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徑及對中國的啟示

鄭學黨　趙宏亮

摘 要：ICT服務業是未來全球數字經濟整合的基礎。目前，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突進性和典型的國別及區域的封閉性，而國別數字經濟的突進和區域數字經濟的整合是全球數字經濟網絡的先導?；诠┙o側角度，進一步對世界主要國家的數字經濟戰略進行概括和分析，并明確這些國家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核心和路徑，最后對我國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戰略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供給側；ICT服務增值；數字經濟；實施路徑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6-0154-05

數字經濟作為世界創新和包容性增長的動力，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的共識，而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往往會使得這些國家在數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據國際制高點[1]（衡量數字經濟主要是基礎技術設施、IT和通信部門投資、電子商務和寬帶普及率等）。2016年舉辦的杭州G20峰會，中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主持并起草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如今，全球約有25億人連接互聯網，預計2020年互聯網用戶將增加到40億人，2016年G20集團成員互聯網經濟規模達到4.2萬億美元，平均E-GDP增長率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長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長率為11%，發達國家為8%、新興經濟體為18%。在數字經濟不斷驅動下，全球有28個國家制定了數字經濟戰略，分別是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土耳其、英國、埃及、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雖然一些國家并未制定整體數字經濟戰略，但數字經濟內容被包含在國家寬帶戰略、電子政務戰略和網絡安全戰略和國家創新戰略之中。數字經濟將是未來增長最快，也最具潛力的領域。

一、全球ICT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背離

縱觀全球主要國家信息、通信和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ICT）產品貿易，其整體貿易中比重普遍出現下降趨勢，這與經濟全球化下生產網絡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趨勢比較吻合[2]。與此相反，ICT服務貿易占各國服務貿易比重卻普遍呈現上升趨勢，表明ICT服務貿易對各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在不斷增強。

貨物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中國、韓國、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愛沙尼亞、荷蘭、美國和日本（如下頁表1所示）。與2000年相比，有6個國家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智利、捷克、波蘭、斯洛伐克、中國和俄羅斯。從進口看，2013年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國、荷蘭、日本、愛沙尼亞、韓國和瑞典。與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個國家的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

服務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 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英國、德國、印度、法國、愛爾蘭、中國、荷蘭、比利時和西班牙。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個國家的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別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亞和冰島；而增長較快的國家則分別是愛爾蘭、比利時、巴西、西班牙、中國、芬蘭和盧森堡（見下頁表1）。

二、全球ICT服務業增加值的貢獻

選取上述38個國家的最終ICT服務業需求作為研究對象，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國家、非OECD國家、中國、印度、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該38個國家的最終需求的滿足程度進行分析，具體如下：

（一）ICT服務業自我增值貢獻占比偏高且自給自足模式明顯

在全球生產片段化趨勢下，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部分占整體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國家平均值來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頁表2所示）。雖然呈現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階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對于OECD國家，BRICS國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占整體需求比重則同樣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國增幅相對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務業的自我貢獻率較高往往代表著該類服務業封閉度相對較高，其國內呈現典型的自給自足[3]。

（二）ICT服務業增值貢獻表現出顯著的區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亞為例，1995年其ICT服務業自我增值為114.22億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10.44億美元、100.13億美元、159.34億美元、219.25億美元、215.84億美元和292.14億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為20.73%，相對于全球對澳大利亞貢獻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國在其中所體現的參與度卻較高，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1.45%，2011年中國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最終需求的貢獻值達到4.05億美元。OECD國家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整體需求的貢獻年均為7.99%，非OECD國家對其年均貢獻為4.93%，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縮寫為APEC）國家則為7.82%，東盟國家是1.93%，北美自貿區國家是2.13%。

（三）發展中國家ICT服務對中國需求貢獻的地域集中度和發展相似度較高

在對中國貢獻較大的國家或集團中，APEC國家、東南亞國家和東亞國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對于1995年的ICT貢獻值，2011年ICT貢獻值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德國、馬來西亞、英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和印度。但從增長速度來看，排名靠前的均為發展中經濟體，分別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中國貢獻的增長速度較慢，如西班牙、荷蘭、法國、日本、美國、德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梢?，發展中國家的ICT服務對中國的貢獻增速遠超發達國家經濟體。

三、全球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徑

從供給側角度看，上述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28個國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術設施質量，促進信息通信技術領域變革[4]，其目標共性主要體現在：支持信息通信技術部門研究和開發，促進信息通信技術標準建立，吸引風險資本投資對信息通信技術投資，加強信息通信技術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和服務出口[5]。各國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徑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普遍加強國內ICT基礎設施建設。各國普遍將國內寬帶容量和速度，提高寬帶覆蓋面積進而更好連接較為偏遠的地區。這些國家對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都設定了目標，比如，加拿大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入3.5億加元使至少28萬個加拿大家庭的寬帶接入速度達到5兆比特每秒；美國國會考慮60億美元的聯邦撥款計劃，以支持國內建設無線、互操作的寬帶公共安全網絡。提高寬帶基礎設施的彈性和適應性可以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6]，這些國家通過建設包括海底電纜在內的國際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或者區域分布數據中心以鼓勵和支持建設互聯網的分布交換和備份系統[7]。

