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效果及其提升
--基于湖北省1 850個家庭調查數據的分析

向 蓉, 雷萬鵬

(1. 湖北工業大學 職業技術師范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68;2. 華中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是提升家庭教育質量的重要手段

家庭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環境之一,家庭教育是影響兒童全面發展的關鍵因素,家庭教育質量的提升對個人、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從現實來看,我國家庭教育發展依然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如家長過分追求成績、“重智輕德”、“教育是學校的事情”等不當觀念依然存在,粗暴型、溺愛型、放任型等不當教養方式頻現,“生而不養”“養而不教”“教而錯之”“錯而不知”“知而不改”等錯誤家庭教育行為時有出現,家長自身素養不高、行為不端導致的負面言傳身教也廣泛存在。越發凸顯的家庭教育問題表明,家庭教育并非家庭自身可以應對,家庭教育問題必須依靠有意識的指導進行糾正,家庭教育質量的提升必須借助家庭以外的支持力量[1]。

近年來,為全面強化家長的家庭教育主體責任并提高家長的教育水平,政府部門相繼頒布《教育部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明確提出逐步將家庭教育納入政府教育職能、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構建覆蓋城鄉、公平優質、均衡發展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形成有群體適應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模式。社會各界也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模式探索,如上海市的政府聯席會議模式、北京市的教育部門主責模式和政府購買服務模式,形成了由政府主導、三級機構管理的治理結構,開展了系統的多樣化的指導服務。然而,縱觀這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模式,仍存在供求不匹配、指導內容零散、隊伍建設不完善、資源整合能力不足等問題[2]。提高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質量和效果,回應家長和兒童發展的多樣化需求仍是政策落實的關鍵。

家庭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外部環境的變化會影響家庭內部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事之間的相互關系[3]。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作為一種外部干預,會對家庭內生態系統產生影響。共同體理論認為,家庭和學校在育人共識下通力合作從而產生最大化的效應--促進學生發展[4],而學校作為家校合作的主導方,為家長提供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是構建家校共同體的“共同行動”之一。已有研究發現,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不僅可以直接提升家長教育素養,提高家庭教育水平[5],還可以在改變家長教養方式的情況下減少兒童的問題行為并促進他們健康發展[6]。對77個家長培訓項目評估的元分析顯示,家長接受培訓指導對其養育行為的積極效應為0.43,對其子女問題行為的改變效應為0.30,其中指導家長與孩子共同完成活動、傳授情感溝通技能、講解親子互動技巧以及強調紀律一致性,是效應量最大的四種培訓指導內容[7]?；诤笔〉恼{查數據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影響效應存在異質性,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教育素養低的家長形成“地板效應”[8]。那么,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究竟如何?如何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如何有效提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

構建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對于解決家庭教育困惑、促進兒童發展、實現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義。但從現有研究來看,以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現狀調查為主,少有研究探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效果;從研究方法上看,既有研究較少采用因果推斷方法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凈效應進行估計,無法為推進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提供證據支撐。鑒于此,本研究基于湖北省8市18縣(區)1 850個家庭的調查數據,綜合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傾向得分匹配法實證檢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家長參與、子女發展的現實影響,旨在為提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提供證據支撐與有益啟示。

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評估的研究設計

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自湖北省8市18縣(區)1 850個家庭。湖北省地處中部地區,從地理位置、經濟發展、人口特征和教育發展看,能反映和代表中部地區教育發展情況。近年來,湖北省通過“家愛學院”網上家長學校、“家庭教育楚天行”、“家庭教育公益大講堂”等形式廣泛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切實提升家長教育水平,基于湖北省的調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課題組采用多階段抽樣法,按照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因素逐層抽取樣本市、樣本縣(市、區)、樣本鎮(鄉),最后在樣本鎮(鄉)隨機抽取30至50個家庭進行入戶調查。調研分別設計了家長問卷和學生問卷,并將家長卷和學生卷一一匹配,形成“家長-學生”數據庫。

