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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義聚合與用字演變關系析論

2024-01-26 02:50何余華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 2023年4期
關鍵詞:表義卜辭用字

何余華

(鄭州大學 文學院/漢字文明研究中心,河南 鄭州 450001)

人類在認識客觀事物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形成同類相聚的思想,并在語言文字層面嘗試以形式標記類別聯系,語義聚合就是分類思想在語言上的反映。這些語義聚合關系包括意義相同相近、相類或相反等不同情況。在語義上能夠實現聚合的詞語,它們在表示名物、動作、性狀所屬類別或物象特征方面具有相似性,是人們對不同詞語的語義特征進行提煉概括的結果。個體詞語的用字演變并非孤立地進行,相同語義場的某些詞語的用字演變規律往往擴散到與之相關的其他詞語身上,帶動它們的用字沿著相似或相關的軌跡演變。漢字系統從義符選取、字形構造、系統調整等不同層面協同推動,強化語義聚合內的詞語在用字層面的關聯,密切不同用字與語義類別之間的聯系,使義符、用字結構和用字系統分別朝著類別化、趨同化、有序化方向演變。正如王貴元(2018:3)所說:“漢字構形的發展經歷了從個體發展向群組發展的演變過程,在漢字構形的個體發展階段僅專注于字形個體及其表現對象之間的關系,在群組發展階段則在關注字形個體及其表現對象之間關系的同時,也關照字形個體之間的關系,即著力于字形群組的系統化和類別化,以及對字形表現對象進行分類?!?1)王貴元.漢字構形系統的發展與六書“轉注”[J].漢字漢語研究,2018(3),第3-10頁。

因此,我們嘗試從不同維度總結歸納語義聚合對詞語用字演變產生的影響,分析詞匯系統與用字系統的辯證互動關系。但要說明的是,相同語義聚合的詞語與用字之間的形義聯系極其復雜,用字演變也要受各種不同因素的制約,語義聚合對用字的影響是相對的,并非構成聚合關系所有詞語的用字都會呈現相同的演變規律。

一、語義聚合與用字義符的選取

(一)增旁衍化

“增旁衍化”主要發生在意義相類詞語的用字演變過程中,指在舊用字基礎上添加表義符號,以相同義符明確它們意義類型的關聯。多數情況是在早期表意字或假借字基礎添加類義符強化它的意義類別,新字與舊字之間記詞功能相同,但明顯增加了提示詞語意義類別的信息。有些詞語由于受近義或反義詞語的影響,也可能將近義反義詞的用字或其省形追加到舊字之上,從而推動自身的用字演變更替。

(二)換旁轉化

漢字記錄的意義信息具有豐富性,可以從不同角度提示語義,所以記錄相同詞語存在選用不同義符的可能,而不同義符類聚的語義范疇是有差別的?!皳Q旁轉化”是指新義符替換掉其他功能相近的義符,新字結構體現了用字者對于詞義聚合關系的認識轉變,新義符提示的意義成為用字者想要突顯的語義信息。詞義具備相同相近或相反關系的詞語,改換的義符較為特殊,有的可能是義近義反詞語的用字或其省形。

例如,與舟船有關的詞語,它們的用字既可以從材料屬性出發選取義符“木”,也可以著眼類屬選取義符“舟”表義。但因“舟”是強勢構件,因此不少從“木”的用字都經歷了義符改換的過程(參見何余華,2017:219-230)。(4)何余華.船只單位{艘}的用字歷史考察[A].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第219-230頁?!墩f文·木部》:“,船總名,從木叜聲?!眥艘}在秦漢之際派生出量詞用法,用字作“”,見里耶秦簡6-4“其假船兩”,8-1510“度用船六丈以上者四”等。北魏楊承慶《字統》“其形謂之船,其頭數謂之艘”,唐《劉茂貞墓志》“統臨萬艘之夫”,說明至遲在南北朝已用稱量對象“舟”改換“木”作“艘”?!墩f文·木部》收錄的多個舟船類詞語,后來幾乎都出現過從“舟”的異體用字。如“橃”后作“”字,《廣雅》“,舟也”,《集韻》“橃,或作”;“欚”后作“”或“”,《廣雅》“,舟也”,王念孫疏證“,本作欚”等。又如“楫”字,《集韻》“或作檝輯艥”;“檣”字,《正字通》“亦作艢”;“槳”字,《集韻》“或作槳”等,俱是其例。

