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諾、《鷺江潮》與廈門新文學的興起
——基于相關新見文獻的考論

劉 銳

從近代史看，廈門因為“五口通商”而較早開埠，物產集散與文化交融，使得這里有別于內陸其他城市，更多帶有海洋文化的流動性特征。 而華僑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學校與廈門大學，在近三十年間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現代作家和學者來此生活、任教，使其地域影響在新文學史中的重要性，堪比北方另一座海濱城市——青島，特別是魯迅的到來， 使得廈門成為新文學史上一座難以繞開的城市。 但是，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開列了1922—1926 年間中國各地新文學社團及刊物的名稱，認為“這一時期， 是青年的文學團體和小型的文藝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時代”，其中東南部列舉了江、浙、粵、贛等省的多地，然而并未提及福建，尤其是后來成為福建新文學高地并被列為 “魯迅遺產地” 的廈門。 這當然是受限于作為材料來源的《小說月報》中的《國內文壇消息》專欄，所以，茅盾又不忘補充一句：“實際上從民國十一年到十五年這時期內全國各地新生的文學團體和刊物也許還要多上一倍。 然而即就此不完全的材料看來，已經見得當時整個中國到處有新文學活動的蹤跡。 ”①茅盾：《導言》，茅盾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年版，第4—8 頁。在此后的新文學史研究中，茅盾當時所下此判斷被不斷確證。

那么，未被茅盾提及或者說未與當時處于新文學中心的《小說月報》取得聯系的廈門，其新文學狀況如何？又是如何興起的？這在此前的新文學版圖上并未留下痕跡。據后來研究者著錄②詳參汪毅夫、王衛星：《福建現代文藝期刊見聞錄》、汪毅夫、汪洲：《福建新文學社團選介》，皆載于《福建新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中國作家協會福建分會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合編，內部資料，1982 年版。，福建最早載有新文學的刊物，只能追溯到1925 年11 月由福清縣留省學會創辦的《融聲》，而最早的新文學社團及其刊物， 也只能追溯到1926 年在廈門大學由魯迅支持和指導下成立的泱泱社及其《波艇》月刊。故而此前由于文獻闕如，以及魯迅南下廈門所造成的影響力，對廈門新文學史的書寫基本上是從魯迅開始的，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少數知識青年接受了‘五四’以來的新思潮，閱讀了全國各地及海外往來的各種新文化刊物， 但卻無法在本地施展身手，他們深為痛苦，嗷嗷待哺。 魯迅的到來，無疑是黑暗中出現了一線光明。 ”③徐學：《廈門新文學》，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 年版，第29 頁。但如此下判斷似乎還為時過早，只能說，魯迅的到來，使得當時的文壇更多關注到了廈門，也吸引了后來新文學及魯迅研究者足夠多的目光，以至于“廈門魯迅”成為廈門新文學史的“高光時刻”。 于是，難免給人造成一個印象，這既是開始，也是高潮。 當然，筆者并無意否認魯迅對于廈門新文學的影響。 可是， 廈門新文學的興起， 或者說出現 “一線光明”，是否從魯迅開始，這就需要依據新見文獻重新作出判斷了。 這一切都要從早魯迅三年就來到廈門， 并在此生活工作了近兩年之久的新文學早期著名作家徐玉諾， 以及其編輯生涯說起。

據已知資料，徐玉諾在1923 年8 月初抵廈，任教于廈大并兼任《思明日報》副刊編輯①秦方奇：《徐玉諾年譜簡編》，秦方奇編校：《徐玉諾詩文輯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633 頁。，但研究者并不知道副刊的名稱。 徐氏好友周仿溪在1932 年撰有《二十年來河南之文學》（連載于《河南民國日報》1932 年1 月15—17 日第7 版，署名“周佛吸”）②劉濤：《徐玉諾史料掇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 年第12 期。，論述到徐玉諾時曾提及其發表作品的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學生雜志》《民國日報·覺悟》《鷺江潮》，前三者皆為新文學初期的名刊，早已進入研究者視野，對《鷺江潮》卻并不知曉。 但筆者于廈門圖書館翻閱民國文獻時，發現了廈門《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1923 年10 月31 日創刊，次年1 月1 日終刊），主編為徐玉諾，便可與上述已知資料對接。 通過進一步梳理，在《鷺江潮》上輯獲徐玉諾佚文共47 篇次，除了14篇次的詩文創作外， 其余皆為徐玉諾編輯文字，包括編后記22 篇次，通信1 篇次，附記7 則，廣告3 則③有兩點需要說明：一、統計問題。 大多數編后記（即《編輯室》）的內容直接由徐玉諾書信組成，或者一部分書信是附于編后記之后的，皆被統計入編后記，獨立于編后記的則單獨統計；二、署名問題。 改版后的《鷺江潮》由徐玉諾一人負責，從某些編后記前署“記者”末署“玉諾”來看，編輯文字中所署“記者”即指徐玉諾。 如果不另做說明，未署名的《編輯室》和直接前署或末署“記者”的編后記、通信以及各種附記，都可以確定出自徐玉諾之手。。 這些新見文獻不但有助于考察徐玉諾在廈期間的創作，也有助于認識作為文學副刊編輯的徐玉諾及其編輯特色，而且這些文獻是新文學副刊編輯史上較為重要的資料，體現出邊緣的地方文學副刊和早期新文學興起與發展的關系。最為重要的是， 借此可以考察徐玉諾與 《鷺江潮》，于1920 年代初期新文學在廈門興起過程中的歷史貢獻。

