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機理與路徑

文／趙春明 褚婷婷

一 引 言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貿易需求下降、戰爭沖突加劇、突發事件頻起，經貿局勢復雜且嚴峻。與此同時，我國也正處于經濟發展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經濟增速換擋、傳統生產要素驅動已不可持續、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為適應經濟發展階段變化、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變化，以效率、質量、安全等為目標的高質量發展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動選擇與必然要求，更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成為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基點。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意在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通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促進內貿和外貿、進口和出口協調發展，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以實現更高水平開放和更高質量發展。而內貿、外貿作為對接國內國際市場的重要環節，其協調性、互動性的融合發展即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是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路徑，將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力。2022 年1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意見》。2023 年12 月1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指出，加快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當前，以數字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正蓬勃發展，為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先機，是世界各國競爭的新重點領域。我國也一直高度重視與支持數字經濟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加快建設數字強國。以數字和數字技術賦能，數字經濟具有較高的生產率、較低的獲取與復制成本、較快的傳播速度等特征優勢，數字化的經濟發展也具有技術創新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高效媒介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等，[2]其多方面的促動效應不僅重新塑造了經濟發展模式與增長方式，更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動能與新優勢。因此，本文以數字經濟為著力點、以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為研究目標，研究數字經濟對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助推效應，分析其形成機理，提出重點路徑與對策建議，對于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我國高質量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學術貢獻可能在于：其一，選題較為創新，將數字經濟與內外貿一體化納入一個分析框架，研究數字經濟對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助推效應，補充了數字經濟與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學術研究范疇；其二，研究層次和研究角度較為創新，從企業、上層建筑等層面較為全面地分析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形成機理與重點路徑，特別是在政府管理層面，以期為數字經濟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路徑選擇與政策實施提供多角度的理論參考與依據。

二 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現實必要性與面臨問題

一般而言，內外貿一體化是針對內外貿分割而提出的有關內外貿經營方式、中介協調架構和政府管理體制的一個新概念，具有經營主體和上層建筑等多個層面的涵義。[3]在經營主體即企業層面，內外貿一體化主要是指經營主體能夠依據其自身實力，不受貿易管理體系、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等內外貿界限的約束，自主選擇經營內容和經營方式，較易實現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在上層建筑層面，則是指政府及其管理部門對內外貿及整個流通產業進行統一、集中的協調和行政管理。而在經濟運行層面，內外貿一體化則是指內貿外貿在要素、產業間的流通、共享與相互支撐，兩者能夠實現聯動、融合發展。

（一）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現實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憑借政策導向、資源稟賦、人口紅利等比較優勢，我國外貿迅猛增長，外貿規模特別是出口規模持續擴大，出口競爭力不斷提升，對經濟增長貢獻突出，但也形成了外貿依存度特別是出口依存度①較高，即對外依賴程度較大的經濟發展格局（如圖1 所示）。而當前，國際經濟復蘇較不穩定，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加大，對外依賴程度較大的經濟發展就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且我國人口紅利等比較優勢也在逐漸消減，偏向依靠外貿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能減弱且風險增多，[4]經濟發展的可持續與安全性亟須維穩與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我國經濟、產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國民收入不斷提高，由消費引致的內貿規模②也在不斷擴大，但其增速對比GDP 增速與其占GDP 的比重即對GDP 的貢獻卻一直沒有較大突破（如圖2 所示），且消費水平和消費品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5]挖掘內需潛力就必然成為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支點。因此，立足于我國現實國情，激活內貿強大國內循環，并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成功實踐，進一步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及其聯動效應推動內外貿的高效運行與融合發展，以內外貿一體化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就成為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和有效途徑。并且，從國際經驗來看，內外貿一體化也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遍做法，是國內對接國際先進經貿規則、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也能夠影響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進而推動商業流通的進一步發展。[6]

