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筆下身份困境中失語他者的主動言說

張 弛

受西方教育影響,奈保爾描繪的后殖民社會向來被霸權語境籠罩。歐洲人借助殖民暴行和文化霸權,否定被殖民者的能動性,剝奪他們的獨立身份;在作家的推波助瀾下,被殖民者淪為殖民者膝下的沉默“他者”,其微弱的反抗也被視為對西方的模仿,“這種自欺欺人獲得尊嚴的方式從本質上反映了他們自信的缺失”(1)D.S.Traber,Whiteness,Otherness,and the Individualism Paradox from Huck to Punk,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1.。同時,被殖民者往往表現得虛弱且無能:他們無法打贏任何一場反殖民戰斗,甚至無法對殖民活動心生半點抵抗之念,喪失了其“原本擁有的能動性和創造價值的能力”,因此,殖民者們得以堂而皇之地“將自己的價值觀、能動性和人生意義強加在被殖民者身上,迫使他們變為為自己效忠的仆人”(2)趙颯颯:《旅行寫作“講述”與“展示”的“真實”——以V.S.奈保爾“印度三部曲”為例》,《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17年第2期。。在奈保爾作品中,無論是旅居群島的印度后裔,還是受困身份危機的混血兒,抑或身處多重壓迫之下的女性角色,都是缺乏能動性的他者。特拉博(Daniel S.Traber)認為,在主體制定的霸權中心話語體系中,他者是與“合法性、理性和文明截然相?！钡拇嬖?甚至被打上“不在場”的標簽(3)V.Plumwood,Environmental Culture: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p.106.。因此,重新發現、闡釋、肯定他者群體的能動性是消解他者身份、挑戰霸權話語的先決條件。奈保爾通過塑造包括華司沃斯、吉米、圖爾西夫人和海瑞拉夫人等勇于挑戰種族、階級和性別桎梏的社會底層人物,對殖民主義霸權話語提出了質疑和挑戰,間接實現了對主體、他者二元對立關系的解構。

一、 文化飛地的權力對抗

出版于1961年的《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HouseforMr.Biswas)是奈保爾耗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巨著,評論家們紛紛稱贊其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戲劇化的情節設置,認為這部反映“特立尼達和印度社會真實物質場景”的幽默作品堪稱“作家早期創作生涯中的巔峰之作”(4)J.Levy,V.S.Naipaul:Displacement and Autob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2015,p.1.。就連那些對奈保爾的寫作風格和創作立場頗有微詞的學者們也不吝溢美之詞。維斯(Timothy Weiss)指出,奈保爾的人物刻畫從早年的“粗淺勾勒”進階至“細膩的筆觸”(5)T.Weiss,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2,p.47.。尼克森(Rob Nixon)曾批評奈保爾的前殖民地描寫充斥著“非理性、歷史缺失、沒有希望、庸俗、寄生和模仿”等諸多負面標簽,卻稱贊這部小說是“最與眾不同的作品,蘊含無與倫比的獨創性”(6)R.Nixon,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6.。奈保爾本人則將該書視為“能與自己產生情感共鳴的作品”,盡管在創作中歷經前所未有的“精神和肉體的疲乏”,付出了“任何嘉獎都難以彌補的代價”,但撰稿過程依然是“生命中最充實、最快樂的時光,是人生中的伊甸園”(7)V.S.Naipaul,“Foreword to A House for Mr.Biswas”,in P.Mishra(ed.), Literary Occasions:Essays,New York:Alfred A.Knopf,2003,pp.128-135.。

