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素養促進農民參與鄉村治理嗎？——基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上官莉娜，魏楚珂，杜玉萍

數字素養促進農民參與鄉村治理嗎？——基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上官莉娜1，魏楚珂1，杜玉萍2

（1.武漢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江漢大學 圖書館，湖北 武漢 430056）

基于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數據，通過構建有序Logit回歸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了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作用效應和影響機制。研究發現：數字素養顯著正向影響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除數字金融素養外，不同層面的數字素養都對農民參與鄉村治理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影響過程中發揮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為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彌合接入層的數字鴻溝，也要完善對農村居民的數字教育體系，最大限度地釋放數字紅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數字素養；鄉村治理；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政治效能感

一、問題的提出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不斷加強鄉村治理工作、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保障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實踐。2018年4月，習近平在湖北農村考察時強調：“鄉村振興不是坐享其成，等不來、也送不來，要靠廣大農民奮斗?！苯陙?，各級黨委和政府通過健全村黨組織建設、下沉自治單元、培育社會資本、創新參與機制，不斷完善村級治理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顯著提升了鄉村治理整體水平。但在治理重心下沉和資源下鄉的背景下，村級治理行政化現象普遍出現，只注重提供服務，缺乏對農民群眾的組織和動員[1]，呈現村莊主體性弱化和治理成本外化的傾向[2]。在鄉村治理的過程中，一般村民參與能力弱、參與積極性不高，鄉村治理結構集權化，公共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針對性不足等問題仍然突出[3]。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以及基于技術革新的現代化治理方式正在被廣泛運用于各種治理場景中，推動著整體治理模式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信息化時代下的鄉村治理創新是我國鄉村面臨的又一次重大變革[4]。立足鄉村振興戰略，中央政府圍繞推進數字鄉村建設作出系列決策部署，為農業農村的數字化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工作指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指明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任務；2020年中央網信辦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的通知》，確定了首批數字鄉村國家試點地區；2022年中央網信辦等四部門聯合印發《數字鄉村標準體系建設指南》，意在加強數字鄉村標準化建設。從規劃到實踐，體現了國家對于鄉村數字化建設的高度重視。

通過全國行政村光纖網絡、移動通信以及涉農綜合服務平臺等數字基礎設施的持續建設，鄉村數字化水平穩步提升，數字技術逐漸嵌入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數字建設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他們對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的作用機理、實踐困境和推進路徑展開了研究。從作用機理來看，部分研究聚焦數字技術的協調、分析等工具屬性[5]，認為其可以結合互聯網平臺普惠、融合、回應、去中心化等特征，打破鄉村原有的地緣、社會關系和經濟結構，顛覆原有治理方式[6]。研究認為治理赤字、技術增負[11]、數字形式主義[12]、數字依賴[13]、智能官僚主義，技術排斥和數字鴻溝[14]等關鍵癥結導致了數字治理的實踐困境。針對以上困境，有學者從平臺搭建、監督機制、公共參與、治理結構、權力運行、治理效果等[7-9]維度探析了數字技術對鄉村治理精準、開放、融合、源頭治理模式的塑造，建議重構治理空間和打造治理共同體[10]?？傮w來看，既有研究從整體層面分析了數字技術如何嵌入鄉村治理各環節，更多關注政府在數字鄉村建設中的制度安排和平臺建設的優化，鮮有從微觀角度探索數字技術的使用對農村居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影響?！罢鲗А币暯且欢ǔ潭壬虾鲆暳舜迕裨卩l村治理和數字化轉型中的主體地位，難以充分釋放數字技術帶來的激活效應。

