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SB發展現狀、未來趨勢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曾 峻 王雨琪 文 歡 逄宇彤 吳家樂

(湖南財政經濟學院 會計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一、前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諸多復雜的全球性問題隨之產生、增長和積累，使得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迫切(俞可平，2002[1]；林躍勤，2020[2])。其中，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市場迅速發展，引發了一系列全球會計問題，例如全球會計準則的不統一、財務報告可比性弱等，這些會計問題不是某個國家面臨的個體問題，也不是某個國家可以自己解決的，而是多個國家乃至全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因而需要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來共同解決。所謂全球會計治理體系，就是指由政府、非政府組織、私人企業及社會團體等為解決全球性的會計問題而形成的對話協商機制(林鐘高，2009)[3]。目前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中最主要的決策和執行機構是國際會計理事會(IASB)，在2001年成立時就以制定并推廣全球通用的會計準則為己任，強調其目標在于，“基于公眾利益，制訂一套高質量的、可理解的并具有強制性的全球性會計準則”，并加大了對這個全球性會計準則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推廣力度。到目前為止，已有145個國家(或地區)強制要求所有或大多數上市公司使用IFRS ，另有13個國家(或地區)允許使用該準則①，可以說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目標已經在形式上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實現。

然而，進入2020年以后，全球性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沖擊，逆全球化思潮開始泛濫，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目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也面臨著新的國際形勢和挑戰，對其進行全面改革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亟需解決的問題。因此，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把握全球會計治理變革的歷史潮流，積極參與全球會計治理體系的變革和建設，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有效維護我國在全球會計治理過程中的國家利益，推動全球會計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我們整個會計行業實務界和學術界在未來一定時期的奮斗目標。

二、IASB的發展現狀

(一)IASB的發展歷程

經濟全球化對會計提出了更高要求。眾所周知，會計是國際貿易的“商業語言”，但如果貿易雙方各說各的話，交易就難以形成。因此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最早在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洲提出來，1973年6月29日，在英國爵士亨利·班森(Sir Henry Benson)的推動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荷蘭、英國(與愛爾蘭聯合代表團)和美國等9個國家的16個會計職業團體派出代表團來到倫敦，共同發起成立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IASC成立的目標主要在于“為了公眾利益，制定和公布編制財務報表應加以遵守的會計準則，并推動這些準則在全世界范圍內的采用和遵守”。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IASC制定頒布了41個國際會計準則(IAS)，為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IASC在國際會計準則推廣方面卻顯得力度不足，對各國大多采取的是妥協和協商的政策，因而直接采用IAS的國家并不多。這導致基金董事會的不滿，對它進行改革的要求越來越高，經過多方協商，2001年9月IASC改組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與IASC不同，IASB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的溝通談判，大力勸說他們放棄自己本國的傳統公認會計準則，轉而采用由它制定的高質量《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2002年歐盟最先做出決定，自2005年1月1日起在歐盟境內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應采用IFRS編制合并財務報告，緊隨其后澳大利亞、南非和中國香港也宣布上市公司從2005年起按IFRS編制合并報表。這對剛剛成立不久的IASB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也讓全世界看到了會計準則全球趨同的希望，其他各國(地區)也開始積極考慮準則趨同。作為一個民間機構，并不能強制任何國家采用它的會計準則，IASB能在短短十余年時間里得到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普遍支持，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Zeff，2012)[4]。

(二)IASB的治理結構

成立IASB的目的，就在于制定一套全球通用的、高質量的會計準則IFRS，為全球資本市場帶來透明度(Transparency)、問責制(Accountability)和效率(Efficiency)。我國張為國教授擔任IASB理事的時間長達十年，他總結認為影響IFRS的制定的關鍵因素包括大國博弈、理論之爭、業績報告和理事傾向等方面(張為國，2021)[5]。當然，為了確保IASB能超然獨立地制定會計準則，不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IFRS基金會進行了嚴密的制度設計，體現在IASB的治理結構和制定程序的各個方面(Georgiou，2010[6]；Young，2014[7])。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共同出資成立了IFRS基金會，具體的準則制定和推廣工作由IASB負責。為了確保IASB能保持足夠的獨立性，基金會構建了三層治理結構，如圖1所示：

