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促進了鄉村產業興旺嗎？

李明賢 宋昕昱

(湖南農業大學 經濟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需要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其中，“產業興旺”能夠促進農民增收、推動產業發展、實現農村繁榮，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縣域金融對“三農”的支持作用不斷顯現，也為產業興旺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在傳統技術條件下，由于信息不對稱、缺乏抵押擔保品、成本高等原因，農村經濟主體仍陷于“融資難”“融資慢”“融資貴”的困境，此外，由于農村經濟基礎薄弱，管理制度分散，各種因素都對鄉村產業興旺的發展造成了限制。

金融改革的深化伴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數字普惠金融是解決我國農村金融效率低、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等問題的突破口，能夠有效促進金融服務供需匹配，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打通農村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把“輸血”轉變成“造血”，從而推動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Bruett T等，2007；Beck T等，2018；張林等，2020)[1-3]。為了強化金融系統對鄉村產業興旺的支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關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需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以促進鄉村振興。由此，數字技術成為普惠金融的發展突破口，并在農村金融市場逐漸應用開來。在此背景之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是否促進了鄉村產業興旺，其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機理又是什么？自從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學者就產業興旺有諸多討論，認為產業興旺的內涵包括：實現農業優化升級、發展現代農業、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推動三產融合(劉海洋，2018)[4]。關于實現產業興旺的路徑，學者們提出通過勞動力傳導效應、技術傳導效應、資本傳導效應來發展農業生產以及附加品與服務，從而推動鄉村產業的繁榮(曾建中等，2023；梁發超等，2023)[5][6]。關于產業興旺的作用，學術界普遍將產業興旺視為從“輸血”轉變為“造血”的重要途徑，能夠直接拓寬農戶增收渠道，實現農民增收，是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潘錦云等，2022)[7]。學者們還對鄉村產業興旺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大量研究，多從農村產業結構、農業科技水平、農村市場化程度、產業融合、特色優勢農產品的比重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張挺等，2018；毛錦凰等，2020；易小燕等，2021)[8-10]。

在金融發展助推鄉村產業興旺方面，學者們發現農村金融機構數量、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金融服務質量、數字金融、對農村企業與農戶的信貸投放、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等均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具有重要作用(孫繼國等，2020)[11]。同時，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進農村產業融合、縣域產業升級、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了產業興旺的進程(張岳等，2021；焦青霞等，2022；張林，2021；覃朝暉等，2022)[12-15]。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廣度、使用深度及數字化程度均對鄉村振興起到了正向促進作用，特別是其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兩者之間的關系還具有單一門檻特征 (蔡興等，2019；李季剛等，2021)[16][17]。

綜上，現有文獻就數字普惠金融對縣域產業升級、農村三產融合以及鄉村振興等問題予以關注。然而，對于數字普惠金融與鄉村產業興旺之間的關系，目前尚缺乏系統的研究，本文將聚焦于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理論邏輯，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影響，并對創新投入、創業活力及金融效率對兩者的調節作用展開定量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研究

由于自身經濟基礎較弱、缺乏抵押物與質押物、“信用白戶”等多方面因素，小微企業、“三農”等經濟主體不能像中大型企業和城鎮居民一樣，投入相應的資本去獲取金融服務。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約束以及市場波動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經營主體金融素養不高，農業生產的脆弱性，金融機構對其單筆貸款的額度相對較小、貸款期限較短等做法，導致了“三農”主體被排斥于金融服務的覆蓋范圍之外。

(一)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機理

數字普惠金融是指在金融領域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相關技術，通過信息共享來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務門檻，從而更方便、更安全、更實惠、低門檻地為弱勢經濟主體提供服務，緩解小微經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及“融資慢”的窘境。

