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行為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影響
——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用*

龔芳敏,易 培,吳一波

(1.吉首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北京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北京 100191)

一、問題的提出

抑郁情緒是指個體感到壓抑、悲傷的心理狀態,是典型的負面情緒體驗[1],嚴重時可發展為抑郁癥[2]。青少年是抑郁情緒的高發人群,特別是15～24歲之間的青少年,在心理發展上具有不確定性、可塑性和易波動性等特點。2017年,中國15到24歲的青少年有超過120萬人患有抑郁癥[3],2022年增長到4 700多萬人[4]。抑郁不僅嚴重影響青少年的學習和生活,甚至有可能導致自殺[5]。抑郁被認為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大的心理障礙[6]。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類邁入信息社會,無處不在的媒介使用行為影響著人們的認知和心理。隨著媒介使用程度的加深,有研究發現媒介使用可能會導致個體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尤其是對兒童而言[7]。但也有研究表明媒介使用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較小[8]。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媒介使用對抑郁情緒既有正向影響,也有負向影響[9]。結論不一致的原因是,媒介使用和抑郁情緒之間的關系可能受到一些未經檢驗的中介因素的影響。

社會認知理論表明,個體行為受到個人認知和環境因素的雙重影響,家庭是個體媒介使用行為重要的環境因素,自我效能是其重要的認知力量[10]。生態系統理論認為社會環境會影響個體的心理發展[11],有學者進一步發現,在諸多社會環境系統中,家庭不僅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直接因素,還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變量[12]115。根據這兩個理論推測,家庭和自我效能可能在媒介使用與抑郁情緒之間起著中介作用,然而當前對家庭、自我效能與媒介使用的關系機制討論不多。關于青少年、家庭以及抑郁之間關系的證據比較少[13]2432,且以家庭溝通、親子關系的視角[14]36,[15]為主,缺少對家庭健康系統的全面測量。在研究對象上,既往研究大多聚焦兒童群體,對15～24歲的青少年群體關注甚少,這一年齡段的人群在全球健康和社會政策中一直被忽視[13]2438?；诖?本研究聚焦15～24歲的青少年群體,在生態系統和社會認知等理論的觀照下,探討媒介使用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作用機制,以期為跨學科研究中的媒介使用與心理健康問題提供嶄新的視角,為青少年抑郁情緒的預防和干預提供科學依據。

二、研究假設

(一)媒介使用和抑郁情緒的關系

關于媒介使用的概念,學界沒有統一的界定,而通常由研究者根據所要研究的問題來確定?，F有研究從媒介性質出發,將媒介使用分為官方媒體使用和自媒體使用;從媒介類型出發,將媒介分為報紙、電視、廣播、手機、電腦等;也有依據使用行為目的的差異,將媒介使用分為休閑娛樂、獲取信息、社會交往等。先前的研究大多側重于探討某種媒介類型對心理健康的影響[16-17],但青少年媒介使用具有多樣性和多變性,他們可能在一段時間內花大量時間使用多種媒介類型,或者在連續的一段時間內從一種媒介使用行為轉換到另一種媒介使用行為[18]。因此,本文以使用目的為依據來劃分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為。

根據媒介時間置換理論,媒介使用可能會對個體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因為花在媒介上的時間會取代花在追求健康或有益于身心發展的活動上的時間[19]1029。而年齡較大的青少年擁有更多的媒介設備,媒介使用行為也更為頻繁,如觀看視頻和玩游戲等[20]。長時間的媒介使用所帶來的感官刺激可能會對青少年的大腦發育產生不利影響,進一步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可能產生抑郁情緒[21]。

