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態視角下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機制研究

■ 林仲軒 蔡楚萍

2020 年，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這一政策全面準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也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后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1］。青年作為承前啟后的一代，影響著“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與發展。然而在特殊歷史背景影響下，香港青年卻呈現出“親西方”的意識形態，并曾多次主導激進的社會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行動中，香港青年的價值目標并非是簡單的經濟訴求［2］，而更注重所謂民主、自由、法治、公正、廉潔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3］，對生活迷茫、對政府不滿的社會心態成為香港青年激進行動的重要原因。

社會心態是社會存在的反映［4］。因此，考察并跟蹤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是解決香港青年激進行動問題，引導香港青年增強國家認同感的有益嘗試。特別是在“修例風波”后，系統檢視當前香港青年的復雜社會心態，剖析其主要影響因素，并以此切入討論社會心態對香港青年融入內地具有重要意義。從個體的角度出發，有助于積極調解矛盾和有效化解風險，是關心支持香港青年實現美好生活的具體實踐體現；從國家的角度出發，則對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耙粐鴥芍啤笔聵I行穩致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社會心態意涵及測量

社會心態是指社會生活中由經濟關系、政治制度以及整個社會環境的發展變化所引起的在社會群體中普遍存在、具有一定共性的社會心理，其實際表現為個體心理感受并影響個體成員的行為模式［5］225。這種心理態勢可以反映社會成員對社會運行狀況以及政府治理情況的感知，能夠反映社會治理的效果［6］，折射社會風氣狀態和社會整體發展狀況［7］，甚至影響社會發展的走向［8］。由于社會心態可以一定程度預測與影響社會行為，因此，它也被認為是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考因素［9］。

在考察社會心態時，學者們主要關注社會心態的穩定性和變動性，前者包括民族性和價值觀等相對穩定但緩慢變化的社會心態，后者包括社會認知、社會感受等變動性社會心態。在港澳臺地區特定社會心態研究上，孫云等分析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背景下臺灣民眾的社會認知、情緒、價值觀和行為取向的特點和原因［10］；王茹研究了臺灣“兩岸族”在大陸的生活、心態和融入情況［11］；張志安等從幸福感、公平感、安全感和壓力感四個方面考量香港市民社會心態中的社會感受［5］295-306，李卉茵等則主要從社會問題關注、社會感受、價值觀和社會認同四個方面分析澳門公眾的社會心態［12］。在測量社會心態時，學者們大多選擇社會現實中直接可感的社會認知、社會情緒、社會價值觀、社會行為傾向等動態指標作為測量維度，并具體體現為社會需求、社會預期、生活滿意度、社會壓力感、政府或社會信任感、幸福感、公平感、安全感和壓迫感等［13-14］。

基于此，本研究通過社會感受和社會認知兩個維度，探索當前香港青年呈現怎樣的社會心態這一研究問題。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創新性地引入了“感受—認知—行為”研究模型，考察生活經歷與主觀階層怎樣影響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以及社會心態又會怎樣影響其融入內地的意愿。

二、問卷設計與樣本特征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如香港青年這類難以建立完整抽樣框的研究對象，往往會采用滾雪球的非概率抽樣方法開展研究，而根據馬爾科夫大數定律，這樣得到的最終樣本構成也會趨于穩定［15］。整個研究過程參考受訪者驅動抽樣法（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RDS）對滾雪球抽樣樣本多元性受限的問題進行改進。受訪者驅動抽樣法是對總體進行無偏差估計的抽樣方法，相較于其他同類研究方法，受訪者驅動抽樣可以利用受訪者的社會關系網絡鼓勵目標群體參與調查，從無抽樣框群體中獲得近似的概率樣本，結合數理統計技術進行總體估計，彌補傳統抽樣難以獲得代表性樣本的局限。在面對如生活在內地的香港青年這類難以建立完整抽樣框的研究對象時，這種抽樣方法可以通過主動篩選增大香港青年生活背景的差異性，以減少抽樣誤差［16-17］。

本次調研于2020 年12 月至2021 年3 月展開，研究者聯系到香港青年在內地的微信群“內地港澳青年之家全國群”，群成員均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華僑大學、南昌大學等全國高校港澳籍在讀學生及畢業生。本次調研共回收問卷1035 份，通過SPSS 甄別剔除填答結果相似、回答矛盾的問卷樣本，以及樣本數較少的澳門和海外地區問卷，最終保留有效問卷878 份。

