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己觀世：理解當代青年思想觀念與社會心態

■ 付宇 李秀玫 桂勇

在長期追蹤當代青年社會心態的過程中，我們在經驗層面觀察到一系列觀點對立、彼此沖突的悖論。這些悖論貫穿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難以捉摸。當我們試圖用諸如現代性/后現代性、物質主義/后物質主義等理論去概括和解釋有關青年群體的經驗事實時，總是難免有削足適履之感［1］。這種分裂感、沖突感不僅存在于理論研究的范疇，而且同樣被當代青年自身所經驗和感知，并在社會心理層面表現為迷茫、焦慮、糾結和內耗。研究者圍繞這些經驗事實所提出的若干概念（例如“45 度青年”［2］、“選擇恐懼癥”［3］、“蹲族”青年［4］等）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一種“既要又要”的悖論。然而，正如項飚所指出的，這些看似不成體系甚至扭曲現實的悖論，在當代青年群體的“常識”意義上并不矛盾［5］。因此，我們需要超越經驗事實層面的悖論，嘗試提出一個理解青年群體思想觀念的分析性框架。這不僅關系到如何把握代際價值觀變遷的演進趨勢，而且關系到如何凝聚全社會最廣泛的發展共識和動力。

一、青年社會心態的九組悖論

從經驗層面入手，嘗試對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悖論做出系統的梳理和歸納，基于多個大型社會調查數據，我們匯總了青年群體在諸多議題上的態度取向，并在橫向（與同期其他年齡組）和縱向（與不同期同一年齡組）兩個維度上進行對比?？傮w上，我們將其總結為九組悖論。

（一）政治認同高漲，但拒絕盲從政府

根據復旦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2021 年中國大學生社會態度網絡調查數據，在超過15 萬名被訪者中，94.7%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92.0%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最適合我國國情。然而，政治認同高漲并未導致盲從。相反，青年群體對不同聲音保持了開放的心態。在同一調查中，僅不足三成被訪者認為“批評政府對社會無益”。類似地，在復旦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上海開放大學信息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發布的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5—2020）中，超七成大學生支持對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意見。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情感層面的政治認同，又看到了理性層面的批判思維。

（二）要求社會秩序，也要求個人自由

在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5—2020）中，圍繞何謂“理想中的社會”這一問題，穩定（15.1%）和安全（14.6%）是提及率最高的關鍵詞，五年間分別上升了2.5 和8.3 個百分點；46.1%的大學生認同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較2015 年上升6.8 個百分點。盡管認為理想社會首先應該是有序的，為了公共利益可以有所犧牲，但63.1%的大學生認為“生活是屬于個人的，應該按自己想法生活”，特別是在婚戀領域。根據2021 年度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18～24 歲青年群體反對同性戀比例為35.0%，遠低于25～34 歲（56.9%）、35～44 歲（69.8%）、45～54 歲（76.4%）年齡組，也遠低于2010 年調查同一年齡組的反對比例（72.0%）。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要求社會秩序、向往安全穩定的物質主義價值，又看到了追求自我、反對干涉個人生活的后物質主義色彩。

（三）有大局意識，又反對國家兜底

2020 年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數據顯示，72.1%的青年群體認同“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個人自由應該服從國家利益”。類似地，在2021 年中國大學生社會態度網絡調查中，87.4%的大學生愿意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盡管79.9%的青年學生認同“有困難，找政府”，但是，在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5—2020）中，半數以上被訪者認為“個人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來養活自己”，且這一比例在五年間增加了12.3 個百分點。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國家利益優先的集體主義觀念，又看到了反對國家兜底的經濟個人主義觀念。

（四）對國家發展前景積極樂觀，個人短期目標迷茫焦慮

根據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20）數據，超八成大學生對中國未來政治（81.2%）和經濟（85.0%）形勢保持樂觀預期。此外，50.8%的大學生預期“未來會有滿意的經濟收入”，54.7%的大學生認為自己“有可能實現奮斗目標”，即半數以上的大學生對個人前途仍然充滿信心。然而，有超過七成大學生認為未來兩年就業形勢將非常嚴峻，只有30.0%的被訪者認為自己可以在畢業時找到讓自己滿意的工作。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對于國家發展的樂觀預期，又看到了對于個人短期目標的迷茫焦慮。

