在繼承前一代人已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上,使用生產資料創造為自身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物質資料,這樣一來“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8]43。在這里,馬克思明確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命題,指明了歷史作為一個存在內在聯系的整體,是人民群眾在物質生產中不斷推動社會逐漸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而“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7]196。

縱觀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斷發展壯大,究其根本在于自始至終都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為人民服務”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進程,進一步深刻詮釋了黨堅守權為民用、情為民系、利為民謀的根本政治立場與價值取向。正如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盵9]46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以人民為中心”這一生命主線貫穿于治國理政全過程之中,賦予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基本觀點以新的時代內涵。具體表現在:其一,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論。始終將“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融入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等執政方略之中,落實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各項政策舉措實施之中,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和多方面的需要,進一步從執政方略、政策實施等方面展現新時代黨始終堅持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論。其二,以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動力論。始終自覺地將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在推進黨和國家各項政策決策部署中要充分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善于在帶領人民前進實踐之中及時發現問題、化解矛盾和總結經驗,并使之成為黨和國家完善路線方針政策的“源頭活水”,以達到“頂層設計”與“問計于民”的良性互動之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凝聚民心、匯聚民智、發揮民力。其三,以“人民是閱卷人”為檢驗執政成效的標準論。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秉持廣大人民群眾是評判執政成效的主體,在制定各項政策方針與落實各項工作中堅持把人民是否擁護、是否贊成、是否滿意等作為衡量黨和國家一切工作成效的“矩尺”,更好地發揮人民是最終評判者和最高裁判官的優勢作用。其四,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論。新時代堅守“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價值追求,通過將實現共同富?！胺謨刹阶摺睉鹇耘c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分兩步走”戰略進行有機結合,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接續奮斗中朝著實現“全體人員共同富?！钡哪繕瞬粩噙~進!

“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提出,是習近平對歷史唯物主義尤其是人民主體思想在當代的繼承與發展,從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論、以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動力論、以“人民是閱卷人”為檢驗執政成效的標準論和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論這4個方面更加具體地提出堅守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貫徹路徑,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特質。

二、社會矛盾論: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科學認識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基本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基本動力。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直接對社會基本矛盾的概念作出明確界定,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文中對這一原理作出了經典表述,即“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盵10]591這深刻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共同構成了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并在不同發展階段往往通過其他各種矛盾形式呈現、反映出來,一定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作為社會基本矛盾在一定階段的外在的、具體的呈現形式,在這一階段眾多社會矛盾的運動中起主導作用,是影響人類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及其不同發展特征的主要因素。

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科學運用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對不同時期或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正確判斷。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社會矛盾展開了深刻剖析,并在黨的八大首次明確指出這一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1]。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全面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對國內外發展形勢進行了科學分析,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與此同時,對這一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進行了深入審思,隨后在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規范表述,即“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盵12]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經濟、政治等各領域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時代發展需要、扎根于我國客觀實際,準確把握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并對其作出了科學論斷,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3]。從新中國成立到開啟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再到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研判,深刻彰顯了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與品格。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為關系全局性的歷史性變化,是新時代黨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從時間范疇上來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這一重大判斷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但其轉化時間起點可追溯至黨的十八大,這就意味著以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時間界限,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就開始圍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而展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秉承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原理分析我國實際發展狀況。具體而言:一方面,從生產力發展狀況來看,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在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等已邁入世界前列,經濟穩步發展并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但仍存在著區域、城鄉、行業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的現象,成為制約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從生產關系需求來看,隨著經濟水平的穩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也得到了顯著提高,人民群眾的需要逐漸由對物質文化的“生存型”需要向對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復合型”需要發生轉變。正是基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所呈現出階段性特點的分析和判斷,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上提出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的重大判斷。由此,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重點都是圍繞這一社會主要矛盾而展開的,即以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為根本任務,以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梢哉f,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認識,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要矛盾之間辯證關系的準確把握,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新的時代闡釋。