第一，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拓寬其在農村領域的廣度(郭峰等，2020；Julapa等，2018)[18][19]。盡管大多數農村經濟主體缺乏財務報表等硬信息，但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利用其消費行為、生活繳費、網上瀏覽內容、社交等大量非財務數據對相關的資信狀況進行判斷(李明賢等，2021)[20]，利用信貸決策模型，幫助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者打破向農村經濟主體提供資金借貸所面臨的“普”“惠”“險”的融資悖論，從而使得“人人可得金融服務”的愿景得以在農村實現(付瓊等，2021)[21]。第二，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減少金融服務成本，使“三農”等弱勢群體也能獲得可負擔的金融服務(黃卓等，2022)[22]。一方面，農村經濟主體可以在手機銀行APP上獲得融資，減少了農村經濟主體往返金融機構網點的成本，也減少了人情社會的“隱形成本”。另一方面，金融服務的供給方亦能降低成本。許多涉農金融機構不再采用傳統信貸模式獲取農戶信息，而是通過云計算技術利用遠程虛擬機對搜集的農戶數據進行儲存和處理，縮短線上機構與客戶的距離，降低供給方服務成本(李明賢等，2021)[20]。第三，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進金融服務產品和業務模式的創新，使得“三農”主體的金融服務需求能夠被充分滿足。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數字技術，金融系統得以不斷創新出各類新型的金融服務模式和產品，顯著降低金融服務的成本與潛在風險，平衡農村金融市場的供需。許多大型互聯網公司推出了“三農”金融服務平臺。如京東打造農村金融生態體系，聯合本地龍頭企業、擔保公司以及經銷商，同時引入保險與擔保雙重增信機制，不僅能為農戶提供農業生產環節所需的生產資料，并且能夠有效規避農村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另外，京東還與西安銀行聯手打造了“西銀京農貸”，將京東的互聯網技術與數據結合，打造“互聯網+農村金融”的服務模式，為涉農市場主體提供技術與金融支持(何宏慶，2020)[23]。綜上，本文提出假設1：

H1：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鄉村產業興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創新投入、創業活力及金融效率對鄉村產業興旺的調節作用分析

1.創新投入的增加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鄉村產業興旺的關鍵是創新驅動，包括制度、產品、組織和科技等方面的創新(丁忠明等，2021)[24]。一方面，技術創新加速了部門生產率的變動，使生產要素由低生產率部門、低收益產業向高生產率部門、高收益產業轉移，促使要素在一二三產業間有序流動，通過產業集聚和規模效應，促進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對生產要素重組具有促進作用，能夠擴大產業規模，推進上下游產業協同發展，使得農產品種植、加工、銷售相互融合，延伸農業產業鏈、價值鏈與增收鏈，再關聯配套產業，與農業配套的電商、物聯網等新業態繼續整合，形成現代化鄉村產業(李本慶等，2022)[25]。一個地區的創新投入能夠最直接體現當地創新水平，創新投入高的地區更有動力通過多途徑來促進鄉村產業興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所帶來的數字化技術支持和金融產品、服務模式的創新，能引發人們對技術進步在鄉村產業興旺中作用的進一步重視，增加農業的創新投入。

2.創業活力的增強帶動鄉村產業興旺

創業活動的蓬勃發展催生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形成了特色產業集群，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為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提高本地就業吸納能力和人才吸引力，返鄉人才反哺農村，驅動了產業的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農村人口轉移已成為常態，農民工返鄉創業呈現一種流行趨勢，以“帶動效應”和“乘數效應”直接促進產業興旺(楊子硯等，2020)[26]。其中，“農產品加工企業+農戶”的關鍵模式，通過有效組織分散的農戶，構建起更加精準的產業鏈，推動形成“科研+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聯農帶農范式，促進農村三產融合，從而促進鄉村產業興旺。數字技術的發展增加了農戶上網的機會與頻率(斯麗娟等，2022)[27]，農戶使用互聯網尋求所需的創業資訊，降低了信息搜尋成本及門檻，提高農戶創業能力(樊文翔，2021)[28]。因此，創業活力的提高能夠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過程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3.金融效率的提高促進鄉村產業興旺

眾所周知，優化資源配置是金融體系的核心功能。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引導金融資源從生產效率低的部門流向生產效率高的部門，實現金融資源利用效益最大化(Ang A等，2008)[29]。農村金融市場機制發揮著農村金融效率的首要作用，引導信貸資金投入市場前景較好的產業，以促進創新農業技術、擴大產業規模。其次，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將金融資源投入到農業產業鏈延伸、產業現代化之中。再次，通過提高農村儲蓄與投資的轉化率以促進鄉村產業興旺，農村資金周轉越快，農村金融效率越高，農業要素使用效率就會越高(趙洪丹等，2015)[30]。例如涉農金融機構運用金融科技以匹配供需，提升金融服務效率促進鄉村產業興旺(余春苗等，2021)[31]；農村地區銀行通過與保險公司合作，新“信貸+保險”服務模式，有效防范和分散涉農信貸風險，為鄉村產業興旺的發展提供保障(余春苗等，2021)[31]?？梢娸^高的金融效率能通過市場、政府等多種途徑，靈活拓寬“三農”主體融資渠道，降低生產經營風險，為鄉村產業興旺的發展提供更多資金支持?；诖?，本文提出假設2。

