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地區青銅時代文化遺存綜述

梁姝丹

（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 阜新 123000）

阜新位于遼寧省西北部，北依努魯爾虎山，南接醫巫閭山。遼河主要支流柳河、養息牧河，大凌河主要支流牤牛河、細河等大小河流源于或流經本地，自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阜新屬于遼西古文化區。從地理位置上，阜新地區又處于遼西與遼東古文化的交匯地帶。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數據，阜新地區青銅時代遺存（含遺址和墓葬）共計284 處，其中古遺址278 處。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高臺山文化和魏營子文化等北方青銅時代文化類型在阜新都有發現。

阜新地區留有大量青銅時代先民生產生活的遺存，其中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數量較多，均為100 余處，前者絕大部分分布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境內，后者則主要平均分布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和彰武縣兩地之境內。高臺山文化遺存近20 處，多分布于彰武縣境內。魏營子文化遺存僅見1 處，位于阜蒙縣境內。這些遺存的分布地域與其所代表的考古學文化之分布范圍正相吻合，真實地反映出當時人們生產、生活的面貌。本文依阜新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遺存進行梳理和總結。

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

遼西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以夏家店下層文化為代表，其遺址已發現2000 余處，分布范圍東至醫巫閭山，南達渤海北岸，主要以大凌河中上游到老哈河流域最為密集[1]80。阜新地區位于醫巫閭山西側，大凌河五條主要支流中的牤牛河和細河均流經本地。因而，阜新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區域，處在該文化的東部邊緣地帶，遺存較為豐富，尤其集中分布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境內。

“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遼西地區獲得快速發展，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不遜于中原農業文明的先進性?！盵2]28主要表現如下：

社會生產方面，農業生產較查海-興隆洼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人們在位于河邊臺地、山坡、山崗甚至高山頂部的聚落居址里過著定居的生活。農業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考古發掘及調查發現的有石鋤、石鏟、石刀、石耜、石鐮以及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盤、石磨棒等。石鋤一類的工具皆用木柄捆綁成為復合工具，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糧食產量。已經發掘的代表性遺址——北票豐下遺址里發現了粟和黍類谷物遺存，證明遼西地區種植業發展迅速，已經出現了糧食剩余。

此外，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豬骨，說明家畜飼養業在此時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農業的發達也使人口增殖，從考古發掘和調查統計的聚落居址來看，“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分布廣、密度大，有的地方聚落分布幾乎超過現代居民點的密度”[2]28。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手工業得到了較大發展，其中的制陶技術水平高超。陶器種類齊全，工藝精細，多為手制。陶器有泥質磨光黑陶以及大量的灰褐陶，紋飾包括繩紋、繩紋加劃紋、附加堆紋等。器型多見三足鬲、甗，尤以筒形鬲為主要文化特征。盛行彩繪陶，在磨光黑陶筒形鬲和罐上，以朱白雙色繪各種云紋、獸面紋和夔龍紋圖案，酷似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

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青銅鑄造業具有較高水平?？脊虐l現的“端面為扇形的青銅耳環和指環獨具特點（不見于中原青銅器中），還有玉、石鉞木柄兩端的銅套件以及陶范，表明當時已采用合范、內外范的青銅鑄造技術。遼西走廊凌海市水手營子遺址出土的銅柄青銅戈，通長80 余厘米，重達1 千克以上，柄飾連珠紋，標志著青銅冶鑄業的較高水平”[1]80。

夏家店下層文化仍然繼承著古老的漁獵經濟傳統，這在該文化遺址中常見的細石器以及大量出土的狗、鹿、牛、羊等獸骨中可以窺見一斑。大多聚落遺址中皆出土有骨錐、骨針、骨鏃及卜骨等骨制工具，這也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區別于同時期中原農業文化的不同之處。