圖1 IASB的三層治理結構

第一層是公共責任層(Public Accountability)，主要機構是IFRS基金監管委員會(IFRS Foundation Monitoing Board，IFMB)。監督委員會成立于2009年1月，目的是“在受托人和公共當局之間建立正式聯系”，以加強IFRS基金會的公共問責制。監督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確保受托人履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章程》規定的職責，以及批準受托人的任命或重新任命。監察委員會每年至少與受托人會面一次，或在適當情況下可以更多地與受托人會面。IFMB主要由各國政府或國際金融組織派出的代表組成，例如現任的9名成員分別來自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董事會(IOSCO)、國際證監會組織增長和新興市場委員會、日本金融廳、歐盟委員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巴西自由貿易委員會、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中國財政部、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等。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是觀察者。IFMB目前由日本金融廳負責國際事務的副專員 Takashi Nagaoka 擔任主席。

第二層是戰略和監督層(Governance，Strategy &Oversight)，主要機構是IFRS基金受托人(IFRS Foundation Trustees)。受托人一般由22名成員組成(亞洲/大洋洲6人、歐洲6人、美洲6人、非洲1人，另外3人不限地域，但必須保持總體上的平衡)，每位受托人成員任期為3年(可連任，但連任最多不能超過3次)，直接向IFMB負責，管理和監督IFRS基金會和IASB，但不參與任何有關IFRS的技術事宜。其具體職責包括：任命IASB、IFRS解釋委員會(IFRIC)、IFRS咨詢委員會(IFRS Advisory Council)等機構的成員，制定、修訂以及協商安排這些機構的工作程序；審查IFRS基金會和IASB的年度報告；確保IFRS基金會的資金籌措，并批準其年度預算。每五年IFRS基金受托人還要對IFRS基金會的治理結構、相關制度安排及其實現該組織目標的有效性進行一次公開審查。為了便于開展工作，受托人成員又分為若干委員會，如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ottee)、提名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正當程序監督委員會(Due Process Oversight Committee)等。

第三層是準則制定及其相關活動層，主要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其中，IASB是負責制定國際會計準則IFRS的專門機構，一般由14位專家組成(亞洲/大洋洲4人、歐洲4人、美洲4人、非洲1人，另外1人不限地域，但必須保持總體上的平衡)，成員由IFRS基金受托人通過嚴格而公開的程序任命，任期為5年，可以連任。為了保證IFRS制定過程的獨立性，IASB成員必須全職工作，不得與任何其他組織或機構有利益往來和沖突。IASB負責制定和發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 for SME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分類》(IFRS Taxonomy)，還要負責批準IFRS解釋委員會(IFRS Interpretations Committee)制定的IFRS解釋文件。解釋委員會對IFRS進行最權威的解釋(被稱為原文解釋)，負責回答有關IFRS實施和應用的問題，它還有權要求IASB對會計準則進行狹義的修改。IFRS解釋委員會由14名外部成員和一名無投票權的主席組成(該主席負責與IASB聯系，一般由IASB的副主席擔任)，成員也是由IFRS基金受托人任命，任期3年。

與IASB平行的機構是ISSB。它成立于2021年11月3日，主要任務包括四個方面：為可持續性披露的全球基準制定標準；滿足投資者的信息需求；使公司能夠向全球資本市場提供全面的可持續性信息；以及促進信息披露的互操作性。ISSB 在制定可持續性披露標準方面得到國際支持，包括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IOSCO)、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以及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等(黃世忠，2021)[8]。ISSB由1名主席、2名副主席以及11名理事組成，其中2位成員具有中國背景，一位是有著豐富國際機構任職經驗的華敬東先生，擔任ISSB副主席，另一位冷冰先生，他從中國財政部加入ISSB，負責可持續發展報告項目。

在正式的治理結構之外，IFRS基金還設有專門的咨詢機構：IFRS咨詢委員會(IFRS Advisory Council)，它一般由受IFRS影響且感興趣的廣泛團體的代表所組成，主要為第二層和第三層的決策提供行業咨詢。

(三)IASB的準則制定程序

為全球經濟制定會計準則是一項建立在透明、充分和公平協商以及問責制基礎上的合作行動。但要達到這一點，IASB需要嚴格遵循公開透明的必要程序，在長期的準則制定工作中，IFRS基金會總結經驗，不斷完善，制定了非常嚴格且詳細的《正當程序手冊》(Due Process Handbook)。該手冊厚達60多頁，從怎樣選擇議題、收集材料如何歸檔、怎樣進行咨詢、如何對準則進行維護修訂等各個方面都制訂了嚴格規定，基金受托人有一個正當程序監督委員會專門負責該程序的監督執行。具體來說，準則制定的程序大致可分為以下四步：

