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力量”助力鄉村振興的觀念變革與角色實現

翟軍亮,孫 格

(中國礦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221116)

一、問題的提出

女性是鄉村振興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動者、建設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女性在鄉村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新時代,如何讓2.68億鄉村女性(1)欒軼玫、張杏:《中國鄉村女性短視頻的自我呈現與話語實踐》,《傳媒觀察》2021年第7期。都有人生出彩和夢想成真的機會,是人口空心化背景下實現鄉村振興的充要條件。針對這一問題,現有研究聚焦于外源社會支持和內源性別角色觀念兩方面。對于前者,學界多將鄉村女性群體視為“被救助者”,面臨多重阻力和風險(2)黃快生:《婦女參與鄉村振興:制度困境與政策選擇》,《社會科學家》2021年第4期。,需要進行幫扶救助、政策支持和組織支持以重構其主體性(3)汪淳玉、葉敬忠:《鄉村振興視野下農村留守婦女的新特點與突出問題》,《婦女研究論叢》2020年第1期。。對于后者,學界認為女性往往被貼上了“第二性”標簽,處于被支配地位,易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4)劉筱紅:《論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治理支持網絡的構建——基于“整體政府”視角》,《婦女研究論叢》2010年第1期。,性別不平等限制了女性發展(5)王維、胡可馨:《社會性別視角下的農村留守女性生命史》,《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這些研究對解析鄉村女性有效參與鄉村振興問題提供了借鑒,但在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是否發生變化、新時代鄉村女性職業成就如何認識、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怎樣影響其參與鄉村振興等方面仍要進一步拓深。

(一)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是否發生變化

作為社會建構的產物,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是否發生了變化,現實樣態是什么?在現有政治制度為女性解放鋪設制度框架的宏觀背景下,農村公共性消解與重建、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等制度與環境是否重新定義了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有研究顯示,扶貧工作提高了鄉村女性的性別平等意識(6)高莉、王京鑫、牛樂:《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婦女手工藝生產——臨夏州東鄉縣刺繡扶貧車間調查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隨受教育程度提升而趨向于開放和平等(7)王鵬、吳愈曉:《社會經濟地位、性別不平等與性別角色觀念》,《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2期。。這表明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或許發生了分化,需要跳出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理論預設,探討新時代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現實樣態。

(二)新時代鄉村女性的職業成就如何認識

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中的“社區工廠”“微工廠”縮短了鄉村女性的就業半徑,實現了撫養子女、贍養老人、從事農業生產、掙錢補貼家用等多重目標,重構了鄉村女性的時間配置、角色定位與生活意義,為理解新時代鄉村女性職業成就奠定了實踐基礎。遺憾的是,現有研究或強調“女主內”所內含的社會性別角色要素而忽視其所蘊含的職業成就要素;或基于鄉村女性的弱勢地位忽略其職業成就,將鄉村女性在家庭領域的責任和貢獻天然地視為其“分內之事”。事實上,現有研究為鄉村女性粘貼的“被救助者”標簽,既包含性別角色內涵,反映了鄉村女性在性別社會建構中的弱勢地位,也包含職業成就內涵,折射了鄉村女性在職業成就方面的無助感和無力感。實踐中,農村現代化、農業產業化和農民職業化引致的社會分工細化正推動鄉村女性職業成就擺脫性別角色“陰影”,亟須重新認識鄉村女性職業成就。

(三)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怎樣影響其參與鄉村振興

現有研究往往建立在傳統性別角色觀念依舊彌漫于鄉土社會(8)王維、胡可馨:《社會性別視角下的農村留守女性生命史》,《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這一假設之上,認為性別角色觀念限制著鄉村女性參與鄉村振興(9)黃快生:《婦女參與鄉村振興:制度困境與政策選擇》,《社會科學家》2021年第4期。。因此,現有研究多聚焦于困境與路徑方面,尚未認識到鄉村女性參與鄉村振興本質上是鄉村女性職業成就的實現過程,尚未從職業建構與實現層面來認識這一過程。前者基于“旁觀者”的局外視角,后者基于“行動者”的內部視角。兩者間的“距離悖論”,可能導致性別角色觀念與職業成就間關系的“暈輪效應”,難以深入分析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機制。