小說主人公畢司沃斯先生在其短暫的46年人生中經歷了“精神和肉體的疲乏”,飽受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迫。作為婆羅門,種姓榮耀隨著其祖父以契約勞工身份離開印度、定居特立尼達而消失。在與圖爾西家族的婚姻中,盡管種姓充當了門當戶對的符號,但他并未因此獲得主動權,反而因為來自“一點兒錢都沒有的阿約德哈家族”(8)V.S.Naipaul,A House for Mr.Biswa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91.本文對《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研究,皆基于此版本展開。而遭到鄙視。在特立尼達的后殖民社會中,畢司沃斯先生的遭遇并非個案,就連圖爾西家族也在流散中歷經了階級落差和文化疏離。家族創始人梵文學者圖爾西在殖民地印度人中頗有聲望,但是其家族成員仍被視為外來者,“他們遠離印度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再與那些追憶梵文學者的勞工、租客和朋友們聯系,他們的印度地位變得毫無價值”。這些印度移民以宗族聚集,“形成一個獨立于主流社會中心的邊緣地帶”,以此避免“被主流社會同化或排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在移入的社會中艱難地生活”(9)張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構: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2頁。。家庭的疏離和拒斥也是導致畢司沃斯先生身份困境的重要因素。他在最不吉利的半夜出生,胎位不正,長著六根手指,被視為厄運的象征。父親始終對他心懷恐懼和戒備,認為這個邪惡的孩子“總有一天會把家族變得一貧如洗”。入贅圖爾西家族后,這種偏見依然存在。他是整個哈努曼大宅中地位最低的人,無論他如何示好,大宅里都無人關注他,甚至當他獨自離開大宅前去西班牙港工作數月后返家時,親戚們覺得他“仿佛從未離開過”。

毫無疑問,自幼斷裂的親情紐帶和入贅后的冷落境遇使畢司沃斯先生在特立尼達的印度文化飛地中陷入身份困境,成為游離在家庭核心和殖民地主流群體之外的局外人。但是,他既不屈服于命運安排的顛沛流離,也不甘心寄人籬下,更不愿一輩子在大宅的權力空間內受到規訓和監視。房屋,不僅是其“遮風避雨之所”,更是“安身立命之地,是他的身份、地位、尊嚴和人格獨立的物質象征”(10)張德明:《懸置于“林勃”中的幽靈——解讀〈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1期。。他一生居住過不少房屋,但大多數時間只是寄居其中,未曾真正擺脫無家可歸的狀態。奈保爾多次運用黑暗意象襯托他在寄居空間中的不安和惶恐。幼時弄丟鄰居的小牛犢后,他躲在家里的大床下,“整個房間一片黑暗……他一個人待著,心中異?？謶帧?住在梵語學者家里時,他患上胃病,被迫只能在夜間如廁,偏僻陰森的廁所讓他倍感害怕;哈努曼大宅的廚房也沒有一絲光線,“黑暗仿佛堅實的固體一樣充斥整個空間”;在狩獵村獨自經營店鋪時,“封閉、悶熱的房間里一片死寂”,他孤獨地站在店里,“不敢打破這種沉默,也害怕打開店鋪的門,走進陽光下的世界里”?？梢哉f,奈保爾借助這些黑暗場景在“腐朽、沮喪、慌亂或遲滯”的后殖民世界中塑造了一個“外表平庸、內心卻充滿人性和尊嚴的英雄人物”,體現了畢司沃斯先生對人生困境的“清醒認知和理解”(11)P.G.Rohlehr,“Predestination,frustration and symbolic darkness in Naipaul’s A House for Mr.Biswas”,Caribbean Quarterly,Vol.48,No.2,2002,pp.87-94.。