1.議程協商

IASB每5年就要對現有IFRS進行一次全面的檢查和咨詢，以界定需要對哪些國際會計準則進行修改和制定，并確定其優先順序，制訂其工作計劃。如有需要，IASB也可以在議程咨詢期間，在其工作計劃中增加某個議題，IFRIC也可以要求IASB對某個問題進行審核。

2. 研究計劃

制定準則的議程定下來以后，IASB就要開始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探討問題，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并決定是否需要制定準則，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需要征求公眾意見。如果發現有足夠證據證明存在會計問題，并且該問題足夠重要，需要修訂準則或者制定新的準則，IASB就會開始制定準則。新準則實施數年后，IASB會對該準則進行檢查評估，以判斷其是否達到目標。如否，則應考慮做出何種修訂。IASB 經常會根據檢查結果啟動一個新的研究計劃。

3. 準則制定計劃

一旦決定要制定新準則或對某準則進行修訂，IASB首先要檢查上一步的研究結果，包括討論文件等，提出新準則或修訂方案的初稿。然后向社會公眾征詢相關建議，為了獲得更多證據，IASB還要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反復磋商?？傊?，在新準則或修訂案正式發布之前，IASB會根據反饋意見對相關提案進行修改。最終確定的新準則或修訂案以IFRS形式發布。

4.維護計劃

準則發布后，IASB的工作還沒有結束，還要對這些新準則進行推廣、咨詢和維護等工作。如果出現問題，IFRIC會出臺一個準則的解釋文件，指導準則的使用，或者建議在狹義范圍內對準則進行修訂。這些都是正當程序里所允許的。

除此之外，IFRS基金會還通過獲取捐款確保IASB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制定《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來確保IASB制定會計準則有共同的理論指導，嚴格的提名制度確保IASB選擇全球最優秀的會計專家等。為了保證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IFRS基金受托人、IASB以及IFRIC的所有會議都要進行網絡直播，相關會議資料，包括會議記錄和錄像資料等，都可以在其官方網站下載?？偠灾?，這些制度安排不僅促使IFRS能夠成為全球通用的會計準則，也使得IFRS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認可。

三、IASB的未來發展趨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今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是開放融合還是封閉對抗，人類社會走到了關鍵當口。未來十年，將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十年，一方面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力量此消彼長，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給全球會計治理的主要機構IASB既帶來了巨大挑戰，也帶來了發展機遇。

(一)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力量變化的影響

雖然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以實現，但不可否認的是，IASB以及由它制定的IFRS是“一個具有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帶有新自由主義烙印的國際經濟治理標準”(李宗彥等，2021)[9]。然而，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對主權和身份認同的需求正在上升，使得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均衡。這在IASB的組織結構和影響因素上也有深刻體現：一方面，歐美國家對IASB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影響力正在逐漸減退。美國對IASB的影響力逐漸減退，表現在擔任高級職務的美國人減少了、會費繳納比以前少了、對國際會計事務的參與也比以前少了。歐盟一直是IASB的堅定支持者，IASB的辦公場所主要在歐洲，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是歐洲人，可見歐盟對IASB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但英國脫歐導致歐盟國家之間競爭和矛盾增多，使得其影響力明顯減弱。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影響力正在穩步增長，逐漸從邊緣地位到有一定的發言權，在IFRS基金會的各級組織中有了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但也應看到，目前發展中國家對IASB的影響力還很有限，在IFRS制定過程中的發言權還不夠多，擔任主席或副主席等高級職位的發展中國家代表也還比較少，在IASB任職的技術人員也比較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治理體系只有適應國際經濟格局新要求，才能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雹诿鎸κ澜缯谓洕亩嘣l展趨勢，IASB應進一步增強世界各國的參與程度。目前IFRS基金會的240名工作人員主要來自35個國家，其中大部分來自歐美發達國家，并且主要的工作場所都集中在英國倫敦。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拓寬IFRS的代表性和多元化，最新成立的ISSB嘗試多地辦公，ISSB的總部設在德國法蘭克福，在英國倫敦和美國舊金山設置了技術支持中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設置美洲地區中心。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地區中心設置，目前比較熱門的是在中國北京或日本東京再設置一個亞洲地區中心。這種多中心辦公模式可能會降低行政效率、增加預算費用，但比較符合當今世界國際政治多極化發展的需求。