部分研究根據媒介時間置換理論進一步探索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的關系,但是不同研究得到的結果卻不一樣。有學者發現韓國大學生自我展示的頻率與消極情緒之間存在著顯著負相關關系,即自我展示越多,消極情緒越少[22]。但也有學者認為自我展示行為會正向預測抑郁情緒,過度關注自我展示從而進行社會比較可能會導致焦慮等問題,反而增加抑郁風險[23]。適度的媒介娛樂活動可以減輕壓力,保持心理健康,降低公眾抑郁風險,而過度沉迷于休閑娛樂的媒介使用行為可能導致個體的社交孤立和抑郁情緒。有證據表明,青少年的休閑娛樂行為越頻繁,越容易導致抑郁情緒[24]。此外,大學生的獲取信息行為有助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25]。商務交易可以提供經濟和職業上的支持,降低了因為失業或職業不滿所帶來的抑郁風險。然而在線購物也可能導致青少年的超前消費,使他們陷入財務困境,進而加重心理負擔,罹患抑郁[26]?；谝陨详U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對其抑郁情緒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 媒介使用、家庭健康與抑郁情緒

家庭是個體生活的基本環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意味著“庇護所”,是解決心理問題的主要依托。因此,家庭健康被認為是一個涉及每個家庭成員和整個家庭系統的健康單位[27]。Weiss-Laxer認為每個家庭成員的健康、能力、行為、性格和家庭成員的內部互動,以及家庭的生理、社會、情感、經濟和醫療等外部資源的交叉總和構成了家庭健康[28]。從家庭內部來說,家庭規模、收入以及家庭成員的健康行為、代際關系等可以影響家庭成員的健康理念和心理健康[29];從家庭外部來說,家庭的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等也可以影響家庭成員的健康行為與心理健康[30-31]。有證據表明,父母參與孩子的活動越多,孩子患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小,這種影響能持續到青少年時期[32]。

盡管以往的研究表明,媒介使用和家庭健康緊密相關,但是結論并不一致。一方面,媒介是家庭的延伸,是家庭文化的一部分[33],家庭成員通過媒介交換意見,傾訴情感,表達關懷,形成共識。同時,家庭成員進行線上線下的家庭對話,諸如噓寒問暖,也離不開健康話題。另外,媒介也是構建和諧健康家庭關系的有效途徑?；趭蕵坊蚪逃葎訖C,父母有意地與孩子一起使用媒介,這叫媒介共玩[34]。媒介共玩是一種家庭親子關系的重塑,可以增進代際之間的情感交流、溝通,維護家庭關系。諸如,看電視有助于家人間的互動[35],在線交流推動了遠距離家庭內部的溝通[36]97,頻繁使用媒介的人更有可能獲得家庭外部支持[37],父母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獲得育兒經驗和支持,從而提高育兒技巧[38]。另一方面,有證據表明媒介使用會對家庭成員間的關系以及個體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39-40]。很多互聯網用戶因為過度使用媒介,減少了與家庭成員的交流,反而增加了個體的抑郁和孤獨[19]1017。個體沉浸于媒介構建的虛擬世界中難以自拔,以虛擬的人際關系取代現實中的社會關系,實質上是一種自我麻醉和逃避。媒介連接本質上是一種異質性的弱連接,家庭內部的交往關系應該是一種結構穩定、范圍有限、情感互動強的強連接[41]。在線交流存在廣度、深度與質量上的不足,與家人、朋友進行面對面接觸反而更有利于積極情緒的產生[42]。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存在于一系列相互影響、彼此嵌套的系統中,其心理狀況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家庭是緊鄰個體的微系統,是個體心理發展的重要預測因子[43]。隨著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媒介對人們強大的影響力,有學者認為應該把信息技術納入到原有的生態系統理論中來,它與家庭等其他系統相互作用一起影響個體的心理[44]。楊曉冬進一步指出家庭中的親子沖突對青少年手機使用和抑郁間的關系起著中介影響作用[14]45?；谝陨详U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家庭健康在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情緒之間起中介作用。

(三)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對自己在特定情況下執行任務或完成活動能力的判斷和信念[45],它是決定個體在壓力環境下的思維模式和情緒反應的核心因素[46]。自我效能會影響管理負面情緒的能力,從而影響情緒的穩定性[47],它是個體應對傷害的重要資源,在負面事件和抑郁之間起著中介作用[48]。