黑暗空間加劇了畢司沃斯先生在社會權力空間內所受的疏離和壓迫,催生了一種強烈的獨立意識,迫使其努力工作,不斷尋求建房或購房的機會,以此重現被禁錮的個體價值。他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對待每一份工作。當廣告牌畫工時,為了迎合“店主們浮夸奢華的品位,他在外國雜志上找尋合適的字體和故事”,反復練習繪畫技巧;當汽車售票員時,他忍受競爭壓力,屢屢冒險把身子探出車外招攬生意;成為扶貧基金調查員后,他每日在糞水四溢的貧民窟奔波,在泥濘和黏液中艱難穿行,盡管時常受到粗暴對待,但他依然恪盡職守,嚴格篩選出真正需要救濟的名單。始終如一的工作態度給畢司沃斯先生帶來穩定的收入,這既是他改善家庭關系的契機,也是他實現房屋理想的保障。畢司沃斯先生每次建房或購房都傾其所有,錫金街危房的巨額債務雖然讓其健康每況愈下,但他依然樂此不疲。因為房子既是他孤獨舔舐傷口的庇護所,又是他反抗壓迫、并最終建構自我身份的主陣地。同時,他對房屋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奮斗也豐富了死亡的意義,使之不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家族延續的希望,更是其個體獨立價值的圓滿體現。作為家里唯一的經濟支柱,他不顧健康風險努力工作,將四個孩子撫養成人,并先后將其中兩人送至英國留學。正如他苦費心思種植的蝴蝶蘭再度盛開一樣,他的努力和舐犢之情也帶來了回報。小說結尾,女兒留學歸來,變得成熟且善解人意,很快找到了薪水豐厚的工作,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

在健康部門將其遺體火化后,圖爾西家族的姐妹們“回到各自家里”,莎瑪和孩子們“開著汽車回到空蕩蕩的房子里”。這里,“房子”和“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凸顯了畢司沃斯先生的家庭地位。他不再是家里可有可無的局外人,正是他的存在讓房子從物理空間升華為充盈人性的情感空間,而他的消失剝奪了空間的情感價值,使其重新變回毫無意義的、空蕩蕩的房子?？梢哉f,畢司沃斯先生充滿波折的人生是后殖民社會中底層居民的真實寫照。在惡劣的社會環境、復雜的家庭矛盾和冷漠的人際關系中,他雖有屈服、不甘、逃避,但始終硬著頭皮堅持,并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實現筑居欲望并確定文化身份。他以生命為沃土滋潤了疏離冷漠的家庭關系,贏回妻子和孩子們的信任與陪伴,房子、家和再度盛開的蝴蝶蘭構成了一幅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妙圖景,不僅意味著他未竟的事業和人生價值將在女兒身上得以延續,也體現了奈保爾對亂象叢生、飽受殖民摧殘的特立尼達社會的同情和信任。盡管作家并未直接以文字譴責“西方殖民強權對殖民地的直接控制”,也沒有公開批判“殖民統治咄咄逼人的勢態”(12)胡志明:《〈畢司瓦斯先生的房子〉:一個自我反諷的后殖民寓言》,《外國文學評論》2003年第4期。,但他借畢司沃斯先生充滿矛盾的個人價值追尋之旅緩解了后殖民社會中階級他者和文化他者任人宰割的被動狀態,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對殖民地施加多元操控的西方世界,間接實現對殖民主義霸權話語的質疑和挑戰。

二、 虛實交錯的身份抗爭

1975年,奈保爾以特立尼達黑人運動領袖馬利克策劃的謀殺案為原型創作的小說《游擊隊員》是一部飽受爭議的作品。巴努烏(Dagmar Barnouw)認為作家過于專注對暴力、混亂和殺戮的描寫,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最黑暗、最可怕的世界”(13)D.Barnouw,Naipaul’s Strangers,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39.。哈斯(Robert Hass)認為這是一部“最惡劣、最具排斥意味”的作品,不僅體現作家的“厭女情緒”和“殖民主體意識”,還反映出對“第三世界革命者和西方白人自由主義者”的強烈厭惡(14)S.Winokur,“The unsparing vision of V.S.Naipaul”,in F.Jussawalla(ed.), Conversation with V.S.Naipaul,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pp.114-129.。但奈保爾認為《游擊隊員》“只是一本描寫暗殺的書”,殺戮的愉悅“懸在兩次相當可怕性行為之間”,逐漸演變為一種“道德暴力”(15)[英]法·德洪迪:《奈保爾訪談錄》,鄒海侖譯,《世界文學》2002年第1期。。

