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來自準自然實驗的證據

李林鳳，謝帆，劉楊

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來自準自然實驗的證據

李林鳳，謝帆，劉楊

（湖南農業大學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在雙碳目標戰略時代背景下，探究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的溢出效應，對于加快鄉村生態振興具有重要意義?；?005—2020年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以低碳政策為準自然實驗，使用漸進雙重差分方法探究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并采取傾向匹配得分、工具變量等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研究發現：低碳政策會對家庭農場新增創業數量造成沖擊，該影響主要受到調整產業結構、制約經營規模和提升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異質性分析發現：低碳政策的沖擊效應對種植業區、東部地區、糧食主銷區以及非資源型城市尤為顯著。進一步討論發現：低碳政策的環保規制壓力有利于弱質家庭農場的有序退出，助力“以量換質”目標；低碳政策若與電子商務試點共同實施，則會削弱其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影響，提升鄉村創業韌性。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家庭農場；創業水平；漸進雙重差分模型

一、問題的提出

“雙碳”目標的提出，將農業低碳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自2010年7月起，我國先后三批開展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以下簡稱“低碳政策”），力求通過鼓勵綠色技術創新，完善低碳產業體系，最終實現節能減排[1]。農業活動作為碳排放五大模塊之一，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全球總量的24%，是低碳政策關注的重要領域。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憑借其農業資源豐富和進入門檻低等比較優勢，成了農民農內創業的重要組織形式和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然而，由于大多家庭農場長期以來飽受人才技術匱乏、融資困難和機械化水平低等問題制約，其創業韌性不及其他新農主體，具有較突出的創業脆弱性，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可能產生特有的雙重沖擊，一方面可能通過激勵環保實踐促進創業機遇，另一方面又可能由于環保標準導致技術和管理成本增加，使得創業者重新權衡成本與創新、環保與效益之間的關系，對農業生產的經濟可行性構成獨特挑戰[2]。農業低碳化發展是鄉村生態振興的必經之路，同時，抓好家庭農場的高質量發展，又是實現中國特色農業強國戰略的必然選擇，因此，探究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產生何種影響及如何產生影響，將有助于更靈活地調整政策，更好地支持家庭農場創業，加快實現農業低碳化轉型目標。

然而，以上現實問題在學術界卻沒有得到應有重視。首先，已有低碳政策效應相關文獻主要圍繞政策內涵[3]、減排效果[4–8]、對經濟發展的影響[9–13]和對空氣質量改善[14, 15]等方面展開，且既有文獻多聚焦于低碳政策對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的影響，對低碳政策社會效應的研究不夠充分[16]。其次，關于家庭農場創業，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家庭農場內部運營機理方面[17–19]，涉及家庭農場創業水平外部作用機理的研究較為匱乏。Rosa等[20]明確指出政策支持對家庭農場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探究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影響機制與效應，能綜合彌補低碳政策效果評估輕社會效應分析和家庭農場創業影響因素分析缺外部政策這兩個研究領域的遺憾。

基于此，本文運用漸進雙重差分方法，利用2005—2020年全國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探究低碳政策影響家庭農場創業的效應及其傳導機制，為低碳政策的優化制定和家庭農場創業抗外部風險水平提升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踐參考。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在于：第一，從理論與實證兩個維度探討低碳政策對家庭農業創業水平的影響，既豐富了家庭農場創業的影響因素研究，也是對低碳政策效應評估的重要補充。第二，從低碳政策視角切入，識別環境規制對家庭農場創業的溢出效應，厘清了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影響的作用機制。第三，利用地級及以上城市微觀家庭農場創業面板數據，從定量視角補充了家庭農場創業影響機制的實證證據。第四，低碳政策促進創新早已證明[21,22]，但對創業的影響卻缺乏關注，本文將對低碳政策的社會效應研究提供有益補充。第五，考察低碳政策對不同區域家庭農場創業的異質性影響，為各地區因地制宜落實低碳政策和培育家庭農場提供借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的影響效應