一、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前的廈門文壇及其新文學接受狀況

嚴格來講，徐玉諾并非最早的旅廈新文學作家，且不說漳州籍新文學家林憾廬、林語堂兄弟，后來被視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與“奠基者”的張我軍早在1921 年便已來廈，但其在廈期間（1921 年—1923 年底）并無新文學創作，而是跟老秀才學古詩文，并與當時頗具盛名的鼓浪嶼菽莊吟社的舊文人集團過從甚密，且進行傳統文學創作。④黃乃江：《張我軍的處女作及其在廈門的文學活動新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3 期。故而在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前，廈門文壇對新文學的接受狀況如何并不清楚。 但筆者以為，雖然直接相關新文學的文獻闕如，但并不妨礙我們借助其他史料， 對此間接做出一些推斷。

首先，從張我軍在廈經歷來看，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前，廈門的新文學空氣很稀薄。 張我軍離廈后北上，受教于北京師范大學，在抵京后不久的1924 年3 月，就寫出了在臺灣新文學史上“恰如五四新文學運動期間胡適的《嘗試集》”⑤林瑞明：《張我軍的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張恒豪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16·張我軍》，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年版，第164 頁。 轉引自黃萬華：《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 頁。的新詩《沉寂》與《對月狂歌》，可見其對新文化及新文學的敏感和接受之迅猛，也由此可以反推廈門當時并無可供滋養新文學的環境，否則不可能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對張我軍都未能產生影響，①但有研究者認為，“張我軍在廈門最重要的收獲，是直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洗禮”，理由是“大陸的新文化運動開展已有六年，影響遍布全國”，“新文學社團像雨后春筍一樣大量涌現”，張氏又曾受教于鼓浪嶼教會學校英華書院，而且陳嘉庚在廈門興辦教育，先后創辦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尤其是廈大“成為傳播新文化和愛國思想”的重要陣地，故而“廈門雖不是運動的中心，卻也沐浴著新時代的風潮”。 （田建明：《張我軍評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35 頁）這種對當時廈門新文化及新文學環境所下的判斷，似乎略有草率，第一，文獻不足征，并無張我軍在廈接受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學的直接證據；第二，前揭《張我軍的處女作及其在廈門的文學活動新考》一文中也提到了張我軍受教于英華書院之事，作者則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未久，而廈門地處東南一隅，在這樣一所教會學堂中學習，所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應當說是相當有限的”，并認為張氏從傳統文學走向新文學，是在1924 年1 月抵京以后。 作者的這種判斷，當是以新見張我軍的處女作《壬戌七月既望鷺江泛月賦》（鼓浪嶼菽莊花園落成后的征文）為依據，種種材料指明，張我軍當時并無多少接受新文化、新文學的跡象，試想，一個對新文化及新文學很敏感且易于接受的人，應該不會創作這種應景的傳統詩賦。 而抵京后不到三個月，馬上進入了新文學創作，可見兩地新文學環境差異之大。這個未來的臺灣新文學先驅在這里也只能是交游于舊文人集團而吟詩作賦。②黃乃江：《張我軍的處女作及其在廈門的文學活動新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3 期。張氏最具影響力的散文之一《南游印象記》（1926 年）③此文對其游廈經歷也有所記敘。，記錄其在故鄉的生活和漂泊外地的經歷及感受，這“恰恰是他長期旅居北京后，才重新體認到臺灣令人神往”④黃萬華：《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 頁。。 可見，張我軍從傳統文學走向新文學，在地域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是北京，而非廈門。

其次， 從閩籍新文學家的創作經歷來看，當時廈門基本上沒有新文學的創作土壤。 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就來到廈門的林憾廬、 林語堂兄弟，在這一時期的廈門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學痕跡。此后， 林語堂一直在外求學任教，1926 年才回到廈門，而林憾廬在1910 年代中后期至1920 年代初期有五六年的時間經商于南洋， 在1921 年開始新詩創作，次年回國，生活在廈門，繼續進行新詩創作⑤分別是：《海上》（10 月21 日）、《小船中》（11 月3 日）、《半夜里風雨》（12 月31 日）。此后刊發在《鷺江潮》及《晨報副刊·文學旬刊》。，但一直未能發表，周圍也無人交流、賞讀，直到徐玉諾主編的《鷺江潮》創刊后，其創作被再度激發，將新作發表在《鷺江潮》上⑥《無心的悲哀》，《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十四號），1923 年11 月15 日。 按，1923 年12 月30 日 《思明日報》增刊《鷺江潮》（增刊第四張）刊出徐玉諾《這半季之鷺江潮》，文后再附《交陪上的一點結束》，文中說：“很多人問《無心的悲哀》的作者，今天我揭開此幕：他便是林憾先生。 ”，其詩才乃被徐玉諾發現， 并有驚艷之感——“為現代中國詩壇上少見之作，嘉禾嶼竟久久寶藏著此等作家”⑦記者：《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十三號），1923 年11 月14 日。。 可見，此前的廈門并非沒有具備一定水準的新文學家，而是缺乏新文學環境。