（五）社會評價整體走高，年輕組別個人生活滿意度略有降低

根據2021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在18～24 歲青年群體中，60.0%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是公平的，比例高于其他年齡組，且顯著高于2011 年度調查同一年齡組（39.1%），是十年間公平感上升幅度最大的一組。類似地，在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5—2020）中，受訪者的安全感從52.1%上升到78.1%，五年間增幅達到26 個百分點。社會評價整體走高還體現在第五波（2005—2009）、第六波（2010—2014）、第七波（2017—2021）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國大陸地區抽樣數據中，25～34 歲（6.65、6.83、7.05）①括號內數據為第五波、第六波、第七波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國大陸地區受訪群體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分，其中滿分為10 分，分數越高，意味著滿意度越高，下同，、35～44 歲（6.57、6.84、7.37）、45～54 歲（6.67、6.90、7.43）年齡組生活滿意度均持續走高，但18～24 歲年齡組受訪者的生活滿意度（7.22、7.12、7.09）卻呈現輕微下降趨勢。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以公平感、安全感為代表的整體社會評價走高，又看到了部分年齡段的青年個人生活滿意度略有降低。

（六）相信奮斗，卻對現實生活缺乏掌控感

根據第七波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在18～24 歲年齡組中，64.5%被訪者認同“努力工作通常能帶來更好的生活”，與其他年齡組接近，與第六波、第五波同一年齡組持平。但認為自己“可以選擇和掌握自己生活”的比例低于其他年齡組，僅為57.4%，也低于第六波（68.5%）和第五波（71.6%）同一年齡組。在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5—2020）中，超七成大學生認同奮斗，但只有37.2%被訪者表示對生活有掌控感，較2015 年下降6.5 個百分點。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奮斗改變命運的信念感，又看到了無力選擇和把握現實生活的失控感。

（七）重視物質條件，又輕視功名利祿

在2020 年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中，63.3%的大學生傾向于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就業，33.9%的大學生對首份工作月收入預期在8000 元以上，后者相較于2015 年大幅上升22.1 個百分點。盡管超七成大學生擔憂就業形勢嚴峻，卻僅有21.7%的大學生愿意降低求職預期，半數以上拒絕在薪酬待遇方面妥協。換言之，即使面臨現實挑戰，多數青年仍然對物質條件有相對較高要求。然而，當被問及如何“評價人生是否成功”時，成就感（20.4%）、舒適（12.1%）、自由（10.4%）是提及率顯著升高的三個關鍵詞；僅有一成左右大學生提到了金錢（7.1%）、權力（1.7%）和名聲（1.4%）。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重視物質條件的一面，又看到了輕視功名利祿、追求精神層面自我實現的一面。

（八）支持市場競爭，也追求結果平等

根據第七波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在18～24 歲年齡組中，64.0%的被訪者認同競爭是有利的，與第六波、第五波基本持平。換言之，始終有三分之二的青年群體認同市場競爭。然而，認同“應該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勵努力工作”的比例僅為34.0%，不僅低于25～34 歲（44.3%）、35～44 歲（43.5%）年齡組，而且相較于第五波18～24 歲年齡組（58.9%）大幅下降24.9 個百分點。根據2021 年中國大學生社會態度網絡調查，在超過15 萬名被訪者中，近四成認為“結果公平比機會公平更重要”。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認同競爭提升效率的市場主義理念，又看到了反對擴大差距、追求生活機遇均等的結果公平優先。