低碳政策旨在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和提升能源效率實現低碳化發展，是國家改善環境質量、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我國家庭農場主要以種植業和畜禽養殖業作為主要生產方式，在其生產過程中，碳源主要來自種植中的化肥使用、秸稈焚燒和塑料膜使用等活動，以及養殖中的畜禽糞便未達標排放、投餌和藥品使用不當等因素。這些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降碳減排的關注焦點，使得我國家庭農場面臨著嚴峻的環保壓力[23]。隨著低碳政策的推進，政府對環境規制的力度必然加大，這將導致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的成本和技術門檻提高[24]，從而影響了農戶創立家庭農場的意愿。

綜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低碳政策會沖擊家庭農場的創業水平。

（二）低碳政策影響家庭農場創業的傳導機制

Grossman和Krueger研究提出結構效應、規模效應、技術效應是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相互影響的底層邏輯[25]。創業是經濟發展由零到一的源動力，家庭農場作為創業韌性較為有限的新農主體，其對環境規制敏感度較高，借鑒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的經濟環境分析框架，低碳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將可能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經營規模變更和綠色技術創新三種途徑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產生影響。

1．調整產業結構

根據“波特假說”理論，適當強度環境規制將激勵技術進步從而引發產業結構升級。低碳政策的重要內涵之一就是發展綠色裝備技術，優化產業結構。伴隨低碳技術裝備升級，將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綠色化?，F有文獻表明，產業結構優化能夠有效降低碳排放強度[26]，是發展綠色經濟的有力抓手[27]。由此可見，低碳轉型要求下，非農產業勢必會擠占農業產業的發展空間，從而倒逼農業內部結構優化升級，即農業資源向綠色和現代化農業轉移，致使傳統經營模式下的小農因環保規制壓力而降低入市意愿。

綜上理論邏輯推斷，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低碳政策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沖擊家庭農場創業水平。

2．降低農業經營規模

基于經濟增長理論，農業要素投入將隨著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進而可能導致化肥、農藥的濫用[28]，使得在環保約束壓力下的生產成本顯著增加。根據“波特假說”，生產者的經營抉擇受到“遵循成本”效應和“創新補償”效應的影響，對于生產效率和資金儲備相對較低的生存型家庭農場，環境規制引致的遵循成本效應要大于創新補償效應，因此，不宜擴張規模，從而可能抑制農戶的創業選擇。吉雪強等[29]研究指出農業經營規模在農地流轉促進農業碳排放增加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即隨著規模擴大，農業碳排放將顯著增加，可推知環保壓力也隨之增大。由此可見，農業規?；洜I本身是把雙刃劍，在低碳政策規制下，可能會抑制部分家庭農場主擴大經營規模的創業意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低碳政策通過制約規?；洜I水平提升沖擊家庭農場創業水平。

3．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根據上文“波特假說”與低碳政策內涵可知，合理的環境規制強度能夠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蔡穎萍和杜志雄[30]分析發現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更注重低碳生產方式的應用，能夠順應低碳發展趨勢，壯大自身實力，而中小型家庭農場，在要素驅動轉化為創新驅動的新發展模式之下，受限于創新意識與資金實力，創業活力在變革期將受到沖擊，從而影響到家庭農場整體創業活力。本文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4：低碳政策通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沖擊家庭農場創業水平。

理論分析結果表明：低碳政策的實施要求農業向低碳化轉型，農業減排降碳的重點主要聚焦在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兩個方面，而這勢必會增加農業生產的資源投入，導致生產成本增加；同時，低碳政策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使綠色資源向二、三產業聚集，這可能擠占了農業發展空間，倒逼農業產業進行內部結構的優化升級。這一過程可能導致家庭農場創業的門檻提高，從而對農戶投身家庭農場創業的意愿產生影響。低碳政策影響家庭農場創業的理論機制見圖1。

圖1　低碳政策影響家庭農場創業的理論機制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基于我國先后三批實行低碳政策，本文將采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來識別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的影響。參照張兵兵、Cheng、宋弘等[12–14]的研究，設定如下模型：

eff=α+αposttreat+αx+ω+η+ε(1)

式（1）中：、分別代表城市與年份，表示家庭農場新增數量，表示低碳政策的虛擬變量。x為控制變量；ω與η分別代表城市與年份固定效應；ε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說明