圖1 中國外貿發展情況及國家出口依存度對比

圖2 中國內貿發展情況及與GDP 的對比

（二）我國內外貿一體化的進展與問題

由于早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內外貿管理的分異等，我國內外貿分割由來已久。但自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貿易產品標準持續與國際對接。2003 年組建商務部后，內貿、外貿實現同一部門協調管理。特別是在2020 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后，我國內外貿一體化有了一系列的突破和進展。具體來看，從2004 年外貿經營權的全部開放，到2022 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再次明確規定內外貿企業注冊登記即經營許可已無特殊限制，內外貿的企業準入門檻逐漸趨同。自2001 年發布《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③后，產品目錄、認證程序等不斷的修改與簡化，內外貿的貿易產品標準逐漸趨同。市場監管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22 年5 月，我國全產業領域平均國際標準轉化率已達75%，家用電器、電子產品等重點領域主要消費品與國際標準一致性程度更高達到96.2%。而多年來，多個自貿區的設立、大型國際展會的舉辦等，也為內外貿企業轉化市場提供了平臺和機會，參與企業數量與交易額連年增長。2022 年4 月，由商務部牽頭多部門聯合組建的內外貿一體化發展部際工作機制，更加速推進了內外貿的統籌管理進程。2022 年5月，商務部等14 部門印發的《關于開展內外貿一體化試點的通知》，更是以開展試點探索建立內外貿一體化發展評價體系和制度體系，致力于破除內外貿一體化的制度性障礙。

但是，在我國內外貿一體化發展不斷加速的進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與難點，滯堵著內外貿一體化的推進。首先，從內外貿企業來看，我國內外貿企業經營指向仍相對分離。內貿企業專注國內市場，通?！耙援a定銷”，憑借我國較大市場規模優勢養成了一定的惰性和投機心理，缺乏主動參與國際競爭的經營指向，且營銷、物流等國際化運營手段和市場經驗也較為缺乏，轉型外貿的競爭力不足；而外貿企業則專注國際市場，通?！耙凿N定產”，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相對較慢，特別是出口加工企業，在面對國內消費需求變化更快的市場環境下，轉型內貿的難度和風險較大。與此同時，企業在進行內外貿經營選擇及轉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轉型成本較高、貿易渠道不暢、人才缺失等問題，[7]使企業的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困難重重。

其次，從內外貿產品來看，我國部分內外貿產品的技術、質量、標準等仍存在較大差異。受內貿、外貿不同的貿易產品標準約束，也受內外貿企業的技術水平限制，我國部分內外貿產品技術、質量、標準等差異仍然較大。如，我國醫藥產業實行的GMP 標準④尚未得到發達國家的市場認可。標準的不對標直接阻礙了產品的跨市場流通，在貿易標的這一核心問題上阻礙企業的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并且，要實現產品標準對標，就意味著企業受到國內標準、國際標準的雙重約束，可能需要放棄原有的產品生產線和核心技術手段，也將消耗企業大量的時間和資本成本，影響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的主動性與決策。

再次，從內外貿產業來看，我國內外貿產業鏈條的完整性及重點環節仍存在較大差異。我國長期實行的以國際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加工貿易占據了外貿產業發展的主導地位，設計和研發、銷售和服務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經營模式也使得外貿產業過度集中于附加值較低的生產加工環節，外貿產業鏈條較短且長期鎖定于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轉型內貿極易受阻。相較而言，我國內貿產業雖有較為延長的產業鏈條，卻缺乏較為完善的銷售體系，且品牌效應缺失，導致有效及中高端供給不足，轉型外貿就難免處于國際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內外貿產業鏈條完整性及重點環節的差異，不僅導致內外貿產業的相互支撐不足，更影響內貿、外貿的聯動發展，阻礙內外貿一體化的推進。