鄉村治理現代化不僅依靠數字建設和制度建構，更依賴于農民主體性的發揮、數字能力的提升以及對鄉村治理的深度參與。通過對數字技術的合理使用，農村居民實現公共參與的日?；?，有利于反映自身訴求，理解公共政策的內容，并對政策執行的情況進行評價與討論。但是，鄉村還存在大量的數字弱勢群體，數字環境的缺失和數字教育的不足共同制約著農民使用技術的愿望和能力，農民數字素養產生極大分化[15]。數字素養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農民對鄉村治理的深度參與[16]，影響著鄉村治理中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和鄉村自治能力的整體提升。鑒于此，本文采用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在數字鄉村建設背景下剖析農村居民數字素養與鄉村治理參與的內在關聯與作用機制，發掘推動村民自治發展的內生動力，為加快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微觀解釋。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素養與治理參與

數字素養是因應數字時代而產生的概念，國內外學者對其內涵展開了探討。Gilster最早提出應將數字素養和其他技術類型的素養區分開來，強調數字素養是對數字信息進行閱讀、理解、整合和評判的綜合能力而不僅僅是獲取[17]。Eshet將數字素養定義為居民在數字環境下進行生產、生活、社交和學習等活動的能力[18]。Martin則認為數字素養是一種發展性技能，分為使用數字工具和設備、獲取數字資源、構建新知識和新資源三個階段[19]。王佑鎂等基于對計算機素養、網絡素養、信息素養和媒體素養等相關概念的分析、整合和提取，提出數字素養是不同素養概念體系在數字時代交融、流變、拓展的產物[20]。也有學者指出，數字素養在本質上具有政治性，對數字素養內涵的理解不能脫離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21]。

盡管學界在數字素養的界定上還存在分歧，但基本認同數字素養不僅是使用數字工具的能力，還應包含對數字技術和資源進行多元化運用和創造性轉化的能力。而從現實情況來看，由于數字素養教育相對滯后和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平衡發展，我國農村居民對數字工具和設備的使用能力總體處于較低層次，難以實現數字知識的再創造。因此，本文將農民數字素養定義為農民正確認識并合理使用數字工具和技術，利用數字資源進行學習、工作、社交、娛樂和服務獲取等行為的綜合能力。結合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問卷中有關數字素養的題項設計，依據村民數字使用的具體內容將數字素養進一步拆分為數字信息素養、數字娛樂素養、數字社交素養、數字工作素養、數字學習素養、數字生活素養和數字金融素養。

數字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互聯網更是以信息傳播優勢成為動員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22]。鄭永年指出，互聯網創造出一個新的公共領域，拓寬了公眾與政府的溝通渠道，實現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雙向賦權[23]。王薪喜和孟天廣則通過對城市居民樣本的實證研究發現，“集體介入—社會導向”型的互聯網使用模式對常規政治參與、非常規政治參與都有著顯著的正向效應[24]。個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則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其所處的數字環境和自身數字能力，數字素養差距已然成為影響公民參與治理的重要因素。

沈費偉和袁歡指出，數字技術再造鄉村治理的動力機制離不開農民對數字鄉村政務、商務和農務的主動參與[25]，而良好的數字知識儲備是農民應用信息技術參與公共事務議程的關鍵要素。隨著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城鄉數字鴻溝一定程度上被彌合，技術接入機會差異逐漸演變為農民數字技能和數字使用類型的差異，物理層面的數字接入鴻溝也開始轉向農民的數字素養鴻溝[26]。蘇嵐嵐和彭艷玲發現農民群體的數字素養越高，對數字設備和數字化平臺的使用越熟練，就越有可能通過微信群、公眾號和政務App等方式獲取鄉村黨建教育、村務管理、民主監督和安全維護等公共事務領域的信息[27]，并主動參與討論和表達意見。數字素養降低了農民參與治理的門檻，拓展了參與手段和方式，有利于調動農村居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農民在村級治理中的實質參與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數字素養對于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數字素養越高的農村居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可能性越高。

