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角色在電信網絡詐騙被騙過程中的隱性影響
——基于社會角色理論

□楊兆青,閆紹玉,王 釗

(山東警察學院,山東 濟南 250200)

一、問題的提出

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以電信網絡詐騙為代表的新型犯罪持續高發,已成為上升最快、群眾反映最為強烈的突出犯罪。[1]根據守護者計劃、騰訊衛士、騰訊黑鏡、微信支付以及QQ安全中心等團隊聯合出品的《2021年電信網絡詐騙治理研究報告》統計,在冒充電商物流客服詐騙、殺豬盤詐騙、刷單返利詐騙、冒充公檢法及政府機關詐騙等發案量排名前十的詐騙類型中,女性受害者占比分別為71%、65%、59%、56%。另外,被害群體年齡分布也呈現出鮮明特征:40歲以下被害者占比高達79%。由此推斷,青年女性已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危受害群體,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與實踐指導意義。

當前,學界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生成原因與規則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層面。一是分析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成因。從社會層面來說,該犯罪的高發源于社會道德信任的失落[2]及銀行、通信等特定行業監管的缺位,[3]強調信任機制的重塑以及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4]從個人層面來說,則是由于行為人(詐騙人、被害人、電信運營商、銀行支付機構)內心對不當利益的追求[5]及詐騙人對受害人的心理控制[6]等,亦有學者提出反社會、邊緣型、依賴型人格障礙的女大學生是詐騙受害者高危人群。[7]二是多角度探討電信網絡詐騙的防控措施。在完善立法方面,完善證據規則,明確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與定罪量刑具體標準[8];在構建政府行政監管體系方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明晰電信行政監管對象以加強對個人信息保護;在加強公民個人防范意識方面,使民眾在思想上、知識上具有抵御詐騙行為的“免疫”能力;[9]在提升治理能力方面,探索從構建大數據預警模型、[10]電子取證、[11]警種配合、[12]話術反制、[13]協同治理[14]等角度提升公安機關打擊治理能力,推動新時代治理模式[15]變革。不過,上述研究對受害者“被騙”原因的分析呈現出表象化特征,既未將其置身于社會與家庭之中考察,也未將其視為一個完整的、多面的、立體的“人”來剖析。尤其是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女性受害者的研究,更應立足于女性角色。

現代社會貌似為女性提供了更寬廣的職業發展空間,實則是將女性置于“既要掙錢養家,又要貌美如花”的雙向圍困。相較于傳統社會的“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平衡好家庭與職場”演繹為衡量現代女性成功與否的底限標尺,現代女性被賦予更復雜的人生角色。而“角色身份最為重要的觀眾是個體自身——用自身的理想化觀念來估量他們的行動”[16]351。也就是說,研究女性的行為選擇離不開對其多元角色的剖析。據此,本文引入社會角色理論,將女性多元角色大致分為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兩類,探討其在電信網絡詐騙類案中的作用機制。具體而言,為何青年女性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頻頻“入坑”?其步步“入坑”的過程,反映出個人、家庭及社會對女性哪些角色期待,而女性又是如何回應這些期待的?這是本文將要回答的問題。

二、社會角色理論

社會角色理論發軔于互動理論。美國學者喬治·米德認為,社會是協作活動業已構成的模式——這些模式可以保持,可以改變,取決于行動者內心或者他們之間互動;社會的維持或者變遷,均是通過行動者心智和自我過程實現的。[16]330盡管喬治·米德對人類社會互動基本理論作出了巨大開創性貢獻,卻忽視了社會結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于是,社會學家將目光聚焦于角色這一概念,并逐步形成結構角色理論。在結構角色理論看來,社會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互動聯系的位置或地位組成的網絡,而個體在其中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對于每一種、每一群、每一類地位,都能區分出各自不同的有關如何承擔義務的期望。[17]簡而言之,“地位”與“期待”是結構角色理論的核心因素。在傳統儒家社會,“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句話形象地描繪出女性生命角色軌跡。女兒、妻子、母親是“角色”與“地位”的更替,也承載著他人終其一生的“期待”。然而,結構角色理論的盲點在于缺乏社會互動的關注。換而言之,女性與他人的互動過程對其構建自身角色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關鍵影響。