基于上述問題,本文在重構職業成就內涵的基礎上,通過構建職業成就與性別角色觀念分析框架,選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庫(CGSS2017)(10)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2017年主持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項目。感謝此機構及其人員提供數據協助,本論文內容由作者自行負責。中的農業戶口樣本數據來揭示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機制,進而探索如何推進鄉村女性助力鄉村振興。

二、職業成就與性別角色觀念:理解“她力量”助力鄉村振興的分析框架

鄉村女性參與鄉村振興本質上是鄉村女性在農業農村工作中建構自身職業成就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相對于男性,女性的職業成就受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更為明顯。性別角色觀念是個體與其所處環境互動的產物,給個體以與其生理性別相匹配的行為線索,影響個體的職業軌跡。

(一)鄉村振興中鄉村女性的職業成就

鄉村振興催生了鄉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重構了鄉村社會的職業體系。傳統職業轉型,新型職業涌現,新就業形態初成,農業產業化、農民職業化加速發展,高活力創新創業空間(11)葉興慶:《邁向2035年的中國鄉村:愿景、挑戰與策略》,《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正在形成,為鄉村女性獲得自身職業成就提供了良好機會,鄉村女性在農業“接二連三”過程中成為主力軍、主心骨和領頭羊。她們從內部家庭拓展至外部職場,從私人領域拓展至公共領域,其職業成就也得以實現。職業成就主要是指個體由于其工作經歷所積累的積極心理、工作結果或成就(12)Timothy A. Judge, et 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dictors of Executive Career Success”,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48, No. 3, 1995, pp.485-519.。它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產物。家庭手工業經濟主導的農業社會中,職業局限于家庭范圍內,職業成就意味著職業繼承前提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道德行為規范?？茖又平洕M織主導的工業社會中,職業由家庭范圍延伸到社會經濟組織,職業成就意味著經濟組織內部收入、職位和地位的提升。后工業社會中,基于傳統組織的職業逐漸減少,新型職業增多,職業的存在領域得到了拓展。工作的正式性、制度化特征逐漸弱化,非正式性、非制度化特征漸趨強化。鄉村振興推進中的鄉村社會兼具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特征,重構了鄉村女性的職業成就內涵與要素。鄉村振興既催生了具有傳統工業社會特征的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農業組織,也催生了具有后工業社會特征的數字農業組織。越來越多的鄉村女性在兼顧家務勞動這一傳統“終身職業”的同時,或成為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專業合作社帶頭人,或成為農業工人、農業雇員,或成為跨區作業農機手、專業化防治植保員、村級動物防疫員、農村經紀人、農村信息員及全科農技員,進入第二、第三產業及鄉村公共治理領域,實現了自己的職業成就。

(二)鄉村女性職業成就與性別角色觀念的互構

性別角色觀念是人們歸屬于特定性別(sex)的含義、價值觀和特征,蘊含著社會對個體的期望,這種期望建立在個體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gender)觀念、信念基礎之上,它規定了特定性別的行為模式。農業社會中,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占主導地位,它強調“丈夫—掙錢—養家者”與“妻子—操持家務者—母親”的二分角色分工(13)Paul R. Amato and Alan Booth, “Chang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0, No.1, 1995, pp. 58-66.,將鄉村女性行為限定于家庭內部,塑造其內在性,并認為家務勞動具有非市場性。因此,鄉村女性對家庭的貢獻往往被視為基于婚姻關系的無償勞動,而非基于職場的價值勞動。工業社會中,性別角色觀念轉向現代平等主義,鄉村女性的職業成就拓展至經濟組織內部收入、職位和地位的提升。后工業社會中,女性的職業邊界消失,鄉村女性職業成就發生了實質性轉型,“對社會有責任、對家庭有貢獻”成為核心內涵,事業和家庭的比例重構。鄉村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往往始于生理性別,終于社會建構,其邏輯為:通過與特定的社會結構、文化、經濟、政治因素相互作用,先賦性生理性別被賦予了與社會生活情景相適應的角色規范、信念體系、責任體系和期望體系,進而約束著鄉村女性的行為體系,影響著她們的職業成就。持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鄉村女性將職業成就重心定位于家庭,持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的鄉村女性能夠和男性共擔家庭經濟責任,并在工作、教育、職業選擇、娛樂休閑、政治參與等方面表現更好。當前,賦予女性平等的政治經濟機會已成為社會共識。

