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脾扶正湯加減治療晚期肝癌臨床觀察

宋彥杰 李 月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第二腫瘤內科，遼寧 沈陽 110000）

肝癌是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病因及發病機制復雜，不僅地域性特征顯著，發病率、發病譜、性別等也存異［1］。放化療是西醫治療晚期肝癌的主要手段之一，能延緩病情進展、延長生存時間，使肝癌患者獲益，但也易引起正常肝細胞受損、損傷肝功能，加之大多數患者伴有肝硬化，故上述療法受到了很大限制。筆者通過檢索既往文獻發現，在上述西醫療法的基礎上輔以中醫辨證療法干預，對提升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的臨床療效極有益處，效果顯著［2-4］。但既往研究只針對中醫療法的臨床效果進行探究，關于健脾扶正湯加減佐治是否對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起作用仍存疑，故有研究的必要性?，F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第二腫瘤內科2019 年1 月—2021 年1 月收治的71 例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為研究對象，根據隨機數字表法分成對照組和觀察組。對照組35 例，男21 例，女14 例；年齡20～75歲，平均年齡（57.68±5.64）歲；臨床分期：ⅢA、ⅢB、ⅢC 期分別為19、3、1 例，ⅣA、ⅣB 期分別為10、2例。觀察組36 例，男22 例，女14 例；年齡20～75 歲，平均年齡（57.35±5.75）歲；臨床分期：ⅢA、ⅢB、ⅢC期分別為18、4、1 例，ⅣA、ⅣB 期分別為10、3 例。2組患者年齡、性別、臨床分期等一般資料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課題符合《赫爾辛基宣言》醫學研究準則［5］。

1.2 入選標準納入標準：（1）符合《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9 年版）》［6］制定的診斷標準（含病理學、臨床、臨床分期等）并確診為晚期肝癌（Ⅲ、Ⅳ期）；（2）有完整的中醫分型資料（根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7］分為氣滯證、血瘀證、脾虛證、濕熱證、陰虛證）及相關理化檢查結果資料；（3）肝功能分級（Child-Pugh）為A、B 級；（4）卡氏性能狀態評分量表（KPS）評分≥60 分。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惡性腫瘤（肺癌、乳腺癌、結直腸癌等）者；（2）預計生存期＜3個月者；（3）確診為轉移性肝癌者。

1.3 治療方法

1.3.1 對照組單純采取放化療方案治療。入院后在第1 天接受吉西他濱（哈藥集團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20113397，規格：0.2 g）1000 mg/m2，第2 天接受注射用奧沙利鉑（南京制藥廠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00686，規格：50 mg）100 mg/m2，即GEMOX-1 方案，在此基礎上給予三維適形放療。1 個月為1 個療程，持續3個療程。

1.3.2 觀察組在放化療基礎上，予健脾扶正湯加減干預。組方：黃芪、薏苡仁各30 g，黨參15 g，白術、生半夏、石斛、茯苓、枳殼各12 g，女貞子、竹茹各9 g，陳皮、甘草各6 g。加水煎煮至200 mL，分早晚溫服，每次100 mL。于放療后第1天開始服用，1個月為1個療程，持續3個療程。隨證加減方案見表1。

表1 健脾扶正湯隨證加減方藥物及劑量

1.4 觀察指標

1.4.1 臨床療效根據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RECIST1.1版［8］對2 組患者的近期療效進行評估，涉及4 級，即進展（PD）：病灶體積與治療前相比增大比例超過20%；穩定（SD）：病灶體積介于PD 和部分緩解（PR）之間；PR：病灶體積與治療前相比縮小比例超過30%，且持續時間超過4 周；完全緩解（CR）：病灶全部消失，且持續時間超過4 周）。病灶控制率（DCR）=（SD+PR+CR）例數/總例數×100%。

1.4.2 癌因性疲乏評估采用KPS 評分和癌癥疲乏量表（CFS）評估：（1）KPS 評分：滿分100 分，0 分代表死亡，100 分代表體力正常且去癥狀和體征；得分越高，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癥狀改善越明顯、對潛在的不良作用耐受性越好；若低于60分，表示許多有效的抗腫瘤治療則無法實施，評分越低健康狀況越差。（2）CFS 評分：0 分=無疲乏，1 分≤輕度疲乏≤3 分，4分≤中度疲乏≤6 分，7 分≤重度疲乏≤10 分。（3）生理應激指標：監測患者治療前后的收縮壓（SBP）、舒張壓（DBP）。

1.5 統計學方法建立Excel 數據庫，將2 組一般資料、研究數據納入SPSS 21.0 軟件處理。計數資料以率（%）表示，行x2檢驗；計量資料以（±s）表示，樣本均數差異的顯著性行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 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觀察組DCR 為88.89%（32/36），顯著高于對照組的68.57%（24/3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2 組患者治療前后CFS、KPS評分比較治療后，2組CFS 評分均顯著低于治療前，觀察組較對照組更低（P＜0.05）；2 組KPS 評分均顯著升高，觀察組較對照組更高（P＜0.05）。見表3。