與結構角色理論相對應,過程角色理論傾向于立足社會互動描繪個人角色。特納認為,人必須建構一個角色以扮演之,且其假定他人也在進行角色扮演。在所有的社會情境中,人們在構建自我角色的基礎上,通過向他人發出暗示施行互動,并最終完成角色扮演。[16]363在過程角色理論看來,人在構建自身角色時既會比照社會反饋、角色受尊重程度來評價角色,也會參照大眾期望來估量角色,還會根據情勢變化重新定義角色。值得一提的是,過程角色理論強調個人在角色扮演時的主觀能動性,這不僅表現在努力調適因角色沖突而帶來的緊張感,更凸顯于扮演角色與自我觀念相悖時對角色的淡化處理。正是由于過程角色理論對社會互動的高度關注,使其在解析現代女性行為選擇方面更加游刃有余。與傳統社會的三從四德相比,現代女性更認同“面包我有,你給我愛情就好”的價值觀念。因此,社會互動在解構女性角色上顯得尤為重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代女性已然完全擺脫父權制之窠臼,逃離深深根植于社會生活中的男權陰影。也就是說,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女性角色都難逃被裹挾的命運。從這一角度來看,過程角色理論在闡釋現代女性角色時亦有所局限。

結構角色理論與過程角色理論二者互為補充,搭建出體系完善、意涵豐富的社會角色理論。結構角色理論主“靜”,過程角色理論主“動”;結構角色理論偏“被動”,過程角色理論偏“主動”。因此,社會角色理論實質上是動靜結合、主被動雙向呈現的分析框架。如上文所述,現代女性是“獨立”與“依附”的疊加背負,電信網絡詐騙類案中的女性受害者也不例外。由此,本文以“為何青年女性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頻頻‘入坑’”為導向,引入社會角色理論分析視角,探析社會轉型背景下女性角色空間的被動逼仄與主動調適。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電信網絡詐騙類案女性受害者為研究對象,選取X省Y市自2021年6月至8月期間主動報案的15位女性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見表1)。訪談始于受訪者對被騙經歷的自我陳述,利用詢問方式引導受訪者描繪自己的性格特征、家庭結構及職業經歷,進而圍繞被騙經歷細節建構出涵蓋社會價值、親密關系及自我認同等因素的立體形象。15位受訪者均采用線下訪談,平均訪談時間為1.5～2.5小時。訪談全程錄音,經受訪者同意后將錄音逐字轉換形成文本,并對其予以匿名化處理。如表1所示,受訪者女性年齡跨度為22歲至39歲,涉案類型主要為刷單返利詐騙、殺豬盤詐騙及冒充電商物流客服詐騙,是探析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人“被騙”生成邏輯的典型案例。

表1 被訪女性受害者信息表

四、走入鏡像:被裹挾的女性角色

社會角色理論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社會參與方式的變化調整,個體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斷變化。[18]對于女性來說,其個人角色經歷了從傳統社會“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到現代社會“既要掙錢養家,又要貌美如花”之變遷。盡管角色變遷是社會發展進步與女性意識覺醒的歷史產物,但卻不可避免地導致女性多重角色沖突。而這種沖突又將現代女性置于價值失衡之困境,致使其對自身角色認同產生偏差。因此,本文從角色變遷、角色沖突、角色認同三重維度來描繪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角色,進而探討其在被騙過程中的隱性影響。

(一)角色變遷:女性受害者角色的層層進階

古代社會女性在出閣前,“從父”的倫理要求決定其完美地扮演女兒角色的關鍵在于“孝順”父母。出嫁后,“從夫”的道德規制迫使其嚴格遵守“三從四德”,順從地履行為夫家傳宗接代的任務。丈夫去世后,“從子”的孤寡女性很難重新組建家庭,而是以婆婆的身份加入兒子的小家庭。無論是“從父”“從夫”,還是“從子”,三者的共通之處在于“從”,而“從”字的核心理念就是“順從”,映射出古代女性必須依附男性才得以生存的現實情境?？梢哉f,古代女性“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家庭是其生命的全部場域。