最后，從上層建筑層面即內外貿管理來看，我國內外貿管理體制仍有分割。我國外貿發展的成功實踐導致了各級政府對內貿的重視程度長期不足，無論是政策扶持還是市場環境建設，內貿的待遇一直較為落后，由此便形成了各級政府及部門重外貿輕內貿的慣性思維。且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還時日尚短，在“重外輕內”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不同層級政府及部門的內外貿管理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便仍存在差異，不少地方政府在機構設置上仍有內外貿管理體制彼此分割的現實情況，在機構改革、職能互融、政策法規一致等方面均有缺失，[8]不利于政府管理和調控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三 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形成機理

相較于傳統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信息化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推動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經濟形態，引發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等經濟和社會整體性的深刻變革。其對貿易也產生了深刻影響，以數字和數字技術賦能，數字經濟不僅改變了貿易產品、貿易方式、貿易流程，其多方面的促動效應也改變了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利得。因此，可以預見發展速度快、輻射范圍廣、影響程度深的數字經濟對內貿、外貿及其聯動發展也會產生積極影響。據此，有必要在企業、上層建筑等不同層面分析其影響路徑，厘清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形成機理。

（一）數字經濟的擴散式技術創新效應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技術路徑

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本身的創新與發展，且與已有生產技術的不斷融合，包含數字要素提供者與服務商的創新主體多元化和網絡化、協同化的創新方式數字化等，都能夠激發技術創新，使數字經濟具有技術創新效應。[9]并且，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憑借數據驅動、萬物互聯、創新迭代等更易快速地、持續地溢出與擴散。[10]

技術創新是影響內貿、外貿發展的核心要素，決定貿易規模和利得，通過模仿、競爭、產業鏈關聯等更是內外貿聯動發展的中介。[11]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能夠直接激發企業的技術創新與技術改造，提升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提高企業參與內貿的能力和競爭力，還能夠助力企業突破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中的出口生產率門檻，參與外貿及獲利，在最為關鍵的生產率層面助力企業能夠自主地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技術路徑。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通過較強的技術溢出與擴散能夠使內貿、外貿企業更為極易地捕捉、模仿甚至是彼此利用，使內外貿企業的技術創新呈現聯動發展，不僅能夠提升貿易整體的技術水平，還能夠迅速縮小內外貿企業的技術差距，彌補內外貿企業產品技術、質量等的差異，特別是彌補內貿企業產品標準的短板，使內外貿企業的產品標準實現對標，在產品層面以同線、同質、同標準助力企業參與內外經營選擇與轉化，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技術路徑。

（二）數字經濟的高效媒介效應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成本與渠道支持

電子商務、數字貿易平臺等第三方媒介，以數據、信息的形式大量呈現商品的需求和供給，以虛擬的網絡平臺替代真實市場，打破時空限制，縮短交易距離，更易實現供需的直接磋商與有效對接，不僅能夠簡化貿易流程，提升貿易效率，還能夠有效降低信息、磋商等貿易成本，提高貿易的成功率；并且，數字貿易平臺等的準入門檻較低，使得大量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參與貿易的難易程度和成本得以下降，[12]極大豐富與拓展了貿易渠道，增加了貿易機會；與此同時，智能物流、電子簽約、數字金融等服務媒介，以具有生產率優勢的數字技術賦能貿易流程，能夠提高撮合、支付、流通等貿易環節的效率，降低物流、融資等貿易成本，還通過“線上”化提高了貿易服務的觸達能力，提升了貿易服務的普惠性，[13]因此數字經濟具有高效媒介效應。

貿易成本決定企業參與貿易的門檻，貿易渠道影響企業參與貿易的難易，是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的現實基礎。[14]數字經濟的高效媒介效應在中間商即第三方媒介層面，通過數字貿易平臺等能夠助力企業迅速地、精準地獲取貿易渠道，打通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的產品供需鏈路，并降低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的貿易成本，助力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成本與貿易渠道支持，特別是為沒有國內支撐的純出口企業轉內銷提供了成本與貿易渠道支持。而數字經濟的高效媒介效應在貿易服務媒介層面，通過數字金融等能夠助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獲得更有成本、效率、便利性優勢的貿易服務，在貿易流程中躍過轉型成本較高等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的門檻，助力企業內外貿經營轉型，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成本與服務渠道支持。

