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靜海寺風物暨創建年代辨析
--以三寶太監鄭和的事跡為中心

邵磊 酈英南

引言

2006年8月，有媒體爆料，在南京市“靜海寺--《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西邊一墻之隔的朝月樓地塊，南京圖騰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正在興建名為“大觀天地Mall”的工程項目。據當地原住民口口相傳，并參考之前的相關研究，可知南京下關西鄰熱河路、南毗建寧路、東望獅子山的朝月樓地塊，即是明代靜海寺舊址所在地，而參酌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存錄的凌大德繪、傅汝賢刊《靜海寺全景》木刻版畫，尤其是以靜海寺左側矗立的“真假山”與“三宿巖”巨石等完好保存至今的天然景觀為參照(1)真假山與“三宿巖”巨石，南宋時猶為江岸，以虞允文破金人于采石后至此系舟并歇宿而得名。詳見明代陳文燭撰《三宿巖記略》一文，載[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18，《盧龍山靜海寺》，《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363-364頁。，可以斷定，南京圖騰置業發展有限公司在建的“大觀天地Mall”建筑工地，正位于明代靜海寺舊址之上。南京市博物館聞訊后隨即會同下關區文化文物主管部門前往現場踏查，并與施工方進行接觸。

可惜限于當年的社會環境與客觀條件，文物考古部門只能在施工方未完全停工的情況下，便投入到了搶救性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之中，以至考古發掘所觸及的部分明代建筑遺存，最終也未能保存下來，這些當然都令人扼腕嘆息不已。本文即是筆者在考古調查與發掘的過程中，關于明代靜海寺建置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水月鏡花--明清文人筆下的靜海寺風物

明代初年，在南京北城儀鳳門外龍江“聚沙浮渚一甌”的荒涼江灘之上，先后建成規模宏大且彼此毗鄰的道觀與佛寺各一所，這便是赫赫有名的龍江天妃宮與靜海寺。其中，關于龍江天妃宮的營造始末，史載甚為確鑿，咸謂為三寶太監鄭和等第一次下西洋出使古里、滿剌加諸番國平安歸來，因“言神多感應”，遂于永樂五年(1407)九月初六日敕建完工(2)《明太宗實錄》卷71，永樂五年九月戊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994頁。。值永樂十七年(1419)九月十二日，復又“重建(龍江)天妃宮于南京儀鳳門外”(3)《明太宗實錄》卷216，永樂十七年秋九月甲寅，第2156頁。，而從時間上推算，重建之期正值鄭和等眾第五次下西洋歸來未久，庶幾可見，永樂十七年對龍江天妃宮的重建，依舊不脫與鄭和下西洋之間的聯系。

關于龍江天妃宮的肇建年代，還有《金陵玄觀志》與《康熙江寧府志》兩書所持的永樂十四年(1416)之說，但這顯然是將永樂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日明成祖朱棣《御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立石的時間，誤作為龍江天妃宮的創建年代。龍江天妃宮初創于永樂初固無可疑(4)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在南京南郊天堡橋發掘出土的明天順年間守備南京的司禮監太監懷忠墓志有云：“(南)都城之外，舊有神祠，曰‘天妃宮’。永樂初年，奉勅創建，典守不謹，厄于回祿。公念其神顯靈洋海，護國庇民，具疏請于朝，捐平昔恩賜之貲，市材鳩工，鼎新蓋造。復募兩京內外重臣官員士庶，舍財以成其事，可謂樂善好施者矣！”其中，“永樂初年奉勅創建”表述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龍江天妃宮創建于永樂五年的史事。詳見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執筆)：《江蘇南京發現明代太監懷忠墓》，載《考古》1993年第7期。?！队坪肴势諠戾鷮m之碑》極力鋪陳了鄭和下西洋船隊經海路出使往返之際，得到天妃顯靈護佑化險為夷并奏請朝廷敕造龍江天妃宮以表彰天妃之情狀。由此可見，明初永樂年間南京龍江天妃宮的肇建與重建，皆與鄭和舟師出使西洋的經行往返存有極密切的因果關系。

有意思的是，在南京明清時期的地方志書里，與龍江天妃宮相距僅僅一箭之地的靜海寺，更是一處幾乎周身每一個毛孔皆透射出與鄭和下西洋相關氣息的所在。至于這些讓人耳熟能詳以至浮想聯翩的內容，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建于明永樂年間的靜海寺，規模宏闊，氣勢不同凡響，直至明末猶位居南都“次大剎”之列，與此相偕應的是，靜海寺的建筑用材亦精良無比，據清代甘熙《白下瑣言》記載，靜海寺殿堂內的“礎石大若車輪，潤如蒼玉。柱皆數圍，或云沉香木為之，其實鐘山楠木耳”(5)[清]甘熙撰：《白下瑣言》卷7，《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0-121頁。。