三、社會動力論:構建“六位一體”的改革動力系統

關于社會發展動力問題,不僅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內容,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要課題。馬克思恩格斯曾用“生產力”“階級斗爭”“合力”等不同表述來闡釋社會發展動力問題,他們認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是單一因素,而是由眾多因素相互作用構成的有機系統。正如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洕鸂顩r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及其成果……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盵8]591恩格斯在完善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動力理論的基礎上,強調了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由許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動的。其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根本動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受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影響與制約。

中國共產黨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探索過程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動力學說為理論基礎,以不同時期我國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為現實依據,對“社會發展動力”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前后經歷了‘矛盾動力論’、‘改革動力論’、‘創新驅動論’”[14]等發展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在對以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社會發展動力思想進行一脈相承的基礎上,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后所帶來的新變化和時代任務相結合,形成了“六位一體”改革動力系統,即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全面深化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動力系統。具體而言: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通過不斷破除舊的經濟體制機制的束縛,逐步構建起一套“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制度體系,以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在毫不動搖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之上,對這一根本政治制度進行與時俱進地完善,以更好地推進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確保廣大人民群眾享受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民主;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支撐,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大膽持續推進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注意把握好“為誰改、改什么、怎么改”之間的辯證關系,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相互統一,以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從精神文化層面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以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為根本,不斷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縮小貧富差距,打造集“科學化、系統化、合理化”為一體的社會治理體制,有效地確保社會安定和諧有序,進而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民生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保障,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踐行綠色低碳環保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健全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為政治保證,將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落到實處,深入推進黨的組織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體制機制改革,建立起一套運之有序、行之有效的科學制度體系,更好地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與此同時,將敢于斗爭作為貫穿于構建“六位一體”改革動力系統的“紅線”,要時刻保持斗爭精神,以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精神狀態克服構建“六位一體”動力改革系統過程中所遇到的風險挑戰。

“六位一體”改革動力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各要素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內在邏輯關系,是整體與部分、全局與重點的有機結合。因此,若想準確把握好這一動力系統,需要在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的基礎上,統籌推進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梢哉f,“六位一體”改革動力系統的形成,明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社會發展動力問題的主要內容,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的重大發展,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社會發展動力的范疇,有助于新時代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四、社會革命論:協同推進“兩大革命”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所指出的那樣,“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盵7]567-568毫不例外,在考查社會革命起源時,需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中尋找答案。馬克思恩格斯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社會革命的產生作出了經典概括,指出當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原本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會逐漸演變成為制約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10]597。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革命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俄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開展社會革命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進行漫長的、艱難的經濟工作實踐,才能“最終完成極其偉大的政治變革”[15]。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革命性是我們黨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而“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16]。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牢記“革命”初心,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歷史時期一以貫之地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從理論到實踐系統地回答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開展社會革命”這一重大時代難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堅定決心、頑強意志、空前力度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一系列歷史性、開創性成就,但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實踐的持續深入推進,“四大考驗”、“四種危險”以及“四個不純”等問題尚未得到完善解決,抗疫情、穩經濟等新一輪挑戰又接踵而至?；诖?習近平強調要繼續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要求始終“保持‘趕考’的清醒,以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引領新的偉大社會革命?！盵17]黨創造性地提出了協同推進“兩大革命”的重要命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思想在當代的發展。一方面,黨的自我革命是推進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政治保障,明確了黨是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堅強領導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高度重視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圍繞如何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見的新思考、新論斷和新舉措,如要求黨員干部必須旗幟鮮明地講政治,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以確保黨堅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針對黨內部分黨員存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等問題,在全黨范圍內先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等黨內教育活動。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以“打鐵必須自身硬”的鮮活實踐,彰顯了黨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與堅定決心,開辟了黨推進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為推進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打造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推進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是黨進行自我革命的最終價值目標,明確了新時代黨推進自我革命的重要工作任務。黨的百余年歷史表明,不同歷史時期社會革命任務有所不同,與所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因此,在新時代歷史背景之下,以黨的自我革命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其主要任務就是要牢牢抓住以人民為中心,著力化解好我國在生產、發展等層面所面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以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夯實物質基礎,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

