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延齡對中國文學典籍的譯介
—— 以《中國評論》為中心

謝志輝

(長沙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2)

《中國評論》(TheChinaReview),也稱《遠東釋疑報》(NotesandQueriesontheFarEast),是清朝末年出版于香港的一份綜合性英文漢學期刊,該刊創辦于1872年6月,?？?901年6月,共出版25卷150期,以介紹中國為主要內容,涵蓋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政治制度、風俗習慣、對外貿易等各領域,是當時西方了解中國的重要依據和渠道,也是今天研究海外早期漢學的重要文獻資料?？梢哉f,“無論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漢學史上,還是在晚清中英文學與文化交流史上,《中國評論》都占據著無法替代和無法忽略的地位?！盵1]

《中國評論》當時最主要的撰稿人多是在華的外僑,在所有的撰稿人中,最活躍的當屬英國外交官、漢學家莊延齡。從1875年在《中國評論》發表第一篇專文起,莊延齡在該刊共發表專文120篇,釋疑及其他類文章533篇,撰文總量達到了653篇[2],居《中國評論》作者群體之冠。其中譯介中國典籍的文章數量可觀,包括譯介唐詩、《離騷》、《詩經》等中國重要文學典籍,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漢學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本文將以《中國評論》為中心,對莊延齡中國文學典籍譯介活動進行梳理與研究。

1 漢學家莊延齡其人

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時任英國外交官,也是著名的漢學家,姓名又譯為巴克爾、帕克。他出生于英國利物浦,所受正規教育不多,在從事茶葉、絲綢貿易之后開始學習中文。1869年20歲的莊延齡通過英國外交部的選拔來到中國,在中國多地擔任翻譯、領事等外交職務,還短暫在中國周邊的朝鮮、緬甸等國工作。1894年莊延齡退休回到英國,1896年在利物浦大學擔任漢語講師(Reader of Chinese),后來到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漢學教授,創立了曼徹斯特大學漢學研究中心,1926年1月病逝于利物浦寓所。

莊延齡是“僑居地漢學家”典型代表[2],在中國工作生活二十多年,對中國的現實有較多直觀的了解,其漢學研究領域廣泛,包括語言、宗教、歷史、民族、貿易等多個方面,在《中國評論》《教務雜志》《亞洲評論》等眾多刊物上發表大量研究文章,還出版了JohnChinaman,China,PastandPresent,ChinaandReligion,AncientChinaSimplified等漢學研究著作。莊延齡勤奮自律,人們常用“精力旺盛”“博學”“周全”等詞語來形容莊延齡的研究及其治學態度[3]。不過,相比其他“明星”漢學家,目前國內外研究者對莊延齡的關注度不夠,已有研究主要關注的是莊延齡的漢語研究成就,尤其是漢語方言研究。楊威[4]曾探究過莊延齡及其研究被人忽略和遺忘的原因,比如作為“業余漢學家”,莊延齡研究隨意散漫、不夠系統、層次較淺,成就遠不如“專業”漢學家,另外其他漢學家如翟理斯、高本漢等也曾對他進行過不切實際的貶低評價,以及他早年缺乏正規教育經歷也削弱了他在學術界的威信。但是莊延齡的漢學研究成果真實、豐富、生動、通俗易懂,他以《中國評論》為平臺所譯介的中國文學典籍是當時西方讀者認識中國的一座橋梁,曾為中國文化的傳播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2 莊延齡對《詩經》的譯介

《詩經》是中國詩歌的開端,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莊延齡在《中國評論》譯介中國文學典籍正是始于《詩經》?！对娊洝吩凇吨袊u論》備受關注,該刊翻譯和闡釋《詩經》的文章共有22篇,其中專文19篇,釋疑及其他3篇[5],作者包括莊延齡、湛約翰(John Chalmers)、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艾德(Ernst John Eitel)等著名漢學家。其中莊延齡以V.W.X.為筆名在《中國評論》第7卷和第8卷連載專文7篇,共翻譯《詩經》詩歌74首,均選自《詩經》中的《風》,他還發表專文1篇對金斯密的《詩經》翻譯進行評論(見表1)。

