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范岱克:《廣州貿易
--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1700-1845)》

王健

“廣州貿易”在清代沿海外貿體系中具有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自粵海關設立以來，千百艘西洋船舶泛海來粵貿易，使廣州口岸一步步成為富饒的“天子南庫”。外國商人、大班、水手等在廣州口岸留下諸多歷史遺跡，他們珍貴的手稿、檔案、游記則成為后人研究的一手史料。著名海洋史專家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通曉多種語言，游歷歐洲數國，他廣泛地搜集海外有關廣州貿易的檔案、史料，將一些塵封已久的一手資料加以整合，拓展了廣州口岸史研究。范岱克首部廣州貿易專著TheCantonTrade：LifeandEnterpriseontheChinaCoast，1700-1845由香港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其新鮮的史料運用與獨特的視角，為廣州口岸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吸引廣大學人關注，該書于2007年再版。本書的中譯本《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1700-1845)》(下文簡稱《廣州貿易》)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可以使大陸學者更加直觀地了解有關1700-1845年間廣州貿易研究的最新成果。

據《粵海關志》載，自乾隆十四年(1749)至道光十八年(1838)之間，廣州關稅收入增長三倍有余，來粵夷船數量增長五倍有余，貿易形勢逐年利好。(1)[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10，《稅則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3-211頁；卷24，《市舶》，第489-493頁。然而，范岱克在《廣州貿易》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一項歷史悖論：制約廣州貿易發展的不利因素眾多，為何廣州貿易仍能成為時代輝煌？帶著這些疑問，作者試圖從廣州貿易的體制本身入手，著力分析貿易存在的架構與運作機制，以此來解釋廣州貿易長時間的興盛與最后的崩潰。全書除結論外，大體可分為四個部分。

本書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分別以《廣州體制的形成》《粵海關管理程序》為題，介紹廣州貿易的產生及其運作方式。第一章作者將1700-1842年的歷史時期稱為“廣州體制”，并認為應從貿易實踐層面去圈定這一歷史階段，而非此前學者從政策確立層面限定的1757-1842年，“廣州有著150年控制澳門貿易的特殊經驗”(第2頁)。鑒于此前廣州地方官同早期澳門葡萄牙人有著豐富的貿易經驗，他們在監管、控制外商以及營造有序的貿易環境等方面積極有效，又由于澳門受水文、地理等條件所限，所以貿易最終匯聚于廣州。廣州又與同時期其他沿海港口不同，它作為內河港口的穩定性與延續性非常便于粵海關管理，加之與貿易中轉站澳門的特殊關系，一切貿易流程、規則、定例等利于貿易形成的條件在1700年左右即已確立。顯然“18世紀初廣州已經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第13頁)，1757年清廷“一口通商”的政策并非促成廣州已經形成獨特貿易地位的事實，僅是從政策方面將之延續、鞏固。

第二章作者詳細考究廣州貿易的運行網絡及粵海關在其中的控制與組織。外國商船抵達澳門航道時，將由“澳門引水人”引導至虎門稅館，行至虎門稅館后該地的兩名海關胥吏便登船隨行，直至抵達黃埔錨地。停泊黃埔后外國商船的貨物將由“官印艇”即舢舨轉運至廣州，期間歷經多個關卡的檢查，最后完成溯江而上的貿易?；浐ｊP則在整個貿易網絡中起到關鍵作用。首先引水人與行商受到粵海關管轄，只有得到貿易許可的外國商船方能從澳門順利啟航前往廣州。在前往廣州的途中，粵海關的胥吏也會登上船舶進行檢查及監督航行，其中還需經過三道關卡及軍事據點的重重復核查驗，以確保商船航行符合粵海關的規定。商船到達黃埔后便不能繼續前行，所有貨物都由官方指派的舢板負責轉運，而在這之前丈量船只成為粵海關征收港口費的重頭戲。除此之外，規定禮費及其他雜費需在返航前向粵海關繳清，如此外商方能得到準允出行的“船牌”，最后完成貿易順利返回。