表面看來,現代女性得以進入職場并獲得豐富的角色感知,但實際上是陷入“既要掙錢養家,又要貌美如花”的多向圍困。在訪談中發現,一些女性受害者與丈夫均擁有獨立職業,但當新生命降臨小家庭時,準媽媽辭職帶娃成為理所應當的選擇。當問及“為何選擇辭職帶娃”時,刷單詐騙受害者曉凡苦笑著說道:“當初也不想辭職的,我懷孕前在美容院打拼了將近十年,積攢了很多客戶資源。前年剛升職經理職位,薪水幾乎是我老公的兩倍。懷孕后,我和老公商量過很多次孩子出生后誰來帶。我們雙方父母都在外地,身體也不太好,很難幫我們,總不能讓我老公辭職回家當家庭煮男吧。沒辦法,只有我辭職了?！币虼?若從家庭經濟收益最大化角度考慮,曉凡丈夫更應當辭職帶娃。那么,維護丈夫尊嚴是許多年輕女性受害者退出職場、回歸家庭的關鍵因素。走入職場的現代女性既要分擔丈夫掙錢養家的經濟壓力,又要履行賢妻義務。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訪談中多名女性受害者經歷表明,外界對職業女性的褒揚并不代表其母職角色可以式微,陪伴倫理抬高了女性從“年輕媽媽”進階為“合格媽媽”的道德門檻。在現代家庭,兒童已經躍居家庭中心位置,父母對孩子的陪伴已經成為維系家庭親密關系的新倫理。對于很多青年父母來說,如果不能陪伴孩子,那就是不稱職的父母,對孩子的成長不負責任;如果不能陪伴,那再多的工作成就與物質增長也未必能提升生活幸福感。[19]盡管父職與母職同樣深受陪伴倫理影響,但無疑外界賦予母親更高期待。正如單親媽媽馨彥所說:“現在當媽媽真不容易,家長群里經常各種接龍,有沒有檢查背誦啊,有沒有做核酸檢測啊,有時店里忙起來真的很難及時看手機。就為這事老師找我兩次了,讓我多把心思放在孩子學習身上,讓我多關注群里信息,做一位盡職盡責的合格媽媽?？墒堑昀锷庠趺崔k,掙不到錢怎么養活孩子?”對此,全職主婦柳晗在描述自身被騙經歷時,則表現出對陪伴倫理深深的認同:“我看網上專家說3歲前的孩子是最需要陪伴的,我也是這么想的,孩子的成長過程只有一次,錯過就再也沒有了,我相信在媽媽陪伴下成長的孩子會更有安全感、更幸福?！迸惆閭惱沓晒Φ厮茉斐觥安慌惆榫筒皇呛细駤寢尅钡膬r值導向,女性受害者無論是全職主婦還是獨自創業,均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建構家庭倫理過程中。由此可見,妻子、母親與職業人,是現代女性不可偏廢的三種角色,也是桎梏個體自由發展的枷鎖。

(二)角色沖突:女性受害者角色的內在張力

依據社會角色理論,當個體在社會生活中承擔多項角色與單一角色責任時,角色之間與單一角色內部容易發生矛盾、對立和抵觸,從而引起個體內部心理沖突,最終妨礙個體角色扮演的正常進行。[20]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女性受害者所扮演的社會與家庭角色中,同樣存在著多重內在張力。

一方面,女性受害者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存在交互張力。訪談中發現,對于許多已婚受害女性來說,職業成就與家庭責任二者必須兼顧,任何一方都不能舍棄,否則便不是所謂的“成功女性”。居家待產的美甲師肖杰就是這種情形,肖杰的丈夫是一位工程師,月收入可達2-3萬,可以說肖杰家的生活是比較殷實的。在訪談中,面對采訪人“你老公每個月掙這么多,你為什么還要去刷單呢,每一單才能掙幾塊錢而已”的疑惑時,肖杰堅定地說道:“女人要獨立,特別是經濟獨立。我老公掙錢是我老公的,不是我的,雖然他把掙的錢都給我,但只有我自己掙的錢花著才舒坦,女人能掙錢才能在家里有話語權?，F在是準備生孩子沒辦法,等孩子大一點我肯定還是要出去工作的?！睆男そ艿难哉Z中可知,在她看來,母職角色是她不得不履行的義務,并不能為其奪得家庭話語權。只有經濟獨立,才能獲得丈夫的尊重。