其二，據明代顧起元所撰《客座贅語》記載，三寶太監鄭和永樂年間從西洋攜帶西府海棠而歸，遂“建(靜海)寺植于此”，而這些由鄭和永樂年間下西洋帶回并植于靜海寺的西府海棠，至明末“猶繁茂”(6)[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花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6頁。，入清后仍花開如錦，樹蔭可遮蔽方圓數畝地(7)參見[清]陳作霖撰：《金陵物產風土志本境植物品考》，光緒戊申(1908年)可園刊印本。，堪稱舊時南京的一處奇觀。

其三，除了西府海棠，《客座贅語》還記載，靜海寺內還藏有鄭和攜歸、出自西域畫師手筆的水陸羅漢像，值每年夏天張掛之際，南都士女都紛紛前往觀覽(8)詳見[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9，《諸寺奇物》，第298頁。，可謂極一時之盛。與之相似的是，《續文獻通考》也記載道：“金陵靜海寺藏有佛寶，來自西方，每歲時出獻佛堂上祝，云亦鄭和所取”(9)[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236，《四裔考西南夷》之“錫蘭山”條，《續修四庫全書》第7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4頁。。這里所謂靜海寺所藏鄭和自“西方”所取得的“佛寶”，雖然并未具體說明是何物件，然以其“每歲時出獻佛堂上?！?，也就不能不讓人聯想到顧起元所記鄭和自西域攜歸的水陸羅漢畫像來。

其四，清道光時舉人潘德輿《養一齋集》存錄《靜海寺》長詩，詩云：

“龍江煙水秋茫茫，靜海寺外千帆檣。眼前江水等一勺，寺僧為我談西洋。荷蘭真臘久入貢，雄心未饜明文皇。刑余之臣佐遠馭，戈船直指西南荒。從行白骨擲海岸，九死歸來頭亦霜。大共小球侈王會，明珠犀象盈歸裝。奇珍鉅萬不暇數，龍驤萬斛堆沈香。請看入門第一殿，以香為柱香為梁。游人傳誦五百載，手摩鼻嗅憐芬芳?；追钌闲畔銍?，此公所到真天堂。我聞僧語色不許，喜功好大無純王。穆滿瑤池不足信，春秋外傳譏白狼。史公微文大宛傳，張騫廣利謀非臧。何況魁柄假閹寺，遠人不來專出疆。千尋梁棟足瞻仰，萬人汗血誰憐傷。更看銅鼎萬鈞重，雷紋古篆追周商。洪熙元祀鄭和造，益知貨寶歸貂珰。委鬼逆焰屋明社，永樂作俑墮乾綱。兵部冊籍可一炬，良臣卓識邦家光。語僧勿祀馬三保，讀史吾欽劉職方”(10)轉引自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第55頁。。

上述潘德輿《靜海寺》詩可謂基于經世致用立場的詠史詩，通篇充斥著對明初鄭和下西洋得失的反思，惟詩中假靜海寺僧之口道出寺內所存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兩種遺存，即靜海寺天王殿的梁、柱與所供置“雷紋古篆追商周”的“萬鈞重”的銅鼎，甚是引人矚目。關于靜海寺天王殿內的梁、柱等木構件，傳為鄭和下西洋攜歸的沉香木斫制，游人至此，莫不“手摩鼻嗅”以感觸芬芳(11)據明代《金陵梵剎志》靜海寺木刻全景圖所示，靜海寺山門內的建筑依次為天王殿、大雄寶殿、彌勒殿、方丈、毗盧殿及其上的潮音閣，故可斷定潘德輿的《靜海寺》詩的“入門第一殿”即天王殿。。但潘德輿卻對此殊不以為然，在他眼中，明初勞民傷財的七下西洋，無非是為了滿足明成祖朱棣平服諸番的好大喜功乃至對海外奇珍異寶的占有欲，于生民無益，靜海寺天王殿以西洋沉香木構架的“千尋梁棟足瞻仰”，但背后卻是“萬人汗血誰憐傷”，代價未免太過沉重。

至于寺內“雷紋古篆追商周”的“萬鈞重”的銅鼎，傳云亦是洪熙元年(1425)由屢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施奉寺宇。潘德輿對此更是嗤之以鼻，并以“益知貨寶歸貂珰”的詩句，直指鄭和等也在屢下西洋的過程中獲利自肥的可能。因此之故，潘德輿盛贊成化朝兵部職方郎中劉大夏將“兵部冊籍可一炬”的極端做法，認為是“良臣卓識邦家光”，并“語僧勿祀馬三?！?，可能也有規勸靜海寺僧大可不必動輒將鄭和下西洋的事跡及其與靜海寺的淵源掛在嘴上喋喋不休的意思。