本書第二部分，即第三至五章分別以《在珠江上引水》《買辦和補給品貿易》《通事》為題，聚焦到廣州貿易中的三類重要底層人物：引水人、買辦、通事。作者認為引水人是“促成貿易發展的關鍵因素”(第33頁)，他們是廣州貿易的守門人。珠江水系復雜的水文環境及越來越多吃水較深的大型商船的到來，使引水人成為珠江航道上最繁忙的角色之一。外國商船抵達珠江三角洲時，外部引水人便出現引領商船前往澳門，這一部分引水人是由當地漁民兼職出任，往往不受官府管轄。商船到達澳門后，由粵海關掌控的專業澳門引水人成為了外商的必需，他們熟悉珠江的水文地理環境以及相關的船舶知識，受到粵海關的嚴密控制。廣東水師同引水人有著一套復雜且完善的航行系統，由地方官府指導下的引水人嚴格執行航行中設立的標準，一步步引導商船前行，在此過程中獲得相應的報酬。若沒有引水人的引領，大型商船恐怕很難行走在珠江航道上，因此粵海關并不擔心商船帶來的威脅。然而隨著19世紀上半葉汽船的發明，外國船舶逐漸不再需要引水人便能穿行于珠江之上，引水人在廣州貿易中的關鍵角色變得不再那么重要。

買辦被認為是廣州貿易的“第一道防線”(第75頁)，由他們提供的補給品貿易是“粵海關控制外國人群體的一種手段”(第49頁)。買辦同樣需要粵海關的授權，由于服務對象的不同，他們又可分為“商館買辦”與“商船買辦”。由于廣州貿易長期以來的穩定性，使買辦與外商有著密切聯系，補給品貿易成為他們交易的主要內容，而買辦的傭金則可以延后繳納，利于貿易的進行。買辦除了為外商提供補給品外，還會為外商處理一些生活雜事，致使外商在廣州的生活離不開買辦的服務?；浐ｊP正是憑借外國人依賴買辦的特性，一旦有中外爭端便撤走買辦、暫停貿易，促使外商不得不進行妥協。正因為粵海關嚴格控制買辦與補給品，所以外商往往私下進行黑市交易，這種私下交易局面是以貪婪腐敗的海關胥吏和通事的長期參與維持下去的。買辦費的提高和私下補給品交易的盛行，使粵海關通過買辦監督外商的效力大打折扣，廣州貿易內部管理機構的腐朽可見端倪。

通事是受粵海關指定的官府與外商之間的中間人，他們必須處理與外國人貿易相關的所有事務。通事能夠掌握一定的商業外語，尤其是廣州英語(2)廣州英語作為一種商業英語，未有專門的書面形式，僅多用于中外商人之間的日?？谡Z交際中，在18世紀的廣州口岸初步形成，并隨著貿易的發展逐漸盛行。，但他們的工作重點在于貿易的調解與妥協，并不致力于準確清晰的翻譯，這是粵海關運用通事監督與控制外國人的手段之一。通事往往掌握著粵海關的進出口貿易數據，在粵海關授意下他們會提供這些信息給外商，以此促成商業間的合理競爭，促進貿易發展。通事除了充當貿易中介收取通事費外，他們還有多種不同的職責，如雇人、索薪、協調等以滿足外商的需求。通事有效推進貿易的進行，體現出他們在廣州貿易中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然而隨著貿易的不斷擴大，商船數量的猛增并未得到通事數量的提升，雖說這能使粵海關機構看起來更加精簡稱職，但紛繁的貿易使通事與買辦的職責相重疊。及至1842年的“條約口岸”時代，先前通事的語言條件成為劣勢，相關職責也被其他角色侵奪，通事便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本書第三部分，即第六、七、八章分別以《行政措施及其弊端》《掛旗艇、白銀、違禁品與大米》《澳門貿易、中國帆船貿易、資本市場與代理商》為題，論述促進及影響貿易發展的一些內外因素。第六章講述了粵海關自身對腐敗與走私的嚴格控制，企圖通過行政干預保持商業貿易的穩定性。限制行商的交稅時間是粵海關重要的行政手段之一，此舉雖能避免貿易中的偷漏稅行為，但行商因向外借貸資金而導致的債務危機變得高發。行商與外商處理債務的效果又截然不同，行商很少能夠得到粵海關的幫助，而外商顯然受到的幫助更多。地方官員不定時地對行商進行敲詐，使行商破產的風險增加，他們往往尋求捐納等手段以降低風險，但在粵海關嚴格的行政措施下，行商的資本很難得到保護更遑論累積財富?；浐ｊP在進出口關稅方面不斷調整政策，以加強廣州貿易的可持續收入，而外國人前往澳門的方式也被加以限制，目的是保證貿易增長的同時確保地方上的安全。以上行政措施在粵海關看起來是行之有效的，但隨著外國散商群體的興盛，原有的配套措施便顯得落后、不合理，然而這些變化并未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

