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經歷如何影響公眾安全感?
——基于10個城市調查數據的分析*

王曉楠

(上海開放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在全球風險社會與中國社會加速轉型的雙重語境下,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交織疊加下,各類風險的跨界性、關聯性、穿透性、放大性顯著增強[1]。隨著全球化、城鎮化、網絡化進程的加速,公眾越來越清醒認識到人類無法避免風險,僅能降低其損失。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安全需求是指安全、穩定、依賴,免受恐嚇、焦躁和混亂的折磨,對體制、秩序、法律、界定的需求[2]。安全感作為公眾對城市安全感知的“晴雨表”,是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狀況和評價政府對城市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項重要指標。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盵3]安全感是人們對自己需求滿足中風險和危險狀況的主觀評價,安全感是底線,是提升獲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礎[4]49。也有研究認為獲得感是幸福感形成的重要基礎,安全感在獲得感與幸福感的關系中扮演了“連接器”和“催化劑”的角色[5]。社會轉型期,巨大社會能量的激活與規則體系的缺失這兩種情形同時并存,對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會起加劇的作用[6]。挫折經歷作為一種客觀事實,是社會矛盾的微觀表現。公眾遭遇挫折經歷極易引發情緒變化,對公眾安全感產生影響[7]108。

本研究采用“2019年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的數據,探討以下問題:公眾遭遇挫折經歷后如何影響安全感?公眾安全感是否存在差異化的影響路徑?如何基于不同的影響路徑,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緩解公眾的不安全感,化解社會風險?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嘗試構建挫折經歷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路徑,為保障公眾安全感,有效防范、化解我國新時期各類社會風險提供對策和思考。

二、文獻綜述

(一)安全感的內涵和維度

國內外研究者從心理學、犯罪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視角闡釋安全感。犯罪學認為安全感是公眾根據客觀行為表現出來的對一定時期和空間下的社會治安破壞力和制控力的綜合主觀心理感受[8]15。心理學強調安全感是對身體或心理造成威脅的風險預感,以及個體在應對風險時體驗到的有力或無力感[9]。社會學視角認為不安全感是社會環境下個體對不確定性和不安全的感受[4]42。安全感是幸福、安全的狀態,不安全感則是一種預防和恐懼的狀態[10]。

近年來,隨著學科間的交叉融合,安全感的內涵由個人層面擴展至國家、社會層面,其測量也不再局限于個體視角[11]。有研究認為不安全感分為內在不安全感和外在不安全感[12]。內在不安全感是人格特質,由早期經驗所造成的;外在不安全感是由外在因素導致的不安全感,如環境變化、社會壓力或人際關系的壓力[13]209。也有研究把安全感分為狀態安全感和特質安全感,特質安全感是個體比較穩定、持久和內隱的主觀體驗,基于認知深化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情感體驗。狀態安全感具有即時性、沖動性和外顯性的主觀體驗,是個體基于客觀事實和安全需要產生的情緒體驗[8]152。

本研究借鑒王俊秀和姚本先等對安全感的定義、分類和測量,認為安全感是具體情景下公眾對人身、財產等合法權益可能受到侵害或對客觀社會環境的不確定和不安全的感受。安全感呈現為個體取向和社會取向,分為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前者是個體人格特質的情感體驗,屬于內在安全感,后者是外在環境影響下的情緒體驗,屬于外在安全感。

(二)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及路徑

國內外研究者在微觀和宏觀層面對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展開了大量研究。微觀層面影響因素包括:人口結構、社會結構、社會經濟地位、媒體使用因素等[10]。中觀和宏觀因素包括:社會穩定、社會治安、生活環境[13]206;健康狀況和社區環境[14];居住環境警務資源配置、大眾媒體傳播、安全技能[15];城市化率、犯罪率和安全投入等[16];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多元主體在管理、意識、能力的不足[17];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均衡程度和社會弱勢群體邊緣化程度[18]106等多重復雜要素建構安全感。