社會組織方面：起初，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人們以聚落的形式過著一種定居生活，這些聚落群主要分布在以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為中心的遼西地區，多位于河谷兩岸的高地上且“圍繞中心居址形成不同層次、不同功能的居址群，在較大范圍內，或為‘鎖鏈式’，或為‘棋盤式’，顯示了一定的防御功能”[1]80。這些居址普遍設有圍墻，墻外有壕溝。后來，在此基礎上發展形成城邑?！按藭r的城邑分為土城和石城，城壕、城墻、城門、角臺和馬面俱全”[2]29，“此時的社會組織是以城邑為中心，城邑周圍是‘農村’，從而產生了‘城市’與‘鄉村’的相互對立與相互依存的新的社會格局”[2]29?！斑@種新的社會政治實體即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以城邑為統治中心，以家族和祭祀為紐帶，權力由一人獨尊，至高無上，也就是方國，即與夏商王朝相同的早期國家形態?！盵2]29

據第三次文物普查統計，阜新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城遺址共計33 座，表明這一時期的阜新地區部族眾多，城郭接軫，從而顯現出了本地最早的城邑雛形。生活于此的這支“與夏為伍”的方國，早在大約4000 年前就已邁入了文明之門。

（一）平頂山石城址

平頂山石城址位于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紫都臺鄉雙井子村平頂山屯西北約1 千米的黃土崗地上，東距阜新市45 千米。這里地處大凌河支流牤牛河的上游，屬低山丘陵地帶。1988 年、1989 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對城址先后進行了兩次發掘，總揭露面積為555 平方米。該城址的文化遺存分為三期三種文化類型，共發現不同時期房址1 座、灰坑32 個、墓葬12 座[3]399-414。

第一期文化遺存屬夏家店下層文化，其遺物分陶器、石器、骨器和銅器四類。其中陶器的文化內涵比較明確清楚：陶器以夾砂灰陶、灰褐陶為主，夾砂紅褐陶次之，泥質黑陶較少。夾砂陶上多飾繩紋，尤以間斷繩紋最多，還有少量條帶形和圓餅形附加堆紋。泥質黑陶一般打磨光滑，素面。器物均為手制，一部分器表保留有輪修痕跡。器型種類主要有鬲、甗、鼎、罐、甕、盂、盆、器座、假圈足器和折腹器等，這些皆具有典型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特征。與夏家店下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盂式鬲和鼓腹鬲比較，平頂山一期遺存中直腹弧襠鬲的形態更多具有下遼河流域青銅文化筒腹鬲的特點。筒腹鬲在下遼河流域及以北的廣大地區是傳統的使用炊器，其起始年代并不晚于西遼河水系其他譜系的陶鬲，并且它也具備自身發展演變的序列。所以，直腹弧襠鬲出現在處于遼西和遼東古文化交匯地帶的阜新地區并非偶然，而是一種地域性文化特征的體現[3]415。

第二期文化遺存屬高臺山文化，其遺物全部出自5 座墓葬之中，均為陶器。器型主要有壺、罐、高足缽和盂。質地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夾砂灰褐陶次之。夾砂紅褐陶均施紅色陶衣，素面。夾砂灰褐陶多素面，偶見繩紋和凸弦紋。壺類多為高領或直頸鼓腹，頸、腹部飾對稱豎橋耳。缽的圈足較高，上有四個對稱的鏤孔。壺、缽組合擺放或缽（盂）覆扣于壺上置于墓中。5 座墓葬出土的陶器文化內涵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有4 座墓葬出土的陶器均為高臺山文化遺物；二是有1 座墓葬除隨葬紅衣陶壺外，還同時出土了器底和腹部飾有繩紋和凸弦紋的磨光黑陶盂，具有典型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特征。與這種情況相對應的是夏家店下層文化敖漢大甸子墓葬中明顯具有高臺山文化特征的陶器群[3]415-416。同時，調查發現的高臺山文化遺址中也常見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繩紋陶片和灰陶三袋足器。上述皆表明以醫巫閭山為界呈東西分布的這兩種青銅文化曾經有過共存時期，二者之間密切交往，相互影響，反映在墓葬中即為這種互為對應的文化成分。

