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的機制研究

萬孟澤 趙新宇 鄭國強

摘 要：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探究做大做強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對于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市場一體化的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為數字經濟提供了發展基礎和持續動力。文章選取了2011—2021 年全國31 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考察了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研究表明，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隨著時間變化呈現顯著的動態特征和持續強化的趨勢，該研究結論在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機制檢驗發現，在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顯著的人才集聚效應、信息投資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異質性分析表明，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區域間、不同分位數層面存在顯著差異，市場一體化水平驅動數字經濟發展具有空間差異性和邊際遞增規律。

關鍵詞：市場一體化；數字經濟；動態特征；規模效應；競爭效應

作者簡介：萬孟澤，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春 130015）；趙新宇，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長春 130015）；鄭國強，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講師（長春 13001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效應評估與政策優化研究”（23CJL021）；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73批面上資助項目“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成效評估及路徑優化研究”（2023M731298）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6.007

引言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逐漸成熟應用，數字經濟帶來全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在優化要素配置效率、激發創新創業驅動、推進資源全民共享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我國適應經濟新常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23年2月，《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對數字中國戰略做出了詳細的部署，明確了夯實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強化數字技術創新體系和數字安全屏障等重點任務，通過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全面提升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同性。作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增長范式，并表現出以網絡化為主的顯著特征。但從本質上來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依舊是各類要素資源的迭代積累產生的結果，依舊需要依靠大量的知識信息儲備、豐盈的產業資本投入和先進的技術創新成果。而各種要素資源的充分流動和迭代積累，需要一個系統的、開放的、統一的市場體系，為要素資源的交互集聚提供規范高效的市場環境。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是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戰略選擇。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指出，要持續推動國內市場高效暢通和規模拓展，促進創新要素有序流動和合理配置，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強有力支撐。

高水平的一體化市場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定的基礎，但是市場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和動態特征仍有待進一步考察。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2011—2021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影響機制和路徑特征，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和構建統一大市場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和現實依據。與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在探究市場一體化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刻畫了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動態演化特征，提出了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具有動態持續性；第二，驗證了市場一體化通過人才集聚、信息投資和技術創新機制路徑影響數字經濟發展，并在此基礎上探究了不同區域、不同區位的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差異影響，提出了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具有空間差異性；第三，本文充分考慮了數字經濟的指數型發展特性，提出了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具有邊際遞增規律，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逐漸提升，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也逐漸增強，進一步豐富了市場一體化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特征研究。

一、文獻綜述

市場一體化推動國內市場形成了規則統一、競爭充分、高度開放、運行有序的基本格局。在這種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下，商品服務和要素資源得以充分自由地流動，引致各種交易活動的流通成本和制度成本降低，催生出新的經濟增長范式并帶來社會生產力的大幅進步。數字經濟的出現是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產生的新經濟形態，這種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的經濟增長范式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卻仍離不開人力、資本、技術等傳統的要素密集使用，離不開活躍且規?；氖袌鼋灰左w系。因此，數字經濟表現出比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更強烈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特征。相應地，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程度越高的地區數字技術迭代變革越快，內容產出質量越高，數字經濟發展也就越快。作為人才、資本和技術的應用載體，高水平的市場體系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市場一體化與數字經濟之間具有強烈的相關性。

既有文獻詳細地討論了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經濟因素。從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核心機制來看，第一，科技創新水平的提高，尤其核心關鍵的數字技術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數字經濟衍生的經濟范式主要是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釋放增長動能，數字創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突破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瓶頸門檻，形成循環創新生態體系，持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第二，產業融合程度的加深，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的持續推進，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核心要素。數字經濟在中觀層面的體現主要為數字產業和傳統產業的交互融合，其中數字產業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核心產業，也是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主導部門，是數字經濟發展特征的重要體現。第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范圍的擴大，包括互聯網寬帶、長途光纜等基建的普及程度，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硬件支撐。數字經濟發展需要以信息基礎設施作為傳輸載體，才能突破地理空間的限制，進行交易成本相對更低的經濟活動，數字基礎設施會釋放信息技術的創新效應，但也會由于存在投入產出周期而產生滯后效應。從數字經濟發展的外部保障機制來看，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對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影響，如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城鎮化率等代表地區社會發展水平的經濟因素均對數字經濟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區域內數字化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數字產業發展較好，數字技術應用普及程度更高，因此更有利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外部治理環境和制度設計對數字經濟發展也具有顯著影響，政府可以通過對資源配置調控和路徑規范干預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夠解決可能存在的市場失靈問題，幫助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當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成熟時，過多的政府干預可能會限制數字創新水平的提高，從而抑制數字經濟的發展。

