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教師加班的身體社會學考察

陳 南

(南京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院, 江蘇 南京 210097)

一、問題的提出

加班作為當前不少行業的流行趨勢,與科技發展、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工作時空的拓展為員工延長工作時間提供了便利條件。其中,中小學教師加班現象作為一個普遍的社會事實,在不同區域、學校以及學科方面都有所體現,工作時間和生活時間不平衡成為該群體的熱門話題。社會期待、家庭需求與學校制度結構化地制約著教師的勞動過程和身體展演,教師正面臨從被動到自愿超時勞動的情境轉換。

中小學教師工作時間延長、工作強度加大逐漸得到研究者的重點關注。調查表明,中小學教師周均工作時間達到59.89小時,其中在校工作時間約為50小時/周,工作日和周末加班接近10小時/周。僅有4.86%的教師工作日不用加班,8.82%的教師周末無須加班,接近六成的教師工作日和周末加班2個小時以上[1]?！吨袊處煱l展報告2022》基于我國31個省市區的51 381名中小學教師的調查也顯示,72. 5%的教師工作日平均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日均工作時間8小時,10.2%的教師日均工作時間超過13小時,70.7%的教師周末仍需加班,7.8%的教師每周末加班超過8小時[2]。

有關教師加班的研究主要從三方面展開:一是加班動機研究。所謂“加班”,是指在法定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包括在休息日或者法定節假日進行工作,以及在法定日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即“加點”)[3]。加班的法律規制未能對相關單位形成有力的行為監督或約束,打破了工作和生活邊界的“彈性工作制”,更使得工作對知識勞工的生活形成擠壓態勢[4]。有學者指出,無論是從法律還是組織制度上都不應允許自愿加班等說法存在,因為勞動者不會毫無“附加目的”地去選擇加班[5]。教師加班背后是教學工作與非教學工作的混合雜糅[6],職業發展、制度倫理等強化了教師的加班行為。

二是加班形式研究。不同類型的勞動者在加班方式和內容上多有不同。在低端服務業中,泰勒科學管理思想占據主流,流程化、標準化是控制勞動過程的主要方式;而在高端服務業中,勞動者符號性的“情緒勞動”和“審美勞動”更為關鍵,自我管理開始取代組織管理[7]。生存取向的勞動者在物質激勵下往往選擇主動加班,這與資本取向的管理者出于節約成本等目的制定的規章制度相互呼應[8]。加班既可能是客觀環境因素如工作負荷過重的結果,也可能是員工自身對環境因素的感知,甚至是個人特質導致的結果[9]。

三是加班文化研究。東方價值觀念與加班具有內在聯系,東亞社會的勞動取向與員工的情感動機和規范動機呈正相關[10]。當前,中小學女性教師仍然在踐行傳統的“婦道”觀念,女性的工作-生活平衡問題從根本上與學校和家庭的性別公正有關[11]。有研究者通過描述當代女性教師家庭生活的三種主要類型,展現她們在“文化交融”過程中面臨晉升的“玻璃天花板”問題,探討教師身體背后的文化機制和社會場域[12]。

通過梳理既有文獻發現,盡管學界日益關注教師加班現象,但更多側重于日常工作量的統計測算和工作負擔的應對治理,卻對中小學教師具體的、實際的加班過程觀照不多,以質性方式考察教師加班之制約因素的研究更為罕見。因此,鑒于身體是勞動實踐的載體,本研究以教師身體作為加班的分析中介,通過身體社會學視角考察教師的身體展演和具身體驗,將加班與學校工作、家庭生活等領域相互關聯,以期更加全面地展現教師的勞動過程和生活形態。