二是加速ICT新技術、商品和服務創新。這方面內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開發項目的培育，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分析是技術投資的優先領域，如開發超級計算機、發展云計算、深化大數據和信息網絡分析；促進區域性或全球性ICT標準統一[8]，例如，歐盟為了實現成員國任何新的IT設備和應用程序、數據存儲和服務的無縫交互鏈接進入，啟動了互操作性標準建設；鼓勵吸引外國資本對ICT領域進行投資，有些國家通過引入全球性競爭較強的風險投資改善ICT產業投資效應，或者鼓勵初創型企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或者有針對性支持ICT創始公司在本國設立企業等[9]；擴大ICT產品和服務出口，例如墨西哥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就是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設備出口國，并且IT產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設數據開放和電子政府。數據開放的重點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門的數據向民眾開放，為民眾和企業提供跨境數據服務[10]。通過建設一站式的電子商務網站，能夠確保政府公共部門可以在一定權限下進行數據訪問，實現普通商業數據為國家層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撐[11]。一些國家也通過建設數字信任來完善國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數字身份識別和電子審批系統等。

四是開展數字身份和電子認證。公民電子身份體系建設，包括移動數字身份體系、推進公民電子身份識別認證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過投入大量資金來建設高度安全和有效的電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統，以便為公民和私營部門提供移動設備參與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時，加強個人和機構數字號碼的分配和設計，以便系統快速準確地對身份識別和驗證。根據目前對于數據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設置行業數據知情標準，以確保政府可以對需要了解的關鍵行業數據進行獲取、分析或者公開[13]。另外，開展電子文檔驗證服務，例如數字簽名驗證。

五是維護數字隱私和安全。數字信任是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和核心所在，而隱私保護是建設數字信任的基礎。上述各國數字經濟戰略幾乎都涉及隱私保護問題，并將隱私保護視同于知識產權保護行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傳播信息資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踐行數字公民行為準則[14]；出臺最先進最有效的法律制度來保護公民和企業的核心敏感資料，比如為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專門成立機構來檢測ICT技術的進步和技術形式的變革，及時修訂落后法律和規章制度以符合技術進步要求，并且對已違反法律規定的相關方面實施制裁和懲戒；開展數字風險監測和預防研究，比如，政府與研究機構致力于開發和利用創新的網絡安全監控系統，大力支持網絡安全的相關研究等。

六是促進ICT與教育、醫療和運輸結合。在加強ICT與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提高和改進駕馭系統的有效性，重視對教育機構的數字化建設投入，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推廣和改善在線學習環境，為方便民眾在圖書館使用相關數據而提供的個性化學習輔助或高效快捷的寬帶解決方案。在ICT技術手段與醫療體系結合方面，加速遠程醫療系統建設，提供在線健康和醫療保健預定，全面普及建設老年人等醫療電子檔案，擴大遠程醫療保險和福利范圍，匯總研究和分析遠程電子醫療出現的醫療糾紛以及制約電子醫療推廣的制度障礙[15]。在ICT與運輸物流結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術創造一個安全、經濟和環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體系。

七是促進信息包容和提升數字職業技能。促進信息包容方面，不斷擴大對寬帶接入服務不足的地區進行扶持，特別是輔助家庭弱勢的社會群體，政府加速推進全民數字素養水平，提高網上風險自我防范意識教育、網上機會識別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數字職業技能方面，提升數字化素養以幫助女性回歸工作崗位，以Web為基礎對勞動力進行培訓、加大對數字培訓機構公共資金支持，擴寬與數字技術相關的課程，提高ICT技術培訓課程的數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畢業生數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務員數字技能。

四、對中國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

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國家日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而我國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實施“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同時，應積極從供給側角度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并逐漸推動數字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引擎。從以上主要國家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核心和實施路徑看，可對我國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培育國內數字市場。我國應大力培育國內數字經濟良好的生存環境，在數字經濟的管理上，政府監管和引導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強，在為數字經濟參與方提供開放數據共享平臺的同時，提供公開透明、法制化的市場環境。通過共享基礎數據源方式促進數字經濟參與方享有平等市場準入地位，進而降低參與的進入壁壘，擴大參與意識和創新意識。

二是大力發展ICT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要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寬帶服務支持，更要加快對最先進數字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斷跨越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鴻溝，努力ICT領域形成技術優勢和主導權。建立國內統一的高標準的ICT技術設施網絡，為國內創新型社會建設提供強大的數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術和商品及服務創新。我國應為數字技術的革新項目提供資金激勵，并建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共享開放式平臺，這要在研發領域率先實現數字和信息的開放共享，降低企業數據重復搜集和數據庫建設的成本。

四是建設強大的數字開放平臺，促進電子政府服務體系的形成，不斷豐富服務層次和內容，全面鋪開數字城市網和智慧民生服務體系建設。

五是開展公民和企業數字身份數據庫建設。大力拓展數字身份的識別和認證體系建設，為深化公民和企業的其他相關數據的采集形成構建平臺。

六是繼續加大維護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大力開展確保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的技術研發，高度確保對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信息保護。

七是促進ICT與其他民生領域或產業的融合發展。形成一批切實可行的實用性技術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數字經濟改善民生領域或助推其他產業，如智能制造業發展。

八是通過人力培訓和開發不斷提高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職業技能水平，強調數字經濟的普惠性，特備是要重視和實現對弱勢群體的數字包容支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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