2. 變量界定

本文擬從家長教育素養、家長參與和子女發展三個方面來測量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效果。家長教育素養量表是課題組采用“翻譯-回譯”的方式,對育兒勝任力模型中的家長教育素養分量表進行本土化表達后形成的[9],分為家庭教育觀念、家庭教育知識、家庭教育能力三個子維度。家長參與包括生活陪伴、文化娛樂、學習監管、信息分享、學校參與五個方面。子女發展由家長卷中報告的子女健康狀況、學習成績、學習態度、行為表現進行測量,缺失數據由學生卷中的數據進行補充。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是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為二分變量,1表示接受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0表示沒有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其中40%的家長接受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樣本信息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以集體指導為主(73.71%),個別指導和網絡指導分別占12.41%、13.88%。從后續指導服務看,超過半數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沒有后續服務(55.48%),不定期回訪占30.69%,定期回訪僅占13.83%。從整體指導效果看,52.72%的家長認為整體指導效果好,42.14%的家長認為整體指導效果一般,5.14%的家長認為整體指導效果不好。究其根源,與指導內容太理論化(33.53%)、指導服務活動形式單一(27.97%)、指導者專業化水平不高(20.66%)、活動開展條件不好(17.84%)等問題密切相關。

其他協變量包括家庭變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結構、城鄉)、家長變量(家長年齡、外出務工情況、參與指導意愿、自我發展情況)、子女變量(性別、獨生子女、學段)。相關變量的界定與測量詳見表1。

表1 變量界定與測量

3. 研究方法

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并非隨機,而是受到了個體特征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響。為此,本文同時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OLS)和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避免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選擇性偏誤問題。傾向得分匹配法最早由Rosenbaum和Rubin提出,用以解決因果推斷中的反事實估計[10]。在具體操作中,將接受過家庭教育指導的家長和可觀測特征近似的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家長進行1∶1的傾向值匹配,同時基于結果均值的比較實現平均處理效應的估計。我們將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的平均處理效應記為處理組的平均處理效應(ATT),模型如下:

ATT=E{E[Guide1i- Guide0i|Di=1,p(Xi)]}

其中,Guide1i和Guide0i分別表示家長i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和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指導效果得分,Di為處理變量,Di=1表示家長i接受了家庭教育指導服務,Di=0則反之。p(Xi)為傾向得分值,表示家長i在控制樣本特征的情況下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條件概率。本文主要采用K近鄰匹配方法、半徑匹配和非參數核匹配方法進行估計。

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的實證評估

1.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的影響

第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及其子維度有顯著積極影響。OLS回歸結果和PSM估計系數表明(表2),接受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家長,其在教育素養相應維度上的得分均高于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家長。這表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有助于家長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積累豐富的家庭教育知識,提升家庭教育能力。這一結論用實證數據檢驗了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提升家長教育素養的效果,進一步說明了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重要性,為構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提供了重要參考。

表2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的影響

第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的家庭教育知識的正向影響最明顯。ATT值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的影響在不同維度上存在差異,對家長的家庭教育知識的影響效應最大,ATT值為0.132,對家庭教育能力的影響次之,對家庭教育觀念的影響最小。這與元分析中得出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庭教育能力的影響效應小于家庭教育知識的結果一致[11]。這一結論可從三方面進行解釋:一是信息化時代充斥著大量碎片化和經驗型的家庭教育知識,由于缺乏學理基礎和理論根基,家長并未形成系統的家庭教育知識體系,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可以為家長提供公共性知識、專業性知識與實踐性知識,幫助家長迅速建立家庭教育知識體系。二是增加家庭教育知識是提升家長教育能力的基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家庭教育能力的積極作用相較于家庭教育知識具有時間滯后性。三是家庭教育觀念是家長基于對兒童及其發展的認識而形成的價值觀、態度、感知、期望與認識[12],具有相對穩定性、延續性、指向性,難以在短時間內做出較大改變。

第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的影響存在異質性。一方面,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小學高年段家長教育素養的提升效果更明顯,其次是初中階段家長,對小學低年段家長教育素養的提升效果最小。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教育素養處于中高水平(75分位)的家長具有更強的積極效應,對教育素養低(10分位)的家長不具有顯著效應。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庭教育觀念和家庭教育能力的影響呈“倒V”形關系,且“倒V”形曲線的拐點出現在75分位上(詳見表3)。這表明,要特別關注教育素養處于低水平的家長,為其提供針對性指導,以更好提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