第三期文化遺存屬魏營子文化，其遺物分陶器、石器、骨角器和銅器四類。陶器質地均為夾砂紅褐陶，器表多素面磨光，燒前經壓磨處理。紋飾陶較少，繩紋粗糙，紋理深，呈榆樹皮狀。各式刻劃或壓印的三角紋飾獨具特色。器物耳部發達，主要有橫橋耳和鋬耳兩類。陶器均手制，制作方法為泥片套接，結合部戳印齒槽，流行在器物口沿上飾附加堆紋和貼泥片作法。器型種類有鬲、甗、甑、帶把缽形器、甕、罐、壺、盆、缽、碗、杯、豆、盤、勺等十四種之多。鬲分為矮頸鼓腹和筒腹無頸兩種類型，前者數量多，以口沿飾附加堆紋最具特色，后者數量少，具有下遼河流域筒腹鬲的形態特征，而且這兩種陶鬲共存構成了三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石器種類數量也較多，以磨制石器為主，打制和琢制石器較少。依用途分為斧、楔、鑿、鐮、刀、錘、球、杵、礪石、砍砸器、環狀器、佩飾及紡輪等十三類。典型器型有穿孔扁體石斧、楔形石斧、雙孔半月形石刀以及弧背石鐮。骨角器均為磨制，包括錐、鏟、鏃、笄和佩飾五類。青銅器見有一把齒狀柄銅刀（此種刀鄰近地區也有發現，且延續使用的時間很長，應不專屬于某種考古學文化）。

平頂山石城址的平面呈不規則的長方形，南北長約430 米，東西寬不等，南部寬150 米，北部寬80 米，城內地勢平坦。石城的年代為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距今約4000—3500 年。

平頂山石城遺址主要包含了三種文化遺存，其文化特征和相對年代清楚，首次揭示了阜新地區青銅時代的古文化面貌，同時，作為夏商時期北方青銅文化遺存的代表，平頂山石城址對于進一步認識遼西地區青銅時代的古文化面貌，深入了解阜新地區乃至遼西地區古代文化源流和族群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二）西灰同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

西灰同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王府鎮西灰同村東北約1 千米處，細河之北的一處山丘上。城墻依山勢而建，平面近似橢圓形，總面積約13 500 平方米。

城址內建筑布局較為清楚，城墻分為四段砌筑，每段之間錯開未銜接。南城墻和東城墻主體部分由黃土夯筑而成，墻外側用大石塊包砌墻面。北城墻和東城墻為石筑墻體，內外壁面砌筑規整。南城墻偏西部設有城門，兩側有石筑門垛。城墻內側挖有排水溝，排水口置于每段城墻之間的錯開處。除此，西南角石筑墻體上還見有一處排水洞。

城內共發現房址36 座，從北至南呈東西向排列。房址皆圓形，外圍筑有圓形護臺。門一般向南。室內平整堅硬，中部置圓形坑式灶。房址直徑在3—6米之間。

城址文化遺存屬單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銅器四類，多出自地層、灰坑、排水溝內，幾乎不見于房址內。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少見灰陶和黑陶。紋飾多為繩紋，常刮平或抹光，偶見一些器物裝飾有小泥餅。器類主要有罐、鬲、甗、鼎、碗、盆、尊、甕等。石器為鐮、鋤、磨棒、磨盤、刀、錛、斧、杵等。骨器包括卜骨、骨錐、骨針等。銅器有環首刀、四棱錐等。

上述遺物皆具有典型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特征，但城址內出土的厚重粗糙的方唇甕、盆式鼎等陶器在以往牤牛河、大凌河以西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陶器群中卻未曾有見。尤其是夯土與石筑相結合的墻體結構，在已發掘的同類城址中更為少見，具有鮮明的自身特點。有鑒于此，考古界將其稱為夏家店下層文化西灰同類型[4]38。