此外，在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前，廈門新文學的相關文獻如果說還能找到蛛絲馬跡的話，便要提到廈門圖書館館藏僅有的一張舊版《鷺江潮》。 這是殘存的1923 年3 月11 日《思明日報》中的一版（第7 版），報紙上端中部赫然印著“鷺江潮”三個字，下有“歡迎投稿”的字樣。 這說明《鷺江潮》副刊在徐玉諾之前便存在，徐玉諾主編的《鷺江潮》雖然在名義上有“創刊號”，實則不是創刊，而是改版。

那么，通過舊版《鷺江潮》，對徐玉諾來廈之前的廈門新文學狀況，也可看出大概。 第一，舊版《鷺江潮》只能算綜合文藝副刊，里面有古文社論（不加新式標點）、舊體詩及傳統詩話，也有用白話散文、詩及詩論，可謂新舊混雜，并無特色可言；第二，舊版《鷺江潮》中并沒有體現出編者的存在，對所刊作品既無附記，也無編后記，更沒有與讀者之間的溝通；第三，舊版《鷺江潮》的內容都相對膚淺，更談不上藝術手法，僅見的四篇白話詩文，應該是廈門新文學愛好者所為，也可以看出當時新文學在廈門的接受狀況，比如其中一首新詩《淚與血》， 作者很有可能是接受到1921年至1922 年間北京文學研究會內部關于 “愛與美”文學與“血與淚”文學論爭的相關信息，其雖然選擇后者為題， 但寫作卻是相當幼稚的：“??！我的血，拼命去燒罷＼??！ 我的淚，拼命去洗罷！ ＼燒！ 燒！ ＼洗！ 洗！ ＼到處燒！ 到處洗！ ＼燒出自由?。?洗出平等！ ”①意農：《淚與血》，《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1923 年3 月11 日。饒有意思的是，就在幾個月后，真正代表著文學研究會“血與淚”文學創作實績的徐玉諾就主編起了《鷺江潮》。 還比如開辟的散文欄目叫《隨感錄》，這明顯也是對北京《新青年》、上海 《民國日報·覺悟》 等著名新文學刊物的模仿。

可見在徐玉諾創刊新版《鷺江潮》之前，廈門雖能接受到新文學但很有限，并無真正能讓新文學滋生與成長的土壤，不像其他地方出現一些新文學社團及刊物，可以說此時的廈門新文學還停留在有限接受和簡單模仿的層面，幾乎談不上創作。 也只有對這一時期廈門新文學狀況有一個大概的認識，才能明白作為編輯的徐玉諾及其主編的《鷺江潮》在廈門乃至福建新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二、作為徐玉諾交游圈的《鷺江潮》作者群

但凡成功的新文學刊物，背后都有一個成功的編輯，他不但具有現代編輯意識，更為關鍵的是交游廣。 甚至可以說，一個新生刊物，尤其是邊緣或地方性的刊物， 能否存活并進一步發展，基本上要看編輯的約稿能力，而這項能力又取決于編輯的交游圈以及圈中新文學作家的多寡。

徐玉諾主編的《鷺江潮》與此前舊版相比，其成功之處即通過徐玉諾的人脈資源，將一個東南一隅新舊雜糅的報紙副刊，改辦成了既超越地域性，又不失地方特色的新文學副刊。 其作者群含括了從東北到華北，從中原到閩省的幾個新文學社團和文人群體的新文學作家。 從已知文獻來看，這在此前的廈門文壇乃至福建文壇都是前所未有的。 粗略歸納了一下，包括飛霞社作家群、白楊社作家群、微波社作家群以及徐玉諾在廈門結識的友人群，不難看出，所涉及的地方除了有徐玉諾的家鄉，還標記著徐氏的漂泊足跡，這些作家和徐玉諾，以及后來的投稿者，共同撐起了《鷺江潮》。 以下，筆者就將《鷺江潮》作者群以社團及區域劃分，將他們在《鷺江潮》上的創作情況略作梳理，一方面，可以直觀反映出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后，為廈門新文學帶來的起色和創作的生機；另一方面，有的作家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乃至今天，都是文學史上的失蹤者，借此可以將之顯揚。 此外，所刊作品多屬佚文，著錄后可供相關研究者查閱，而涉及的社團及作家史料，此前并沒有進入研究者視野，故而略作補正。