未婚女性看似并未受到社會與家庭角色交互張力的影響,實際也深陷這一倫理枷鎖之中。根據中國民政部的歷年統計數據,2020年結婚登記中,“20～24歲”人數占比(18.6%)低于“30～34歲”(19.3%),[21]女性初婚年齡明顯推遲。但是,這并不代表著晚婚女性可以不會受家庭與社會的倫理施壓,遭遇殺豬盤詐騙女性的受害經歷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家庭本位的文化情境下,結婚成家不僅僅是個人選擇,也是父母的教養職責,并嵌入父輩的生命歷程。[22]從事醫生職業的詩雨具備碩士研究生學歷,面容姣好,收入頗豐,不過一直沒有遇到理想伴侶,卻在網絡相親中遭遇了殺豬盤詐騙,“從我自身角度來說,晚點結婚沒什么,我真的不想湊合?？墒俏乙呀?0歲了,親戚朋友都覺得我這么大了還不結婚很不正常,我不想讓我父母丟臉?！倍?職場將女性年齡、是否婚育標記為功績量尺,未婚女性也被動卷入年齡恐慌境地。在談及“為什么被騙”時,夢琪講述了自己的焦慮:“周圍人都勸我抓緊結婚要孩子,辦公室劉姐給我算了算,我如果明年28歲結婚,29歲生孩子,那趕在30歲前回來工作,還有點積累優勢。如果再晚,企業新人替代我的職位,我就會很被動。所以我想抓緊結婚,沒想到適得其反?！笨梢?單身受害女性也難以逃脫社會與家庭角色交互張力的桎梏,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選擇。

另一方面,女性受害者的妻子角色衍生出對親密關系高期待與低回報的內在張力。在現代社會,獨立意識的覺醒促使現代女性走出閨閣、進入職場。當“面包我有”后,女性對伴侶的期待自然轉為“你給我愛情就好”。訪談中發現,對于女性受害者來說,走入婚姻是為找尋終生“靈魂伴侶”。而對于她們的丈夫來說,結婚生子只是他這一生應當完成的諸多任務中的一項。兩性對物質與精神雙重需求的理解差異導致二者極其不同頻:受害者的丈夫或許認為表達愛的方式就是掙錢養家,而受害女性則希望丈夫給予其更多關心。談及“平時夫妻關系如何”時,刷單詐騙受害者肖杰無奈地說道:“談不上好或者不好吧,他每個月工資都會交給我,不抽煙、不喝酒?？墒?他那個工作太忙了,基本上一周我們也說不了幾句話。我都無法想象等我生下孩子之后會是什么情形,對,估計就是現在流行的那個詞,喪偶式育兒吧?！迸c肖杰不同的是,二胎媽媽艷青對丈夫的疏忽給予了一定理解,“以前經常因為這事吵架,后來也算是想通了,我辭職在家生二寶后,全家四口人的重擔都在他肩上扛著,他也是累得不行?！笨陀^地說,當女性受害者由于諸多因素處于辭職或者半辭職狀態時,丈夫便承擔起供養一家人的經濟重擔,也很難苛求他在下班后能夠迅速將工作模式切換為育兒模式。因此,有些女性受害者也意識到一味地要求丈夫分擔家庭責任的做法并不可取。但無論怎樣說,女性受害者妻子角色的變化使其對親密關系寄予更高的期待,而不再安于扮演一味奉獻的“全職煮婦”角色。

(三)角色認同:女性受害者角色的褒揚與貶抑

角色認同理論認為,角色認同需要通過與之相應的角色行為來得以維持和驗證,認同感強烈的個體會將他們的努力和注意力投入到所認同的活動中去,他們也會識別和抓住有利的機會來達成與角色相關的任務績效。[23]在訪談中發現,受害者無論是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還是居家看娃的全職媽媽,均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既有角色的價值貶抑以及對期待角色的過分褒揚,凸顯出女性受害者對自身角色認同的游離與迷惘。