媒介使用和自我效能之間有顯著相關關系[49]。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媒介通過展示以往經驗和替代經驗為受眾提供了發展自我效能的獨特機會,因為它允許人們相互關注,并從人群中獲得社會支持[50]。除此之外,社交媒介上的正面溝通可以幫助公眾提高自我效能,而負面溝通會降低公眾的自我效能[51]。個體的自我展示會收到來自其他用戶的反饋,積極反饋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而消極反饋則會降低自我效能[52]。此外,還有研究進一步指出,獲取信息和社交活動的媒介使用行為能正向影響自我效能[53],并且負向預測抑郁情緒。自我效能低的人自控力比較弱,他們容易在睡前過度使用手機,導致睡眠質量下降,而睡眠質量的下降又是抑郁癥狀的前兆[54]?；谝陨详U述,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自我效能在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情緒之間起中介作用。

(四)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用

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是影響個體行為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也表明二者存在著緊密關系。來自家庭健康的外部社會支持可以通過媒介展示自我面臨健康困境時的強大外部保障條件,并且證明困難和挑戰是可以克服的,從而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55],進而促進心理健康。外部社會支持是家庭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家庭健康測量的主要維度。如學?；顒涌梢约m正家庭中不合理的教養方式,提升家庭健康水平,增強青少年的自我效能[56]。與沒有家校聯系的忽視型家庭相比,與學校教師經常接觸的寬容型家庭的子女自我效能得分都會更高[57],他們獲得了家校雙方的共同關愛、社會性鼓勵與替代性經驗,最終自我效能得以提升[58-59]。還有研究發現在30歲以下的人群中,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有很強的相關性[60]。較高的自我效能與較高的家庭滿意度、開放式溝通、有效的父母監督以及較低的沖突有關[61]。家庭功能越健全,家庭健康水平越高,家庭成員的自我效能就越高。其中,父母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健康的行為方式是提升青少年自我效能的有效途徑[62]。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盡管缺少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在媒介使用和抑郁情緒之間起中介作用的直接文獻,但是上述研究涉及的家庭健康的社會支持、自我效能等都與媒介使用和抑郁情緒緊密相關。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家庭健康與自我效能在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情緒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構建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家庭健康、自我效能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潛在影響的綜合研究模型(圖1),并對這些假設進行檢驗。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測量與問卷構成

1.自變量:媒介使用行為

本研究的自變量是媒介使用行為,參照王偉[63-64]等人使用的量表,將媒介使用行為分為社交活動、自我展示、休閑娛樂、獲取信息、商務交易五個類別。量表采用Likert 5點計分法對每個類別進行評分,第一個類別是以社交活動為主的媒介使用行為,包括用電話、微信、E-mail等與人交流的媒介使用行為;第二個類別是以自我展示為主的媒介使用行為,具體是將微信朋友圈、QQ空間、微博等作為自我展示的平臺,記錄和分享自己的心情;第三個類別是以休閑娛樂為主的媒介使用行為,如玩游戲、聽音樂、刷短視頻等;第四個類別是以獲取信息為主的媒介使用行為,如瀏覽新聞、搜索信息等;第五個類別是以商務交易為主的媒介使用行為,如網購、在線支付等。本研究將受訪者對各類媒介使用行為的頻率按照 “從不” “很少”“有時”“經?！薄翱偸恰钡捻樞?依次賦予1～5分的分值并加以統計,分數越高表示被測量者的媒介使用行為程度越高。媒介使用行為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4。