H2：較高的創新投入、活躍的創業活力以及較高的金融效率能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中發揮正向調節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由于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數據缺失，本文運用指標體系法對2011—2020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鄉村產業興旺發展指數進行綜合測算，采用插值法對個別年份或地區缺失數據進行估算。

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直接影響，構建模型(1)。

RITi，t=α0+α1DIFIi，t+α2CONTROLi，t+μi+γt+εi，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RITi，t為鄉村產業興旺水平，解釋變量DIFIi，t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CONTROLi，t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效應，γt為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

為考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促進村產業興旺的傳導機制，借鑒李曉園、劉雨濛[33]的做法，選擇在式(1)基礎上分別引入創新投入(INN)、創業活力(ENTR)和金融效率(FIN)這三個變量與解釋變量DIFI的交乘項，模型(2)設計如下：

RITi，t=θ0+θ1DIFIi，t+θ2CONTROLi，t+θ3Zi，t+θ4DIFIi，t×Zi，t+μi+γt+εi，t

(2)

在進行交乘前對相關變量進行去中心化處理，來避免多重共線性帶來的估計結果有偏。

(二)變量和數據

1.被解釋變量：鄉村產業興旺水平(RIT)

目前，學術界對鄉村產業興旺衡量的研究多從多層次、多視角展開。上述文獻回顧中提到產業興旺的內涵，故本文從農業現代化與產業融合這兩方面構建指標體系，參考馬亞明(2022)[32]等人的做法，構建了鄉村產業興旺評價體系，如下表。

表1 鄉村產業興旺評價體系表

本文采用熵值法來構造各具體指標的權重，相較于主觀賦權法，其優勢在指標權重的確定不受主觀人為因素的影響，因此能夠得到更為準確的結果。其中i表示第i個地區，共m個地區，j表示第j個指標，共n個指標，t表示年份，共k年。

第1，正向指標標準化處理

(3)

第2，負向指標標準化處理

(4)

第3，各項指標所占比重

(5)

第4，計算指標的熵值

(6)

第5，計算各指標的冗余度

Dj=1-Ej

(7)

第6，計算各指標的權重

(8)

最后，根據各項指標的權重計算鄉村產業興旺指數。

按國家統計局標準，將30個省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并計算出2011—2020年各地區產業興旺發展指數的標準差及平均值，如圖1所示。從時間上看，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興旺發展指數均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從空間演化上看，東部地區內部差異最大，西部地區最小。

圖1 2011—2020年東、中、西部地區產業興旺發展指數的平均值及標準差

2.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本文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以衡量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此外，該指數分為覆蓋廣度(DIFC)、使用深度(DIFD)和數字化程度(DIFS)三個維度。

3.調節變量

借鑒周璐(2022)[32]等人的做法，以創新投入、創業活力、金融效率作為調節變量，研究其調節效應。其中，以人均R&D對創新投入(INN)進行衡量，從側面反映了農業科技的投入；通過計算個體就業人數與鄉村私營主體人數之和與鄉村人口的占比，對創業活力(ENTR)進行測量；金融效率(FIN)采用貸款/農村居民儲蓄存款的比重來衡量，該變量反映農村金融資源向農村經濟的傾斜程度。

4.控制變量

為準確反映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鄉村產業興旺的影響，本文設置如下控制變量：(1)城鎮化水平(URBAN)：城鎮化水平高，可能會導致農村人力資源等要素流失，不利于鄉村產業興旺。(2)財政支農水平(FIS)：財政的傾斜程度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鄉村產業發展的后備資源，采用財政農林水支出與財政支出總額的比值進行衡量。(3)交通基礎設施(INF)：采用各省份公路里程、鐵路里程、內河航道里程之和的對數來衡量，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有利于促進鄉村產業發展。(4)開放程度(OPEN)：一方面，地區貿易開放程度越高，農村人口流向城鎮越多，阻礙鄉村產業發展；但另一方面，貿易開放越高的地區，轉移人口的收入水平也相應越高，其中部分收入將會流回農村，刺激當地的消費，帶動當地產業發展。(5)人力資本水平(RHC)：采用鄉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本文選取的主要變量及其測度方法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定義表