第七章作者從白銀、黃金、鴉片、大米交易來講述廣州體制下的走私貿易。掛旗艇作為粵海關特許外商自由往返廣州的載具，具有偷運違禁品的獨特優勢，因而常被外商利用進行走私貿易。外商需要從中國出口黃金、茶葉等物品，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白銀，隨著外部世界白銀的緊缺，引導鴉片進口便成為外商換取白銀最為高效的方式。大米又因優厚的減稅政策成為走私販掩蓋違禁品貿易的重要載體，地方官員、中外紳商、底層民眾皆因利誘導參與其中，諸多條件推動著走私貿易的蓬勃發展?；浐ｊP雖然注意到走私貿易的猖獗，但抑制政策的提出與地方的實踐往往未能得到統一，非法貿易與合法貿易交織在一起共同穩步增長，使官方始終未能看清走私貿易的擴大已經使原本穩定的貿易越來越不受控制。

第八章作者探討廣州貿易之外的一些影響因素，對澳門口岸、中國帆船貿易與資本市場的發展給予關注。澳門口岸作為廣州貿易的延伸，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整個貿易的正常運轉。在粵海關與葡萄牙人的共同管理下，澳門很好地承接了一部分廣州貿易的分流，整個口岸擁有獨立的稅收、匯率、計量單位等條件，刺激了同廣州貿易的良性競爭，也使澳門成為走私貿易的溫床。然而，隨著官府的嚴格管控，新的走私據點出現，澳門逐漸失去其應有的地位。事實上，廣州貿易還有大量的中國帆船參與其中，這些帆船受外國人委托或自行運載貨物從中國出發前往東南亞各地，加強了東南亞產品與廣州貿易的聯系。廣州、澳門等地也有許多金融服務代理商，他們廣泛活躍在私人資本市場上，提供大量的資金供人周轉，以此保障貿易的穩定進行，只不過該資本市場后來受外國人把持。澳門貿易與中國帆船貿易都曾占據廣州貿易中相當大的份額，私人資本市場的活躍也曾共同推動廣州貿易的積極增長，受史料的限制這些因素過去很少被人提及。

本書第四部分即第九章，則以《反思廣州貿易》為題，回溯整個貿易的運行過程，探討上述諸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勾勒出廣州貿易較為清晰的發展演變脈絡。外國船只自進入珠江三角洲就已經進入粵海關嚴密監控的網絡，引水人、買辦、通事及行商等諸多中國人參與到貿易之中，這種結構上的穩定維持著貿易的發展。內部腐敗與走私貿易一直是廣州體制的痛點，但相對于貿易增長來說這無關緊要。因為在保證行政機構對貿易的控制前提下，粵海關能夠在實踐中十分靈活地處理貿易事務，他們及時采取一些治理措施以應對貿易發展中產生的“病變”，積極向朝廷傳達貿易良好的信息。廣州體制實際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體制，朝廷負責貿易政策的制定，而地方只需在政策的框架下實踐。不得不說該體制在運行過程中是非常成功的，它有效地利用地理水文條件、人員控制等方式將貿易牢牢掌控，促進著貿易的蓬勃發展。但是清代上層統治者并未注意到內部腐敗以及走私貿易的盛行，形勢上的大好掩蓋著內部問題的撕裂，最終導致問題無法調和直至崩潰。