2.因變量:抑郁情緒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抑郁情緒,采用Spitzer等人編制的抑郁情緒量表[65]進行測量。量表具體評估受訪者的興趣減退、情緒低落、睡眠障礙、疲勞感、進食障礙、自卑感、注意集中困難、精神運動遲緩、自殺等癥狀,量表共計9道題目,例如“做任何事都覺得沉悶或者根本不想做任何事”和“想到自己死或者自殘”。所有題目均使用Likert 4點計分法進行評分,選項從“從來沒有”“有幾天”“ 剛超過一半天數”和“接近每天”的順序,依次賦予0～3分的分值加以統計,分數越高,抑郁情緒越嚴重。抑郁情緒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9。

3.中介變量:家庭健康

本研究的中介變量是家庭健康,參考李浩淼等人翻譯的家庭健康量表[66],全面評估受訪者的家庭健康狀況。將家庭健康分為家庭社會/情感健康、家庭健康生活方式、家庭外部社會支持等方面,共計7道題。例如“在我的家庭里,在需要的時候,我們彼此幫助去尋求醫療服務(例如掛號)”和“在我的家庭里,我在家庭關系中感到有安全感”。所有題目均使用Likert 5點計分法進行評分,評分選項按照“非常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對”“有些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順序,依次賦予1～5分的分值加以統計,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健康水平越高。家庭健康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9。

4.中介變量:自我效能

本研究的中介變量是自我效能,采用Chen等人編制的自我效能量表[67]進行測量,全面評估自我效能的水平或程度、強度、普遍性,衡量個人對成功實現特定目標所需的行動方案的期望、感知、信心或信念。該量表共計3道題,例如“當面臨困難的任務時,我確信我能夠完成它們”,所有題目均使用Likert 5點計分法進行評分,評分選項按照“非常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對”“有些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順序,依次賦予1～5分的分值加以統計,分數越高表示個體的自我效能越高。自我效能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35。

(二)數據收集與樣本特征

調查問卷正式使用前于2022年6—8月向多位不同學科專家進行網絡咨詢。在正式發放問卷之前開展兩次預調查,預調查的抽樣方法為配額抽樣,配額屬性與正式調查要求相同,最后收集整理所反饋的意見對問卷進行修訂,預調查階段所收集的問卷不納入最終研究分析。

本研究對23個省份的15～24歲的青少年群體進行問卷調查。根據人口比計算,每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樣本量在滿足配額要求的前提下,對被訪者進行配額抽樣,一對一、面對面地向所在城市人員發送問卷。有些地區無法實現面對面調查,則借助微信、QQ等即時通信軟件向被訪者發放電子問卷和開展網絡視頻調查。在問卷回收后,研究者依據制定的問卷篩選標準,背靠背進行邏輯檢查和數據篩選,排除不合格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5 800份。本研究的年齡段為15～24歲的青少年群體。其中,男性2 934人(50.6%)、女性2 866人(49.4%),非農業戶口3 531人(60.9%)、農業戶口2 269人(39.1%),家庭人均月收入≤6 000元的有4 064人(70.0%),6 001～12 000元的有1 407(24.3%),≥12 001的有329人(5.7%)。

(三)數據處理

使用SPSS 26.0進行信效度檢驗,使用AMOS 28.0軟件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中介效應分析和多群組分析?；诒狙芯康募僭O,我們將媒介使用行為作為自變量,抑郁情緒作為因變量,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作為中介變量。根據以往文獻將戶口作為控制變量,構建結構方程模型,獲得各路徑系數及模型擬合指標。由于抑郁量表為單一維度,且題目較多,為了減少參數估計誤差,本研究利用因子組合方法,將量表中的條目進行組合[68],抑郁的觀察變量分為三組進行打包,形成潛變量指標來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采用Bootstrap法進一步驗證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應。抽取5 000個樣本進行偏差校正并建立95%的置信區間,如果置信區間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應存在,反之,中介效應不存在。所有的測試都是雙尾的,顯著性水平設置為P<0.05。

四、研究結果

(一)適用性檢驗

將四個變量降低數據維度后進行適用性檢驗,其中KMO檢驗值為0.842,BARTLETT球形檢驗的X2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0.001,說明符合主成分分析的可行性標準(表1)。