西灰同城址一方面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的形制、布局以及當時的城居生活與社會形態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全新的資料，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該城址處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和高臺山文化的交匯地帶，其對研究青銅時代東北地區各古代部族的活動與不同部落間的文化交流情況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4]38-39。

（三）東水泉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

東水泉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七家子鄉東水泉村東約0.5 千米處一山坡地上，東距阜新市區約40 千米。此地處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屬低山丘陵地帶，其背面和東面丘陵環繞，南面開闊的山間谷地上有一條東西向的季節性河流。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07 米，南北寬80 米，占地面積8560 平方米。東墻中部有一缺口，疑為城門址。目前考古發掘范圍僅限于該城址的北墻以及城內東北角部分，發掘面積1000 平方米。北城墻皆采用較大石塊泥口壓縫壘砌，兩側壁面較平整，墻體中部填充土石，城墻下部兩側設有加固墻基的土筑護坡。城內東北角發掘房址2 座，灰坑5 個。

東水泉城址文化遺存屬夏家店下層文化，遺物多出自地層和灰坑內，幾乎不見于房址內，分為陶器和石器兩類。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灰陶和黑陶次之。紋飾以繩紋為主，還有少量附加堆紋。器形種類包括鬲、甗、豆、罐、甕等。石器有斧、鏟及紡輪等。

由于未能對該城址進行全面發掘，故尚不完全清楚其整體結構和建筑布局等方面的情況，不能對相關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但清楚的是，東水泉城址與其西部的南梁城址、平頂山城址以及東部的西灰同城址皆位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的東岸，它們共同形成了一條東西走向的鏈狀城防設施。由此可見，在這一地區發現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大、小城址已在其文化分布范圍的東部構成了初步的防御體系[4]42。

（四）西小山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

西小山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招束溝鄉河南屯西南300米處一山丘上。遺址東西兩側為溝壑，南接丘陵，北為招束河，面積約10 000 平方米。目前發掘面積600 平方米，共發現房址4 座、窯址2 座、灰坑15 個、灰溝1 條。

窯址均殘壞，其中最大的1 號窯址就地挖筑而成，殘存長8.8 米，由火道、火膛和窯室三部分組成。窯壁抹有草拌泥，已燒成灰色及紅褐色。窯室內尚存有縱橫交錯的主火道與分火道，將窯床分割成5塊?；鹛盼挥诟G室西側，包括南北兩部分。其中南部存有兩道土坯墻?；鹛诺酌嬗傻蜐u高延伸至窯室。推測原窯應為雙火膛單室窯。

西小山遺址文化遺存屬夏家店下層文化，其遺物多出自地層、灰坑、窯址內，少見于房址內，分為陶器、石器和骨器三類。陶器以紅褐陶為主，灰陶次之，磨光黑陶、泥質灰陶數量較少。紋飾多為繩紋，部分為素面或磨光，還有一些附加堆紋。器形種類包括罐、盆、甑、甗、鬲、鼎以及紡輪、網墜。石器見有磨制石斧、石鐮、石刀、打制石鏟及少量細石器等。骨器為磨制骨錐。

該遺址出土的各類遺物均具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特點，其中的窯址尤為研究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陶器燒造技術的產生、發展和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例證[4]49。

二、高臺山文化遺存

高臺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以柳河流域為中心的遼北地區，包括沈陽、新民、彰武等地以及遼東地區的遼河下游平原。已經發掘的代表性遺址有新民高臺山、彰武平安堡和阜新務歡池等。居住址出土有灰陶鬲，并發現端面呈扇面形的青銅耳環。該文化以墓葬中隨葬成組的紅陶素面壺與缽為主要文化特征。同時，具有高臺山文化因素的遺存，也曾見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區的東部（例如前述阜新平頂山遺址二期遺存即屬高臺山文化），進一步證明高臺山文化與西鄰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間交流交往的密切關系。務歡池遺址揭露出可能用于農田灌溉的水渠，是認識高臺山文化農業性質及發展水平的第一手珍貴資料。高臺山文化的年代為距今3700—3300 年[1]80-81。