綜合來看，雖然既有文獻鮮有直接討論研究市場一體化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但仍證實市場一體化與數字經濟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兩者之間仍需深層次的機制分析和理論解釋。為此，本文提出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分析框架，探究市場一體化與數字經濟發展之間的理論聯系和現實關系，對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機制路徑展開討論，重點關注人才、資本和技術等要素起到的中介作用，為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詳細的理論解釋。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通過實證檢驗對理論分析進行計量驗證，并結合數字經濟發展特點，刻畫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動態持續性、空間差異性、邊際遞增性等特征規律，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政策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影響分析

市場一體化發展可以逐步打破地區間市場分割狀態，提供更為寬松的貿易環境，促進要素資源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實現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為數字經濟活動聯通和數字技術高效應用創造前提條件。

首先，市場一體化產生的規模效應是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條件。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產生是要素資源迭代累積的結果，數字經濟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創新資源投入。因此，數字經濟活動呈現的邊際收益遞增的前提，是大量資源所帶來的規模效應。市場一體化通過超大規模且活躍寬松的市場交易體系，為數字經濟提供發展必備的資源和載體。在市場一體化的作用下，海量的創新要素資源得以集聚，市場一體化的外部性溢出效應更加明顯。另一方面，市場一體化為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大規模的市場容量，降低各生產要素的匹配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時，提供了更多的市場需求，大幅度地拓展數字經濟活動的利潤空間，從而使數字經濟邊際收益遞增規律得以顯現，數字經濟本身的規模效應得以充分發揮。

其次，市場一體化產生的競爭效應是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市場一體化為數字經濟活動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激活各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創新動能。技術創新驅動是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核心，作為創新活動的重要載體，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需要更高水平的宏觀環境。市場一體化為企業研發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研發所需的要素資源，弱化由市場分割造成的市場貿易壁壘，降低企業經營活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進而有利于企業將更多的資源投放到生產研發和科技創新方面，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創新動能。另一方面，市場一體化降低外地企業和外商投資進入本地市場的門檻壁壘，市場內部企業競爭加劇，被迫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只能加大研發投入以提升生產效率，由競爭效應倒逼產生的創新活動也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市場一體化提高市場開放度，導致市場內部競爭增強，商品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提高。這意味著低生產率的企業將不具備搶占市場的優勢，面臨著被市場競爭淘汰的壓力風險。因此，企業會加大創新力度，推進技術改革并提高創新欲望，通過提高生產率以逃離競爭帶來的威脅，從而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基礎。

最后，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具有明顯的動態特征。數字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資源的迭代累積，要素累積形成的數字信息技術和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因素和重要支撐。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傳統的一體化市場體系不能直接提供數字經濟所需的要素資源，因此，在傳統要素向數據要素轉變積累的過程中，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作用并不明顯。隨著市場需求和政策的不斷引導，市場一體化逐漸可以圍繞信息技術配置市場內要素資源集聚，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資源支持，從而對數字化進程起到持續性推動和支撐作用。因此，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動態特征。這種動態特征在區域間表現出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市場一體化水平越高的地區，其數據要素轉化能力越強，地區數字建設和數字技術水平越高，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也就越明顯。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1：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具有明顯的動態持續性特征。

（二）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

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理論認為，市場一體化可以在空間上形成各種要素資源的集聚，從而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儲備、豐富的資本投入和完備的技術成果。人才的集聚效應、資本的引入效應和技術成果的溢出效應，為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傳導路徑。具體來看，首先，市場一體化提高了區域人才集聚程度，提供了高素質勞動力作為發展支撐，從而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市場一體化推動了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人才要素會被優勢產業或發達地區吸引進而形成地區人才集聚，從而提高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由于數字產業技術特性和數字技術應用門檻，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高水平勞動力提出迫切需求，由數字經濟引致的新產業、新技術都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資本積累作為支撐。因此，地區人才集聚程度越高，人力資本積累程度越深，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