（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中介作用

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是民眾對自身所處的社會階層和經濟實力的評判和認同。數字技術正在融入農村農業現代化發展和高質量轉型的全過程，憑借數據信息低成本、非排他和易復制的特性，給農業生產注入新要素和新動力，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經營渠道和管理體系的變革[28]，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城鄉市場有效對接、城鄉產業融合發展和鄉村產業升級[29]。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陣地，涵育數字素養為農村居民實現收入增長乃至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帶來了大量機會。首先，農民數字素養越高，獲取市場信息的能力就越強，有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合理配置生產要素，及時規避風險[30]，提高生產經營的利潤。其次，數字素養特別是數字商業素養越高的農村居民越有可能享受到數字經濟紅利，獲得數字普惠金融的支持[31]，通過網絡平臺發展電商、直播等新產業，拓展增收空間。最后，數字素養的提升還有助于促進鄉村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幫助處于資源劣勢如缺乏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農民群體開展創業活動[32]，擺脫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處境。

同時，有實證研究表明，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公民在參與政治活動層面存在差異，收入更高、社會階層認同更高的群體會采取更加積極的投票行為[33]。只有當人們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時，客觀的社會經濟狀況才會影響到他們的政治參與行為，客觀社會經濟狀況通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認知，對民眾社會政治態度產生影響[34]。社會經濟地位認知越高的村民越有可能形成積極穩定的社會政治態度，進而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討論、協商和決策。據此，提出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設：

H2：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在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影響中起顯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政治效能感是個體對自身所擁有的政治能力的感知，認為改變政治和社會是可能的，且自己的行為在改變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35]。Lane對政治效能感進行了劃分：一是個體對其參與并影響政治過程能力的判斷，即內在政治效能感；二是個體對政治體系重視并回應其訴求的感知，即外在政治效能感[36]。作為理解公民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的重要變量，政治效能感對治理參與的影響一直是熱點研究領域之一。李蓉蓉從學理基礎和現實意義層面分析了政治效能感對個體采取政治行為、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拉動作用[37]。裴志軍以浙江農村為樣本，實證檢驗了外在政治效能感對村民參與公共協商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38]。韓曉寧和王軍基于在線調查數據得出，在解釋政治心理因素對深度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時，外在政治效能感發揮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內在政治效能感作用不顯著[39]。因此，本文認為外在政治效能感對村民的治理參與行為有著更積極的影響，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越強，對政治系統的回應有越高的心理預期，參與鄉村治理的可能性就越大。

隨著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有研究認為相較于自身的政治經歷和政治知識[40]，媒介使用過程中對政治信息的接觸和了解對公眾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生成起著愈發重要的作用[41]?；ヂ摼W和社交媒體提供的海量政治信息和間接政治經驗逐漸成為公眾外在政治效能感獲得的重要來源[42]。相關研究顯示，青少年和城市居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往往更強[43]，因為這類群體使用新媒體獲取信息的能力更強，整體數字素養更高。換言之，個體的數字素養高低已經成為影響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的重要因素。鑒于以上討論，培育數字素養有助于拓寬農民獲取鄉村政務信息、進行政治討論的渠道，進而強化對訴求得到回應的感知，實現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主動并持續地參與到鄉村治理活動中。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影響中起顯著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簡稱CSS，2022年12月21日發布)。CSS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導的面向全國的連續性抽樣調查項目，其調查區域覆蓋了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每次調查樣本為七千到萬余個家庭，采用概率抽樣的入戶訪問方式，包含了個人和家庭基本特征、生活情況、社會價值觀、公共參與和社會評價等方面的調查內容。樣本量大、覆蓋面廣、更新及時的調查數據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科學性和時效性，且其中的調查問題與本研究的主題契合。本文研究對象為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參考相關研究，以居住地的城鄉屬性作為城鄉區分的依據，篩選出居住地為“農村”的樣本，并對涉及核心變量的缺失值、異常值進行處理，最終得到4 635個觀測樣本。