（一）飛霞社作家群

嚴格來講，《鷺江潮》 時期并不存在飛霞社，該社遲至1925 年3 月才于河南臨潁成立， 但筆者以此歸納的原因在于，《鷺江潮》中的河南籍作家，除徐玉諾，其余都是后來飛霞社的成員，他們是：周仿溪、張耀南、劉永安、程守道、張向明、盧景楷。 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文學史研究中都不見周仿溪等人與飛霞社的相關論著，直到2006年才有相關著述面世②詳參劉景榮二文：《周仿溪：一個新文學開拓者的足跡》，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 年第5 期；《鶩外紅綃一縷霞——河南新文學運動早期的臨潁飛霞文學社》，載《中州學刊》2006 年第5 期。， 將他們的文學實績及文學史意義揭示出來。 其中這樣描述飛霞社的建立，“飛霞文學社是在徐玉諾的直接影響下建立的文學社團，它的兩個核心人物周仿溪和王皎我都是徐玉諾的摯友，而其他十來個成員，又無一不是徐玉諾的學生”③劉景榮：《鶩外紅綃一縷霞——河南新文學運動早期的臨潁飛霞文學社》，《中州學刊》2006 年第5 期。。 那么，《鷺江潮》的發現，則可以進一步揭示飛霞社的建立過程，顯然，從《鷺江潮》的河南籍作者群來看，飛霞社主要成員早在1923 年冬天， 就開始在同一本刊物上發表作品了， 其中作為后來飛霞社主要發起人的周仿溪，是徐玉諾的摯友，而其他五人則都是徐玉諾在臨潁甲種蠶校任教時的學生，他們早在受教于徐玉諾時便受到新文學影響。

所以，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以后，聯系到家鄉的新文學同人，互通消息，給予鼓勵，這在他給劉永安的復信可見一斑——“永安先生： 景楷來信收到，他那堅森的人格，入骨的眼，和那屠格涅夫的作品似的又黯黑又沉重的東西，十分令我羨慕。 你若將近作寄來，合著《煩惱之印痕》這集詩……我覺得已是很難得的一本書了。 ”①玉諾《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十四號），1923 年11 月15 日。而這些后來的飛霞社成員也不負徐氏之望，成為《鷺江潮》中供稿最多的作家群體，據殘存《鷺江潮》不完全統計：劉永安12 篇，周仿溪9 篇，張向明4 篇，張耀南3 篇，程守道3 篇，盧景楷2 篇。 其中，除了出道較早的周仿溪②關于周仿溪在文壇出道的時間，前揭《周仿溪：一個新文學開拓者的足跡》說，1923 年3 月在《小說月報》第14 卷第3 期上同時刊出周仿溪三篇作品，“標志著他以較高的起點正式步入文壇”。 其實，周仿溪早在1921 年就已出道，是年在上?！缎碌男≌f》第2 卷第5 期上發表了《貧賤夫妻》，其開始新文學創作的時間應該更早。將同年先刊于《小說月報》的兩篇作品在《鷺江潮》上重刊以外，其余人的作品基本上都在《鷺江潮》首發。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河南籍作家在徐玉諾的影響下， 有共同的文學旨趣，面對中原大地的“兵與匪”，為文學研究會部分人所倡“血與淚”的文學貢獻了實績，正如周仿溪對其詩歌的宣言：“那固然是他自己受傷靈魂的低吟，也是八千萬匪地同胞受傷靈魂的低吟。 ”③周仿溪《周仿溪的榴色土匪詩》，《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二十二號），1923 年11 月24 日。這些作品不但是河南新文學的早期實績，更是廈門乃至福建新文學的早期實績。 可以說，這批生活于兵匪禍患中的河南籍作家，在徐玉諾的影響和支持下，向生活相對安逸而新文學荒蕪靡弱的廈門帶來了一抹亮色，也在《鷺江潮》上基本完成了后來飛霞社的雛形建設。 因此，從1923 年的《鷺江潮》看1925 年的飛霞社，一切才顯得那么順理成章。

（二）白楊社作家群

白楊社早在茅盾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已赫然在列，是東北較早成立的新文學社團④詳參殷之：《白楊社與〈白楊文壇〉》，《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5 期。按，有研究者認為白楊社是 “最早在東北出現的新文學社團”（沙金成：《東北最早的新文學社團——白楊社》，《社會科學戰線》1983 年第2 期），此說不嚴謹。 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的說法是“在東北有很早成立的白楊社”，較為穩妥。，但是此后聲名未顯，連社中成員名氣最大的穆木天也被后來研究者稱為“文學史上的失蹤者”⑤詳參陳方競：《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穆木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徐玉諾與白楊社的關系極為密切，其曾兩次（1923 年、1927 年）赴吉林毓文中學任教，與白楊社的機緣正是來自其第一次任教經歷，在該社成立（1923 年8 月12 日）前不久即離開吉林南下。 早有研究者指出，“白楊社的成立予以較大推動和影響的”是徐玉諾，⑥殷之：《白楊社與〈白楊文壇〉》，《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5 期。但是，這也只是推測，并不清楚徐玉諾是如何推動及影響的。 徐玉諾主編《鷺江潮》，最先聯系的新文學同人并非他的河南老鄉，而是先想到了離開不久的東北，在廈門與前毓文中學同事聯系后， 其方知白楊社成立，并在《鷺江潮》中有所介紹：

白楊社除留東與國內各大學者以外，大部分重要作者都在 “毓文中學”——如何靄人張云責官天民王冠章等——白楊已由上海印刷，大概明年一月可出創刊號。 因為實在如此，特在我這里補說一下。⑦《編后記》，《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14 號），1923 年11 月15 日。按，這期編后記由徐玉諾致王統照、劉永安的兩封信組成，此段引自致王統照信，信中稱呼為“劍三吾兄”，末署“弟玉諾”。