與畢司沃斯先生相比,馬利克毫無主見,只知道聽命行事。他沒上過學,英國的熟人“認為他是個作家,所以他努力寫作”;有些人“覺得他不只是個皮條客和詐騙犯,還能成為黑人領袖,于是他就去讀有關領導才能的書籍”(16)V.S.Naipaul,“Michael X and the black power killings in Trinidad:Peace and power”,The Writer and the World:Essays,eBook v3.0,2004,www.vintagebooks.com,par.19.44.。而在小說中,吉米遭遇的身份危機比馬利克更加嚴峻。馬利克的父親是葡萄牙白人,母親是巴巴多斯黑人,混血身份使他既能博得白人的同情、接受資助創立公社,又能代表黑人發聲。吉米雖然也是混血兒,但其父親是華人,黃種人的樣貌和中國姓氏讓他變成黑白之間的異類。在倫敦時,盡管他社交廣泛,但在白人眼中他只是“急于融入當地華人圈子”的“中國黑鬼”吉米·梁(17)V.S.Naipaul,Guerrillas,eBook v3.1,1990,www.vintagebooks.com,par.17.143.本文對《游擊隊員》的研究,皆基于此版本展開。;然而,黑人也看不起他,律師梅雷迪斯極盡鄙夷地認為吉米也許“不滿足于在灌木叢中默默性侵貧民窟少年”,可能成為“百萬富翁或是下一任總理”,但他終究只是“根本無法實現黑人政治抱負”的華人混血。

在婚姻方面,奈保爾雖對吉米妻子的種族和階層語焉不詳,卻頗費筆墨塑造了英國白人婦女馬喬里。在給馬喬里的絕筆信中,吉米寫道,“是你發掘了我的男性氣質……以前我只是一個孩子,在你把我變成男人后我卻無法忍受再把自己當成雜貨店后屋里的那個孩子”?！半s貨店后屋的孩子”隱喻吉米初抵英國時的混血身份,“被發掘的男性氣概”則點明馬喬里對吉米的控制和征服。馬喬里的存在無疑惡化了吉米的身份困境,使其始終處于被支配、被利用的不平等關系中。當他順從地扮演白人玩物、遵從一切指令時,他能獲得白人支持,搖身一變成為英國黑人權力運動的大人物;當他心生不滿、試圖做回自己時,便失去了利用價值,遭到拋棄。赫曼威(Robert Hemenway)指出,奈保爾刻意回避史實中馬利克的黑人妻子,因為黑人妻子既不符合“吉米的人物刻畫”,也無法滿足作家“以性契約反映政治挫折”的需求(18)R.Hemenway,“Sex and politics in Naipaul”,Studies in the Novel,Vol.14,No.2,1982,pp.189-202.。而馬喬里不僅是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也是作家剝奪吉米言說權力、彰顯作者主體權威的媒介。但吉米既不想接受作家的人物定位,也不愿長期作為白人的附庸和奴隸,將文學創作當作他對抗霸權話語、消解身份錯位的重要工具。

吉米筆下的敘事者是名為克拉麗莎的白人女性。作為英國統治階級的一員,她以種族優越感十足的文字表達了對吉米的無邊仰慕?！八钠つw一點也不黑,呈現出讓人愉悅的金色,像是一尊銅鑄的神像,我很驚訝,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他的禮節堪稱完美,他教會那些蠢笨的黑鬼表達尊敬、遵守紀律的方式,讓我感到震驚”。非黑非白的淺金色皮膚蘊含吉米對父系與母系種族身份的共同拒斥,銅鑄的神靈則象征創造力和強大的個體能動性,彰顯了他對個人理想和自由身份的向往。盡管吉米的創作語言混亂不堪,敘事人物也呈現出明顯的不可靠性,但他依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將克拉麗莎描述為一個甘愿墮落、自輕自賤的女性,并借克拉麗莎之口以“黑人救世主”自居,“英國人只把他當成一個無足輕重的華人混血兒……但我看見他的高貴血統,只有我們這個階層的人才能看出,他是一個來幫助貧苦黑人的王子”。換言之,吉米將克拉麗莎他者化,并假借其崇拜情緒為自身塑造了與權力主體相似的理想形象。