在15名受訪的電信網絡詐騙類案受害者中,一部分女性本身就擁有獨立經濟來源。也就是說,這些女性并不滿足于現有收入。那么,在滿足溫飽甚至收入不菲的前提下,這筆額外收入的具體用途就顯得至關重要。28歲的欣姝是一名健身教練,平均月入過萬。當問及“你每個月掙得也不少,為什么還要去刷單呢”時,欣姝說:“我這個職業工作時間很靈活,會員一般是下班后才來健身,一天最忙的時候是下午和晚上,上午基本沒什么事。我想這個時間也不能光玩手機吧,就想掙點錢。而且我快30歲了,這兩年一直計劃去做醫美。我媽說,女人掙再多錢也沒用,嫁人才最重要,可我怕老了就嫁不出去了……”也就是說,在欣姝看來,30歲是一道年齡坎,暗含“女人不能變老,變老后無法獲得幸?；橐觥币约笆聵I無用論的思維邏輯。她言語之間的潛臺詞就是希望通過“變美”盡可能地疊加優勢資源,為今后順利走入婚姻生活持續加碼。欣姝渴望獲得幸?；橐龅脑竿倘粺o可厚非,但她“女人掙再多錢也沒用”的論調卻顯現出對女性社會角色深深的否定。

與上述擁有獨立經濟來源的女性不同,部分全職媽媽或者家庭主婦則是完全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對于這些女性來說,長期的居家生活已經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脫節。在與冒充電商物流客服詐騙受害者艷青談及“為何會相信對方是淘寶客服”時,艷青說道:“我自從懷老大時候就一直在家,現在老二已經上小學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照顧老公和孩子了,總覺得和外部世界距離很遠……怎么也沒想到淘寶客服是假的,為啥我的信息她知道得那么清楚呢?”在自述中,艷青也流露出想要出去找工作的想法,可是如何快速彌合自身技能與職業需求的裂縫也是擺在她們面前的難題,“一開始在家,老公看我辛苦,還挺關心我,時間久了,也就習慣了……我也想出去工作,問題是那些辦公軟件已經更新換代了,不是我年輕時候接觸的那些了,我也不會,當初真不該辭職回家……你說我是不是太笨了,一輩子也就這樣了?”由此可見,對于這部分受害女性來說,最基本的經濟獨立尚未實現。她們將自己最為寶貴的青春年華全心全意用來演繹妻子和母親角色,換來的卻是外界對為人妻、為人母的價值貶抑,這也就變相導致受害女性寄希望于重新找回社會角色以提升自身價值。但由于長期與社會脫節,無論是工作技能還是人際交往,她們都很難快速融入其中。在社會經濟高速運轉的當下,公司企業無暇給予職場新人充裕的成長時間。那么,這部分受害女性實質上是陷入進不可攻、退不可守的兩難境地。這種困境又反過來強化了角色評價對女性受害者的負面影響,致使本就缺乏獨立地位的她們再次陷入對家庭角色的二次否定之中。

依據社會角色理論,個人角色的形塑既是“地位”與“期待”的映射,也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得以不斷修正。從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的個人生命歷程角度來看,她們承繼扮演著女兒、妻子與母親三重傳統家庭角色,同時也深處媒體與商業機構著力營造的“獨立女性”價值語境中,“兼顧家庭與工作”是外界賦予她們必須完成的任務?？墒?應然的“兼顧”與實然的“無法兼顧”折射出受害女性角色的內在張力。當受害女性受制于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的雙向圍困時,外界對“平衡好家庭與職場”的宣揚促使她們貶抑既有價值,并過分夸大期待價值的積極影響。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角色處于被裹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女性受害者往往通過讓渡個體時間自主性的方式迎合外界評判標準。對于獨立個體來說,演繹好一種角色已是難得,更何況是家庭與職業的面面兼顧?因此,女性受害者只得利用時間縫隙從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進一步擠壓本就不多的自主時間。另一方面,女性受害者生硬地模仿著外界為她描繪的“成功女性”畫像,極易喪失對本體價值的理性判斷,成為亦步亦趨的“工具人”。其實,在15位受訪的電信網絡詐騙受害女性中,她們要么是為更好地撫育下一代而放棄工作,出色地扮演了家庭角色;要么是擁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在職場已小有成就。但她們對此卻并不認同,而是隨波逐流地否定自身價值。形象地說,女性受害者好比將自己置于哈哈鏡之前,她透過鏡中看到的是父母對女兒“孝順”的期待,是丈夫對妻子“賢妻良母”的期待,是子女對母親“陪伴成長”的期待,是外界對女性“獨立人設”的期待。這些期待,是人生而為人所必須承擔的家庭責任,是定義完美人生的幸福來源,也是禁錮女性探索本體價值的結構枷鎖。在此情境下,尋求外界力量的幫助就成為女性受害者的必然選擇。