二、理論基礎和研究設計

1. 理論基礎

身體社會學是當前國內外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關注點和學科生長點,其核心在于通過重返“身體”以扭轉定量社會學“見物不見人”的學科偏見。身體社會學的理論旨趣重在揭示一個雙向互動過程:社會由不同身體構成,身體由特定社會建構,尤其強調解讀身體表象背后的社會意涵。身體社會學主要呈現出三種理論傳統:一是受慣習推動的身體實踐傾向;二是身體規訓與權力理論;三是身體的社會建構論。以上均反映出身體與社會是密不可分的,身體既具有生物意義,同時更多地具有社會意義。無論是將身體視為符號和意義系統,還是將身體視為社會現象系統,身體總是與社會并存共生。

身體社會學有望勾連微觀社會行動和宏觀社會結構,引導教育者和研究者重視諸如年齡、性別、勞動、情感等身體要素對教育活動的影響。在此,學校和家庭作為教師的實踐場域,要求教師的身體在平衡工作與生活過程中發揮支點作用。其中,履行好工作和非工作領域的各種角色職責成為實現工作-生活平衡的前提條件,也被視作該概念的核心內容[13]。個體作為邊界的跨越者,身體在工作和家庭兩個領域之間穿梭,并不斷進行身份協調和角色轉換。人們如何劃定及處理這兩個領域的范圍與疆界,決定了其在工作與家庭關系上的平衡狀態[14]。

資本、權利和身體歸屬是教師加班研究的關鍵詞。市場經濟中勞動力供給的決策主體是勞動者家庭或個人,“過日子”的生活過程使勞動者不斷地向家庭回歸[15]。隨著家庭在消費活動中逐漸邁向“競爭”場域,勞動者通常需要借助延長工作時間來保障生活支出[16],加班形象及符號也有利于他們穩固職場地位。身體社會學可以聯結學校與家庭,將教師加班的勞動過程、制約因素、實踐類型等內容揭示出來,在身體與社會的互構互釋中考察教師加班的整體狀況。

2. 分析框架

本研究并非意在揭示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之重或加班之忙的直接成因,而是希望通過運用身體社會學視角,將教師加班中的結構性制約因素予以凸顯,提出并回應基本假設:教師身體是否/如何影響加班過程?在此,身體社會學經由關注“社會的身體構成”和“身體的社會建構”這一雙向互動過程,為研究者考察結構與行動、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奠定框架思路,也為分析中小學教師加班中事業型要求、生活式準則、資本化身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其類型劃分提供理論支持(分析框架見圖1)。

圖1 中小學教師加班的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法。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筆者抽取25位中小學教師為目標對象,根據時間、精力及進入現場的可能性,采用面談、視頻、電話等形式進行深度訪談,并結合實物收集和生活史調查。受訪者來自重慶、云南、湖北、安徽、江蘇、廣東、福建等省市的公辦中小學,其中青年教師(35歲以下)13位,中年教師8位,年長教師(50歲以上)4位;女性教師16位,男性教師9位。為保護隱私,文中出現的學校、受訪教師等均采用化名。訪談時間根據受訪教師情況而定,每次控制在1個小時左右,捕捉與加班相關的身體展演和具身體驗,獲取他們對學校和家庭、工作和生活等內容的基本認識及整體態度。

三、中小學教師加班的制約因素

在教育生活中,教師的公私矛盾顯著地體現在他們的身體“歸屬”上,到底是選擇以校為重繼續工作,還是選擇回歸家庭融入生活,已成為中小學教師在面對加班時的“身體困境”。加班不僅促進中小學教師反思工作與生活之間的關聯,而且將教育勞動與教師身體緊密聯結起來,擁有不同身體屬性的中小學教師面臨著形式各異的結構性制約。

1. 事業型要求:教學與行政

(1)教學事務的充實

實踐中,教學事務是中小學教師常規工作的重中之重,青年教師的加班更多地圍繞基本業務來展開。在談論工作時間和工作壓力時,WZ老師說道:

我一般早上6:50出門上班,下午16:00左右下班,中間上3節數學課,剩下的時間就是備課、開會、做材料。因為有成家和生活的壓力,所以我都是“拼命”工作的,就是為了能在學校把工作都做完。(受訪者20,青年男性教師WZ)