（一）平安堡遺址

平安堡遺址位于阜新市彰武縣興隆山鄉趙家村平安堡屯西約0.5 千米的沙土崗地上，南距彰武縣城9.6 千米，西距柳河75 千米，東鄰鄭家屯至大虎山鐵路線。彰武縣地處醫巫閭山東北邊緣，是遼北地區與遼西地區相接觸的地帶。遺址現存面積約8萬平方米。1983 年和1988 年，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先后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揭露面積近1300 平方米，發現房址8 座、墓葬18 座、灰坑及灰溝187 個，出土完整和可復原的陶、石、骨、蚌、銅器等生產生活用具近500 件[5]437。

平安堡遺址不同以往常見的高臺山文化墓葬遺存，它既有居址也有墓葬，文化內涵非常豐富。遺址出土的陶器質地單一，幾乎全部為夾砂陶，尤以素面褐陶為主，少見器表施紅陶衣或刻劃紋飾。附耳普遍，其中豎橋耳、鋬耳最為流行?；酒餍陀胸?、甗、罐、壺、豆、盆，但是出于不同層位的遺物內涵又有所差異。器耳發達，紋飾減少。陶器群的組合成分也有變化：較早出土的遺物中見有雙耳筒形罐，較晚出土的遺物中筒形罐消失，新見有單把鬲、鼎和舟形器。生產工具有穿孔石刀、石鐮和扁平石斧。骨器發達，原料做工精細，包括骨耜、骨鏟、骨鑿、骨錐、骨笄、骨針、骨鏃等，其中用于翻土的耜和鏟出土數量較多，結合遺址中發現的大量豬、牛、羊等家畜骨骼，反映出農業生產在當時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出土的青銅器包括小刀、喇叭形耳環和銅片。房址均為圓形地面建筑，使用土坯作為建筑材料。墓葬為土坑豎穴墓壙，無葬具，單人側身屈肢。隨葬陶器壺缽組合，缽覆扣于壺上，反映出此類墓葬特有的葬俗。

平安堡遺址出土的器物和墓制表現出的文化特征與新民高臺山遺址文化最為接近，尤其兩地出土的代表性筒腹鬲形制幾乎完全相同，因此，二者應屬同一類文化遺存。平安堡遺址的發掘，進一步深化了對以高臺山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文化性質及其文化特征組合的認識[5]470，從而依據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明確界定以高臺山遺址和平安堡遺址為代表的這類遺存為“高臺山文化”。平安堡遺址出土一種帶乳釘刻劃三角紋的陶片，此類紋飾也見于敖漢旗大甸子墓地，同時，大甸子墓地中亦發現有以素面磨光紅陶壺為代表的陶器，明顯具有高臺山文化因素。前述阜蒙縣平頂山遺址也出現了高臺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典型陶器共出一墓的現象，凡此皆表明高臺山文化的年代至少有一段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年代相當，即經樹輪校正所得距今約3800—3500 年。

雖然夏家店下層文化與高臺山文化性質截然不同，但就上述材料來看，其分布范圍的北緣已到達了高臺山文化所在的柳河流域，并與之產生了密切接觸。所以，平安堡遺址不僅揭示了遼北地區青銅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其與遼西青銅文化的關系，而且印證了青銅時代阜新地區乃至遼西地區不同文化間的互動與交流。

