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地位下城市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

楊 赫,米 鋒

(1.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6;2.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

快速城市化伴隨的城市人口急劇增長,使得中國特大城市空氣污染、生態破壞、住房擁擠、居住條件惡化等城市環境問題愈發凸顯,人本主義缺失的城市發展給居民心理健康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1]。作為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園綠地在改善居民心理健康方面具有多重作用,不僅能夠緩解城市化帶來的環境問題,創造良好的城市人居環境,還能夠通過促進體力活動、增強社會交往等有效緩解情緒壓力,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2]。面對多樣化的公眾心理健康危機,國內外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通過改善綠地可達性與可獲得性、減少綠地不平等利用方式以緩解公眾心理健康問題的政策文件。同時,隨著社會各界對公眾心理健康問題關注度的日益提升,探討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對于優化公園綠地建設、落實“健康中國”戰略及保障居民健康福祉具有重要意義[3]。因而,在城市可持續發展目標下,如何優化配置特大城市公園綠地資源、改善并保障居民心理健康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現階段,雖然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已被廣泛證實,但不同社會經濟條件居民的公園綠地可達性存在差別,不同社會經濟條件居民的心理健康差距正逐漸擴大[4],城市公園綠地環境非正義引發的公眾健康不平等問題日漸突出。此外,中國正經歷著城市更新重構的過程,在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下,不同居民群體日?；顒优c行為模式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分異。在此背景之下,關于城市公園綠地的心理健康效益作為居民可以無條件享受的公共福利如何受到社會經濟地位影響這一問題的探討,對于促進城市公園綠地環境正義及公共健康平等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本研究從居民感知的視角出發,基于天津市1 559份城市居民調查數據,運用有序Logit模型和調節效應模型探究了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并考察了社會經濟地位在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中引發的健康不平等問題,以期為優化特大城市公園綠地布局、提升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保障居民健康福祉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假設

城市公園綠地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具有凈化空氣、調節氣候、維持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效益,而且具有休閑娛樂、增進交往等社會效益,更能為居民身心健康提供諸多物質和非物質服務[5]。城市公園綠地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的公園綠地暴露特征和社會經濟特征[6]。其中,公園綠地暴露特征是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直接因素,而居民社會經濟特征則是城市公園綠地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間接調節因素。綜合而言,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受混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圖1)。一在自然層面,城市公園綠地中的喬、灌、草等覆被可直接或間接改善城市空氣質量、緩解熱島效應和降低噪音污染,進而保障城市人居環境質量,提升居民健康福祉;另一方面,“親生物假說” “生物多樣性假說” “稀釋效益假說”[7-9]均指出增加綠色環境暴露能夠提高人體微生物群落的多樣性,達到降低患感染性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風險[10]。二在心理層面,城市公園綠地能夠提供戶外活動場所,延長居民戶外活動時間、提高使用頻率,促進居民形成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心理進化理論與注意力恢復理論也強調訪問公園綠地有助于緩解精神壓力[11-12]。除此之外,在公園綠地內進行的休閑游憩、互動交往等活動所產生的地方依戀、認同感與歸屬感,同樣能夠提升居民健康福祉水平。三在社會層面,城市公園綠地的資源配置還會因居民的收入、種族、年齡和性別等社會經濟因素而高度分異,導致不同群體間享有的綠色均等化權益不公平,存在“綠色紳士化”現象[13]。

圖1 理論分析框架圖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現階段,雖然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身心健康的積極影響已被廣泛證實,但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間的綠色空間暴露水平卻相差較大,進而影響群體間的健康差距,城市公園綠地“綠色紳士化”引發的健康不平等問題日漸凸顯[14]?；凇白匀?心理-社會”的理論分析發現,增加公園綠地暴露有益于居民心理健康,但同時公園綠地的心理健康效益會受到居民社會經濟條件調節作用的影響。

目前,已有學者針對城市公園綠地與居民心理健康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發現居民心理健康與居民居住地附近公園綠地面積[15]、在公園綠地停留時間[16]及公園綠地訪問頻率正相關[17-18]。還有學者通過實驗設計與自我報告等方法證實了訪問公園綠地不僅能夠提升居民的積極情緒和幸福指數,還對于記憶力、注意力、學習認知功能及想象力和創造力等的提升均有積極影響[19]。在公園綠地與居民健康關系的量化研究中,公園綠地暴露往往被抽象為特定地點到公園綠地的空間鄰近程度,如前往特定公園綠地的最短路程距離或最短通行時間,稱為公園綠地可達性[20-21]。居民的公園綠地可達性越高,越能促進其通過體力活動、社會交往及自然互動等方式獲取心理健康效益。綜合上述分析,筆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H1: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此外,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會因居民教育背景、收入水平、職業類型等社會經濟因素的不同而產生差異。故而,城市公園綠地在不同社會經濟條件群體間的分布配置逐漸被認為是一個環境正義問題[22]。在早期城市公園綠地主要通過收取門票限制一般居民使用,現在則更多地表現為優質社區周邊配置較多公園綠地,而普通社區附近公園綠地較少,導致部分群體缺少促進心理健康的綠色資源,從而造成公眾健康不平等的現象。已有部分學者考察了性別、年齡、文化背景等人口統計特征,及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職業類型等社會經濟因素對居民綠地需求偏好等的影響,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居民往往具有較低的公園綠地可達性,并且接觸到的公園綠地質量較差、安全性較低[23]。由此,本研究從居民感知的視角出發,探討社會經濟地位在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機制,并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提出研究假設H2。