按，所謂“白楊”，即社刊《白楊文壇》，而1924年《白楊文壇》確實創刊了，但最終在天津作為《新民意報》副刊推出，而非上海印刷，2 月創刊，而非1 月。 這應當是徐玉諾從毓文中學同事處所知先期計劃，而后來有變。

那么，徐玉諾對白楊社的推動與影響也就比較清楚了，白楊社雖然成立，但無自己的刊物，這對于一個新文學社團來講，不免影響發展，甚至有形同虛設之感。 從這一點上來講，徐玉諾對白楊社的支持與推進，與上述飛霞社相似，即為他們提供了社刊創刊前的發表陣地，這對于一個成立初期而無社刊的文學社團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白楊社的幾位主要成員都成了《鷺江潮》的作者，他們是：穆木天、何靄人、高啟福、劉政同、宮天民。 其中，何靄人供稿18 篇，是整個《鷺江潮》作家群中供稿最多者，何靄人也是徐玉諾極為推重的作家，但目前依舊是“文學史上的失蹤者”。 此外，高啟福7 篇，劉政同6 篇，宮天民2 篇， 葉善枝1 篇。 特別要提及上述徐玉諾所謂“留東” 者， 即指穆木天或者至少是包括穆氏。1923 年10 月30 日《鷺江潮》創刊號（前一號）中刊有散文《沙灘上的除夕——呈何靄人兄》，署名“穆木天”，末署“二三，七，三〇，松花江畔”。 經查，此文未被穆木天的文集收錄，也未見有相關研究著述提及，屬于穆氏早期佚文。

白楊社作家群雖然供稿數不及飛霞社，但以作品質量論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畢竟白楊社作家的年紀相對較大、學歷較高，人生閱歷也更加豐富，他們的作品風格獨特，正如徐玉諾對劉政同小說《到那里講理去》的評價：“地方色彩很濃厚，也許有人少感不便；但這正是你的作品的趣味豐富（的）地方；并且使你的風格你作品中主人的性格額外顯示。 ”①《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45 號，1923 年12 月28 日。 按，此句引自編后記中所錄徐玉諾致劉政同信。所以，白楊社部分成員不但在《鷺江潮》提前完成亮相，而且為東南一隅的閩海讀者帶來了遼遠的白云黑土的想象。

（三）微波社作家群

如果說飛霞社在《鷺江潮》上完成了此后創社的雛形建構、白楊社將《鷺江潮》作為社刊創立前的發表陣地，那么，微波社則是在《鷺江潮》上發表了成立宣言。 此前學界對于微波社的研究，由于材料不足多語焉不詳，尤其是該社成立的時間和主要成員的相關信息說法不一。

《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詞典》（上海書店，1993 年） 中將微波社的成立時間確定為1925 年6 月，這應該是根據《莽原》第7 期（1925 年6 月5日）所載關于《微波》第1 期的廣告而定的。 后來有研究者提出異議， 認為成立時間在此之前，因為同年5 月29 日微波社發起人趙蔭棠去拜訪魯迅，得知魯迅此前已見過《微波》旬刊，但成立時間還是不明確。②葛濤：《趙蔭棠與魯迅關系考略——兼談魯迅的一則佚文及微波社》，《上海魯迅研究·15》，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年版。那么，通過新見《鷺江潮》，這一問題就明確了，微波社應該成立于1923 年11 月30 日，證據即此日發行的《鷺江潮》第27 號上所刊魏景星《微波學社宣言詩（一）》、趙蔭棠《微波學社宣言詩（一）》以及《微波學社簡章》（未署名）， 還有一段出自徐玉諾之手的微波社廣告。大凡社團的成立， 以對外宣言及公布簡章為開始，1923 年11 月30 日這天， 微波社的宣言與簡章同時對外發布，標志著其成立。 而此前研究者推測與趙蔭棠合辦《微波》的“魏君”，顯然既不是魏建功③姜德明：《魯迅與趙蔭棠》，《魯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5 期。，也不是魏春芝④葛濤：《趙蔭棠與魯迅關系考略——兼談魯迅的一則佚文及微波社》，《上海魯迅研·15》。，而是上述魏景星。 此外，從趙蔭棠小說《我又活了》末署“在開封女中校教員室”來看，微波社成立于開封，1924 年趙氏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錢玄同讀研究生之后，才在北京創刊了社刊《微波》。

微波社規模較小，為《鷺江潮》供稿的也只有趙蔭棠（4 篇）和魏景星（2 篇）二人，但其宗旨是“研究學術特重文藝”，⑤《微波學社簡章》，《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27 號，1923 年12 月28 日。這在《鷺江潮》中可謂別具一格，相比于飛霞社和白楊社的純創作，微波社兼及學術與創作， 且重視對外國文學的譯介。 應該說，微波社作為新文學社團，其旨趣更豐富， 創作則含蓄內斂， 體現著一種學人的趣味，這不啻豐富了廈門20 世紀初新文學的層次感，相比于魯迅后來支持的泱泱社及《波艇》整整早了三年。 當然，這也體現了徐玉諾的襟懷與眼光。