表3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影響的異質性

2.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的影響

第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及其子維度有顯著積極影響。OLS回歸結果顯示,除生活陪伴外,接受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家長在家長參與及其子維度上的得分均更高。PSM估計結果顯示,在控制了選擇性偏誤后,家長參與的平均處理效應在近鄰匹配、半徑匹配和核匹配三種匹配方法下分別為0.191、0.190和0.201,且在0.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子維度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具體結果見表4。這表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總體上有助于增加家長對子女生活陪伴、文化娛樂、學習監管、信息分享、學校參與的頻率和質量。

第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學習監管的積極作用最大。ATT值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的影響在不同維度上存在差異,對學習監管的正向影響最明顯,ATT值為0.262,緊接著依次為文化娛樂、信息分享、學校參與,對生活陪伴的影響最小,ATT值僅為0.068。學習監管對家長的教育素養和知識儲備要求較高,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可以提高家長教育素養,進而促進家長更好地監管和指導子女的學習;而生活陪伴主要表現為陪孩子吃晚飯、聊天、看電視、運動等日常生活,參與門檻相對較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這種家長有能力參與且在日常生活中長期參與的活動影響相對較小。

第三,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分學段而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小學階段尤其是小學低年段的家長參與影響效應更大。分位數回歸結果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文化娛樂、信息分享、學校參與的影響效應隨分位數增大呈現逐漸上升的態勢,即隨著家長參與分位的提高,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效果越好(詳見表5)。就生活陪伴來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僅對生活陪伴中低(25分位)的家長有顯著積極效應;就學習監管來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影響效應隨著學習監管分位的提高,呈現先下降后小幅波動的態勢。

表5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參與影響的異質性

3.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子女發展的影響

第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難以改變子女的健康狀況和學習成績。OLS回歸和PSM估計結果顯示,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孩子在健康狀況和學習成績上的得分略高,但在統計上不顯著(詳見表6)。對于前者,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醫療水平的提高,兒童健康狀況整體較好,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帶來的改變可能因觸及發展“天花板”而改善空間較小;二是學生健康受到醫療設施、衛生環境、家庭經濟條件、監護人素質、兒童自身身體素質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能產生的邊際效應較小。對于后者,原因在于學習成績的提升對家長的知識儲備要求較高,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重在幫助家長采用正確的教養方式,而不會針對孩子的功課或具體學習內容進行指導,故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難以改變子女的學習成績。

第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子女的學習態度、行為表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數據結果顯示,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孩子在學習態度、行為表現上的得分更高,且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子女的學習態度和行為表現有顯著的積極作用。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在職培訓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形式,不僅能為個體帶來更高的工資收入等貨幣化收益和更多的職業技能、職業晉升機會等非貨幣化收益,而且會將因培訓產生的積極效應外溢給未參訓個體[13]。

第三,家長教育素養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與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進行1 000次抽樣之后得到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影響路徑的95%置信區間均未包括0,中介效應顯著(詳見表7)。家長教育素養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與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之間的中介效應分別為0.038、0.031,表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通過提升家長教育素養進而改變子女的學習和行為,形成了“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家長教育素養-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的影響路徑。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能有效幫助家長形成正確的教養理念和養育子女的知識技能,抑制錯誤的教養行為,從而促進子女形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行為表現。

表7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影響子女發展的中介效應檢驗

第四,家長參與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與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進行1 000次抽樣之后得到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影響路徑的95%置信區間均未包括0,中介效應顯著。家長參與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與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之間的中介效應分別為0.034、0.025,說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通過增加家長在子女學習和生活中的參與,進而促進子女發展,形成了“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態度/行為表現”的內部影響機制。

第五,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不同學段、性別、獨生子女發展的影響存在差異性(詳見表8)。首先,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主要對小學高年段子女的學習態度和行為表現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如何優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內容以促進各學段學生的發展,值得深入思考。其次,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女生健康狀況、學習態度、行為表現的回歸系數更大,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女生發展有更明顯的正向作用。最后,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獨生子女的整體發展有更顯著的影響,尤其是學習成績和行為表現。