又如《說文·貝部》:“負,恃也。從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薄柏摗弊州^早見于戰國秦文字,可以表示“背負”“負債”等義,如睡虎地《秦律十八種》23-24“其不備,出者負之;其贏者,入之”,睡虎地《秦律雜抄》22“殿而不負費”等?!氨场焙汀柏摗笔且饬x相近的兩個詞語,《釋名·釋姿容》“負,背也,置項背也”,《玉篇·貝部》“負,擔也,置之于背也”。受“背”和“負”的意義聚合關系影響,戰國楚文字中{負}的用字被改換作“”,從貝從、亦聲,“”即楚文字中{背}的習用字,見上博三《周易》37“六三:(負)且乘,致寇至”等。

(三)簡省同化

(四)類推泛化

當漢字系統發展成熟到一定階段,人們開始運用類推思維從義符系統和聲符系統中分別選取構件組合新字。類義符和近義義符作為語義范疇的標記,參構相同語義場的系列用字,義符的表義功能經歷了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表義功能也在不斷擴展。這種情況下的新字與增旁、改旁或同化所造新字不同,它們完全拋開了舊字的構形,新字和舊字之間沒有構形上的傳承關系。

(五)對立選取

有些反義詞最初造字可能取意并無聯系,但在用字演變過程中受反義聚合關系的影響,通過選取具有反義或對立關系的義符,來體現詞義的相對關系。如戰國秦文字中{輕}和{重}用字分別作“輕”(從車、巠聲)和“重”(從壬、東聲),見睡虎地《語書》“輕惡言而易病人”,睡虎地《法律答問》93“辠當重而端輕之”等。但在戰國楚文字中{輕}多用從羽巠聲之字作“”,見上博一《緇衣》22“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楚文字中{重}的用字則多從“石”“貝”“金”作“”“”“”“”等,見郭店《老子》甲5“罪莫(重)乎甚欲”,信陽簡2-16“(重)八鎰半鎰一銖”,新蔡楚簡甲三220“其(重)一鈞”,陵君豆“(重)十亖(四)”等。這是因為鳥羽質輕、金石質重,所以分別選取具有對立意義關系的構件組構新用字。(8)何余華.戰國秦楚用字義符的區系差異與形成過程[A].勵耘語言學刊(第1輯)[C].北京:中華書局,2022,第43-53頁。三晉文字也見用“”,見春成侯鐘“(重)十八益(鎰)(集成9619)”,《璽匯》4247-4249“敬(重)”等,從“土”表義,用字心理與楚文字是一致的。

由此可見,詞義聚合關系對用字構件的選擇表現在不同方面,相類語義聚合推動用字構件呈現類別化的規律,并提煉形成大量漢字部首,促進漢字構形系統化,大量體現類屬意義的用字也都被傳承沿用下來。意義相同相近或相反的語義聚合,則可能以聚合關系中某詞用字或其省形作為義符,組構相關詞語的用字,但這些特殊用字往往具有地域性和臨時性,真正被保存沿用下來的并不多。

二、語義聚合與用字結構的演變

在漢字發展過程中,單個詞語的用字演變軌跡看似紛亂,但立足系統來看,語義聚合關系作為無形力量始終引導著用字演變的方向。舊字是在漢字發展過程中逐漸式微的結構,新字呈現的結構特點則代表漢字發展演變的趨勢。正如黃德寬(2015:9)所說:“從漢字體系整體發展的角度看,不同歷史階段漢字使用的總體情況是變化的,在有些漢字退出使用領域的同時,又會產生出一批新字。這些新字的構造方法、記錄詞語和使用的情況,較為集中地體現了漢字體系新的發展趨勢?!?9)黃德寬.略論漢字發展史研究的幾個問題[A].中國文字學報(第6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第9頁。綜合考察語義聚合內新字的特點,發現語義聚合關系對于用字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構件布局的二合化

古漢字的獨體象形用字具備物象表示功能,但是難以體現不同詞語之間的意義關聯,也很難通過形體直接建立與漢字系統的群組聯系,達到對字形的分組歸類目的。隨著漢字由最初表示物象發展到表示詞語的音義,為更好地提示不同詞語的語義聚合關系,絕大多數獨體用字都演變為由兩個直接構件組合而成的二合結構用字。特別是語義相類關系推動漢字部首的產生,多維組合模式為關聯構形提供了空間,通過類化構件可以實現對字形和字義的分組歸類,也為漢字的群組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原本為多個直接構件組成的不規則結構,也都朝著二合結構演變?!岸辖Y構”在漢字史上具有強勁發展勢頭,據統計春秋金文二合結構占60%以上,《說文》小篆的二合結構則高達94.71%(參見齊元濤,2018:70)。(10)齊元濤.強勢結構與漢字的發展[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8(1),第71-72頁。