為了不加班或少加班,WZ老師選擇了拼命工作,他的這種工作狀態似乎并非源于對教育教學的熱愛,而是來自成家和生活的壓力。對青年教師而言,由于接手工作不久,加班多出自“應付”各種各樣的教學事務。對此,WH老師說道:

我每周有3節早讀,3節午托(12:00-13:40),3節晚托(3:50-5:00),還有正課10節。一個班有53人,每天至少是一項作業,多的時候三項,光是改作業的任務量就很大。另外是突然接到任務。比如我22號剛上了一次公開課,又突然通知我上30號的示范課。后面每天基本上只睡四五個小時。接下來還要去GH上交流課。(受訪者15,青年女性教師WH)

教學工作通常帶有明顯的量化傾向和比較成分,工作量是影響教師生活心態的重要因素。除了必須完成的課時量之外,所帶班級的數量及人數也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教師的身體表現。更讓青年教師“手足無措”的是教學任務的“輪番轟炸”和非教學工作的“突然襲擊”,如社區創衛等社會性事務不時干擾教學工作,教師只能被動應對上級領導的“指示”。事實上,在職業生涯初期,青年教師出于生存需要傾向于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工作上,積極承擔教學事務是其展示自身實力的有利條件。

(2)行政事務的緊迫

除常規的教學事務之外,各式各樣的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也占據了教師大量的業余時間。作為教導主任,S老師經常加班加點處理學校事務,忙到夜里九十點鐘甚至更晚也是“家常便飯”。談及“加班”,他既有些驕傲又顯得無奈地說:

這些都是我的職責和義務。作為中層領導要帶頭干活啊,不然在老師中間沒有威信,更沒人聽你的了。而且我評職稱算是比較快的了,身邊有的老師到50歲都沒評上“一級”。(受訪者12,中年男性教師S)

行政事務極為瑣碎和繁雜,S老師的日常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根本停不下來”,他需要在家中完成備課、批改作業等任務,每天平均工作近12個小時。但即便如此,S老師也不敢多加抱怨,為了回報上級領導的支持信任、向“下”能夠服眾,他不得不選擇“走出家庭”夙夜在公,否則就可能辜負來之不易的信任和肩負的責任。

類似的觀點在年長的C老師身上也可以看到。工作三十多年來,C老師出色的教學和問題解決能力使其成為校長的得力助手。他在談及工作積極性時說:

教學習慣和節奏已經形成了,平時和周末加班加點干工作都是常有的事?，F在學校工作特別多,回家也無事可做,不如在這邊多干干活。年輕教師也應該主動承擔責任。(受訪者4,年長男性教師C)

C老師認為教育作為一項“良心活”,需要付出極大的時間和精力。他不僅自己工作時間較長,而且動員年輕教師加入,行政事務作為他的“心事”幾乎讓隱性加班伴隨其教育生活。

2. 生活式準則:照養與物質需求

(1)照養作為家庭要務

作為學校工作“頂梁柱”的中年教師,通常也是家庭生活的“主心骨”。正如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所言:“家,強調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相互依存。它給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證社會的延續和家庭成員之間的合作?！盵17]CP老師在訪談中說道:

我和我愛人都是老師。我帶了3個班,一周將近20節課,還帶了一個班的班主任。不夸張地講,我有時一連好幾天都沒機會和孩子說句話。(受訪者3,中年男性教師CP)

由于加班的長期存在,“養小”成為教師平衡工作與家庭關系的突出事件,長期的“隔代撫養”使同為教師的夫妻二人產生了明顯的“負疚”心理。于是,飽受“拉扯”的中年教師在面對突出的“工作-生活矛盾”時,只能退而求其次地梳理價值序列,并按照事情的緊急程度努力應付教育生活。

同樣,在S老師的案例中,孩子的媽媽和奶奶不出意料地成為照顧家庭的最優人選。有研究者認為,冉冉升起的“職場明星”之所以能專心致志獻身事業,是因為自己的另一半待在家里無微不至地料理家務[18]。教育既是一項工作,也是生活本身。教師過教育生活時不是單槍匹馬,而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集體協作。在這項集體協作中,男人打拼事業、女人照顧家庭的分工共識,使得原本較為激烈的“工作-家庭沖突”以一種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