表8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子女發展影響的異質性

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效果的提升路徑

構建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提升家庭教育質量并促進兒童健康全面發展是我國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吨腥A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提出“教育行政部門、婦女聯合會統籌協調社會資源,協同推進覆蓋城鄉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建設”,這標志著我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已進入全面系統建設的新階段。為提高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覆蓋面、精準度和有效性,需從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供給”“轉化”“保障”三方面持續發力。

1. 優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供給”結構

(1)完善供給內容:“縱向貫通”與“橫向融通”相結合

指導內容是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載體,只有不斷完善和豐富指導內容,才能有效提升家庭教育指導的質量和效果。研究發現,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主要對小學高年段的學生和家長有顯著積極影響,對小學低年段和初中階段的學生和家長的影響微弱。因此,應基于不同年齡段兒童身心發展特點和教育規律,設置“縱向貫通”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內容,實現指導內容的連續性與貫通性。新西蘭、英國、挪威和韓國廣泛使用的“不可思議的年歲”項目,針對0-3歲、3-6歲、6-12歲兒童的家長制定不同的培訓內容,每個階段內容呈螺旋式上升,逐步遞進[14]。此外,應制定覆蓋教育學、心理學、生理學、營養學等不同學科“橫向融通”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內容,不僅涉及兒童成長與發展的規律,也注重家長教育素養和自我發展能力提升,還關注家庭發展和家庭功能發揮,改變以往主要提供家庭教育方法和策略等經驗型指導內容的做法。

(2)協同供給主體:充分發揮學校的教育優勢

學校是家長最希望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渠道,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僅有37.72%的家長接受過學校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這與邊玉芳團隊的發現一致[15]。應發揮好學校作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主渠道作用,利用好學校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過程中的心理優勢、師資優勢和資源優勢。首先,學校的規范性和專業性使其在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上具有一定的家長心理優勢[16],更易贏得家長和社會大眾的認可與信任。其次,中小學教師具有較淵博的文化科學知識和豐富的教育教學知識,是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專業性”人選,同時也要加強對教師有關家庭教育知識、能力與指導方法的培養培訓,提升教師的家庭教育指導勝任力,努力讓教師成為具有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雙重能力”的師資隊伍。最后,學校擁有教室、圖書館、報告廳、圖書資料等資源,相較其他場所具有天然的資源優勢,應加大對學校家庭教育資源的整合和建設力度。

(3)豐富供給平臺:探索“互聯網+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深度融合

伴隨著互聯網、多媒體通信、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充分利用互聯網的開放性、互動性、個性化和精準化的優勢,開發家庭教育資源,優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過程,把傳統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升級為移動指導、遠程指導、個別指導,滿足家長不斷增加的個性化、便捷化指導服務需求,這無疑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利用“互聯網+”構建家教資源共享中心,通過“專家講堂”“名校長談家教”等欄目,邀請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采用視頻、直播、資訊、音頻等多種方式,為家長提供更具可及性、便捷性、互動性、有效性的線上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實現專家與家庭之間隨時隨地的“親密接觸”。

2. 強化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轉化”效果

(1)“因類型施教”,提供精準化指導服務

由于兒童發展的差異性、家長教育素養的參差不齊以及家庭生活的復雜性,每個家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不盡相同,這導致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家長教育素養、家長參與和子女發展的影響效果存在異質性。然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普遍存在“普開藥方”“一刀切”的問題,“大水漫灌”式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掩蓋了學生和家庭的內部差異,形成“撒胡椒面”“全面開花”“千篇一律”的指導服務。因此,應以需求為導向,“因類型施教”,開展具有針對性、多樣性的精準指導服務。一方面,根據不同兒童和家庭的特征,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對象進行細化和分類,分析不同類型兒童和家庭的共性和個性,實施分類指導、分層服務、分步推進,如為一般家庭提供發展性的科普性指導,為流動、留守、單親等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提供預防性的專題指導,為“問題兒童”“問題家庭”提供干預性的事后補救服務。另一方面,精準定位家庭教育重點問題和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以“問題”為專題進行指導服務,如此既能將有限的教育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也能解決家庭教育問題以提高指導服務效果。