風險社會中政府或組織的信任危機會降低公眾安全感。風險溝通中由于信息的混雜和失真,公眾缺少準確判斷的信息條件,引發信息不對稱,進而降低公眾信任感[19]。已有研究發現災害信息、災害類型等對政府信任有顯著負向影響[20]。信任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存在“不對稱原則”,消極信息降低信任的程度強于積極信息提高信任的程度。公眾更容易受到消極信息影響,進而作出消極偏見判斷[21],如遭遇客觀災難,政府信任降低,進而降低安全感[22]。Earle和Siegrist提出信任對風險感知的影響機制,認為信任結構存在差異性,并提出了“信任—信心—合作”TCC模型(trust-confidence-cooperation)。信任是具有彈性不會輕易破壞的,信心是脆弱的,容易受到過去的經歷和事件影響,作出消極判斷[23]。王俊秀等提出信任在建構安全感的認知路徑和情感路徑中發揮關鍵作用,屬于聯結點與中介[24]。姚本先等構建了“情景—情緒—情感”的安全感生成機制[8]152。

近年來,國內外安全感的研究成果突增,但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路徑研究相對匱乏。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大多研究從微觀視角探討社會治安層面的安全感或探討總體性安全感,如環境安全、隱私安全或經濟安全等,缺少從多維度視角分析公眾安全感內涵;(2)已有研究雖闡釋了“情景—情緒—情感”的公眾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但缺少探討挫折經歷如何影響不同維度的公眾安全感(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3)國外研究者雖然提出差異性信任對風險感知的影響機制(TCC模型),區分信任和信心的差異,但鮮有研究驗證挫折經歷如何通過差異化信任對公眾安全感產生影響。

本研究創新之處在于:分析新時期公眾安全感的二維特性,探索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的影響路徑,分析差異性路徑背后的內在邏輯,對保障公眾安全感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研究假設

(一)挫折經歷與公眾安全感

伯科威茨對“挫折-侵犯”(frustrated aggression theory)理論進行了完善,認為挫折并非單純剝奪,只有當個體利益受損且其受損結果與不公平的決策有關時,才會產生挫折感[25]。挫折并不一定導致攻擊行為,不同人會產生不同反應,社會關系等因素會干擾侵犯行為發生[26]。挫折感是指個體因遭遇阻礙和干擾,致使其需求得不到滿足、目標無法實現的一種消極的情緒狀態[27]81。經濟危機、失去工作等社會性壓力與公眾負面行為和消極情緒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28]。挫折經歷是干擾或阻礙目標的外在刺激情境,包括人為原因、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29]。個人受傷害經歷包括各類突發事件和災難,失業、低收入、各類矛盾中的利益受損等,對公眾安全感產生影響[18]107。翁定軍等對挫折“事件”進行分析,提出挫折生活經歷對個體產生消極影響,改變個體的判斷或態度,并加劇沖突感[30]94。

本研究依據“挫折-侵犯”理論,將挫折經歷作為個體遭遇不公正待遇或者遭遇挫折的客觀事實,遭遇挫折事件越多,公眾認知越會產生偏差,進而降低公眾的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個體安全感越低。

H2: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社會安全感越低。

(二)挫折經歷、政府信任與公眾安全感

已有研究發現挫折經歷會降低政府信任程度。由政策失誤或決策失敗導致個體或群體生活窘迫的公眾,通常比生活優越的人更不信任政府[31]。朱志玲發現人們遭遇挫折越多,其對基層政府的評價越低[7]97。對于弱勢群體,由于溝通渠道不暢、利益表達機制不完善、制度保障不足等,農民工群體產生了對政府和司法系統的不信任[32]。

信任對安全感的影響路徑研究發現,信任具有抽象性,對象一般為機構,公眾根據機構的能力和表現作出判斷,具有彈性,不會輕易破壞[33]1333。信任對安全感的影響機制存在 “對稱性原則”(asymmetry principle of trust),建立在價值觀相似性的判斷基礎上,基于社會關系、群體成員的關系和共享價值觀,通過啟發式的過程,減少公眾認知復雜性[34]。政府信任通過啟發式過程有助于減少認知上的復雜性,降低不安全感[35]。因此,本研究認為挫折經歷通過降低政府信任,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并提出以下假設:

H3a: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政府信任越低,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