5.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性統計

選取2011—2020年除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以外的30個省份作為研究樣本。相關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業統計年鑒》、省份統計年鑒、統計公報等。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鄉村產業興旺指數的均值為0.199，其標準差為0.117，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12.145倍，這說明各地區鄉村產業興旺還存在不均衡情況。

表3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列(1)只加入了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進行回歸，回歸系數為0.228，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普惠金融顯著促進了鄉村產業興旺。采用逐步回歸法，結果如列(2)到列(6)所示，在考慮其他影響因素后，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逐漸下降至0.173，但在1%統計水平上仍然顯著，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仍然對鄉村產業興旺有顯著的促進效應，H1假設成立。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從表4中控制變量來看，財政支農力度(FIS)在列(3)到列(6)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符號為負，說明財政支農力度抑制了鄉村產業興旺，這可以歸結為如下原因：第一，財政支農資金非農化傾向，即農戶盡管得到相關補貼，但是在實踐中并非將補貼完全用于農業發展；第二，規模與效率的制約，是指財政支農資金存在分散使用、效率不高、道德風險等問題；第三，“福利依賴效應”，財政支農資金作為一種福利性支出，農戶依賴于財政支農資金的補助從而產生惰性，在某種程度上會降低他們創業的積極性；(楊思瑩等，2020)[34]。交通基礎設施(INF)在列(5)和列(6)中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符號為正，說明交通基礎設施越完善的地區，物流越便利，越能推動鄉村產業興旺。開放程度(OPEN)在列(5)和列(6)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符號為負，表明外資利用、對外貿易等活動導致鄉村資金、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流向城鎮，阻礙鄉村產業興旺。城鎮化水平、人力資本水平無法顯著影響鄉村產業興旺，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城鎮化能將生產要素整合聚集，提供資金與技術用于鄉村產業發展，從而推動農業產業升級轉型；另一方面，城鎮化導致資本和一些優質勞動力從鄉村流向城鎮，鄉村中“空心化”和“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抑制鄉村產業發展。

如表5所示，通過將數字普惠金融的二級指標分別替換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具體的作用關系展開進一步研究。由結果可知，各維度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其中，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及數字化程度分別在5%、1%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這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與數字化程度作用于鄉村產業興旺的效果更好，且數字化程度對鄉村產業興旺的邊際效用最強?？紤]原因是：早期普惠金融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覆蓋廣度，數字化技術在地理層面的普及，使得享受到金融服務的農戶逐漸增加；伴隨此效果的是覆蓋廣度的邊際貢獻逐漸下降，數字化程度成為驅動普惠金融發展的新關鍵因子。另外，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通過增強農戶的金融體驗、提升服務可得性，也能夠為鄉村產業興旺提供保障。

表5 數字普惠金融二級指標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問題

內生性的常見來源有雙向因果、遺漏變量、樣本選擇等。借鑒李牧辰[35]等學者的做法，將各省份與浙江省之間的球面距離與對應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乘積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計，回歸結果如表6列(1)所示，WaldF的值為40.270，大于10，通過了弱工具變量的檢驗。使用工具變量法減少遺漏變量的影響后，列(1)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的回歸系數為0.041，在5%統計水平上仍然顯著，結果和上文研究結論一致。

表6 內生性與穩健性處理問題

參考李曉園等人[33]的做法，通過將核心解釋變量做滯后一期處理，將新變量記為L.DIFI并替換模型(1)中的核心解釋變量，減緩內生性問題。結果如表6列(2)所示，核心解釋變量(L.DIFI)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且為正值，和上文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學術界中較為普遍的觀點是支付寶的崛起使2013年成為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元年，因此剔除2011年和2012年的樣本，僅對2013年到2020年的樣本進行模型估計，以減少估計偏誤。結果如表6列(3)所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的回歸系數為0.187，在1%統計水平上仍然顯著，與上文研究結論一致。

(三)穩健性檢驗

在此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采取熵權TOPSIS的方法，重新計算鄉村產業興旺發展指數，再次檢驗數字普惠金融與鄉村產業興旺的關系，如表6列(4)所示，回歸系數為0.145，仍然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結果與原有結論一致。因此，假設H1得到進一步支持。