新時代協同推進“兩大革命”的提出,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革命學說的基礎上,將這一學說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與時俱進地賦予“社會革命”以中國內涵,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革命學說在新時代的繼承與發展。

五、社會意識論:全面闡釋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問題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看,社會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生產力、經濟基礎的反映并受其影響、制約。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意識形態問題時,以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為藍本分別從批判性視角、階級性視角和中立性視角的不同維度,詳細地闡釋了意識形態這一復雜的問題,提出需要通過“‘真正的實證的科學’克服‘獨立的哲學’,以‘真正的知識’取代‘意識的空話’、以共產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意識形態”[18]的方式來揭示和“破解作為‘虛假的意識’的意識形態”[19]。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建設,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掃除、化解意識形態建設遇到的困難、障礙與危機。毛澤東曾經在其眾多經典著作中借用“文化”“觀念形態”等詞指代意識形態。例如,他曾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服務的?！盵20]毛澤東強調“新文化”產生依賴于新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并為之服務,提出要重視“新文化”建設。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著重從黨的思想政治層面出發,對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進行了深入反思,明確指出能否正確地處理好思想政治層面的問題是我國能否順利推進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首要前提,于是提出了“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21]的科學命題。江澤民認為意識形態工作“直接關系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22],于是他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通過采取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等措施,進而加強和鞏固黨的意識形態建設。胡錦濤同樣也高度重視意識形態與文化建設方面的工作,通過采取整合文化創新的方式不斷筑牢意識形態工作基石。與此同時,他審時度勢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大理論命題。這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加強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創新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與豐富的實踐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論的基礎上,先后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等一系列會議上,緊緊圍繞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是什么、為了什么、怎么做”等問題作出了全面、科學、系統的回答,深刻闡釋了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性質、理念、任務。關于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是什么”的問題,習近平旗幟鮮明地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盵9]43強調我們黨進入新的歷史方位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相關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盵23]“一個是”和“三個事關”的提出,既簡潔明了地揭示了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的根本性質,也明確了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戰略性的深遠意義。關于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為了什么”的問題,習近平明確指出,新時代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其根本目的在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盵24]我國作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還是凝聚華夏兒女思想共識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重要保障。因此,在面對來自西方多元化社會思潮沖擊、腐蝕和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時,習近平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絕不動搖。關于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怎么做好”的問題,習近平指出:“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全面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盵9]43通過逐漸強化政治意識的方式來進一步推動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以樹立大宣傳理念、落實新聞輿論工作“48字要求”[25]、以強化“陣地意識、政治家辦報意識、主動意識”3個方面的意識進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話語權,以便于向世界更好地展現中華風采、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梢哉f,習近平關于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問題的全面性闡釋,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關于意識形態理論在新時代創新發展,深刻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一元指導地位的堅定決心,豐富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為新時代繼續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南。

六、社會結構論:統籌推進“兩大布局”