表1 KMO和巴特利特檢驗結果

(二)主成分分析

本次因子分析共提取到四個主成分,累計方差解釋率總量達到77.441%,高于60%,說明它可以較全面地反映原始數據。第一個因子占方差解釋率的22.266%,低于40%臨界值,表明同源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圍內,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表2)。

表2 解釋的總方差

(三)信效度檢驗

從表3可以看出,各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數均在0.834～1的范圍內,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各觀察變量的標準化載荷在0.608～0.924之間,均高于0.5,每個潛變量的組成信度(CR)在0.872 ～0.942之間,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在0.579～0.844之間,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組合信度。潛變量的AVE平方根值大于潛變量之間的標準化相關系數(表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3 信效度檢驗結果

表4 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檢驗

(四)模型適配度檢驗

本研究首先利用AMOS 28.0對數據進行結構方程擬合,驗證模型假設。經過擬合修正后,最終模型擬合指數如表5所示,CMIN/DF的數值為4.658,大于1,小于5;GFI、CFI、TLI、IFI的數值都達到0.9以上的標準;RMSEA的數值為0.025,小于0.080,因此各個擬合指標均符合一般的研究標準[69]。由此可知,該模型的配適度良好。

表5 結構方程模型的適配度檢驗結果

(五)模型路徑檢驗

在控制了戶口的條件下,檢驗媒介使用行為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直接效應是否顯著。媒介使用行為(β1= 0.204,P<0.001)對抑郁情緒有顯著正向影響,該結論驗證了H1。媒介使用行為(β2= 0.367,P<0.001)對家庭健康有顯著正向影響。媒介使用行為(β3= 0.339,P<0.001)對自我效能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健康(β4=-0.244,P<0.001)、自我效能(β5=-0.193,P<0.001)對抑郁情緒有顯著負向影響。家庭健康(β6=0.324,P<0.001)對自我效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六)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假設家庭健康、自我效能在媒介使用行為和抑郁情緒之間存在中介效應,并通過AMOS 28.0進行分析與驗證。在控制了戶口的條件下,采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法對家庭健康、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

溫忠麟等人認為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異號,說明存在遮掩效應[70]。根據表6的結果可以看出,當家庭健康為中介變量時,95%置信區間不包含0,并且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符號相反,說明存在遮掩效應,該結論驗證了H2。當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量時,95%置信區間不包含0,存在遮掩效應,該結論驗證了H3。在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用中,95%置信區間不包含0,存在遮掩效應,該結論驗證了H4。

表6 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情緒的路徑關系檢驗結果

(七)多群組分析

運用AMOS 28.0對15～18歲組和19～24歲組進行多群組分析。已有研究表明,結構方程模型的卡方值容易受到大樣本數據的影響,在自由度變化不大的情況下,CMIN/DF值也不可避免地隨樣本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大樣本的研究可不關注該指標[71]。在進行多群組模型估計時,各適配度指標達到標準值,P值均小于0.05,表明15～18歲組和19～24歲組數據整體上能較好地與理論模型相適配。

表7數據結果表明,與19～24歲的青少年相比,15～18歲的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對抑郁情緒的影響更顯著。相對于15～18歲的青少年來說,19～24歲的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對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影響會更顯著。這表明15～18歲的青少年更應該引起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家庭內部需要完善“守門人”的角色,加強親子間的數字哺育,幫助其提升媒介辨識能力,減少媒介使用行為,從而減少罹患抑郁的可能性。

表7 不同年齡群組差異分析結果

五、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根據全國范圍內青少年群體的問卷調查數據,在社會認知和生態系統等理論視角下,探索媒介使用行為對青年抑郁情緒的影響機制。并探討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在二者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為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情緒之間的機制探索提供更為細致的實證證據。