（三）數字經濟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產業支撐

數字經濟以其技術創新效應為動力，能夠促成產業發展的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提升產業績效，驅動產業升級；而數據、信息、網絡等數字要素的投入，并與傳統生產要素的搭配融合，不僅豐富了產業的生產內容，還能夠突破生產的信息約束障礙，優化要素及資源的配置能力，刺激產業提質增效，驅動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并且，計算機、通信等行業的快速發展促成的數字產業化，數字技術在傳統產業中的不斷應用促成的產業數字化，不僅使產業結構直接向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變遷，還以賦能傳統產業新發展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條現代化，驅動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因此數字經濟具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15]

產業是內貿、外貿發展的共同基礎，也因內貿、外貿在產業鏈上的關聯與重合，產業也是內外貿一體化、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的基礎和紐帶。[16]數字經濟驅動的產業升級，不僅夯實了貿易的產業基礎，能夠推動內貿、外貿發展，特別是其對內貿的推動效應，又特別是在設計和研發、銷售和服務等環節，將以內帶外的逐步形成完整的、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鏈條，通過提升產業基礎加強內貿對外貿的支撐作用，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產業支撐。而其驅動的產業結構合理化，不僅能夠促使產業要素和資源等在內外貿間配置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提升，提高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整體的績效水平，還能夠避免因內貿或外貿一側過分發展而失去了經貿發展的平衡性、安全性。并且，數字經濟驅動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持續融合與遞推，能夠加強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流通性、系統性，不僅能夠提升產業鏈甚至是整個供給體系的升級，還能夠提升內外貿在產業間的流通、共享和聯動質量，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產業支撐。

（四）數字經濟的數字政府建設效應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有效的管理路徑

數字技術與政府管理、政務服務相結合的數字政府建設正在我國不斷推行，例如“政務云平臺”“基層治理數據庫”等。數字政府平臺和系統通過業務的線上審批和辦理、辦理系統的集成化、辦理窗口的單一化等，不僅能夠簡化政府審批和政務服務的流程、節約行政管理資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還能夠節約企業參與貿易的傳統規則性貿易成本、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率，具有雙向的成本、效率、貿易便利化等多方面優勢。[17]

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政策、管理及審查，是企業參與內貿、外貿這一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能夠直接決定或限制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及轉化的流程、成本及難易。以內外貿管理體制一體化為目標，數字政務平臺和系統等數字政府建設能夠通過一個平臺、一個系統、一個模塊、一個窗口迅速地實現內外貿管理的一套標準、一套流程、一致審批，不僅能夠從管理層面助力落實內外貿管理思想一體化、管理部門一體化，更能夠從政策層面直接約束內外貿管理機制一體化、法律規則一體化，并精簡內外貿一體化的業務辦理及審批流程，節約內外貿一體化的管理資源，提升內外貿一體化的管理效率，在上層建筑層面保障與加速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直接的、有效的管理路徑。

（五）數字經濟的數據效應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及時監測與調控依據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是其核心生產要素，其生產、復制、傳播都極為迅速且成本較低，這就形成了大量的、各維度的數據增長與積累，不僅能夠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投入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及領域，還能夠作為信息、信號指示出一些未來發展潛在的規律與啟示。因此，數字經濟具有數據效應，也稱為信息效應。

數字經濟的數據效應通過數據收集、分析而形成的異質化的數據庫和數據中心等，能夠為政府的監管和政策改革提供有力依據。例如，通過企業的稅費繳納數據庫監測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及轉化的情況，通過數字政務平臺及系統的信息反饋了解與判斷現階段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的重點問題與難點，有針對性地及時作出政策改革與機制調整，在上層建筑層面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及時監測與調控依據。數字經濟的數據效應也通過數字貿易平臺的交易數據和信息流等，能夠反映出消費者的需求偏好，反映出內貿、外貿發展的波動及變化趨勢，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內外貿轉化決策以應對未來市場需求以及解決潛在的競爭和危機具有指引作用，能夠助力企業及時調整內外貿經營選擇及轉化策略，在企業層面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及時的觀測與調整依據。