(二)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挑戰

1.氣候問題對財務報告的重大影響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氣候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都是當前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正在成為投資決策的主流部分。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公司提供高質量、全球可比的信息，說明與可持續性有關的風險和機會。人們還強烈希望解決自愿的、與可持續性有關的標準和要求各自為政的問題，這些標準和要求增加了公司和投資者的成本、復雜性和風險。為了適應市場的強勁需求，2021年11月3日，在格拉斯哥舉行的 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IFRS基金會宣布成立ISSB，專門制定符合公眾利益的標準，從而建立一個高質量、全面的全球可持續性信息披露基準，重點關注投資者和金融市場的需求。因此，ISSB制定的標準力求實現：一是成本效益性，制定這些標準時考慮到了效率，有助于企業向全球各市場的投資者報告全球需求；二是決策實用性，這些標準旨在以正確的方式提供正確的信息，以支持投資者的決策，并促進吸引資本的國際可比性；三是市場通用性，公司可以通過應用ISSB的標準來避免重復報告，當管轄要求建立在全球基準之上時，公司就能夠滿足管轄要求，同時受益于全球基準的效率和可比性。目前ISSB正在考慮一個關于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和生態系統服務的項目，此外還在編寫教育材料，以揭示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遇在自然和社會方面的影響?？梢灶A見，未來ISSB頒布的相關標準會深刻影響和改變現行財務報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而改變資本市場決策模型和決策方式。

2.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會計行業的全面影響

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信息技術爆炸式的發展給傳統的財務會計行業帶來全方位的挑戰，會計信息傳遞和使用的方式正在迅速改變。一方面，技術革新使得信息傳遞的速度加快，數字化、格式化的會計信息更便于分類和提取，也有助于與其他管理信息結合分析，大大拓展了會計的功能。例如原來難以完成的業財稅融合、財務共享等現在很容易就能實現。這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會計行業的工作內容，會計的職責也會從“核算與監督”逐步轉移到“管理和決策”上來。另一方面技術革新可能帶來商業模式創新。新的商業模式層出不窮，正在深刻影響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它們可能與傳統工業企業有著完全不同的盈利結構和成本項目，資產負債等會計要素的概念也可能隨之發生改變，給傳統會計行業帶來顛覆性的影響。例如，數字資產和數字貿易、平臺經濟等新經濟模式的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會計理論和實務提出了新的挑戰。這對IFRS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財務報告能否準確地發現和反映新的財務會計信息，會計準則如何及時制定新的規范，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課題。

3.國際貿易政策的變化對會計行業的深刻影響

從歷史上看，國際貿易是影響會計行業的重要因素，現行IFRS實際上就是國際貿易發展的結果。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后，國際貿易正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重構：傳統的貨物貿易模式正在向新興的數字貿易模式轉型，導致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都在進行調整和重組；貨物貿易發展空間遭到擠壓，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加??；跨境數字貿易發展迅速，但目前競爭激烈，也還沒有形成普遍認同的貿易規則。傳統的貿易爭端仲裁機構WTO陷于困境，幾乎停擺，取而代之的是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代表的高水平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國際貿易規則重塑的新方向。國際貿易規則和內容的發展與變化，必然對會計確認、計量方式、披露報告等產生影響，而這些變化和影響遲早會體現在IFRS之中，形成新的會計準則。

綜上所述，一方面，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另一方面，世界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正在增加，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經濟全球化遭到挫折，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因此，IASB的未來發展可能存在兩種趨勢：或者淪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或者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助推動力。究竟如何發展，取決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全球治理中能否貢獻更多的解決方案和力量。

四、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的總體思路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斷③，是我們觀察分析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深刻理解我國潛在優勢和發展機遇的思想指南。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會計治理體系出現變革的跡象，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而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代表，應該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

(一)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的指導方針

全球價值觀是全球會計治理的基石，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基礎，就無法將世界各國聯合起來，統一行動。那么，秉承何種價值觀對全球會計治理體系至關重要。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提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④，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該理念的思想內涵包括：在政治上要摒棄霸權主義，提倡相互尊重；在經濟上要反對零和博弈，提倡合作共贏；在安全上要超越冷戰思維，提倡和平共處；在文化上要跨越民族界限，提倡相互交流；在生態上要突破地區藩籬，提倡全球共治。它是對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超越和揚棄，為新時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我黨創造性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科學理念，提倡各國之間平等相待、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正是指導我們提升會計行業國際話語權的基本指導方針。