五、“出走的娜拉”:女性角色的反裹挾策略

1879年,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出勇于反抗男權主義的經典女性形象——娜拉。娜拉在意識到自己的玩偶地位后,毅然決然地走出家庭,彰顯出現代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以及對男權社會的抗爭。與娜拉相類似的是,當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囿于多重角色困頓而又無法擺脫時,便開啟了提升自我價值的新進程。

(一)隔代撫養:女性受害者時間逼仄的代際嵌合

“獨立女性”本是現代女性追求個性解放與性別平等的產物,但在媒體機構與消費主義的異向引導下發生扭曲。獨立女性具有豐富意涵,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經濟獨立與精神獨立兩個層面。如果說經濟獨立可以通過提高受教育程度或者掌握一門專業技能來實現的話,那么精神獨立實為任重而道遠的艱難探索。況且,就在現代女性稍稍實現經濟獨立的時候,精神獨立非但沒有被正向提及,異化的獨立女性觀已是甚囂塵上。

在訪談中發現,隔代撫養是女性受害者應對多方時間逼仄的重要路徑。在經歷了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變遷發展后,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參與或者獨立撫養孫輩的隔代撫養成為家庭應對育幼壓力的主要途徑。[18]據2014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參與隔代撫養的老年人比例高達66.47%,由祖輩參與照料0-3歲幼兒占比為60%～70%。[24]可見,由祖輩照顧孫輩的生活成為當今“4-2-1”或“4-2-2”家庭結構的普遍運行模式。在訪談中,無論是全職媽媽、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女性,幾乎都會選擇邀請父母或者公婆幫忙照看幼兒。對此,刷單詐騙受害者雅欣說:“我孩子出生后我媽媽就過來照顧我月子了,平時都是我媽媽照顧孩子比較多,老人家看孩子比我們有經驗,孩子也和姥姥很親。時間久了,我媽也舍不下孩子,所以就一直住在一起?，F在孩子上幼兒園,平時接送都是我媽的事,我覺得這樣挺好的。我總不能一直在家看孩子吧,我打算學點東西,早點出去找份工作?！辈贿^,正如雅欣所說的那樣,隔代撫養使得她有更多的空閑時間從事其他工作。換句話說,這就使得居家女性具備成為電信網絡詐騙受害者的時間條件,這也是此類群體頻頻中招的關鍵因素。在談及“為什么會選擇刷單工作”時,小真說:“我家孩子小,在家主要是我婆婆幫我照顧孩子,不過我要喂奶什么的,也沒太有整塊的時間。當時就覺得刷單這個事幾分鐘就能操作,把孩子哄睡著了我就能干活,孩子醒了我就不干了,挺靈活的。雖然掙錢不多,但是掙一點是一點,也就行了?！庇纱丝梢?隔代撫養使得年輕女性有更多的空余時間。而以刷單為代表的電信網絡詐騙所特有的時間碎片特征,正迎合了全職媽媽既能掙錢養家、又不耽誤看娃的雙重需求。因此,全職媽媽成為刷單詐騙的重災群體也就不足為奇。

盡管隔代撫養分擔了女性受害者多重角色壓力,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如上文所說,許多女性受害者本是全職媽媽,正因為父輩參與到幼兒的撫育過程中,才使得她們有更多的精力接觸新的事物。不過,如若沒有正確的指引,這些全職媽媽很容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分子的獵物。又如,隔代撫養將養育幼兒的責任由年輕父母傳導給父輩,相對淡化母職與父職角色,實際上并不利于親子關系的和諧穩定,也與國家促進老年人身體健康、擴大老年人社會參與的積極老齡化理念相悖。再如,女性受害者被騙經歷亦是一種社會警示,即她們的遭遇可能與自身時間使用狀態存在一定的相互聯系。對于高知群體來說,一般時間使用也更為高效化。對比之下,女性受害者則無方向、無目標,呈現出時間使用空虛化狀態,更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潛在受害群體。