(三)“職業成就—性別角色觀念”分析框架的構建

為了揭示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機制,本文將鄉村振興中的女性職業成就劃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兩類。私人領域的職業成就用生活滿意度、工作滿意度、收入等題項來測量;公共領域的職業成就用公共參與題項來測量(見表1)。如此安排測量題項原因有兩個。一是鄉村振興強調主體性和公共性的有機融合,催生了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重構與生長。二是“主觀—客觀”路徑(14)Timothy A. Judge, et 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dictors of Executive Career Success”,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48, No. 3, 1995, pp.485-519.和“內在—外在”路徑(15)Timothy A. Judge, Robert D. Bretz, “Political Influence Behavior and Career Succ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0, No.1, 1994, pp.43-65.的職業成就界定,均將薪資、生活滿意度和工作滿意度視為關鍵要素。將工作滿意度指標調整為客觀指標(即測量鄉村女性的客觀工作狀況和經歷),一是因為后工業社會,職業成就的去組織化、去等級化趨勢明顯,疊加鄉村產業發展、城鎮化、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二是因為與發達國家較高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和家政服務業市場化、職業化水平不同,我國鄉村仍舊處于成長發展期,多數鄉村女性在不同年齡段往往承擔著不同的家庭任務。

表1 鄉村女性職業成就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本文將性別角色觀念劃分為傳統和現代平等主義兩個維度(見表2),一是現有研究主要是通過評估個體所持有的關于男性、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角色及責任來進行測量;二是鄉村振興催生了鄉村生態巨變,現有的性別角色觀念出現了分化。表2中的因子分析結果也驗證了這一劃分的合理性。

表2 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徘徊于傳統與現代之間:鄉村女性職業成就與性別角色觀念的表征

根據關鍵變量對農業戶口樣本數據進行篩選,得到970份鄉村女性樣本,涵蓋了成年女性的所有年齡段,且大都為漢族(占比為89.7%)。樣本中,58.6%的女性擁有小學及以下學歷,25.3%的女性擁有初中學歷,2.6%的女性擁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93.9%的鄉村女性為群眾。受訪者年齡(16)以數據發布年份2017年為標準,根據調查對象的出生年月換算而來。最小值為18歲,最大值為96歲,均值為50.0093,標準差為15.8441。受教育程度被換算為受教育年限(17)從未受過教育=0年;私塾=2年;小學=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職高、中專、技校=13年;大學?？?成人高等教育)=14年;大學?？?正規高等教育)=15年;大學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5年;大學本科(正規高等教育)=16年;研究生=19年。,最小值為0年,最大值為19年,均值為6.4103,標準差為4.4925。政治面貌主要包括群眾、共青團員、民主黨派、中國共產黨黨員(18)群眾=1;共青團員=2;民主黨派=3;共產黨員=4。。這比較符合鄉村女性的真實情況,說明樣本數據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數據分析結果(19)因篇幅所限,數據分析結果表格未呈現出來。若需要,可聯系作者獲取。下文中數據除特別標注外,均來自該數據分析結果。顯示,鄉村女性的職業成就和性別角色觀念整體上呈現多重轉型特征,需要轉換既有研究視角,重新審視兩者可能的影響關系。

(一)職業成就:傳統領域成就鞏固,現代領域成就初長

基于樣本數據分析,鄉村振興進程中的鄉村女性職業成就正處于多重轉型之中,在傳統領域鞏固職業成就的同時,也在公共參與、非農職業等現代領域釋放著“她”力量,甚至在家庭收入這一由男性主導的領域中也開始展現“半邊天”的作用。