其次，市場一體化有利于吸引信息產業資本投入，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基礎保障。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物理支持，區域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是數字經濟能夠快速發展的基礎條件。而大規模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依托于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因此投資效率高、數量大的區域往往擁有更高水平的信息基礎設施，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市場一體化對資本要素的虹吸效應，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且高密度的資本投入，有利于解決數字經濟在發展前期因資本短缺導致的外生動力不足問題，為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信息技術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此外，市場一體化的信息產業投資效應還具有緩解融資約束的功能，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的物質基礎。

最后，市場一體化的技術溢出效應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運用決定著數字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持續迭代更新的技術投入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核心驅動。一方面，市場一體化可以促進區域內技術要素流動，加快知識和新技術在地區內的傳播和應用，形成技術溢出效應，推動區域技術進步的同時，作用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市場一體化可以通過提高市場開放程度，降低創新成本和創新風險，促進企業創新要素的跨區域流動，提高區域協同創新系統耦合程度，為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構建具有溢出效應的創新生態系統。此外，市場一體化還可以激發技術交易市場的活力，通過成熟的監管體系保護知識產權權益，推動技術交易活動的成交，促進數字技術的進步和數字經濟的發展。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2：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存在中介機制，具體會通過區域人才集聚、信息產業資本投入和技術溢出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首先，為檢驗市場一體化是否對數字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并且避免可能存在但無法觀測的時間趨勢和地區差異帶來的影響，本文設定了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以驗證前文提出的理論假設：

digeit = α0 + α1marketit + αj Xit + μi + λt + εi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digeit 表示i 地區第t 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分項指標，核心解釋變量marketit表示i 地區第t 年的市場一體化水平。Xit 表示為一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互聯網普及率、城鎮化水平和科技支出強度；α1 表示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總體影響，μi 為地區固定效應，λt 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 為隨機擾動項。

其次，為考察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的作用機制，本文重點關注市場一體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人才集聚效應、信息投資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的中介作用。具體地，為驗證理論假設提出的中介機制，本文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的研究設定中介效應模型：

digeit = α0 + α1marketit + αj Xit + εit （2）

Wit = β0 + β1marketit + βj Xit + εit （3）

digeit = γ0 + γ1marketit + γ2Wit + γj Xit + εit （4）

其中，Wit 為中介變量，代表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傳導途徑。按照理論假設，本文的中介機制變量包括人才集聚水平、信息投資水平和技術創新水平。Xit 包含所有控制變量，其它符號含義與公式（1）相同。

最后，為探究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非線性特征，本文設定分位數回歸模型來檢驗市場一體化推動數字化進程的非線性特征：

Quantτ （digeit ） = φ0 + φ1marketit + φj Xit + μi + λt + εit （5）

其中，Quantτ （digeit ）表示在第τ 分位點對應的數值，φ1 表示各分位點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邊際影響。

（二）變量說明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既有文獻廣泛地討論了數字經濟的測度方法，為能更好地表現數字經濟的發展情況，更準確地分析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本文在基礎回歸中借鑒王軍等的研究，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等四個維度對省級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采用熵值法將32個維度的指標綜合成一個指標來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一方面為避免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指標體系重新測度，得到新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替代指標；另一方面采用戴若塵等測算的中國數字經濟創新創業指數（IRIEDEC）作為替代指標，對研究結論進行進一步檢驗。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市場一體化水平。既有文獻詳細地討論了市場化的測度方法，常見的正向指標有市場化指數、市場整合程度等，反向指標有相對價格法測度的市場分割指數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市場一體化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在指標選取上選擇了正向指標。一方面，在基礎回歸中參考王小魯等的研究報告《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其中2011—2019年的市場一體化水平均來自于報告中的市場化總指數，并借鑒余文濤和吳士煒的研究利用移動平均法對2020—2021年的數據進行填補。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表明非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是中國市場化轉型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借鑒顧雪松和韓立巖的研究，采用非國有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比作為市場一體化的替代指標完成檢驗。

