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絲》與“趣味革命”

趙雅炅

《語絲》 的趣味文學作為現當代文學史中的重要現象，在評價史上始終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但不論是將趣味與“頹廢主義”相等同，將其視作五四文學的倒退形態①趙海彥：《周作人與中國現代趣味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與發展》，《甘肅社會科學》2005 年第2 期。，還是認為《語絲》趣味內生于五四文學，其在后五四時期與嚴肅文學的“格斗”是五四文學“雙頭政治”的延續②袁一丹：《“吳老爹之道統”——新文學家的游戲筆墨及思想資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 年第2 期。，既往研究實際上都是在純文學視角下來解讀《語絲》，未將其趣味寫作的時代背景納入考察，從而遮蔽了趣味文學的多重面向。 由此，《語絲》趣味寫作與彼時既有革命成果成疑而新革命興起的時代浪潮是否具有相關性，便成了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不過，雖然在魯迅研究界，已有研究者開始將《語絲》的“文化趣味主義”置于政治革命轉向的時代前提下予以審視③邱煥星：《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11 期。， 但作為參照對象，《語絲》的趣味文學無疑仍具有被平面化與窄化的風險。 因此，有必要將視線轉向周氏兄弟的另一端，以周作人主導的《語絲》趣味文學為中心，探討在政治革命背景下《語絲》趣味寫作的興起與“革命之再起”的時代關聯，剖析《語絲》文學趣味實踐的多重意涵。

一、發生背景：雙重民國危機與三種革命路徑

《語絲》創刊（1924 年11 月17 日）之初，作為政治革命成果的“中華民國”正面臨著來自復古思潮涌動與政治亂象頻發的雙重危機，這為《語絲》反思五四革命，開辟自身革命空間提供了契機。

具體而言，思想危機體現在此時諸多軍閥政要紛紛指責白話詩“離經叛道”④轉引自邵力子：《吳佩孚反對白話文》，《民國日報·覺悟》1924 年10 月4 日第6 版。，呈請“通國讀經”“以端士習”⑤《咨呈國務總理再奉轉交山東督理鄭士琦等據情轉請明令讀經并崇祀孟母各節請査照本部前次咨呈轉行知照文》，《教育公報》（影印版），北京：教育部發行，京師第一監獄印刷，1924 年版，第29 頁。，更有不少學者主張“說古人的話”⑥《新時代之青年：章行嚴君在寰球中國學生會之演說》，《東方雜志》1919 年第11 號。，“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⑦李守常：《時》，《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923 年12 月1 日第5 版。，思想界因而從“一個新奇的怪物”逐漸衰變為一個“開倒車”的“論壇健將”①實（陳獨秀）：《康有為章士釗戴季陶》，《向導》1925 年第131 期。。 而政治危機的形成則首先源于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時代并未真正結束，不僅宣統年號始終存續著，“封建舊制蟬聯不斷”②馬士良：《溥儀出宮始末》，《文史資料選編》（第18 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版，第199 頁。，而且張勛復辟、徐世昌“為幼主主政”③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年版，第97 頁。等現象也時有發生。其次，1923 年年底，由于曹錕賄選事件的發生，國會、臨時約法乃至曹錕政府制定的“曹家憲法”都陷入了“若存若亡的狀態”④周鯁生：《段政府的政策如此！ 》，《現代評論》1925 年7 期。。 而在此基礎上，段祺瑞政府還“借革命行惡”，致使民國“再進一步，便上了‘朕即國家’的絕路上去了”⑤稚暉（吳稚暉）：《苦矣》，《現代評論》1925 年4 期。。 上述現象共同致使中華民國在1920 年代中期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與事實危機。