(2)物質需求作為生活支撐

教師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延續生活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制約著他們的加班行動,勞動的價值序列并非堅牢穩固。身為年級組長的ZT老師說道:

說起來有點慚愧,我的家人是反對我干這個工作的。一是工作太忙,天天加班加點不著家;二是工資低,聚會都不好意思參加;還有就是孩子也經常顧不上管。(受訪者25,中年女性教師ZT)

ZT老師雖然經?！凹影嗉狱c”,但物質回報卻不甚理想,在與周圍人相比較的過程中總是落于下風。同時,ZT老師“舍小家為大家”的“自我犧牲”精神也并未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同情。有研究者對我國公立教師的“離職潮”進行分析后發現,“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或許是教師離職的托詞,教師的幸福感、崇高感正因為勞動回報有限而有所降低[19]。

教師加班不僅增加了個體的身心負擔,而且在無形中也減少了涉足其他領域的可能,為了彌補家庭事務的參與不足,“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現象確有發生。對此,身為教研組長的H老師這么認為:

在學校不光是忙工作。生活上的事同事之間會商量著來,彼此幫幫忙,其他的我們也指望不上。家里遇到的小事情會挑工作閑的時候抓緊處理,要不然一忙起來什么都顧不上了。(受訪者5,中年男性教師H)

在工作的間隙,H老師會選擇合適時機處理個人私事,被加班所擠壓的家庭生活時間需要通過裁剪工作時間予以補償?？傊?教育生活中“公”與“私”的劃分并沒有那么絕對,教師的工作與生活相互穿插銜接,這既為教育勞動的形式所決定,也為教師身體的條件所影響。

3. 資本化身體:年齡與性別

(1)教齡與分工

根據前兩部分內容可知,教師加班現象并非“鐵板一塊”,教師的年齡、性別、心態等身體要素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他們的加班行動,因此在對“加班”進行總體的社會學分析時,需要兼顧加班主體的身體類型。年長教師LY在談論相關話題時說:

現在的話,加班不太常見了。因為對教材很熟悉,我基本上都是很快備一下課。另外,很多會議和活動只要不是特別重要緊急的,也不對我們有硬性要求。目前課外的活動主要就是帶新老師,得把機會留給年輕人,他們還需要鍛煉。(受訪者8,年長女性教師LY)

LY老師在談及當前工作狀態時顯得輕描淡寫,困擾諸多教師的工作負擔問題在其身上并不突出。在教學方面,LY老師早已輕車熟路,備課、作業批改等所需時間有限,加上行政工作不多,日常會議和活動的組織壓力也不再緊迫。年輕教師之所以屢陷“時間困境”,工作的熟練度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權威的雙重支持下,年長教師擁有了以自然年齡為表象的“身體資本”。

然而,在社會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眾人皆處“社會加速”的新異化情境中[20],年長教師在加班事項上的頻繁缺席不無意外地塑造出“拈輕怕重”的職業形象。對此,WX老師這樣認為:

從工作分配上看,我覺得對年輕教師很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年輕人工作量比老教師大得多,但工資收入卻少得多,這看起來不太合理。(受訪者19,青年女性教師WX)

應該說,盡管老教師的付出并不局限于“可見的”日常事務,但這并不能減少年輕教師的不平衡感,“職稱制度改革”和“績效工資制度改革”更是成為相關領域的熱門話題。在此,年齡或工齡與文化、制度、歷史等社會因素交互作用,并由自然身體轉向社會身體范疇。

(2)母職與教職

選擇加班的主體雖然是擁有行動能力的教師,但社會因素卻從始至終地制約著教育勞動的基本形態。隨著教育勞動女性化現象愈發突出[21],性別分工成為制約教師“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要因素。所謂性別分工,是指社會成員在男女生理基礎之上所形成的勞動分工,通常是由社會建構而非自然形成[22]。在論及工作和家庭生活沖突的話題時,Z老師說:

我是三年前從XY學校來到TZ的,相對來講這邊的待遇、生源還要差一些。來這個學校也是為了兩個孩子上學,以前住的地方太偏,照顧他們不方便,現在有什么情況我都能過去解決。(受訪者22,中年女性教師Z)

在此,Z老師的教職身份和母職角色發生激烈碰撞。她原先在一所優質中學任教,但為了孩子們的發展卻不惜放棄自身的事業,而原因即在于“父代母職”既不現實、也不合適。在談到加班的應對問題時,Z老師又說:

孩子爸爸因為工作比較忙很少陪他們,所以一般晚飯過后我就看著他們學習,經常是他們做作業,我在旁邊備課、寫材料。(受訪者22,中年女性教師Z)

為了平衡學校和家庭的不同責任,Z老師主動選擇了一邊加班工作一邊陪伴子女。對此,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將已婚男女每天至少 8小時的職業勞動時間稱作“第一輪班”,而將他們下班后用于照料家庭等所花費的勞動時間稱為“第二輪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比男性每周大約多工作15個小時,一年比男性幾乎多“工作”一個整月,但這種額外勞動卻被各種各樣的自利性策略予以忽視[23]。由于家務勞動創造的“價值”相當有限,追求獨立自主的女性教師傾向于“向前一步”(Lean in)選擇更有價值和意義的加班。換言之,職業女性工作時間越來越長,不是因為她們需要金錢或憂慮工作的穩定性,而是因為她們感到職業勞動比家務勞動更加快樂、更能體現人生的價值[24]。

四、中小學教師加班的實踐類型

加班的過程考察顯示,“工作-生活沖突”是當前中小學教師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雖然他們身處的具體情境復雜多變,但在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過程中,受制于學校、家庭及個體需求的教師卻普遍呈現出類型化特征,工作時間和生活時間互不干擾、大體相當的“天平模式”難以給出滿意解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研究將“身體”作為支架,探討教師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三角結構及其類型,從學理上為相關教育實踐和政策議題提供若干思考路徑。

在結構化理論中,吉登斯對“行動”概念進行了界定,“‘行動’(action)并不是一些‘行為’(acts)的組合……我們也不能脫離身體來探討‘行動’,因為身體正是‘行動’與它的周圍世界的中介,是行動中的自我的統合體(coherence)”[25]?？梢哉f,雖然行動并非總是由明確的意圖或意識所引導,但行動本身始終處于“結構化”或“例行化”狀態之下。正是因為社會活動始終具有一種循環往復的特性(即“結構化”或“例行化”),研究者可以對教師個體的工作-生活平衡行動進行歸類研究,確立結構與行動相互耦合的“實踐意識”。加班的“實踐意識”可以從“三角結構”中得到體現。三角形的三個端點分別代表工作、生活和身體,根據身體端點到工作端點和生活端點的距離大小,我們可以將“三角平衡”區分為三種類型:三足鼎立型、工作主導型和生活優先型。

1. 三足鼎立型(理想型)

所謂“三足鼎立型”,是指教師的工作、生活和身體處于和諧狀態,相互之間的支撐關系和共構關系配合融洽,教育生活呈現出理想而完滿的狀態。在此理想圖景中,教師工作和生活所代表的社會需要,與教師身體所代表的個體追求,實現結構和行動的互補:結構層面上工作與生活之間的距離維持恒定、共構關系保持固定,行動層面上教師的身體處于穩定狀態,沒有分身乏術之困(見圖2)。達到理想的三角平衡,需要同時滿足多項條件,這在充斥著大量變數的教育生活中尤為困難,于是,“奮斗型”和“顧家型”作為變種而出現。

圖2 “理想型”

2. 工作主導型(奮斗型)