其五，清代咸同間的上元人張汝南《江南好》詞云：“江南好，靜海傍江洵，殿礎九楹雕碧玉，佛龕百煉抹黃金，三寶證皈心?！辈⒂凶⒃唬骸办o海寺在儀鳳門外，明內監馬三寶使西洋回建護法，塑三寶像，殿柱以碧玉石為礎，最有名?！编嶛Q聲、鄭一鈞編纂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根據《江南好》詞注文中的“塑三寶像”，認為南京靜海寺中曾經安奉鄭和的塑像，并且這一尊塑像直至清代晚期仍存(12)轉引自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第51頁。。

上述種種關于鄭和下西洋與南京靜海寺的因緣的具體材料，不可謂不豐富。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敘述無一不是發生于明末以后，并且大多是入清以后的記載，幾乎與可信度大打折扣的民間口碑史料無異，充其量只能是聊備一說而已，然而歷經當代文化學者不求甚解、添油加醋的重復與演繹，幾已成為人所共知的確切不疑之論。

譬如，清代甘熙《白下瑣言》所記“大若車輪、潤如蒼玉”的青石質鼓鏡式柱礎，在圍繞朝月樓地塊進行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過程中時有所見，但其規制并沒有與南京南郊華嚴寺等位列“中剎”的寺院礎石有什么不同，倒是關于天王殿內柱礎石之上的“柱皆數圍，或云沉香木為之，其實鐘山楠木耳”(13)據潘德輿《靜海寺》詩云：“請看入門第一殿，以香為柱香為梁”，可推知《白下瑣言》所言應是特指靜海寺“入門第一殿”，亦即天王殿。，歷來卻乏人深究，因為不僅考古發現靜海寺柱礎石鼓鏡的周長(亦即其上所承木柱的周長)不可能達到數人合圍的體量，且其所述亦不免令人生疑，莫非南京鐘山也會有楠木生長？

再如，潘德輿《靜海寺》詩中所謂“洪熙元祀鄭和造”的“萬鈞重”銅鼎，盡管《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指出：鄭和既然曾鑄造銅鐘供奉于福建長樂三清殿，那么鑄造銅鼎供奉于靜海寺也就不是孤立的現象，故而值得信從，并且進一步推斷這銅鼎應是鄭和率領下西洋官兵守備南京時，“為了紀念以前六下西洋所鑄造的，鼎上也必鑄有銘文?！羧蘸竽馨l現這一銅鼎，那對研究鄭和下西洋，將提供一件珍貴的實物資料?！?14)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第55-56頁。不過推究文辭，筆者卻認為這件“雷紋古篆追周商”的銅鼎仍有于理未安之處。

明初所鑄金屬禮器或供器，如銅鼎或三足爐之類，在南京南郊明代早期的華嚴寺僧人墓與朝天宮道士劉淵然墓內多有發現，其中，劉淵然之死還曾得到了具有官方背景的悼亡之禮。(15)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西善橋明代長春真人劉淵然墓》，載《文物》2012年第3期。然而這些方外人士的墓葬里所隨葬的金屬鼎、爐之類供器，皆墓主生前使用的器具，其器表皆光素無紋，無一例外，可見是明初時代風氣使然，并非偶然的現象。這樣看來，同為明代早期，鄭和即便真的有發心鑄造銅鼎施奉于靜海寺之舉，所施奉的銅鼎亦必不脫此窠臼。更何況潘德輿所記述的銅鼎兼飾“雷紋”與“古篆”的商周風骨，形制既宏大厚重，且有指向性明確的銘文，如此珍貴且夙有掌故可考的物件，居然不見載于明人筆記，反而呈現于晚清時人的詩作，則不免令人疑為清代金石學大興之后出于好事者牽強附會的“贗鼎”了。

至于《江南好》詞也是如此。張汝南生活的年代，靜海寺的建筑規制仍保持舊有的格局，但張汝南眼中的“殿礎九楹”，亦即九開間的建筑，顯然是只有皇宮、帝陵或與之相埓的禮制建筑才可以擁有的規制。對于在明代南京寺院中屬于“次大剎”的靜海寺而言，則是難以想象的。庶幾可見，《江南好》詞關于靜海寺殿宇開間的記述也不能令人信服。以此而言，詞句中提及的靜海寺內“塑(馬)三寶像”云云，或也有道聽途說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或許正是為了“契合”《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一書對《江南好》詞注的解讀，近年在海外果然“新發現”了一尊傳為南京靜海寺早年流出的鄭和銅像，該銅像是一尊頭戴官帽、身著補服的拱手立像，僅存上半身。銅像本身并非新仿，但附會為鄭和的塑像，卻并無確鑿的材料予以證明。