（九）認同財富彰顯成就，卻對資本態度冷淡

根據2020 年度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數據，在18～24 歲年齡組中，76.0%的被訪者認同“財富是個人成就的反映”，與其他年齡組持平，遠高于2010 年度同一調查的認同比例（59.8%）。盡管四分之三的青年認同物質財富彰顯成就，但在2020 年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中，僅30.5%的大學生對高資產群體持正面態度。根據復旦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2022 年度上海市職業青年社會心態調查數據，在18～24 歲年齡組中，六成被訪者贊成“與通過勞動賺錢的人相比，通過資本賺錢的人對社會的貢獻更小”，支持國家管控資本的比例達到87.3%。在當代青年群體身上，我們既看到了對于物質財富的認同，又看到了對資本的排斥。

二、超越悖論：青年世代思想觀念的三重面向

上述悖論既貫穿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又散見于反內卷、反資本、反特權、平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諸多貌似互不關聯的議題和主張之中，構成了當代青年群體難以捉摸的社會心態畫像。本文認為，悖論背后是青年世代對于個人與集體、應然與實然、平等與自由等一系列二元關系的價值和邏輯建構。這種建構的代際特征使其呈現出既矛盾又自洽的社會心態。因此，試圖解釋青年世代的社會心態悖論，就需要超越撲朔迷離的現象和數據，歸納和提煉這一群體的思想觀念。本文認為，當代青年群體的思想觀念集中體現為以下三個面向：

（一）以個人自由為前提的共同體認同

具體表現為從個人關于自由的價值結構和生活經驗出發，將超越個體的認同感作為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其中，價值結構集中體現為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邊界，即超越個體的權力和規范可以在哪些領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私人生活。個人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其價值結構是否為權力和規范所接納，并由此產生平等/不平等的體驗。在持續不斷地互動過程中，個人得以反復確認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邊界，實現以最小限度的自由讓渡融入集體之中，在保持個人自由（特別是消極自由）的前提下，共享超越個體的歸屬和意義。

為什么以個人自由為前提的理性選擇最終落腳于共同體認同，而非極端個人主義或者新家庭主義？本文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富強的共同體”與“自由的個體”共同代表了青年世代對于理想社會的預期。青年群體思想觀念的邏輯起點并非特定意識形態或社會思潮，而是個人對于理想社會的一攬子預期。其中，既有個人范疇，也有共同體范疇，后者集中體現為政治權威、經濟繁榮、社會穩定［6］，即“富強的共同體”。個人之所以認同特定共同體，并不是因為外在的政治或社會文化屬性，而是因為共同體滿足了“我”的預期（“我愛國，因為我的國家值得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個人與共同體是并列的。對“富強的共同體”的預期源自個人的價值結構，共同體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這一預期的評價標準是基于個人生活經驗所形成的。因此，相對于超越個人的共同體而言，“我”才是上述邏輯的起點。

其二，共同體為原子化的個人提供了懸掛其上又不被束縛的意義之網。個體化時代亟待解決的諸多矛盾本質上是個體如何再嵌入的問題［7］。以個人作為最小經營結算單位、以財富多寡作為價值評判的市場主義話語，無法為青年提供對抗價值貧瘠和意義空洞的思想資源，后者需要融入某種更抽象的共同體，借由共享的犧牲感為日常生活注入意義［8］。與此同時，這種融入應該是以最低程度的自由讓渡為代價的，個人自由仍然是認同的前提。從這個角度而言，家庭既不能提供宏大敘事，又需要個人更大程度讓渡自由；共同體（特別是政治共同體）則與之相反。因此，經驗研究也表明，對于政治權威的積極態度與私人生活領域的開放取向在年輕世代身上呈現同步走高的趨勢［9］。

由此，對共同體的情感投射不再是仰視的崇拜，而轉變為平視的欣賞。如果說前者是將共同體看作無所不能的“父親”，那么后者則是將其看作努力奮斗的“榜樣”。這種轉變擺脫了傳統父愛主義對于國家兜底的道德和績效要求，轉而尋求個人與國家的“共同成長”，并在社會心態層面表現為既有大局意識，又反對國家兜底。