(2)基于積極差別待遇,為處境不利群體提供“兜底式”指導服務

“兜住底線,保障基本”是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建設的基本原則之一。在一個急劇變革的社會,存在大量農村留守兒童、城市隨遷子女、單親兒童、相對貧困兒童、殘障兒童等處境不利群體,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應該首先滿足這部分群體的基本需求,體現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作為公共服務的普惠性。如美國專門針對流動兒童家庭實施“家園”項目、“流動開端計劃”、“前進”項目、“流動教育技術”項目,以支持流動兒童及其家長發展[17]。羅爾斯的平等觀提出“通過某種補償或再分配使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于一種平等地位”[18],即通過差別原則和弱勢補償原則來改善“最不利者”的處境,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這樣不僅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還可提高資源的可及性。在具體實施中,要以公平為基本價值取向,實施積極差別待遇原則[19],對處境不利的家庭和學生進行精準識別,優先滿足他們的基礎性需求,在分配資源時對這部分群體進行適當傾斜,為其提供“兜底式”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3. 構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保障”機制

(1)以政府力量為主導,完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經費保障機制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要實現回應需求與有效供給的目標,保持有序運行和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建立公共財政支持的長效機制,完善經費保障機制。然而,實地調研發現,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經費來源以社會資助為主,經費總量少,且相關財政撥款多以專項形式下撥,使用靈活性不足,“錢無法花在刀刃上”,經費使用與實際缺口不對應,這導致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經費極為缺乏。為此,各級政府應當設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專項資金,加大對家庭教育事業財政投入力度以及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其次,規范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經費使用的靈活性和針對性,對于經濟相對落后、教育較為薄弱的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予以財政傾斜,加大對弱勢群體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經費傾斜。再次,為確保經費投入的穩定性和使用的有效性,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經費的申請、審批、評估、問責相結合的財政運行監督機制。最后,積極拓展經費來源渠道,實現經費來源多元化,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力量支持補充的家庭教育財政保障機制,如作為美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代表性項目之一的“最初五年”項目,其資金來源于州級項目委員會、聯邦政府和公益基金,充足的資金支持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20]。

(2)以專業服務為支撐,健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人才保障體系

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事業繁榮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一支師德高尚、業務精湛、結構合理、充滿活力、高素質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者隊伍。然而,目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人員存在數量不足、專業化程度不夠、遴選-能力提升-考核評價等環節不完善等問題[21]。這可從以下四方面進行優化:一是向前延伸,從源頭上提高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者的素質,在師范院校設立家庭教育專業,培養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人員,增加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者“存量”;二是門檻限制,完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者的選拔、聘用和管理機制,建立嚴格的準入機制,將受過專門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培訓和取得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資格證書設為從事相關工作的前提條件;三是中間擴展,通過研修培訓、學術交流、項目資助等方式,建立家庭教育指導者定期培訓制度,提供多樣化的培訓形式和培訓內容,同時應有針對培訓者的專業培訓;四是后期評價獎勵,指導單位應制定規范的考核評價體系,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多元考核評價,并通過多種方式給予獎勵,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事家庭教育研究和指導。

(3)以有效落實為目標,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監督評估工作

監督評估作為公共教育項目實施的“探測器”“診斷器”“助推器”,對于提高公共教育項目的執行效果具有重要作用[22]?！蛾P于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明確指出要“建立科學的監測評估制度”“建立第三方評估等監測評估機制”,但目前我國尚未建立科學的家庭教育監測評估機制,這制約了我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的發展。因此,應建立定期通報、監測評估等工作制度,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納入各部門的規劃和考核體系,保證家庭教育工作各項目標任務落到實處。第一,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作的統計、監測機制,建立綜合信息平臺或臺賬,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工作模式、頻率、內容、形式以及效果實施過程性監控,及時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進行評估反饋。第二,完善評估標準、評估內容和評估方法,對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的內容安排、指導人員素質、設施配置等方面進行考核評估,在評估過程中要加大家長的滿意度指標權重,契合績效評價的“顧客導向”。第三,開展第三方評估,通過高校專家評估、專業公司評估、社會代表評估和民眾參與評估等模式,提升評估的客觀性和公信力,公正回答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是否有效的問題。第四,建立基于評估結果的應用反饋機制,形成反饋-改進-再反饋-再改進的改進路徑,最大限度地激發多元主體的工作潛能,切實推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質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