1. 被解釋變量

家庭農場創業水平（）。首先根據營業執照簽發的日期確定每個家庭農場的成立日期，然后統計得到各地級市各年的新注冊家庭農場數量，用于衡量地級市的家庭農場創業活動水平。具體為新注冊家庭農場數量加1后取對數[31]。

2．核心解釋變量

低碳政策（）。由于試點區域內包括省份和地級市兩個層級，不同批次的城市名單存在交叉現象，現有研究將低碳省份所轄城市均認定為試點城市，且將政策發生時間界定為最早的一批[21]。由于部分城市統計年鑒數據缺失，剔除缺失樣本后，本文選取了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作為實驗樣本，其中，124個低碳試點城市為實驗組，其余162個城市為對照組。此外，三期政策時間分別為2010年、2012年和2017年。

3．控制變量

為了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參考已有研究[10,32]，控制了一系列隨時間變化可能影響家庭農場創業的變量。x為控制變量，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選取各地級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值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經濟發展環境，對創業有直接影響；人力資本水平，采用各地級市的人口密度對數形式表示（），人口密度會影響勞動力供給水平從而影響到家庭農場創業；基礎建筑水平，使用各地級市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對數值來表示（），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程度會影響創業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文化發展水平，選取各地級市的科教總數的對數形式來表示（），區域內的科技發展水平與文化教育投入是影響農業創業績效的重要因素；城鎮化水平（），采取各地級市的非農就業人口與總人口比值來衡量，非農就業人口占比體現了人口流動水平，從而影響到家庭農場創業；農業機械化水平（），采用各地級市的農業機械總動力與耕地面積之比來表示，農業機械化會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而對家庭農場創業產生影響；信息化水平（），采用各地級市的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年末移動電話擁有量表示，信息化水平為創業活動提供了便利，影響創業選擇；農業從業水平（），采用各地級市的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占地區總人數的比重來表示，農業從業水平影響家庭農場勞動力供給水平，是創業的關鍵要素；農業發展水平（），采用各地級市的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區域內農業產業發展水平是影響家庭農場主創業的重要環境因素。

4．中介變量

產業結構優化（）。參考王晗[26]等的研究，以“第二、三產業增加值除以第一產業增加值”作為產業結構優化的代理變量，即表示產業向綠色制造業與服務業集聚調整的程度。

農業經營規模（）。參考文獻[33]的做法，以“農作物播種面積與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比值”來表示農業規?；洜I程度。

綠色技術創新（）。參考文獻[34]的做法，以“綠色專利申請數與人口數的比值”來表示綠色技術創新程度。

（三）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分為以下兩類：一是家庭農場的創業數據，使用來自浙大卡特―企研中國涉農研究數據庫（CCAD）的數據，構建完成了2005—2020年新創家庭農場數量變化的地市級面板數據。二是城市宏觀經濟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變量和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與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礎回歸結果

本文基于2005—2020年我國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構建漸進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估計，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表2列（1）顯示，家庭農場創業水平在1%水平下呈負向顯著。同時，如表2列（2）所示，為排除城市特征和年份趨勢對分析結果的干擾，本文固定了城市效應及年份效應。結果顯示，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總體提高有顯著抑制作用。假設1得到驗證。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估計系數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括號內為標準誤。

（二）穩健性檢驗

1. 平衡趨勢檢驗

上述研究初步驗證了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活動的抑制效應，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還需對實施低碳政策前家庭農場的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變化進行平衡趨勢檢驗。本文運用平行趨勢檢驗方法，構造事件研究法的動態模型。圖2為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平衡趨勢檢驗圖。本文以政策實施前的第1期作為基期，如圖2所示，政策實施前1～4年對應的政策效應為–1～4，5年及其前的政策效應對應–5，政策實施后1～5年對應的政策效應為1～5，6年及其后的政策效應對應6。由圖2可見，低碳政策實施前各期系數估計值均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即研究樣本通過平行趨勢檢驗。

圖2　平衡趨勢檢驗效果圖

此外，在政策實施之后，從第三年開始，系數值開始顯著為負，表明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影響具有滯后性。