因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在通過辛亥革命建國之后，繼續掀起了國民革命，試圖以“政治上的憲法”變革、召開國民會議來“調和自由和專制”⑥孫中山：《五權憲法》，《孫中山先生演講集》（第1 輯），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社，1929 年版，第11 頁。，以北伐軍事行動來結束割據，通過政治革命來整頓政治危機。 而轉向后的陳獨秀等人也承認“國民運動是中國目前所急緊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國民運動能打倒軍閥”⑦陳獨秀：《陳獨秀答李子芬》，《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年版，第382 頁。，并在此基礎上主張“黨之改造”與面向民眾的組織宣傳。 與之相反的是，語絲派不僅對“現在的青年只靠傳單與口號”⑧《周作人致錢玄同（八八）》，《北京魯迅博物館藏中國近現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 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1 頁。心生反感，更是早早打消了通過制度、政治變革來拯救民國的念頭，認為“無論什么議會，國民大會，都是不興”⑨《周作人致錢玄同（三三）》，《北京魯迅博物館藏中國近現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 卷），第92 頁。。 隨后，在孫中山逝世（1925 年3 月12 日）前后，經過對當下世態的深度體察與對民元革命的歷史反思，語絲派進一步領悟了政黨制度革命與軍事行動的限度。 因此，當海內外各界人士舉行的追悼活動達至“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隆哀盛況”⑩葛培林：《孫中山北上病逝及追悼活動述論》，《團結》1999 年增刊。，文化界多沉浸于大放悲聲、歌功頌德的狀態中時?例如《醒獅》在1925 年4 月4 日第26 期曾刊載范希衡的《哭中山先生次曾琦君韻》與大夏大學學生、張覃軍、章太炎、汪精衛、陳炯明撰寫的《孫中山挽聯五首》，其中不乏“悠悠天地無來者，按劍悲歌四大空”“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語句。，《語絲》卻以近乎潑冷水的方式，警醒世人重視當下的現實危機與孫中山革命的悲劇性結果。 《語絲》指出目前國民“奴隸的癮一時難絕”，“段芝泉先生打倒復辟卻又放溥儀到大連去，于中國有什么后患尚不可知”，而孫中山作為“國民之導師”卻“以革命而受群眾敵視”，最終淪為“國民之敵”?錢玄同：《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語絲》1925 年第22 期。，即使孫中山曾將國民“從滿人手中救出，不久他還爬到什么國的腳下去了”?周作人：《孫中山先生》，《語絲》1925 年第19 期。。 因此，不僅周作人明確表示“中華民國的下二字現在還未實現”?同上。，顧頡剛自比為孫中山的“繼起者”?顧頡剛：《孫中山先生最早的政治主張》，《語絲》1925 年第19 期。，錢玄同堅定了“非革命不可”?錢玄同：《回語堂的信》，《語絲》1925 年第23 期。的決心，魯迅更是有意在《京報副刊》《猛進》等友刊中倡導“《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魯迅：《通訊》，《猛進》1925 年第3 期。，與《語絲》形成聯動。

然而，此時試圖重啟思想革命的不僅有《語絲》，胡適同樣意識到了“現在中國最大的病根”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而這些思想病根是“政治的祖宗父母”①適（胡適）：《對于本報的批評》，《努力周報》1922 年5 月28 日第8 版。，因此，面對當下思想危機與政治危機并存的困境，胡適認為“惟有思想革命，才可以說是真正的革命”②胡適：《思想革命》，康選宜譯述，《新生周刊》1926 年第1 期。，需要繼續“《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③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217 頁。。 但胡適等人在重啟思想革命時，卻將“思想”等同于“科學”，以達爾文與赫胥黎的學說視作思想革命的榜樣④適（胡適）：《存疑主義》，《努力周報》1922 年10 月8 日第1 版。，致使《現代評論》承接并發展了《新青年》的時事批評方法與科學主義視野。 所以在后五四時代的“民國危機”當中，最觸動《現代評論》的是民國的法制問題。 但不論是提倡刑法改革，還是建議完善代議程序，其時事批評在面對現實危機時都顯得無力且迂闊。因此，讀者指出《現代評論》對現實問題的認識有時“還不徹底”⑤陳東原：《此路不通的現行教育——致現代評論記者》，《現代評論》1925 年8 期。，部分建議還因自相矛盾而近于“笑話”⑥善徵：《善后會議之推測——致現代評論記者》，《現代評論》1925 年6 期。，這是由于知識化的政法學視角使《現代評論》同人受困于國際承認與國內現狀，將“民國危機”的解決建立在承認段政府與善后會議都“已經成為事實”⑦高一涵：《善后會議議員的出席問題》，《現代評論》1925 年5 期。的基礎上，這不僅使其思想革命受到既有科學認知與解決措施的限制，更使其自身的革命方式缺乏生發基礎。

正因如此，《語絲》同人張定璜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魯迅先生》一文，便變得十分重要了。該文不僅稱贊魯迅“還能做夢”，還基于魯迅文學而指出“親切而有味的故事”才是“人間的寶庫”，認為是文學使“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⑧張定璜：《魯迅先生（上）》，《現代評論》1925 年7 期。，這一判斷實際上意在指出文學的革命性就在于其非事實、非科學的文學“味”。 此外，錢玄同也在客觀科學與人生藝術的比較中，“覺悟”出了“文學的有用”⑨錢玄同：《錢玄同日記》（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534 頁。，而這不僅意味著兩派知識分子的不同偏好，更顯露出兩種思想革命的分歧所在。