在有效問卷中，主要生活在內地的香港青年樣本689 份，主要生活在香港的香港青年樣本189 份。為了避免組間人數相差太大形成誤差，本研究從有效問卷中隨機抽取189 個內地樣本與香港樣本進行了1 ∶1 配額。另外，本研究還要探究同一地區不同社會階層這一要素的影響。社會階層方面，本研究通過詢問“請根據您所在的社會階層認知，評價自己屬于以下哪個階層”將被訪者分為草根、中下階層、中等階層、中上階層和上流階層五個組別，人數分別為87、111、160、16 和4。中上階層和上流階層兩個群組的樣本量較少，容易增加偶然性對結果的影響。為了更好地提升研究可信度，本研究在分析時將中等階層、中上階層和上流階層進行合并，稱為“中等及以上階層”，將草根階層和中下階層合并為“中下階層”［18］。經此處理后，進入分析的樣本人口統計學特征如表1 所示。

表1 樣本基礎人口統計學特征

表2 各維度測量項目及Alpha系數

問卷以李克特五級量表進行，分值越高代表該傾向越強。順應研究問題，問卷主要測量了社會心態和融入內地的意愿。社會心態包括社會認知和社會感受兩個維度，其中社會認知主要測量香港青年對香港社會的態度和對國家政策的態度，社會感受主要通過“滿意度”“安全感”“公平感”“信任感”“差距感”“焦慮感”等6 個單因素量表進行測量，在實際處理中采用因子分析法將其分成三個維度，其中“滿意度”“安全感”“公平感”“信任感”被分成一個維度，“差距感”和“焦慮感”仍舊是單獨的兩個維度，因此香港青年的社會感受最終可分為“正面社會感受”“差距感”“焦慮感”三個維度，信度檢驗數據顯示，各維度的克倫巴赫系數α 均高于0.7，指標可靠。

三、香港青年社會心態特征

表3 呈現了香港青年社會心態的整體狀況，分數取值為-2 至2，分數超過0 即為感受強烈。數據顯示，在社會認知上，香港青年認為香港社會的各個方面還是較為符合自身期待（M=0.18），同時正面認可國家政策在香港的作用（M=0.80）。在社會感受方面，則表現為正、負面共存，感受最為強烈的是差距感（M=0.70），其后依次為焦慮感（M=0.44）和正面社會感受（M=0.25）。在對香港青年社會心態進行整體描述之后，本研究將進一步探究香港青年的主觀社會階層和生活地區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社會心態。

表3 香港青年社會心態描述性統計

階層心態是社會心態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以考察社會結構變化的重要研究內容。沿用此研究路徑，本研究也試圖探究香港青年不同社會階層背后的社會心態［19］。但就香港青年這一群體而言，生活地區也是影響其社會心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從主觀社會階層和生活地區出發，使用獨立樣本T 檢驗的方法，探究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狀況，數據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香港青年分群組社會心態和行為描述性統計

表5 香港青年“生活地區＊主觀社會階層”組合下的社會心態和行為描述性統計

表6 香港青年融入內地影響因素路徑分析

研究發現，生活地區和主觀社會階層對正面社會感受、對香港社會和國家政策的態度以及融入內地意愿都有一定影響。社會階層一定程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和社會關系網絡［20］，是影響香港青年社會心態的重要影響因素。社會階層包括客觀社會階層和主觀社會階層，前者根據個體經濟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職業等客觀因素決定［21］；后者則在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強調個人意識和主觀感知［22］，即個人對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社會地位、社會階層等級的心理感知［23］。相對于客觀社會經濟地位，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能更有力地預測心理壓力、社會不公平感等［24］。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發現，社會心態方面，生活地區和主觀社會階層都能夠較為顯著地影響正面社會心態，而對差距感、焦慮感等負面社會心態幾乎沒有影響。這意味著改善香港青年的生活環境、吸引香港青年到內地生活工作，雖然能夠提升他們在安全感、公平感等方面的正面感受，但卻較難減輕他們的負面感受。