（二）以個人生活機遇為落腳點的共同體發展倫理

具體表現為將個人在社會位置、代際流動、婚戀匹配、教育機會等領域的持續改善作為共同體發展的潛在預期。其背后有至少三個假設：其一，不同于“家國同構”模式下的一致性，個人生活機遇改善與共同體發展作為兩個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系的范疇，二者可能同步，也可能存在張力；其二，關于個人生活機遇的經驗和感知，與外在于個人的、源自權力結構和社會規范的話語、知識和符碼，共同影響并建構了關于共同體發展的預期和評價；其三，由于個人生活機遇改善是共同體發展的落腳點，因此在青年群體的觀念層面，前者可以推導出后者，但后者并不必然導致前者。

為什么青年世代對國家發展積極樂觀、社會評價走高，且認同奮斗精神呢？其中既有時代因素，又有青年世代的思想特征。首先，以高質量城市化、高等教育大眾化、互聯網普及化等時代進程為代表的經濟增長成果以及“繁榮”敘事，形成了個人生活機遇改善與主流話語的同頻共振［10］。其次，這種樂觀也代表了一種應然層面的預期，是基于歷史經驗線性外推的樂觀主義迷思（“今天比昨天好，所以明天比今天好”），也是關于“富強共同體”的理想信念。后者根植于共同體認同，也得益于近年來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互聯網治理行動。

那么，為什么部分青年卻在職業發展和生活滿意方面呈現消極取向，且缺乏掌控感？同樣可以從時代和世代維度理解。就時代因素而言，以金融市場為樞紐、以資產多寡為機制的分層體系，疊加在以勞動力市場為樞紐，以教育、職業、收入為機制的既有分層體系之上，削弱了后致因素對生活機遇的影響，加劇了財富不平等，導致階層認同“下流化”以及普遍的底層感［11-12］。就代際特征而言，青年世代在實然層面所體驗到的底層感與應然層面的樂觀主義迷思以及“富強共同體”信念形成了強烈落差，并由此衍生被剝奪感（“為什么我這么努力卻怎么也追不上十年前買房的人”）以及迷茫焦慮的社會心態。

需要指出的是，對個人生活機遇的經驗/感知與對共同體發展的預期/評價并不總是同步的。前者更具體、更直觀、變化更快，而后者的變遷通常滯后于前者。特別是當個人生活機遇呈現下行趨勢時，盡管外在于個人的、源于權力結構和社會規范的話語、知識、符碼有可能調和上述不平衡，但二者最終總是趨于協調。因此，當我們考察特定時期截面青年群體的思想觀念時，可能呈現出不協調；但如果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個人生活機遇的經驗/感知可以看作是一種先導性指標，可以部分地預測青年世代關于共同體發展預期/評價的走勢。

（三）以個人價值實現為標準的共同體分配正義

具體表現為以個人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預期是否被滿足，而非以超越個人的制度是否被遵循，作為評價共同體分配是否正義的標準。這一觀念至少有三點值得關注：其一，個人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預期既是分配正義的邏輯起點，又是其評價標準。換言之，青年世代在分配議題上仍然是將“我”作為起點和終點，而非基于某種整體性的、普遍性的意識形態或社會思潮。其二，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個人在物質層面的預期無法在機會平等的原則下被滿足。因此，這種分配正義觀念總是不可避免地倒向結果平等。其三，建立在機會平等理念之上的分配制度合法性被懸置了。當個人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預期無法滿足時，弱勢群體可能建構出一系列二元對立關系中間的“他者”指代那些占據分配制度優勢地位的社會群體，也可能將矛頭指向權力結構和社會規范本身。

這種評價標準首先源自青年世代在物質層面的高預期，表現為財富的絕對數量和時間約束（“畢業十年，年薪百萬”），并將物質條件作為實現精神追求的基礎。高預期前提下的物質追求作為一種工具理性行為，既是重要的，又是不重要的（“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13］。因此，我們觀察到青年世代既重視物質條件、又輕視功名利祿。其次，這種評價標準仍然是對個人經驗、感知、價值的凸顯。背后隱含的假設是，合理的分配制度顯然應該實現“我”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預期；如果這種預期沒有滿足，那么就意味著存在某種抽象的、結構性的不平等使得“我”的價值無法充分實現。