(二)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的主要目標

我們積極參與全球會計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進一步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的主要目標有二：

1.有效維護我國在全球會計治理過程中的國家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一個落后國家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我國在IASB中的各種代表或理事也逐漸增多，從最初國際準則的學習者和跟隨者，到現在能有一定的發言權，說明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得到了提升。但是，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與我國經濟地位總體上還是不夠匹配的，例如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我國會計信息很少被使用，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的作用有限。只有擁有合適的會計國際話語權，才能有效維護我國在全球會計治理過程中的國家利益(胡成和陳蕾，2022)[10]，因此獲得與我國政治經濟地位相當的會計國際話語權是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

2.推動全球會計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目前的IFRS更像是發達國家的“總標準”，不僅在內容上不能包容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會計問題，而且在質量上長期被神化(劉家松，2015)[11]。隨著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這種現象必然會被改變，這是我國提升會計國際話語權的恰當機遇。當然，IASB及其推行的IFRS已經形成了較強的應用生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戴德明，2020)[12]。因此，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會計治理改革的主要任務并不是要另起爐灶、重新構建一套治理體系，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國在國際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制度性話語權，推動全球會計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

(三)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應正確處理的辯證關系

1.正確處理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之間的辯證關系

全球會計治理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要求傳統的民族國家讓渡一部分會計準則制定主權給IASB，以便它能以全球層面的視角，在多邊協商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全球規劃和實施，最終共同解決全球性會計問題。這需要我們站在超越國界的立場，權衡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尋找最優解決方法。不能像某些大國打著國際化的旗號卻實際為自己打算，不愿為世界付出卻標榜自己的會計準則最好，拒絕參與國際準則的建設。這種冷戰思維應該徹底拋棄，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家與國家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2.正確處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辯證關系

IFRS制定的背后不僅僅是技術和方法論之爭，更多體現的是國家實力的角逐。從國際實踐來看，IASB對發達國家利益過度妥協和退讓，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經常忽略。然而隨著新時代的到來，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會計治理的重要參與者，準則趨同再也不是IASB向某個國家單方面的輸入，會計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各國之間相互溝通、相互借鑒、相互認同(李亞婷和李玉環，2019)[13]。因此，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是全球會計治理體系發展的必然趨勢。

3.正確處理會計的行業特性與區域特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雖然自1494年以來現代會計經過五百多年的發展，形成的會計基礎理論在實踐中得到反復驗證和廣泛應用，已形成全球共識(郭道揚，2013)[14]，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如財務報告目標、有用財務報告信息的質量特征和財務報告主體等方面，仍然爭論激烈(張為國，2021)[5]。這可能是因為各國的國情民情、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經濟和金融發展階段各有差異，各國會計行業仍存在明顯的區域特性。例如在伊斯蘭教文化中，放貸獲取利息是極其不道德的行為，這與現代財務中的復利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在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我們要綜合考慮這些具體情況。

4.正確處理會計的微觀作用與宏觀后果之間的辯證關系

傳統上，有效的會計信息應該準確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幫助投資者和債權人做出合理的決策，滿足國家政府部門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雖然會計的工作局限于會計主體范疇，難免帶著微觀的烙印，但當所有企業都按照統一的會計準則進行賬務處理時，會計信息也就具有了宏觀意義。然而目前IFRS卻是一種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盯市會計，所提供信息主要為證券投資分析服務，顯然不能全面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兼顧會計的微觀作用和宏觀效果將會是未來IFRS改革的一個方向。

(四)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的具體內容

提升我國會計國際話語權是一項綜合國力的比拼，需要我國政府、高校和企業等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長期奮斗，具體而言：

1.政府層面的具體內容

隨著我國跨國貿易來往和國際資本流通的增多，我國參與全球會計治理活動也逐漸頻繁。例如，近年來在IASB中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中國人逐漸增多，我國對IASB的捐款也連續排名第一。我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大洋洲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組(AOSSG)、中日韓三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會議、新興市場經濟體工作組(EEG)等國際會計組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葛干忠和伍中信，2020)[15]。2019年中國、俄羅斯等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財政部共同簽署了《“一帶一路”國家關于加強會計準則合作的倡議》，2020年又有老撾和越南兩個國家加入這一新的多邊會計合作組織。這些都說明在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中，我國的話語權正在逐漸提升。下一階段，我國將繼續堅持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發展思想，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深度參與會計領域全球治理和國際標準制定，持續加強會計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提高我國在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2.學術層面的具體內容