研究假設H2: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中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1.2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為2021年7—8月在天津市開展的實地調研結果。為確保研究區域選擇的合理性,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圖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況》[24]顯示,目前天津常住人口已達1 386.6萬人,屬于超、特大城市,居民對城市公園綠地的需求較為強烈,因此選擇天津市調查居民對公園綠地健康效益的反饋情況。為全面掌握天津市不同區域居民對城市公園綠地健康效益的感知情況,選取的調研地點覆蓋天津市中心城區(和平區、河東區、河西區、南開區、河北區、紅橋區)、環城區(北辰區、東麗區、津南區、西青區)及遠郊區(武清區、寶坻區、寧河區、靜海區、薊州區、濱海新區)共16個行政區,并在每個行政區域抽樣選擇綜合公園、社區公園、專類公園、郊野公園及帶狀公園等綠地2～4個,通過隨機抽樣或面談等形式進行問卷調查,每個公園綠地發放問卷30份左右,共發放問卷1 788份,收回有效問卷1 559份,問卷有效率為87.19%。

1.3 變量設置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居民自評心理健康(Y)獲得被解釋變量居民心理健康水平[25],具體指標來自居民對“您認為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怎么樣”的回答,采用Likert 5級量表的形式設置為“很差”“較差”“一般”“較好”和“很好”,并依次賦值為1～5。此外,將“很好”和“較好”界定為“心理健康狀況良好”,賦值為1;其他選項界定為“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賦值為0;由此構造居民心理健康亞變量,用于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核心解釋變量為公園綠地可達性(X),指居民從居住地到達最近城市公園綠地的最短距離,也是評價城市公園綠地布局合理性及居民進入公園綠地難易程度的重要指標。具體指標來自居民對“您從居住地到最近公園距離”的回答,并按路程距離由遠及近依次賦值為1～5。另外,將居民“從居住地到最近公園花費的時長”作為城市公園綠地路程距離可達性的替代變量,用于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調節變量為社會經濟地位(M),是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類型等社會階層指標的綜合體現[26]。參考前人研究,運用熵權法測算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類型的權重系數,以得到居民社會經濟地位的綜合評價指標。此外,還將居民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類型指標的平均值作為熵權法社會經濟地位的替代變量,用于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控制變量包括居民個體特征、居民家庭特征與公園綠地特征3個方面。其中,居民個體特征控制變量包括居民的性別、年齡、婚配狀況、戶籍類型;居民家庭特征控制變量包括房屋類型、居住時長、家中老人數、家中兒童數;公園綠地特征控制變量包括公園綠地游覽時長和游覽頻次。本研究具體樣本統計特征見表1,所涉及變量的說明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1 樣本統計特征

表2 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分析

1.4 模型構建

1)基準回歸模型。本研究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的提高能否促進居民心理健康,以及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在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中引發了不平等,反映在計量上即是檢驗公園綠地可達性是否對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并驗證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與居民心理健康關系間的正向調節作用。鑒于被解釋變量“自評心理健康”為有序分類變量,使用OLS回歸模型把有序數據視為基數處理,將會忽略數據之間的排序關系,因而有序Logit或Probit模型更加匹配本研究的數據特征[27]。此外,因有序Logit模型的誤差項服從邏輯分布,有序Probit模型的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而本研究所采用的部分數據并不滿足標準正態分布的條件,因此參考文獻[28-30],采用有序Log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1)

被解釋變量居民心理健康的選擇標準為:

(2)

式中:yi為第i位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依次為“很差”=1,“差”=2,“一般”=3,“好”=4,“很好”=5;δ1、δ2、δ3、δ4與δ5為切點,由模型估計得到。

2)調節效應模型。式(1)僅關注了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而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居民心理健康三者之間具體作用機制問題,還需基于調節效應模型做進一步分析。據前述理論分析可知,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關系中具有調節作用。為檢驗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本研究構建調節效應模型:

(3)

式中:Mi是調節變量,表示第i位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Xi×Mi為核心變量公園綠地可達性與調節變量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項,βi為待估測數,其他變量設置與基準回歸模型一致。