（二）務歡池遺址

務歡池遺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務歡池鎮東1 千米處。1991 年，文物部門在配合阜新鬧得海輸水管線工程的沿線考古調查中發現了該遺址。1992 年發掘，總面積2300 平方米。務歡池遺址共有兩項發現：一是灌渠，二是墓葬。其中揭露出灌渠10 余條，分為主干渠、支渠、毛渠，總長約245 米。研究表明，這是一處距今3500 年的古代人工灌渠，也是我國目前發現較早的古代農田灌溉系統，與我國古代水稻種植業關系密切[6]256?？脊艑W家孫守道將務歡池遺址古灌渠同國內國際古代水稻種植的傳播線路聯系起來，認為這一發現增加了我國水稻種植的傳播路徑，從而使得我國古代稻作農業向北傳播的東、西兩條路線得以基本厘清：從長江下游出發，沿海岸線和近海北上，在距今約7400—6400 年的北辛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到達今江蘇連云港地區；后于距今約400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時期，稻作農業沿海岸線繼續北上，抵達今山東日照、莒縣及蓬萊一帶；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時期后，稻作農業自膠東半島經廟島群島傳播至遼東半島；其后分為兩條線路，一條繼續北上向西到達阜新地區，另一條沿海岸線東進至朝鮮半島，繼而南下至日本列島。因為與水渠共出的還有高臺山文化墓葬，故推斷該古渠應屬高臺山文化遺存，是深入認識高臺山文化農業性質及發展水平難得的實物資料，充分說明早在3500 年前生活在阜新地區的古代先民就已經掌握了引水灌溉、種植水稻的農業生產技術。

務歡池遺址出土墓葬計37 座，均為長方形圓角土坑豎墓穴，單人側身屈肢葬式。隨葬品多為陶器，以高頸壺、高圈足缽為主，其次為罐、碗、杯等。該遺址墓葬形制、葬式以及出土器物均具有典型的高臺山文化特征。

此外，阜新地區還發現了許多具有高臺山文化性質的遺址，諸如阜蒙縣四家遺址、沙金東梁遺址、吐么遺址、平安地遺址、下四家遺址以及彰武縣前烏拉遺址、前皋皋遺址、鳳凰城遺址等。這些遺址絕大部分不只是具備單一文化性質，而常見的是一個遺址內同時具備兩種文化性質（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和高臺山文化并存，或是高臺山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并存），凸顯出青銅時代阜新地區獨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三、魏營子文化遺存

魏營子文化遺存屬遼寧青銅時代中期遺存，主要位于遼西地區，與其共存的還有窖藏商周青銅器和“北方式青銅器”。典型遺址分布于大凌河與小凌河流域之間，以裝飾繩紋的紅陶鬲、罐、豆、杯為主，仍多見三袋足器，與同屬一個范圍內的當地夏家店下層文化存在承繼性，然而其遺址分布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相比卻較為稀疏，文化堆積也不多。魏營子文化墓葬出土文物有中原式銅禮器和具有當地北方風格特色的銅兵器、工具等。與其共存的商周青銅器窖藏坑共發現8 處，以喀左境內大凌河岸為中心分布。根據出土的銅器銘文記載，商遺民在當地的活動及周初燕國勢力已到達遼西地區?！氨狈绞角嚆~器”從遼西山區到遼西走廊，乃至遼河以東皆有發現。其埋藏特點是同類器物，如兵器、工具等窖藏于一處，而喀左小波汰溝商周青銅器窖藏坑內，具有“北方式青銅器”因素的銅器卻與典型的中原式銅禮器共存一處。這一現象說明“北方式青銅器”作為流動性很強的游牧文化的代表和體現，在進入遼河流域以后，與當地文化發生了交融[1]81。

阜新地區青銅時代魏營子文化的遺存僅見一處，即前述夏家店下層文化平頂山石城址三期文化遺存，詳細情況不再贅述。該遺址三期出土的陶器群文化特征與魏營子文化類型基本相同，同時此類特征的陶器也見于庫倫、彰武等地，其主要分布范圍在努魯爾虎山以東下遼河以西，是不同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另一種青銅時代的古文化遺存。