數字經濟的發展還受到其他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杜傳甲和王成軍的研究選取如下的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經濟發展代表著地區整體的經濟環境，代表著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本文采用GDP增長率作為衡量指標。（2）產業結構水平。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最早開始于電子商務的產生和興起，因此地區的服務業發展程度會對數字經濟產生影響，本文采用第三產業占比作為產業結構水平的衡量指標。（3）互聯網普及率?；ヂ摼W普及程度為數字經濟提供技術支持，本文采用互聯網接入用戶占比作為衡量指標。（4）城鎮化水平。地區城鎮化程度越高更有利于數字經濟活動的開展，本文采用城鎮人口占比作為衡量指標。（5）科技支出強度。為避免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問題導致研究結論出現偏誤，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增加了新的控制變量來驗證結論，采用地方財政科學技術支出占比來衡量科技支出強度。

為驗證市場一體化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本文還設置如下的機制變量：（1）人才集聚水平。本文借鑒趙新宇和鄭國強的研究，并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對掌握信息技術、參與科學研究和教育教學人才的強烈需求，采用教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對數衡量人才集聚水平。（2）信息投資水平。信息基建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技術基礎，本文借鑒丁建勛和羅潤東的研究，采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對數衡量信息投資水平。（3）技術創新水平。市場一體化在技術創新層面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技術市場的成果轉化，因此本文借鑒周杰琦和汪同三的研究，采用國內專利授權量的對數衡量技術創新水平。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文章選取2011—2021年全國31個省及直轄市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其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國數字經濟創新創業指數（IRIEDEC）來源于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來源于《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另外，由于部分樣本數據存在缺失，文章借鑒余文濤和吳士煒的研究利用移動平均法對樣本的原始數據進行補充，最終得到全國31個省份2011—2021年的面板數據。表1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分析

（一）基礎回歸結果

本文首先考察了市場一體化程度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表2（1）—（5）列匯報的是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市場化指數對數字經濟及其分項的影響。第（1）列給出的是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影響?；貧w結果表明，市場一體化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一體化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市場空間和經濟基礎。第（2）—（5）列給出的是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分項指標的影響。本文借鑒王軍等的研究構建的數字經濟指數，該指數共有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四個一級指標，代表數字經濟發展的四個組成部分。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各個分項指標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貧w結果顯示，市場一體化對各分項指標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對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影響更顯著，即市場一體化影響數字經濟發展在產業層面的表現更顯著，而對于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發展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弱。綜合來看，市場一體化能夠顯著地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本文的假設1得到初步驗證。

（二）動態趨勢檢驗

表2（1）—（5）列驗證了市場一體化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但從理論上來說，數字經濟發展并不是突變式的，而是各種經濟因素不斷疊加、累積的結果，會受到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顯然忽略這種動態性將很難得出科學的分析結論。因此，本文借鑒楊珂和余衛的研究，①依據樣本的時間跨度按照年份逐一生成虛擬變量，并與解釋變量市場一體化分別形成交互項對數字經濟進行回歸，以此刻畫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動態效應。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交互項中已經使用各個年份的虛擬變量，交互項回歸模型中不再控制時間效應，估計結果如表2第（6）列及回歸結果（B）所示。

從表2第（6）列及回歸結果（B）可以看出，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作用存在積極顯著的動態趨勢，市場一體化的估計系數從顯著為負逐步演變至顯著為正，兩者在跨度為11年的窗口期內保持著穩定上升的相關趨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市場一體化程度是動態演進的。早期的國內市場存在著相對嚴重的市場分割和區域壁壘現象，導致要素資源和商品服務難以自由流動，進而無法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高效的要素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市場一體化程度的逐漸加深，國內市場體系現代化水平持續提升，市場一體化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開始顯現，故在時間層面上表現出顯著的、動態的、持續的效率性。綜合表2各列的回歸結果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假說1是成立的。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嘗試通過以下穩健性測試來檢驗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一，為了解決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問題，本文增加了新的控制變量以完成檢驗。新的控制變量是科技支出強度，采用政府科技研究財政支出占比衡量。表3第（1）列匯報的是添加控制變量后的結果?；貧w結果表明，市場一體化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研究結論與前文一致。