(一)媒介使用行為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影響

研究發現,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能正向預測抑郁情緒,即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越頻繁,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越大。該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媒介時間置換理論,即媒介使用的本質是對強關系的置換,個人對媒介的使用取代了現實中的人際交往[72],媒介構建的虛擬時空缺乏在場和聯結,加深了青少年群體的孤獨感,容易導致抑郁情緒產生。

此外,自我認同、自我成長是青少年時期主要的心理發展內容,在這個時期,青少年自我探索的欲望與需求空前高漲,而豐富的媒介給他們打開了多彩世界的大門,由此可能導致外化問題的出現。同時,情緒反復無常且消極情緒體驗較多,又會導致內化問題的發生[12]110。青少年通過媒介可以看到他人的“理想自我”的展示,可能引發頻繁、逆向的社交對比,自我與他者的差距會讓媒介使用者產生自卑、失落,進而產生抑郁情緒[73]。另外,在青少年的自我展示中其不足和缺點也會在媒介中放大,被人誤解、誤讀。更有甚者,青少年會遭遇攻擊、謾罵甚至網絡暴力,進而引發或者加深他們的抑郁情緒。

前人研究發現休閑娛樂媒介使用行為使兒童更容易產生媒介依賴[74]。青少年也是如此,他們沉浸在快速上下劃動的成就感中,咀嚼著網絡狂歡所產生的空虛、無聊和孤獨,陷入“時間的黑洞”。這種媒介狂歡讓娛樂快感取代了理性判斷,表面上看可以給人們帶來短暫的精神滿足,然而它卻造成了主體的迷失,導致個體心理產生問題[75]。線上消費迎合了青少年的炫耀需求,線上消費的真相就是青少年消費超出自身消費水平,他們錯誤地將消費能力等同于個人價值,在無止境的消費中追求幸福,從而陷入更深的負面情緒[76]。

(二)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單獨中介作用

家庭健康在媒介使用行為和抑郁情緒之間的中介作用表現為遮掩效應。雖然媒介使用行為越頻繁,越容易產生抑郁情緒。但是家庭健康水平可以抑制其他路徑對抑郁情緒的正向影響,減緩青少年的抑郁情緒。這說明良好的媒介使用行為可以提升青少年群體的家庭健康水平,從而降低其抑郁情緒。究其原因,可能是媒介的在線連接彌合了時空關系,建立了虛擬在場的互動機制,由此實現了“聯系的在場”,創建了“移動的家園”[77],在親子互動中發揮補償作用,減少了青少年的負面情緒。對于一些留守家庭來說,媒介已成為家庭之間相互溝通和提供情感支持的重要渠道[78]。有困難的孩子可以通過短信和視頻與家人互動,獲得父母的支持和幫助[79]。這與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家庭健康水平高的家庭可以修復傷害性事件對個體造成的傷害,是預防青少年抑郁的重要保護因素[80]。

此外,“媒介共玩”能增加家庭中的積極情緒,如父母與孩子共玩電子游戲,一方面可以增加父母對子女玩游戲活動的認知,父母參與子女的成長可以制造親子間的共同話題,由此減少個體負面情緒的產生[81],另一方面,可以重建家庭關系,增加家庭成員的親密度[36]96。從家庭系統角度來看,家庭其實是一個單位,其中媒介是溝通的橋梁,通過媒介使用行為,共同的信念、感覺和情緒得以傳遞,心理健康得以保障。因此,今后對青少年抑郁問題的干預要重視家庭健康在媒介使用行為和抑郁情緒之間的中介作用,加強家庭成員的內部互動、情感交流,關注家庭獲得外部支持的情況,如社會、情感、經濟和醫療資源的支持。