總之，在革命再起的后五四時期，不僅有政黨革命者憑借軍事行動和制度改革來進行政治革命，解決政治危機，知識分子中也有胡適等人試圖重啟思想革命來同時應對思想危機和政治危機，與胡適派目標一致的語絲派卻并未選擇與之一樣的路徑， 而是選擇了以文學來開啟思想革命。 換言之，在語絲派看來，民國的后五四危機不僅暴露出民元以來政治革命成果的脆弱，更提示出思想革命在民國多元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從而促使《語絲》逐漸形成了以“重啟思想革命”為主旨的批評空間。 然而，“重啟” 并不意味著對五四模式的重復，面對制度成果的難以維持與胡適派政論加科學的“無效革命”，《語絲》作為“繼起者”，勢必將在繼續革命的目標導向下，帶著對既往革命歷程的反思與“如何重啟”的試探，尋找新的進路與策略，而“趣味”也由此出場，開始與“革命”建立新的聯系。

二、“趣味”的形成：接續五四與復活傳統

《語絲》雖未明言將趣味視作重啟思想革命的方法，但其對《新青年》革命精神的重提卻與文體變革有關。 女師大風潮發生后，因不滿現代評論派在女師大事件中親近政壇、采用官方立場，《語絲》開設了《我們的閑話》專欄來與《現代評論》的《閑話》唱對臺戲，然而在《語絲》逐漸占據上風時，蔡元培卻公開出言調停此事⑩華超整理：《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東方雜志》1926 年第8 號。，對此，周作人通過指出北大的“黨派之爭”由來已久，暗示論爭本就是五四傳統的一部分，并通過區分“拿官僚來辦雜志”的《現代評論》與“不通世故”?豈（周作人）：《我們的閑話（二六）》，《語絲》1926 年第88 期。的《新青年》《每周評論》《語絲》，來說明胡適派的思想革命此時已經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隨后，周作人又特意在現代評論派南下與國民黨政權建立聯系時，將《語絲》的《閑話》欄目更名為《隨感錄》，并通過“查隨感錄之名，起于新青年”①右拉（周作人）：《隨感錄（一）小引》，《語絲》1927 年第141 期。的自陳來表明《語絲》文體與回歸五四思想革命的關聯。

而周作人上述自陳并非空言，《語絲》 中的《隨感錄》的確延續了《新青年》中的《隨感錄》的思想話題，包括政界批判、國民性剖析、推進兩性議題、禮教與迷信批判、追求言論自由。 相較之下，《語絲》中的《隨感錄》雖不愿涉及作為方法的政治革命， 但其討論政界亂象的文章篇幅卻較《新青年》更多，且比起《新青年》在事實層面斥責政府②如陳獨秀在《新青年》1918 年4 月15 日第4 卷2 期刊載的《隨感錄（二）》、1919 年12 月1 日第7 卷1 期的《隨感錄（七三）》等。，《語絲》 往往聚焦于事實背后的思想問題，重點抨擊了官僚階層普遍存在的衛道習氣、封建思想、專制主義、嗜殺心理、權力崇拜等思想痼疾③如周作人在1927 年9 月17 日第149 期發表的“隨感錄”《（三七）整頓學風之系統》，及1927 年10 月1 日第151期的《（四八）南北之禮教運動》、魯迅在1927 年10 月8 日第152 期發表的《（五五）反“漫談”》、易釋在1927 年10 月29 日第155 期發表的《（七五）禁止青年出口》等。。此外，周作人還將此前發表于《新青年》中的《隨感錄》和《晨報副刊》的舊文原樣刊出，警示禮法秩序對教育秩序的持續滲透④房密（周作人）：《隨感錄（四七）野蠻民族的禮法》，《語絲》1927 年第150 期。的同時，通過以“游戲的分子”與“祭神的儀式”來比喻兩種文明，指出“游戲”具有“使生活充實而且愉快”的現實功能⑤豈明（周作人）：《茶話（丙九）爆竹》，《語絲》1926 年第68 期。，凸顯了趣味在重建精神文明方面的思想價值。