（四）《鷺江潮》的其他作家

除了上述三個社團及作家，《鷺江潮》的作者群中還有徐玉諾其他的友人，

其中在文學史上最出名者莫過于王統照。1923 年12 月23、25、27 日的《鷺江潮》轉載了王統照《夏芝的詩》一文⑥原載1923 年5 月由中國新詩社編纂并發行、由上海中華書局總發行的《詩》。，徐玉諾附記說“今年諾貝爾獎金已由瑞典文學會宣布給愛爾蘭詩 （人）夏芝了。 吾友劍三最先研究夏芝的作品，必有深切的心得”，而徐氏亦將自己致王統照信①《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14 號，1923 年11 月15 日?？凇耳樈薄?。 彼時王統照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文學旬刊》， 為文學研究會新一期的書記干事， 可以說，徐玉諾與北京新文學界尤其是文學研究會的聯系，主要依靠王統照來完成，也體現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淵源所自。

當然，徐玉諾除了聯結新文學中心北京以及地方社團的作家之外，對廈門及閩省其他地方新文學力量也一并鼓舞了起來，上述林憾廬即是一例，徐玉諾也是目前所見最早評論林憾廬新文學創作的人。 此外，通過征稿吸引了不少有潛力的愛好新文學的青年，其中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張圣才（1903—2002）。 張圣才是廈門人，成長在基督教家庭，當時正在福建協和大學（福州）念書，是《鷺江潮》 作者群中后來最高壽也最具傳奇經歷的一位。 其基督教色彩濃厚的創作，備受徐玉諾青睞：“圣才的作品， 只要讀者留心的讀過他的《臨別之杯》，《死的痕跡》，《他的心》，《周漢的死》，便會清楚的知道他造詣所到的地步；是不用我說的。 那篇《他的心》取材圣經中的故事，原文載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三節，參觀更可以知道圣才用心的地方。 ”②玉諾：《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40 號，1923 年12 月20 日。張圣才大學畢業后，回到廈門辦報興學， 是福建上世紀20 年代著名的報人和教育家， 更為傳奇的是其1931 年在廈門參與并發起“抗日救國會”，之后又被國民黨軍統吸收為對日情報人員， 最早獲悉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成為一代諜報奇人。1955 年，因潘漢年事件而流放、坐牢，直至晚年平反。③詳參《張圣才口述實錄》（泓瑩整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ㄩ_花落，百年滄桑，當諜報奇人的傳奇經歷再度進入到我們的視野，其早年已經具備相當水準的新文學創作則更應該被銘記。 而作為近代以來閩南基督教傳播大本營的廈門，因為有了張圣才的創作，才仿佛有了自己的新文學。

三、作為文學編輯的徐玉諾

《鷺江潮》重新“創刊”后，徐玉諾對其在廈門主編新文學副刊的初衷，有過一段生動的追述：

一九二二年春天我在福州時，常在思明報上看見……許多人的小說，那小說中，每每有一對男女青年，男的呌“他”，女的呌“伊”，或者叫“O”和“B”；開首先寫了每篇都是同樣的景致，下邊不是談話，便是歌聲；不是演說，便是通信。 那“他”和“伊”，“O”和“B”差不多隨便換了位置也可以！ 無論是誰都可以！ 大家都看見過罷？ ——他們始終不知寫景地是為主人的性格，寫主人的性格，為的是一種感情或思想。

現在我來廈門已三四個月，鷺江潮的編者已換過許多人了，鷺江潮的版式也換過許多次了——我想經過二年之久，什么東西都要變遷一點……男女的鞋， 肉魚的市價，海波節泊著的礁石，都不能不變罷！ ——鷺江潮的內容還是一個樣?、苡浾撸骸毒庉嬍摇?，《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9 號，1923 年11 月9 日。

但這畢竟是追述，并不能說1923 年徐玉諾南下鷺島是心心念念要完成對廈門新文學的推進，而徐玉諾再次旅閩也并非此前就打算好的，況且情隨事遷，副刊編到這個份上，剛剛起步，不由得感慨系之。 從另一層面來講，徐玉諾的這段追述也是勾勒其主編《鷺江潮》之前廈門新文學狀況的絕好材料，為上述筆者的推斷提供了證據。

那么，徐玉諾的目標是什么？ 他要將《鷺江潮》辦成怎樣的新文學副刊？ 他說：

請作者，多看些現代翻譯過來的書，并且在自己生活求意義，而非有真的感觸不必多作。

請編者留心些作者之進步與需要，在中國出版物中擇要剪□⑤此字漫漶，無法辨識。， 于作者投稿子擇其較進步較真實，思想正確者發表，不要但管填滿自己的篇幅。⑥記者：《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9 號，1923 年11 月9 日。

當然，對于上述作為徐玉諾交游圈的《鷺江潮》作者群，他們的作品更多是出自徐氏約稿，畢竟都是知根知底的新文學同人，約稿的前提當然有對其新文學創作的認同。 此外，對于作者的要求， 則明顯是針對以廈門本地人為主的投稿者，這不僅是徐氏對《鷺江潮》的要求，更是對廈門新文學創作的一種期望。 而作為編者，徐玉諾對自己的要求也很明確，從中也不難看出其對自己和《鷺江潮》的定位，一方面，編者不僅僅是單純編輯副刊，而要有明確的選稿標準，還要兼具批評家的任務，注意與作者的溝通、交流，留心作者的進步， 而作者的進步同樣意味著副刊的進步；另一方面，《鷺江潮》 即便再如何聯結其他文學社團， 作為一個新文學荒蕪之地的邊緣性文學副刊，其視野畢竟有限，所以在副刊作者群之外還轉載了其他刊物上的諸如茅盾、徐志摩、葉圣陶等名家的文章，以便在思想和內容上做到補充。