2 結果與分析

2.1 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基準模型分析

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影響的基準模型結果見表3。其中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公園綠地可達性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提高公園綠地可達性能夠顯著促進居民心理健康。通過中心城區、環城區及遠郊區樣本的對比分析發現,中心城區與環城區公園綠地可達性系數分別在1%、10%水平上顯著影響居民心理健康,而遠郊區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不顯著,表明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心理健康的提升效應在人口較為稠密且綠地資源較為稀缺的中心城區更為明顯,其次為環城區和遠郊區,呈現出由中心城區向城市外圍不斷衰減的趨勢,這也說明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存在空間異質性。綜上,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驗證了研究假設H1;且中心城區城市公園綠地的心理健康提升效益最為明顯,其次為環城區、遠郊區。此外,在不同個體特征、家庭特征與公園綠地特征下,居民心理健康狀況呈現出了明顯的異質性。

表3 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影響的模型估計結果

2.2 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效應分析

社會經濟地位對城市公園綠地與居民心理健康關系調節作用的估計結果見表3。其中,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社會經濟地位在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關系中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社會經濟地位強化了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居民生活壓力及負面情緒等心理健康問題得到有效改善;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群體能憑借其經濟能力改善居住環境[31],以更便捷地接觸城市公園綠地[32],進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此外,通過中心城區、環城區及遠郊區分樣本結果的對比分析發現,中心城區、環城區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系數分別在1%、10%水平上顯著為正,而遠郊區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系數不顯著,表明社會經濟地位對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同樣發生在人口較為稠密且綠地資源較為稀缺的中心城區,其次為環城區與遠郊區。上述模型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H2,同時,也說明了在社會經濟地位調節作用下,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呈現出顯著差異,表現為:居民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公園綠地可達性越高,進而心理健康狀況越好;而居民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其公園綠地可達性較低,進而心理健康狀況也相對較差,反映出城市公園綠地環境非正義所帶來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2.3 社會經濟地位調節作用的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社會經濟地位調節作用的穩健性,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核心變量與調節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模型結果如表4所示。第一,替換被解釋變量。通過將居民心理健康啞變量替換自評健康分類變量發現,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公園綠地可達性與社會經濟地位交互項的系數分別在10%、5%與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關系中正向調節作用存在,驗證了上述研究模型的穩健性。第二,替換核心變量。通過將公園綠地時間可達性替換距離可達性發現,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公園綠地可達性與社會經濟地位交互項的系數分別在5%、10%及5%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關系中正向調節作用的穩健性。第三,替換調節變量。通過將平均值社會經濟地位替換熵權法社會經濟地位發現,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公園綠地可達性與社會經濟地位交互項的系數分別在1%、5%與5%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關系中正向調節作用的穩健性。綜上,社會經濟地位在強化公園綠地可達性促進居民心理健康提升的關系中展現出較強的穩健性,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調節效應的可靠性。

表4 穩健性檢驗模型估計結果

2.4 社會經濟地位調節作用的異質性分析

2.4.1 戶籍差異

本研究基于戶籍類別將樣本劃分為農村和城市戶口兩個分樣本組,不同戶籍類別分樣本的模型結果見表5。其中,農村戶口樣本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說明提高農村戶口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并不能顯著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且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也不顯著?？赡茉蚴?特大城市農村戶口群體往往居住在城市郊區,綠地資源較為豐富且可達性較高,相對而言公園綠地對其心理健康的提升效益被弱化,從而表現出不顯著的特征。城市戶口樣本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說明提高城市戶口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能夠正向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且社會經濟地位在其中發揮顯著正向調節作用?？赡茉蚴?雖然城市戶口群體主要居住在人口較為密集且綠地資源較為稀缺的中心城區,但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城市戶口群體能通過購買距離公園綠地更近的住宅,從而獲取更多公園綠地心理健康效益,進而促進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綜上,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在不同戶籍類別群體間存在明顯的異質性,表現為:農村戶口群體對公園綠地可達性的心理健康促進效益不敏感,而城市戶口群體對公園綠地可達性的心理健康促進效益呈現出了明顯的需求偏好。由此發現,公園綠地可達性的心理健康促進效益有可能在城鄉地域之間形成了屏障,城鄉公園綠地的融合布局將會是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徑之一。