不過，在思想議題的有意重復之外，兩刊《隨感錄》之間的微妙差異或許更值得重視，這源于《語絲》放大了《隨感錄》中的趣味化批評策略?！缎虑嗄辍?的 《隨感錄中最典型的文章是魯迅的《三九》《（五八）人心很古》和周作人的《三七》《四二》《（一零五）野蠻民族的禮法》，尤其是《（五八）人心很古》將批判性巧妙融合在正話反說的諷刺策略與言語間的滑稽風味中，而這種批評模式后來在《語絲》中反復出現，如《我們的閑話》中的《（十七）奴才禮贊》和《隨感錄》《（十九）好女教育家》《（二八）光榮》等，其中《（十九）好女教育家》曾因對諷刺策略與滑稽風味的出色運用而引起同人效仿⑥在《（十九）好女教育家》刊出后，出現了六篇模仿文章，分別是：《（二十）好主任與日本》《（二一）好洋奴》《（三零）好南開校長》《（三一）好男醫和好女醫》《（四六）好學生會》《（七二）好對聯》。。 嚴格說來，《隨感錄》在《新青年》中的整體面貌以正面斥責加呼吁倡導為主，趣味性文章較少，直至《語絲》時期，《語絲》同人在正話反說之外更增添了唱雙簧、說“廢話”、編“胡話”等諷刺策略， 由此延伸出的滑稽風味也更為密集、多樣，此種以思想革命為主旨，以時事批評與趣味文體為方法的“趣味批評”，才成了在一份新文學刊物中獨占鰲頭的文類樣式，《語絲》同人因而自覺“說滑稽話和罵人似乎是語絲的特色”⑦衣萍、豈明（章衣萍、周作人）：《語絲與教育家》，《語絲》1925 年第58 期。，或以“為嚴正的滑稽”⑧周作人：《滑稽似不多》，《語絲》1925 年第8 期?！坝兴囆g的罵”⑨林語堂：《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爾潑賴》，《語絲》1925 年第57 期。來概括自己文章中趣味性與批判力度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語絲》的“趣味批評”不僅是五四革命結構的內部調整，其趣味的最終形成還緣于《語絲》啟用了趣味的傳統資源，復活了其中平民化的滑稽風味與游戲作文姿態，由此形成了以批評實踐為底色，以諷刺策略、滑稽風味與游戲／消遣姿態為方法，以“流氓鬼”⑩豈明（周作人）：《酒后主語（一）兩個鬼》，《語絲》1926 年第91 期?！皾娖ぁ?魯迅：《通訊二》，《魯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 頁。的叛逆氣質為精神的趣味文學，這也致使趣味文學在文學史中的位置再次逆轉。

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滑稽詩話》《游戲文章》等都是民初小報上的常見欄目，而言語間的滑稽風味與玩世不恭的游戲姿態也是部分五四作家自覺采用的文體策略，如吳稚暉曾稱自己的文字為“拉雜游戲”①吳敬恒（吳稚暉）：《釋非政學》，《太平洋雜志》1917 年第4 期。，胡適更是表示自己“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一兩句滑稽話”，為論辯“增加效力”②胡適：《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讀書雜志》1923 年第8 期。。 然而，這些文類欄目與文體策略隨后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了嚴厲批判，被隔離于革命資源之外。 如周作人曾正式宣告文學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 并以此與把文學當作 “游戲”或“消遣”③周作人：《文學研究會宣言》，《新青年》1921 年第8 卷第5 期。的舊式通俗文學拉開距離，葉圣陶也曾斥責鴛鴦文人的游戲語言“卑鄙”，稱其是在“侮辱文學”④葉圣陶：《雜感（十六）侮辱人們的人》，《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921 年6 月10 日第1 版。。 然而到了后五四時期，《語絲》文人卻不再表現出對游戲作文姿態的排斥，開始明確以“游戲文章”⑤劉復（劉半農）：《奉答陳通伯先生》，《語絲》1926 年第64 期?！肮P墨游戲”⑥周作人：《發須爪序》，《語絲》1926 年第105 期。等語詞自況。

這種轉變不僅源于周氏兄弟在擁有獨立發聲平臺后，張揚并放大了五四時期被壓抑的個人趣味，新文化運動的成效不斷遭受現實質疑是更為重要的原因。 因此時“非戰非和”“不生不死”的政局已造成了民眾“漠然視之”⑦羅文干：《獄中人語》，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16 冊），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6 年版，第83 頁。的社會心理，“正色厲聲的申斥”于公眾而言也已“如東風吹過馬耳”⑧羅家倫：《批評與文學批評》，《現代評論》1925 年第19 期。。 面對后五四的時代難題，不僅《現代評論》式的科學理性分析存在弊端，《新青年》式的正面申斥也不適用。 因此，《語絲》使批評的趣味策略由支流上升為主流，并重視滑稽故事、打油詩、游戲文章等傳統文學中的平民趣味與離經叛道的言說姿態，重塑其反抗潛能，以此替換知識分子思想革命的精英姿態與官僚傾向。 周作人曾將有關徐文長與“小”五哥的滑稽故事，以及“牛山四十屁”等民間打油詩視作“平民的趣味”的代表，將其“粗俗，壯健”的特質闡釋為對禮教、道學的反叛⑨豈明（周作人）：《關于“市本”》，《語絲》1925 年第55 期。，還對其輕巧形式與滑稽風味稍加改造， 使之轉變為一種批判反動政府的特殊文體⑩豈明（周作人）：《閑話拾遺（二五）詩兩首》，《語絲》1927 年第129 期。。 而王品青則對中國“五官搬家”等傳統民間游戲的玩法進行了詳細介紹，認為其中的趣味性易于暴露出“聰明人”“張皇失措的神氣”?品青（王品青）：《五官搬家》，《語絲》1925 年第25 期。。 劉半農、魯迅、鄭振鐸等人則不僅對《何典》《平鬼傳》等滑稽小說集進行了重印、?？?，還將其比作“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師拱手， 甚而至于翻筋斗，嚇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過去”?魯迅：《〈何典〉題記》，《魯迅全集》（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8 頁。，認為其中存在“可以啟發做文章的訣竅”?止水：《從何典想到平鬼傳》，《語絲》1926 年第87 期。。 可見，對傳統趣味文學革命意義的發掘已成為《語絲》同人的共同事業，并將五四文人曾經秘而不宣的私人趣味公開宣布為自身的文學與革命標志。