2．安慰劑檢驗

為了準確判斷回歸結果的顯著性是否由低碳政策引起，而非其他隨機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Li 、Cantoni等[35，36]的處理辦法來進行安慰劑檢驗。首先，從286個地級市中隨機生成“偽政策虛擬變量”進行回歸。然后，重復進行500次回歸，繪制出500個安慰劑檢驗得到的估計系數分布圖（圖3）。

圖3　安慰劑檢驗結果

如圖3所示，垂直的虛線是實際的估計值，500次隨機實驗估計系數以零為均值，呈正態分布，可以觀察到實際的估計值與安慰劑檢驗結果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可以認為本文研究的低碳政策效應未受到遺漏變量的干擾。

3．PSM-DID檢驗

為避免因城市個體差異引起回歸偏誤，本文借鑒Heckman等[37]的做法，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PSM-DID）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檢驗。首先選擇控制變量作為匹配特征變量，基于截面樣本，運用Logit模型，采取卡尺匹配，將卡尺范圍定為0.01。對傾向得分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回歸估計，回歸結果如表3第（1）列所示：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PSM-DID檢驗的結果支持基準回歸的結論。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注：[]內為Kleibergen-Paap rk LM識別不足檢驗中的值，{}內為Stock-Yogo弱識別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

4．內生性檢驗

為了克服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城市綠地面積人均值的自然對數為低碳政策的工具變量。綠地面積越大的城市對環保的重視程度往往也越大，政府越可能加大環境規制力度[38]，該城市入選低碳政策試點城市的概率就越大，滿足相關性假設。此外，城市綠地面積對家庭農場創業無明顯影響，滿足外生性假設。在表3第（2）列可見，工具變量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即以城市人均綠地面積作為工具變量的檢驗結果與前文一致，支持基準回歸結論。

5．排除其他政策干擾

在本文的考察期內，“創業型城市試點”以及“創新型城市試點”與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密切相關，可能會對家庭農場創業產生政策效應，為排除其他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得到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影響的凈效應，在基準模型中進一步引進政策變量。在基準回歸模型中，依次加入國家創業型城市試點和創新型城市試點這兩項政策實施的年份虛擬變量，結果如表3第（3）和第（4）列所示，控制創業與創新試點后，核心變量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支持基準回歸結論。

6．替換被解釋變量

為進一步驗證以上回歸模型的穩健性，并檢驗模型結果是否依賴于特定的被解釋變量，本文將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度量方式，即家庭農場的年創立數量，更換為家庭農場的年存續數量，從家庭農場存續角度體現家庭農場的創業水平。表3第（5）列顯示，核心解釋變量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仍然支持基準回歸結論。

五、進一步分析

（一）作用機制分析

參考江艇[39]的研究，本文以產業結構優化（）、農業經營規模（）以及綠色技術創新（）為路徑探究低碳政策影響家庭農場創業水平的傳導機制。為避免過度使用中介效應逐步法檢驗傳導機制的問題，取消第三步估計間接效應的大小、檢驗統計顯著性等操作，結果見表4。由表4可以看出，低碳政策通過優化產業結構、抑制規?；洜I水平和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抑制家庭農場創業水平提升，這與Bu和Liao[40]的結論一致。低碳政策會推高生產成本，從而抑制創業活動，研究假設2、假設3和假設4得到驗證。

表4　作用機制檢驗的估計結果

注：地級市人均耕地面積統計數據披露不全，導致規?；洜I數據缺失較多。

（二）異質性分析

1．農業生產對象異質性

已有研究表明，稻田碳排放比牲畜養殖業占比更高，農地利用的碳排放增長快[29]。鑒于種植業和畜牧業的生產方式與碳排放存在差異，本文以“400 mm等降水量線”為界，劃分種植業區和畜牧業區進行異質性分析[41]。表5第（1）和第（2）列顯示：在種植業區，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的創業活動產生了抑制作用，而在畜牧業區卻呈現相反的趨勢。這是由于“400 mm等降水量線”是人口分布的分界線，在東南部人口密集區，種植業面積占比更大，因此控制碳排放的任務更為繁重，所面臨的管制壓力也更大，從而對家庭農場創業產生了負向影響。相對而言，在西北部地廣人稀的畜牧區，人均耕地面積較大，減排壓力較小。此外，由低碳政策引發的綠色創新和資源流動，對技術相對落后的畜牧區創新驅動效果更為顯著，從而提升了創業水平。