第二，由于基礎回歸中的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均是由指標體系構建測量得到的，因此為防止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問題，本文采用變量替換法對研究結論進行檢驗。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重新測度，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完成穩健性檢驗。表3第（2）列匯報的是被解釋變量更換后的回歸結果，實證結果顯示市場一體化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研究結論與前文一致。其次，本文采用中國數字經濟創新創業指數（IRIEDEC）替換被解釋變量，回歸結果如表3第（3）列所示?；貧w結果顯示，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依舊顯著，研究結論得到進一步證實。最后，本文采用國有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比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得到表3第（4）列的回歸結果，市場一體化顯著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穩健性得到證實。

第三，為剔除可能存在的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文采用更換樣本容量法剔除原始數據缺失較多的西藏數據，重新檢驗研究結論的真實性。表3第（5）列匯報的是剔除相關樣本后的回歸結果，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四）內生性問題處理

為解決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嘗試通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廣義矩估計法（GMM）來驗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通過對市場一體化和數字經濟兩個變量的關系梳理，本文選取三個工具變量對研究結論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檢驗。一是采用政府參與度作為市場一體化的逆向指標，政府參與度反映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干預程度，地區的政府干預程度越深，就表明該地區的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低，因此政府參與度具有成為工具變量的基本條件；二是借鑒Lebwel提出的不借助外部因素構建有效內部工具變量的方法，采用各地區市場化指數與全國市場化指數平均值差值的三次方作為市場一體化的工具變量；三是采用市場一體化水平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滯后一期的解釋變量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能夠排除與當期被解釋變量的相關性，也符合工具變量的基本條件。表4第（1）—（6）列匯報了內生性問題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處理結果。首先，三個工具變量均通過Anderson-LM檢驗和Cragg-Donald Wald F檢驗，二者統計量的P值均小于0.01，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假設，表明工具變量選取較為適宜。其次，采取工具變量后，市場一體化仍在1%的顯著水平上促進了數字經濟發展，即在考慮了由潛在的逆向因果關系引發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的前提下，市場一體化仍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地，本文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來處理潛在的內生性問題。表4第（7）列給出了系統廣義矩估計下的回歸結果，其中市場一體化的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且工具變量通過了AR檢驗和Sargan檢驗，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五）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市場一體化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作用路徑，本文對可能存在的中介機制進行實證驗證。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市場一體化可能通過促進區域人才集聚、提高信息產業投資規模以及激發技術市場創新水平三種機制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因此，本文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的研究，利用中介效應模型對機制進行識別，并采用Sobel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表5匯報的中介機制檢驗結果表明，市場一體化的人才集聚效應、信息投資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得到驗證，該中介效應也通過了Sobel檢驗。這說明市場一體化暢通國內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一方面通過促進高技術信息人才向優勢產業和發達區域的集聚，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的人才儲備和人力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提高信息技術產業投資效率，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和物質基礎。同時，在市場一體化的作用下，技術市場的成果加快轉化，不斷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創新資源，促進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綜上所述，本文的假設2得到驗證。

（六）異質性分析

在確定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和作用途徑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考察了區域間的影響差異。我國地幅遼闊，不同區域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存在一定差異，導致不同區域的市場一體化對當地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產生異質性。為驗證這一假設，本文按照各省份所屬區域和區位分別對樣本數據進行劃分，一方面將樣本分成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區域，另一方面將樣本分成沿海和內陸兩個組別，進而采用分區域回歸檢驗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異質性影響。表6匯報的是異質性分析的結果。第（1）—（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市場一體化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但是對于西部地區則并不顯著且系數為負。這表明，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較深，對數字經濟的影響更強，而西部地區則不具有完備的市場體系，未能釋放市場化對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第（4）—（5）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沿海地區市場一體化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但是對于內陸地區則并不顯著且系數為負。這表明沿海地區依靠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建立高水平的現代化市場體系，能夠促進人才、資金、技術等在沿海地區集聚，進而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而內陸地區的市場體系受限，未能對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顯著的正向作用。