三、“趣味革命”的實踐：思想革命與文學路徑

經由對五四與傳統資源的改造，《語絲》革命的趣味實踐的確顯現出較為突出的獨特面貌，主要表現在時事批評、革命路徑批判、文明重建三個方面。 首先，庚子賠款是清末民初以來牽涉國內外諸多領域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三大周刊（《語絲》《現代評論》《猛進》）對這一時事的討論方式，最能顯現思想革命在知識分子陣營中的三種推進路徑。 《現代評論》認為“現今甚囂塵上之金佛郎問題，內容極為復雜”，除非以法律、貨幣、財政等方面充足的科學知識予以審慎分析，否則不能“輕下斷語”①馬寅初：《金佛郎問題》，《現代評論》1925 年12 期。，而《猛進》則或對中方主張予以逐條駁斥②毅夫：《駁寶道主張金佛郎之五項理由》，《猛進》1925 年第3 期。，或對中飽私囊的政府直接發難③虛生（徐炳昶）：《時事短評：你們急著解決金佛郎案是為什么的？ 》，《猛進》1925 年第5 期。，其直陳利弊、金剛怒目的批評風格正是對《新青年》時政批評主導模式的延續。

相較之下，《語絲》對金佛郎案的討論別開生面， 這尤其體現在其以時事批評與章川島起頭、周作人應和的雙簧表演的結合。 章川島先在啟事中聲明自己將成立“愛國大學”來瓜分庚子賠款的教育津貼，并邀請周作人“請些名流來撐場面”④川島、凱明（章川島、周作人）：《川島啟事兩則》，《語絲》1925 年第35 期。。周作人隨后在回信中聲稱自己也正在籌辦“護國大學”，進而附和：比起瓜分津貼，“教員與功課都沒什么要緊”⑤周作人：《致川島》，《語絲》1925 年第35 期。。 二人在文中通過巧妙的扮演策略，諷刺了以“愛國”“護國”“熱心教育”等名目進行自我粉飾的教育界， 在制造滑稽風味的同時，迅速將復雜的庚子賠款問題聚焦于法律、 經濟、政治問題背后的思想根源，揭示出在國民思想境界低下、官僚體系混亂的現狀下，資金支持反而加劇了國內矛盾的事實，進而將思想革命的對象由民眾延伸至知識與官僚階層。 此外，在對清宮善后問題、國民革命軍北伐、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政府禁止女子剪發等時事進行討論時，《語絲》也同樣在不違背科學原則與革命嚴正精神的前提下，將文學趣味與政治批評實踐進行了有機融合，將“隨感錄”徹底改造為“趣味批評”。

其次，由于胡適派知識分子在上述現實問題上顯現出的紳士態度與官方立場，《語絲》同人與之展開了激烈論戰，雙方之所以并未針對任何群體的思想痼疾或公共理性本身進行討論，是因為這是一場革命路徑之爭，而正因如此，趣味也才會參與其中。由是，為了批判“聯席會議的燕樹棠，《現代評論》的陳源之流，使用了明槍暗箭，替段政府出力”⑥豈明（周作人）：《恕府衛》，《京報副刊》1926 年4 月2 日第1 版。，《語絲》同人可謂“各顯神通”。 諸如周作人不僅利用主編之便，自稱“右拉”⑦陳西瀅曾在《閑話》（《現代評論》，1926 年1 月2 日第3 卷第56 期）中為自己在女師大事件中的所作所為辯解，認為這是一種“愛管閑事”的好品質，并以左拉幫助猶太人的事例來輔助說明。 《語絲》由此認為陳西瀅以左拉自況。，開設《我們的閑話》以及撰寫《在茅廁上》⑧陳西瀅在“閑話”中批評學生“鬧得太不像樣了”，使女師大“好像一個臭毛廁”，致使“毛廁”成了論戰中的經典意象。，以文字游戲與滑稽模仿的方式來諷刺陳西瀅，更是高喊“吾輩盡忠閑話”的誓言，意在利用正話反說與滑稽風味的趣味武器，揭開“大蟲秉政”與“閑話四起”之間的隱秘關聯⑨右拉（周作人）：《閑話集成（一）序言》，《語絲》1926 年第102 期。；林語堂則模仿錢玄同《廢話（廢話的廢話）》撰寫了《謬論的謬論》，批判了胡適派“勿談政治”與“閉門讀書”的主張⑩林語堂：《謬論的謬論》，《語絲》1925 年第52 期。；江紹原則以家奴的口吻撰文，反襯現代評論派的精英立場，同時還諷刺了李四光、陳源等人不僅自己“瞎攻擊人”還“倒打一耙”的偽善行為?江宅家人（江紹原）：《后局大院江宅的家人叩稟》，《語絲》1926 年第58 期。；劉半農、章川島、林語堂則撰寫了《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劉博士訂正現代文學史冤獄圖表》《寫在劉博士文章及愛管閑事圖表的后面》等游戲文章來諷刺陳西瀅自視甚高的文人姿態。