1.生活滿意度:近乎無差異的普遍滿意。生活滿意度是鄉村振興的終極“標尺”。分析顯示,鄉村女性對生活滿意的占比為75.98%,且在受教育程度和年齡段中并不存在明顯差異。黨員身份對鄉村女性生活滿意度在0.05水平上有顯著影響。換言之,擁有黨員身份的鄉村女性比擁有群眾身份的鄉村女性的生活幸福度高204.8653%(20)該百分比由logit單位換算而來,下同。。實踐中,鄉村女性擁有黨員身份往往表征著其“女強人”屬性,意味著其在鄉村公共生活中的深度參與以及對家庭生活的主導,因而更容易富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2.客觀工作狀況和經歷:拘囿于務農中的非農轉型。鄉村振興有助于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推動第一產業向“接二連三”的大農業轉型,為實現職業成就提供平臺。分析顯示,鄉村女性中,具有務農經歷的占比為55.0516%,沒有非農工作經歷的占比為49.2784%,這表明接近半數的鄉村女性依舊拘囿于務農之中。具有非農工作經歷的占比為42.2680%,表明鄉村女性非農轉型明顯。目前沒有工作的比例為37.0103%,從未工作過的比例為8.4536%,這表明鄉村振興給鄉村女性提供的職業機會和平臺有待增加。以合作社為例,盡管國家在大力推進農業合作社提質增效、規范發展,但農業合作社尚未實質性實現扎根于農業產業和鄉村場域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合作社價值增值與分享平臺建設能力、鄉村女性的參與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3.收入占比:處于“配角”位置但分化趨勢明顯。收入增加是鄉村女性參與鄉村振興的核心內容。鄉村女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值均值為32.8350%,這表明鄉村男性依舊是家庭的“頂梁柱”,契合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76.1497%的鄉村女性收入低于組內均值(13204.05元),24.4920%的鄉村女性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重超過50%,收入占比的最大值為100%。鄉村女性的收入占比離散程度較大,收入分化現象嚴重,這表明部分鄉村女性開始擺脫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束縛,逐步成為家里的“頂梁柱”。然而,這一過程是艱難的,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年齡、受教育年限和共青團員身份的影響效應顯著。年齡對鄉村女性收入在0.01水平上有著顯著負影響,即年齡每增加1年,鄉村女性收入減少3.3429%。受教育年限對鄉村女性收入在0.01水平上有著顯著正影響,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鄉村女性收入增加8.5347%。共青團員身份對鄉村女性收入在0.05水平上顯著,即相對于群眾身份,擁有共青團員身份的鄉村女性收入下降45.4362%。

4.公共參與:異質性和場域性特征明顯。公共參與是鄉村女性參與鄉村振興的升華。統計顯示,51.31%的鄉村女性參與了村委會選舉投票。其中,38歲—47歲的占比為18.20%,48歲—57歲的占比為28.83%,58歲—67歲的占比為23.93%。22名女黨員中,13名參加了村委會選舉投票。結果表明,年齡在0.01水平上對因變量有顯著影響,即年齡每增加1歲,參加村委會選舉投票的幾率便增加2.4495%。樣本年齡均值約為50歲,這契合了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現實。同時,這一結論也表明鄉村女性與我國公民投票的行為邏輯具有一致性,即年齡越大,參與投票選舉的人數越多(21)易申波、肖唐鏢:《衰落抑或轉型:近年來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新動向——基于3波ABS調查數據的分析》,《探索》2017年第3期。。但是,政治面貌和受教育年限對投票行為的影響效應呈現異質性和場域性特征。共青團員系數為-1.1010,在0.05水平上顯著。這表明較之于群眾身份,擁有共青團員身份的鄉村女性參加村委會選舉投票的幾率下降了66.7462%。同時,黨員身份、受教育年限對鄉村女性參與村委會選舉投票影響的系數不顯著。該結論與現有研究(22)麻寶斌、于麗春、杜平:《收入水平、政治社會化與參與意愿——轉型期公眾政治參與機會認知的影響因素分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不相符,表明城鄉女性投票的行為邏輯具有異質性。農村居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往往由參與效果來決定(23)翟軍亮、吳春梅:《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民行為邏輯研究——兼論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推進路徑》,《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因此,可能的原因是高學歷和年輕鄉村女性投票效能較低,有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出現虛化、弱化和邊緣化等問題,也可能是受到了性別角色觀念影響。