（二）變量選取和操作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就治理參與行為，有學者依據是否涉及公共議題和是否參與決策過程劃分出強制性參與、引導性參與、自發性參與和計劃性參與4種類型[44]。本研究重點關注村民為實現和維護村莊的公共利益，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的管理、決策和實施等活動中的行為實踐，即農民的引導性、自發性和計劃性參與行為?；诖?，在問卷中選取問題“最近2年，您是否參與過下列事情”中“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利用專業知識參與公共政策、公共事務論證會”“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公布的政策發表個人意見”“參加所在村居/單位的重大決策討論”和“出席政府部門組織的有關公共政策的聽證會”等5個問題對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進行綜合測度；將“參與過”賦值為1，“未參與”賦值為0，然后將5個問題答項的取值加總來衡量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取值范圍為0～5，取值越高意味著參與度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素養。依據前文的定義，首先要對農村居民的數字素養進行初步判斷，選取問題“您平時上網嗎？”進行測量，若回答為“是”則賦值為1；若回答為“否”，則賦值為0。其次，數字素養水平還體現為個體數字使用的頻率和使用類型的豐富程度，選取“您上網進行瀏覽時政信息、娛樂休閑、聊天交友、商務或工作、學習教育、網上購物或支付、投資理財活動的頻率是？”這7項數字使用的相關問題對農村居民數字素養的綜合水平進行測量，答項包括“從不、一年幾次、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周多次和幾乎每天”，分別賦值0～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則提取到2個公共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7.8%。以各因子方差貢獻率占累積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因子得分的權重來測算綜合得分，由于綜合得分存在負值，為了便于解釋回歸結果，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轉換為0～5的數值，以此代表農民數字素養的綜合水平。因子分析結果中，7項問題的KMO值為0.863，且Bartlett球形檢驗顯著性，表明測量題項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因子分析有效。

3．中介變量

本文的中介變量為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在調查問卷中選取問題“您認為目前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在本地大體屬于哪個層次？”進行測度，將答項中的“下、中下、中、中上和上”依次賦值為0～4，數值越大表示村民對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認知越高。外在政治效能感變量選取問題“您是否同意參與政治活動沒有用處，對政府部門不能產生什么根本的影響？”作為問項，答項中的“非常同意、比較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表示外在政治效能感由低到高，依次賦值為0～3，得到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取值。

4．控制變量

綜合可能影響農民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因素，選取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民族、工作類型、戶口性質、政治面貌、基層政府信任水平和所在區域等作為控制變量。

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定

被解釋變量是取值0～5分的有序離散變量而非連續變量，故選擇有序Logit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進行回歸分析，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PA表示第個被訪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DL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該農民的數字素養水平，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為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2顯示了通過有序Logit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的結果，列（1）只包含數字素養變量和鄉村治理參與變量，顯示在不添加其他任何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數字素養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0.223，<0.01)，說明數字素養的提升對農民參與鄉村治理具有積極的影響效應，H1得到初步支持。列（2）（3）（4）在陸續加入性別、年齡、民族、教育程度，戶口性質和政治面貌等控制變量后，數字素養變量的系數仍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0.418、0.386、0.419，<0.01)，說明數字素養的提升確實調動和激發了農民參與公共治理活動的積極性，數字素養越高的農民主動參與鄉村治理過程的可能性也越大，H1得到驗證。表3匯報了基準模型的邊際效應，顯示了當數字素養提升一個單位，農村居民的鄉村治理參與得分為“0”的概率就下降5.96%，治理參與得分為“1”“2”“3”“4”“5”的概率分別提高4.32%、1.18%、0.3%、0.12%和0.03%。

表2　數字素養對農村居民鄉村治理參與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

注：括號里為標準誤差。***、**、*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下同。

表3　邊際效應分析

表4的回歸結果顯示了不同類型的數字素養對農民治理參與行為的影響。除數字金融素養外，其他類型的數字素養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進一步佐證了H1。數字金融素養作用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農民的數字素養整體水平較低，而數字金融素養屬于較高層次的數字素養，投資理財等金融行為相對脫離農民的日常生活，對其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影響有限。