生活地區同樣是影響社會心態的重要因素，但以往研究并未得出相對一致的結果。劉建政等人認為參加香港與內地交流計劃的香港青年大學生對內地的好感度要高于沒有參加交流計劃的學生，但短期交流計劃并沒有顯著地把香港青年大學生對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認知從改善轉化為好感［25］；趙永佳等人發現有長期內地經驗的香港青年有較正面的中國觀感，較愿意前往內地工作，并較同意香港青年應往內地工作的說法，但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傾向仍然比較死板并且較難改變［26］。而自香港回歸以來，跨境到內地甚至長期生活在內地已經成為部分香港居民的一種日常生活，因此有學者特別聚焦廣東港澳學生的這種特別經驗。李晶等人聚焦在粵港籍學生，發現他們對粵港澳大灣區認同度較高，尤其是在“功能性”灣區維度上［27］；鄭婉卿認為與內地人接觸有助于香港青年“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提高［28］。但李文珍等的研究發現香港與內地青年的頻繁交流并沒有帶來群體融合的直接效果，部分香港青年甚至對內地青年產生了一些不良情緒和心理［29］。本研究發現，主觀社會階層能夠顯著影響香港青年對香港的態度以及融入內地的意愿，即主觀社會階層越高則越看好香港社會和香港的發展前景，也更愿意融入內地，但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自己和香港利益的考量。生活地區則能夠顯著影響香港青年對國家政策的態度和融入內地的意愿，所以生活在內地有助于香港青年真實了解內地情況，提升其對國家政策的信任度，有助于他們更好地融入內地生活。

四、“感受—認知—行為”框架下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意愿

社會心態可以預測相關群體的行為意向［30］，主要包含社會感受和社會認知兩個維度。在認知維度，認知行為理論認為，認知活動能夠通過對環境存在的因果關系進行歸因，對現狀進行評估，產生未來預期，進而驅動隨之而來的行為，因此改變個體的行為需要通過改變個體的環境來改變個體的認知活動［31］。感受則是一種情感體驗，而社會感受通過個體傳達給整個群體形成社會情緒，影響行為動機，指導社會行動。一般來說，正面社會感受會指向互動等親社會行為，而負面社會感受多指向攻擊、排他等社會行為［32］。情感體驗對決策和行為至關重要，因為人們傾向避免對自己不利的行為，同時也會對個人的認知產生影響。既有研究表明，一個人的感受會對認知過程產生什么影響，主要取決于不同的心理過程，在說服理論的框架中，這種影響是由個人和情境因素決定的，其背后反映的是機制可能發生的條件［33］。香港青年也會有意或無意地依賴他們的生活體驗來形成對社會、政治和經濟決策的判斷，因此本研究建立香港青年“感受—認知—行為”的研究框架，如圖1。

圖1 香港青年“感受-認知-行為”的研究框架

（一）生活地區、主觀社會階層與社會心態對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影響

既有研究認為，生活地域差異會影響香港青年的內地融入意愿。例如黃焙烽等曾對此進行調研，發現香港青年認為其在香港有良好的人際關系網，而在內地生活質量可能降低而且有較強烈的不安全感，這會成為阻礙其前往內地工作的原因；香港工作機會少也不足以成為香港青年前往內地發展的理由［34］。對于在內地的香港青年，王勝今等人提到，流入者的社會活動參與和人際交往過程都對其社會融入感有重要影響，與原居地的互動情況也一定程度上制約其融入感知［35］；鄭素俠在研究農民工社會融入的時候則發現，制度因素對社會距離具有較強的解釋力［36］。在“一國兩制”框架內，一方面香港青年在內地被視為“境外人士”而享有某些“超國民待遇”；但另一方面，由于內地各地區行政管理制度和措施仍有差異，導致部分香港青年在內地有時也會有所謂“次國民待遇”的遭遇，從而產生失落感［37］，進而可能影響他們繼續留在內地的意愿。

社會階層也會影響社會心態以及個體的思考方式。社會階層心理學的研究中證明個人成長和生活的物質條件對社會身份有持久影響，并影響到個體對社會環境的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以及個體的社會行為。社會階層差異反映在社會信號中，這些信號可以被個人用來評估自己的主觀社會階層：通過將自己的財富、教育、職業、審美趣味和行為與他人進行比較，個人可以確定他們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而這種主觀的社會階層隨后會影響他們的社會行為［38］。