除文學創作外,吉米還以其他形式的語言表達了建構獨立身份的決心。在他看來,文字是具有魔法的武器,雖然會讓他“比孩提時更加迷失”,但也“帶來無限可能”。公社門口指示牌的落款是“詹姆斯·艾哈邁德(哈吉)”。哈吉(Haji)本意為赴麥加朝圣過的穆斯林,吉米將之理解為“閣下”,以此彰顯身份的獨特與榮耀。他在宿舍墻上的自畫像上寫道,“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或種馬,我是一個勇士和火炬傳遞者”。奴隸和種馬不僅是吉米在英國出賣肉體和尊嚴時扮演的角色,也是白人統治階級為黑人塑造的天生低賤的刻板形象。因此,吉米的宣言既體現了拋棄不堪過往的決心,也表達了他對白人灌輸給黑人的自卑觀念的強烈抗議。

吉米對簡實施的性暴力和謀殺一直是引發學界對奈保爾厭女情緒口誅筆伐的導火索。巴拉特(Harold Barratt)認為吉米在謀殺前對簡的性侵是對“自由主義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最徹底的降格”(19)H.Barratt,“In defence of Naipaul’s Guerrillas:A reply”,Caribbean Quarterly,Vol.29,No.2,1983,pp.63-71.。休斯(Peter Hughes)認為種族和性的雙重厭女暴力使簡的“身體、衣著和姿態從誘惑的欲望淪為污穢的污染之源”(20)P.Hughes,V.S.Naipaul,New York:Routledge,2014,p.82.。戛賈拉瓦拉(Toral Jatin Gajarawala)譴責奈保爾對白人女性極端“無情、殘忍、厭惡和詛咒”的心態,認為他精心設計了一場“針對簡的文學性謀殺”,迫使她在遭遇“和原型人物蓋爾·本森同樣的謀殺之外還受到強奸”(21)T.J.Gajarawala,“Fictional murder and other descriptive deaths:V.S.Naipaul’s Guerillas and the problem of postcolonial description”,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Vol.42,No.3,2012,pp.289-308.。維斯則將簡視為整個西印度社會的化身,她的悲慘遭遇與死亡皆預示前殖民地社會終將面臨“后殖民的絕境”(22)Weiss, 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p.182.。誠然,吉米對簡實施的性侵和殺戮無疑是暴力行徑,但簡的白人女性身份并不意味著吉米仇視的對象是女性群體。相反,簡被謀殺的原因既非其女性身份,也非“承受了被殖民者仇恨的替罪羊”,而是被賦予了強大的男性氣質(23)H.Wirth-Nesher,“The curse of marginality:Colonialism in Naipaul’s Guerrillas”,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30,No.3,1984,pp.531-545.。簡自視甚高,聚會時總會歇斯底里地打斷別人,“所謂的倫敦禮儀使她很喜歡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他人”。兩性關系中,她像男性般強勢,通過粗暴親吻和發號施令。在畫眉山莊里,吉米剛把手放在她肩上,她便張開大嘴索吻,試圖用“暴力來展現她所知道的一切”。隨后,她旁若無人地脫掉衣服,并主導了性行為的發生,吉米只能“笨拙地躺在她身上,被她夸張的接吻吞噬”。因此,雖然簡的形象在某些時候和馬喬里重合,但與其性別相比,其階級和種族身份才是吉米真正仇視的對象。對吉米而言,他謀殺的并非作為女性的簡,而是白人男性與白人資產階級統治的雙重化身。

可以說,《游擊隊員》是奈保爾矛盾創作內涵的集中體現。一方面,他借男性角色之口對白人女性極盡挖苦與蔑視,說明作家對女性自我認同的忽視與扭曲;但另一方面,錯置的性別角色也體現了作家對男權社會和男性中心主義的質疑和批判。吉米的角色塑造也深受影響。他對女性群體施加的多重暴力——留學時的性侵案底、對強奸場景的反復回溯、自創小說中的性幻想,以及最終對簡的侵犯與謀殺——徹底將其妖魔化,與西方為東方創造的愚昧、野蠻的刻板形象不謀而合。但在面對殖民壓迫和身份困境時,他沒有和原型人物馬利克一樣沉溺于用“借來的話語塑造自我”(24)V.S.Naipaul,“Michael X and the black power killings in Trinidad:Peace and power”,par.19.44.,而是以性暴力和謀殺向西方話語對殖民地的過度干涉發出挑戰,并借由幻想式的文學創作短暫成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體,掙脫了奈保爾對虛擬人物施加的多重文本限制。