四 以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重點路徑

以上分析表明，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高效媒介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技術路徑、成本與渠道支持、產業支撐，數字經濟的數字政府建設效應、數據效應也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管理路徑、及時監測與調控依據，因而，數字經濟能夠破解內外貿企業轉型成本高和貿易渠道不暢、內外貿產品標準不對標、內外貿產業相互支撐不足、內外貿管理體制分割等問題與難點，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據此，本文提出以數字經濟助推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重點路徑。

（一）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擴散式技術創新效應，突破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技術壁壘

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擴散式技術創新效應，以技術路徑突破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技術壁壘，助力企業能夠自主地、靈活地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一是，以政策、稅費等優惠大力支持企業的數字技術創新及已有生產技術的數字化改造，并鼓勵產學研等各主體的技術創新與合作，以法律法規等保障技術創新成果的產出與轉化，全面激發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突破內貿企業轉型外貿的出口生產率門檻，突破內貿企業轉型外貿的產品標準約束，也助力在我國內企競爭力較強領域的外貿企業彌補技術短板轉型內銷，突破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技術壁壘，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二是，高度關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外溢性較強的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以政策指引、輿論宣傳、會議交流等手段加快其在不同企業間的擴散、合作與共享，使數字經濟的擴散式技術創新效應能夠更為快速提升我國內貿、外貿企業的技術水平并趨向聯動發展，雙向式突破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技術壁壘，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三是，高度重視數字領域的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強化數字經濟技術創新效應的國際溢出與擴散，迅速縮小我國企業與國際大企業的技術差距，也能夠推動我國領先企業的技術、產品新標準轉向國際化，以貿易標準與規則制定的主動權與話語權突破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技術壁壘，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二）積極建設高質量數字貿易平臺，暢通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的貿易渠道

積極建設高質量數字貿易平臺，以渠道路徑暢通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的貿易渠道，增加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及轉化的貿易機會，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一是，以政策扶持或政府參與的PPP 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引導商品類別豐富或特色商品（例如農產品）、貿易服務鏈條完整、進入門檻較低、參與成本低廉、信息獲取及對接精準、風險防控良好的高質量數字貿易平臺建設，并予以時時督導，為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特別是純出口企業轉內銷拓展貿易渠道，并降低企業內外貿轉型的貿易成本，提升企業內外貿轉型的成功率，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二是，重點關注共建“一帶一路”貿易合作的高質量數字貿易平臺建設，助力更多企業借助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優惠與貿易便利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與轉化，以具有政策、地域等優勢的高質量數字貿易平臺加速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三是，重點關注數字貿易平臺的數據安全和市場壟斷等問題，以完善相關法律規則、加大監察力度確保數字貿易平臺的合規、安全運營，為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提供可靠、穩定的貿易渠道，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三）推廣數字金融等數字貿易服務，減輕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成本壓力

大力推廣數字金融等數字貿易服務，以服務路徑助力企業獲取參與內外貿轉化的貿易服務，降低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服務成本，減輕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成本壓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一是，以政策、法律法規等約束與指引金融機構積極提升數字運營能力及風控能力，以金融數字化為企業提供綜合化、數字化、便利化的融資和支付結算等貿易服務，特別是要開展針對企業內外貿轉型的數字貿易服務，并降低服務門檻延伸貿易服務的“觸角”，惠及更多企業，減輕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成本壓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二是，從實際業務場景出發，深挖數據價值，細節化地明晰企業的貿易服務需求，以數字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為企業提供更為精準、業務范圍更廣的貿易服務，減輕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各個環節的成本壓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三是，以2018 年中國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的區塊鏈貿易融資技術平臺“貿易聯動”為例，積極利用區塊鏈技術打造貿易金融區塊鏈平臺，連接更多交易主體，提供跨部門、跨場景的多項業務，并實現數據的可控性共享，從金融、稅務、監管等更多維度服務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提升融資等貿易服務的效率，助推企業貿易成本進一步下降，減輕企業參與內外貿轉化的成本壓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四）以數字賦能產業結構升級，強化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產業支撐和紐帶