H4a: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政府信任越低,進而降低社會安全感。

(三)挫折經歷、政策認同與公眾安全感

政策認同處于政治認同結構的最底層,是個體對包括憲法體系在內的社會規范力量的認知性期待[36],是微觀層面公眾對政府的具體政策,如政策設計、政策制定、政策執行的認可程度。利益分化與失衡、利益表達不暢和受阻會導致政治認同弱化,進而出現群體不滿導致社會沖突[37]。政治認同基礎的松動會擴大公眾基于利益、制度、價值觀念等的分歧,使其在面對社會矛盾和沖突時更易形成態度極化[38]。Earle、Cvetkovich、Siegrist等人認為信任對安全感的影響機制取決于信任結構差異,信任呈現 “對稱性原則”,信心呈現“不對稱原則”。后者對象一般為具體事件或政策,通常相信未來事件會按期望發生,一旦不符合預期,就會立即破壞[33]1334-1335。政策認同的對象一般是具體政策,較為具體,熟悉程度相對較高,符合TCC模型中信心的內涵。因此,為了檢驗政策認同是否存在中介效應,是否對兩個維度的安全感影響存在“不對稱原則”,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b: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政策認同越低,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

H4b: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政策認同越低,進而降低社會安全感。

(四)挫折經歷、社會公平感與公眾安全感

社會公平感是對社會不平等狀況的主觀感受,受到客觀社會結構和主觀公平觀念的綜合影響[39]33-35。社會公平感的研究視角包括:局部比較視角,如“相對剝奪論”“參照群體論”;客觀地位結構視角,如“結構決定論”“社會結構論”“社會經濟地位論” “社會經歷論”等。相對剝奪理論認為個體在評價自身的境遇時,受相關參照群體的影響,容易作出社會不平等的判斷[39]34?！吧鐣洑v論”認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公經歷也會影響公平感受[40]。挫折經歷或者遭遇不平等的經歷作為客觀不平等,影響了個體的主觀不平等[41]192-193。社會公平感作為一個既定事實,可以是引發心理和行為反應的原因[41]179。在鄰避型環境沖突中,不公平感提升風險感知,進而影響公眾參與非理性抗爭的意向[27]81。懷默霆提出了“糟糕經歷”更可能對不平等抱有批評的態度[42]。朱志玲驗證了挫折經歷通過公平感和社會安全感對政府評價產生間接效應[7]97。因此,本研究提出挫折經歷通過降低社會公平感,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并提出以下假設:

H3c: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社會公平感越低,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

H4c:公眾遭受的挫折事件越多,社會公平感越低,進而降低社會安全感。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構建出挫折經歷對安全感的影響路徑假設模型(圖1)。

圖1 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影響路徑的假設模型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研究院的 “2019年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覆蓋國內7個超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深圳、成都、重慶和3個特大城市杭州、武漢、長沙,其分布在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和長江上游下游區域五個都市圈。調查對象為現居住地址在本市且年齡在17周歲至74周歲之間的居民。調查采用入戶調查方式和多階段混合抽樣方法,每個城市抽取40個居委會,每個居委會完成25份問卷,共完成問卷10 000份。由于本次調查分為A、B卷,根據研究需要采用A卷5 000份,刪除缺失樣本,有效樣本為4 934份?？刂谱兞康拿枋鲂越y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分析策略

利用SPSS統計軟件,采用最常用的Cronbach's Alpha值來檢驗量表的信度,利用Amos進行因子分析,檢驗潛變量的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測量模型擬合度檢驗后,進行線性回歸和結構方程分析,驗證研究假設,檢驗變量之間關系,選擇Mockinnon PRODCLIN2方法檢驗中介效應[43-44]。

(三)變量測量

1．挫折經歷。挫折經歷部分參考翁定軍等人的研究[30]97,調查對象是否經歷以下事件:“遇到對自己或家人不利的政策”;“因為貧富差別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因為戶籍差異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因為性別差異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因為工作單位性質不同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到政府辦事時受到不合理的拖延、推諉”;“遇到不合理的收費”。選項為“有”和“無”,凡有該經歷賦值1,無此經歷賦值0,7 題得分相加,挫折經歷的平均值為0.894,標準差為1.364。