一是加強會計理論研究。學術界要對參與全球會計治理改革和建設的相關問題進行前瞻性研究：第一，全面系統梳理IASB的治理結構和管理層級，對其制定會計準則的正式程序、決策過程、影響因素等進行深刻研究；加強對游說團體的影響方式、主要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第二，加強對影響我國參與全球會計治理相關政策的研究，例如人民幣國際化、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會計服務市場雙向開放等，這些政策的實施將大大增加我國會計信息在國際上的應用，進一步提升我國會計工作的地位和影響力。第三，加強對世界各國會計文化、制度背景的研究，其中“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加強與世界各國在會計準則、審計準則方面的等效互認研究。

二是深化國際學術交流。第一，充分調動高校資源，定期召開國際會計學術研討會，一方面宣揚我國的會計政策和主張，另一方面吸收了解全球先進的會計思想和會計文化。在學術研討會上，對有爭議的問題充分開展討論和協商，不能把一個或幾個國家制定的規則強加于人，也不能由個別國家的單邊主義給整個世界“帶節奏”。第二，招收國際留學生，培養親華的外國會計人才，包括招收青年人才來華完成學歷教育，招收行業精英來華進行領軍人才培訓，增加各國之間會計制度的相互了解，更好地為經貿往來和資本流動服務。

三是積極推進全球會計治理體系的人才培養、選拔和推送工作。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中的人才不僅可以將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融于國際組織的工作，還可以提高自己國家在國際場合中的議事決策能力。目前我國在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中的人才數量與我國的地位和角色不相匹配，任職的中國人才相對較少，而且職位分布也很不平衡。因此，向全球會計治理體系選拔和輸送國際人才是我們一項重要的人才戰略，提升具有跨國工作能力會計人員的數量和水平，實現在全球會計治理體系的各個層級中都要有代表、在重要的業務工作中都要能發出聲音的目的。

3.企業層面的具體內容

一是進一步提升我國企業會計信息的國際可比性。會計是國際經濟運行中的通用“商業語言”，跨國貿易往來、全球資本融通都離不開會計信息的交流與對話。在這個過程中會計信息是否可比就顯得尤其重要，相互可比的會計信息有助于緩解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全球會計治理背景下，提升國際可比性可以增強我國企業會計信息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應用價值和接受程度，對維護中國企業海外合法權益、開展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增強我國對外貿易綜合競爭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是進一步提升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國際化程度。支持我國會計師事務所開拓國際市場、承接國際業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稅務咨詢、價值管理、風險控制、戰略規劃等高端服務，成為承接中國企業境外業務的骨干力量。這要求參與國際競爭的會計師事務所增強品牌意識、做大做強，大力培養具有綜合業務能力的國際化人才，提升國際服務質量、擴寬服務的業務范圍和地域范圍，最重要的是建立起適應國際發展的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提升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國際化程度，有助于增強我國會計工作的國際影響力，增強在全球會計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

三是加強會計工作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毫無疑問，數字化、智能化是會計工作的未來發展趨勢。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搶占技術制高點對會計行業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推動會計行業的智能化發展，一方面可以發揮會計數據標準的作用，打通不同平臺之間的數據接口，為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數據支撐。另一方面可以把我國成熟的會計軟件、會計平臺對外推廣，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推行我國的會計文化，提升我國會計的國際影響力。

五、總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是不可逆的歷史潮流，雖然過程曲折，但向前的大方向沒有改變。我們要把握經濟全球化的大勢，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全球治理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它的發展和變革應該符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格局，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滿足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的不斷發展，以及其本身固有缺陷的持續惡化，全球會計治理體系面臨著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要求，我們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積極參與全球會計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提升我國在國際會計領域的制度性話語權，有效維護我國在全球會計治理過程中的國家利益，推動世界經濟體系向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發展。當然，這需要我國政府、高校和企業等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長期奮斗。

【注 釋】

① 數據來源：IFRS官網 https：//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

②《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求是》2020年第24期。

③《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

④ 2015年9月22日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書面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