表5 戶籍、性別與年齡差異模型估計結果

2.4.2 性別差異

由不同性別分樣本的模型結果可知,男性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社會經濟地位的系數不顯著,說明提高男性群體公園綠地可達性能夠顯著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但男性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效應不顯著。女性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說明女性群體公園綠地可達性的提高能夠顯著影響其心理健康水平,且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效應較為顯著。通過對不同性別的對比分析發現,公園綠地可達性的提高均能顯著改善男性和女性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但相對而言,由于男性社會經濟地位普遍比女性高,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更能明顯改善其心理健康狀況,因而社會經濟地位在女性群體中表現出更強的調節作用。綜上,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在不同性別群體間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表現為:男性群體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與居民心理健康關系間的調節作用不顯著,而女性群體社會經濟地位在公園綠地可達性與居民心理健康關系間的調節作用較為顯著。據此發現,社會經濟地位對公園綠地可達性與居民心理健康水平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可能會在性別層面上進一步深化城市公園綠地環境非正義引發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2.4.3 年齡差異

按照青少年、青年、中年與老年劃分的樣本組模型結果,青少年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系數均不顯著,說明提高青少年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并未顯著影響其心理健康狀況,且社會經濟地位未發揮顯著正向調節作用。這可能因為青少年群體心理健康更多與網絡依賴、學業表現、家庭關系等因素相關[33]。青年群體與公園綠地可達性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而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系數均不顯著,說明提高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能夠顯著提升青年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但社會經濟地位未發揮顯著正向調節作用。原因在于,雖然青年群體感知到接觸公園綠地的心理健康效益,但還難以通過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改善其公園綠地可達性現狀,以獲取更多心理健康效益。中年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系數,分別在10%、5%、10%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中年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能夠正向調節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其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原因在于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積累,中年群體更能體現出社會經濟地位對其獲取更多公園綠地心理健康效益的重要作用。老年群體的公園綠地可達性、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與公園綠地可達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分別在5%、5%、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老年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發揮了正向調節作用,社會經濟地位差異容易給老年人造成顯著的公園綠地健康效益不平等問題。原因在于老年人體力活動相對較少,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能夠顯著提高其公園綠地可達性,進而影響其獲取的公園綠地心理健康效益。綜上,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在不同年齡群體間存在明顯異質性,表現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及社會經濟地位的積累,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但應注意到,作為最公平的公共產品及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城市公園綠地布局規劃應考慮弱勢群體的平等進入機會,體現城市人文關懷,促進城市公園綠地全民共建共享。

3 結 論

以促進居民心理健康為目的的公園綠地規劃設計是“健康城市”建設的關鍵。本研究從居民感知的視角出發,基于“自然-心理-社會”的理論分析,采用天津市1 559份居民調查數據,探討了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并考察了社會經濟地位在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中引發的不平等問題,主要結論如下:①基準分析發現,提高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能夠正向影響居民心理健康,并且呈現出由中心城區向城市外圍不斷衰減的趨勢。②調節效應分析發現,社會經濟地位在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關系中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并且在社會經濟地位調節作用下可能引發城市公園綠地健康效益不平等問題。③異質性分析發現,城市公園綠地可達性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在不同戶籍、性別及年齡群體間存在異質性;并且在社會經濟地位調節作用下,城市相對于農村、女性相對于男性、老年人相對于青年人更容易遭受城市公園綠地心理健康效益不平等風險。

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議:①優化布局,提高公園綠地可達性。依托城市資源本底,結合土地利用和道路交通現狀,致力于公園綠地的系統布局與接連互通,打造點、線、面相交織的城市綠地分布格局;并完善區域路網、公交線路和站點建設,以減少訪問綠地的路程距離與時間成本,提升城市公園綠地的可達性。尤其是要增加社區500 m范圍內公園綠地的面積與數量,加強破碎化綠地的系統化治理,并保證公園綠地可達性最大且可達性差異最小,以保障居民平等的進入機會和促進綠色健康福祉全民共享。②適應需求,提升公園綠地服務質量。一方面,要打破城鄉用地界線,整合各類可用資源,完善不同層級綠色空間體系,在“15 min生活圈”內滿足不同年齡階段、文化背景、收入水平等群體的休閑游憩、康體健身、文化娛樂等需求,并保障弱勢群體平等的使用機會;另一方面,在城市土地資源日漸稀缺的背景下,要注重立體綠化營建、提升綠化密度,通過立體形態管控、立體視覺調整以及立體覆被設計等,為居民創建更多的綠色健康效益與更好的社區生活體驗。③加強制度保障,促進公園綠地環境正義。在綠地分配管理上,力求區域綠地分布與人口密度相適配,并定期開展公園綠地民意調查,綜合考慮不同群體的公園綠地需求偏好,以保障綠地分配管理的社會公平。在綠地建設管理上,通過建設前合理選址、增擴綠地面積,建設中適時調整、改進綠地質量,建設后組織引導、增強綠地管理,以保障綠地建設管理的空間正義。在綠地監督管理上,建立信息公開與公眾監督機制,并保證所有居民均能掌握反饋意見的途徑,以保障綠地規劃建設中的程序正義,促進公園綠地健康效益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