2.內生潛變量。運用SPSS進行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所有變量的Cronbach's Alpha 系數基本在0.6以上,KMO值為0.762,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卡方值為1 455.354( sig=0),表明問卷結構效度良好。運用SPSS對23個觀測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析出5個公因子,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2所示,分別命名為“政府信任”“政策認同”“社會公平感”“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5個潛變量的觀測變量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大于0.50,表明潛變量的測量題項有較高的信度。

表2 內生潛變量的題項與探索性因子分析

維爾將安全感分為個體安全感、經濟安全感、社會安全感、政治安全感和環境安全感[10]46。王俊秀把安全感分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交通安全、醫療安全、食品安全、勞動安全和個人信息隱私安全八個方面[4]43。汪海彬等提出社會穩定、家庭安全、公共安全、社區安全、職業安全、身體安全 6 個維度安全感評估指標體系[45]。本研究安全感的測量依據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和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安全感測量指標[13]213-214,將因子聚為兩類:“個體家庭財產安全”“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具有穩定性,表現為內在特質安全;醫療、食品、勞動、信息與隱私、環境具有即時性,表現為外在狀態安全[8]151。

(四)模型檢驗

1.信效度檢驗。表3所示,5個潛變量的Cronbach's α值介于0.746～0.834之間,大于0.7;潛變量的組成信度(CR)介于0.754～0.838之間,大于0.60,表明各潛變量具有較高的信度,平均方差抽取量(AVE)范圍為0.502～0.568,大于0.5,表明每個潛變量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潛變量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表4所示,每個潛變量AVE平方根大于潛變量(構面)之間相關系數,表明5個潛變量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3 各潛變量信度檢驗結果

表4 測量模型區分效度分析

2.擬合度檢驗。結構方程模型的擬合度通過觀察多個指標進行評估,擬合指數代表了模型與調查數據的適配性,如表5所示:χ2/df=1.282,1<χ2/df<3;RMSEA=0.008<0.08;CFI=0.998>0.9。研究模型擬合度符合標準,表明結構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表5 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報告

3.穩健性檢驗。為檢驗結構方程模型的穩健性,本研究將樣本隨機折半分析并進行模型參數比較。模型穩健性分析結果通過恒等性比較檢驗,因子載荷量、結構系數及結構協方差三項的卡方差異值均未達顯著差異,表明具有跨群組的穩定性。通過結構殘差與測量殘差恒等性比較,發現|ΔTLI|<0.05及|ΔCFI|<0.01,測量模型通過殘差檢驗,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穩健性(1)由于篇幅有限,數據結果不呈現,如有需要可聯系作者。。

五、實證分析

(一)路徑系數分析

控制變量民族、婚姻狀況、政治面貌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都沒有顯著影響(表6)。但是男性的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高于女性。年齡較高的居民個體安全感較強。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的居民社會安全感較低。

表6 回歸模型路徑分析

挫折經歷對政府信任(a1=-0.195,P<0.001)、政策認同 (a2=-0.313,P<0.001)和社會公平感(a3=-0.336,P<0.001)有顯著負向影響。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有微弱負向影響(c1=-0.034,P=0.048<0.05;c2=-0.042,P=0.013<0.05),表明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直接負向影響,假設H1、H2成立。但由于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的顯著效應較弱,需要通過Boolstrapping法驗證,H1是否成立。

政府信任、政策認同和社會公平感對個體安全感有顯著正向影響,分別為政府信任 (b1=0.217,P<0.001)、政策認同(b2=0.136,P<0.001)和社會公平感(b3=0.239,P<0.001)。政府信任、政策認同和社會公平感對社會安全感有顯著正向影響,分別為政府信任 (b1=0.145,P< 0.001)、政策認同 (b2=0.245,P<0.001)和公平感(b3=0.469,P<0.001)。研究結果驗證了政府信任、政策認同、社會公平感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都有顯著影響。根據路徑分析的系數變化可以判斷,挫折經歷有可能通過政府信任、政策認同和社會公平感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產生影響。