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在媒介使用行為與青少年抑郁情緒之間也存在遮掩效應,即良好的媒介使用行為可以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從而降低青少年群體的抑郁情緒。個體通過媒介使用行為觀察他人成敗的表現來進行參照比較和樹立成功榜樣,是自我效能的一個重要來源[82]。自我效能越高,對青少年抑郁情緒的緩沖作用就越明顯。當青少年進行社交活動、自我展示等媒介使用行為時,看到比自己更優秀的人,容易產生自卑、嫉妒甚至抑郁。自我效能高的人認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像他們一樣,甚至更好;而自我效能低的人通常會覺得他們的能力有限,無法實現自己所期望的理想生活,就會產生抑郁情緒。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自我效能是驅動人類能動性的關鍵機制[83],其中的關鍵因素是人們對自己在特定情境中處理問題能力的信念。如果沒有這種信念,人們在遇到問題時就不會有挑戰困難的動力,也不會堅持不懈地去實現預期的結果。該研究結果啟示我們:在青少年抑郁情緒的干預過程中,應該給予自我效能低的青少年更多的支持和鼓勵,幫助其提高自我效能,從而減少媒介使用行為的消極影響,進而降低抑郁風險。

(三)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用

研究進一步發現,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用表現為遮掩效應。家庭成員的相互支持、相互關愛、積極的態度以及戰勝困難的信念,能增強青少年的自我效能。這種高自我效能可以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降低抑郁情緒。青少年在網上尋求健康信息,他們不僅會增加健康知識,還能從處境相似的人那里獲得家庭健康的外部社會支持[84],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念,減少悲傷的情緒。家庭健康可能會產生一種自我認同,能夠將生活中的轉折視為一種挑戰而不是威脅,同時在遇到遠遠超出個人能力的挑戰時,提供一個安全的依賴場所。班杜拉認為自我效能源于早期的家庭經歷[85]。一個功能良好的家庭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家庭成員之間情感相通,家庭成員被鼓勵擴展他們的身份,家庭內部充滿愛,每個家庭成員都被無條件地接納。由于這種接納,家庭內部能夠解決沖突,并隨時準備對家庭成員的求助作出回應。來自正常家庭的青少年可以在社交活動中自由表達意見,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提高自我效能,降低抑郁情緒的產生。

(四)本研究的價值與不足

第一,媒介使用對個體身心健康的影響是健康傳播領域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在青少年抑郁問題較為突出的社會背景下,聚焦于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對抑郁情緒的影響機制研究,改進了既有研究側重于兒童群體的研究局限。而且以往家庭系統理論下的此類研究多從親子關系、家庭溝通的視角出發,本研究從家庭健康包括家庭社會/情感健康、家庭健康生活方式、家庭外部社會支持三個維度出發,以更為系統、宏觀的視角解釋了家庭環境在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和心理健康二者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拓展了青少年這個特殊群體有關抑郁影響因素和影響路徑的研究。

第二,本研究借助全國性問卷調查重新探討媒介使用行為與抑郁情緒的關系,基于大樣本的研究結果彌補了多數媒介效果研究聚焦于小樣本而產生的代表性不足的缺點,而且以往有關遮掩效應的研究比較少,因此本文豐富了該領域既有研究。同時本研究挖掘了15～18歲青少年和19～24歲青少年在媒介使用行為效果上的差異,為既有研究提供了新的實證證據。

第三,本研究為青少年抑郁情緒的預防和干預提供了有針對性的證據。目前研究結果表明青少年生活在一個媒介化的社會,媒介使用行為與個體心理健康有著深層次而又差異甚大的影響機制。為了解決青少年抑郁逐年攀升問題,提升抑郁干預效果,精準干預措施變得十分緊迫。此外,在中介效應的驗證中,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對降低青少年抑郁情緒的保護作用被挖掘出來,提升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水平,是未來抑郁情緒干預的重要方向。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一方面,研究雖考察了受訪者媒介使用的頻率,但是仍然無法全面呈現媒介使用的多樣性,對媒介使用行為的測量仍有改進的空間。另一方面,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變量之間難以進行因果推論,并且使用橫斷面數據做中介機制檢驗會產生估計偏差,未來研究有必要朝縱向研究推進,以克服橫斷面研究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