那么，為什么青年世代在追求結果平等的同時，也支持市場競爭呢？首先，“市場”是作為一種抽象的思想資源和話語體系存在的。市場文化與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并列作為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三種“由外向內”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14］。其次，個人主義是市場經濟的社會觀念基礎，支持市場競爭在特定語境下往往意味著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因此，即使在預期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作為一種觀念建構的“市場”仍然是相對穩定的。青年世代選擇將個人所感知的底層感歸因于一系列二元對立關系中間的“他者”（例如勞動者與資本家、“打工人”與“老板”“屌絲”與“土豪”）［15］。上述“他者”形象的疊加最終指向巨富群體和壟斷資本［16］。也正因如此，我們觀察到青年世代對富人和資本態度冷淡。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作為社會制度和話語體系的“市場”具有某種超然的地位。如前所述，個人與共同體之間不協調的“中間態”是容易打破的，共同體預期/評價更有可能服從于個人經驗/感知以實現認知協調。例如有部分青年就在訪談中表達了反對市場的觀點趨向。

三、以己觀世：當代青年群體的認知結構

作為一種文化結構的價值觀呈現出“差序格局”的層化特征，我們可以根據價值觀的抽象程度及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程度將其分為深層價值觀、一般價值觀和邊緣價值觀［8］。本文認為邊緣價值觀大多是圍繞特定議題或社會群體的態度取向，這種取向可能因時因地變化，也可能呈現出策略性。前文提到的九組悖論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邊緣價值觀的集合。一般價值觀則以若干組二元對立的觀念范疇為對象，建構其對立統一關系，并為具體議題提供思想資源。青年世代思想觀念的三重面向可以看作是這一群體對于個體與集體、規訓與自由、應然與實然等觀念范疇之間關系的建構。深層價值觀反映了理解外部世界的認知結構，即采取何種視角、依據何種假設、如何理解社會變遷的基本動力及其機制。顯然，深層價值觀既是抽象的，也是本質主義的。

一方面，按照差序格局排布的三層價值觀呈現出向外統攝的特征，即更核心的價值觀建構了更邊緣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三層價值觀的變遷同樣呈現出差序格局，即越核心的價值觀越穩定，越邊緣的價值觀越有可能由于外部沖擊在短時間內發生態度取向的劇烈轉向。換言之，只有充分把握青年世代的深層價值觀（即認知結構），才有可能理解邊緣價值觀呈現的態度取向及其變化趨勢。

那么，如何理解當代青年群體的認知結構？考察青年世代思想觀念（即一般價值觀）的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兩條清晰的線索：其一，個人與共同體作為兩個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系的范疇，既不是傳統的“家國同構”，也不是極端個人主義。其二，青年世代總是從個人的預期、經驗、感知、價值出發，觀照超越個人的權力結構和社會規范。

本文嘗試用“己”與“世”的關系歸納上述邏輯線索。這種關系既包含了從何種視角出發理解和評價“世”，也包含了如何處理“己”與超越個人的“世”之間的關系。我們將其概括為“以己觀世”，即以自我為起點的平等主義原則。

（一）作為認知結構的“以己觀世”

首先，“以己”回答了前一個問題，即從何種視角出發理解“世”?！耙宰晕覟槠瘘c”意味著這種視角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是應然的而非實然的；換言之，這種視角是從個人的預期、經驗、感知、價值出發的，而不是從某種先驗的、外在的、強制的社會事實出發。在青年世代看來，既不存在一套先驗的觀念、邏輯、話語代表了所謂的“終極答案”，也不必以二選一的方式接受某種既有的觀念、邏輯、話語（例如東方或西方、市場或計劃）。他們既不接受外部的整體性事實，也拒絕基于體系化的理念/原則進行邏輯推演認識世界，而是從個人的預期和價值出發構建出一個“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的理想類型，并以此為參照理解和評價當下現實。這一點使其社會心態呈現出自相矛盾的、碎片化的特征，缺乏一以貫之的、普遍滲透于各領域的認知框架。