表4　不同類型的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的影響

（二）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研究中可能存在互為因果、測量誤差以及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基準回歸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誤，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處理。常見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適用于內生變量和因變量為連續變量的情形，而本文的被解釋變量鄉村治理參與為有序離散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有失效的風險。因此，本文采用Roodman提出的條件混合過程方法（CMP）[45]，對農民數字素養和鄉村治理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工具變量檢驗，該方法基于極大似然估計，構建遞歸方程組以實現對兩階段回歸模型的估計。參考文獻[46]，本文選擇將“2020年您全家的通信支出”的答項取對數作為數字素養的工具變量。一方面，通信支出包含著上網費、流量費等使用數字設備和工具的消費支出，客觀反映了農村居民數字素養水平，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條件；另一方面，家庭的通信支出理論上不會對農民個體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產生直接影響，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條件。

表5顯示了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和條件混合過程方法估計的結果。在2SLS第一階段回歸中，統計值為573.44超過了標準值，表明通信支出變量不存在弱工具性。在使用CMP方法估計的回歸中，內生性檢驗參數atanhrho_12在1%統計水平下顯著不為0，表明基準回歸模型存在內生性。處理內生性問題之后，CMP模型第二階段數字素養變量仍然顯著正向影響鄉村治理參與行為，且系數有所上升（=0.832，<0.01)。內生性影響下基準模型低估了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的促進效果，其真實影響會更大，再次印證了H1。

表5　內生性檢驗結果

（三）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影響機制分析

根據前面的推論和假設，數字素養通過對農民個體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高間接影響他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本文將通過逐步檢驗法對中介效應進行分析，在式（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模型：

M=β+βDL+γControl+ε（2）

PA=β+βDL+βM+γControl+ε（3）

其中M表示中介變量，其他變量的意義與式（1）相同。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47]提出的逐步檢驗法流程，依次對式（1）（2）（3）的回歸系數進行檢驗。在系數1顯著的前提下，如果系數2、4也都顯著，且2*4與系數3的符號相同，說明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否則為遮掩效應。當系數3顯著時，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否則為完全中介效應。若系數2和4有一個不顯著，就需要進一步用Bootstrap法進行檢驗，以判斷中介效應的存在。表6匯報了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6　中介效應檢驗

列（1）顯示，數字素養對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0.419，<0.01)，滿足了中介效應成立的首要條件。列（2）和列（4）表明數字素養的培育能夠顯著地提升農民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0.145，<0.01)和外在政治效能感（=0.116，<0.01）。列（3）和列（5）顯示在引入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變量后，數字素養仍然顯著促進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0.412、0.411，<0.01)，且2*4與3的符號相同，說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的影響中發揮了顯著的部分中介作用，H2、H3得到驗證。數字素養的培育有助于改善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認知，增強他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激發參與鄉村治理的信心，進而更加主動地參與鄉村治理。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前述回歸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采用更換解釋變量衡量策略和回歸模型的方式進行檢驗。將數字素養變量7項測量問題的答項“從不”到“幾乎每天”分別賦值0～5，用加總求均值的方式替換因子分析得到核心解釋變量新的取值。表7中列（1）顯示了更換解釋變量衡量策略后回歸的結果，數字素養依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促進農民參與鄉村治理（=0.387，<0.01），說明研究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用有序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替換前文使用的有序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列（2）和列（3）的結果顯示，數字素養對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顯著正向影響仍成立（=0.234、0.089，<0.01），再次驗證了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表7　穩健性檢驗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分析了農民數字素養的培育在鄉村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基于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并通過有序Logit回歸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了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行為的影響機制，得到以下研究結論。

首先，數字素養顯著正向影響農民的鄉村治理參與行為，數字素養水平越高的農村居民越有可能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協商討論，影響決策議程。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和進行穩健性檢驗后，這種積極的影響作用仍然成立。其次，研究圍繞“數字技術日常使用狀況”來劃分不同類型的數字素養，發現數字信息、娛樂、社交、工作、學習、生活素養都對農民參與鄉村治理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數字金融素養的影響有限。最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數字素養對農民鄉村治理參與的影響過程中發揮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數字素養的提升有助于拓寬農民的信息渠道，幫助處于信息和資源劣勢的群體改善自身的社會經濟狀況，加深對鄉村治理中參與的重要性的認識和理解，進而提升其參與意愿。