在分析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異質性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討論和考察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邊際遞增特征。通過采用分位數回歸法，充分反映出不同分位水平上的因果關系。本文設置10%、25%、50%、75%和90%的五檔分位數，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綜合第（1）—（5）列的回歸結果發現，隨著分位數的不斷增加，核心解釋變量市場一體化的系數估計值也隨之提升，在高分位數上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更為明顯，90%分位數時市場一體化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回歸系數達到最大值。這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市場一體化的反應越明顯。結合前文的研究結論，本文認為這是由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動態非線性的，其本質是因為數字經濟活動中，數字商品具有較低甚至為零的邊際成本，同時數字技術會為產業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即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分位數上，新增單位要素投入所能產生的邊際效用會被放大。市場一體化給予要素充分流動的空間，提高要素投入數字經濟活動的使用效率，產生遠高于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增長效應。因此，分位數回歸結果表示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驅動效應存在持續的邊際遞增特征。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高水平的現代化市場體系是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2011—2021年全國31個省及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實證考察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機理和機制路徑，得到主要研究結論如下：（1）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一體化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市場空間和經濟基礎；動態回歸表明，這種促進作用隨著時間變化呈現顯著的動態特征和持續強化的趨勢，該研究結論在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問題處理后仍然成立。（2）分項回歸表明，市場一體化對各分項指標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對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影響更顯著，即市場一體化影響數字經濟發展在產業層面的表現更顯著。（3）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機制路徑得到驗證，區域內高新人才的集聚、信息產業投資效率的提升和技術市場創新成果的轉化，在市場一體化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顯著的中介作用，市場一體化可以通過促進人才集聚、信息產業資本投入和技術溢出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4）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西部和內陸以及市場一體化水平較低的地區的驅動作用還需進一步釋放。（5）市場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效應呈現明顯的邊際遞增特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市場一體化的反應就越明顯，市場一體化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非線性特征得到驗證。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市場準入機制，優化市場營商環境，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構建更加公平、透明、規范的現代化市場體系。一方面，采取開放透明的市場準入政策，為更多新興企業提供進入市場的機會；同時，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標準，嚴厲打擊壟斷企業限制市場競爭行為，保障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另一方面，積極地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市場環境，可以通過降低稅率、簡化審批流程等行政措施吸引更多的企業和投資者進入數字經濟領域；同時，完善數字經濟活動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數字經濟市場發展的方向和規范，建立標準的數字經濟質量監管體系，確保數字經濟長期發展的穩定性。

第二，推動勞動力市場化進程，確保人才要素在市場機制下自由流動，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活力。一方面，破除戶籍分割、所有制分割等引致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建立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體系，為人才要素的充分流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加強數字經濟相關人才的培養引進，可以通過支持高等院校開設數字經濟相關專業與課程，建立與數字經濟發展緊密結合的人才培養機制，也可以通過稅收優惠和獎勵補貼或者引入高校和人才服務機構的支持，鼓勵企業參與數字經濟的人才培養，為數字經濟發展培養更多的本土人才。

第三，健全資本市場體系，加大相關領域產業投資支持力度，為數字經濟緩解融資約束。一方面，營造合理的投資環境，既要為數字領域產業獲得投資提供資本引導，也要注意避免資本的重復投入，實現優勢資源的有效整合，進而在緩解數字經濟發展融資約束的同時，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針對數字領域的企業提供投資獎勵等政策支持，特別是對以創新科技應用為核心的數字經濟企業提供優惠財稅政策，撬動行業的資本市場安排輔助的金融業務，發揮政策引領和政策支持作用，喚醒企業市場活力，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數字經濟產業。

第四，關注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技術市場監管水平，鼓勵數字技術運用的同時，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一方面，在技術市場積極保護知識產權，可以通過加強專利保護和知識產權出口控制等提升監管水平；同時，對違反知識產權的行為實施嚴厲的懲罰措施，確保數字經濟能夠在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競爭環境中發展。另一方面，鼓勵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運用，突破關鍵領域核心技術，重點解決卡脖子技術等難題，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和質量，可以提升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家居、數字醫療等領域的技術融合程度，進而全面提升社會運行效率。

［責任編輯 求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