其次，“觀世”回答了后一個問題，即如何處理“己”與“世”之間的關系?！捌降戎髁x原則”意味著“己”與“世”所象征的兩種觀念、兩種邏輯、兩種話語既不是從屬關系，也不存在價值序列上的優劣先后，而是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借用的兩種思想資源。二者的關系既不必然指向和諧或者沖突，而是在特定外部環境和條件組合下，根據個人在經驗層面對于二者平等與否的感知，呈現出差異化的社會心態后果。而青年世代對于“己”與“世”平等與否的感知，恰恰取決于在個人的經驗和感知維度上共同體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個人對于理想類型的預期。

（二）“以己觀世”如何建構青年世代的思想觀念

當個人體驗到“己”與“世”的平等時，以自我為起點的觀念、邏輯和話語可能創造出一種自發的、原生的、共享的情感認同，補充和豐富主流觀念、邏輯和話語的敘事并強化其合法性。這意味著：一方面，青年世代在內化主流價值的同時，不斷創造新的框架和符號以外化主流價值，后者在群體內部喚起一種共享的犧牲感和成就感［17］，再一次強化對于主流觀念、邏輯和話語的認同；另一方面，當以自我為起點的思想資源為主流所借用時，青年世代又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共鳴感，認為自己的觀念、邏輯和話語“被看到了”［18］。正是因為作為“榜樣”的國家實現了青年世代對于理想類型的預期（即“富強的共同體”），所以才會有諸如“厲害了我的國”“阿中放心飛，izhong 永相隨”這樣的話語。在這些話語中，通常被認為是抽象的、非人格的、高高在上的“國家”，轉變成了具體的、人格化的、值得追隨和崇拜的“榜樣”，進一步強化了平等主義原則的感知。

相反，當個人體驗到“己”與“世”的不平等時，“世”被視作一種異己的結構性權力，既無法滿足“己”對于理想類型的預期，又作為一種對抗性的力量對“己”形成壓制。由于這種不平等的感知大多是具體的、經驗性的，而對于不平等的歸因又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因此導致了兩方面后果：其一，圍繞那些具有廣泛動員能力的議題（例如性別、婚育、勞資沖突等），以自我為起點的觀念、邏輯和話語可能與主流意識形態產生沖突［19］，借由特定輿論事件呈現為激烈的觀點對立甚至集體行動；其二，在面臨外部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導致的生活機遇不及預期時，青年世代既有可能將其歸咎于優勢地位群體（例如精英、富人、專家），也有可能對那些整體性的、基礎性的社會共識和制度提出質疑［20］。例如，部分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青年群體可能會認為自己被排斥在資產增值紅利之外，被迫為既得利益群體堆高的資產泡沫買單。與此同時，資本的結構性權力還在不斷“制造同意”，后者既體現在強調“全情投入”“996 是大福報”的超時工作制度上，也體現在形形色色的消費主義陷阱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群體在發展和分配議題上所感知到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自自身 在物質條件方面的高預期。即使沒有遭遇黑天鵝事件的情況下，這種高預期也會由于經濟結構換擋升級面臨挑戰。但在“以己觀世”的認識論下，一旦“世”無法滿足“己”對于理想類型的預期，那么“己”對于當下生活困境的歸因勢必指向某些抽象的群體或制度并呈現極化趨勢［21］。在其他議題上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趨勢，例如，部分渴望“自由”與“舒適”的青年群體，面對社會規范對于婚戀與生育的要求時，將其看作是對于個人生活的“粗暴干涉”，甚至會進一步地聯想擴散，認為鼓勵結婚是為了“讓年輕人為高房價接盤”，鼓勵生育是“對女性的剝削”。

四、總結與討論

本文提出了“以己觀世”為核心的認知結構以及由此衍生貫穿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一系列社會心態悖論（如圖1 所示）。據此，青年社會心態可能呈現出以下三方面的演進趨勢及治理挑戰。