(二)結構功能的義音化

從結構功能的角度來看,漢字史上大量非義音結構演變成了義音結構。據統計,義音結構在甲骨文中占比47%(參見黃天樹,2014:130)(13)黃天樹.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占比重的再統計[A].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C].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第130頁。,而到《說文》小篆中占比達則到85.69%(參見齊元濤,1996:31)(14)齊元濤.《說文》小篆構形系統相關數據的計算機測查[J].古漢語研究,1996(1),第25-33頁。。漢字發展的義音化趨勢與語義聚合關系的發展密切相關。一方面,對于語義聚合中新出現的詞語或沒有字符記錄的詞語,任意選取一個義符、一個音符組合新字的方式,構造簡便,具有高度的能產性,能夠最大限度滿足記錄語言的需求。另一方面,義音結構中義符絕大多數表示類屬意義,能夠很好地體現語義聚合關系中不同意義間的聯系。雖然象形、指事、會意結構通過形體和形體的組合、形體變異或符號標示,也能體現所代表的詞義,但它們表現的往往是具體詞義本身,難以關照不同詞語的類屬聯系或近義反義關系。而不同義符往往表義功能存在互補關系,能夠有效構建起更大的意義范疇??傊?義音結構使字符擺脫孤立狀態,通過義符和音符彼此關聯,得以類聚形成系統,“義音結構的兩個構件,可以實現同義以音別,同音以義別的格局,這是一種系統別異,體現的也是系統關聯”(參見齊元濤,2018:71-72)(15)齊元濤.強勢結構與漢字的發展[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8(1),第71-72頁。。

表1:軀干和相關身體部位詞的用字演變脈絡(16)表1的用字演變軌跡,參考何余華.殷商已見通今詞的用字歷史研究[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第312-315頁。

(三)歧異用字的整齊化

語義聚合中不同詞語的早期用字往往異體眾多,有的造字方法不同,有的選取構件不同,有的同一字形的構件數量、構件置向不定,這直接影響了漢字的表達效率,阻礙異地異時的溝通,也不利于建立不同詞語用字的字形關聯,從而影響漢字系統的有序建構。隨著人們對詞義聚合關系認識的深入,人們通過含有分類標志的義符以及義音二合結構實現字形的類聚,從而推動歧異用字的整齊化。這種“整齊化”既包括用字結構的整齊劃一,淘汰因結構差異形成的歧異形體,優選能夠揭示類屬意義的義音結構記錄;也包括字形的整齊劃一,淘汰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進而使語義聚合中不同詞語的用字相對單一、固定,并且彼此關聯。

表2:行走類代表詞的用字演變脈絡(18)表2的用字演變軌跡,參考何余華.殷商已見通今詞的用字歷史研究[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第315-319頁。

例如表2所示,與行走有關的詞語早期用字或用象形初文,或從“彳”表義,或從“止”表義,或從“夂”表義,或從“辵”表義,或從“行”表義,或直接用借字記錄??梢娦凶哳愒~語當時的用字相對雜亂,同詞異字現象普遍存在,尚未體現出系統性的用字規律,不同用字的關聯也不夠緊密。如{遠}的殷墟甲骨文用字類組差異明顯,賓組卜辭用“”字,無名組卜辭用“”和“”,“”所從“○(圓)”即聲符,這些不同用字其實都是“擐”字初文及其變體,表示{遠}屬文字的借用職能;(19)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里的“遠”“”(邇)及其相關諸字[A].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J].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167-176頁。無名組卜辭有的用字追加義符作“”,從彳袁聲,是為本字。又如{逆}表示迎接義,子組、出組二類、無名類、花東卜辭用象倒人之形的“屰”字,歷組二類卜辭用從“止”的“”字,師賓間類卜辭用從“彳”的“”字,師組小字類、賓組典賓類、黃類、歷組卜辭用從“辵”的“逆”字等。{遘}在賓組、歷組、子組、花東子卜辭用“冓”字記錄,歷組二類卜辭用簡省字形“乂”,出組卜辭用“冓”和“”,何組卜辭用“冓”“”和“遘”等。{逐}的情況與之類似,雖然不同用字都從義符“止”表義,但根據追逐對象的差異分別造不同用字,如師賓間類、出組、無名組、花東子卜辭用從豕的“”字,賓組卜辭主要用“”字,也見用從鹿的“”,何組卜辭用從犬的“”字或省體“犬”,歷組卜辭一般用“”字,歷組二類則見用“”字等。即使存在近義關系的不同詞語,如{追}和{逐}、{遘}{遭}和{逢}等,或反義關系的詞語,如{進}和{退}、{遠}和{邇}等,體現意義關聯的類義符往往也可以彼此換用,用字尚未固定化或單一化。從西周時期開始,不同詞語用字演變過程中,其他歧異形體都逐漸被淘汰歸并,優先選用從“辵”的音義合體字記錄,不同詞語的用字朝著整齊劃一的方向演變。到《說文》小篆系統中,表2中的絕大多數詞語都已經習用從“辶”表義的形聲字。這種有序化的用字趨勢,無疑有力推動漢字系統的優化進程。