明都南京與鄭和有因緣的寺廟不可謂少，除了靜海寺之外，至少還有歸諸“大剎”的大報恩寺與“中剎”的碧峰寺等。其中，大報恩寺為鄭和奉敕監造，碧峰寺則是鄭和所中意的終老之所，鄭和甚至在生前就已安排其宦官同儕將自家的佛教法器、法物捐贈碧峰寺內供奉(16)邵磊：《鄭和與碧峰寺非幻庵--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記>與<非幻禪師塔銘>為中心》，載《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5-108頁。。此外，還有明初同樣為紀念明代太監出洋通蕃而建成位于南京南郊的“小剎”寧海寺等。但問題是，前述三寺都沒有像靜海寺這樣，在時移代易之后卻反而衍生出許多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傳說見聞，這自然是很令人感到興味的。而究其原委，或許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于大報恩寺與碧峰寺、寧海寺等梵剎入清以后皆法門不振，香火衰微，有的甚至近于廢圮。相較而言，由于江岸環境的變化乃至順江而下的外來人口大量涌入等因素，由明入清的靜海寺仍然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至清乾隆年間，住持浩清更將靜海寺重新修整，并于寺內創石戒臺，使得靜海寺這一前明舊剎竟一度被譽為金陵佛教律門之冠冕(17)[清]甘熙撰：《白下瑣言》卷7，第120、121頁。，慕名前來剃度皈依者日眾，直至“道光壬辰二月二十二日卯時，不戒于火，悉成灰燼，僅留山門、天王殿而已。當是時，赴救水龍銅管多裂，水不能出。殿旁大銀杏一株，烈焰騰騰，自樹腹吐出，以助其猛，蓋數為之也”(18)[清]甘熙撰：《白下瑣言》卷7，第121頁。。但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靜海寺猶被選中作為中英“江寧條約”的議約地而言，可以想見在經歷了道光十二年(1832)的回祿之厄后，靜海寺很快便得以興復，并且仍然是下關沿江一帶最為氣派的建筑群。由此可見，對于入清以后的靜海寺住僧而言，附會前朝三寶太監鄭和及其下西洋的史跡，不能說沒有增添靜海寺身價乃至香火的因素在內。

二、永樂乎？洪熙乎？--靜海寺的創建年代問題

明代南京靜海寺的創建年代缺乏第一手史料的確鑿記載，在這一方面遠不如毗鄰的龍江天妃宮之淵源有自，前文對此已有述及。因此，欲探究靜海寺創建的年代，仍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從相對晚出的材料來尋繹跡得近真相的認識。

關于靜海寺建置的文獻史料，以前引明代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葛寅亮撰《金陵梵剎志》卷18《盧龍山靜海寺》收錄最為集中，后世學者對靜海寺創建年代與相關問題的探究檢討，也多是圍繞于此來進行的。不過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金陵梵剎志》雖有來自南京禮部的官方背景，但畢竟成書并“發南京僧錄司刊”之際，已屆明末的萬歷三十五年(1607)，而其時由于南京佛寺制度渙散，蕭條不振，加之寺產流失嚴重，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多付之闕如，甚至連南都“三大剎”天界寺、靈谷寺與大報恩寺的“因革鼎新”，也都難于周悉。故而葛寅亮在遍檢禮部檔案之余，也不得不“禮失而求諸野”般登門，向先世自洪都大樹里徙居南京，一向“避世隱居、譚禪繕性、修出世法”的居士劉瑜(別號次山)諮諏，以求得其“劻勷”(19)詳見明代萬歷二十三年(1595)大泌山人李維楨所撰《明隱君次山劉公墓銘》，志石現藏南京市博物館，拓本見錄《新中國出土墓志江蘇(貳)南京》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74頁。關于京山名士李維楨，史載“其文章弘肆有才氣，海內請求者無虛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門下士招富人大賈，受取金錢，代為請乞，亦應之無倦，負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詳見《明史》卷288，《文苑四李維楨傳》，第4938頁。李維楨為此諸商賈富民撰寫的碑志，無非是收受潤金的應酬文字，在編訂傳世的《大泌山房集》之際不予收錄亦情理中事，此《明隱君次山劉公墓銘》即其一例，從這一個側面不難想見以“隱君”自況的傳主劉瑜更為豐富的社會屬性。。