2．地理區位異質性

整體上低碳政策實施顯著抑制了家庭農場創業水平，但由于區域間農業自然資源基礎、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特征不同，可能會使政策影響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本文參考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按東、中、西三大地區分組考察政策的差異化影響，表5第（3）～（5）列顯示東部地區的估計系數值顯著為負，而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估計系數不具備統計顯著性，表明低碳政策對東部地區家庭農場創業活動的抑制作用比中西部地區明顯。這是由于東部地區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家庭農場主要為政府引導型與市場主導型模式[42]，政策支持與市場波動在家庭農場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且東部地區多山坡丘陵，農業生產形式主要為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抗風險能力較低。隨著低碳政策的深入推動，環境規制力度的加大，東部地區家庭農場的創業活動更容易受到沖擊。

3．農業生產功能異質性

基于農業生產功能定位的差異，根據《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劃分出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三類樣本進行分組回歸。表5第（6）～（8）列顯示，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活動的影響在糧食主產區不顯著，但在平衡區顯著為正，在主銷區顯著為負。這可能是由于糧食主產區肩負耕地保護紅線和保障糧食安全的任務，不易受到外部環境影響。而在糧食安全時代背景下，平衡區鼓勵糧食作物耕地種植，政策優惠傾斜力度加大，顯著增強了家庭農場主創業信心。糧食主銷區則可能由于二、三產業較為發達，市場經濟比較活躍，家庭農場主要為政策導向型與市場主導型，受政策影響較大。

4．自然稟賦異質性

根據國務院發布的《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公布的資源型城市名單，將樣本城市劃分為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表5第（9）和第（10）列顯示，在資源型城市，低碳政策并未對家庭農場創業產生顯著影響，而在非資源城市，低碳政策則對家庭農場創業水平有顯著負向影響。這可能是由于資源型城市是以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地區，生態環境往往破壞嚴重，低碳政策的實施勢必會聚焦于高耗能、高排放的第二產業，因此，低碳政策規制效應輻射到第一產業的深度和廣度將被攤薄，而在非資源型城市，第一產業較資源型城市發展水平更高，家庭農場的數目也更多，所以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活動更易產生沖擊。

表5　異質性檢驗結果

（三）補充討論

1．低碳政策與農業高質量發展

引導弱質家庭農場有序退出，充分發揮市場淘汰機制，讓農技扎實、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的農戶兼并經營不善的家庭農場，是維持家庭農場良性運轉，保證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為進一步探究低碳政策在農業的溢出效應，運用熵值法構建地級市鄉村振興指數[43]，實證檢驗結果顯示（表6第1列），低碳政策能夠顯著促進鄉村振興。提升鄉村振興水平的過程，實質上代表了我國農業向更高質量發展的方向邁進。由此可見，低碳政策實質上可能是抑制了弱質家庭農場的創立，加速實現“以量換質”目標，助推家庭農場高質量發展。

表6　補充討論結果

2．低碳政策與電子商務雙試點對家庭農場創業的協同效應

普及農村電商是幫助農業生產者直接參與農產品交易的重要舉措，能夠有效地緩解農村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減少農戶參與經濟活動信息搜尋成本，降低創業準入門檻。本文通過實證檢驗發現（表6第2列），農村電商的發展有利于家庭農場創業水平提高，這一結論在林偉芬、何珮珺等[44, 45]的研究中得到佐證，即農村電商的推廣能夠幫助農戶打開農產品銷路，前向延伸產業鏈。由表6第（3）列可見，農村電商試點與低碳政策的疊加效應雖不顯著，但能夠有效緩解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的規制壓力。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05—2020年我國286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利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使用漸進雙重差分的方法，分析了低碳政策對家庭農場創業活動的影響，結論如下：低碳政策實施顯著抑制了家庭農場創業水平提高；低碳政策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經營規模和綠色技術創新產生的中介作用，對家庭農場創業造成沖擊；低碳政策的沖擊效應對不同農業生產對象、不同區域、不同農業生產功能以及不同自然稟賦影響不同；進一步分析表明，低碳政策的沖擊實質針對的主要是弱質家庭農場，有助于小農有序退出，優化產業結構；低碳政策若與電商試點政策配套實施，其協同效應能有效緩解環境規制壓力。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努力提升中小型家庭農場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服務規模經營，增強家庭農場承擔碳減排責任的適應力，并充分考慮不同地區政策效應的異質性，根據各地地形條件及發展定位，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合當地發展需求的配套措施和環境規制要求，以充分發揮家庭農場在碳減排中的重要作用。