對于這些趣味之文，不僅周作人提前為其預設了“正”義，認為“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多”?豈明（周作人）：《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語絲》1925 年第54 期。，魯迅也為其辯解道：“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張的廣告何足為奇？ ”?魯迅：《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語絲》1926 年第82 期?？梢姸藢嶋H上都是在思想革命的路徑之爭中看待趣味并且運用趣味的，而這場路徑之爭漸趨激烈，致使雙方形成了“莽原，語絲，猛進對現代評論；京副，民副對晨副”?長虹（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狂飆》1926 年第5 期。的局面，《語絲》的“趣味革命”實踐也隨之進一步蔓延至這些“兄弟刊物”中。

最后，趣味除了被用作一種針對當下現實問題的革命方式，更參與到了《語絲》對文明重建的長期構想中。 這體現在周作人、江紹原、招勉之、魯迅四人在《語絲》設立“禮部”，以頒布“禮部文件”的游戲唱和方式來表明自己建設新“禮”的決心上。在《語絲》同人看來，中國以禮教秩序為核心的傳統文明需要轉變為以“生活的藝術”為核心的現代文明，才能致使國民生活“臻于靈肉一致”①周作人：《生活之藝術》，《語絲》1924 年第1 期。，并且處于持續“美化，發展”的動態模式中。 而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不論是《語絲》同人對趣味之文的倚重，還是周作人對趣味可以“使生活充實而且愉快”的現實功能的強調，都顯現出于語絲派而言，趣味對于文明體系轉變的關鍵作用。 不過，《語絲》 同人并未以狹義的文學趣味來代指新文明，而是在此之上呼吁“科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美術家于一堂，商量怎樣美化，發展，調劑我們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②江紹原、周作人：《禮的問題》，《語絲》1924 年第3 期。。 因此，劉半農的民間文藝整理、錢玄同的國語羅馬字研究、魯迅的雜文、江紹原的民俗學小品、顧頡剛的古史研究、魏建功的文化人類學考釋等，實際上都在無形中參與了《語絲》的文明重建，尤其是江紹原將文學趣味、醫理考辨、民俗整理融為一體的《發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更是在“討論學術上的問題”時，“把謹嚴與游戲混合得那樣好，另有一種獨特的風致”③周作人：《發須爪序》，《語絲》1926 年第105 期。。

難以忽略的是，《語絲》對“趣味革命”的實踐還引起了舊式通俗文學陣營的矚目，從而促使文壇出現了既有陣營的松動及重組趨勢， 尤其是《語絲》與《晶報》建立聯系就與此有關。 《晶報》作為一份極具代表性的舊式休閑小報，設有《俏皮話》《游戲文》《小月旦》等專欄，好弄游戲筆墨的同時關注奇聞軼事，革命性并不顯豁，但由于二者在趣味偏好與游戲策略方面存在相似性，雙方關系也在逐漸拉近。 首先，在革命路徑之爭上，《晶報》率先表達了反對《現代評論》而支持《語絲》的明確立場④行云：《現代評論被收買？ 》，《晶報》1926 年5 月12 日第2 版。并參與了對章士釗的討伐⑤行云：《章行嚴自由寄附》，《晶報》1926 年11 月27 日第2 版。，以此與語絲派站在一起，而《語絲》也對之給予了聲援⑥豈明（周作人）：《“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晶報書書后》，《語絲》1926 年第86 期。。其次，《晶報》延續了《語絲》對初夜權的討論⑦參見豈明（周作人）：《初夜權序言》，《語絲》1926 年第103 期；曼妙：《說初夜權》，《晶報》1926 年11 月12 日第2版。，參與了《語絲》同人對游戲文集《何典》的考證⑧炯炯：《吳稚暉的師父》，《晶報》1926 年6 月24 日第2 版。，而《語絲》也認為《晶報》與《何典》《常言道》《文章游戲》等文類的趣味相同，稱贊其“頗有意思”⑨劉半農、周作人：《關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語絲》1926 年第85 期。，并就其不飾假面，能增添道學家“斯文將喪之懼”的文風特點，認為它“不能說是頂壞”⑩洛卿、豈明（周作人）：《鄉談》，《語絲》1925 年第51 期。。 這一評價作為《語絲》對傳統趣味文學的提煉與改造，在改換五四文學評價體系作用的同時，也起到了在“《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9 頁。的境遇下重組革命同盟的作用。 一種基于現代批評文體，吸納古典邊緣文學傳統， 以周氏兄弟為前鋒、《語絲》作家為核心，得到《京報副刊》《猛進》《莽原》等友刊配合與《晶報》等舊式作家支持的“趣味共同體”，也隨之生成了。