表1 莊延齡譯介的《詩經》篇目

莊延齡在《中國評論》發表的《詩經》譯文數量超過其他譯者,細讀其譯詩,不難發現他翻譯中的特點。首先,原詩的標題都沒有保留,取而代之的是該詩在《詩經》中的序號,采取的形式是No.或者Ode加數字,例如《關雎》的譯文標題為No. 1,《采蘋》的譯文標題為Ode 15。對此譯者并沒有給出說明,大概是因為漢語《詩經》中的詩歌本也就沒有題目,現有標題是后來編者統一添加的,除極少數外一般選取于詩的首句,譯者可能覺得標題無翻譯的必要。其次,莊延齡的7期譯文均定名為TheBalladsofShi-king,其中ballad(民間詩歌、民謠)一詞的使用體現了譯者莊延齡對于《詩經》的理解和定位,即具有源于民間、口口相傳、適于吟唱的特點,同時他將《詩經》看成是純文學的詩歌集,而以往傳播在西方的《詩經》中的作品首先是作為儒學經典著作,而非文學作品。此外,譯文中的注釋較少,部分篇目完全沒有注釋,少部分篇目的譯文之后有簡明扼要的注釋,這些注釋大多是介紹詩歌的主要意思,也有部分屬于解釋難點、分享譯者感想等。

請看《關雎》前四句的譯文：

原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譯文：

As the osprays woo

On the river ait,

So the graceful lass

Has her manly mate.[6]

譯文的詞匯和句法都不復雜,一句漢語譯成一行英語,兩行一組,四行一節,采取第二、四行押尾韻的方式,與英語ballads的特點一致,莊延齡其他的《詩經》譯文也同樣采用了該體裁,符合英語讀者的審美習慣,從而便于他們的理解和接受。從意義上看,譯者基本采用直譯的策略,在發表的第一篇《詩經》翻譯開頭,莊延齡寫有一段序言,強調了自己的翻譯是盡可能的直譯,“原文的每一行在譯文中都只用一行來表達”,每一行的意義都與中文相應詩行相同,并試圖通過翻譯“傳達原詩文字所表達的幽默、歡樂與絕望”[6]。

3 莊延齡對《離騷》的譯介

相比《詩經》,莊延齡翻譯的《離騷》知名度更高。1879年,《中國評論》在連載莊延齡所譯《詩經》的同時,第7卷第5期309-314頁刊載了莊延齡以V.W.X.為筆名發表的TheSadnessofSeparation,orLiSao,這是《離騷》在英語世界的首次全譯,在此之前只有對《離騷》的片段英譯[7]。同年莊延齡還在倫敦出版了《楚辭》的首個英譯本,對于《楚辭》在歐美的傳播功不可沒。莊延齡的標題翻譯較好地表現了“離騷”兩字的內涵,與《史記·屈原列傳》中“離騷者,猶離憂也”暗合,得到普遍贊許。其譯文自然流暢,可讀性強,請看例句：

原文：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譯文：

I knew that reproval was fraught with danger

I strove—— I could not withhold my part;

Ye Heavens! I call you to bear me witness：

’Twas the Prince that I had at my heart![8]

從譯文形式看,莊延齡選擇了英語讀者慣見的詩歌表現形式,四行一小節,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韻,與當時英國頗為流行的浪漫主義詩體即隔行押韻體一致,客觀上對《離騷》在西方的接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9]。同時莊延齡多用感嘆句,以體現充沛的情感,增強感染力,也與浪漫主義詩歌傳統類似,拉近了英文讀者與譯文的距離。從意義來看,譯文也較為忠實準確地傳達了原文所表達的內容,即“我早知道忠言直諫有禍,原想忍耐卻又控制不住。上指蒼天請它給我作證,一切都為了君王的緣故”。