三、 刻板女性的多重面孔

相較于研究奈保爾作品中男性人物時的百家爭鳴,在探討作家筆下女性角色時,學者們總會不約而同地指責人物的刻板化與相似性。表面而言,作家對女性的刻畫和塑造的確枯燥單一,以一種“毫無必要的方式”呈現了對女性“極為刻薄、嚴厲的說教和審判”,試圖借此“喚醒男性遠古記憶中對女性的恐懼和憎惡”(25)H.Pyne-Timothy,“Women and sexuality in the later Novels of V.S.Naipaul.”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Vol.25,No.2,1985,pp.298-306.。實際上,奈保爾對女性群體的書寫也具有多樣性,盡管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長期承受男權話語的異化和壓迫,但作家在建構性別他者時為部分女性保留了多重面孔和豐富情緒,重新賦予她們言說自我和挑戰男權敘事的權力。

在奈保爾筆下,有色人種女性大多是屈從于男權社會壓迫、不敢言說自我的沉默他者,她們不具備獨立性和能動性,以“謙卑的姿態為核心家庭中的男性成員們服務”,這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女性的個體存在價值(26)D.C.Dance,“Matriarchs,Doves,and Nymphos:Prevalent Images of Black,Indian,and White Women in Caribbean Literature”,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Vol.26,No.2,1993,pp.21-31.。迦涅什的妻子麗拉和畢司沃斯先生的妻子莎瑪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莎瑪則順從而機械地扮演社會分配給印裔女性的模式化角色?；榍?她是家族用以吸引高種姓落魄男子入贅的工具,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母親和叔叔許配給了上門畫廣告的畢司沃斯先生;婚后,她不僅默默忍受丈夫的指責和抱怨,還在他為實現個體價值和人生理想而遠離家庭時,努力成為一個盡職盡責的母親。她的人生可以說是圖爾西家族輝煌歷史和丈夫跌宕起伏經歷中毫不起眼的注腳,而她自己的“欲望、恐懼、痛苦或生存動力”卻從未受到“畢司沃斯先生和奈保爾的關注”(27)R.Espinet,“The Invisible Woman in West Indian Fiction”,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Vol.29,No.2,1989,pp.116- 126.。

與麗拉和莎瑪相比,威嚴強勢的圖爾西夫人是奈保爾筆下的異類,其治下階級森嚴的哈努曼大宅既是畢司沃斯先生實現個體價值、追尋獨立身份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也往往被視為掩飾印度傳統文化沉疴宿疾的保護傘。南丹(Kavita Nandan)在評論中將圖爾西家族比作殖民主義,認為其不僅是英國殖民者的“追隨者和模仿者”,更是殖民意識的實踐者,通過“復制令人乏味的舊制度和殖民政體”在家族內部“對畢司沃斯先生進行殖民壓迫”(28)K.Nandan,“V.S.Naipaul:A Diasporic Vision”,Journal of Caribbean Literatures,Vol.5,No.2,2008,pp.75-88.。作為母系家族女族長,圖爾西夫人的強勢作派實屬無奈。圖爾西先生因車禍去世后,傳統教條剝奪了她改嫁的權力,加之子女偏多且均未成人,她只能接受種姓制度置于己身的枷鎖,全力照看龐大的家族產業。但是,她并未盲目遵循種姓婚姻的嫁娶制度,反而要求婆羅門男性上門入贅。通過“娶丈夫”,圖爾西夫人對男權社會和舊制度沉疴的發起挑戰,“他們受外人尊敬僅僅因為和圖爾西家族的關聯,人們遺忘了他們的名字,他們成為圖爾西家族的一部分”。同時,她鼓勵家族女性參與家族生意,這種方式雖不能徹底改變女性被壓迫、被禁錮的處境,但穩定的收入依然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動搖了她們作為丈夫附庸的寄生者身份。