表3 2組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治療前后CFS、KPS評分比較 （± s，分）

表3 2組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治療前后CFS、KPS評分比較 （± s，分）

組別對照組觀察組t值P值例數35 36 CFS評分KPS評分治療前7.14±1.65 7.24±1.26 0.288 0.775治療后5.64±1.68 3.41±1.25 6.358 0治療前65.34±4.62 65.94±4.57 0.550 0.584治療后72.12±4.96 81.51±4.87 8.049 0

2.3 2 組患者治療前后生理應激指標比較治療后，2組SBP、DBP 相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2組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治療前后SBP、DBP比較 （± s，mm Hg）

表4 2組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治療前后SBP、DBP比較 （± s，mm Hg）

注：1 mm Hg≈0.133 kPa。

組別對照組觀察組t值P值例數40 40 SBP DBP治療后89.55±8.66 79.35±7.55 7.375＜0.05治療前113.99±8.77 112.33±8.88 0.181＞0.05治療后122.33±9.87 114.85±8.91 3.679＜0.05治療前77.44±6.44 77.55±6.45 0.065＞0.05

3 討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2020年全球癌癥報告》來看，全球肝癌發病率依舊處于上升趨勢，我國癌癥發病率和病死率約占全球癌癥總數的23.70%和30.20%，肝癌發病譜（9.00%）位居第5，肝癌死因譜（39.10 萬）位居第2，男性標化發病率、死因譜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女性略低于男性［9］。因此，提高肝癌的治療效果至關重要，西醫常規治療具有不良作用大的局限性，所以本次探究中醫治療肝癌的有效性與安全性。

從傳統經驗辨證分型情況來看，原發性肝癌初期、中期、晚期時的病機存異。晚期證型以氣血虛弱、肝腎虧虛證為主，以形體消瘦、頭暈目眩、心悸氣短等為主要表現；病機復雜，與氣血虛極和肝、脾、腎等三臟同病相關。既往研究［10，11］證實，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長期處于正氣虛弱、情志郁結狀態，干預不及時，致氣滯血瘀、痰凝毒滯，最終成癌。結合既往研究與所納患者（對照組與觀察組）的具體病情，筆者主張采用有祛邪扶正、燥濕和中、益氣健脾之效的健脾扶正湯加減進行干預。本次研究結果表明，觀察組治療后的臨床療效較對照組更優（P＜0.05）。這是因為方中共含12 味中藥，其中黃芪味甘，性微溫，《本經疏證》記載其可內補中氣、中行營氣和下行衛氣，有大補脾氣之效，且對促進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受損肝細胞再生有益，有利于增強臨床療效［12］；此外白術配合黨參，可增強后者的益氣健脾之功；茯苓可進一步增強黃芪、白術的健脾除濕之力；甘草味甘，性平，不僅可調和方中諸藥，還具有補脾益氣、清熱解毒、祛痰止咳、緩急止痛之效；薏苡仁除痹止瀉、健脾益胃、消腫利濕；姜半夏與竹茹和胃止嘔、化痰消積；枳殼和陳皮理氣止痛、行氣消積；石斛和女貞子則滋陰清熱、補益肝腎。諸藥合用，共奏祛邪扶正、燥濕和中、益氣健脾之效。針對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的腹脹、腹痛、納差、黃疸、小便短黃、便秘及便血等癥狀，分別予以不同的加減方進行干預，能有效促進患者全身運化正常，使其脾氣上升、胃氣下降，全身能得到相應的氣血津液和精微物質。如茵陳、田基黃等，可有效下調膽紅素，使黃疸減輕或消退［13，14］。

放化療藥物的不良作用可引起系列生理應激反應，比如血壓升高，升高明顯者需采用降壓藥物治療。而本次研究結果表明，觀察組治療后SBP、DBP 優于對照組。這是因為黃芪的有效成分在肝癌治療方面，既可補氣固表、托毒排膿，又可降低肝癌患者的血液黏稠度、減少血栓形成、抗自由基損傷，加之可擴張血管、改善皮膚血液循環、影響機體氨基酸代謝，促進負氮平衡，進而起到輔助降壓的作用［15-17］。

觀察組CFS 及KPS 評分優于對照組，這是因為黨參補中益氣、健脾益肺，茯苓清熱解毒、益脾和胃，白術健脾燥濕、助運化，甘草作為基礎方（四君子湯）補氣［18］，可改善患者整體生理機能?，F代藥理研究［19］發現，甘草中的次酸可阻斷某些致癌物質誘發腫瘤生長，綜合作用下可促進癌因性疲乏的改善。

綜上所述，健脾扶正湯加減能有效改善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機制，對病情改善有益，有一定的臨床推廣與普及價值。但本文依舊存在不足，一是樣本量偏低，二是未納入各類理化指標，三是缺乏不同證型與健脾扶正湯的相關分析。但不容忽視的是，健脾扶正湯加減可有效調節原發性晚期肝癌患者的癌因性疲乏機制，促進機體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