縱觀徐玉諾主編的《鷺江潮》從“創刊”到終刊，基本上實現了最初的設想，而且這是徐玉諾人生中第一次文學編輯的經歷，除了因為其他緣故在兩個月后就終刊之外，僅就編輯來看，徐玉諾從新文學作家到新文學編輯，可謂一次較為成功的轉向。

應該說，徐玉諾主編《鷺江潮》有明確的師法對象，即北京、上海的一些新文學名刊，僅就《鷺江潮》編輯效果而言，也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極為邊緣且新生的地方新文學副刊。

以下具體來看看徐玉諾在編輯層面的操作及其特色，新版《鷺江潮》與舊版的差別，或者說與此前一些著名新文學刊物在編輯上的相似之處，也體現于此：

第一， 在版面設計上更加藝術化和人性化。舊版《鷺江潮》的刊名用略微放大的印刷字體，嵌在報紙上端內容的夾縫里， 顯得單調且不醒目。徐玉諾改版之后，首先請人用毛筆題寫了“鷺江潮”三個字，置于首版右上角，極易吸引讀者目光。 此題簽筆意連貫，加之遒勁的筆力，讓人容易聯想到潮水的連綿與力量，這便為刊名增加了極大的藝術感。 而且，較之舊版相對零亂的版面，重新創刊后的《鷺江潮》將每個版面自上而下等分為五欄，刊載內容從最頂端一欄從右到左依次排版，如此使得版面干凈整潔，方便讀者閱讀，可謂是更加人性化的設計。

第二，在選載內容上有鮮明的旨趣，但也能做到兼容并包。 上述已提及徐玉諾與文學研究會及其內部的相關論爭，可以說，《鷺江潮》在徐玉諾的主編下， 所追求的文學旨趣是相當明確的，即以此為陣地，在廈門文壇展開了一場“血與淚”的文學實績展演。 以此便更加可以理解《鷺江潮》大部分作者都屬于徐玉諾交游圈的原因，畢竟作為編輯的徐玉諾，其約稿首先會考慮到相近的文學旨趣，進而努力使《鷺江潮》在表達戰禍帶來的現實人生苦難的血淚主題上更為集中且具更有沖擊力，正如徐氏所言：“雖說吉林，河南，廈門地位這樣差別而被匪與兵禍卻是一樣，戰禍差不多像人糞一般蓋滿中國了。 在這黑洞中，除非是死人，才能安然受容不發一聲喊呌！ ”①《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1 號，1923 年11 月1 日。但徐玉諾也盡量做到多元化，比如其自己在《鷺江潮》上的創作，則更多在展現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漂泊”書寫，而上述提及的張圣才立足于基督教背景的創作，更是加深了《鷺江潮》內容的層次感和廈門的地域關聯。

第三，在編輯上更加凸顯出編者的存在及其意義。 如果說徐玉諾主編的《鷺江潮》與舊版相比最大的變化，即在副刊表面和紙背，都能感受到一個編者的存在，這也正是此前徐玉諾所能看到的一切優秀新文學刊物的特征。 編者不再是單純將來稿搬到版面上的如徐氏所言“但管填滿自己的篇幅”的人，而是副刊的運作者，是一種“顯性”存在，其工作并非工匠式的，而是有創造性的發揮。 從某種程度上講，許多優秀新文學刊物的編者，本身就是刊物的一位特殊作者，他們可能不直接參與創作，但卻以各種編輯文字對作品進一步說明、闡發、附注，并且將編者與作者、編者與讀者之間的通信刊布，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嘗試進行一種有效溝通，既當“梯子”又作“橋梁”。 這即便在新文學初期也不乏其例，如茅盾之于《小說月報》、孫伏園之于《晨報副刊》等，徐玉諾在新文學初期以較高的起點進入文壇，其作品頻頻亮相于以上這些新文學名刊時，作為作者兼讀者的徐氏，不難察覺到其中的“編者效應”，并少不了與編者有所交流。 這些其實都成為徐玉諾在編輯學上的津梁，致使徐氏主編《鷺江潮》一上手便有模有樣。

第四，扶植青年作家及文學愛好者。 在新文學報刊的編輯過程中，對青年作家尤其是不知名的文學青年的扶持是許多編者的特點， 比如魯迅、茅盾等人。 徐玉諾當年步入文壇時年紀雖然不算年輕，但畢竟也曾是一位無名氣的新人，得到過如周作人等新文學名家的青睞。 如果說徐玉諾對上文論及的三個地方文學社團的扶持，因為有其交游關系的緣故還不甚明顯的話，那么對張圣才這樣的閩地文學青年的支持就很能說明問題，還比如，玉舟是一名來自福州的文學愛好者，徐玉諾不斷給其郵寄《鷺江潮》，而其文學創作也起步于此，并將新詩小說寄給徐玉諾指點①玉舟：《通信》（致徐玉諾），《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44 號，1923 年12 月25 日。。 還有來自泉州的文學青年尚友，最后儼然成為徐玉諾的知心好友。②尚友：《與玉諾——別的紀念——》，《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紀念增刊第三張， 1924 年1 月1 日。此外，在廈門當地，徐玉諾也扶持了集美學校、毓德女中學生的新文學創作。