(二)性別角色:傳統向現代的艱難轉型

借鑒王鵬和吳愈曉(24)王鵬、吳愈曉:《社會經濟地位、性別不平等與性別角色觀念》,《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2期。的方法,本文構建了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指數越高,性別角色觀念越趨向平等和現代。整體上,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均值高于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均值(25)兩個均值之差的均值為-5.7346。,且在0.001水平上顯著。這進一步證明了將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分為兩類的合理性,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呈現由傳統向現代變遷的整體趨勢。具言之,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均值隨著年齡的增加在整體上呈下降趨勢。這表明鄉村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日趨向現代平等觀念轉型。分析結果顯示,Welch檢驗顯著性p值為0.000,小于0.05,表明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在不同群組間存在顯著差異。事后比較結果顯示,鄉村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在20世紀40～60年代出生的群體間并未有顯著變化,在20世紀70～90年代出生的群體間有顯著向現代平等主義轉型的趨勢?，F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在不同出生年代群體間未有顯著變化。

四、異質性與悖離性: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

基于“職業成就—性別角色觀念”分析框架發現,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效應表現出異質性與悖離性特征。一是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效應較為突出,而現代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效應卻不突出。二是性別角色觀念往往需要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才能產生影響效應。三是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各要素的影響方向乃至程度具有不一致性,部分影響效應甚至與理論分析相悖離。這需要從全新視角審視鄉村女性助力鄉村振興這一命題。

(一)生活滿意度:性別角色觀念至關重要

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負向影響,即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鄉村女性生活滿意度將下降0.8761%?，F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每增加1個單位,鄉村女性生活滿意度將增加0.9343%。性別角色觀念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對不同政治面貌身份、受教育年限的鄉村女性也有著不同效應。政治身份方面,群眾身份的鄉村女性,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生活滿意度將下降1.1829%。擁有共青團員身份的鄉村女性,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生活滿意度會由低到高的方向增加3.9251%。受教育年限方面,對小學畢業的鄉村女性而言,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每增加1個單位,其生活滿意度會降低1.1335%。受教育年限與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交互項的系數在0.01水平上顯著,且符號為正,這表明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傳統觀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會增加0.2603%。

(二)客觀工作狀況和經歷: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非農經歷影響正向顯著

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目前沒有工作,曾經有過非農工作”“從未工作過”有顯著正向影響,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工作狀況與經歷的影響未得到證實。對于“目前從事非農工作”而言,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鄉村女性“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的幾率增加4.6342%。對于“目前沒有工作,曾經有過非農工作”“從未工作過”而言,這一幾率分別為2.8396%和2.1222%。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的影響并未隨受教育年限的不同而顯著不同。對于“目前沒有工作,曾經有過非農工作”而言,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也未隨受教育年限的不同而顯著不同,但現代平等主義的影響卻與受教育年限關系密切。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持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的鄉村女性“目前沒有工作,曾經有過非農工作”的幾率更大,影響程度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目前沒有工作,曾經有過非農工作”的影響效應增加0.3205%。對于“從未工作過”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從未工作過”的影響效應增加0.4309%,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從未工作過”的影響效應減少0.3594%。

(三)收入: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影響深刻

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收入有顯著正影響,即鄉村女性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增加1個單位,鄉村女性收入增加1.1162%?，F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指數對鄉村女性收入的影響不顯著。這與既有研究認為的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有助于女性增加有償工作比例的觀點不一致。進一步地,通過納入交互項的方式來分析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和年齡等因素對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收入效應的影響表明,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收入效應并未隨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和年齡的變化而顯著變化。這兩項結果折射出促進鄉村女性增加收入是一項復雜性系統工程。結合前文分析結論,即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工作狀況與經歷的影響未得到證實,可以推測,真正影響鄉村女性收入的因素并非鄉村女性的個體屬性,需要從環境屬性中尋找,如鄉村社會中提供的工作平臺和機會等。