(四)傳導機制分析

為探析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興旺的機制，本文在模型(1)中分別引入數字普惠金融與創新投入(INN)、創業活力(ENTR)和金融效率(FIN)的交乘項進行分析，傳導機制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傳導機制檢驗結果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創新投入的交互項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效果相同。說明創新投入越高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推動效果越強。創新投入越多，數字化程度越高，農村居民越能充分地、便捷地使用信貸、理財、支付及保險等金融服務，從而緩解鄉村產業發展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更有動力通過多途徑來促進鄉村產業興旺。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創業活力的交互項顯著水平說明，創業活力越高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推動效果越明顯。創業活力越高越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白萬平等，2022)[36]，促進鄉村產業興旺；這主要是因為高創業活力地區的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能接受與運用數字普惠金融積極融資(董曉林等，2019)[37]，再加上當地農戶能通過數字技術積累創業信息，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從而促進產業興旺。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金融效率的交互項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系數都為正，說明金融效率越高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推動效果越強。一般而言，金融效率高的地區，融資也會更加“靈活”，生產要素和各類信息資源流動性更強，鄉村產業發展更加有力。

綜上所述，較高的創新投入、活躍的創業活力以及較高的金融效率能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中發揮正向調節效應，因此假設H2成立。

(五)異質性檢驗

我國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明顯呈現區域不均衡態勢，因此其對產業興旺的影響程度也需展開進一步研究。依據地理區位，將我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分別探討各區位的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對鄉村產業興旺的影響，結果如表8 所示。

表8 不同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對產業興旺的影響

東、中、西部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回歸系數分別為 0.401、0.134、0.138，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梢姅底制栈萁鹑诘膮^域差異并不阻礙其對鄉村產業興旺的促進作用。東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促進作用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原因可能在于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程度和基礎設施能夠對傳統普惠金融進行延續性創新，而中西部地區的傳統金融網點、5G站點數量、互聯網普及率均落后于東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能夠起到更為有效的促進作用。

其次，本文分別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對鄉村產業興旺的促進作用是否存在區域性差異。根據表9結果可知，覆蓋廣度的回歸系數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都為正，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而在西部地區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是東、中部地區傳統金融更發達、數字化基礎設施更加完善，人均擁有數字賬戶比例更高，對鄉村產業興旺促進作用更明顯。使用深度的回歸系數在東、中、西部地區均為正，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使用深度對鄉村產業興旺的促進作用更強。其可能的原因：東部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更高，能夠緩解線上金融服務的技術約束，因此東部地區使用深度的邊際效用更大。數字化程度的回歸系數僅在東部地區起到顯著正向作用。數字化程度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農民與數字金融服務成功對接，中西部地區受限于人均受教育程度及數字基礎設施狀況，擁有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東部地區農戶能夠更快接受和使用數字技術及數字金融服務，因此數字化程度在東部地區具有顯著的影響?？梢姅底制栈萁鹑谠诖龠M鄉村產業興旺中存在區域異質性。

表9 不同地區數字普惠金融二級維度對產業興旺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作用機理進行梳理，對創新投入、創業活力及金融效率對鄉村產業興旺的調節作用進行分析，并對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區域異質性進行實證分析，結論如下：1、各省份的鄉村產業興旺水平差異較大，大體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2、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促進了鄉村產業興旺。其中，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均呈現顯著促進作用。3、較高的創新投入、活躍的創業活力以及較高的金融效率能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中發揮正向調節效應。4、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效果有明顯區域異質性。其中，覆蓋廣度對東中部地區產業興旺促進作用明顯，對西部地區作用不顯著；數字化程度僅對東部地區產業興旺促進作用明顯。

因此，研究結果可以證明要充分提升鄉村產業興旺的發展水平，必須大力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不斷擴大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加深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及數字化程度，為實現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興旺打下堅實的基礎。具體可從以下方面著手：1、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要順應鄉村產業興旺趨勢，更好適應鄉村產業發展的需求。單一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已經無法適應當代農村產業發展的需求，需要金融機構、金融科技平臺推陳出新，設計出適合農村產業發展的個性化金融產品與服務，為鄉村特色產業搭建平臺，開展供應鏈金融服務。2、強化數字鄉村建設，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夯實基礎。應致力于農村網絡設施水平的提升，推進數字技術在農村的全面推廣和應用。3、提升農戶數字金融素養。大力普及數字知識與金融知識，鼓勵農戶參與數字金融素養培訓，同時還需要對農戶增強網絡詐騙的宣傳，提高農戶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4、縮小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針對不同地區的發展基礎及資源稟賦，制定特色發展策略，尤其加強西部農村地區現代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如加大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和物聯網建設，為數字普惠金融在西部鄉村地區發揮能動性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