四、徐玉諾及《鷺江潮》之于廈門新文學的意義

上述在鉤沉了上世紀20 年代初徐玉諾主編《鷺江潮》之前廈門文壇的新文學狀況之后，又考述了新版《鷺江潮》作家群與作為文學編輯的徐玉諾及其編輯特色，兩相參照，其實徐玉諾及《鷺江潮》之于廈門新文學的意義，也就比較清楚了。概而言之，徐玉諾來廈與《鷺江潮》“創刊”，使得新文學在廈門從簡單模仿的接受狀態走向了具有創作意義的生產狀態，也為廈門新文學創作在思想和藝術上帶來了質的提升，可以說，徐玉諾及《鷺江潮》最大的意義，乃其使得新文學在20世紀20 年代初期興起于廈門文壇， 形成了廈門乃至福建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高潮。 好在當時讀者也留下了至今可供我們認識徐玉諾及 《鷺江潮》意義的只言片語，以佐證筆者的判斷。

1923 年11 月7 日， 離廈未久已生活在新加坡的文學青年邱陵，在給徐玉諾的信中曾對改版后的《鷺江潮》抱有很大的期望：

你在廈門，這文化初萌芽的地方；我信是必有成功的時候；你也不必失意；惟有向前做去，等待收貨就是了。 （或三十倍，或五十倍，或百倍。 ）

鷺江潮進步的狀況如何？ 我很思念伊。盼望伊像萬年青的長入的百合花的美麗，和太陽光的明亮和高熱度：③疑作“，”。映照到人們的眼簾，和镕化他們的磚心。 他們至少也覺得是一線引到真理道上的光明。④邱陵：《通信》（致徐玉諾），《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43 號，1923 年12 月23 日。

而經歷了《鷺江潮》改版的玉舟，則明確肯定了徐玉諾的貢獻：

寄給我的鷺江潮，如數收到，感謝之至。我逐篇閱過，其中使我感動的，很不少咧。 你來了廈門未及半年，把思明的鷺江潮整頓得如此完美，——形式和內容——這實在是你數年系⑤當作“來”。對于文藝熱心之所致呵?、抻裰郏骸锻ㄐ拧罚ㄖ滦煊裰Z），《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第44 號，1923 年12 月25 日。

從這些話里都不難看到，徐玉諾來廈后主編《鷺江潮》為廈門文壇帶來的改變，而當時讀者對徐玉諾的期許乃至贊許，也說明了此前的廈門文壇并未出現過如徐玉諾一樣的人物，可以借用研究者形容魯迅之于廈門文壇的意義的話——“無疑是黑暗中出現了一線光明”——來形容徐玉諾之于廈門新文學的意義，而這束光的到來無疑比魯迅早了整整三年。 其實，早在1922 年于福州就關注廈門新文學狀況的徐玉諾，自己又何嘗意識不到接手《鷺江潮》之后為廈門文壇帶來的改變，為此徐氏有更進一步的打算，即在廈門發起一個新文學社團，他曾聯合林憾廬、林幽兄弟，以及林安國、邵慶元作為發起人，在最后一期《鷺江潮》刊登了如下聲明：

我們幾個人相信文學是人生不可少的，久想聯合同志組織一個研究文學的團體，想聯合同志組織一個研究文學的團體，聯絡感情，研究學術，交換智識。 現在著手組織，希望同志的青年們加入討論會及一切組織……（按，引者?。佟栋l起聲明》，《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尾聲，1924 年1 月1 日。 按，此聲明無標題，此標題為筆者所擬。

至于這個社團的名稱叫什么、是否有后續動向，皆不知曉。 徐玉諾在《鷺江潮》紀念增刊第4張的《編輯室》中曾說，“今天見著林幽先生，他很熱心提倡文學；不久將約合朋友有嘉禾文學研究團體之組織”②記者：《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紀念增刊第4 張，1923 年12 月30 日。。 或許，可以將之稱為“嘉禾社”吧。而上述這篇《編輯室》也是徐玉諾為《鷺江潮》撰寫的最后一篇編后記，他深情地點名提及了不少《鷺江潮》的作者，算是告別，臨了又不無悲傷地說：“請投稿思明報者， 以后直寄思明報社編輯，自然有人編輯；萬物③當作“勿”。再寫我（徐玉諾）的名字，至投入岐④當作“歧”。途去！ ”⑤記者：《編輯室》，《思明日報》副刊《鷺江潮》紀念增刊第4 張，1923 年12 月30 日。。

1925 年5 月中旬，徐玉諾離廈，自此再未踏上閩地這一隅孤島。 次年秋，魯迅南下，在廈門共停留了135 天，這期間成為此后廈門新文學史敘述中最為高光的時刻。 但是，今天我們在論及“廈門魯迅”時，同樣應該記住廈門時期的徐玉諾和他主編的《鷺江潮》，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廈門新文學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