四、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

夏家店上層文化在燕山以北替代了夏家店下層文化，二者不屬于一個文化系統。年代距今約3000—2300 年（商周之際至東周晚期，另一說為西周中晚期至戰國時期）。主要分布于今內蒙古自治區的赤峰、通遼，河北省的承德，遼寧省的朝陽、錦州、阜新（努魯爾虎山以北）等地。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顯著特點是：石器包括楔形石斧、半月形雙孔石刀等；陶器均為夾砂紅陶或紅褐陶，皆手制；廣泛應用青銅鑄造技術，青銅器種類和數量都較夏家店下層文化多，尤以工具、武器及飾物數量最多，短劍柄身連鑄；狩獵經濟已不占重要地位，社會貧富懸殊等。這一文化與吉林西團山文化較為接近，并與同時代中原地區諸侯國的文化也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系。根據其分布地域和存在年代，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應為《史記》中記載的山戎、東胡[1]83。

青銅短劍是夏家店上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考古發現的該時期青銅短劍墓數量眾多，特別是曲刃青銅短劍分布最為廣泛。遼西朝陽、錦州、阜新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一帶青銅短劍墓的數量最多，年代最早，甚或早至西周晚期。上述地區北部一帶有三種曲刃青銅短劍（曲刃銎柄式、曲刃短莖式、曲刃匕首式）共出，根據短劍的形制可以區分族屬，學術界大多認為其屬東胡族，恰與夏家店上層文化族屬相符。

五、阜新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

西周后期至戰國后期（公元前9 世紀—前3 世紀），遼寧青銅時代文化以曲刃短劍遺存為主要特征。根據時代、文化內涵的不同，分為遼東地區雙房類型、后雙房類型、下遼河流域沈陽鄭家洼子類型和遼西地區凌河類型四種[1]83。阜新地區的青銅短劍遺存屬于遼西地區凌河類型，計15 件（含短劍12 件，加重器3 件），大多出自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西北部一帶的鄉鎮。阜新地區的青銅短劍大多為曲刃短莖式，亦被稱作遼寧式短劍、東北系銅劍、琵琶形劍。其特點是：兩側葉呈曲刃，除晚期外，皆有突出的尖節和內弧的束腰，葉中間有柱狀脊。劍柄有木，銅木復合和丁字形銅柄質地，為加強鋒刺力量，劍柄端配有用石、鐵礦石、青銅及用泥捏制燒成的加重器，劍柄和加重器的形態富于變化。這種劍式分布地域最廣，包括遼寧、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吉林長春以及河北北部，以遼西發現最多，遼東次之。年代相當于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分布于遼西地區的屬夏家店上層文化，吉林長春地區多屬西團山文化。

此外，在阜新地區彰武縣境內的章古臺鎮后烏拉滿汗遺址、東章遺址，馮家鎮下八堆西遺址、侯貝營子遺址，大四家子鄉房身地遺址、兩家西遺址、西大營遺址，后新秋鎮東平西遺址、西平頂山遺址，滿堂紅鎮北大溝遺址、北洼遺址，西六家子蒙古族滿族鄉后青遺址，四合城鄉古力板花遺址、浩力保北遺址、東升遺址等地，考古人員均采集到具有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典型特征的石器、陶器，包括石磨盤、石磨棒、石斧、雙孔石刀、石鑿、石鉞、葉形石鏃、石鐮以及夾砂紅褐陶壺、缽、罐、盆、豆、鬲、甗、甕、陶紡輪等。陶器紋飾均為附加堆紋。

阜新地區獨具特色、內涵豐富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對于研究3000至2300年前本地區葬俗、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

六、結語

阜新地區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在我國北方青銅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從時間和空間來看，夏家店下層文化、高臺山文化、魏營子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類型齊全，文化序列演進脈絡清晰，文化發展具有延續性、繼承性和交融性，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映射出中原夏商周時期生活在阜新地區各古代民族的諸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