最后，作者得出結論：缺乏對廣州體制自身歷史的重視是其最大的弊端之一，最終導致行之有效的廣州貿易體系徹底崩潰(第186頁)。朝廷向來不注重貿易信息的收集，對他們而言與切身利益相關的官方來往文書才是最重要的資料，而那些從事貿易的個體及貿易中的細枝末節，他們并不在乎。在18-19世紀外國商人云集的廣州，商業信息、航海技術已經伴隨海外貿易的發展，深刻地改變著國際貿易環境局勢，這一切仿佛只有外國人才會注意。朝廷未能及時全面、清晰地掌握廣州當地信息的變化，面對內部腐敗、走私盛行等突出問題，他們也只是進行簡單的縫縫補補，缺乏對體制支撐的一個強有力手段。外國人對廣州貿易的重視要超過中國人自身，在鴉片戰爭到來之前，外國商人已經掌控廣州的資本市場，而報紙、汽船等工具的出現更加提升了他們瓦解貿易的速率，因而體制最后的潰敗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范岱克在《廣州貿易》一書中，對廣州體制本身的結構做出合理的分析，將貿易運轉的過程清晰地呈現給讀者，解釋了為什么廣州貿易存在內部腐敗、走私盛行等諸多弊端，卻能在很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增長這一問題。除此之外，作者又將廣州貿易最終衰落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歸納，指出鴉片戰爭前廣州貿易市場上已存在不可逆轉的劣勢，對體制的誕生、興盛與瓦解作了較好的梳理。本書通體流暢、有始有終，同以往廣州口岸史及海洋貿易史的研究成果有很大不同，具體特點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點評。

海外一手史料豐富，考據嚴謹。范岱克在本書前文序及致謝部分，既完成對該領域相關學術成果的一個梳理，并向歐美檔案館、資料庫及世界各地人士的幫助表達了感謝，其個人學術素養十分嚴謹。作者本人精通多種語言，在遍訪世界各大館藏有關廣州貿易的一手史料后，其積累的素材與案例非前人所能比擬。在范岱克研究之前，廣州貿易領域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來自馬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他本人也提出這些研究內容僅占廣州貿易的25-30%(第188頁)。因此在本書中，作者大量引用此前學者未曾涉獵的荷蘭、丹麥、瑞典等稀有海外檔案，將廣州貿易的細枝末節進一步延展。在獲得豐富史料的支持下，范岱克筆下的廣州貿易更加具體與細化，因而讀者能夠看到更多的歷史細節，比如粵海關的結構、貿易制度的規定、珠江上的航行等。除此之外，作者擅于使用圖表、數據進行更加直觀的佐證，對書中涉及到的許多貿易具體細節，運用大量真實、可靠的歷史信息加以解讀，其考究歷史的功底十分豐厚，因而全書的研究成果值得信賴。

重視地理水文條件，方法別致。剖析珠江航道的地理環境影響是本書一大特點，而以往研究廣州貿易則較少考慮這方面。廣州作為內河口岸不如澳門水域及其他沿?？诎蹲杂砷_闊，但這一劣勢卻恰好成為清廷控制沿海貿易的優勢，使廣州口岸兼具腹地遼闊及易于掌控等特點。作者基于珠江航道上的地理水文條件進一步分析，指出引水人作為貿易守門人這一特殊角色，在珠江航道上熟知潮汐、暗流、水位等水文條件，是其促進貿易發展的關鍵因素。航道上特殊的地理環境，又決定了炮臺、稅館、航標的位置，黃埔錨地與官印艇即是在此條件下服務于外國商船，從而構成廣州貿易整體協調運轉的重要因素。作者特別注意到珠江水系中的西江航線作用，指出朝廷依賴于使用地理環境、水文條件等來控制外國人的往返，所以及至后期一旦汽船的出現，便迅速撕裂了整個珠江水系清廷的控制網絡。結合地理水文條件是范岱克在研究廣州貿易中的重要方法，他看到了除政策、人事、條例之外的另一套客觀存在，在對其大加應用討論的情況下，給讀者展示了廣州口岸較為真實的一面。