（2）各地政府加快促進家庭農場提質保量發展，加大創新投入和技術幫扶力度，增加綠色農業技術補貼，激勵優質家庭農場創新創業，引導弱質家庭農場有序退出，或對其進行優勢互補型的合并與聯盟，以緩解環境規制壓力。

（3）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管理服務平臺，規范土地流轉程序，幫助優質家庭農場整合資源，形成規模效應，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發展生態低碳家庭農場經營模式，實現家庭農場綠色高效經營。

（4）出臺相應的電商建設配套政策，通過完善農村地區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家庭農場主電商培訓力度，增強家庭農場經營主體的創業韌性和創業活力，提高家庭農場的收入水平，為鄉村生態振興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保障。

[1] 莊貴陽．中國低碳城市試點的政策設計邏輯[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30(3)：19–28．

[2] 任重，郭焱．環境規制、社會資本對農戶低碳農業技術采納行為的影響[J]．自然資源學報，2023，38(11)：2872–2888．

[3] YAN J L，ZHAO J F，YANG X D, et al．Does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alleviate urban haze pol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1，18(21)：11287–11306．

[4] WEN S，JIA Z，CHEN X ．Can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significantly improve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2 (4)：346．

[5] 宋祺佼，王宇飛，齊曄．中國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現狀[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1)：78–82．

[6] 鄭漢，郭立宏．低碳城市試點對鄰接非試點城市碳排放的外部效應[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32(7)：71–80．

[7] 王連芬，趙園，王良?。吞荚圏c城市的減碳效果及機制研究[J]．地理研究，2022， 41(7)：1898–1912．

[8] 肖涵月，孫慧，王慧，等．從“試點”到“擴散”：低碳城市試點的包容性低碳增長效應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22，118(3)：28–40．

[9] 王亞飛，陶文清．低碳城市試點對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及效應[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1，31(6)：78–89．

[10] 龔夢琪，劉海云，姜旭．中國低碳試點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6)：50–57．

[11] 景國文．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與FDI的區位選擇[J]．華東經濟管理，2021，35(12)：43–51．

[12] 張兵兵，周君婷，閆志?。吞汲鞘性圏c政策與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來自三批次試點政策實施的準自然實驗[J]．經濟評論，2021(5)：32–49．

[13] CHENG J H，YI J H，DAI S，et al．Can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facilitate green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pilot low-carbon city initiative[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31：1158–1170．

[14] 宋弘，孫雅潔，陳登科．政府空氣污染治理效應評估——來自中國“低碳城市”建設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6)：95–108，195．

[15] 陳啟斐，王雙徐．發展服務業能否改善空氣質量?來自低碳試點城市的證據[J]．經濟學報，2021，8(1)：189–215．

[16] 王鋒，葛星．低碳轉型沖擊就業嗎——來自低碳城市試點的經驗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22(5)：81–99．

[17] DRORI I，MANOS R，SANTACREU-VASUT E ，et al. Language and market inclusivity for women entrepreneurship：the case of microfinance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8，33(4):395-415．

[18] TACCONI F，WAHA K，OJEDA J J，et al．Correction: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of on–farm diversity．A review [J]. Agr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22，42(1)：7．

[19] 蔡文著，汪達．資源稟賦對家庭農場成長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創業拼湊的中介效應[J]．江西社會科學，2020，40(7)：229–238．

[20] DE ROSA M，MCELWEE G，SMITH R ．Farm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rural policy：a case from rural Italy[J]．Land use policy，2019，81：291–301．

[21] 熊廣勤，石大千，李美娜．低碳城市試點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J]．科研管理，2020，41(12)：93–102．