四、趣味共同體的收縮：從“趣味革命”到“文藝趣味”

綜上，趣味本就作為內在潛流伴隨著新文學的誕生， 但新文學在確立自身合法性的同時，以言說姿態為思想內容的輔證，有意剝離了自身的趣味性，從而形成了“內外一致”的嚴肅革命面貌。 然而憑借科學理性與直露表達進行思想革命，卻致使五四知識分子革命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去文學化”的“文學革命”。 如周氏兄弟所言，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只是一種 “將文體改變一下”的“意見”與“主張”，后來“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①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 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96 頁。以轉向思想革命，致使《新青年》成為“一個論議的刊物”②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6 頁。，文學本身實際上并未真正參與到革命進程中來，未能使后者成為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思想革命。 后五四時代，章太炎、 胡適等人在撰寫文章時仍將時事評論與文藝創作截然分開，認為社會進步應“依靠實際的組織和不斷的運動”來推進“制度的改革”③適（胡適）：《上海罷市的取消》，《努力周報》1923 年3 月4 日第1 版。，語絲派意識到新文學正在進一步退出知識分子的革命視野，不再擔負介入社會政治的任務，所以，《語絲》不僅不事組織宣傳，還批判當時的知識分子“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并指出他們所做的“政治活動”往往也“不大高明”④周作人：《“謝本師”》，《語絲》1926 年第94 期。。

因此，隨著既有革命路徑在后五四時代的失效，時事批評的趣味性開始被《語絲》有意放大，而傳統趣味也被《語絲》重新激活，形成了“為嚴正的滑稽”這樣看似內外失調的革命面貌與獨特結構，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革命精神也由此從帶有西方中心色彩的科學客觀理性，轉向帶有中國傳統民間色彩的主體力量。 而思想革命的文學路徑的生成，意味著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從五四時代的錯位并行，開始走向以“趣味”為聚合點的路徑嘗試。 《語絲》不僅明確表示了重啟思想革命的決心，在批評實踐中將平民、官僚、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舊秩序視為核心革命對象予以解剖，將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政黨的既有革命路徑也置于被“革” 的位置， 通過正面論戰與文體變革予以打擊， 在路徑革命的意義上形成了新的革命經驗，其獨特的“趣味革命”模式也由此生成了。

因此，周作人曾表示自己“很看重趣味，以為這是美也是善，而沒趣味乃是一件大壞事”⑤周作人：《笠翁與隨園》，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2 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年版，第681 頁。，此言揭示了《語絲》“趣味革命”的獨特性之一是“以不純的身份發聲——而不純在這里就等于機緣”⑥［法］雅克·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35 頁。，而《語絲》群體的“趣味自覺”正是其生成“趣味革命”的內在原因，由此《語絲》才能既“聊以消遣”⑦周作人：《發刊辭》，《語絲》1924 年第1 期。又堅持“非革命不可”的時代主線，在保存文學的情感愉悅功能的基礎上，生成了新的“革命愉悅”，這也是“批評毀滅了創作”⑧高長虹曾抱怨：“我的批評，無形之間惹來許多人對于我的敵意不算外……它無形之間毀滅了我自己的創作！ ”長虹（高長虹）：《批評工作的開始》，《狂飆》1926 年第6 期。的困境出現在《莽原》，而未現身《語絲》的根本原因。