(四)用字更替的同步化

三、語義聚合與字詞關系的系統建立

人們對語義聚合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化,必然推動用字的群組發展,通過增強字際之間的關聯,從而建立漢語字詞之間的系統關系,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漢字的系統化。反過來,用字分化和字用分工又直接參與漢語的造詞過程,使得漢語詞匯系統更加精密化,進一步擴展和完善了漢語字詞對應的系統性。

語義聚合關系對用字系統的突出影響,表現在確立了諸多能夠提示類屬意義的部首,并通過義音合體結構類推造字,將類屬義場的不同用字都以同一部首或義近部首統領起來,使得眾多詞語的用字具備分類歸組的特性,整個漢字系統也由此形成網狀關聯。類屬義場內的不同詞語用字大多數都類聚在同一部首之下,同時也分布在表義功能相近的其他不同部首之中。不同部首通過表義功能分工可能形成一個更大的意義范疇,不同部首表義功能可以互相補充,體現語義場內存在的不同意義層級。例如前文所述與軀干有關詞語的用字通過義符“肉”實現類聚,而義符“肉”又與義符“首”“頁”“面”“口”“自”“目”“耳”“牙”“齒”“手”“又”“寸”“足”“骨”“心”等彼此分工,分別特指人體的某類身體部位,它們共同形成身體部位這一更大的意義范疇??傤惡吞刂傅淖宇愔g體現了概念的上下位層級關系。又如前文所述行走類動詞初無定形,后被義類標記“辵”類聚起來,在表示行走義方面,“辵”的表義功能與義符“足”“走”“彳”“步”“廴”“夂”“舛”“行”等相近,它們共同構成足部動作行為和性狀的語義場。但是它們的表義功能又略有差別,如義符“足”特指與足相關的動作(跪跽等),義符“走”多表快速行走類的動作(趨赴等),義符“行”多指與道路相關的意義(術街等),義符“辵”則多強調行走類動作的動態特征(追逐等),義符“彳”多表行走類動作的性狀(徐後等)??梢?在語義類屬聚合關系的推動下,不同用字通過義符實現了與系統的關聯,不同義符類聚起各自的子系統,又彼此關聯呈現更大的語義范疇。

結 語

以上結合出土文獻的典型例證,從構件、字符結構、漢字系統三個不同維度分析語義聚合關系對用字演變的影響,主要探討了相同相近、相類或相反語義聚合內不同詞語的用字如何相互影響和制約。從中可見詞語用字演變并非孤立進行,相同語義聚合關系內的用字演變規律往往擴散到其他詞語身上,帶動它們的用字沿著相似軌跡演變。漢字系統從義符選取、字形構造、系統調整等不同層面協同推動,強化不同詞語的用字關聯,密切不同用字與語義類別之間的關系。而不同聚合關系對用字演變影響的效力也不盡相同,相類的語義聚合關系對用字演變的影響最為廣泛深刻,尤其大量部首的形成實現了對不同用字的分類歸組;同義反義聚合關系的影響,往往只影響個別字組,且具有地域性和時代性,受聚合關系影響的新用字得到傳承的并不多。這也啟示漢語字詞關系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共時斷代現象的描寫,也要多從動態演變的角度考察字詞對應關系的發展變化,把握語言如何影響文字的構造和使用。在梳理單個字符職能或單個詞語用字演變的同時,也要更多“全局”觀念,多關注字詞對應關系的系統狀態的形成過程,個體字詞如何彼此影響制約,推動系統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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