馬克思曾對社會結構進行過深入的探討,以19世紀中葉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為分析對象,在分析、剖解這一時期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敏銳地發現并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變遷發展規律,指出人類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所呈現出來的變革與發展,是源自社會結構變遷進而導致社會形態更替的具體化表現,而人類所處的現實社會并不是一個具有高度穩定性的“結晶體”,是處于“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盵26]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結構和生命有機體一樣,都是由各種要素、系統共同組成的,不同要素、系統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27]。中國共產黨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探索過程中,始終將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結構理論作為指導中國革命和推進社會建設事業的根本遵循,始終以敢于斗爭的精神狀態攻克革命、改革和建設過程中遇到的種種艱難險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歷經了“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再到“五位一體”的轉變,戰略布局實現了從“一個全面”到“兩個全面”、“兩個全面”到“三個全面”、“三個全面”到“四個全面”的3個發展階段?？梢?“兩大布局”不斷深化發展,與時俱進地賦予社會結構理論以中國內涵。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新時代特征,結合現階段我國發生的新變化,提出了統籌推進“兩大布局”。從整體性上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的關系。其中,“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為現實依據,是進一步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階段性、具體性的戰略措施,“兩大布局”統一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實踐之中。具體而言:一方面,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來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內在地包含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5個方面全方位的現代化國家,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因此,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需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主線,全面深化經濟領域的改革,大力發展經濟建設以夯實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堅持以政治建設為重要保證,要求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以更好地確保人民當家作主;以文化建設為精神靈魂,通過完善相應制度建設來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打造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以社會建設為重要條件,通過大力發展社會事業,逐步落實“七個有所”,進而推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生態文明建設為首要基礎,積極倡導和推行綠色、低碳的生活生產方式,推動建設美麗富強中國。另一方面,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來看,戰略目標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升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宣告我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28]。雖然這一戰略布局的內涵發生了新變化,但“戰略目標”與“戰略舉措”之間存在的辯證關系是始終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如期實現,推動具有引領地位的戰略目標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實現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前后有序銜接。與此同時,伴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開局起步,又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3大戰略舉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時代統籌推進“兩大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唯物史觀的社會結構理論與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發展所呈現出的新特點、新機遇、新困難的實踐相結合,系統回答了中國進入新時代社會如何發展的時代之問,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結構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七、共同體思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探索關于人類和世界該向何處去的科學回答。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觀點出發,人類社會形態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進的過程,依次經歷“自然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最終走向“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盵7]573-574馬克思恩格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出發,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僅是“這個共同體”形成的生存條件,也是影響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即“共同體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來改變”[7]578,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也逐漸擺脫地域、民族等空間局限,最終走向“真正的共同體”,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共同體”思想的相關論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走向“真正的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價值指向。

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在出訪俄羅斯期間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十年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反復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從不同角度對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全面深入,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空前頻繁,人與人之間交流愈發密切,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9]205。因此,習近平倡導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內涵,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其一,堅持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基本前提下,倡導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全球治理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攜手世界各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商量全球事務,共同建立起無沖突無對抗并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家關系,全球一切治理的成果由所有參與治理的國家平等共同享有。其二,堅持在和平對話的基礎上,打造具有“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特色的新安全觀。正如習近平指出,“沒有一個國家能實現脫離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沒有建立在其他國家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盵29]208因此,他倡導通過以開展對話方式化解爭端、以共同協商方式化解分歧、以和平方式取代武力威脅解決各種沖突,共同打造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安全的和平發展之路。其三,堅持在“合作—共贏”良性互動的基礎上,倡導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倡導世界各國在“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別國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兼顧別國發展”[29]38,在相互競爭之中保持合作,在相互合作之中實現共贏,以最終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其四,堅持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積極倡導包容互鑒的文明觀。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和發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支撐力量。習近平在很多場合倡導世界各國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基礎上,不斷加強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讓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實現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從而夯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梢哉f,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從真正意義上超越了以往各種的“聯盟”“同盟”在地域上存在的局限性,是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在新時代的創新與發展,不僅深刻體現了“共同體”思想的時代精神,同時也煥發了“共同體”思想的當代生命力,為著力破解“四大赤字”等全球性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八、結 語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是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行動指南。其對人民主體問題的準確把握,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科學認識,對構建“六位一體”改革動力系統、協調推進“兩大革命”等問題現實關切,深刻體現了這一科學思想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繼承與發展,極大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唯有全面系統地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間的辯證關系,才能科學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認識和解決當前我國社會發展遇到的問題,不斷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局面,彰顯歷史唯物主義的新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