據此當不難想象，《金陵梵剎志》所存規制遠不及“三大剎”的南京其余諸寺，又何嘗不是如此。具體就靜海寺的建制史料而言，《金陵梵剎志》存錄文獻除了南京禮部侍郎楊廉《敕建靜海寺重修記略》一文撰于稍早的正德十四年(1519)，其余如方克《玩咸亭記略》、陳文燭《三宿巖記略》、俞彥《靜海寺重修疏序》、呂柟《游盧龍山記略》等，則無一不是明代晚期以至明末的文字(20)上述諸文，收錄于《金陵梵剎志》卷18，《盧龍山靜海寺》，第33-36頁。，其中不乏舛錯到幾乎離譜的認識，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累官至南京大理寺卿的陳文燭，于萬歷十九年(1591)所撰《三宿巖記略》一文所云：“而高皇帝起淮甸，命使大征西洋，奏凱而歸，建靜海寺?！标愇臓T在上述碑文中，居然將鄭和、王景弘諸輩下西洋之舉歸諸明太祖洪武年間，將靜海寺的肇建同樣也系于洪武年間，僅以此言便不難想見，明代晚期以后，即便是飽讀詩書的碩儒，對于國初鄭和下西洋的史事也難免不求甚解，以至隔膜殊深。

除了陳文燭這樣的特例之外，總體來看，《金陵梵剎志》匯錄的相關文獻中有關南京靜海寺創建年代大致不外兩種，即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建成說與明仁宗朱高熾登基之后建成說，而最為人耳熟能詳的便是前者。

關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肇建靜海寺之說，以明末吳郡進士俞彥所撰《靜海寺重修疏序》一文所述最詳：“文皇帝踐祚，海夷西洋，尚逆顏行。爰命專征，艨艟千計，戰士帥屬，以萬萬計。乃折鯨鯢，颶濤弱浪之外，樓帆無恙，獲所貢琛異以歸。歲奉朝朔，皇靈震蕩，說者奇其績，謂為神天護呵，合建寺酬報。詔可，賜今額，遂為名剎焉”(21)[明]葛寅亮撰：《金陵梵剎志》卷18，第364、365頁。。據《疏序》一文，靜海寺乃是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在國家內政外交的鼎盛時期為紀念鄭和下西洋的業績而敕建?！督鹆觇髣x志·盧龍山靜海寺》起首的總說亦云：“盧龍山靜海寺……文皇命使海外，平服諸番，風波無警，因建寺，賜額靜海?！?/p>

前引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花木》謂：“靜海寺海棠，云永樂中太監鄭和等自西洋攜至，建寺植于此?！贝送?，《客座贅語》卷1《寶船廠》也明確記載：“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馀員名?！偷葰w建二寺，一曰靜海，一曰寧?！?22)[明]顧起元撰：《客座贅語》卷1，《寶船廠》，第31頁。。凡此，皆認為靜海寺是明成祖永樂年間建成。入清以后，此說復為《江南通志》等官修志書所采納(23)如《江南通志》卷43，《寺觀一》：“靜海寺……明永樂間內監鄭和使西洋歸國，建寺賜額?！蔽臏Y閣《四庫全書》本。，至如《白下瑣言》所謂“儀鳳門外靜海寺明永樂間建”云云，以及王友亮、潘德輿分別所作《靜海寺》詩、陳文述《靜海寺詩并序》(24)[清]王友亮《靜海寺》“般棹秋江十里長，招提結伴且尋將。憑誰導路蹲獅子，怪而開門叫鳳凰。海外靈搓曾攬勝，巖端健筆自流芳。老僧不觀空旨，對客猶然說鄭擋?！鼻迦岁愇氖觥讹髁昙芬嘀^：“(靜海寺)在儀鳳門外盧龍山西，永樂中以海外平服，因建寺”，載《南京稀見文獻叢刊》，第253頁。等，亦皆持如是之說，可見其說影響之深遠。

而隨著鄭鶴聲先生1936年在靜海寺內僧廚墻壁上發現的一塊殘碑，關于靜海寺建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及其與鄭和下西洋之間的聯系，在今人的不斷推繹之下，遂呈現出越來越細化的趨勢。

鄭鶴聲先生在靜海寺內僧廚墻壁上發現的殘碑，尚可辨識140多字，內容記述了靜海寺建置與明初鄭和下西洋諸事，殘文內容依次為：

“……帝敇建弘仁普濟天妃之宮于都城外龍江之上，以……帝復建靜海禪寺，用顯法門，誠千古之佳勝，豈偶然之……一，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并八櫓船……清海道。永樂四年，大艐船駐扵舊港?？?，即古之三佛齊……首陳祖義、金志名等，扵永樂五年七月內回京。由是……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駕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櫓船……其國王阿烈苦柰兒謀劫錢糧船只，事……阿烈苦柰兒并家……”。