但是,莊延齡譯文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譯文缺乏準確性,這也是學界對其詬病最多之處,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指出“莊延齡是個草率的譯者,譯文中有一些嚴重的錯誤”[10]。例如,“怨靈修之浩蕩兮”中間的“浩蕩”意為“荒唐、糊涂”,莊延齡將其翻譯為“sloth”(意為“懶惰”),此類詞、句理解錯誤還有不少。其次,莊延齡的翻譯和后來的《離騷》譯本相比一個明顯的差別就是沒有任何注釋說明與背景介紹,對《離騷》中豐富的文化信息進行了過于簡單化、過于歸化的刪略處理,使原詩的文化精髓無法真正傳達到異域文化之中。英國漢學家霍克斯(David Hawkes)評價：“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解釋?！盵10]可以說,莊延齡過于直白的方言口語的使用有損于原文的藝術美,導致“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例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莊延齡簡單地將其翻譯為“I had laboured and trained in the school of Virtue,and chastened a glowing youth”,原文中的形象比喻已經不復存在,譯文讀者不能體會到原文中的藝術美。由于缺少必要的解釋,譯文讀者無法深入理解,其中的文化信息已經消失殆盡,意境也與原文相差甚遠。

當然,莊延齡這樣處理是考慮了當時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化接受能力的客觀實際,今人也無需對處于起始嘗試階段的譯者求全責備,相反,我們應當充分肯定莊延齡在《離騷》傳播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歷史價值。

4 莊延齡對唐詩的譯介

英國雖然早在17世紀就與中國有往來,但介紹和翻譯中國唐詩卻要比法國、意大利等國較晚,莊延齡是很早注意到唐詩的英國學者之一。有學者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除了《詩經》之外,漢詩被翻譯成英語的,都不是中國詩歌的代表作。直到1887年曼徹斯特大學帕克(注：即莊延齡)翻譯了一些李白和杜甫的詩”[11]。莊延齡在《中國評論》譯介的唐詩見表2。

表2 莊延齡譯介的唐詩篇目

從表2可以發現,雖然莊延齡所譯唐詩有隨意、零散、不系統的缺陷,但所選均為唐代重要詩人,為后來唐詩英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開啟了唐詩在英語世界傳播的先機,其開拓性貢獻值得銘記。

在唐詩翻譯中莊延齡依舊采用“以詩譯詩”的策略,并不總是局限于以原詩文本為中心,而是傾向于使用優美的語言形式,有不少創作、改寫的成分,強調譯詩的文學審美性。以下為莊延齡所譯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The Drunken Port

Life’s but a vision after all,

What need to make ado withal?

So get we drunk the livelong day,

Sleeping o’ nights the fumes away.

Heigh-ho! What’s that now in the yard?

Methinks it is a little bird.

Say!Master! What’s the time o’ year?

Spring?Then the orioles are here.

Thanks for your song,my little pink!

But some one first give me a drink!

When the moon’s up I’ll sing a song：

“But I forget.Off?” (Yawns) “So long!”[12]

李白的原詩為12行,譯詩也為12行;漢詩雙數行押韻,譯詩按aabb韻式押韻,譯者以格律體英詩譯漢詩,試圖再現原詩格律之美、韻律之美,突顯詩歌的文學性。原詩描寫作者在醉意朦朧中發現世界已是鳥語花香、春光明媚的幽美境地,譯詩則通過一問一答、擬聲詞、感嘆句等方式較好地重現了這一生動、脫俗的場景,表現了詩人忘記一切人間憂慮和煩惱的心境。

但譯詩在內容上與原文有所出入,尤其是最后四句,作者李白怕自己過早酒醒,又要回到殘酷的現實社會,被種種憂心的事所折磨,因此他還得再喝上幾杯,想要陶醉在無憂無慮的世界里。莊延齡的翻譯對原意有所曲解,未能體現原詩作者逃避現實、批判現實、及時行樂的思想,且最后一句譯得較為突兀,為了與前一行sing a song押韻而增加了so long,這是莊延齡“以詩譯詩”策略的體現,也與同時代的漢詩翻譯策略相一致,當時“漢學家的中國詩詞翻譯,普遍比較重視中國古典詩詞是‘可以吟唱的歌’這一特性,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刻意講求譯詩的押韻效果,隨機增減原詩詞句的現象很常見”[13]。莊延齡正是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對原作進行了不少創造性的改寫,在忠實原詩方面有所缺陷。