作為家族的主心骨,圖爾西夫人是具有“生產性”的能動者,她通過具體計劃“肯定她的主體地位”,并主動嘗試“認識與她所追求的目標、所擁有金錢和權利相關的責任”(2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771—772頁。。在家族狀況穩定時,她珍視傳統文化精髓,恪守印度教的各種信仰儀式,使子女免受外部世界侵擾;在家族遇到危機時,她果斷決策,棄置居住多年的大宅,舉家搬遷至矮山重起爐灶。盡管是家族權威,圖爾西夫人卻十分重視禮數,很少干預已婚子女的家庭生活,也幾乎從不對入贅的女婿們惡言相向,就算看到兒子在宗教信仰上被畢司沃斯先生出言侮辱,也沒有反唇相譏,只是策略性地假裝暈倒,阻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同時,圖爾西夫人與加勒比傳統文學中專斷、鐵腕治家、欲望強烈的女家長截然不同,她性情溫和、平靜,盡管晚年因健康問題不時責罵女兒們,但卻“小心翼翼地從不針對女婿們”,也從不把矛盾轉移到在房子里學習的孫輩們身上?？梢?不同于多數殖民地婦女逆來順受的心態,圖爾西夫人主動尋求改變,并揚棄傳統文化,在飽受西方文化侵蝕的殖民地社會中努力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家族的完整。

在加勒比的英語文學中,白人女性遭遇了最為刻板的塑造,幾乎每個人都被打上饑渴、放蕩的標簽,奈保爾也不能免俗。他總是刻意將白人女性置于殖民地男性和西方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激烈交鋒中,使之淪為“有色人種渴望、誘惑、并最終侵犯”的犧牲品(30)D.C.Dance,“Matriarchs,Doves,and Nymphos:Prevalent Images of Black,Indian,and White Women in Caribbean Literature”.。但《米格爾街》中的海瑞拉夫人(Mrs.Hereira)是個例外。起初,她并不被大街上的居民接納,正如敘事者“我”所說,“在新住客搬進來之前我們就已經討厭他們了”(31)V.S.Naipaul,Miguel Street,New York:Vintage Books,2002,p.131.本文對《米格爾街》的研究,皆基于此版本展開。。從外表上看,她并不像簡那樣以誘惑男性為目的刻意打扮,“她穿著非?？季?看起來格外美麗、優雅,以至于當她和街上的其他女人一起擠在瑪麗的商店門口爭搶面粉和大米時,你會覺得非?；?。實際上,她和作家筆下其他白人女性一樣,是婚姻中的背叛者。她的丈夫是名心地善良的醫生,像父親般地關心、保護她,但她卻因無法忍受丈夫身上“干凈的味道”選擇和男病人托尼私奔。托尼是有色人種,樣貌丑陋、性格粗暴、終日酗酒,還經常不分青紅皂白毆打海瑞拉夫人。她一邊和鄰居們哭訴托尼的暴力虐待,一邊卻又在鄰居們的一致譴責中為他辯護,將他的瘋狂行徑歸咎于戰爭對其身體的摧殘,甚至認為是自己“做錯了事情而冒犯到他”。這里,海瑞拉夫人對待丈夫與托尼時的態度反差強烈,使她和低賤放蕩的白人女性刻板形象牢牢地捆綁在一起,高貴、典雅的外表似乎只是掩蓋其虛偽、不忠的偽裝。她“離開幾乎完美的丈夫轉而追隨熱衷暴力的情人”不僅意味著“從富裕、安穩的白人世界中墮落”,還是一種“背離正軌的自毀之舉”(32)B.King,V.S.Naipau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31.。