(二)網絡空間:女性受害者價值偏差的另類嵌染

當今社會,網絡世界已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新空間?？梢哉f,網絡空間與實體空間共同組成數字社會的全部場域。這種轉變也深深地影響了傳統犯罪形態,即犯罪場域從物理轉向虛擬,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若從個體價值角度分析,刷單詐騙、殺豬盤詐騙等犯罪恰恰填補了女性受害者在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精神空檔。訪談中發現,在15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女性受害者中,有的是面臨“三十而立”的適婚女性,有的是為照顧家庭而辭職在家的全職主婦,有的則是年收入二三十萬的職場女強人。與此相應,她們受騙也基本呈現類案化特征。因此,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之所以高發的原因之一,便是不同類案滿足了女性受害者相應的價值需求。

以刷單為代表的電信網絡詐騙類案極大地降低了受害者的入職門檻,策略性地滿足了部分女性受害者期望實現經濟獨立、成為職場女強人的主觀人設。鈺萱在受訪時說:“自由撰稿人的工作聽起來高大上,其實很多時候寫稿子很費神,而且能不能中稿有時候也要看運氣。當時刷單也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想著反正也不耽誤多少時間,還能掙錢,不比寫稿子來錢容易嗎?！辈粌H如此,一些女性受害者在訪談中提到,刷單詐騙中的團隊老師不僅待人熱情,還能夠給予其鼓勵與肯定,這是她在現實生活中難以獲得的。小真說:“我從小就學習不好,勉強念完高中就出來工作了。平時我老公忙,我們也說不上話。后來我接觸到了刷單,團隊里的菜菜老師對我很關注,總是表揚我,夸我學東西學得快,比別人聰明。其實后來那幾單我也覺得不太對勁了,可是我又想菜菜老師人那么好,應該不會騙我,我就越陷越深了?！睆男≌嬖捳Z中可以看出,有時受害女性對作案人的詐騙伎倆并非毫無察覺,只不過是一葉障目。受害女性對詐騙分子的依賴不僅僅是因為可以從中獲得經濟收益,更是由于作案人為她們構建出一整套仿真職場工作模式,她們在其中演繹著“職場女強人”角色,不斷得到他人的肯定與贊揚。所以,刷單詐騙成功地幫助受害者編織出現實社會所無法實現的完美女性人設,這些受害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難以自拔。

與刷單不同,以殺豬盤為代表的電信網絡詐騙類案則是從很大程度上滿足女性受害者的情感需求。據《2021年電信網絡詐騙治理研究報告》統計,殺豬盤損失金額遠高于其他類案。在15位受訪者中,李靜是年齡最大,也是損失金額最多(197萬)的受害者。李靜在自述中談到,她的丈夫在她不到30歲的時候便因車禍意外過世,所以這些年都是她和女兒兩個人相依為命。雖然她學歷不高,但是能言善道、勤奮好學,很快便在企業里嶄露頭角,年紀輕輕就升職為銷售經理?！半m然我事業很成功,女兒也挺聽話,可是夜深人靜的時候,還是覺得自己一個人很孤獨。這些年也見過不少人,總是沒遇到稱心的人?！焙髞?李靜在網上相親平臺與劉某相識?！八L相一般,年紀和我差不多,一開始也沒覺得他有多好?？墒锹匕l現,他很細心。我們兩個不在一個城市,但是他特別關注我們這里的天氣,比如哪天下雨,哪天降溫的,他都會一早給我發微信提醒我。平時我有工作上不順心的事,晚上回家就喜歡跟他叨叨,他也會耐心地傾聽并且給我一些建議。我能掙錢,我就想找一個貼心的人陪我過完下半生?！痹p騙分子利用部分女性經濟獨立,但情感生活空檔的特征,精準地為這些女性在虛擬網絡搭建起貼心暖男的人物形象。殺豬盤詐騙潛伏期往往長達半年以上,期間他們噓寒問暖,極盡所能地騙取受害者的信任。這類詐騙既騙錢又騙情,往往會給受害者帶來致命性傷害。值得強調的是,女性受害者遭遇殺豬盤詐騙絕非是簡單的“精神空虛”所能解釋。貝克夫婦研究認為,從種族婚姻到基督教婚姻,再到新式的個體婚姻秩序,即便現代婚姻法承認個體自主權利,但兩個人的私密決策也受制于教育系統、勞動力市場、養老金制度等社會法則。[25]同理,殺豬盤詐騙女性受害者之所以賠進了感情又輸掉了金錢,除卻滿足情感需求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隱形規則的牽制。正如詩雨所說:“我已經30歲了,親戚朋友都覺得我這么大了還不結婚很不正常?！边@也印證了社會法則對個體婚姻選擇的制度性嵌入。