莊延齡對唐詩的藝術價值有較深刻的理解,所選的唐詩大多為唐代大家之作,也是格律體英譯漢詩的倡導者和踐行者,為早期英國讀者了解中國詩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5 莊延齡英譯的特色與不足

莊延齡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的文學和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厚的感情,他翻譯的中國典籍眾多,為了實現譯文在英語世界的廣泛接受,其翻譯表現出了較強的讀者意識。他以譯文讀者為中心,充分關注目標讀者的需求和興趣,剖析讀者的接受能力,適應他們的閱讀習慣,以求得到讀者的認可,譯文的特色較為明顯。

具體而言,從形式上看,莊延齡的譯文大多為英語詩體,并且押韻,突出“文學”的形式感,這既符合早期漢學家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以詩譯詩”的特點,也與英國國內浪漫主義詩歌的韻律相一致,考慮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審美特點,同時譯文的語言通俗易懂,說明莊延齡的目標讀者為普通的英語大眾,而非學術型讀者。從內容上看,莊延齡的譯文與原文有所出入,他并不拘泥于譯文與原文字面上的機械對應,而是根據情況進行增、刪、改,以照顧讀者的理解力和閱讀體驗,也很少使用注釋來再現翻譯中難以保留的原文內容,有利于提升讀者的閱讀流暢度。從文化意象的處理策略來看,莊延齡主要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對于文學作品中比比皆是的漢語文化意象,如果他認定讀者難以理解或接受,則對文化信息進行簡單化、本土化改寫,甚至直接忽略。

雖然莊延齡的譯作也曾得到“語言親切,格式工整,韻律優美”[11]的評價,但不可否認,他的中國文學典籍翻譯存有較多不足,他的“死對頭”,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曾經諷刺他的譯詩為“語言的噩夢”(nightmares of language),“語意轉變怪異,押韻方式更加反?！?strange turns and still stranger rhymes)[14]。這些評價固然帶有個人情緒,但莊延齡翻譯存有不足卻是不爭的事實。由于沒有接受過系統正規的漢語教育,加上理解中國文學典籍本身難度較大,莊延齡翻譯中的理解性錯誤有不少,尤其是對風格、背景、題旨的誤讀常常招致評論者的非議。此外,莊延齡過于歸化的翻譯策略,造成原文蘊含的文化內涵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或流失,使譯文讀者無法全面準確地了解中國典籍。再者,莊延齡有時為了片面追求譯文的韻律而“因韻害義”,犧牲了原文的準確性和藝術價值,未能傳達原作的精髓。

6 結論

莊延齡是英國漢學界的先行者,他首次在英語世界全譯《離騷》,較早關注《詩經》及唐代重要詩人作品的翻譯,其開拓性的作用值得研究者銘記。他的翻譯目的不同于以往的傳教士漢學家,不在于傳教和印證基督教的正確性和普世性,其動機來源于自身在中國工作生活多年后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愛好,正是這份感情讓他成為了譯介中國文學典籍的先驅。

莊延齡的翻譯可讀性強,在中國文學典籍的翻譯過程中,他慣用英國讀者喜聞樂見的、押韻的英語詩體,少注釋甚至無注釋,注重譯文的文學性,對原文改寫較多,充分考慮了讀者的接受能力和閱讀體驗,這種翻譯策略直至今日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莊延齡對中國文化興趣廣泛,從他在《中國評論》發表的海量文獻就可見一斑,但客觀來講存在雜而不精的不足,翻譯中的誤譯不少,離完美的翻譯還有差距。不過翻譯就是闡釋和創造的過程,今天的我們應該用開放、寬容的心態,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莊延齡的翻譯。我們應該認識到,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他的翻譯失誤在所難免,我們也應肯定莊延齡譯介中國典籍時的善意和勇氣,以及他對中國文化在英語世界傳播的貢獻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