簡而言之，生活地區和主觀社會階層的差別會帶來社會心態的差異。然而具體在香港語境下，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是怎樣由社會環境影響的，又有多大程度是受生活地影響，社會階層又會對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本研究希望了解的。

（二）香港青年社會心態和融入內地意愿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依據生活地區和主觀社會階層將香港青年分成四個組別進行分析。單因素方差結果顯示，除差距感和焦慮感外，香港青年在其他社會態度上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中，在正面社會感受、國家政策認知以及融入內地的意愿上，均按照“內地中上階層、內地中下階層、香港中上階層、香港中下階層”逐漸變差或減弱；在對香港社會認知上，則按照“香港中上階層、內地中上階層、內地中下階層、香港中下階層”逐步變差。

更進一步，本研究使用AMOS23.0 進行路徑分析，驗證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并試圖探究在不同群體上的研究框架是否存在差異，有以下三個發現。

1.在對香港社會認知的影響因素上，正面的社會感受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路徑分析結果表明，正面的社會感受能夠提升香港青年對社會狀況的評價，尤其是長期生活在香港本地的香港青年（香港中上階層：β=0.501，p ＜0.001；香港中下階層：β=0.384，p ＜0.001；內地中下階層：β=0.263，p ＜0.01；內地中上階層：β=0.214，p ＜0.01）。負面的社會感受則不是簡單地對香港社會認知造成負向影響。焦慮感不利于在內地的香港青年對香港社會的評價（內地中下階層：β=-0.099，p ＜0.05；內地中上階層：β=-0.207，p ＜0.01），但對于香港本地的中上階層青年有促進作用（香港中上階層：β=0.082，p ＜0.1）。社會群體間差距感僅對生活在內地的中上階層群體有顯著影響，對這部分群體而言，感知到社會群體的差距越大，對于香港的社會狀況反而越滿意（內地中上階層：β=0.134，p ＜0.05）。

2.在對國家政策的認知上，正面的社會感受對于內地的香港青年有顯著正向影響，香港社會是否滿足自身期待對本地香港青年有顯著正向影響

與對香港社會認知相反，在國家政策認知上，正面的社會感受對于生活在內地的香港青年影響更加顯著（內地中上階層：β=0.409，p ＜0.001；內地中上階層：β=0.486，p ＜0.001）；負面的社會感受在大部分情況下與香港青年對國家政策的認可度無關，僅有兩個群體存在例外情況。焦慮感有助于提升香港中上階層青年對國家政策的認可度（β=0.082，p ＜0.1）；生活在內地的中上階層的香港青年，若越能感知到社會群體間的差距，則越有可能承認國家政策的有效性（β=0.161，p ＜0.05）。另外，相較于長期生活在內地的香港青年，香港本地青年反而更加認可國家政策在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香港中下階層：β=0.286，p＜0.05；香港中上階層：β=0.417，p ＜0.001）。

3.在融入內地意愿影響因素上，對國家政策的認可度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作用效應在自認為是中下階層的香港青年群體上更加明顯

在融入內地的行為上，正面的社會感受對于中上階層的香港青年有顯著正向影響（內地中上階層：β=0.206，p ＜0.05；香港中上階層：β=0.202，p ＜0.05）。焦慮感只對生活在內地的并且認為自身是中下階層的香港青年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感知到社會群體間的差距僅對認為自身是中下階層的香港青年有顯著負向影響。對于中下階層群體而言，不管是生活在內地還是香港，感知到社會的差距感均不利于他們融入內地（內地：β=-0.099，p ＜0.05；香港：β=-0.113，p ＜0.05）。而對香港中上階層而言，對香港社會的良好預判能進一步促進他們融入內地的意愿（β=0.286，p ＜0.01）。對國家政策的認可與融入內地的正向關系在任一群體間都能成立，但總體而言，對于中下階層的群體影響更加顯著，尤其是香港本地的中下階層（香港中下階層：β=0.715，p ＜0.001；內地中下階層：β=0.674，p ＜0.001；香港中上階層：β ＝0.543，p ＜0.001；內地中上階層：β=0.516，p ＜0.001）。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2019 年以來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及其影響因素，探索了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對其融入內地意愿的影響?？傮w而言，香港青年認為香港社會基本符合自身期待，能夠認可國家政策在香港的作用，但是他們對差距感的感受最為明顯。不同香港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存在一定差異：從生活地區看，生活在內地的香港青年更能體驗到安全感、公平感等正面社會感受；從社會階層看，香港中下階層的青年更不能體驗到正面的社會感受，對香港社會的態度較為悲觀。