可惜的是，一度鑲嵌在靜海寺僧廚墻壁上的這一通殘碑，早已毀佚無存，直至1977年鄭一鈞發表《鄭和下西洋對我國海洋科學的貢獻》一文(25)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對我國海洋科學的貢獻》，載《海洋科學》1977年第2期。和1980年代鄭鶴聲、鄭一鈞父子編纂的《鄭和下西洋史料匯編》付梓出版，此靜海寺殘碑的碑文與拓片資料，始得以公諸于世(26)碑文照片見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圖版4。。

從《鄭和下西洋史料匯編》下冊圖版存錄的靜海寺殘碑照片來看，此碑碑文殘存8行，每行殘存7字至20多字不等，碑文的主要內容與記載鄭和下西洋史事的江蘇太倉、福建長樂兩地明代天妃宮碑相近。鄭鶴聲1936年發現的靜海寺殘碑雖然也記述了鄭和下西洋的史事，不過推究文意，即便是殘碑未經破壞之際的完整內容，也遠不能與太倉、長樂兩地的明代天妃宮碑碑文之豐富相提并論，正如陳得芝先生指出的那樣，靜海寺殘碑相較太倉、長樂兩地天妃宮碑而言，容納不下永樂五年第二次下西洋的紀事(27)陳得芝：《關于鄭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問題》，載《鄭和與海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第206-212頁。。在2014年舉辦的“中國歷代涉海碑刻學術研討會”上，陳得芝先生進一步指出，太倉、長樂兩地明代天妃宮碑署名立碑的正使太監不止鄭和一人，而靜海寺殘碑很可能只署鄭和一人之名，故而鄭和沒有身與其事的第二次下西洋事跡，在靜海寺殘碑之上也便不予記載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里曾提及“靜海寺有篇重修碑可證”(28)[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100回，《奉圣旨頒賞各官 奉圣旨建立祠廟》，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87頁。，這里所謂的靜海寺“重修碑”，指的很可能便是鄭鶴聲1936年發現的靜海寺殘碑。明代靜海寺自落成后曾歷經數次重修，其中，見諸史載最早的一次重修工程告竣于正德十四年，是由“(南京)守備太監黃偉、高隆等議重修，以宦官楊寬專其任。楊寬用浮屠故事，費出募緣，經營三載，厥功告僝?！庇纱丝梢?，如果鄭鶴聲1936年發現的靜海寺殘碑確實是《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提及的“重修碑”，則殘碑可能也并非明初肇建靜海寺之際的遺存，故而碑文所記述明初鄭和船隊歷下西洋的內容，只不過是后世之人追溯前塵，因而出現節略其文的情形，則其篇幅固遠不若明初在太倉、長樂兩地所置的天妃宮碑，也就不是不能理解之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鄭鶴聲1936年發現的靜海寺殘碑碑文前兩行，其中的“……帝復建靜海禪寺”云云，明確記載靜海寺的肇建尚晚于龍江天妃宮，這段內容對于探究靜海寺創建年代諸問題而言非常重要，從中可見，明成祖朱棣敕建靜海寺的緣起，固與之前已竣工的龍江天妃宮相類，同樣有祈愿鄭和舟師出使西洋平安往還、風波無警的象征意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供職于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的王能偉先生根據靜海寺殘碑有述及鄭和永樂七年(1409)下西洋俘虜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之史事，遂撰文認為靜海寺應是鄭和永樂七年下西洋返程之后的永樂九年(1411)所建(29)王能偉：《靜海寺》，載《金陵勝跡大全》之《寺廟道觀編》，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658頁；《南京文物志》第3章，《歷代建筑(上)》，北京：中國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39頁。。但問題在于，鄭鶴聲1936年發現的這一通靜海寺殘碑，通篇只存8行“斬頭截腳”的片段碑文，是一件內容很不完整的材料，至于碑文中是否有述及鄭和后來的若干次下西洋事跡，尚且是未知數，因而王能偉先生僅僅根據靜海寺殘碑內容記載鄭和下西洋船隊俘虜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之史事，便推斷靜海寺系鄭和永樂七年下西洋歸來之后的永樂九年所建，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在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前夕，鄭一鈞先生根據《明實錄》關于龍江天妃宮始建于永樂五年(1407)九月(30)《明太宗實錄》卷71，永樂五年九月戊午，第994頁。、重建于永樂十七年(1419)九月(31)《明太宗實錄》卷216，永樂十七年秋九月甲寅，第2156頁。的記載，并參之以乃父1936年發現的靜海寺殘碑的部分內容：“……帝敇建弘仁普濟天妃之宮于都城外龍江之上，以……帝復建靜海禪寺，用顯法門，誠千古之佳勝，豈偶然之……”，進而推斷靜海寺是在永樂十七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歸來，值明成祖朱棣重建龍江天妃宮完工之后，才得以建成的一座寺廟(32)鄭一鈞：《論南京鄭和遺跡的歷史文化價值》，載《鄭和研究》2004年第7期。。如前所述，在筆者看來，鄭鶴聲1936年發現的靜海寺殘碑的碑文充其量只是揭示出靜海寺的創建晚于龍江天妃宮而已，但靜海寺的創建究竟晚至何時，卻由于碑文殘損不全、內容缺失，仍然無法知曉。換言之，龍江天妃宮始建于永樂五年，復建于永樂十七年，則靜海寺究竟建于永樂五年與十七年之間，抑或建于永樂十七年之后，仍然是個未知數。