[22] 徐佳，崔靜波．低碳城市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J]．中國工業經濟，2020(12)：178–196．

[23] 羅浩軒．中國農業農村碳排放趨勢測算及實現碳中和政策路線圖研究[J]．廣西社會科學，2023，332(2)：121–131．

[24] 陳剛．管制與創業——來自中國的微觀證據[J]．管理世界，2015(5)：89–99，187–188．

[25]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26] 王晗．服務業開放、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統計與決策，2023，39(16)：121–125．

[27] 李健，周慧．中國碳排放強度與產業結構的關聯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1)：7–14．

[28] 李勝，艾靜靜，袁威，等．農業產業集聚與農田生態系統碳足跡：影響機理與空間溢出效應[J]．調研世界，2023(9)：25–34．

[29] 吉雪強，崔益鄰，張思陽，等．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作用機制研究[J]．中國環境科學：2023，43(12)：6611–6624．

[30] 蔡穎萍，杜志雄．家庭農場生產行為的生態自覺性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全國家庭農場監測數據的實證檢驗[J]．中國農村經濟，2016(12)：33–45．

[31] 黃祖輝，宋文豪，葉春輝．數字普惠金融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立的影響與機理——來自中國1845個縣域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23，514(4)：92–110．

[32] 邵帥，張可，豆建民．經濟集聚的節能減排效應：理論與中國經驗[J]．管理世界，2019，35(1)：36–60，226．

[33] 馬九杰，楊晨，崔恒瑜，等．農業保險的環境效應及影響機制——從中國化肥面源污染視角的考察[J]．保險研究，2021(9)：46–61．

[34] 趙喜倉，蔣美．知識產權保護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基于知識產權示范性城市的準自然實驗[J/OL]．軟科學：1–19．http://kns.cnki.net/ecms/detail/ 51.1268.G3.20230927.1429.002.html.

[35] LI P，LU Y，WANG J．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123：18–37．

[36] CANTONI D，CHEN Y，YANG D，et al．Curriculum and ideolog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7，125(2)：338–392．

[37] HECKMAN J J，ICHIMURA H，TODD P．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8,65(2)：261–294．

[38] 史丹，李少林．排污權交易制度與能源利用效率——對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測度與實證[J]．中國工業經濟，2020(9)：5–23．

[39] 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2(5)：100–120．

[40] BU D，LIAO Y．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rural enterprise growth：Evidence from land titling reform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2，157：102853．

[41] 楊雪，王永平，王靜．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檢驗[J]．統計與決策，2023，39(11)：66–71．

[42] 田雨露，郭慶海．家庭農場區域發展特征及生成條件分析[J]．經濟縱橫，2022，443(10)：96–102．

[43] 徐雪，王永瑜．中國鄉村振興水平測度、區域差異分解及動態演進[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39(5)：64–83．

[44] 林偉芬，胡耀，何駿．電子商務發展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23，37(5)：82–96．

[45] 何珮珺，譚詞．電子商務與鄉村經濟韌性——基于“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政策的經驗證據[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3(1)：97–108．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low carbon policies on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s

LI Linfeng，XIE Fan，LIU Yang

(Business School,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dual carbon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low-carbon policy on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hip for accelera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log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6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from 2005 to 2020, taking the low-carbon policy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gradual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polic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level of family farms and its mechanism, and uses the propensity matching scor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other methods to test the robust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ow-carbon policy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new businesses in family farms, which is mainly achieved by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icting the operation scale,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effect of the low-carbon policy wa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planting area, the eastern region, the main grain sales area and the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Further discussion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of low-carbon policy is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exit of weak family farms, and help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quantity for quality”. Furthermore, if the low-carbon policy is implemented together with the e-commerce pilot, it will weaken its impact on the overall entrepreneurial level of family farms an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Low-carbon Cities Pilot Policies;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hip level; progressiv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10.13331/j.cnki.jhau(ss).2024.01.010

F324.1

A

1009–2013(2024)01–0081–10

2023－09－14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2YBA102）

李林鳳（1988—），女，湖南平江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為數字經濟與農業創新創業。

責任編輯：黃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