本研究還創新性地引入了“感受—認知—行為”的研究框架，發現生活地區和主觀社會階層能夠顯著影響香港青年的社會心態和內地融入意愿。這不僅補充和拓展了既有香港青年問題的理論研究，也進一步挖掘了現實生活中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關鍵因素。

（一）正面的社會感受有助于促進香港青年的社會態度和融入內地的行為，對中上階層負面的社會感受進行疏導也可促成其改變態度和融入內地

生活地區和主觀社會階層顯著影響到香港青年正面的社會感受、對香港的評價、對國家政策的態度以及融入內地的意愿；而具體到同一個生活地區，認為自己是中上階層的群體總是比中下階層群體有著更加積極的社會心態和社會融入行為。大多情況下，正面的社會感受對于香港青年的社會態度和融入內地的行為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與積極心理學的相關結論是一致的。積極心理學認為，個體積極的心理發展狀態對信念和態度有重大影響，積極向上的個體對自身生活狀況較為滿足，自然也會對社會狀況和政策內容更加滿意［39］。

研究還發現，焦慮感對于生活在內地的中下階層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意愿有促進作用。這意味著負面的社會感受對社會態度和行為并不是對所有香港青年都只起到負向作用，也會對部分特定群體起到正向促進作用。生活在內地的香港青年，尤其是中上階層群體，在生活中感到越焦慮，就對香港社會的態度越負面，這意味著他們的焦慮感可能來自于香港地區。住房、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是影響社會心態的關鍵因素［40］，而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社會競爭劇烈、向上流動緩滯等客觀問題進一步放大了香港青年的焦慮感［41］。

負面社會感受的另一個正面作用是，生活在內地并且自認為是中上階層的香港青年越能明顯感知到群體差距，對香港社會和國家政策的有效性的評價越高?？陀^原因在于，相較于香港地區，內地仍然存在社會保障及福利相對不足等問題，而長期生活在此的香港青年更能感受到兩地的差距，反過來促進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認可度；主觀原因在于，這一部分群體能感知到社會的群體差距，意味著他們能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政策和一些積累社會資本的途徑，實現向上流動，從而提升對國家政策的認可度［42］。

（二）香港青年對國家政策的正面認知能促進其融入內地，但影響機制在不同地區、社會階層間存在差異

對國家政策的認可度能夠顯著影響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意愿，但對于不同的群體，其背后的影響機制也存在差異。對于生活在香港的中下階層，盡管對國家政策的正面認知能夠促進他們融入內地，但對于這一群體而言，并不能簡單通過改善他們的社會感受和對香港社會的態度，進而提升他們對國家政策的認可度。對香港發展的態度能正向預測對國家政策的評價路徑僅在香港地區成立，這表明香港本地青年更加能體會到香港與內地榮辱與共，并且更加同意香港的發展與中央政府相關政策息息相關，因此對香港的樂觀預測會增強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好感。但香港本土青年的中上階層就算對香港未來發展保持樂觀態度也仍然愿意融入內地，這可能因為這部分群體在內地的生活與在香港的生活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內地甚至有可能更加符合他們的需求和期待。

除了對國家政策和香港社會的評價之外，本研究發現社會感受也會影響到特定群體融入內地的意愿。自認為是中下階層的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意愿較低，即使他們長期生活在內地，也不愿意融入內地。有學者認為香港貧富差距分化并不代表窮人的生活越來越不好過［43］，本次調研結果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

香港青年社會心態是諸多學科的熱點議題，如何在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構建香港青年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并理解其內在關系，最終落實于現實層面的實踐關懷是近年來港澳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因應這種研究路徑，本研究探討了香港青年社會心態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并探索社會心態對其融入內地的影響，對于香港青年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是在具體研究過程中也存在著樣本代表性等不足和局限。本研究的樣本均是通過網絡渠道獲得，雖然數據顯示回收的問卷信度都達到了可以分析的水平，但由于本研究沒有對整個香港青年群體進行隨機抽樣，如果未來有足夠的人力、物力進行嚴格抽樣，獲得的結論將更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