(四)公共參與:性別角色觀念的直接作用隱匿

現代平等主義性別角色觀念和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參與選舉投票行為的影響未得到數據證實。受教育年限顯著影響鄉村女性參與選舉投票行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鄉村女性參與選舉投票行為的幾率增加3.5206%。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對公共參與的影響并未因政治面貌不同而不同。但需要說明的是,當考慮政治面貌與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交互效應時,黨員身份對鄉村女性選舉投票行為有著顯著影響,擁有黨員身份的鄉村女性參與選舉投票行為的幾率是擁有群眾身份鄉村女性的3.5648倍。將受教育年限和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交互效應納入分析后顯示,當傳統性別角色觀念處于平均水平時,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鄉村女性參與投票選舉行為的幾率增加3.6138%。兩者的交互效應卻對鄉村女性的公共參與產生了抑制作用,即隨著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的增加,受教育年限對鄉村女性參與投票選舉行為的影響效應下降,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受教育年限影響鄉村女性參與投票選舉行為的幾率降低0.2597%。將年齡和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的交互效應納入分析后顯示,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年齡影響鄉村女性參與投票選舉行為的幾率增加0.1001%。盡管性別角色觀念對鄉村女性選舉投票行為的直接影響未得到證實,但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指數的調節作用表明,鄉村女性對參與公共事務是有期許和需要的。實地調研也發現,深陷于雙重性別角色觀念沖突中的鄉村女性雖受現代觀念的影響,但她們并不愿積極參與到帶有現代性的公共生活中。因此,鄉村女性在鄉村公共事務中既是“守望者”也是“潛在的參與者”,徘徊于傳統束縛與現代解放之間。

五、鄉村女性助力鄉村振興的展望

推動女性擺脫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禁錮,不僅是女性解放的歷史要求,更是促進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需要。從“職業成就—性別角色”分析框架可知,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和職業成就整體上正處于艱難轉型階段,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和悖離性。上述結論既印證了學界已有觀點,即中國社會既認可女性的家庭主婦角色,又認可女性的創收角色(26)Yean-Ju Le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Diverse Patterns Among Four East-Asian Societies, Quality of Life in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pp. 67-87.?？赡艿脑?一是鄉村振興使得鄉村女性解放的限制性因素消失,她們的職業不再局限于性別分工和性別地位設定。二是鄉村女性受“困”的原因更多是基于特定的功能性目的,或是職業成就平臺。在鄉村振興中,單純討論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及其轉型具有局限性,亟須將鄉村女性職業成就納入研究日程,建構鄉村女性的職業成就。

本文把鄉村女性研究重心從作為“被救助者”致因的性別角色觀念拓展到職業成就,分析了性別角色觀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對延展鄉村女性助力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思路具有積極意義。鄉村女性職業成就跳出了現有研究傳統,它源于但又超越于性別分工和性別地位,將鄉村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獨特作用”從性別角色觀念研究中解放出來,并將其視為成就的體現。未來需要將鄉村女性“帶領家庭成員共同升華愛國愛家的家國情懷、建設相親相愛的家庭關系、弘揚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體現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促進家庭和睦、親人相愛、下一代健康成長、老年人老有所養”等方面(27)《習近平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并發表重要講話》,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2/content_5336958.htm。所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責任給予同等權重,形成生活與工作成就、私人領域職業成就與公共領域職業成就“雙輪”驅動的良性局面,以徹底重構職業成就,推動鄉村女性全方位助力鄉村振興。

為更好地推進鄉村女性助力鄉村振興,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一要正確認識鄉村社會場域中現代性擴張和公共性重建背景下的鄉村女性性別角色觀念。二要強化鄉村女性職業成就建設,更新理念,推動性別分工認識與時俱進,重新定義鄉村女性家庭責任及其功能與職業成就的關系,正確認識女性的職業化變革。三要構建職業成就孵化平臺,推動鄉村女性性別角色分工向職業成就轉型。隨著農村公共政策范式從管理轉向治理(28)翟軍亮、吳春梅、金清:《基于政策合法性視角的公共政策有效落地分析——以設施農業政策在優成農場的落地為例》,《中國農村觀察》2021年第1期。,要加強農村黨組織組織力建設和組織效能提升,尤其要通過制度安排強化其公共平臺作用,提升鄉村女性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和效能,克服其有“形”無力的困境。四要提升鄉村女性公共參與效能。提升鄉村女性教育資源稟賦,以提升其“抗逆力”水平。推動鄉村女性參與平臺建設,強化政策支持的針對性,引導鄉村女性積極參與鄉村振興。