(二)中介效應分析

中介效應檢驗一般采用偏差校正自助法(Bias corrected bootstrapping)[46],但是由于Bootstrap法只能驗證模型中總體中介效應的顯著性,Holbert和 Stephenson[47]建議采用 Mackinnon[44]的PRODCLIN2方法來檢驗多因子中介模型的特定路徑的中介效應?？紤]到本研究假設存在三個中介變量,因此需要采用Mackinnon PRODCLIN2方法分別對三個中介變量的間接效果進行顯著性檢驗。表7中點估計、標準誤和Z值采用Bootstrap法計算參數估計值,發現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的總效應、間接效應|Z|>1.96,Bias-corrected 95%置信區間未包含0;直接效應|Z|<1.96,而且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分別有總效應和間接效應,沒有直接效應,表明H1不成立。表7中的部分中介效應檢驗通過Mackinnon PRODCLIN2方法計算,發現三個中介因子Mackinnon PRODCLIN2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三條路徑中介效應顯著,驗證了研究假設H3a、H3b、H3c,表明挫折經歷通過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認同和社會公平感進而降低居民的個體安全感。社會公平感的中介效應較高,達到45.72%,政府信任和政策認同的中介效應分別達到30.28%和24.00%。

表7 總效應、直接效應和中介間接效應分析表

挫折經歷對社會安全感的總效應、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Z|>1.96,Bias-corrected的95%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挫折經歷對社會安全感分別有總效應、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表7中部分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三個中介因子Mackinnon PRODCLIN2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三條路徑的中介效應顯著,驗證了研究假設H4a、H4b、H4c,表明挫折經歷能夠通過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認同和社會公平感進而降低社會安全感。社會公平感的中介效應最高達到59.92%,政府信任和政策認同的中介效應分別為10.69%和29.39%。

綜上,根據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檢驗、中介效應檢驗,建構挫折經歷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路徑結構方程模型(圖2)。

圖2 挫折經歷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路徑結構方程模型

(三)異質性分析

通過對不同年齡和收入群體進行分組回歸,進一步檢驗不同群體在影響路徑中是否存在異質性。根據年齡分為四組,青年組(9～35歲)、中年組(36～59歲)和老年組(60歲及以上);根據年收入平均分為三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通過分組回歸比較模型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8條路徑的標準化系數),其結果與前文的研究結果基本吻合,除了挫折經歷對社會安全感的直接效應不再顯著,其他直接和間接效應均顯著(2)由于篇幅有限,數據結果不呈現。。進一步檢驗不同年齡和收入群體的挫折經歷對安全感影響路徑的差異性,發現年齡和收入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3)由于篇幅有限,數據結果不呈現。,表明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中存在年齡和收入上的差異。挫折經歷—社會公平感—個體安全感路徑中,不同年齡和收入群體的回歸系數發生了顯著差異,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遭遇挫折經歷會顯著降低社會公平感,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中等收入群體相對較弱。青年和老年群體遭遇挫折經歷會顯著降低社會公平感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但是中年群體相對較弱。上述結果說明了代際差異和社會經濟地位(收入)在挫折經歷—社會公平感—個體安全感的路徑中可能存在異質效應,說明了社會公平感的“結構決定論”和“相對剝奪論”在安全感影響路徑中可能存在,這一結論有待于后續深入探討。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采用“2019年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數據,發現安全感呈現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二維特征,政府信任、政策認同和社會公平感在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影響路徑中具有中介效應,驗證了政府信任的“對稱性原則”和政策認同的“不對稱性原則”,構建了挫折經歷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路徑。

(一)研究結論

首先,本研究驗證公眾安全感的二維特征[4]45。個體安全感相對穩定,具有持久性,社會安全感具有即時性和沖動性。公眾在遭遇挫折后往往迅速改變其情緒狀態,產生焦慮,降低社會安全感。與此相對應,個體安全感并沒有迅速降低。研究發現了安全感存在社會結構差異,男性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都普遍高于女性,雖然現代女性社會經濟地位提升,但女性仍存在較高的不安全感。傳統性別意識導致性別不平等,女性和男性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家庭觀的差異性,決定了安全感的差異。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高的群體,其社會安全感顯著低于教育程度低和收入低的群體,表明社會安全感可能存在“相對剝奪論”[39]31-32。社會階層地位較高者更容易受周圍人和生活體驗影響,在遭遇挫折情景下,其社會安全感可能會顯著被削弱。