著力聚焦底層人物，視角新穎。囿于資料限制，過去將廣州貿易研究對象限定于督撫、監督、行商、外國大班等人物身上，學者認為他們是貿易政策的制定者與維護者，故而著墨最多。然而，本書作者卻認為廣州體制中政策的制定與實踐的結合并未統一，下層人物的實踐并不拘泥于上層統治者的施令。隨著研究資料的豐富，引水人、買辦、通事及水上疍家等這些以往僅僅作為附屬人物順帶一提的角色，如今卻蘊藏著更多的貿易真實細節。作者對引水人、買辦、通事各開一章節，通過大量的檔案事例，還原了這些底層人物在貿易中的生活與事業，闡述了他們在貿易流程、補給品供應、中外聯絡等方面的具體職責，并指出隨著貿易的發展，這些人物同粵海關的利害關系變化。數以千萬計的普通民眾往往賴以廣州貿易的正常運轉而生存，對于他們的研究資料還是過于稀少，而范岱克正是著眼于這其中一部分底層人物的真實生活情況，較好地以微知著彌補了這一宏大歷史的細節之處，可謂此領域研究的一大創新與突破。

審視貿易外部聯系，思路開闊。以往研究廣州貿易的學者，較少將澳門口岸囊括進去，同時對中國帆船貿易關注的也不多。澳門作為廣州貿易的前哨站，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特殊的歷史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廣州貿易的興盛，對珠江口的外來船舶具有較大吸引力，范岱克在本書中尤其注重澳門同廣州的聯系?；蛟S由于范岱克本人曾在澳門工作的緣故，其對澳門歷史的了解與把握十分獨到，他特別將澳門放置于整個珠三角貿易網絡的一部分進行討論，認為澳門與廣州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但又可以成為一個共同體。同時范岱克還研究了之前鮮有人探討的中國帆船貿易，他將帆船貿易單獨拎出來作為一個系統研究，又與廣州貿易的進出口商品進行了聯系，發掘了中國帆船貿易在整個珠三角貿易網絡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跳出廣州貿易的范圍局限，對廣州口岸之外的澳門貿易與中國帆船貿易等外部因素加以考察，完整勾勒出珠三角的整體貿易，俯視了各個貿易組成部分的協調運轉過程，對豐富廣州貿易的研究具有開創性。

范岱克在《廣州貿易》的撰寫過程中，頗顯年鑒學派的治史風范。本書從一開始，作者便鮮明地對廣州貿易提出歷史疑問，使整本書的展開帶有濃厚的問題意識。范岱克為了使問題得到解決，他又一步步從制度本身、貿易過程、貿易的優劣勢等角度去尋找問題的答案。范岱克不同于以往學者的縱向歷史研究，他反對以政策為導向的方式來切割廣州貿易時段，對以清代沿海的上層政治因素來大談廣州貿易歷史階段的方法，不以為然。范岱克所采取的是更加橫向的研究方法，他以底層人物及貿易的日常生活入手，通過大量的檔案、圖像、數據解讀貿易中的各個模塊，全面展開的觀察使他認識到早在1700年左右，廣州貿易體系便已在諸多沿?？诎吨歇殬湟粠?。在研究中范岱克又跳脫出傳統史學的禁錮，大量采用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等跨學科知識，對珠江上的生活與事業作了較為綜合全面的分析，展現出廣州貿易運作的精美圖景，并最終給予問題以合適的答案。

本書自英文版出版以來已有十幾年的歷史，及至近幾年中譯本的再版，全書在內容及架構上并未有較大的變化。范岱克認為雖然廣州貿易的研究在這十幾年有一定的發展，但是他的研究仍然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誠如作者所言，《廣州貿易》一書自出版以來便擁有較高的關注度，直至中譯本的再版，學界仍余熱未退。然而，筆者通讀完全書，覺得有一些地方尚可略施補充。本書注釋內容占據了近半本，雖說有眾多的細節研究，但缺乏較好的梳理與概括，在大章節的架構下有些線索略顯紛亂。如第七章介紹白銀、黃金、大米、鴉片等走私貿易貨物的聯系，看似研究得相當細化，但走私品與鴉片的關系卻變得更為復雜，影響體制腐敗的重點原因也變得模糊，倘若作者對書中的一些細節進行整理編排，想必本書將更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