此外，明代《南京都察院志》記載：“……靜海寺，坐落郡字鋪，永樂八年剙。天妃宮，坐落郡字鋪，永樂七年剙?！?33)[明]施沛撰、徐必達領修：《南京都察院志》卷22，《職掌十五西城職掌古跡》，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原內閣文庫藏明天啟年刊本，第11冊，第80頁。這一段記載很明確地將南京靜海寺的創建年代系于永樂八年(1410)，但前人顯然對此均不曾留意，否則那些堅持靜海寺為明成祖朱棣敕建的學者們不可能不對這一材料大加引用。不過筆者認為，《南京都察院志》的成書亦值明末，況且書中同一頁所記“坐落郡字鋪”的龍江天妃宮系出“永樂七年剙”云云，即與史實不符，故書中所載靜海寺“永樂八年剙”云云，雖然言之鑿鑿，但在具體使用之際仍需審慎。

關于南京靜海寺為明仁宗朱高熾在位期間建成一說，源出明代景泰年間成書的《寰宇通志》卷8：“靜海寺在城西北二十里，洪熙元年賜額?！?34)[明]陳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8，《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第41冊，第38頁。正德十四年(1519)成文的南京禮部侍郎楊廉所撰《靜海寺重修記略》，則借正德年間南京守備太監黃偉之口述云：“黃公(偉)且謂……永樂年間，命太監鄭和輩嘗奉使航海，往來于粘天無壁之間，曾未睹夫連山排空之險。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蓋以昭太宗皇帝圣德，廣被薄海內外焉耳”(35)[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18，第362-363頁。。

值得一提的是，從《寰宇通志》與《靜海寺重修記略》等文本的成文時間來看，靜海寺為明仁宗朱高熾登基之后建成一說，其實較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建成靜海寺之說出現得更早，并且也為《萬歷應天府志》與《萬歷上元縣志》這樣的官修志書蹈襲相沿。凡此種種，皆足以表明，南京靜海寺為明仁宗朱高熾登基之后建成一說，較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建成靜海寺之說，或許更為接近真相。

三、關于鄭和施奉大藏經的線索

如果靜海寺系明仁宗朱高熾登基之后方始建成，那么由于明仁宗朱高熾在位的起訖年限為永樂二十二年(1424)八月至洪熙元年(1425)五月，這也就意味著南京靜海寺的竣工落成，當不出于永樂二十二年八月至洪熙元年五月這不足一年的時間之內。

不過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那就是明仁宗朱高熾其實對于耗費巨資出洋通蕃的熱情并不高，這從朱高熾甫一登基，隨即頒發詔書，令鄭和、王景弘諸輩停罷下西洋及與之相關的一切舉措，便可見一斑。明仁宗既然并不熱衷下西洋，何以卻仍然要在南京繼續勞師動眾地興建為祈愿鄭和、王景弘諸輩出使西洋平安往返、風波無警而具有象征意義的靜海寺呢？這便需要引出另一件重要的材料，即民國時期冀縣人李杏南訪獲的明初刻本《優婆塞戒經》了。

據鄧之誠《骨董三記》卷6《鄭和印造大藏經》記載，冀縣人李杏南于1947年曾訪得明初刻本《優婆塞戒經》，在此經的第7卷之后刊有署款為“內官監太監鄭和”的題記，題記之中便有涉及南京靜海寺創建的相關內容，不過似乎還未及引起學界同仁足夠的重視，今轉錄如下：