所謂“工作主導型”,是指在工作、生活和身體所構成的三角之中,重心位于工作端?！皧^斗型”教師將身體和工作相互綁定,“工作-生活平衡”以犧牲一定的生活質量為代價。這一三角結構需滿足相應條件:第一,生活端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因而為生活所束縛的教師難以長期堅持“奮斗型”角色。第二,工作端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教師可以相對準確地預判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身體端雖然更加靠近工作端,但與生活端的聯結又將三角形的面積大大降低(場域、時空被壓縮),三者間的聯系反而增強。第三,在行動層面上要求教師關注身體限度,以勞動的身體為準繩投入教育生活;在結構層面上則要求教師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共構關系,強化身體對二者的支撐。根據事業、身體和社會條件,青年男性教師、骨干教師、干部教師更傾向于選擇“奮斗型”模式(見圖3)。

圖3 “奮斗型”

3. 生活優先型(顧家型)

“生活優先型”的重心指向生活端,與“工作主導型”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關系?！邦櫦倚汀苯處煂⑸眢w和生活相互結合,這種模式使得“工作-生活平衡”以降低一定的工作質量為代價。這一三角結構也需滿足相應條件:一是工作端既穩定又靈活,教師可以相對輕松地完成學校任務,同時在管理、考核等方面面臨較少壓力。二是生活端相對固定,教師置身于緊迫且溫馨的生活情境:溫馨是吸引教師回歸生活的外在動力,而緊迫則是教師投入時間和精力的內在動力。三是在行動層面上要求教師強化身體協調,以靈活的身體為導向投入教育生活;在結構層面上則要求教師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共構關系,加強身體與生活的支撐關系。在此,女性教師、普通教師、年長教師更常見于選擇“顧家型”模式(見圖4)。

圖4 “顧家型”

五、總結與啟示

1. 研究總結

本研究對中小學教師加班中的事業型要求、生活式準則及資本化身體等維度予以質性分析,直觀地展現出教師的教學與行政事務、照養與物質需求以及年齡與性別分工之間的交互作用,劃分出教師在加班過程中平衡工作與生活的三種類型?；谏眢w社會學考察發現,中小學教師加班存在一定的群體差異,不同年齡和身份的教師擁有各自的勞動境況。從工作條件上看,青年教師在教學事務和社會性事務上著緊用力,而中老年教師則受行政事務的緩急所影響。從時間維度上看,教師加班受制于時間性的身體。身體并不以時間為節點,而是以身體為旨歸,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受制于結構,而后者依托于行動,身體為“實踐的緊迫性”提供了勞動限度。

中小學教師加班還存在明顯的性別分工。男性教師的勞動時間具有較高的彈性,在面對工作-家庭沖突時,通常不會輕易地陷入“時間饑荒”之中。但對女性教師而言,“加班”則時常意味著選擇做“好教師”還是“好母親”成為身體的不可承受之重。實踐中,女性教師近乎獨立地承擔照養職責等“第二輪班”,使其無形中減少了工作時間和職業投入,不利于女性教師謀求職場權力結構中的優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小學校呈現出女性專任教師多、男性干部教師多的“怪相”[26]。

2. 實踐啟示

緩解中小學教師加班過程中的“工作-生活矛盾”,有必要運用政策工具、改善工作條件、激活身體資本。一是在政策層面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的工作負擔。教育管理部門需要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積極提供有助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的政策工具箱,切實清理和規范與教育教學無關的事項,減少檢查評比、填表、值勤、“漲粉”等指令性任務和社會性事務,多部門協同遏制教育教學工作的形式主義風氣。二是在學校層面進一步改善中小學教師的勞動境況。學校治理需要在以教師為本的基礎上,統籌各類教師的實際工作量,減少考核項目數量,實施科學合理的工作管理制度和績效分配制度。規范工作群、家長群等群組管理,明晰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生活邊界,探索實施彈性工作法。三是在行動層面進一步激活中小學教師的身體意識。教師自身需要在提高教育教學素養的基礎上,加強身體實踐意識和行動內驅力,減少無效內卷及躺平,將工作和生活壓力轉化為發展動力。建立完善教師支持合作機制,根據身體條件動態調整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