（二）啟示和討論

上述研究結論顯示數字素養對農民參與鄉村治理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數字技術對農民個體具有“賦能”與“賦權”的疊加效應，這意味著通過消弭數字素養的“城鄉差”“群體差”，釋放數字技術的普惠效應可以助推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當然在數字鄉村建設中，也不能陷入“數字崇拜”，技術本身只是工具和手段，只有通過數字素養的培育，充分激活其助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潛能，逐步改變治理的慣習和結構，才能實現鄉村振興的社會“智”理。數字素養對農民治理參與的影響是與農業農村的生產生活實踐深度融合的，農民數字素養的培育離不開知識和技能的學習，也離不開具體應用場景的操練，本研究為理解農民的數字化生活狀況提供了嶄新的思路。為加快推動數字鄉村建設，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數字接入層的硬件配套，也要加強對農民的數字化教育，縮小鄉村“代際”“群際”數字資源差距，避免少數農民成為“數字難民”而弱化其社會參與能力。

在數字環境建設層面，完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縮小區域數字化差距，為數字賦能農民參與鄉村治理打好基礎。鄉村數字環境的建設和優化不能“一刀切”，而應結合各地鄉村數字化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區域發展不同階段和水平采取差異化的推進策略。一方面，加快補全農村地區基礎信息化建設的短板，實現移動通信網絡、寬帶網絡、有線電視網絡全覆蓋。逐漸彌合城鄉之間及村與村之間數字接入層的鴻溝，夯實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底座。另一方面，提高鄉村數字設施和服務的水平，注重適用性和實用性，降低操作難度，簡化使用流程，提升農民對數字技術的使用意愿。加強制度和技術互嵌，通過搭建鄉村數字平臺拓寬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渠道，暢通意見表達渠道，主動回應并妥善處理農村居民的訴求，切實提升農民群體的政治效能感。

在數字素養培育層面，由政府主導并聯合優質企業、社會組織、學校等多方社會力量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鄉村數字教育體系，提高農民數字素養的整體水平，使他們在鄉村治理中更好發揮主體作用。首先，對農民群體實行分級分類分層培訓，精準識別個性化需求，有針對性地制定培育策略，將培訓資源向數字弱勢群體重點傾斜。特別是對農村留守婦女和老人，可以通過開展專項技能培訓班進行“數字掃盲”。其次，發揮不同主體的資源優勢，豐富數字素養培育的渠道和方式。鼓勵互聯網企業開發數字素養培訓的線上課程，線上學習和線下輔導相結合，有助于數字教育降成本提效率；運用基層黨組織和村委會的組織力和動員力，集中開展數字知識的培訓和學習；調動社會資源，引導鄰近的學?；蛏鐣M織開展對農民群體的數字知識教育和技能培訓活動。最后，建立農民數字素養培育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激發農民數字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樹立數字化發展的理念。讓農民群體最大限度享受數字紅利，能夠利用數字素養提升其社會經濟地位。同時，靈活運用新媒體對數字素養培育進行廣泛的正向宣傳，發揮農民數字精英群體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提升農村居民對數字技術的認知水平和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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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or not：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based o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SHANGGUAN Lina1，WEI Chuke1，DU Yuping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Library,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21 Chinese Social Survey,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y constructing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odels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 literac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except for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different levels of digital literacy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lay a positive and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literacy’s influence on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t the access level,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digital education system for rural residents, maximize the release of digital dividend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of villagers.

digital literacy;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political efficacy

10.13331/j.cnki.jhau(ss).2024.01.007

D621.5

A

1009–2013(2024)01–0054–10

2023－07－2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BZZ067）

上官莉娜（1973—），女，河南澠池人，博士生導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治理、數字政府。

責任編輯：黃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