圖1 以己觀世：理解當代青年思想觀念與社會心態

（一）個體權力與社會價值之間張力催生身份政治思潮

以自我為起點的平等主義原則重構了一系列社會價值取向賴以維系的思想基礎，以個體的預期、價值、經驗、感知取代了道德社會化所依賴的外部組織和系統（例如家庭、學校、大眾傳媒）。這種從個人預期和價值判斷出發的觀念、邏輯、話語并不總是與社會共同體所倡導的主流取向相吻合；當二者不一致時，“己”與“世”不平等的感知可能演變成為對個體層面消極自由的偏重。

當前青年群體廣泛爭議的社會議題大多根植于個體權力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張力，本質上是對個人自由的高期待。其中，工作倫理與婚育選擇已經成為價值張力最為凸顯的領域，例如“反內卷”（不奮斗）、“反996”（不加班）、“反催婚”（不結婚）、“反催生”（不生孩子）。這些具體議題又與特定身份群體（例如女性、打工人）相交織，呈現出更激烈的矛盾沖突和更強大的動員能力，容易形成對外排斥、對內團結的網絡圈層，并圍繞核心議題衍生出一系列價值判斷和政策主張，滲透于看似不相干的各類社會議題，導致更廣泛的動員和更清晰的群體邊界。

圍繞性別、城鄉、代際等議題的觀念和話語沖突，并非無關緊要的“意氣之爭”；相反，這些沖突可能將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消解于諸如“鳳凰男”“孔雀女”“國男”“女拳”之類污名化的攻訐之中，導致普遍的網絡戾氣，并在思想觀念層面呈現出碎片化、極端化趨勢。

（二）繁榮預期與不平等感知之間的微妙平衡面臨挑戰

得益于長期經濟增長與主流價值引導，作為共同體象征的“國家”及其隱喻的民族復興敘事，被建構成為超脫于市場、資本、基層行政系統之上的存在，使其得以平衡個體在生活機遇和自我價值實現方面可能遭遇的消極體驗，并為個體化的年輕世代注入指向未來的價值和意義，對抗諸如“擺爛”“躺平”“佛系”等虛無主義思潮。這種精巧、微妙的觀念建構，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當青年群體相信國家能夠實現經濟社會繁榮發展，能夠超脫于其他社會結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那么即使當下感知到不平等，仍然有信心承受暫時的下行體驗，保持奮斗精神直至生活境遇改善。共同體層面的繁榮敘事與個人層面的奮斗敘事可以在不斷自我確證的過程中相互強化。相反，一旦觀念建構被打破，無法繼續平衡和支撐個人層面的下行體驗，那么上述循環同樣可能演變成為相互證偽、負向反饋的觀念閉環，催化消極社會心態的蔓延。

當前，公眾對于經濟復蘇表現出較高期待，這種繁榮預期一旦打破，則可能威脅到上述觀念建構。國家得以協調其他領域不平等感知的前提條件是持續滿足青年對于“富強共同體”的期待；這意味著一旦經濟復蘇不及預期，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而且可能蔓延到社會心態領域。

（三）片面追求結果平等導致民粹主義風險

以自我為起點的觀念、邏輯、話語本質上是將個體的而非社會的、應然的而非實然的預期作為評價“己”與“世”平等與否的參照標準。盡管這種預期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過往的生活經驗，但仍然是一種理想化的線性外推。這意味著，導致現實不及預期的原因往往是結構性的，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因此，面對當下生活的困境，無法實現預期的青年群體更有可能采取結構歸因的視角，并衍生出錯誤的價值傾向，即以“結果不正義”否定“程序正義”，以“結果不公平”否定“機會公平”。特別是有關權力、財富、聲望不平等的爭議超越具體的輿論事件擴散到特定社會群體（例如富人、官員、專家）時，則可能演變為全盤否定社會制度與規則的合法性，以陰謀論推測優勢地位群體的原始積累過程，將其社會地位看作是一種“原罪”。這種片面追求平等主義原則的歸因思維將具體的、經驗性的、紛繁復雜的社會議題簡化成為了抽象的、概念化的、非黑即白的權力爭奪，以及諸如資本家與打工人、精英與草根、有產者與無產者等標簽化的群體沖突，由此可能導致決策空間擠壓、公共輿論極化、群體間相互仇視等一系列社會治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