其次,挫折經歷通過降低政府信任,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在遭遇挫折經歷情景下,公眾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辨識復雜風險,往往依據個人知識儲備、認知經驗和價值觀進行評估,降低其對政府的信任,進而降低其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研究發現政府信任的中介效應分別為30.28%、10.69%。由于個體安全感具有內隱屬性,公眾遭遇挫折更容易通過降低政府信任,進而降低個體安全感。正如公眾在遭遇奧密克戎變異病毒的情況下,其個體安全感迅速下降,中央和地方政府通過有效宣傳、教育,增強公眾理性認知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提高政府信任,有效保障公眾安全感。政府信任在挫折經歷對社會安全感的影響機制中存在“對稱性原則”。公眾遭遇挫折后,通過價值觀驅動對信息進行理性選擇,可以緩解社會不安全感。因此,及時發布和公開信息,拓寬政府、專家風險溝通渠道,增進政府信任,提高公眾風險意識,增強風險識別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48],可有效降低公眾不安全感。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導致階層間沖突與矛盾頻發,政府信任危機事件不斷發生時期,完善多主體參與的溝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主體間的矛盾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穩定。

再次,政策認同在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中有顯著的中介作用。政府信任和政策認同在挫折經歷對社會安全感影響路徑中,中介效應分別為24.00%和29.39%,政策認同的中介效應大于政府信任,說明政府信任具有彈性,符合“對稱性原則”。當公眾遭遇挫折經歷時,對政府信任會大幅度降低,進而降低社會安全感,但是政策認同存在“不對稱原則”,公眾遭遇挫折,更傾向于相信負面信息,大幅度降低政策認同,進而降低社會安全感。因此,增強公眾對政策的認同,可以有效緩解公眾的不安全感。政策信息掌握程度和認知能力是影響政策認同的主要因素[49]。因此,需要拓寬政策信息獲得渠道,拓展政策宣傳的深度和廣度,提高公眾對政策信息的掌握程度,回應公眾利益訴求,減少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政策認知偏差,化解認知偏差引發的消極情緒。

最后,社會公平感在挫折經歷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中,中介效應分別為45.72%和59.92%,表明社會公平感在挫折經歷對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中起到重要作用,驗證了社會公平感的“社會經歷論”在安全感影響路徑中的重要作用。個體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可能存在異質性,表明個體安全感的影響路徑中可能存在“結構決定論”和“相對剝奪論”。

改革開放以來,平均主義利益獲取機制被打破,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日益擴大,分配不公矛盾凸顯。同時在對利益重新調整和分配的問題上,沒有一套科學的均衡機制,導致貧富差距在城鄉、區域、行業、階層和社會成員中不斷拉大,使社會成員普遍存在相對剝奪感,降低公眾安全感,進而對社會穩定形成挑戰[30]100。當前中國處于復雜轉型期、社會矛盾凸顯期,隨著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變遷,傳統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均衡程度和社會弱勢群體邊緣化程度是決定公眾安全感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因此,通過重新構建風險分擔和利益分配機制,完善制度,促進公平正義,從源頭化解社會矛盾,可以抵御社會風險的衍生,提升公眾安全感。

(二)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受制于數據可得性問題,挫折經歷測量中“因為貧富差別”“因為戶籍差異”“因為性別差異”可能對樣本有一定折損,影響結果的準確性,同時測量題項局限在利益受損或制度缺失等問題,無法揭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等其他具體挫折經歷對公眾安全感造成的影響。其次,由于政府信任、政策認同、社會公平感、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都屬于主觀變量,變量之間存在一定內生性問題,雖然已有文獻闡釋中介變量對個體安全感和社會安全感有顯著影響,但由于數據是截面數據,無法推論變量間的因果關系,較難判斷路徑的唯一性和因果機制。最后,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了不同年齡和收入群體在挫折經歷—社會公平感—個體安全感影響路徑中存在較大差異,但是由于篇幅限制,無法進行深入討論。未來研究可以完善數據的測量題項,通過縱貫研究,深入探討因果機制,進一步探究不同類型群體在安全感影響路徑上的差異性,拓展不同類型災害事件或情景對公眾安全感的影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