透過對電信網絡詐騙類案女性受害者的剖析可以發現,當她們建構社會角色或者家庭角色受阻時,對自身價值判斷便容易產生偏差:以家庭為重的“賢妻良母”認為照顧好丈夫與兒女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具備掙錢養家的能力;在職場打拼不輸男性的“女強人”則認為即便掙再多的錢,沒有幸福家庭的人生也是失敗的。在這個只能面對電腦或手機屏幕的數據世界里,隱匿的對方為受害女性編織起一張美麗而虛幻的網絡,成功地彌補了這些女性在現實中的缺憾與不足,實現對個體價值的另類嵌染。進而,女性受害者在得以與作案人交往過程中,建構起缺失的家庭角色或者社會角色,并最終實現自我價值認同。

1923年12月,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稿中揭示娜拉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當然,社會主義社會與魯迅所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已不可同日而語,此處也無意將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類比娜拉。只是,娜拉這一角色所具備的反抗精神、迷惘困境與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有相似之處。當女性受害者深處“既要掙錢養家,又要貌美如花”的時間與價值雙重裹挾之中,反裹挾便成為她們的當然選擇。但是,當她們借助隔代撫養以獲取更多自主時間時,卻很容易因欠缺時間管理的目標性與方向性而誤入網絡空間。與此同時,潛伏于虛擬世界的電信網絡詐騙分子又策略性地滿足了不同女性受害者的價值需求,使這些原本就在現實社會受到傷害的女性再添新傷。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知乎上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現在被騙的人越來越多,被騙的金額越來越大?”在回答中也不乏諸如“被騙的人實在是人傻錢多”的消極論調。對于受害者來說,被騙經歷已是萬分痛苦,這種“人傻錢多”的論調或許就可能演變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這些電信網絡詐騙女性受害者就好似“出走的娜拉”,勇于掙脫束縛、追求幸福人生的信念是值得贊揚的,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如何理性、穩健地邁出反裹挾的生命步伐。

六、余論:告別“乘風破浪”之魅

本文基于對X省Y市15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女性受害者的調查訪問,引入社會角色理論,試圖回答女性角色在其被騙過程中的影響,即現代女性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的結構性錯位以及女性對個體價值的認知偏差是導致其被騙的關鍵驅動因素。具體來說,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從“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到“既要掙錢養家,又要貌美如花”的轉變,就意味著女性既要承擔起照顧家庭的重任,也要具備經濟獨立的能力。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女性受害者來說,時間與精力的有限性決定她們難以真正兼顧二者關系:要么是出色地扮演家庭角色的全職主婦急切地期望走向職場,要么是收入頗豐的職業女性迫切地希望邁入婚姻。但無論是哪一種,她們均呈現出對期待角色的過分褒揚以及對既有角色的價值貶抑。為迎合外界標榜的“獨立女性”完美人設,女性受害者往往借助父輩的力量應對個體自主時間的制度性擠壓。由于時間管理的無方向性,這些女性更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目標群體。犯罪分子或者是為女性受害者創設虛擬職場環境以圓“女強人”之夢,或者是趁單身女性情感空檔之機騙情又騙錢。

古諺有云:“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睂τ诂F代女性來說,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能夠兼顧當然是最為理想的狀態。但實際上,在一地雞毛的現實生活中,顧此失彼的窘狀才是常態。制衡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二者之間的關系,就好比遵循單擺定律的鐘擺,當鐘擺沖過最低點趨向另一端,那它的下一步指向必然是回歸。鐘擺依靠重力勢能與動能方可運動,但也同樣因此難以適時地?？吭诶硐胛恢?。家庭角色與社會角色的完美兼顧,就好比要求鐘擺必須精準地停止于最低點,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20年芒果TV推出的女團成長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所打造的“全能”時代女性偶像,是既要婆媳和睦、夫妻恩愛、母慈子孝,還要在職場像男性一樣去打拼奮斗,且無論面對怎樣的困難,都應當情緒穩定、聰慧睿智、勇敢堅強地“乘風破浪”。這樣的女性只存在于攝像機前,在現實中是幾乎不可能存在的。告別“乘風破浪”之魅,引導現代女性樹立積極、理性的角色觀,或許是降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案率新的有效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