“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監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時，謝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處公干，率領官軍寶船經由海洋，托賴佛天護持，往回有慶，經置無虞，常懷報答之心。于是施財陸續印造《大藏尊經》，舍入名山，流通誦讀。伏愿皇圖永久，帝道遐昌。凡奉命于四方，常叩恩于庇護，次冀身安心樂，福廣壽長，懺除曩卻之，永享現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報，三有齊資，法界群生，同成善果。今開陸續成造《大藏尊經》計一十藏：大明宣德四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禪寺流通供養；大明宣德五年，歲次庚戌，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雞鳴禪寺流通供養；大明宣德五年，歲次庚戌，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北京皇后寺流通供養；大明永樂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靜海禪寺流通供養；大明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鎮江金山禪寺流通供養；大明永樂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通供養；大明永樂九年，歲次辛卯仲冬吉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天界禪寺毗盧寶閣流通供養；大明永樂八年，歲次庚寅，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云南五華寺流通供養；大明永樂五年，歲次丁亥，三月十一日，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靈谷禪寺流通供養?！编囍\并附按語云：“記中遇佛字圣字皇字，俱空一字，年號廟宇抬頭。按《明史》鄭和凡七往西洋，此所述年月多屬其啟程之時，蓋就地排列，不依年月為次第。和，云南人，故五華寺亦施一藏。五華寺與華國寺同在省城五華山顛，其廢已久矣?！?36)鄧之誠：《骨董三記》卷6，《鄭和印造大藏經》引鄭和題記，載《骨董瑣記全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564-565頁。

值得一提的是，《鄭和印造大藏經》所述及的由“內官監太監鄭和”刊印的《優婆塞戒經》，亦曾見于1964年夏在北京中國書店舉辦的古籍小型展覽。在這次小型展覽中所陳列的宋元舊刻、明清精槧、名人抄校、活字本、木刻插圖和彩繪圖書等共計九十余種，其中就有明初刊印的《優婆塞戒經》。根據長年販書為業、后進入中國書店工作的肖新祺先生所撰《業余偶抄》書稿的著錄：“見諸1964年夏北京中國書店舉辦古籍小型展覽的《優婆塞戒經》，系梵夾裝，存七卷，為明宣德五年(1430)鄭和刻本”(37)李希泌：《鄭和印施<大藏經>題記--鄭和皈依佛門的佐證》，載《文獻》1985年第3期。。以此而言，肖新祺《業余偶抄》書稿所著錄的明宣德五年鄭和施刻的七卷本《優婆塞戒經》，與1947年冀縣人李杏南所得并經鄧之誠寓目、記錄的明初刻本《優婆塞戒經》，固應屬同一版本，甚至不排除就是李杏南與肖新祺兩人先后寓目的同一部書。這樣來看的話，明宣德五年鄭和刊施的《優婆塞戒經》七卷本仍然可能幸存于天壤間，如果有幸被重新發現，不僅將為“佛弟子”鄭和所奉施、刊印的佛經再增添一樁重要實物，也可為當年鄧之誠《鄭和印造大藏經》過錄的宣德五年鄭和題記內容，提供可靠的驗證(38)《骨董三記》卷6，《鄭和印造大藏經》過錄的宣德五年內官監太監鄭和的題記，謂鄭和在永宣之際陸續印造的《大藏尊經》共計十藏，但實際上鄭和題記列舉受領《大藏尊經》的寺廟只有9座，尚缺一藏未有著落。不知是鄧之誠先生過錄鄭和題記之際漏略，抑或鄭和原文即是如此。。

在上述經鄭鶴聲過錄的“內官監太監鄭和”宣德五年刊施《優婆塞戒經》卷7之后的題記中，有關于鄭和“發心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喜舍靜海禪寺流通供養”的內容，而“發心印造”的具體時間是大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歲次甲辰十月十一日。據以可知，南京靜海寺至遲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已然建成，這無疑是迄今所見關于明代南京靜海寺創建年代最為確鑿的第一手史料了。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二十二年七月辛卯在榆木川病故(39)《明仁宗實錄》卷1上，永樂二十二年七月辛卯，第5頁。，仁宗朱高熾于同年八月丁巳登基(40)《明仁宗實錄》卷1上，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第13頁。，故鄭和于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靜海寺之際，其時明仁宗朱高熾已經登基。而結合《靜海寺重修記略》一文所述“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蓋以昭太宗皇帝圣德，廣被薄海內外焉耳”云云，當不難想見，靜海寺的肇建應始于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而在仁宗登基之際，靜海寺的主體工程可能剛剛完工或接近完工，故明仁宗朱高熾敕賜靜海寺額，不過是“順水人情”，與他并不贊成勞民傷財下西洋的舉措，可以說并無違礙之處。

另一方面，如前引述，關于明代人所論及靜海寺的創建年代，但凡謂靜海寺系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建成者，其成文固已晚至明末以至入清以后；而謂靜海寺系明仁宗朱高熾在位期間建成或敕賜寺額者，則不乏明代中葉成文者。由此可見，明仁宗朱高熾敕建靜海寺之說淵源有自，不容置疑，而鄭和在明仁宗朱高熾登基后的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施靜海寺以為山門之鎮，可能恰恰與仁宗登基之后靜海寺竣工落成并敕賜寺額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