遺憾的是，《語絲》經由趣味重建所生成的文學革命經驗卻并未得到完整延續。 隨著狂飆社、創造社、 太陽社等青年團體革命主體意識的萌發，他們迫切需要找到新的革命路徑，而“理論斗爭”與“意識形態批判”⑨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1928 年第2 號。便逐漸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的革命武器。 當他們發現由馬克思主義理論延伸出的階級同情與革命信仰作為文學性的替代品，不僅同樣可以彌補科學方法與正面申斥的缺陷，還可以規避趣味因“不純”而滑向“聊以消遣”“只講油話”的風險，趣味也就由此再次被排除在革命資源之外，并被視為革命的反面。 1930年代后，《語絲》雖然?？?，但“它所給與作家們的影響，仍然潛在著，譬如《論語》這種刊物的勃興，和幽默文字的繁茂，可說總多少受著《語絲》的影響”⑩賀玉波：《中國新文藝運動及其統制政策》，《前途》1934 年8 期。，可知繼五四之后，趣味又一次構成了文人分化與新思潮確立的關鍵。 然而左翼革命文學在“革”去了趣味之后，卻只?！皩懼S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魯迅：《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第3 卷），第567 頁。文字與“叫叫無產階級嚇，普列塔嚇，惡伏快變嚇等新名詞”①郁達夫（署達夫）：《覆朝霞書店的馬先生》，《語絲》1928 年第30 期。的口號。 缺少趣味做黏合，階級同情與革命信仰難以直接轉化為能夠產生“革命愉悅”的文體基礎，1930 年代后的知識界在文學、思想與革命之間也由此出現了新的錯位。

而在1930 年代試圖繼續路徑革命的語絲派，卻也因此讓出了自己的革命招牌。 具體而言，面對國民革命的復辟和國家主義化以及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的虛浮，語絲派在尖銳的路徑革命中逐漸失焦了思想革命的主線，開始自稱“不革命”并對趣味進行“純化”。 因此，《駱駝草》“沒有《語絲》開始時候那么活潑”②魯迅：《19300524 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5 頁。；《人間世》逐漸崇尚“以閑適為格調”③林語堂：《人間世·發刊詞》，《人間世》1934 年第1 期。；《文藝茶話》即使效仿《語絲》發刊詞，試圖延續《語絲》的趣味路線，聲明自己“沒有一定的儀式”，“也沒有一定的信條”，“不必正襟危坐地談文藝， 那是大學教授們的好本領”，卻將《語絲》富有革命性兼具美與善的“趣味共同體”收縮為“自由表達的文藝趣味”，以“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園”與英法“才子們”的“文學會”“沙龍”④章衣萍：《談談文藝茶話》，《文藝茶話》1932 年第1 卷1 期。為理想。 《語絲》趣味的后續演變收窄了趣味涵納文學、思想與革命的意義空間，使其喪失了聚合多重革命向度的黏結與調適能力，“趣味革命”也由此走向了“不革命”的“文藝趣味”。

不過，《語絲》趣味的后續流變也不僅僅是外力或同人間的齟齬使然，實際上早在《語絲》的北京時期，很多《語絲》同人都已找到了各自的志業⑤參見夏寅：《想象〈語絲〉的方式：同人結構與文體偏移（1924—1927）》，《現代中文學刊》2021 年第4 期。，甚至顧頡剛的“考古”文章曾被魯迅明確指出與《語絲》注重時事的傾向“相反”⑥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萌芽月刊》1930 年第2 期。，而他們對于“趣味革命”的理解與偏好也存在些許差異。 比如劉半農更青睞且善用“游戲文章”的形式策略、魯迅更著力于時事批評進而上升于“罵之為戰”⑦邱煥星：《魯迅“罵之為戰”的發生》，《文學評論》2016 年第2 期。、周作人與林語堂較為均衡，但二人對滑稽風味的偏好卻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上述志業與偏好差異雖然在北京時期都能與二周的趣味實踐相配合，統合于“趣味革命”之下，“在大同小異的范圍內各自談談”⑧豈明（周作人）：《答云深先生》，《語絲》1927 年第135 期。，但這些差異也為此后江紹原徹底轉向宗教學與民俗學領域、林語堂正式主張幽默奠定了基礎，為顧頡剛既反思自己“文體不活潑”又反感周氏兄弟“村婦之罵”⑨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一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 版，第689、710 頁。的心理提供了解釋，也為魯迅擔憂趣味反噬革命、 愉悅磨平人心⑩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現代》1933 年第6 期。埋下了伏筆。 因此，正是感于趣味的“純化”，魯迅不僅脫離了語絲派，更將“雜文”這一脫胎于“趣味批評”的綜合性文體沿用下來，使之經由新的時代磨礪，成為取而代之的新的革命文體。

總而言之，“趣味革命”既是一種立體性的革命合力也是革命再次分化、 逐漸失焦的征兆，這種一體兩面的性質需要得到全面且客觀的審視。而經過《語絲》對趣味文學的重建，趣味已然溢出了在文學審美、情感愉悅、思想表達或革命工具單一層面的意義范疇，趣味的共同體性質不僅使其成為應對復雜危機的一種可能路徑，其內部關系與整體地位的歷史變化，也都使趣味成為審視現代知識分子文學、思想與革命實踐的內在理路及其關系變遷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