盡管如此,奈保爾在塑造海瑞拉時留下伏筆,暗示了她獨立自主意識的存在。短篇故事的標題《愛,愛,愛,孤獨》(Love,Love,Love,Alone)取自敘事者之母勸導海瑞拉離開情人的句子——“愛,愛,愛,孤獨正是致使愛德華國王離開王位的原因?！痹闹械摹癮lone”一語雙關,既有孤獨之意,意指海瑞拉夫人無依無靠、遭遇三重拒斥的邊緣身份——在婚姻中背叛丈夫被白人中產階級社群排擠,來到米格爾街后因膚色被當地居民孤立,在家里被情人暴力毆打并逐出家門;也有獨立之意,預示她終將做出選擇,勇敢逃離情人的束縛。此外,海瑞拉夫人的稱謂也別有深意。小說中的大多數女性角色沒有姓氏,要么隨夫姓,要么被稱為“某某的妻子”,或直接被冠以名字。在《喬治和他的粉色房子》(GeorgeandthePinkHouse)中,敘事者寫道:“喬治把屋里屋外的一切家務全部扔給妻子做……她從來不是一個體面人,只是喬治的妻子而已,幾乎總住在牛棚里?！痹谀袡嘤^念中,男性有權將“配偶的個人身份納入自己或家庭的身份范疇中”,而女性婚后改隨夫姓被認為是“女性建立家族身份的職責所在”,因為這意味著“和丈夫建立從屬性質的連接”或是“成為丈夫的一部分”(33)L.Hamilton,C.Geist &B.Powell,“Marital name changes as a window into gender attitudes”,Gender and Society,Vol.25,No.2,2011,pp.145-175.。在某種程度上,隨夫姓使已婚婦女喪失了個體身份和價值,只能受制于在家庭和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性。反觀海瑞拉夫人,她既不隨夫姓“克里斯蒂安尼”,也不像勞拉一樣只有名字,“海瑞拉”要么是其婚前姓氏,要么是化名,但無論哪種情況,她都保留了屬于自己的姓名和身份。盡管她最終回到丈夫身邊,回歸白人中產階級的穩定富裕生活,但這恰恰是其主體意識和能動性的體現,是其有意追尋的最符合自身利益、實現個人價值的生活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作家在整部作品中給已婚婦女施加的無力和軟弱,使她們看到消解男權壓迫和殖民霸權的希望。

四、 結 語

在奈保爾筆下的后殖民社會中,精英階層牢牢占據頂層資源,被殖民者被迫保持被統治、被壓迫的屬下身份。同時,女性群體在殖民地社會中呈現出濃重的悲劇色彩,西方中心話語成為男性霸權的幫兇,進一步剝奪了女性本就弱化的能動性。然而在二元對立的社會語境中,畢司沃斯先生終其一生尋求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不僅展現出被禁錮者的能動性和個體價值,也暗示了奈保爾對隱匿在社會問題之后的殖民主義的批判?；煅獌杭滓曰孟胧降奈膶W創作和對異性的侮辱與謀殺作為對抗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的方式,這種充滿私欲的暴力雖然極端,卻間接實現了對他者身份的雙重消解。在獨立后的特立尼達,圖爾西夫人既沒有既屈從于男權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分工的刻板限制,她以“娶丈夫”的婚姻形式挑戰了殖民地男尊女卑社會偏見,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女性始終作為男性附屬品的悲劇命運。在刻畫海瑞拉夫人時,奈保爾改變了塑造此類角色時常有的厭惡態度,在角色稱謂和故事標題中埋下伏筆,隱喻了這一特殊人物的獨立自主意識。誠然,在奈保爾筆下的眾多女性角色中,上述兩者略顯人輕言微、分量不足,但這恰恰說明作家在遵循男性話語、強調性別差異時依然潛藏了對性別弱勢群體的關懷,表現出其夾雜在厭女意識中的矛盾情感和復雜的創作動機?？梢哉f,雖然奈保爾沒有直接給出解決后殖民時代第三世界社會難題的答案,卻提供了一種審視問題的新視角,使每個讀者能從作品中感受作家試圖動搖并解構主體、他者二元對立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