以數字賦能產業結構升級，以產業路徑為內外貿發展提供產業支撐，并加強內外貿產業間的聯系與紐帶，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首先，以財政支持、保障產業用地、優惠用電成本等配套政策為支持，以新一代數字技術為引領和競爭優勢，以引進專業人才、培育能夠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或升級提供專業解決方案的數字服務商和運營商為助力，大力扶持通訊、軟件、技術服務等行業的數字產業化發展，引導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等為方向的產業數字化變革。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驅動產業升級、驅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提升產業基礎，為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產業支撐，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與此同時，以建立數字產業園區、建設聯合創新平臺等手段加速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持續融合與遞推，加強產業間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流動、共享，提升內外貿產業整體的關聯性、流通性、系統性，形成相互支撐、優勢互補的內外貿產業鏈條，強化內外貿產業間的聯系和紐帶，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五）建設數字政府，助力政府適時改革和高效監管內外貿一體化發展進程

各級政府及部門要積極建設數字政府和推行數字政務服務，以管理路徑助力政府適時改革和高效監管內外貿一體化發展進程，在上層建筑層面保障與加速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一是，積極投入各層級、各部門的政府管理、政務服務等平臺和系統的數字化改造、數字化升級，特別是要推動建設內外貿一體化政府管理的專項數字平臺和系統，助力政府在管理政策一體化、管理體制一體化、管理規則一體化等多方面清除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并實現高效監管，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二是，針對企業對政府內外貿一體化管理工作的反饋與建議，適時、及時地作出政策改革與機制調整，并通過數字政府建設、數字政務服務等平臺和系統功能和模塊的調整與完善快速地助力新政策和新規則落地，助力政府適時改革和高效監管內外貿一體化發展進程，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三是，積極推動跨地區、跨層級、跨部門、跨業務間數字政府建設的數據流通和業務協同，全面深入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形成數字化的政府管理協同合力，突破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政府管理的區域壁壘及行政壁壘，提升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管理效率，助力政府適時改革和高效監管內外貿一體化發展進程，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六）打造專業的數據庫和數據中心，助力企業和政府及時調整內外貿一體化的經營與管理決策

積極推動社會各類主體打造專業的數據庫和數據中心，為企業和政府提供數據效應，以數據、信息路徑助力企業和政府及時調整內外貿一體化的經營與管理決策，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首先，重點打造在成本監測、渠道流量、稅費繳納等方面企業及貿易平臺數據的專業數據庫和數據中心，并降低其獲取數據的成本，著力發揮數字經濟的數據效應、信息效應，為企業參與內外貿經營選擇及轉化提供決策上的依據，為政府調整內外貿一體化管理的政策、方案、進度等提供判斷上的依據，助力企業和政府及時調整內外貿一體化的經營與管理決策，在企業層面、上層建筑層面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與此同時，持續推進公共數據的開放共享，以“非限制即共享、非特例即共享”的原則加快公共數據的開放共享，以清晰、統一、可協調的數據脫敏標準支持公共數據的開放共享，以公開招標等制度引導合規企業參與公共數據的挖掘、開發和利用，為企業及政府內外貿一體化的經營與管理決策提供更多的數據價值和效力，全面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注釋：

①為出口額與GDP 的比值，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濟對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②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衡量，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③也稱3C 認證，是我國為兌現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按照世貿組織有關協議和國際通行規則，為保護廣大消費者人身和動植物生命安全，保護環境、保護國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規實施的一種產品合格評定制度。

④為我國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